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模式的困境与反思

医学，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翻开四百年来的历史，就会看到，它也像整个自然科学一样，自文艺复兴以来，走过了依赖实验、排斥哲学与人文影响，坚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漫长道路。直到今天，人们仍不难发现，统治医学思维的，依然是西方自然科学中从培根、迪卡尔、牛顿开始，一贯强调化繁为简，化整为零，以物质分析为基础，通过观察和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归纳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尽管医学现在已经把人体解剖到分子，已能进行器官移植、基因治疗、遗传操纵、克隆羊，甚至人，但其基本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却依然如故。
　　固然这种工业社会中机械论的生物医学模式四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它使人类的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首先，在基础医学方面，它为各国医学分支奠定了基础，使医学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并揭示和阐明了许多生物因素所造成的人类疾病的机理，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治疗和预防。其次，在临床医学方面，生物医学克服了临床手术中的痛苦、感染和失血三大难关，使手术中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我们不能不认为人类第一次，保健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应当归功于这一医学工模式的应用。但进入进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如同整个社会一样，医学也遇到了在旧有思维模式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全球性的疾病谱和死因的改变，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已由过去的传染病逐步转为非传染病，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以心脏病、脑血管疾病　和恶性肿瘤占据疾病谱和死亡谱主要位置的趋势。尽管自五０年代以来，各国医学家为了制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费尽了心机，消耗了大量资源，但其发病仍呈上升趋势。而且心脏病患者也往往重覆住院——出院——再住院——直至死亡的循环。其原因究竟何在？旧有的机械论生物医学模式中无法找到解答。再者，虽然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提供了大量的先进检测设备，而临床误诊率仍高居不下，生前误诊率迄今仍在百分三十左右。其中，由于主观臆断、迷信仪器、思路狭窄等思想方法问题导致的误诊又占到了百分三十六。对此，生物医学模式只能表示无能为力（注释：参见杜治政《人文社会医学的兴起与任务》，载《医这与哲学》，第五０八～五一三页，一九九七年十八卷十期。）。最后，也许是最为致命的，在人这一高度复杂的意识生命体面前，还原论、机械论的物质医学，充分暴露其天然的缺陷和不足。
　　正如诸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萨尔瓦多•Ｅ•卢里亚在他的自传《老虎机与破碎的度管》中所说：“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的医学基础研究，耗费了巨大的资财。但由于生命现象的异常复杂与还原论方法的天然缺陷，其研究结果只能提供一幅以离破碎的生命图景。而为维护人们的健康，运用这种成果所需付出的高昂贵治疗费用，更使人们难以承受。”同时，由于大量科学技术物质手段渗入医学，导致了医学的非人格人和医患关系的物化，医学、医生在病人面前变得日益冷漠。人只是肉体物质、ＣＴ图像，是基因，对人的疾病的治疗，只不过是将人一状形体的东西进行拆卸、组装和置换而已。自后拦美特利把人看成机器以来，这种思想在生物医学模式中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
　　于是，旧有的医学陷入一种迷茫：它要认识人，却发现人是一个永远的迷；这要解释人类疾病的痛苦，却发现自己面对新生的疾病越来越无能为力；它要给人类带来幸福，又发现自己的介入却使人产生了更多的不幸。医学的困惑使越来越多的医学家开始突破生物医学的框架寻找新的医学模式。他们对会经影响和指导过医学发展一百余年的“特异性病因说”提出质疑，认为正是在这一曾创造过医学辉煌过去的理论缚下，人们面对心脑血管疾病，才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它忽视了环境的、社会的、心理的诸多方面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不可能全面，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疾病。从中国、美国人群前十位死亡的四个主要因素的比例图中（如下）
　　中美人群前十位死亡的四个主要因素比例（％）（注释：引自何延尉主编《社会医学——理论与实践》，第一一页，四川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
　　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和人类的生活环境，与生物因素一样，同是疾病与死亡的主要危险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教授Ｇ•Ｌ•恩格尔指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型，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医学不变量来解释，在它的框架内没有心理、社会因素留下余地。”因而是不完全的，需要修正和补充。七０年代末，Ｇ•Ｌ•恩格尔教授终于提出了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取代旧的生物医学模式。

[ 本帖最后由 superego 于 2008-8-24 13: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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