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学

历史学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发展进程的反思，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清末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但对于这一时期两国的史学交流，学界涉及的很少。本文将把清末中日两国的史学交流置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指出这一时期两国史学交流的双向性特点。日本史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史学观念和历史编纂学方面。中国学者则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是在这种相互的交流和影响中，两国的传统史学实现了向近代学术的转变。
      
                                               一

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化成果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由于文字相近、地理相近，日本成为当时中国吸收西学的中转站。这是清末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特点。承担文化中转任务的主要是留日学生，还有赴日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留日学生通过翻译书籍、创办报刊，将各类西方的思想学说间接地介绍到中国。赴日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包括失败的改良派、流亡的革命派，通过跟日本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吸取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成果，也包括西方的历史学。

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地吸收西方文化，但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汉学已经完全在日本销声匿迹。很多日本人依然非常衷情于汉诗和中国的传统典籍。即使在甲午战争后，一些日本知识分子还是关注着中国文化。他们与来日中国人密切交往，或者亲眼观察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衰落和将来的命运进行了专业性的探讨。正是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借助于西方传来的科学的方法论，实现了日本传统汉学向近代汉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是近代汉学的一部分）的转化。其代表人物有内藤湖南、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

清末中日两国的史学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明治时期，在欧洲启蒙思想和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掀起了文明史的热潮。基佐和巴克尔的著作对日本影响非常大。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导论》使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风气为之一变” 。《文明论概略》更是深受欧洲文明史学的影响，其第八章《西洋文明的来源》是“引证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写成的 。该书还多次引用基佐和巴克尔著作的原文。文明史学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史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

日本是当时中国输入西学的桥梁，包括文明史学，也是通过日本对中国学界产生影响的。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的学术经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到日本以后，他开始接触欧洲和日本文明史学的著作。在1899年的《新民丛报》上，梁启超介绍了很多文明史学家的作品，包括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的《文明史》、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和《日本开化小史》、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可见，他对文明史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另外，梁启超到日本后，其文章主题很多都涉及到“文明”、“国民性”（或精神、元气等）、“地理与文明”等，这些都是欧洲文明史学家讨论过的课题。比如，他写了《国民十大元气论》、《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等文章。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历史学的目的做了界定：“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这和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历史学的界定是差别很大的：“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前者和欧洲文明史学家的论述是基本相同的，后者和当代学者对历史学的理解相近。

梁启超在创立“新史学”时不懂西文，可以推断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文明史学）的间接介绍” 。

另外，在清末留日学生译书的热潮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史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福本诚的《现欧洲》被译为《现今之法兰西》，它与家永丰吉的《文明史》见于留日学生办的《游学译编》。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见于《湖北学生界》和《东方杂志》的广告。三者都是1903年翻译的。可见，文明史学不仅影响到梁启超这样学界的执牛耳者，还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流传。

日本学者的一些世界史或中国史方面的著作（包括翻译和编写）对中国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的成为编写中国通史的范本，有的成为中国人世界史著作所依据的资料。

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和那珂通世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影响最大。1899年内藤湖南首次来到中国。据此次中国之行的游记《燕山楚水》可知，内藤湖南在天津见到了育才堂教习蒋国亮（浙江诸暨人）。在两人的对谈中，蒋国亮提到：“贵国书籍，译成中文，此乃大有益处之事，以此开启中国文明，于贵国又有益处。近日有《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买此书者甚多。” 可见，两书在中国知识界流传较广。《万国史记》是冈本监辅在1878年用汉文翻译成的，1895年首次在中国刊印。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的《史学书目提要》，以及《东西学书录》中都把此书列于最前。该书还是王韬写作《法国志略》初稿的重要参考资料，王韬的其它参考资料包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千仞所译法国人著的3本法国史：《法国史要》（1866年）、《近代史略》（1869年）、《法国史》（1870年）（详见《法国志略凡例》）。可见，日本学者的译著是中国学者当时写外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那珂通世所著《中国通史》影响也非常大，被誉为“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故其所做提要勾元，而于政治风俗学术之间尤三致意” 。 该书于1899年由上海东文学社出版，1903年被定为教科书。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柳诒徵于1902年将《支那通史》增辑为《历代史略》。 这是他早年编撰的一部有影响的历史教科书。

《历代史略》分6卷8册。从上古至宋代部分，以《中国通史》为蓝本，稍加增易，有的只是改动一下标题。元明部分共两册，是柳诒徵增加的。按照《中国通史》的体例，将中世纪末的五代部分作为近世史的开端，元朝作为近世史中，明朝作为近世史下。《历代史略》在内容上并无新观点，只是沿用日本人的成说，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体裁。

“中世”、“近世”这样的历史分期方法也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史学。日本的教科书进来之后，不但章节体的史书逐渐流行起来，同时也开始采用历史分期。在这方面，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樊炳清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影响最大。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而后来编写中国文史教科书的人便采用这种方法，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正如傅斯年所说：“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二

在东亚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化的过程中，“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的改变是最重要的” 。日本史学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接受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冲击。虽然没有彻底摆脱旧的神国史观的束缚，但在向近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日本史学走在了中国史学的前面。这并不意味着清末两国的史学交流是完全单向的。事实上，中国对日本史学影响犹在。主要体现在中国学者和官僚在与日本知识分子交往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史学资料，为日本近代汉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据现有史料，在这方面贡献突出的有陈毅和文廷式等。

陈毅，字彝仲，号诒重，湖南湘乡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邮传部右参议。1902年《史学杂志》13卷7号对陈毅的情况有所说明：“陈毅氏为清国学者，最长史学。以前32年（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9月为两湖书院助教时，曾受张总督之命，来游本邦，逗留半年有余。在从事教育及行政方面的视察期间，屡屡访我那珂博士，交谈历史。” 由这段材料看出，陈毅擅长史学，曾任张之洞的幕僚，在日本期间，与日本近代汉学的开创者那珂通世交往很密切。

据该期《史学杂志》记载：“（陈毅）去年（1901年）5月归国，现在湖北武昌府的师范学堂执教，从事教育弟子，近又托一留学生赠那珂博士地图一函，并附一信。” 信的开头是：“那珂先生史席：新桥判决，倏逾二月” ，可见该信写于1901年7月。信中对送给那珂通世的地图做了说明：“顷托留学师范生卢弼，送呈西北地图九十四幅，祈查收。此系仆师新化邹沅颿（作者注：“颿”为“帆”的异体字）先生（名代钧，曾随使英法，地理学最精）据露西亚本译刻”。这些地图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信中还表示要提供其它元史方面的重要资料：“宋徐霆《黑鞑事略》已在江宁觅得。明嘉靖抄本，约二十余页。霆于元太宗时，亲使蒙古，所记蒙古风俗等事，得诸亲见。其亲见成吉思汗墓在胪朐河，尤可珍贵者也。顷已托人抄写，稍缓即寄呈也。”《黑鞑事略》是否寄给了那珂通世，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但日本学者的元史研究，的确得益于中国知识阶层在资料上的帮助。

另一方面，陈毅对日本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大学中的历史教学非常感兴趣。信中说：“阅贵国《东京帝国大学一览》，其文法科中，俱授支那法制史，其讲授法如何？先生能觅得其讲义惠我否？如未易得，望将其目录次第录寄”，“汉学科、史学科、各科目所授讲义目录次序，能详告我尤感”。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学者已经有了主动借鉴日本学术的意识。

在信的结尾，陈毅请那珂通世“见内藤湖南君社代致候”，这说明陈毅与日本另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有过交往。

清末，中国知识阶层翻译日文书籍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陈毅在这方面也有所贡献。民国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所载《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年）》中提到，由市村瓒治郎著，陈毅翻译的《中国史要》在1903年被定为教科书。  

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曾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变法中，他支持光绪亲政，失败后东渡日本。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中，文廷式为他们的元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内藤湖南首次来中国时，在上海拜访过已经下野的文廷式。据三宅米吉等编写的《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第五章说明，文廷式在1899年来到日本后，与内藤湖南“日夕相会。偶谈及元史，知文氏藏有蒙文《元朝秘史》，切求其寄抄本一部。内藤氏又延文氏会见君（即那珂通世），语蒙文《元朝秘史》事。君亦欲见之，恳嘱以抄本见寄。文氏回国后，有拳匪之乱（义和团），音信久绝。至三十四年末（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如约送来抄本一部于内藤氏处。内藤氏即影写一部送君处，是即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藏本，君更以此藏本誊写一部，备于早稻田大学。”  

可见，文廷式不仅在日本与内藤湖南来往甚密，而且还和那珂通世谈及蒙文《元朝秘史》。《元朝秘史》在收入《永乐大典》之前称为《蒙古秘史》，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全面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发展、社会生活、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该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蒙文名称为《脱卜赤颜》。明朝初年才有汉文译本出现。

文廷式在赠书的题识中写到：“此书为钱辛楣先生藏本，后归张石洲。展转归宗室伯羲祭酒。余于乙酉冬借得，与顺德李侍郎各录写一部，于是海内始有三部。其中部落之名、同功之将帅、汗文刊落者太多，得此可补其阙。又，元时蒙文今无解者，故元碑多不可读。若用此书合陈元靓《事林广记》、陶南村《书史会要》各书，互证音译，或犹可得十之三四乎？日本内藤炳卿君熟精我邦经史，却特一代尤所留意，余故特抄此册奉寄。愿与那珂通世君详稽发明，转以益我，不胜幸甚。”  

由这段史料可以看出，蒙文《元朝秘史》在中国国内也非常罕见。钱大昕非常重视研究元史，张穆主要从事和蒙古族相关的边疆史地研究，如果没有他们的精心保存，该书可能早就失传了。文廷式还指出此书的史料价值在于可补充汉文版本的不足。对于“元时蒙文今无解者”，文廷式建议日本学者将其与《事林广记》等书相互参照。“转以益我，不胜幸甚”，充分表明了文廷式赠书给日本友人的心理状态。可见，当时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进行着非常真诚的交流。

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在日本被视为东洋史学的开山之作，该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就是文廷式传到日本的蒙文《元朝秘史》抄本。那珂通世则被视为日本近代汉学的开创者之一。

                                      结语

社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只有相互交流才能促进发展。中国史学与日本汉学的近代化就得益于清末两国的文化交流。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梁启超能够创立“新史学”，并不全是依靠从日本学习来的文明史观。“新史学”是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只有中国学者提供的资料，而不借助西方传来的先进的研究方法，日本的近代汉学也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单纯从国外搬运资料和理论，无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更谈不上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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