激情燃烧的“特殊材料”

2005年3月28日，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花团锦簇，座无虚席。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黄菊、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颁奖大会。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与会的科技工作者们以期待的目光，等待着颁奖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在受表彰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项中，今年的国家技术发明奖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项奖的一等奖桂冠，已经连续6年无人摘取。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的发明创造、每年申请的专利数以万计，然而这其中竟连续6年无一个项目够得上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资格，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项目能够同时达到3个条件：（1）确属重大发明和创新，具有原创性；（2）发明过程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3）发明成果运用实际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并对其他产业有重要推动作用。加之这项奖励的评审也十分严格，从省部级推荐，到国务院审定批准，要经过5个层面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和考察。所以6年来，该奖项宁缺勿滥。但是今年，有人填补了这一空白！

　　上午10点多，颁奖仪式开始。“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发明人———中南大学黄伯云及其课题组，获得200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当大会宣布这项荣誉时，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伴随着鲜花、掌声和人们敬佩的目光，一个精瘦、儒雅的男子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手中，接过了大红的荣誉证书。他，就是黄伯云。

　　黄伯云这个名字，在科技界、教育界并不陌生。他是我国高技术新材料领域的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他和他的课题组的这项重大发明，使我国成为世界第四个能够生产“炭／炭”复合材料航空刹车副的国家，而且在产品性能、质量上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更重要的是，这项发明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实现了该项产品国产化，对于确保我国航空航天战略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采访黄伯云，深深感到，这位材料专家一生都在研究特殊材料，而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本身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以自己的理想、奉献和激情燃烧着给祖国和人民带来幸福的“特殊材料”。

　　“调控碳原子的人”

　　蓝天，白云。起飞，降落。谁也数不清，每天每天，浩瀚无垠的天空中，有多少架飞机在飞翔着，有多少人以每小时近千公里的速度被载送着到达目的地；可能谁也没想到，这高高飞翔着的数以万计的大型客机中，没有一架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

　　中国的卫星能上天，中国的原子弹能成功发射，中国的“神州五号”令世人惊叹，但是中国在制造大型飞机方面还没有发言权。

　　然而其中的一个技术领域，这些大型飞机中的一个重要部件———飞机刹车副，不仅是完完全全的madeinChina，而且其质量和性能堪称世界第一，Numberone。

　　什么叫刹车副？通俗点说，就是刹车片。飞机也好，汽车也罢，所有的交通工具，刹车性能是衡量其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飞机是摩擦刹车，刹车材料要求能耐得住1000多度的高温。过去，所有飞机的刹车副都是金属材料制成的，其耐高温性、比重以及使用寿命等都不理想。于是，20世纪80年代，英、法、美三国先后研制出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用这一新型材料制成的刹车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欧美民航和军用飞机。

　　我国飞机中，使用“炭／炭”刹车副的，已逐步增至50％左右。这东西好是好，但它是一种易耗品，一般一年就要换一次。一架波音757，一次要换72盘，仅民航大型客机，全国每年就要进口1万多盘。而且价格贵，一年下来，要花去国家数亿元的外汇。不仅如此，人家对制造技术和方法还高度保密———每卖一副新盘，要把旧盘先收回去！哪天人家不高兴，对不起，我国大多数飞机就得“停摆”！更重要的是，在航空航天飞行器上，使用“炭／炭”材料做关键部件的越来越多了，“炭／炭”被人家垄断，我国的航空战略安全和国防安全，就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威胁了！

　　一定要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上海等地一些科学家就开始着手这项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虽然也能做出“炭／炭”，但此“炭／炭”非彼“炭／炭”———无法达到做飞机刹车副的标准。

　　1986年，湘江之滨，岳麓山下，聚集着一大批材料研究专家的中南大学的前身———原中南工业大学，以该校粉末冶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体，成立了“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课题组，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1988年，黄伯云从美国回来了。关于他，当时国内的一些媒体作了报道：美国留学8年，连续完成了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习，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归报效祖国。回国不久，黄伯云被任命为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所长，并破格晋升为教授。那几年，他致力于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在航空制动材料、高温金属间化合物和特种功能材料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获得一串串国家级奖和省部级奖。黄伯云硕果累累，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

　　然而，有谁知道，黄伯云却开心不起来。他从回国的那天起，就被一块“心病”深深地缠绕着。他回来就瞄准了“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这一前沿研究方向。一晃几年，课题组最初的两名成员———王汉和、黄尚文老师都相继离开人世，而“炭／炭”，还是没“探”出个眉目来。他这位当所长的坐立不安呀。这期间，为了少走弯路，他也曾出国考察借鉴。那次到某国一个专门研究“炭／炭”的科学院，接待人员对他说：“很抱歉，你们不能参观我们的生产车间。如果你们购买我们的技术，那至少可以缩短20年的研究时间。”言下之意，是说我们20年也拿不出这个产品来。黄伯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花钱买了一个产品。回来一“解剖”，却发现根本就是一个“破玩意”！岂有此理！黄伯云气愤了：“他们瞧不起我们，搞技术封锁，我们就要在技术上超越他们！”他发誓：一定要做出咱中国自己的“炭／炭”！

　　但是，研制“炭／炭”，谈何容易？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里的两个“炭”，并不是一回事。第一个“炭”，指的是炭纤维，第二个“炭”，说的是炭基体。“炭／炭”材料，就是通过高温，让碳原子在炭纤维编成的“炭毛坯”里有序排列。用黄伯云院士的话来说，如果炭纤维是钢筋的话，碳原子就是水泥，钢筋浇注了水泥，建成的房子才牢固结实。此道理用到“炭／炭”上，就是说，炭纤维必须“增强”进去碳原子，才能达到耐高温耐摩擦等效果。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钢筋注入水泥，谁不会啊？道理好像是一回事，真正做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首先，相当于人头发丝十分之一粗细的炭纤维，像编织毛衣一样编成“炭毛坯”，如何编？横向纵向还是斜向？其次，“炭毛坯”放进一个特制的炉子里，像传说中的太上老君炼丹一样，通过高温将碳原子有序地排列到“毛坯”中，这太上老君的炉子如何制？“炭”在哪？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原子如何才能“有序”？碳原子又从哪种化学物品中分解？……等等等等，都需要大批的科学家进行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和探讨。特别是要让碳原子按照人的意志“有序”排列，简直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碳原子太小太细太微不足道了，小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我们的手随便伸出去一抓，手中的原子就是数以亿万计。你能让手中的原子按照你的心愿排列吗？别说排列，如果不是这次采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随手一握，就有亿万原子在自己的手心中了。

　　90年代初，“炭／炭”课题组的帅印落到黄伯云的手上后，不知有多少担心的目光开始关注他：你有把握吗？你行吗？神话故事《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能把孙猴子变成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黄伯云们能将“炭毛坯”通过自制的炼丹炉，研制出轻巧结实、不怕高温的高性能“炭／炭”吗？能创造出这一神话吗？因为粉末冶金研究的是金属材料的制备，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原中南工业大学粉冶研究所的强项。而“炭／炭”却是无机非金属材料，架这么大的式，去钻一个不同研究方向的材料学科，能成功吗？

　　果然，一系列的挫折接踵而来。开始烧制出来的样品，是一堆他们自己都看不懂的黑团团。于是再实验，结果又失败。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黄伯云和他的同事们，就这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时课题组只有8人，十几年来，这8人别无他求，一心一意围着24小时不间断烧制的实验炉，轮流值班，通宵看守，昼夜检测，分析数据，整理资料。没有双休日，连元旦、春节也是在炉膛旁度过的。

　　这是在用生命燃烧“炭／炭”。在燃烧中，黄伯云伴随着无数个不眠之夜，告别了人生最精彩的中年，也由所长成为副校长、校长了。燃烧中，黄伯云手下的一批年轻博士，也告别了青春，迈入了中年。这批精英中有“副帅”熊翔，以及易茂中、黄启忠、张红波、邹志强、蒋建纯等……后来，为了加快“炭／炭”这个庞大系统工程的研制进度，黄伯云调兵遣将，将材料、化学、冶金、机械、电子、航空六大学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共60多人齐聚于麾下，并将这个庞大的项目分解成六大子课题，分兵把守，齐头并进。课题研究终于有了初步成果：1996年，完成了实验室基础研究，掌握了基本制备方法；1997年通过成果鉴定，申请工业性试验；1998年，被原国家计委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投资1．5亿元，开始工业性试验。

　　什么叫工业性试验？这就要知道一项课题的完成程序：从实验室小样品，到实验室一比一的样品，然后根据实验室研制摸索出来的技术参数，再生产出实物（又称大样品）。用这些实物进行一系列的模拟实验，就叫工业性试验。从实验室到工业性试验，从小样品到大样品，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放大，而是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整个过程基本上要重新来过。

　　1999年，六大子课题组先后完成任务，一些关键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并自行研制了差热式气相沉淀炉等30多台件关键设备。“太上老君炼丹炉”里制出的大样品，实验室检测也是完全达标。成功的曙光似乎就在向黄伯云招手了。

　　然而，这只是一丝曙光而已，离太阳女神喷薄而出的时候还早着呢。1999年夏，黄伯云与同事们选出几盘样品，到桂林、襄樊两个基地进行刹车检测实验。黄伯云身为校长，正值招生季节，有多少事要做啊，但他还是冒着酷暑与大家一起守在现场。可是非常遗憾，第一次检测实验失败了。在强度、性能等方面，都比国外产品差了许多。“有困难和失败很正常，没有反而不正常。”黄伯云鼓励大家说，并要求大家马上赶回去重新来过。“要抢时间啊。”他说。为什么？读者们可能不知道，科研人员们辛辛苦苦编成的“炭纤维”，放到“炼丹炉”里让碳原子“沉积”进去，要“炼”整整7个月！

　　7个月后，再次到桂林和襄樊试验，再次失败———飞机正常情况下、超载情况下，刹车盘各项指标都能达到要求，可是紧急刹车时，问题来了。

　　“我真不愿意相信那个事实，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熊翔说，他是拖着肌腱撕裂的伤腿守在现场的。那是2000年初，大家春节都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过，前后一个多月，桂林襄樊来回的折腾，可是最后……那几天，同事们望着黄伯云眼中的血丝，脸上的皱纹，两鬓的白发，一个个悄然落泪。有的说，我们江郎才尽，招数使完了，不如就此罢手，转向别的项目。团队情绪一时低落。

　　黄伯云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个星期都没睡好觉。此时此刻的他，已将生命的感受置之度外。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决不会让“炭／炭”这炉火熄灭！他以遇险不惊的将帅风度，又一次把同事们召集到一起，坚定不移地说：“我们搞科研的，只有踏着失败的阶梯，才能登上成功的高峰。其实，桂林的这两次失败，已经使我们向成功迈近了一步，甚至有可能到了成功的大门边。这个项目关系到国家航天航空战略安全，意义格外重大，我们松不得劲呀！活着就要拼命干，我干定了这个项目，就是把自己这条老命搭进去也要干成！”一番肺腑之言，掷地有声。看来，“炭／炭”这膛炉火，在黄伯云们的身上，是要越烧越旺了！

　　天道酬勤，终于，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原来，测试时“炭／炭”不过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碳原子在作怪。想想，原来在小炉子“炼丹”，炉子体积小，“炭毛坯”也小，碳原子当然就好调控一些，这就好比在一个小房间，七八个人出门，主持者让大家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当然容易。可换成全校性的大会了，在大礼堂里，散会时你让数千人按高矮或按年龄有序出门，试试？根本不可能。总有些性急者或不听招呼者从旁门左道出去。

　　弄清了原因所在，解决起来就相对容易多了。一个“逆定向流———径向热梯度沉积热解炭技术”的发明也应运而生，终于能在大炉子里让碳原子听话了。2001年11月，第三次到桂林做试验，计算机荧屏上良好的曲线惊喜地告诉在场的人们：成功了！这一天盼望了多久啊，终于胜利了！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欢呼起来。黄伯云和他的课题组顽强拼搏，在理论上发现了原子有序排列的微气氛控制和制动过程摩擦膜形成机理，首创了定向流热梯度式碳原子沉积技术等，获得11项国家发明专利。走出了一条与国外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其使用强度提高30％，耐磨性提高10％，综合成本降低21％。而且产品重量大大减轻———可别小看减轻的这点重量，一架飞机能减轻几百公斤，就意味着能多装好几个人或几百公斤的油料呢。

　　此后两次实地装机试飞，“炭／炭”再次经受了严格考验。

　　至此，整个课题可以说是登上了世界级的高峰。但是黄伯云还不满足，他要加速“炭／炭”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让“炭／炭”成批量地生产出来，让更多的飞机用上“炭／炭”，还要让“炭／炭”走出国门。他与同事们先后注册成立了4个学科性公司，其中湖南博云新材料有限公司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以生产“炭／炭”刹车副，2004年投产，当年便生产1500多盘，产值5000多万。我们的祖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炭／炭”了。

　　令人扬眉吐气的是，中国的“炭／炭”已漂洋过海。当年曾拒绝黄伯云参观的某国那家大公司，如今也转换“角色”，成了黄伯云最大的买家。“以前，你们曾派人来我们这里学习。今天，我们不仅要向你们取经，而且还要和你们签订购买合同，使用你们的产品。你们真了不起！”他们投来敬佩的眼光，向黄伯云竖起了大拇指。

　　“里面的世界更精彩”

　　在中南大学，这些专家和学者如此勤奋，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特别是作为“项目总指挥”的黄伯云，在这近20年里，既跑项目又做科研，并担任一连串职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粉末冶金研究院院长、两个学报的主编、国家863新材料专家委员会主任，最忙的要数担任中南大学校长，领导着一所有着6万多名师生员工的综合性大学，可是他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被SCI和EI分别收录43篇、81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九五”攻关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还出版了《钛铝金属间化合物》等专著；先后获得国家级奖三项，省部级奖8项……当领导、搞科研、带学生，难道他是超人？难道他有三头六臂？难道他就不要吃饭睡觉？

　　当然不是，他也是肉体凡身。甚至因为过度的劳累，他比别人更瘦弱：1米72的个子，体重才55公斤！冬天特别怕冷，浑身上下，有毛病的“零件”还不少。

　　“他是特殊材料，比不得。”“工作狂，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甚至身体锻炼也没有。”“从家里到办公室300米，从办公室到实验室500米，从实验室到家是800米。每天这三点一线地走一圈，就是他的体育锻炼。”采访中，同事们这样评说黄伯云。

　　黄伯云习惯这样的生活。几十年了，除了出差，这条路线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大凡在科学的世界里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总有异于常人的性格。朝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为真理就如长在悬崖峭壁上的花朵，就如大海深处的珍珠，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人，才有可能摘取。

　　黄伯云就特别具有这种执着的禀性，否则，他就拿不到那个1．5亿的项目。记得当初至少有七八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竞争，而黄伯云所在的中南大学，前期工作已做了许多，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方法都出来了，关键是需要进行工业性试验。而这种试验，需要的经费简直是天文数字。想想，一座“太上老君炼丹炉”，光炉子的研究和制造就不知要花多少钱，一炉“炭／炭”炼下来，少说也是十几万！而要“炼”多少炉，才会在无数块“炭／炭”中发现一两块合格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向相关部门和专家陈述中南大学“炭／炭”研究的实力，在研究上所做的努力，成了黄伯云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上北京的次数，都快到三位数了。一次他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那位工作人员不知是搪塞，还是真不知道：“博士都要不到钱，你博士后的，也想要钱？”———他把“博士后”理解成了“博士后面的人”———好几次眼看柳暗花明将大功告成，突然又冒出反对的声音。1998年9月，中南大学乃至湖南省，当时最大的一个纵向课题终于让黄伯云拿到手了。还来不及高兴，就有人在一次全国性的大会上提交报告：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什么不给我们？我们有著名的航天基地，有一流的研究人员……采访中，黄院士提到这些事，就眼圈发红，瘦瘦的脸颊颤抖着。他说：“我不止一次流过眼泪。”是啊，成大事者，谁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谁能随随便便就成功？但农家子弟黄伯云，洞庭湖渔民后代的黄伯云，认准的事，认准的航向，是任凭风高浪急，绝不改变的。就是在一些生活琐事上，也能看出黄伯云执著性格，比如最简单的吃饭，他因为认定机场附近一家小店的酱椒鱼头味道好，所以每次下飞机，都是与秘书一起直奔这家小店。

　　黄伯云是硬汉子。在桂林第二次失败的那段日子，他特别难过。晚上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从不抽烟的他，居然找人要烟抽，呛得咳嗽，还是抽，而且在他的办公桌上，也开始放有一包烟了。能不难过吗？把60多人都召在麾下，没日没夜整整奋战了14年，花费了国家一个多亿，出来的却是废品！那一阵子，七七八八的议论也不少：“我就知道不行。”“你看罗，他们很快就会散摊子了。”“立项时，专家审查组就不是很看好，没指望中南大学搞出什么名堂来。”“学校不就是做点实验，把钱花完了，论文出来了，也就交差了。搞不出什么真正产品的。”课题组也出现两种声音，甚至有两个人还退出来出国留学去了。还有人劝黄伯云，你1999年就当了院士，发了100多篇论文，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科研人员能得到的荣誉几乎都得到过。你还要什么？课题实验室小试也过关了，论文也出了一大堆，光是博士论文就出了十几篇，也可以交差了。你只管当你的教授、校长，上课带研究生发论文，轻松得多，何必承受这份压力？面对这一切，黄伯云斩钉截铁地说：“只有继续，只有成功，没有别的选择！”在自己的理想遇到挫折时，黄伯云表现出过人的韧性。他反复在内心提醒自己，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再坚持。

　　平常，他一天工作本来就在12个小时以上，每天晚上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实验室。那段时间，这种加班加点更是发挥到极致。2000年初夏———第二次失败后不久的一天，经常感觉腹内不适的黄伯云，好不容易抽空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作了肠内肿瘤切片检查后，他又马上赶回了实验室。没坐多久，突然腹部胀痛，低头一看，裤腿已渗出血迹。他再次被同事送到医院治疗，好在切片检查结果出来，原来是较严重的痔疮。黄伯云根本不听医生的叮嘱，很快又返回实验室。

　　还有一次，他重感冒正在医院输液，接到紧急通知，因项目需要他马上到北京汇报。“换个人吧。”医生和家人都劝道。“不行，项目争取到了关键时刻，这点小病算什么？”他硬撑着从病床上起来，提着输液瓶蹒跚地钻进了汽车，直奔机场。在机场候机室里，刚刚输完液，就匆匆办理登机手续。在机舱里，面容憔悴的黄伯云苦涩地笑了，“还好，没有误航班！”那个晚上，他的科研秘书刘咏记得最清楚，到北京当晚准备汇报材料，又是忙到半夜三点。

　　黄伯云对科研的“痴”，有时近乎偏执。有一次，被实验数据弄得头昏脑胀的一名课题组成员，到阅览室翻翻体育杂志。碰巧被黄伯云看到了，便狠狠地说了一顿：“还有时间看这个？不如多看看科研方面的文章。”他自己从来就不把时间放在与科研无关的消耗上，或者说，黄伯云几乎没有闲暇。“他没有兴趣爱好，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工作。”这是黄伯云给同事和学生的突出印象。确实，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会打牌、唱歌、跳舞，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我们可以冒昧地揣测，以他的智商要学会这些肯定不难。“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为，是因为没有时间。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由你支配。但这貌似公平的背后，却掩盖着最大的不公平。有人闲得无聊，有人分秒必争仍嫌不够。黄伯云显然属于后者。惜时如金不错，可惜“金”买不到时间，只能与时间赛跑。黄伯云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有“三快”，吃饭快、走路快、工作节奏快。比如走路，别看黄伯云身体不算好，年纪也近花甲，但走起路来，一般人还跟不上。“偶尔我也跟他散散步，但他哪是散步，纯粹是竞走。”30多岁的刘咏说。黄伯云“也有两不急”：开会不急、赶飞机不急。通知8点开会，绝对只提前一两分钟到。如果是9点钟的飞机，总是让人先办好登机手续，在关闸的最后一分钟赶到。或许，这“三快两不急”并不能节约很多时间，但这实实在在是黄伯云向时间老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越是珍惜时间的人，越没有时间概念。黄伯云是典型的没有时间概念。多年来，双休日他在工作，节假日他在工作，甚至大年三十、初一，他还在工作。最要命的是他只要想到什么大事，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会打电话找人，哪怕是半夜三更。就在争取“炭／炭”项目的关键时刻，有一天晚上，半夜三点刘咏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求传真一个材料过去。凌晨五点，又是一个电话……

　　“现在改革开放，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好精彩。你整天忙于工作，从来不换一下‘口味’。几十年了，总是三点一线，烦不烦啊？”真的觉得黄伯云都快成“超人”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就没有别的快乐可言？我们都有些不信，问道。

　　“唉呀，你们写文章的人不晓得，做科研，里面的世界更精彩啊。”黄伯云说。

　　“里面的世界更精彩”，其实这句话是黄伯云特殊性格的真实写照。

　　黄伯云告诉我们，自己近60年的人生里，最幸福开心的时刻，不是评上了院士，也不是实验成功，而是拿到了大项目。“拿到了大项目就是有大仗打了，我喜欢打大仗。”他说。平素只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天气预报的黄伯云，却对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情有独钟。他说，他就是石光荣，没有仗打，就浑身不舒服。“科研人员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打大仗，要为国家做大事，做成大事。”他说。“子非鱼，不知鱼之乐。”我们无法完全感受他的精彩与快乐，但这个时候，我们分明看到，昂扬的、兴奋的战斗激情，在这个已经不年轻的但又让人时时感觉他像个小伙子的科学家心里，火一样地涌动着，岩浆一样地涌动着。

　　“出国留学，不是学留”

　　采访了许多人，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我们：当年，已在美国生活了8年，并且妻子女儿都去了美国，女儿的中文水平已跟不上国内教育，黄伯云为什么要携妻带女，卖掉别墅和两部小车，回到祖国？

　　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让我们看看黄伯云的成长经历吧。

　　1945年11月24日，黄伯云出生在湖南省南县一个农民家庭。他父亲读书不多，却深深懂得知识的力量。无论如何艰难，都坚持送儿子读书。更为难得的是，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还时常这样教育儿子：“自古好儿男都讲尽忠尽孝，讲知廉知耻。要尽忠，就要刻苦磨砺，学到真本领，成为国家栋梁；要尽孝，就要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父母脸上增光……”这些道理在黄伯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他是个懂事的孩子，读书十分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放学回家后，放下书包就帮生产队放牛，帮家里干活。与同龄孩子一样，他也曾在作文中写下了“长大当一名科学家”的理想。与人不同的是，别人只是一种憧憬，黄伯云却一辈子执拗地在朝着这个目标走着。时至今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理想真正实现了。天道昭昭，他儿时的梦想终成了现实，谁在童年没有过远大理想？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实现了呢？“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黄伯云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坚忍不拔！

　　党的十六大召开期间，作为党代表，黄伯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想起40多年前父亲的教诲和期望，感慨万千：“比起我父亲的要求来，我应该说有大出息了。我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从一个放牛娃成了科学家，成了院士，而且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党的十六大，我当然感到无上光荣。不过，我仍然要说，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只是像父亲教导的那样吃得苦耐得劳，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作为农民的儿子，吃苦耐劳成为黄伯云的精神底色，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成才之路走得很顺：196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原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种冶金系；1969年毕业，留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10年动乱许多人在造反写大字报，守着理想能吃苦耐劳的他，却一天都没有放弃学习。这样，1978年他参加出国人员考试时，能以学校参考人员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冶金部出国访问学者。1980年，他飞到了遥远的美国。

　　美国是一个讲究实力的国家，他所在的田纳西爱阿华（IOWA）州立大学也不例外。进校没多久，语言关都还没过，一个名叫McGee的教授就丢给黄伯云一个课题，让他独立完成。McGee并没有指望黄伯云能很快完成，因为这个课题困扰了McGee及他的几位研究生好几年了。他只是想试一试这位中国学生的水平，没想到被倔强的黄伯云做成了。当他把结果给McGee教授看时，McGee震惊了，高兴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洋教授对中国小伙子刮目相看了。

　　三天后，McGee教授郑重其事地找黄伯云谈话，这位美国材料权威正式提出，希望黄伯云能成为自己的研究生。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是许多人所期盼的发展台阶。面对盛情，黄伯云有些心动，但也有顾虑：“按我们国家的制度，访问学者转研究生要经中国教育部批准才行。”一周后，爱才心切的McGee教授亲自给中国教育部写信，提出：“黄先生有出色的研究才能，IOWA州立大学愿为他提供全部奖学金，为其攻读博士学位。”中国教育部很快给予了答复，于是他迈上了从研究生，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学习之路。

　　在异地他乡，祖国的概念变得十分具体、感性而可触摸得到，爱不爱国的标准也变得十分具体细致。“在他们眼中，我是外国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好不好，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人’的形象。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言行，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黄伯云用这样一段话解释自己在美国8年“抗战”的所作所为。8年“抗战”，他一直遥遥领先：发表了10多篇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受到了美、法、日等国科学家的高度评价。美国有序合金权威、历届国际有序合金主席C．TLiu称赞“黄先生对钛铝合金的脆性机理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科研的成功给黄伯云带来喜悦之余，他又陷入了新的困惑之中：科研论文发表再多，自己署名时，却只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在一起，而不能在名字前堂堂皇皇地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感到无助、无奈，甚至深深的歉疚。于是他越是学出了头，越是产生回国的念头。然而，设身处地站在黄伯云当时的境遇想想，是回是留，又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美国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和待遇显然要优越得多。别的不说，就拿工资来讲，那不是几倍，几十倍，而是百余倍的差距。材料专业在美国是时髦的研究方向，当时，美国好几所大学争相聘他去当教授，最低年薪也有4万多美元，这相当于人民币30多万元。当时国内，像黄伯云这样的知识分子，全年工资加起来，也不过是2000多元。细细折算，在国内工作一年，还不及在美国工作一周。当时还有好几家美国大公司向黄伯云摇动橄榄枝，希望他加盟。那薪金更加诱人，同时承诺为他办理绿卡。更何况，黄伯云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到了美国，已经适应了美国环境。但是，黄伯云还是选择了回国！

　　“党和国家送我出来是留学，不是‘学留’。把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才是真正的幸福。”在黄伯云看来，知恩图报，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责任。在黄伯云心里的天平上，物质条件显得那么的轻微。

　　当时有人说，黄伯云可能是疯了。回到国内，同样有人不理解，别人千方百计出国，你为什么往回走？甚至多年以后，还有人问他是否后悔过。后悔吗？尽管在后来的人生中，黄伯云碰到过不少挫折，也有许多不如意，有过沮丧，但就是没有后悔过。“眼里只有金钱，心中只有个人利益，这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要想的应该是‘我为国家做了什么？’我常想，我是带着为振兴祖国科技事业的愿望出国求学的，也是带着这个愿望发奋学习的。那么，在我学有所成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回到祖国，把知识献给人民，实现我报效祖国的愿望呢？”

　　1988年9月13日，黄伯云携妻带女，飞越太平洋，回到了这片让他魂牵梦绕的土地，那种心情真如辛弃疾笔下所言：“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祖国母亲敞开宽阔的胸怀迎接这位海外游子。他是改革开放后在美国系统完成了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习归国的第一人。黄伯云的归来产生了强烈反响，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

　　然而，当时国内大学的条件毕竟有限。在美国，黄伯云一家住别墅，出门自己驾车。回国后，他住两室一厅的房子，出门骑自行车，车后驮米又驮油。家里没有淋浴设备，洗澡去挤公共澡堂。更为糟糕的是，他没有户口，享受不到“国家粮”的待遇，只能到小商贩那里高价购买“黑市米”。家里第一次开伙，吃的就是“黑市米”，用的是借来的碗筷。真正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女儿因为中文丢得差不多了，成绩也一度落了下来。

　　“子不嫌母丑。”这一切困难，黄伯云没有放在心上。他坚信，祖国会越来越好，自己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能为国家做贡献，再苦再累也值得。

　　留学美国，黄伯云不仅收获了知识，而且收获了另外一种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研究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去美国的时候，黄伯云给自己定下了非常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写几篇有分量的论文，拿到学位。然而，有一件事给了他很大的触动。黄伯云有一个名叫Oliver的同班同学，从事显微硬度研究的，在写博士论文期间，他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一个产品，研制出了一种显微硬度剂。后来，他又办了一个公司，专门生产自己研制的产品并销售到世界各地，赚了数千万美元。Oliver还收购了一个大公司，事业越做越大。这件事让黄伯云深深认识到：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产品，才能真正变成生产力。如果说在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是第一次创业的话，把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放到企业中去进行批量生产，则是第二次创业。没有第二次创业，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也就没有生命力。

　　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形让黄伯云倍感震惊。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5％。这就意味着95％的科研成果“老死深闺”。许多搞科研的主要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更重要的是，大家对这种状况已见怪不怪了。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呀！

　　1995年，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国家又召开科技创新大会。这犹如春风，唤醒了黄伯云蛰伏已久的创业梦想。2000年，黄伯云为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创办了湖南刹车材料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英捷新材料公司，他的头上又增添了两顶董事长的帽子。这时，又有好心人劝他，你已经是工程院院士了，何必还要冒险受罪。对此，黄伯云总是付之一笑。

　　对于专家、院士创业，湖南省长沙市举双手赞成，并在税收、融资、征地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今，第二次创业在中南大学已成为热潮，全校14位院士中有9名相继办起了学科性公司。这些公司不仅成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基地，而且还成了“金蛋”孵化器———学校实现了1个多亿的无形资产的资本化，拉动了3个亿的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了近5个亿的资本总量推动科技创新，完成了200多个新产品的市场化。黄伯云的湖南刹车材料公司，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形成了年产300盘的生产线，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外汇5亿多美元。而他名下正在建设之中的湖南博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占地150亩，投资1．5亿元，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将达2亿元……

　　如今，中南大学的高新技术孵化组织已成长出50多家。黄伯云把它们称为“学科性公司”。他说：“所谓学科性公司，就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一个基地，并形成成熟的技术，然后把这些产品和技术，转移到大企业进行批量生产。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创业。”在他看来，只有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真正地为人民造福，科学家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家。

　　黄伯云的思维没有局限于此。作为校长，他的教育理念也在与时俱进。在2004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他阐明了自己的治校理念：“高等教育的职能除了传授现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之外，创造知识也是重要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院校是人类新知识的生产车间。办高等教育，就要当作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中心来办”，“大学的职能在原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到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直接的动力支持上了”。如何建立一套有效机制，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平台，让大学和产业界结合得更加紧密？黄伯云心中充满了畅想。

　　有人曾经这样问黄伯云：“是什么力量使你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追求？”黄伯云是这样回答的：“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为民族振兴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会有宽阔的胸怀，才能从失败、挫折中看到希望并获得成功。”

　　回答得多么好啊！已有31年党龄的黄伯云院士，以自己闪光的人生，再一次向人们展示：新时期的共产党人仍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黄校长好强！！
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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