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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打印本页]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09
标题: 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第一讲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与社会经济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袁世凯柄政

二、军阀派系的形成与维系
1、形成
  1895年，清政府为了整军经武，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编成北洋6镇，北洋军阀集团武装力量基本形成。袁世凯罗致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曹锟、陈光远、卢永祥、张怀芝、雷震春、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他们从小站练兵跟随袁一同发迹，形成所谓的“小站系”，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头面人物。1916年袁世凯死后，群雄无首，分裂成以段为首的皖系、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的直系。另外有关外崛起的张作霖奉系。
  军阀是由血缘、地缘、业缘、人缘（私缘）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通过家庭姻亲、门生故吏、同乡同学、结义拜盟、施恩笼络、利益结合、思想联系等方式结合在一起。
（1）血缘（子侄、兄弟、甥舅、同宗、姻亲等）
  在宗法意识强烈的社会中，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一个人一旦发迹，社会就认为他有责任和义务提携家庭戚友，被提携者也必须忠诚于他，监督外人，以为回报。任何一方违反了这种社会“规则”，就要遭受社会的谴责。
  军阀中，张作霖、张学良是父子；曹锟、曹锐、曹瑛是兄弟；张敬尧“尧、舜、禹、汤”四兄弟。稍有能力的委以重任，倚为心腹；至于能力不济的则给以各种闲差，当然，待遇丰厚，如参议、军需官等，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关系。
  联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外交工具来使用，婚姻可以用来加强派系的联系，或者明显地为了这个目的而缔结婚约。段祺瑞、冯国璋地妻子死了，袁世凯把自己地干女儿嫁给段，把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军阀们很多彼此是儿女亲家，如张作霖与曹锟、蕲云鹏、张勋都是儿女亲家。袁世凯也主动地与黎元洪联姻，后来黎的女儿在袁家受气，气成了神经病。
(2)    地缘意识（同乡观念）
  利用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汇上下。北方军阀的面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儿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外省人绝少立足。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黔系军阀固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作了官，以至乡间连写信的人都找不到。每个军阀对家乡都格外施恩，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
(3)    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门生、故吏。制造老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袁世凯与他的北洋将领既有师生之谊，也是老上下级。没有袁的提拔，就没有他们的发迹；没有门生故吏的支持，也没有袁的显赫。段祺瑞控制北洋武备学堂（后为保定军官学校，为中国著名军校之一），培养了一大批门生，如蕲云鹏、贾耀德、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北洋名将，后来都是皖系的骨干。他又通过担任陆军总长、内阁总理职务，控制全国军队，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蒋介石通过同样途径，获得了更大的成功，黄浦军校的毕业生，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上司通过提拔、晋升、给钱、给地盘等手段施恩于下级，下级也应该忠诚于他，以示报答。旧中国很多军官是同学，有保定集团、士官系、黄浦系等说法。
(4)   私缘（人缘）意识（世交、友谊、结义拜盟）
  奉系张作霖与张作相、张景来、吴俊升，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都是拜把子兄弟。曹瑛爱在妓院鬼混，他的36师军官半数以上都是由妓院杂役充任，人称“茶壶队”。
2、    一定的军阀集团形成后，军阀首脑们又采取了种种光怪陆离的方式加强对集团内部的控制，形成了种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
(1)    忠孝观念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广大官兵忠于首脑，死心塌地的听命、追随长官，因而忠孝观念是各路军阀集团维系的重要法宝。袁世凯编练新军时，指使各营军官，在各营供奉袁的长生牌位，向士兵宣传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该祝他老人家长命富贵。每天早晨下操集合时，军官都要问:“咱们吃的谁的饭？”士兵回答:“吃袁宫保的饭！”军官再问:“咱们应该替谁出力？”士兵再答:“替袁宫保出力！”问答后，才能解散开饭。袁就是这样在北洋新军中培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的奴才心理。正是凭着这支忠于他个人的军队，在辛亥年间的风云变幻之中，窃取了国家政权。
(2)绿林观念
  土匪出身的近代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仍然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典型者莫过于奉张集团。奉张极力弘扬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要讲义气、讲交情、讲良心、讲分肥法则，打下了新的地盘，要一块一块地分出去。郭松龄反奉后，《盛京时报》上有过一副对联，上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那点负你”；下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奉张“良心”道德的真缔。在绿林好汉看来，有恩必报，才是江湖正派人，有负恩行为，就在江湖上坏了名声。
(3)    宗教观念
  宗教具有精神感化、凝聚人群的功能。一些军阀机缘凑巧，不期而然地选择了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集团维系的外壳。
  冯玉祥的“基督军”。冯人称基督将军，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就是爱国与爱民，要敢于吃苦、乐于吃苦，要勇敢、乐于再生，要忠诚老实，实质上就是一种农民式的道德。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日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开设“传道学校”。
  唐生智的“僧军”。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法名净缘），遂成知己，力图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约束和精神教育。他传令部下官兵一体受戒，身披袈纱，合十顶礼，五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一律成为佛教徒。唐对于佛教，有“三身真义”说，即“清静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佛门弟子要恪守清静，断除七情六欲，慈悲为怀，但最终都要体现为忠义二字，要成为集团成员的立世之本。
  另有刘湘与“孔孟道”，孙殿英与“庙会道”，用秘密宗教的巫术诡道来安定军心。孙行军打仗，总带着一柄宝剑和拂尘，说是神托梦所赐，具有法力，平时用黄缎子包裹，由两个亲信背负，有事就拿出来焚香拜视一番，挥舞几下，以指挥士兵冲杀。

三、军阀混战线索
1、    第三次南北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任总理。一个一心一意想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一个想继续以责任内阁制行专制之实。于是，冯、段二人，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了新的府院之争，并导致了北洋军阀集团分裂的明朗化，
  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冯则力图控制长江流域，同西南军阀拉好关系，换取他们对他以后当正式总统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段兴风作浪，鼓动政潮，直至组织臭名昭著的“安福国会”，以“法理”名义，名正言顺地赶冯下台。1918年10月报0日，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冯从此从政治顶峰上跌落下来，彻底失势。
2、    直皖战争: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继之成为直系的首脑，开始了直皖新一轮争斗。1920年7月14-19日，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
3、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奉共同把持北京政权，为互争权益终至爆发战争。1922年4月29-5月4日，奉系失败。
4、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5-11月3日。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终于以直军主力全部覆没和吴佩孚狼狈遁逃而告结束。
5、    孙、吴、冯反奉活动。奉军胜利后，从段那里要来了苏、皖两块肥肉，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举兵讨奉，迫使奉军撤离长江流域。10月21日，吴佩孚任14省联军总司令，宣布反奉。12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开始反奉的作战活动。
6、    1926年北伐战争之后，吴佩孚一败涂地，落荒而逃。孙传芳遁入空门，当了道士。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军；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易帜，存在于中国近代史上33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寿终正寝。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0
一般而言，军阀间的混战，总是冷战的时间长，热战的时间短。开战之前，免不了先有一场互相丑诋的“通电战”。当均势受到破坏时，他们并不立即诉诸武力，常常愿意谈判，和平解决，只有当谈判破裂时，才发生战争。段祺瑞推行的南北统一战争，如同儿戏，北军一进攻，南军就开溜，根本没有抵挡和反击。但是，南军一组织反击，只有1万多人，北军有近3万人，而且正是乘胜前进，听到枪声一响，就象潮水一样退了下来，比进攻时跑得还快。直皖冷战了两三年，而直皖战争却只进行了三、四天就结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双方对峙了一年多，打起来也不过5、6天而已。

四、军阀政治思想
1、    醉心权谋术变，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责任内阁制、国会、选举等，成为军阀手中蛊惑人心或推行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中严重扭曲、变形，他们迷信的是武力和专制，武力是专制的基础。
（1）中央政治体制的演变
《临时约法》规定中央政权采责任内阁制。袁大总统制，后复辟帝制，实为个人专制。从1912年3月唐绍仪第一次组阁，经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徐世昌，内阁总理走马灯似的换人，史称“内阁纷争”，根本原因是内阁妨碍了他的个人专制、独裁。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毫无实权，只是北洋派手中的政治工具、政治俘虏、 盖印机器、“泥菩萨”。段以责任内阁制行个人军事独裁之实，引起府院之争，惹来张勋复辟。1917年冯国璋代理总统后，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咏，段通过控制参战督办处、边防事务处，牢牢掌握实权。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利用直皖、直奉矛盾，保住了总统位子，内阁成为各派纷争的焦点。
  1923年直系曹锟贿选总统（1923.10-1924.11），名义上是责任内阁制，实际上是大总统专权。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执政，事实上是以总统而兼总理，但此时段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以前他有“北洋之虎”之称，现在再也难以施展虎威。其个性素称刚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公”的绰号，现在却被改为“段哀公”了。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了安国军政府，自任安国军大元帅，实现了“入主中原”的迷梦。1928年6月15日，北伐军占领了京津，统一告成。
（2）国会、议员更是形同虚设，如同儿戏，议员如同“猪仔”，国人皆知。
  段在袁当政时期，一度代里阁揆，出尽风头，虎威大扬。一次，他带去一队武装卫兵，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讨论借款应不应当成立，而是请政府注意，依照手续，借款合同是要国会批准的。”段很甘脆的把手一挥:“木已成舟，勿庸再议”，扬长而去。
（3）“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武力统一”开始于袁时代。皖系段在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权，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吴继承段的政策，积极准备把曹锟推上总统宝座，武力统一中国。1923年3月，吴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在直系军阀推行“武力统一”、军阀间战乱频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提出“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波及十几个省，形成了一股潮流。首倡者为湖南省。
  湖南自1917年以来，因军阀混战，受灾最大，特别是皖系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引起湘省人民强烈不满。1920年5月，吴佩孚为准备直皖战争，率兵北上，湖南人民群起驱张，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便乘机控制湖南，并利用群众要求退出南北战争，实现“湘事湘人自决”的愿望，首先打出了“自治”的旗子。11月23日，赵恒惕取代谭延闿，任湘军总司令并代理湖南督军职务，25日，正式宣布湖南省自治。1922年1月1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
  湖南自治后，赵于己于人920年12月25日，又发出“联省自治”通电，并派人到四川等地联络，以期互相呼应，先后得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奉天等14省军阀的响应。从1920年冬起，许多学者、地方团体也发出要求自治的通电，反映了一些民主要求。但“联省自治”、“省自治”，虽然呼声高，规模大，并没有真正民主的内容。它制定的宪法，虽然各式各样，冠冕堂皇，实质是一纸空文。实力强问鼎中央政权，就推行“武力统一”；实力弱，就鼓吹“自治”，以图自保。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诚如蔡和森所说；“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见《蔡和森文集》，人民1980年，P104）
2.抓住时机，顺势取巧，捞取政治资本。
  1918年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前线罢战，倡导和平，痛斥安福国会，他还高唱；“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官不争地盘”，声明自己“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四不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吴一方面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一方面支持学生运动，电文一次比一次慷慨，一次比一次激烈。“报端几无日不有吴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1920年5月31日，吴到达武汉，一些青年学生手捧鲜花欢迎，呼之为“革命将军”。吴更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因张作霖、曹锟反对而作罢。吴在政治上放了一个空炮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尚未成熟，不可能与张作霖抗衡。（张根本看不起他，说吴不过一小小师长，自己手下师长几十个）吴决心回到洛阳振军经武，一心一意地扩充实力，凭借着强大的军队，开始以“以力服人”的姿态，活跃于北方政治舞台。工运兴起后，吴极力粉饰门面，大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二七”惨案，彻底撕下了吴“爱国军人”、“革命军人”、“进步军人”、“保护劳工”的伪装。
3.    醉心方术，为权位神授制造根据。
中国文化中相当部分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它不可能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来解释，但也不宜用“迷信”一言以蔽之，说不清是科学还是迷信。传统的神秘文化，如算命、看相、卜卦、看风水、扶乩、解梦、占星、宗教，等等，在中国人日常生活意识中，具有广泛影响，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不可忽略的极为重要的一面。妄托天命，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是中国每个统治者利用的传统工具。
比如:袁世凯自称金龙转世。“婢女献茶”的故事:一天，袁世凯在房中休息，丫鬟端茶进来，眼睛一花，瞥见床上躺着一个大癞蛤蟆。丫鬟大吃一惊，摔碎了茶杯。袁大怒，厉声责问。丫鬟吞吞吐吐地说:“我端茶进来，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袁追问是什么，“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袁心中大喜。丫鬟证明他是真龙转世，他相信自己真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祖世代都没能活过59岁，所以急于要在死去之前过过皇帝瘾（袁1859年生，57岁死）。
  吴佩孚自称是戚继光转世。因为他与戚同县（山东蓬莱），他父亲就用戚的字“佩玉”，为他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曾经因生活困难，做过算命先生。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一方面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其他:段祺瑞自称菩萨转世，有普渡众生的力量。失势后，他一心向佛。曹锟自称是金龙四大天王转世，等等。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0
4.出卖国家主权
  （一天,冯国璋责怪段祺瑞大借外债，劝他慎重。段称: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外债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大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了。（见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中国文史，1993,页45））

五、社会经济   
1、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初步确立
     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颁布了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根本方针，标志着资产阶级上台。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以国家政权为杠杆，直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袁世凯窃国后，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袁和袁身后的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条例法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只是一些“废纸具文”，是“聊表姿态”，是“权作招牌工具”，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具体落实和贯彻。据统计，1912-1916年间，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多达86项，内容涉及工商、矿业、农林、渔业等有关实业的各个方面。
（1）颁布一系列有利于扶持、保护工矿业发展的条例和法令，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1912年3月，在陈其美主持下，农商部颁布了《暂行工厂通则》，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开设工厂的条件、工厂的安全卫生设备、工人的最低年龄、工作时间等要求，并提出禁止童工夜间工作和照顾女工工作条件等，可说是我国第一部工厂法的雏形。12月5日，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实行专利制度，废除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获得自由设厂的条件。1914年1月13日，制定《公司保息条例》，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开设公司，因财政困难而未实行。政府还制定一系列法规、条例指导、保护公司的创设，1914年1-8月，农商部先后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及《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扫除了来自官府和地方习俗势力的诸多障碍。1914年3月颁布《矿业条例》及《施行细则》；5月，颁布《矿业注册条例》及《施行细则》，奖励采矿事业，多方照顾了开矿者的利益。
(2)    鼓励垦荒，奖励棉、糖、羊毛等农副业生产。1914年3月，农商部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4月发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
(3)    提倡国货，开办国货展览会，参加外国博览会，推广国货销路。
(4)    开放门户，利用外资；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2、发展状况
(1)    官办企业的局部发展
  官办企业，指的是政府投资兴办的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些概念，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等这些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一般情况下，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区别是明显的，即在于投资者、经营者的不同。目前有争议的就是“官僚资本”这个概念，其原义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利用权势积聚和运用的大量资本，但从经济意义上理解，对其具体内涵有十分不同的理解。
A.    毛泽东1947年2月25日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宋孔陈四大家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毛泽东给官僚资本所下的定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国民党各级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但并不排除某些大官僚的私人资本。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对立概念就是私人资本或民间资本，故而不能将官僚私人资本包括在官僚资本范围。
B.    早期的传统理解，王亚南、许涤新为代表。认为官僚资本基本形态是官僚私有的资本和被官僚支配的国家资本两种，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官僚私人的资本才是“固有意义上的官僚资本”。
C.    官僚资本是官僚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职权积聚的私人资本，则国家垄断资本不应包括在内。
D.    有的学者认为，官僚资本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研究政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它研究经济问题则容易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就经济研究而言，还是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妥。尽管“官僚资本”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接受，既然已经觉察到了它的缺点，就应该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陈自芳《论中国近代官僚私人资本》，《浙江学刊》，95 6:《中现史》，96 .1）
  另外，我们通常把民间私人资本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将中国近代的国家资本称为官僚资本。事实上，民族资本一般是与外国资本相对，中国国家资本当然也是民族资本。故而，我们有必要对上面这些概念重新梳理，只讲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包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包括一般私人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官僚私人资本当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官僚们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权贵，与国家政权具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所以与一般私人资本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在中国研究经济问题，都离不开政治问题，也就是经济活动中超经济因素的作用，利用政治特权攫取经济利益，用经济基础巩固政治权位，向来如此。
  北洋政府时期官办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前清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比，是一个中落阶段，但不能说已完全停滞。其官办民用工矿业、航运业等成绩甚微，并向商办化趋势转移，但官办的军事工业、金融业、铁路公路建设及电讯事业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20年较之1911年，官办企业资本总值增长72%，年平均增长率仅3.81%，与同期私人资本年平均增长率10.54%相比，相差很远；与前清1894-1911年官办企业资本14.5%的增长率相比，亦大大落后。
  北洋政府时期，许多军阀、官僚也大量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和银行业，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他们一方面为企业的厚利所诱惑，另一方面希望在动荡年代利用经济实力巩固政治军事地位，有的寻求退身之策。所以，他们的投资活动十分普遍，金额也相当可观。其中周学熙、王占元、倪嗣冲、梁士诒等，最为突出。他们的资本是靠贪污、掠夺积累起来的，但他们企业的组织、经营都是以私人资本形式出现的，军阀、官僚作为股东，一般不是以国家政权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出现。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获得了一般投资者享受不到的扶植、保护和特权。
(2)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民国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986家；1911年，787家；1912年，1504家；1913年，1373家；1914年，1123家。
  1914-1921年，即一战及战后几年，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近代私人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22-1927年的6年间，不如以前发展迅速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保持着继续发展的水平，并非如传统所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一战期间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发展即告停止，中国工业衰退，民族资本主义即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
  这一时期，轻工业发展很快，棉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丝织业及榨油业、缫丝业、造纸业，普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某些部门如采煤、钢铁、锑钨、水泥等均有所发展，但总体来说，中国轻、重工业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平衡，工业的地区配置同样不平衡，仍然集中于沿海和通商口岸，商业投机性很浓厚。
  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和基础工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如化学、邮政电信、机械电力、交通运输等。中国化学工业真正起步开始于这一时期，爱国实业家吴蕴初、范旭东分别在南方、北方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化工企业，有“南吴北范”之称。民国三年(1914)，范旭东在天津创立久大精盐公司，六年(1917)，又设立永利制碱公司，聘请化学专家侯德榜为总工程师。永利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纯碱的化工企业，侯发明的制碱工艺也被称为“侯氏制碱法”。吴蕴初于1921年在上海设立天厨味精厂，与日货“味之素”展开激烈竞争。五卅运动中，打出“完全国货”旗帜，极力推销；而日本味精则卖不出去，不得不低价卖与天厨厂，暗中改装成国货销售。天厨厂不仅将“味之素”完全挤出了中国市场，也挤出了南洋市场。
  银行业的兴起及其金融财团的形成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初年，华资银行的数量即有明显增加，1913年底有42家，较辛亥革命前的16家增加 1.5倍。到1920年，华资银行多达103家，其实收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华资银行分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和商办（私营）银行两大类。两者的相互比重呈现这样的趋势: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银行的发展慢于商办银行，前者在华资银行的比重不断下降，后者在华资银行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1912年底，商办银行的家数占华资银行总数的35.1%，实收资本占27.5%；1915年底，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为52.8%和27.7%；到了192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78. 7%和51.37%，显示了民族金融资本实力的显著增强。
  随着近代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的资本集团，即所谓的三大财团: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资本集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资本集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集团。如果加上以四川聚元城银行为中心的华西资本集团，号称四大资本集团。
  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a.国家政权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b.一战及战后初期商品倾销减少，国际市场需求量增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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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运动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抵制，提高关税，提倡国货，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大；d.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相关工业部门的兴起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仍然是弱小的。民国九年（192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219.03亿元，近代工业10.66亿元，只占4.87%；如果计入工场手工业12.95亿元，以近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反映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也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8%。中国近代工业还存在规模小、技术差、设备落后、资金不足种种弱点。
(3)    农村经济
⒈封建生产关系的继续保持。
  中国近现代经济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大块，呈现出二元性特征。城市工商业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在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依旧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无论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是城乡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二元性特征。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实行高额地租，地租收入优厚，而且稳定可靠，不担风险；农民只要能够保证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即可得到满足。所以，资金拥有者都热中于土地投资，不但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纷纷购买土地，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家，也未能忘情于土地。在农村有土地，在城市有工商业，地主而兼资本家。
⒉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滋长。
  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与原料掠夺，一方面打击了农村副业，如棉纺织业等，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生活逐渐依赖于市场，出卖一部分产品以购买一部分生活资料，这样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一战结束后，就中国南部和中东部来说，13处平均农村家庭的生活资料中，约有1/3以上是购买的；17处平均农产品，有一半以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低于这个数字，华中、华东则偏高（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P328）在每年的出口货物中，包括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产品出口总值，在全部出口货物中的比重不断增加，1893年为15.6%,1910年为39.1%,1930年为45.1%.（同上，P72）
  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的商品化。20世纪以来，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扩大趋势，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则相对缩小。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有茶叶、甘蔗、蓝靛等，又有一些经济作物如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大量发展。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联系在一起，落后封闭的中国农村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传统即认为，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殖民地性的一种表现）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嬗变，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兴起，主要表现为:a.富农经济。民国初年，地主经济分化和衰落，出现了富农。富农经济出现于20世纪初，20年代得到发展。一些新式富农自己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很少出租，而是靠自己的劳力和雇工耕种，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租地农场主。但在中国数量不多，而且大多转变为租佃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变的很少。b.经营地主。一些地主雇工种植商品作物，成为经营地主，产品部分地作为商品而生产，故有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性质。c.农场和垦殖公司。1914年，农商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私人出资出力开垦荒地，在东北、广西等地出现了一些以开荒为主的垦殖公司，在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一些以植棉为主的垦牧公司，在南黄海滩涂上出现了一些盐垦公司（张謇）。东北的垦殖公司已具有更多的机械操作和资本主义经营性质，实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性质农业。但总的来讲，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极不充分，对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程度，估计不宜过高。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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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江苏古籍，199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江苏古籍，1991（本分册为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概况，选辑档案639题，137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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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江苏古籍，1991（本分册为北洋政府时期金融概况，共选辑档案资料495题，574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江苏古籍，1991（本分册为北洋政府的工矿业概况，共辑录档案资料310题，36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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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新取向
一、孙中山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二、现代教育的发展
三、新文化运动
（一）原因
  五四运动是一场广义上包括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运动。新文化运动以知识界为主导和主体力量，以一校一刊为阵地，聚集大批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使运动迅速风靡全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内聚集这样一群文化人，形成如此巨大的声势？这需要我们探讨其中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源流。
1.    近代中国人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步步深入的结果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它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在社会整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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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冲溃了几千年来束缚社会成员相互关系的纲常规范，引发了社会秩序、风俗习惯方面的大改观。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不彻底的。政坛、思想界乌烟瘴气，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幻灭感。
郭沫若(1910年前):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沫若文集》第6卷，P193，人民文学，1953年）
陈天华:推翻清专制以后，“中国人的能力不但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在最短时日内恢复；一旦恢复，即可享有西方民族现在享有的完全的权利。”“中国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1960，P120、125）
“清朝一倒，万事自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日急，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不得不开始了以西方为样板的革新运动，一步步走向深化。洋务运动追求船坚炮利，以器物层次改良为目标；戊戌变法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的革新目标，一个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新文化运动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差。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目标，才触及到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提出了中国要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天尚未达成。五四的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中国近代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器物—制度—心理”的三个层次，这也是文化结构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也是现代化主题增容的三个阶梯: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当时人陈独秀、梁启超、黄远庸对此都有大体相同的认识。
黄远庸: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思想上之争。……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在其思想。（《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P154-5）
陈独秀:1916.2.《吾人最后之觉悟》: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梁启超:1922.《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2.  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
  在这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中，以蔡元培(1868)、吴虞(1872)、杨昌济(1871)、吴稚晖(1865)年龄较长，与戊戌变法一辈知识分子约略同期。其他主力健将陈独秀(1879)、马君武(1881)、鲁迅(1881)、沈尹默(1882)、苏曼殊(1884)、高一涵(1885)、周作人(1885)、钱玄同(1886)、易白沙(1886)、王星拱(1888)、高语罕(1888)、李大钊(1889)、刘半农(1889)、胡适(1889)等都是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各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弟”的家庭背景，少时受过严格和良好的教育。
3.  言论出版自由。
清光绪三十三年实行的《大清报律》规定报刊在发行前送审的制度。辛亥革命后，旧报律废止，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但好景不长，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订的《报纸条例》，又恢复了清政府第二个报律——《钦定报律》的有关禁制条文，并查禁了一批报刊和图书。1916年，段祺瑞政府“申令废止报纸条例”，中国人才在11年间基本上享有言论自由（各地仍有零星的侵犯）。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黄金时期——新文化运动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
（二）  新文化运动的源与流
源:西方思想的影响；
从日本、俄国阐释过的西方思想；
承传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士大夫传统、太学传统）（干政议政、师生切磋、求真向善、爱国救亡）；
晚清以来中国人阐释过的西方思想（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流:五四时期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是保守主义抬头、激进主义崛起的时代。若依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基本态度立论，大致存在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分野。
自由主义:全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固有传统的革故鼎新，持比较温和的改良姿态，主张在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振兴中华民族；
保守主义:充分褒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有选择、有限度的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与成果，同时猛烈的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激进主义:不满足于保守主义、自由虽有侧重、但毕竟兼顾中西古今的持中立场，它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就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激烈的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建立全新的现代社会。
  自由主义:白话文运动、伦理革命、“打倒孔家店”、口号
（欧阳59-60）“胡适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表面上看起来是语言的转换，实质上，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社会内容。就文学自身看，提倡白话文就是为了推翻贵族的文学，造就大众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就白话文的使用对文化变革的其他层面的影响看，它亦是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种强有力的催化剂。没有白话文运动，就谈不上推行现代的国民普及教育，也就不可能将现代的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没有白话文运动，就不可能有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吸引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没有白话文的通行，任何科学技术的普及运用，群众性的破除封建迷信就无从谈起，思想启蒙的工作也根本无法展开。”“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实即文化下移运动，亦即文化世俗化运动，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打破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阶层互相沟通，造就打成一片的整体社会。”
两大口号: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9.）:“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1.）:“这几条罪状，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科玄之争:
“打倒孔家店”: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称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遂流行开来。不准确、易产生误解。其实质是打倒思想权威、破除偶像、解放人心，建立新的时代精神，反对君主专制。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吃人的礼教”也许更为准确。（鲁迅:《狂人日记》）传统等级观念、道德观念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摧残。     
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
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寥寥数语，定下了其后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
70年代的思想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国粹派:
康有为的儒学重建:
1915—1927年发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围绕如何认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如何评价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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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北方不少省份的“闾、邻制”。
民国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1931年6月，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次年在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联坐。1934年12月，在全国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其基本形式是十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实行“管、教、养、卫”并重原则，分别表示了管理、教育、经济、军事等四方面内容。
强化基层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是民国保甲制产生及推行的最直接目的，反共防共，对抗土地革命，是其当务之急。“连坐之实施，以匪共案件为范围，其小偷窃贼，毋庸连坐”。
国民党当局对保甲制寄望很大，而推行去收效甚微，原因是“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
  民国保甲制度的兴起，也是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国民党为完成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建设，稳定社会秩序，训练民众权力，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它在规范户籍管理、控制流动人口等方面，起到了基础保证作用。尤其到抗战时期，保甲制度的军事化优势，在配合国家抗战总动员、统制民力、加强国防中得到了展示。

三、中间政治派别与思想
⒈托陈取消派（及陈独秀晚年）
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身边有一批人，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马玉夫等，企图恢复他在中央的领导权，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自称“陈独秀派”。“六大”（1928.6—7,莫斯科）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宣传部长蔡和森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被撤职，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陈独秀对他们的活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但当他一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马上就被吸引住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展开了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后，托乘机猛烈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路线，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这些争论，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部分人拥护托，逐渐形成派别。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建立，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4，创办刊物〈我们的话〉，作为机关报。因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把托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介绍到中国来。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看到了这些文章，很快就接受了托的观点。郑说，他第一次看到托的文章，“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独秀首先被托关于中国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特别注意托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最后他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主张“一次革命论”（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一次革命即取消革命。他们这一批人就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陈被开除党籍。
  1929.12，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通过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正式成立了托派小组织。1930.3，创办《无产者》。从此，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1920.1.1，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出版机关刊物《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这年夏天，赵济、刘胤等7人，又成立了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托洛茨基对陈独秀格外垂青，四个托派小组织经过磋商，1931.5.1—3，秘密举行统一大会，陈出任总书记，正式名称仍然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由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了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
  1932.10.15，托派中央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五常委全部被捕，一网打尽。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8年，在狱中遥控托派，但与一些人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党。1937年8月23日，陈减刑出狱，与新的托派领导集团决裂，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2  国民党改组派
  1928年冬到1930年间，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派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其首领是汪精卫、陈公博。
改组派是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产物。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集中在上海，以法租界为掩护，拥汪为领袖，进行反蒋活动。他们以“改组国民党”为号召，发表一系列的反蒋、要民主、反独裁言论，适应了资产阶级对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汪派真正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争夺国民党统治权。利用反蒋派系、军阀，联合反蒋，进行军事投机，均告失败。蒋对之采取破坏、镇压、利诱瓦解相结合的策略，1931年1月，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国民党改组派。
政纲:1.宣称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强化国民党的统治地位；2.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民生主义国家，努力扫除封建势力，抑制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平等；3.“恢复农工政策”，“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确定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4.提高工农民众政治地位，改善工农民众经济生活；5.反共；6.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三国际。

3  国民党再造派:胡汉民、孙科操纵的既反蒋又反共、反汪的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活跃起来。胡汉民、孙科、邹鲁、邓泽如等策划反共，胡汉民涉嫌廖仲恺案，与孙科出国避风。钟天心、梁寒操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拥护胡汉民，为胡卷土重来做舆论准备。这些人就被称为国民党再造派。
国民党再造派不满意于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他们也反对汪精卫以“左派”面目出现，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指责改组派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企图排斥汪精卫集团，抑制蒋介石势力的发展，实现胡汉民掌握党权，蒋介石控制军权，党军分治的政治格局。
胡汉民为了反汪，加紧与蒋合作。但蒋介石利用“CC派”控制各级党部，同时提高黄浦系军官的地位，置胡汉民于“尊”而无权的地位。胡汉民则以国民党元老自居，高唱“党权高于一切”，鼓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要蒋学习土耳其凯末尔功成身退。1931.2.28，蒋将胡软禁在南京汤山。孙科到广州联络邓泽如，策动实力派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拉拢汪精卫，组织反蒋政府。“九•一八”后，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已为时居不容，为共赴国难而调解关系。孙科作了行政院长，但马上又被汪精卫取代。再造派进一步分化。

4. 第三党
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酝酿于1927年下半年，中间经过中华革命党阶段，正式成立于1930年8月。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共两党尖锐斗争的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它的主要成员由三种人组成: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左派；一些国共合作时期曾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后来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人，如谭平山；既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同意中共搞农村武装斗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邓演达是主要领袖，1931年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重大打击。1933年一大批领导人参加“生产人民党”，宣告解散。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决定恢复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10日，更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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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制”，云三党”这个名称，最初是含有贬义而被叫开的，邓演达拒不认可，但外界习惯于这样称呼。一直到1935年更改党名后，为了适应社会上所熟悉的习惯称呼，往往也自称第三党。
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社会很复杂，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国革命是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复杂革命，它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中国最急需的是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⒊实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宣布“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立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形成了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实行土地革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农工平民革命论”。但是，不赞成中共“超时代的盲动政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的存在缺乏阶级和社会基础，“共产党只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
  第三党坚决反蒋，开展过一系列的反蒋活动，愿意把中共作为友党与之联合，并主动找中共谈判共同反蒋问题，被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者一口回绝。
⒌生产人民党
1933年11月20日，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这就是福建事变。
发动事变的主要力量第十九路军是北伐战争中的劲旅第四军第十师，它曾一度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十九路军组建后，连年参加军阀混战，广大官兵深感蒋力图在内战中消灭异己，对军阀战争普遍表现厌烦情绪。“九•一八”后，他们认为“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寇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最终与蒋决裂。
事变领导人认为，“整个国民党为蒋中正所把持操纵”，所以宣布脱离国民党，组织“生产人民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当时在福建地区，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人、少数共产党的脱党分子，以及十九路军中级以上军官，还有不少华侨，参加了生产人民党。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它转移到香港存在一个时期即自行解体。
政纲:⒈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民主自由，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号召“把枪口对准蒋”。⒉经济:对外贸易统制，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土地问题，“计口授田”。
蒋对福建事变大为光火，收买、分化、瓦解十九路军，重兵压境。1934.1，失败。曾经请求红军援助，红军认为是“狗咬狗”的斗争，不予理睬。

⒍人权派（胡适派）
  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别。他们从929—1931年间，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保障人实行法治、开放民主政治的要求，并且发起了“人权运动”，人权派由此得名。
1928年创刊的《新月》，一开始主要是文艺性刊物，1931年由罗隆基接编以后，变为以刊登政论时评，阐发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为主的刊物。人权派的主要成员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系统教育，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和文化传统都非常熟悉、向往、崇尚。引起人权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4月20日发布的所谓《保障人权命令》，胡适为此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接着，他们又在《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以“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为口号，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侵犯人权、压制自由，同时也积极地翻译西方学者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时形成颇有声势的“人权运动”。
（1）鼓吹人权至上，人权先于国家、法律而存在，国家法律都必须为保障人权服务，“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包括人的生命权（衣、食、住）、身体安全权、追求幸福权三个要点。（人权天赋）
（2）反对党治、人治、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要求实现政治民主；
（3）国家权威有限论。国家权力和法律不可作统治人民的单向理解，它更主要是限制权力，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不被剥夺与侵害；
（4）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认为实行民主政治，维护人权，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革命的隐患，解救政治危机。罗隆基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经济上的贫穷，民不聊生；二是政治上的专制，民不安命。“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⒈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⒉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第3卷第10号）
既要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状况，又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害怕社会革命的兴起，决定了人权派把人权运动局限在法律的范围以内。但怎样从没有法律、缺少法治的状况转变为法治完备的状况？对此，人权派把精力与希望都集中在舆论的力量上，实际上是把舆论、思想、文化看作是政治民主化的充分条件，把中国极为深刻、复杂的问题看成单纯的政治问题，又把政治问题约化为法律问题，最后则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思想言论自由问题，最终只要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在既定的政治结构之外批评政治的自由。
而且，中国的自由主义存在着轻视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偏差，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混合经济”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经济赞赏不已。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从未占据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土壤，更多的是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

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正式成立。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上海分会主席鲁迅，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团体。它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目的主要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酷刑、拘禁杀戮，争取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等。参加同盟的人有相当数量的自由主义者。声名彰著者如蔡元培、林语堂、胡适（后因调查北平监狱问题发表不同意见被同盟开除）。可见，自从“五四”以来，“自由”、“民主”、“人权”已经成为一切进步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左翼力量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同盟关系。
同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尖锐批评国民党专制统治，积极营救政治犯（著名着如牛兰夫妇、廖承志、陈赓、丁玲等人）。1933.6.18，蒋介石指使戴笠派特务暗杀了杨杏佛。（戴还考虑制造假车祸，用汽车把宋庆龄撞死，宋美龄说不准动阿姐，遂不敢下手。）

⒏乡村建设派
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矛盾激化，国联调查组提出“救济”农村，革命国民政府要“复兴”农村（1933年5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知识分子要“建设”农村，著名的有: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黄炎培、江恒源:中华职业教育社；
高阳: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
章元善:华洋义赈会；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民国以后，阎锡山在山西搞“村政建设”；20年代，晏阳初开始平民教育实验；1927年以后，梁漱溟把村治、乡治、乡村教育结合起来，定名“乡村建设”，提出一整套理论和主张。此后，乡村建设运动逐步兴起，涉及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浙江、安徽、山西、湖南及北平、上海等省市，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与社会改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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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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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县政计划委员会主编:《总裁地方自治言论》，正中书局，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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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

一、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进一步确立
  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0年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嬗变时期，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一）财政与税制改革
⒈统一财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各级收支混乱，尤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的界限不清，地方截留数很大。1928年6月，财政部长宋子文提出了解决方案，明确划分国家收入与地方收入的界限，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的界限。7月，国民政府举行全国财政会议，宋提出“以整理财政为推行庶政之根本”。1934年财政部长孔祥熙又提出《财政收支系统法》，确立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制度。这些作法改变了中国财政长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财政体系，限制地方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扩张，加强了县政权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苛捐杂税的泛滥。
实施预决算制度，于1927年制定了《会计则例》，1928年公布了《审计法》，后又公布了《预算法》。
⒉裁厘改统
厘金，是清末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兴办的一种货物过境税（亦称通过税），税率为值百抽一，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几乎遍及全国。1928年全国总计设厘卡735个，厘卡林立，名目繁多，章程混乱，税率不一，1—10%不等，甚至更高。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商人负荷沉重。而外国商品输入中国，除纳5%的关税外，只须交纳2.5%的子口税，即可通行全国，其税率大大低于厘金税率。因此，“商战”中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工商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一些商人、企业家多次呼吁废除厘金，但因为涉及到政府的财政收入，迟迟不能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多方筹策，还聘请美国专家甘末尔等13人组成“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研究改进税收政策。终于在1931年起彻底裁厘改统。为弥补财政损失，改征货物统税，对国内商品按照一物一税的原则，进行一次性征收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实际上是一种产品出厂税（出产税）。裁厘改统，对促进商品流通、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很有好处，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⒊整顿田赋
田赋一向为国家正供，是中央主要财政收入。国民政府鉴于全国土地情形复杂，土地亩数不详，田赋积弊太深，在划分国家、地方收支时，决定将田赋划归地方收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表明国民政府把国家收入的来源主要寄托在发展工商业上，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政策。应该说，这比以前是一种进步。

    （二）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与货币制度改革
⒈以“四行二局”为主干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家金融体系的第一步，是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银行大权被财政部掌握，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第一、二任总裁。以该行1928年成立时为基期，到1936年时，其资产总额增加23倍，存款额增加341倍，纯利润增加61倍，其巨额资本， 奠定了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基础，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的稳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后，宋以中央银行为基地，用半靠特权半靠入股、半靠政治高压、半靠经济手段来吞并其他银行。中国与交通银行本来是清政府户部和邮传部设立的两个银行，但1927年以前，其资本主要是商股，实权掌握在江浙财团手中。南京政府力图将二者改造成国家银行。强令二行由北平迁上海，以便于控制。强行加入官股，改变其纯私股的成分。但是三行商股势力很大，国民政府常常受到它们的掣肘，这对国民政府政权的稳固、对全国金融的管制都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孔祥熙继宋子文为部长后，秉承蒋的旨意办事，对军费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为其内战筹集资本。银行家要维护自身利益，对财政部的取求不能“事事听命”，批评当局“拿银行当国库”。尤其是金融巨子张嘉敖，他很清醒的认识到，要使银行有所发展，只有摆脱政府的控制，保持其独立性，才能保障不被挤垮拖垮。1927年张曾经给蒋介石钱，从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成为蒋的座上客，进出随便，过从甚密。1928年开始，张嘉敖及其中国银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
1935年初，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孔面临财政危机；美国大量收购白银，造成“白银风潮”，上海银根紧缩，货币市场奇紧，很多工商业面临倒闭破产的危险，强烈要求政府提供救济。孔祥熙采用流言攻势，巧妙地把工商界的不满引向银行界，要求银行贷款，使银行在政治上孤立。1935年3月22日，蒋介石给孔祥熙的密电中说:“国家、社会皆频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众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统一之生路。”
1935年3月23日，国民政府以救济金融为名，突然宣布对中、交两行实行管制，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强行增资，增加了政府在三银行中的官股比例，相应的也就增强了政府在三银行中的实力，使商股势力有明显的削弱。并对两行上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尤其是对中国银行最高领导层的撤换，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各界普遍关注。挤走了金融巨子张家敖（张幼仪之兄）。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良、杜月笙都进入了董事会。交通银行则由蒋、孔的心腹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宋子良为常务董事。孔祥熙只凭几张金融公债的预约券，不用一个现金，就抢走了中、交两行的主宰权。史称“大上海银行界事变”。6月，又用同样的方法控制了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史称“银行小事变”。4月1日，又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自任董事长。
政府全面接管银行业，建立起国家的经济支柱，稳固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也为以后法币的实施提供了条件，扫清了道路。但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全都变成“官办”或权要们“商办”的了，这为他们官商不分、公私不分的迅速聚财方式提供了肥沃的温床。孔祥熙成为“家族英雄”，他的夫人一门心思赚钱，暗中操纵金融投机市场，把丈夫手中的权兑换成钞票。1933年美国方面调查，她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比任何一位国民政府要人都多，排名第一位。
另外，设立中央信托局，侧重经营购料和易货业务，后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邮政储金汇业局；吸收存款，汇兑资金。至此，以“四行二局”为主体的国家金融体系最后形成。
  为健全银行体制，加强对全国银行业的管理，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要有《银行注册章程》暨〈施行细则〉、《银行法》和《储蓄银行法》等。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旧式钱庄衰落。
⒉废两改元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2
由于国家不统一，中国货币制度极为混乱。清末民初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银元、银角、铜元四种，此外还有各种纸币，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阻碍了国家统一。1928年3月，马寅初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1933年正式废两改元，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来统一币制，废除了银两这一落后的货币制度，确立了银本位制。废两改元后，过去由于各地银两平色不一，在商品交易中辗转折合换算，损失颇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废两改元后，避免了折合换算中的不必要损失。银两汇兑从此绝迹，以银两流通牟利的旧式钱庄和外商银行金融势力急剧下降，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加强。
3币制改革
  a.背景:在中国推行废两改元前后，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多数国家采金本位制。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1931年4月起，英国、加拿大、日本、奥地利等国家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美国则在1933年起，实施白银法案，提高白银价格，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中国当时是一个银本位国家，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银根紧缩，物价低落，市场萧条，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沉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改革币制迫在眉睫。
  b.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部币制改革布告》，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定货币，不得行使现金（包括金银及银元在内），以防止白银偷漏。至此，沿袭已久的银本位制废止了，以纸币为本位的新货币──法币应运而生，揭开了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新的一页。
c.影响:
保存现银。保存现银，增加现银储备，堵塞白银外流的漏洞，是实施法币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政府禁止使用银币，严禁白银出口，奖励白银进口，对社会上的杂银、银制品，积极进行收兑。这些措施，使国家的现银储备增加了，金融稳定，物价回升，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1936年发展到中国资本主义的最高峰。
  货币的统一。中国自清朝末年起，长期处于币制紊乱状态，货币种类繁多，重量、成色不一，给商品交易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消极作用。法币政策的实施，在当时起到了统一中国货币的重要作用。
发行的统一。发行权不一的制度，在货币发行史上称为多数发行制。现由中央、中国、交通（后有农民）几大银行享有钞票（发表）发行权。国民政府本意是，最终将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并将中央银行办成全国银行之银行，意外着由多数发行制逐步向单一发行制过渡，这在中国货币发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外汇的稳定。我国长期采用银本位制，倍受汇率变动之苦。现国民政府指定三银行可以无限制的买卖外汇，从而稳定了法币对外汇价，并规定法币对外汇价为:法币一元等于英金1先令2便士半，100元等于美金30元。外汇的稳定，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使法币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趋于稳定，不至受到国外银价放长或紧缩的影响，这对国内资金的积累是极为有利的。
潜伏着很大的危机。法币的价值基础已不再是银本位，但也未规定其含金量，本身是不兑换纸币，潜伏着无限制的滥发钞票的危险性，一旦发行失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于彤:《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我见》，徐州师院学报，1991.2）

二、发展概况
1建立国家资本工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筹划建立国家资本工业企业。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了《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把煤、铁及基本工业列入“建立国家强有力物质基础”的重要地位。政府将工矿企业划分为“国营”、“民营”两类，将政府创办的9项基本工业定为国营工业，加强对重工业、农林业、交通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投资和控制。其主管组织机构主要有实业部、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
一方面，南京政府接收了北京政府的一些企业，没收了一些军阀、官僚投资的企业 ，甚至包括一些商办企业，进行整顿和扩充；另一方面，兴办一批重工业大型企业，从而增强了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力，初步确立了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政府把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运输建设摆在了突出发展的地位，铁路、公路、海港、航空、水运等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电话、电报、邮政等通讯事业也有明显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加剧侵华形势，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开始有计划调查与国防有关的经济资源。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成资源委员会，由蒋介石直接掌管，成为国家重工业建设的经营管理机构。1936年开始加速国家重要工矿企业的经营和建设。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其业务活动已遍及全国，其中以湖南为主，江西、四川、湖北次之，沿海地区一个也没有。这对于保证企业的安全生产和促进内地的工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所建企业以服务于军事需要为主。自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蒋介石断定日本侵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因而他最关切的是与军事需要密切的工业和设施，进行抗战准备。其资本来源，一是由政府从国库直接拨款，二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没收私人企业或接管地方企业。从其资本来源、经营管理等方面来看，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企业。
⒉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采取了扶植私人工商业的政策:a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民营工业发展的法规，如1929年《特种工业奖励法》，1934年修改为《工业奖励法》、1931年的《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等等。虽然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但客观上对私人工业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b提倡国货，作为保护国内实业的重要方针之一；c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劳资纠纷频繁复杂，1928年6月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1929年12月又公布了《工厂法》，对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的劳动时间、待遇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从法律上对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作了一些改善。1930年又公布了《矿业法》。
1927—1931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以纺织、面粉、水泥、橡胶、制碱、机器、缫丝等行业的发展较为明显，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出现的这种繁荣实际上是一种“假太的繁荣”。中国使用银本位币，世界市场金贵银贱，中国货币对外贬值，这就阻碍进口贸易，刺激出口贸易。当西方先后放弃金本位币，尤其是美国采用“购银”政策以后，白银外流，银根紧缩，物价下跌，这种虚假的繁荣立即转为萧条。加上日本侵占了东北，还在华北进行疯狂的走私活动；长期的内战、自然灾害等原因，都使工商业生产受到不利影响。1935年后，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对中国的冲击消退，国内农业丰收，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这一切使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了。
这一时期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系列可供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
⑴提倡国货思想。“国货”运动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达到高潮。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民族企业家的爱国思想得到了生动有力的体现。国货团体、舆论宣传、国货陈列、专门的报刊书籍等。国货运动业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28年4月20日，发布提倡国货通令，规定5条措施（中小学课本编入提倡国货的内容、政府部门、学校必须购买国货等）。规定1933年为“国货运动年”、1934年“妇女国货年”、1935年“儿童国货年”、1936年“学生国货年”等。
⑵开始摆脱手工业作坊小生产，向现代大工业生产发展，具有初步的现代意识。要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机器批量生产，只有改良技术、钻研科技、提高质量。“重视技术，保质保量”，是严裕棠大隆机器厂有口皆碑的管理风格。他们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学徒制度，徒工进厂之前要经过严格挑选，进厂后跟老师傅学习3年，白天给老师傅当助手，晚上还要上夜班学习技术，才有可能被厂里 留下当工人。大隆机器厂通过学徒制度训练出大量的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为本厂打下了雄厚的技术基础。一些资本家聘请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物理、化学实验，钻研科技，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或者本人即从事研究，最为著名的是“南吴北范”。范旭东是我国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了中国的碱的销售，而海滨盐坨到处都是，盐民苦于没有销路。范决心以盐制碱，经过日以继夜的实验，取得了纯碱，创办永利碱厂，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后来侯德榜发明出“侯氏制碱法”，使世界制碱工艺跃上了新的台阶。
⑶融资方法。1广泛招股，厚集资金，“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解决了资金问题。拉名流入股，协调个方面关系。拉银行家做股东、董事，从而取得银行的支持。
2广泛吸收私人存款，尤其是本企业职工的存款，作为周转资金。
3“滚雪球”的资本积累方式，即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一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大部或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连续不断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2
④不怕（向银行）举债，“债多不愁，虱多不咬，债愈多愈风凉”，因为企业规模越大，调剂资金、原料、设备和技术力量的范围就越大，竞争能力就越强，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就越强；向银行多借债，迫使银行不得不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平时可以多向银行贷款，困难的时候可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在企业扩张的过程中，荣宗敬实施的战略是借款办厂，他之所以热衷于投资金融业，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贷款。“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上P554）。如宋子文想吞并荣氏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自身的债权利益，积极支持荣氏兄弟渡过难关，使宋没能得逞。
⑤在企业扩展的具体形式上，荣宗敬主张收买兼并旧厂:“（1）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2）收买后，旧职员归原主资遣，申新不需要添人，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可减轻；（3）在总公司方面，只需添一本帐簿，也不要专门设立一个经营管理机构；（4）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而在申新方面，并进一家，力量便更加增大，竞争也就更为有利。”（上P254）他认为，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得一只锭子，就象多得了一支枪。“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这实际上是资本先天不足的民族企业扩展实力的较为艰苦的途径。
⑷竞争意识。既有与同业的竞争，又有与国外生产厂商的竞争。
1市场调查:百货业巨擘郭乐在南京路创办永安公司，商场是建在路南，还是路北？他派了两个人，一在路南，一在路北，从清早开始，从他们身边每走过一个人，就往自己口袋里放一粒豆子，到晚上根据豆子的数量来统计南北两边行人的多少。一连几天，都是路南的行人比路北多。他又派人调查了附近的住房情况，发现路南居民较多，且多富豪之家，他们买东西都是从路南过来的。于是，决定在路南建楼。
2质量意识:产品的竞争实际上就是质量的竞争，尤其是与洋货竞争，必须以质取胜。李康年是上海萃众毛巾厂的创办人，他认为:“产品质量问题，是一个企业是否能长期存在的关键，如果忽视产品质量，即使一个已经成功的企业，业会逐渐保持不住声誉，以至最后站不住脚。”
3广告意识；
④服务意识；
⑤促销手段:价格战、有奖销售等。三友实业社建立起一套产品代销制度:在本埠设推销员和代销店。推销员缴纳一笔保证金后，就可提取三友实业社的产品在市场上推销，并负责收取清缴贷款，报酬是从经销额中提取2%作为佣金。代销店多为百货店、烟纸店，缴纳保证金后可以批货，货物售出后再缴货款，三友实业社给予5%的折扣，并要求不得代替其他厂家销售同类商品。宋棐卿以广大妇女为对象，创办了《方舟月刊》，刊载她们关心的话题和“抵洋牌”毛线的广告，售价低廉，散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网。
与国外厂商的竞争，包含着挽回利权的思想。与外国同类产品相比，中国货主要是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上竞争不过人家。1“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到国外工厂参观学习，或者冒充化装成工人做工，掌握独门技术，加以改进，打破国外垄断。2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同业之间不竞争，以减少跌价竞销造成的亏损，巩固已有的国内市场，以免被外商各个击破。如火柴大王刘鸿生:“我的宿愿想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1931年，他发表〈救济新工业应提倡同业合并〉一文，主张实行同业合并，“消弭同业竞争，增厚对外力量，则目前固已著有成效矣。”
⑸商标意识。国外商家为了保持在中国的垄断，经常利用商标注册权来打击中国企业，使中国业主开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商标意识。电器工业家胡西园创办我国第一家灯泡厂，与欧美灯泡展开竞争。1935年，美国生产一种新型号灯泡，采用“日光牌Sun Light”中英文商标，每只售价银圆1角，而国产灯泡要2角多。胡将一部分灯泡加上同样的商标，只卖5分钱，大做广告。原来，他发现美商没有向我国商标局注册，无权提出保护商标的诉讼。胡采取以少数乱多数的策略，造成市场上有价格相差一半的同样日光牌灯泡的情形，引起各商贩的疑虑，不敢进货，使美商这种灯泡长期积压。
⑹企业文化建设
严格管理。制订了人事考勤和劳动纪律，如迟到、早退、旷工、请假、怠工、嬉戏、斗殴、酗酒、盗窃、损坏公物等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则，违者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有的具有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
某些资本家提倡劳资合作、劳资互惠。职工分红，把公司盈余按一定比例分公，较高级职员都能分到红利，把企业盈亏和职工个人收入联系起来，使全体职工都来关心企业。职工持股，“使公司少数股本化为多数”。武百祥同记商业集团实行职工会议制度，凡是重大问题都提交会议讨论，通过表决来裁定，从而达到了职工尽成股东的目的。“三友实业社”创立了“星期集会”，每周六晚，召开座谈会，职工出席，可以自由发言，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各种建议，互相讨论研究，缺点办法。他们还将一块黑板挂在饭堂门口，名曰“互助板”，人人可在上面发表意见，对不良行为提出批评，起到互相帮助的作用。注重职工的福利待遇。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
方椒伯:合作社理论。
注重职工的精神训练和思想灌输，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如毛纺织工业巨子宋棐卿，创办东亚公司，在企业中大力标榜所谓的“东亚精神”，高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职工饭堂墙上写着公司的宗旨:1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2使游资游才得到互助合作；3实行劳资互惠；④为一般平民谋幸福；还写着东亚公司的厂歌。宋编写了一篇短小精炼的《东亚铭》，里面全是格言式的短句，阐述东亚公司的宗旨和为人做事的准则，发给职工每人一份作为“座右铭”，要求熟读背诵，牢记在心。后来，宋把东亚公司的厂训、宗旨、厂歌和《东亚铭》加以综合归纳，写成了一本《东亚精神》的小册子，作为对职工进行精神训练的主要材料。1946年还出版了《东亚声》月刊，向工人们灌输“劳资合作”思想。               
（7）资本家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儒商？）
荣宗敬: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上P292）。许多资本家公开宣扬儒家学说、伦理道德观。
聂云台重视儒学只强调经济基础的积极内容，《生产救国》（1916年撰）:“孔子讲治道要先富之后教之，《大学》言治平必要生财有大道，孟子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又说人民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管子》说衣食足而人知礼义。”（《恒丰汇刊》，商务印书馆1926年3月版，P5）“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从实际应用的生活问题和社会心理体察得来的，所以孔孟讲到施行政治方法，总不空谈道德礼义。”（P6）“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从实际应用的生活问题和社会心理体察得来的。”（P6）
陈蝶仙《大学新解》一书，专门宣扬儒家学说，从中汲取对经营管理有借鉴意义的东西，依照《大学》中修身养性、治国理民的精神写了《经理须知》一文，提出了企业家如何处理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的9条准则:修身、尊贤、亲民、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其核心精神就是以儒家仁爱、亲和精神维系、处理企业上下的人际关系。（《经理须知》，《机联集》第二册，P100）
陈光甫早年留学美国，崇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方式，但他同时对儒家学说倍加推崇。“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陈光甫先生言论集》P72）买了儒学书籍分发给职工，“公暇时时浏览，若能摘取书中片段，身体力行，一生亦受用不尽。”
许多资本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其行为准则、处世观、义利观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敬业精神。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品行端正，杜绝不良嗜好和行为，率先垂范。
陆费奎《实业家之修养》1914年初版，多次再版，明确把“勤俭”、“节嗜欲”列为企业家修养之要点。“事业成于勤劳而毁于怠惰，生计欲于节俭而窘于奢侈”（P2）；“盖实业界之人，除则以勤劳获资，……富有资本之后尤非勤劳不足以维持资本而孳息焉”（P5-6）。
聂云台写了《廉俭救国说》的小册子，把节俭视为“中国立国的精神，与民族的个性”，以“中国古训重在教人勤劳”勉励大家努力生产。
郭泉:勤俭为经商者必备素质，他自己是“素性勤谨朴俭，屏绝嗜好，惟以乐群冶（治）生为主旨”（《四十一年来营商之经过》，弁言）；“忠勤任职，戒绝不良嗜好，以身作则，以勤慎补厚治身，以谦和公正处众”（P12）；要求下属“谨慎奉公，勿染不良嗜好”（P14）。
实业家果需何种资格乎，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1958）
义利之辨:处理义利关系时，多偏向于重义轻利、先义后利、重视名节的义利观。追求实业救国，倡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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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动，抗日工厂内迁，以民族自强、国家兴亡之大以为先，个人企业之小利为后。
张元济反对出版系统“利在前面而后从事于学”的不良倾向，以“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为经营准则。“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总方针，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一个“不粗制滥造，不惟利是图，讲求质量，出版对读者有益的书”的一流出版社。坚持出版获利微薄的古籍，以“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大量出版外语课本推进教育事业。
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后改为促进国际贸易）。“本行志愿在于以服务换取报酬，能尽其为人服务之责任，使顾客对我满意，而换得份内之报酬，此即所谓正当之利也。苟不正当之利益，虽一文亦不苟取。”（《二十年二月陈先生在沪与同人聚餐谈话摘录》，《陈光甫先生言论集》P46）
许多资本家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管理经验，又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式管理方法，集社会责任感与经济竞争精神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套新旧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
穆藕初（1876-1943）棉纱巨子。1913年，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与人合作翻译，取名《工厂适用的学理学的管理法》，中华书局1916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科学管理理论译著。
“人弃我取，避实击虚”（战国商人白圭），分散资金、避开热门行业的投资原则。刘鸿生:“他不搞一般所追逐的棉纺和面粉，他认为别人所追逐的企业，容易出风险，不如新兴的企业部门，规模虽然小些，办起来比较有把握。”（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业六十年》，《工商史料》（一），P6）
荣尔仁:《述本总公司经营纺织事业之方针》（《人钟月刊》第1卷第6期）:兵贵神速；奇正相生。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的用人方针。
三、农村经济
（1）    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及措施
a.复兴农村地主经济。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农村最根本的问题。1927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佃农保护法》，1930年6月，又公布了《土地法》，保护地主对土地的私有权。1933年5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实际上是配合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帮助地主返乡复辟，声言“农村复兴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复辟地主经济的目的十分明确。
  b.“二五减租”。中国农民所受地租剥削严重，减租一直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确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纲之一，就是进行“二五减租”，即减少农民田租25%。《佃农保护法》规定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0%，《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7.5%（50%•75%）。
c.对农产品的统制政策。1933年提出“四年实业计划”，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统制经济政策，先以保险业、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用政府力量通盘筹划，使其统制起来。”对粮食、棉花、蚕丝、烟叶、茶叶、糖料等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统制政策。尽管在推广、改良品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d.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e.兴修水利，修建导淮、治黄等工程。
（2）    农业生产的徘徊状态
这一时期全国农业生产呈徘徊趋势，无论是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原因:农产品统制，战争，天灾，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等）
（3）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呈现更为活跃的趋势，表现为:
  a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比例增多，
  b农村所售的农产品为直接消费者购买减少，由中间商收购后远途贩运者增多，比率达64%。
c农民购买力增加，购买一部分日用必须工业品以及农具等,所谓“五洋”。
d小城镇成为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城市工业品流到农民手中的主渠道，成为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产品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这表明城乡关系得到加强，国内统一市场在扩大。
（4）    社会团体的农村社会改良活动
  农村社会改良运动开始于民国初年，在30年代蔓延发展，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发动乡村建设运动。

四、“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中进行的，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脱离不开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即中国特定国情。“农化”还是“工化”？这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提出的问题。20年代，已经展开过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与其保守的文化观点相一致，提出“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与保守派相对的西化派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30年代，文化界展开了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也很活跃。
“以工立国”论:1934年11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批评“以农立国”是“经济上的复古论”，绝不可行；将反对工业化的人划分为四派，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畏难退缩派，一一加以批驳。“以工立国”论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影响，认为开发工业才是符合时代前进潮流的，是对社会的根本改造。
“以农立国”论:梁涑溟创立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只能走振兴农业从而引发工业之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农民购买力提高了，进而刺激民族工业兴起。王子建认为其理论，根本错误在于不顾国际大势，是“新的‘门罗主义’”，“工业化”这三个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
先农后工:漆琪承认工业建设是必须的，但在目前却不可能，要想救济国民经济当前的危急，只有从事以农业为重心的经济建设。他的重农论与一般的农本主义者不同。
先工后农:袁聘之与漆琪看法正好相反，目前当务之急是民族工业建设。
调和派: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的杨铨（杨杏佛）认为，“工与农实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书生从政的翁文灏将自己的看法归纳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

五、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出现
1土地革命的开展
  中共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毛曾讲:“有土皆豪，凡绅必劣”）
2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1994（分9部分:财经会议、财政概况、税制与税收、内外债、金融货币、工矿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2001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29—193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重印。
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沈国仪:《孔祥熙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
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
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荣家企业史料》上下册，上海人民，1980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册，上海人民，1981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2
团长。国内工作则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王在莫斯科遥控中共，博古等则贯彻执行万里之外的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
  王积极推行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临委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到苏区，教条主义也带到了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30万到3万。

四、    红军长征
（一）    红军长征的原因
  （单人麟:《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中现史1996.12.）
⒈直接原因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导致被迫的军事转移。
1933年9月中下旬，蒋介石在各方面布置完竣之后，集中了百万左右大军、200架飞机，开始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在军事上，蒋介石重订战略战术，放弃以前围剿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方针，而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持久战方针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亦称碉堡推进政策。“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外围要害部位，构筑能够相互支援的碉堡群和堑壕网，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交通封锁，破坏根据地的自给自足能力。国民党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2、3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步步向中央苏区进逼，以便达到他们“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这种封锁战略方针，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是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团长汉斯•冯•赛克特将军策划和指挥了第五次围剿。因为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将领都是无能之辈，想不出能够战胜红军的办法。但是以他在华情况来看，不可能是此战略的设计者。他1934年4月赴华，围剿已进行数月；健康情况不佳，1934年6月，冯•德尔肯豪森将军赴华，成为事实上的团长，协助制定南京防御计划，防止日军突袭，并未参与剿共事宜；1933年5月曾访华，蒋介石要他协助改组德国顾问团，并未就剿共战略提出具体建议。
国民党方面的历史学家认为，德国顾问在围剿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战略制定者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如赵观涛、邱清泉、柳际明（戴岳参谋长）。毛泽东认为是戴岳等人（毛选，1967年横排本，P171）。蒋介石采用这项战略，无疑是参考了曾国藩的经验。曾国藩在19世纪中叶以类似战略方针打败捻军。对于机动性很强的捻军，放弃追剿方针，而是建立基地，坚壁清野，进行围堵。蒋非常崇拜曾国藩，1930年亲自指示，将曾平定捻军时的布告、奏章、“军歌”汇编成册。在此之前，国民党已经零星地采用这次围剿所用的战略。总之，堡垒封锁战略基本上是国民党对前几次围剿战略的检讨和融合而制定出来的。
在中共方面，1932年初，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的革命形势要求“前进和进攻”，采取这种态势就能迅速扩大苏区。这种军事方针付诸实践，就是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给国民党以可乘之机。第五次围剿中，正是国共两党战略方针趋于一致，决定了中央苏区的命运。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的阵地战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是正确的，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使毛泽东明显转变，支持阵地战方针（《新形势和新任务》）。他后来认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原因，是因为坚持了他的运动战战略方针，因为这项正确的方针在部队中还有深刻的影响。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瑞金，全面贯彻王明路线。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华夫、A）到达瑞金，随即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参加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和决定中央的一切工作，博古负责政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李德负责军事指挥，红军的军事战略路线、战略战术原则、作战部署都由他作主。李德到苏区后，住在一所专门为他修建的房子里，大家称它为“独立房子”。他很少到前线去作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就在他的独立房子里，接到敌我态势的电报以后，看着大地图冥思苦想，拿着红色、兰色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用尺子比量着，制定作战指挥地图，部署执行。当时用的地图（十万分之一）误差很大，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方向都不准。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周恩来负责督促其计划的实施，是一个“管事成员”。
当国民党开始实行堡垒封锁方针时，中共采取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指挥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共产党很快发现，阵地战抵抗不了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压缩的碉堡群，因为兵力和火力不足，无法全线阻拦国军进入中央苏区，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处处设防，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战术。一打，敌人进碉堡里去了，红军暴露在外，遭受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1934年4月，广昌决战，成为第五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最后，打破围剿的希望断绝，只有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杨永泰上“削藩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新闻宣传方面: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对根据地人民，实行“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蒋亲拟了《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
对苏区农村，“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在江西等地大办合作社，对农产品减免税费运费。
动员社会力量，以民间形式分担原由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救护、慰劳、宣传、贩卖等工作。
⒉如果仅仅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使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那么，红军长征似乎纯粹是一种偶然。但是，如果我们从红色政权当初产生、存在的原因来探讨红色政权大部丧失的教训，我们感到，在红军长征的的历史表现后面，其实隐含着发人深思的历史必然性。（赵小石:《红军长征原因的历史沉思》，《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8.1）
  ⒈“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战争”渐趋平息，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1927—1930年，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夺，他们的分裂与战争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中共党利用国民党无暇顾及的大好时机，建立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各派纷争，造成的不只是共产党的红色政权，而且同时还造成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峙局面──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与蒋介石政权的对峙。这种对峙固然反映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潜伏着不利于革命的因素。首先，从政治形势来说，国民党各派纷争基本结束，红色政权得以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在逐渐丧失，而蒋介石得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军。其次，从力量对比来说，双方的对峙，是一种难相匹配的对峙。红色政权是区域性的，雏形的，弱小的；而国民党政权，是全国性的，统治相对稳固而强大。最后，从战略态势来说，中国南半部比之北半部，国民党统治较为强大巩固，是政治、经济重心所在，长江中下游更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而革命根据地，除陕北外，都在南方，给国民党造成极大威胁。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不能不成为国民党政权集中力量进攻的目标。这种军事态势，发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敌我之间，在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中，实际上已经潜伏着战略转移的必然。
  ⒉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就不仅仅取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且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民族斗争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中共党制定正确的策略，以适应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斗争的需要。在变化了的革命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都曾经发表宣言，申明“红军北上抗日”，当时还不能自觉的将北上抗日与红军战略转移联系起来认识。
⒊中共党自身的不成熟，决定了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王明路线能在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中共党尚处于幼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长征也是难以避免的。当时党的这种不成熟状况，表现在:a.“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只知服从共产国际指导，不能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认识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从而也就未能把握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b.不能正确分析和认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没有及时作出实施战略转移的考虑，乃至后来陷入被动局面；c.党内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一概受到排斥。
总之，变化了的国内政治格局、上升着的中日民族矛盾、不成熟的中共党当时状况、国共双方战略战术的改变和力量对比的悬殊，决定了红军只有踏上被迫转移之途。
1936年初毛泽东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从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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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认为，如果在福建事变时向江浙闽皖地区发动战略攻势，就能对国民党要害地区的大城市构成威胁，迫使国民党军在无碉堡的广大地区作战（毛选，1992年，P236）。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红军签定了协议。但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之下，博古、李德认为，十九路军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配合反蒋。毛泽东的这个似乎能够取胜的构想，忽略了一个问题，红军要进入上述未设防地区，必须突破南城—黎川一带碉堡封锁线。红军能否通过这条驻有重兵的防线，甚为可疑，因为早在1933年9月就已经在此遭受一系列失败（同上，P220）。
（1934年初第二次全中华苏维埃会议，毛严厉批评了一位同志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观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有“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1935年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
过去探讨中央苏区之所以丧失，过于强调中共内部的斗争，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军事方针上的变化，红军改用阵地战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但综观第五次围剿，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即使采用，也同样无济于事、无能为力，关键是国民党军改变了战略，其持久战、堡垒战发挥了威力。国民党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堡垒封锁战略决定了胜负。这种战略方针能够使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对付红军，只要他们不被诱入苏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不会被打败，不被打败也就等于胜利。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根本上在于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力量比中国劳苦大众革命运动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在于中共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不仅仅在于红军军事领导、战略战术总体上的错误。
（二）红军长征的进程
⒈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
以对现有材料的研究和亲历者的回忆出发，对红军长征准备问题的看法有以下四种:
a.长征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的，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战略转移，不能说是仓促的退却。但准备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未在广大指战员中作充分解释；存在“搬家”、“避战”倾向；确定干部走留的安排上，存在宗派主义错误（瞿秋白）。（曾景忠:《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准备》，《近代史研究》，1988.5）
b.    中共中央虽有转移的准备，但又想争取决战胜利，行动上是既准备走，又准备打；
c.    确实作了某些转移的准备工作，但是思想政治动员不充分，广大指战员和一些高级干部感到仓促。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少数人的密谋”。（牛桂云、韩泰华:〈关于中央决定长征的时间和长征出发前有无准备的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4）
d.    .中央最高“三人团“是有准备的，广大指战员是无准备的。
e.有的文章概括如下:有所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动仓促。
⒉参加部队
a.红一方面军（中央方面军）。1934.10—1935.10.19，江西（赣南）—陕北吴起镇，2.5万。
b.    红四方面军，张国焘。1935.3—1936.10.22，川陕苏区—甘肃会宁，1.5万里。
c.    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1935.11—1936.10.22，湘鄂川黔根据地（湖南桑植）—甘肃会宁，2万里。
d.    红二十五军，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1934.11.16—1935.9.18，鄂豫皖根据地（河南罗山）—陕北（刘志丹部会师）。
⒊长征进程
红一方面军带有决定意义，以之为主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巷、湘西进军，开始长征。从10.21—11.30，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人员折损过半，减至3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央红军西征目标是与湖南的二、六军团会合。蒋布下重兵，等待红军钻进罗网。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12月11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通道转兵。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前进。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可见，在这些会议上，重要军事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是中央集体作出的决议，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是红军全体的共识。
1935.1.15—17，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博古在报告中认为，红军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原因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决议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是博古、李德执行单纯防御路线造成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调整，决定取消“三人团”，周恩来仍然是最高军事指挥，博古的职务并未免除，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当选为正式委员。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的工作。至于成立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则是在3月11日左右。而且，这次会议仍然把以王明为代表的超越中国现实的“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肯定为正确的路线。
确实，毛泽东本人也长期未提起这次会议（如与埃德加•斯诺1936年的谈话）。毛第一次提到遵义会议是在1938年秋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1941—1945年“整风”期间，毛及其追随者才最后炮制了关于遵义会议的说法。毛的胜利，只不过是从那时起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长期历程的序幕。他在这里得到的，是不完全的胜利。
会议后的三个月里，红军继续在云、贵、川边界流荡，保存了有生力量，但仍然在为生存而战，同其它红军会师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均未达到。长期以来，有关史书对红军四渡赤水，打多数认为是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为迷惑和调动敌人，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际上，四渡赤水，并不是既定方针的实践，而是被迫的退却。红军伤亡惨重，中央原定计划落空，故而撤消西进计划，从东面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元江:《对红军四敌赤水几个问题的探讨》，《南开学报》，1989，4）这期间，一些军事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对毛心生疑虑。直到5月红军强渡金沙江成功，对毛的不满情绪才平息下来。
红军最后北上，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三）    红军长征的意义
毛泽东对长征给予高度评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选卷1，P135—136）:“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在半个世纪以后，再来考察它的历史意义，必然会获得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
⒈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打破了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抗日的指挥中心，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上的统治，为从思想上清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奠定了基础。
⒉在斯大林时代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推举自己的领袖和领袖集团，标志着中共开始走向成熟。长征锻炼了党和军队，集合了五湖四海的中共精英，造就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才，为中共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干部基础。
⒊长征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与伦比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影响。长征宣传了中共主张，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引起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崇尚自由、反抗暴政的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西方记者、传教士开始深入陕北苏区，报道中共真相，成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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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界取得联系的桥梁。
⒋丰富了中共统一战线理论。长征途中，红军抓住国民党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尽量分化利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和利益，“彝海结盟”。（吴兴河:《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与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龙岩师专学报》，1997，1；中现史1997，7）西南6省军阀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纷纷投靠蒋介石，但始终与蒋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以求保持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军阀，既要笼络收买，又想排斥消灭。当中央红军从闽赣出发，向西部转移时，蒋介石企图趁消灭红军之时，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西南军阀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怕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于是，他们对红军的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战略方针。红军巧妙的利用这一矛盾冲突，打破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从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蒋一再命令陈济棠派出广东部队协同围剿，“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异己。陈阳奉阴违，“剿共防蒋”，始终将保存实力、巩固地盘放在第一位。1932年春夏派军进驻赣南，实际上是为扩充地盘、拱卫广东作打算。他间或也派出小股部队围剿红军，但避实就虚，尽量不与红军打硬仗，且常谎报军情、战果敷衍蒋，换取饷械。蒋要求经济封锁，陈部大做违禁物资的买卖，秘密将食盐、药材运往苏区谋取巨利。
第五次“围剿”，“四面合围”战术，南陈济棠。陈“外打内通”、“明打暗和”，双方达成五项协议。陈一面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一面令部队“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保持不接触。”只要共产党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则其部队也保证不截击，并在湘粤边境划出通道，让红军通过。这样，长征红军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短时间内通过了陈防区，顺利突围、西进。）
⒌铸造了活泼丰富的长征精神，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广大红军官兵深厚、宽广的爱国热忱，坚定的思想信仰，坚强的意志，团结友爱、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道德品质，为人类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源泉。“战争使人类的精神净化”。
⒍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经跨越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长征精神:非凡的壮举，伟大的传奇；20世纪的一大奇迹；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伟业；“长征塑造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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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1927—1937年的中国文化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这10年，毛泽东曾把它称为“内战时期”，文艺界、文化界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称为“三十年代”。毛泽东曾对十年内战时期的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他说，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是革命的深入。“这时有两种反革命‘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毛选，四卷合订本，人民，1964年）这个时期，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分成了两支，一支武装队伍，在农村；一支文化队伍，在城市。领袖的论述，紧紧的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自然有其深刻之处，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变的脉络就不大容易看清了。

一、  国民党官方“文化复兴”主张
  所谓“文化复兴”，就是恢复和发扬“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华”。我们不能总是用“复兴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道德”之类一言以蔽之。自然，有利用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旗帜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一个全国政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国人精神有所归依；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使传统文化的血脉得以承传而不坠。
（一）新生活运动
1934年春，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迅速风靡全国，断断续续的进行了10年多，直到1949年，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新运在形式上，复兴固有文化，力倡重振道德，提高个人的国家观念，强调将礼义廉耻和西方文明生活方式贯穿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
背景⒈蒋介石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现状痛加指斥，认为中国的内忧外患，社会上的颓风败俗，一方面是固有文化的中落，“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西洋文化流布，“邪说横行”，一盛一衰，造成中国的风俗败坏，国力不张。国民党官方对五四运动，开始有颇高的评价，后来虽然承认五四有思想大解放的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五四是一个大的文化破坏运动，它对西洋文化极力宣传和提倡，而固有的文化被摧毁无余，传统文化被人弃如敝屣，使整个社会发生动摇，危及民族的生存。对于救国救民来说，知识技能是需要的，丰衣足食也是重要的，但是，“立国之本”、“为人之本”却是道德因素。因此，新运必须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把“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孝子，在学校里能做一个守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守法的君子”作为新运的根本要求。对于国民的道德，蒋介石深恶痛绝，大张鞭挞，痛斥国民道德“不如人”，国民“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过的是“污秽”、“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鬼生活”。
⒉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国民既无团结纪律，又无爱国精神，是一盘散沙，应该像日本、德国那样，使国民怀抱强烈的国家观念，恪守本分，“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显然，蒋介石只片面强调国民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
⒊新生活运动以复兴传统文化为旗帜，表现了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蒋介石集团提出复兴固有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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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蒋介石本身思想的反映。蒋1887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5岁开始读私塾，16岁才到县城受新式教育，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蒋介石崇奉的主要人物是王阳明和曾国藩，从他们身上以及《韩非子》、《资治通鉴》等书中吸取了治国、治人的道理和权术。正因为蒋介石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他才在当时发动了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为指导的新生活运动，试图以倡扬固有文化来“转移风气”，阻遏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传布。其二是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复兴”中受到了启发。意大利用古代罗马精神唤醒了国民，德国唤起了日耳曼民族历史的荣光，日本宏扬武士道精神，所以才有它们的强盛。搞新运，就是要像它们一样，使中国人认识历史的荣光，振作道德，召回国魂，以道德复活来求民族复兴。
内容⒈新运突出的强调复兴固有文化，复兴文化意在复兴民族。蒋介石认为，礼义廉耻是中国“救国和立国最要紧的根本精神和德性”，是中国的“国魂”。在发动新运之初，他将礼义廉耻依次解释为，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礼在国家者为纪律，人们行为合于礼就是正当行为；知道合乎礼义为是而取之，反乎礼义为非而舍之，便是清白辨别；对不合礼义的行为自觉其可耻而力行刷雪，便是切实觉悟。其目的是要使国民生活“合理化”，即使一般国民生活达到所谓“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尤其强调“军事化”，养成国民生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习性，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随时可以为了国家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内容⒉新运注入了一些现代文明意识，革除一切不适合现代的旧思想、旧习气，提出了“做文明人”的要求，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衣着方面，国民政府要求:“衣服章身，礼貌所寄，莫趋时髦，朴素勿耻，式要简便，上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纽颗，穿戴莫歪，体勿赤裸，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被褥常晒，行李轻单，解衣赠衣，应恤贫寒。”（《新生活周刊》第1卷第5期，P6）社会舆论提倡卫生、舒适、节约、雅沏，选用国货，以布为料，要求颜色质料调和。
饮食:政府提倡“饮食养生，人之大欲，食贵定时，莫恣口腹，食具须净，食物须沏，要用土产，利勿外溢，遇酒勿酗，食量有节，饮嚼勿声，坐必正席，饭屑刺骨，毋使狼籍，宴客豪餐，相让举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鸦片屏绝，纸烟勿吃，耻养于人，自食其力”（同上）它强调饮食的节俭、卫生、礼节等。
评论⒈新运实际上可以说是一场培养“现代国民”的运动。基于知识、道德不如人的认识，蒋介石认为要使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和道德，就要在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中，贯彻中国的礼义廉耻和西方的生活文明，养成一种新生活，造就现代国民。蒋介石较多的涉及到人的素质问题、国民性的问题，注重人的精神因素和对人的教育（新运的主要目的在“革心”）。但是，以培养服服贴贴、安分守己的“良民”为根本目的，剔除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和创造精神，只能是一种现代愚民政策。
评论2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文化运动其表，政治运动其里。蒋介石亲自领导发动了这样一场“普遍而盛大”的运动，其真正企图，“在于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行动都能够整齐划一”。陈诚直言不讳的说:要“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的统一，绝对的团结，绝对的服从命令”。蒋介石集团赋予新运十分沉重的政治使命，试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寻一种实施思想统治、整顿社会秩序新的统治模式，统治套路。（何友良:《论新生活运动与复兴文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93.4）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当时搞了一些训练班，她讲“人格教育”课，常说:“国民没有人格，国家就没有国格。一个优良干部最必要的条件就是高尚的人格。”她经常到学校，纠正学生起、立、行、坐的姿势，教学生洗碗抹桌子，收拾房间，让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人生与服务的意义。抗战期间，宋美龄和她领导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后方甚至国外荣誉很高。（刘清扬:《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文史资料精选》，第九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理论和“十教授宣言”
1934年10月，国民党C.C派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任理事长，并创办机关刊物〈文化建设〉月刊。发刊词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为宗旨，“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然后乃有中国的民族复兴”。
  陈立夫从1934年到1935年，连续发表演说和文章，反复的宣传他的“文化建设”理论。认为只有文化的复兴，才有民族的复兴。他反复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一方面须将中国固有之文化从根救起，一方面对于西方之文明，须迎头赶上”，“实是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与方法也”。什么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呢？陈立夫说:“吾国民族固有之特性，可以大、刚、中、正四字赅括之。”惟其大，故能容；刚，即宏毅；中即中庸之道，中的结果必平，惟其平，故能和；正，即大公无私。“吾国民族既具有大刚中正之四大特征，故能卓立世界数千年而至今尤能生存。”陈立夫还大讲学习科学知识，把现代科学知识和中国的传统道德结合在一起，“科学之增进是智也，道德之涵养是仁也”，“智以及之，仁以守之”，提出“建科学于道德基础上”的口号。
  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萨孟武、樊仲云、何炳松、王新命、黄文山等10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宣言说: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复古、模仿英美、苏俄、德意的主张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什么叫“中国本位”呢？“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制度，要“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文化，吸收“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起来”。总之，“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宣言中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博得了文化界不少人的赞赏。左翼文化界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同提倡“读经”、主张“存文”看作是同一性质的东西。李公仆说:“我们不反对文化的建设，但应注意，在此旗帜下所引起的一切复古的蠢动”。对宣言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他说，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是在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下的复古。
(郭建宁:〈三十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论争探析〉，〈中州学刊〉1996.5；1996.12.陈序经“全盘西化”、胡适“充分西化”、张佛泉“根本西化”、张熙若“大部西化”)

（三）尊孔读经与文言复兴运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跑到山东去祭孔。同年9月间，一些绅士文人也提倡尊孔崇儒，筹建“孔教会”，发表“宣言”和“文会缘起”，讲什么“邪说暴行”使“青年道德堕落”，要宣讲“孔门六艺之旨”，使青年都能了解孔子之道，知“邪说暴行之所当辞”。同时，香港也集会庆祝孔子“圣诞”。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同年8月，南京、上海等地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上海用40多种古今乐器，演奏了曾经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在蒋的倡导下，山东、广东、湖南等地，鼓吹“尊孔读经”，规定中小学都应该读经，并大量编印〈经训读本〉。1934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等人在南京〈时代公论〉和上海〈申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复兴文言”，主张中小学生必须读古文，以挽救学生国文程度的下降。
  以蒋介石、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的一系列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自然有其政治目的和迂腐之处。一方面阻遏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限制西化思潮的流行。尤其是针对共产党的意图十分明显，因而遭到了左翼文化人士（以鲁迅为代表）的强烈反对。（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文）后来，随着中共党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在全国建立起马列主义的普遍信仰，对传统文化只有一片政治大批判的声浪，至少是在精英文化层面，在整整一代人中斩断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血脉。用西方的概念、模式、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来套用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与分析，使青年一代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停留在政治大批判的水准，缺乏真切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历史与文化的一种温情与敬意。
  孔子在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反孔以来直至今天，其地位的演变，各派人物对孔子、儒学的态度，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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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课题。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干，孔子在历朝历代的“圣人”地位，孔子被当作“敲门砖”使用（鲁迅语），孔子思想中有值得批判的东西（如等级制思想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两千多年来，孔子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与文化的象征，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孔子是打不倒的。
  “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不适宜作一般人的读物，只可以作一些专家研究的对象。蔡元培等即认为，大学中不妨把经学当作一种专门研究，中学中不妨还读几篇，小学读经则是有害无益。当时〈教育杂志〉向全国专家们发出100多封信，征求他们对于中小学要不要读经的意见，在70多封复信中，除唐文治、江亢虎等10多人外，绝大多数的专家，都反对中小学生读经。个人认为，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华元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中华民族心理的刻勒具有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作一点了解。至于当时有些人提倡尊孔读经，是慨叹五四以来，外国文化传入中国，革命的新思潮冲毁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九•一八以后，日寇入侵，民族生命有朝不保夕之势，因此主张尊孔读经，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文明，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挽救国运。我们不必简单指责为“祭起孔夫子的亡灵，向封建文化道德求救”。
  五四白话文运动，反对文言文，不仅是一场关于文字形式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一场思想革命。我们需要现代的人，我们也需要能够表白现代人的情思的现代文。但不必将白话文与文言文截然对立起来，提倡白话文，不必完全的废弃文言文。佶屈聱牙的古文言当然不宜提倡，不适合广大人民大众来读，但浅近的文言文或文白相间的文字，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地方。一味的废弃文言文，太注重形式的文字革命，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二、    文艺流派与论争
⒈革命（普罗）文学的倡导
  五四以后，1923、1924年间，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就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五卅运动和随之而来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很多作家的思想革命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正式发动于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出版的《创造月刊》、《太阳月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等文章，正式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称“普罗文学运动”），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基本主张。
  他们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认为“阶级社会里的艺术，都是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学作为“阶级的武器”，应该“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强调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战斗精神，鄙弃个人主义的颓废感伤情绪，新文学家不是旧式文人，不是忧时伤世的骚人墨客，而是“生活中的战士”，“我们大家脱去感伤主义的灰色衣裳，请来堂堂正正的走上理论斗争的战场”，“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革命作家应该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1936年春宣布自行解散。
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30年代，左翼文人以上海为据点，形成“海派”。以南京为据点的有以国民党为靠山的“民族主义文学”。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1930年，潘公展、黄震遐等国民党方面的文人（在上海）成立“六一社”，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文艺月刊》等刊物，鼓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宣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他们提倡所谓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就是为了否定阶级意识，其目的是对抗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茅盾、鲁迅等撰文参加了对他们的批判斗争，斥之为“屠夫文学”（瞿秋白）。
⒊京派
  民国二十二、三年（1933—1934年），文坛上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所谓“京派文人”，既是地域的概念又含政治倾向的意蕴。左翼作家以上海为主要阵地，以国民党为靠山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南京为据点，在北京，聚集着一大批游离于左翼作家与极右势力之外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季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废名、冯至《骆驼草》、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水星》，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沈从文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然在自由主义作家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苗族，年青时随本地土著部队在湘、川、黔、鄂边界生活过。1924年起在报刊上发表作品，30年代成为中国文坛上迅速上升的新星。沈从文强调文学家人格的独立和文学自身的独立，一生对政治采取疏离态度。他反对一切将文学贬低为追求外在功利的工具的倾向，认为这种文学自我贬低的危险主要来源于两种情状:一是文学依附于政治，落为政治的工具；二是文学依附于商业，堕落为“商品化文学”。
  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主要是描写湘西乡村生活和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赞美人们的淳厚心灵，具有风俗画、人性美、自然美的特色，带有抒情意味和牧歌风格。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式的湘西社会生活，是一种对农业文明的美化，或者说更接近于农业文明的一曲挽歌，它的旋律中浑响着西方自由观念与楚汉浪漫主义、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当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今日已不复存在，今天任何一位沈从文的崇拜者到桃源、凤凰一带去旅行，如果还想去寻找那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必定大失所望而归，但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构筑的文学世界的恒久魅力。
⒋新月派
  1927年春天，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他们又出版了《新月》月刊，“新月派”就因为这个书店和这个杂志而得名。
由徐志摩执笔的《新月》杂志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对当时社会上各种文艺和思想流派进行了抨击，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他攻击革命文学是“功利派”、“偏激派”、“标语派”、“主义派”，认为这些派“凌辱和侵袭了人生的尊严和健康”，，是同新月派所标举的“不妨害健康”、“不折辱尊严”两大原则根本“不相容”的。
  其后，梁实秋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提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与时代潮流是“满不相干的”，“‘革命的文学’这个词根本就不能成立”。鲁迅写了《文学的阶级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与梁实秋论战，骂他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40年梁实秋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准备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视察团”参观访问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梁实秋是不受欢迎的人。1942年5月，延座讲话中，将他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最近，出版了一本《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新月”在社会上的声望与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诗歌方面，而徐志摩是“新月”的灵魂与中坚。胡适曾经这样评价他:“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此话可作解人之论。黄遵宪、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胡适《尝试集》为自由体诗的滥觞。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长诗《小河》，是继胡适之后新诗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胡适到周，主要是以散文化的自由诗对古代诗歌那种严谨得束缚思想感情的格律形式来了一次否定，尔后又不可避免的需对过于散文化的倾向来一次再否定。新月派诗人自觉的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菁华去接续近现代英美诗歌的神韵，努力提高新诗的艺术质量和审美价值。在他们看来，美的最高境界即是空灵、纯真、清明、飘忽。代表作:徐志摩《再别康桥》。
⒌《论语》派
  以《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主要代表是周作人、林语堂、老舍、丰子恺、俞平伯、废名等人，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是该派的主要阵地，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主张“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二、三十年代彷徨于革命与暴政之间的自由主义者，既不能忘情于现实政治、伦理道德，又不愿抑或不屑投身于世俗的变革，而只是执著于心之向往，被迫收敛自己的热情，更多的投入到纯文学的创作生涯。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除人权派、教育救国论、乡村建设派以外，主要的贡献和影响在文学领域。
  他们心底里执著于“五四”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文化宽容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一边温婉的唱着以前的歌，一边躲进了文学的象牙塔。不过，这塔，按周作人的说法，却是一座“十字街头的塔”（1925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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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他们处在左右夹攻的困境:“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知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周作人又自诩为叛徒与隐士。对于传统文化，他要批判，要变革，所以是一位“叛徒”；对于要完全截断传统，分裂秩序，完全献身于为理想所鼓舞的革命，却又是他所不能与不信，所以只能是一名“隐士”。做一个叛道的隐士或者隐逸的叛徒，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它活灵活现描划出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二难困境:从政治上说，它夹在革命与专制暴政之间；从文化上说，它夹在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间。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工农专政与国民党独裁统治都属于权威主义政治，都与自由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们主张和平的渐进与改良:“我们须要的是风，是雷，是雨，是一切摧醒生命的势力，是一切滋养生命的势力，但我们不要狂风，要和风，不要暴雨，要缓雨。”（徐志摩:《欧游漫录》）但他们并不能改变国内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大势，于是，他们只有叹息:“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徐志摩:《猛虎集》，1927年）
  在散文理论上，周作人接通了现代散文小品的两大源头:晚明小品与英国近代随笔。英国的小品文指艾迪生、斯梯尔、笛福、兰姆等的随笔（Essays）。这是双重意义的源头，其一指思想倾向，上述英国随笔乃是自由主义的文学产物，而明朝的小品文“原来是反抗的”，“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换言之，两者在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其二指散文的艺术风格、形式上的相似，即话题广泛，几近无所不至，行文轻松自然，无拘无束，用以自由的表现才情个性。英国小品文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明代的小品文则常蕴含一种名士气概或隐逸风致。这些转化到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中，就是那段广为流传的话:“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说闲话。”（《雨天的书•自序一》）所以周作人一直十分严厉的批评从韩愈到桐城派的正统派散文及其“文以载道”理论。

⒍现代派
  主要代表作家戴望舒、施蛰存、胡秋原、杜衡等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杂志《现代》，现代派兴盛。《现代》杂志采取中间路线，不同思想倾向和风格流派的作品都能发表，曾发表了一批具有现代派特色或倾向的作品，像施蛰存用心理分析方法写的小说，刘呐鸥具有新感觉派特色的小说，戴望舒等的现代派诗作。1935年2月，施蛰存等退出《现代》，此后，现代派走向解体。
  代表作:戴望舒《雨巷》。
⒎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论争
  1931年12月25日，《文化评论》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文章主要批判了国民党官方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同时也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他明确表示，他是站在民族主义文艺与普罗文学之外的主张文艺自由的“自由人”。
  原“左联”成员苏汶站出来声援胡秋原。他说，文学本来是个纯洁的处女，自从把“什么阶级文学的观念打到作者脑筋里头去”以后，文学“不但不是一个处女，甚至是一个人可尽夫的卖淫妇，她可以今天卖给资产阶级，明天又卖给无产阶级”，一部分作者随着这个‘卖淫妇’“陪嫁”给了那个阶级。“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批评左翼作家“借革命来压服人，处处摆出一副‘朕即革命’的架子”，把“所有和他们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错认为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在文艺的战线上使无产阶级成为孤立。”
  胡秋原、苏汶以“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身份，提出了文学艺术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的观点。

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缘起及概况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遭受挫折的中共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出路、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同时，国民党文人学者也在为该党的建设寻求社会依据，双方都注意到了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的出路、革命的性质、任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自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渐渐为一些学者所接受，并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从1928年开始，思想文化界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
中共党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尤感创巨痛深，他们首先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与革命前途、性质相联系。1928年11月，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依据中国是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抑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立论根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略与策略”。这实际上点明了这次论战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和更直接的政治目的。(侯外庐:像任何一场思想论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
我们知道，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总题目。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杨扬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  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P358）
  参加论战的主要有三派:一是以陶希圣为代表、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新生命派，此派在政治上明显依附于蒋介石政权。二是以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为代表，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动力派”，此派从属于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党分裂的陈独秀托派集团。三是以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新思潮派”，此派直接受中共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上述几派的学者，如胡适、胡秋原等，也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论战主要在上述三派，尤其是在“动力派”与“新思潮派”之间展开。
  论战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进行:
⒈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问题。“新生命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自古发达，“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商人资本构成中国经济的重心，“中国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的一面”。“动力派”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中国“已经过度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则指出，中国民族资本自出生之日起，便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两面夹攻，从根本上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原料、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都竞争不过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加之国内农业、手工业等行业内封建经济关系的顽强存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和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中，很难看见”，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
⒉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新生命派”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发展中国的城市经济并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构造。“动力派”认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绝对的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他们颂扬帝国主义“把落后的中国拖进了一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好兄弟”。“新思潮派”则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指出:帝国主义的商品—资本输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这种输入的目的是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
⒊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新生命派”承认封建势力仍然存在，但社会经济却在金融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动力派”认为，封建势力在农村的地位已被资本主义所排挤，封建剥削已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已转变为资本主义。他们说，封建地主已不复存在，现在土地集中在由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转化成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式地主”手中。“新思潮派”则认为，农村普遍存在的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正表明了剥削关系的封建性质，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不是地主的资产阶级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因此，他们指出，“现在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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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⒉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中国历史问题和中国农村问题上的深入，开辟了这场论战的两个副战场。
  郭沫若从1928年夏开始进行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郭沫若在书中开创性的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文献与实物史希沂局泄废群缶嗽忌缁帷⑴ド缁帷⒎饨ㄉ缁峒父鼋锥危壑ぢ砜怂贾饕宓纳缁岱⒄构媛裳低耆屎嫌谥泄椤！吨泄糯缁嵫芯俊肥侵泄砜怂贾饕謇费У牡旎鳎鹧踅绲那苛曳聪臁b砜怂贾饕逖д呗勒裼鸬仍尥舻姆较颍赋觯岸灾泄缁崾费芯康墓ǎ辉谟谄浼馐欠裢耆罚谟谒紫扔τ美肺ㄎ锫劾聪低车难芯恐泄罚淇吹墓ǎ遣荒芊袢系摹薄9约撼腥希胺噶斯街饕宓拿 保安畈欢嗨浪赖陌盐ㄎ锸饭鄣墓剑糯淖柿仙咸住薄6靶律伞钡奶障jァ⒋邮粲诔露佬阃信杉诺亩盼分⒗罴荆白杂扇恕焙镌仍蛉浩鸲ブ?931—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点。
  这次社会史论战大体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问题，三是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
  早在20年代初期，唯物史观就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30年代，经过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为其中的突出代表，其他还有侯外庐、何干之、邓拓、华岗等人。这些史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3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阶段。
中国社会史论战，其政治意义明显的高于学术意义。综观整个社会史的论战，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方，基本上是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郭沫若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而陶希圣、李季、胡秋原等人，也使用马克思理论的一些概念、词句，但他们极力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具体性，这是造成论战双方意见分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单从学术上看，陶希圣等人的种种观点，当然有其可取之处，而郭沫若等运用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学说阐释这古史的若干结论，也有值得商榷甚至明显失误之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国民党政府的检查者认为，“该书系根据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及罗振玉的史料，而以马克思的辨证唯物论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形，引周书、礼、易等书之断章零句，论断当时社会情形，殊多勉强附会之处”，但并没有查禁。1934年才被列入禁书之首。直到今天，类似的学术观点仍然在相互辩难。
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认识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新思潮派”和“动力派”围绕此问题开展的争论向纵深发展，引发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其对垒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二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大谈生产力的发展，借以否认当时农业生产中严重存在的封建关系对生产力的重重束缚，以论证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新思潮派”（“中国农村派”）强调分析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目的在于从土地占有、租佃关系、超经济剥削等方面论证农业生产的封建特征，从而推论中国农村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⒋意义
  与前此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多次论战不同，（改良与革命、中学与西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与玄学等）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社会史论战、农村问题论战发生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政治环境之中，动荡的时局和急迫的现实斗争，决定了这场论战不可能是平心静气的学院、书斋式的研讨，论战各方都十分自觉的将学术与政治挂起钩来，各种观点无不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党派功利目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论战严格的科学性。论战各方都因为政治立场、态度、信仰方面的对立而抹杀论敌观点中的合理因素。就进步学者方面而言，也的确忽视以至完全否定了论敌们的一些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如中国传统商品经济的发达，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帝国主义入侵客观上对于瓦解自然经济结构的促进作用，中国远古社会确实存在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等等。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便是“因人废言”，更不幸的是“因言废人”，这无疑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30年代的这一场大论战，最重要的成果，既是学术的，又是政治的，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如王亚南、郭大力合译《资本论》、吴黎平译《反杜林论》、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均完成于此时。论战各方（包括那些政治上坚决反共的人士）都自觉不自觉的试图运用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概念（如“封建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学说原理（如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学说）来作为立论的建构材料和依据。这种现象毕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界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江苏古籍，1994（共收档案资料299题598件,分9部分:文化统制设施、新闻出版统制、文化艺术、民俗礼仪、尊孔读经、文物古迹、文化团体、国民体育、宗教概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1994（分8部分:教育宗旨与学制系统、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社会教育、蒙藏边疆教育、华侨教育。）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资料选辑）》，（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
高瑞泉、胡伟希、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1994。
戴知贤:《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倪墨炎:《周作人:叛徒与隐士》，
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5）》，中华书局，2000（本书依据30年代费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满铁调查部门对长江三角洲8个村庄的研究，并经过作者1983至1985年在松江县华阳桥乡的薛家埭等6个自然村的调查，考察了30年代至今日的变化）
冯天瑜:《为“封建”、“形而上学”正名》，《江汉论坛》，1994，9。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第七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    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加深
⒈九•一八事变（1931年）
第四十五章“沈阳事变”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P424）做对他不利。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如果我知道当时日本人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P425）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我简单地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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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P431）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那么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那行政院长好像是孙科，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我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怎样来解释这不抵抗主义呢？……
我说，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说你责备我不抵抗，不但你责备我，国民也责备我，我不接受。但是你要责备我一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P432）
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P433）
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P434）
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但你要说我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我这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那时，我有个日本顾问，我后来也跟他谈了，他也承认，那样干不但不是我们中国之利，也是日本之祸啊！
我现在也承认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P434）八事变，日本不会惨败到那种程度。当然，这话就讲到题外去了，日本当时也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政府当时也控制不住他的军人。不单单是对九一八事变。当时，在日本国内，对于老一辈，你不听我的话，就把你打死，就这样动不动就使用暴力，采用恐怖手段。一个国家，我跟你说，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那这个国家一定要倒霉。怎么倒霉呢？不知道，但它一定要倒霉。
否则，日本不会当年那么强盛，到现在弄得海、陆、空什么也都没有了。当然，我虽然恨日本人，但我也非常佩服日本人，那日本人是厉害呀。
这就是关于九一八事变我所要说的话，外面说的，一直是在给我解过，不，我的过就是我的过。（P435）
王:是哪些因素导致张学良判断错误？一是幻想以夷制夷。二是醉心全国抗战。三是过分依赖中央。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五是畏惧日本军力。六是低估国民力量。七是力避消耗实力。八是缺乏决断能力。（P449—452）
（九•一八晚张的活动:陪何东爵士看戏。马君武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更抱佳人舞一回，哪管东师入沈阳。）

⒉一•二八事变（1932年）
⒊华北事变（1935年）

二、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评析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以前，台湾一味赞美，大陆简单的归结为投降战略，解释为根本不抵抗或绝不抵抗。近些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对这一政策，分别进行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
⒈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A.九•一八事变前。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激化，10月28日，蒋在讨冯通电中说:“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勘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这是蒋介石最早用“安内攘外”来概括内外政策，用意在于强调讨冯重要性，同时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九•一八前，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正式提出“安内攘外”口号。
  B.九•一八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怒潮，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分裂斗争，使蒋介石不得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他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就职大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C.蒋介石50年代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匪会议”，国民党其他要员齐集庐山，会议明确说“剿匪会议的目的在安内攘外，决无他意”。从此，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
由“应先安内”到“必先安内”，一字之差，实际上是对“安内”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九•一八后，这一政策才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并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最初提出，还是在1931年7月。
⒉“攘外必先安内”与民族统一问题
肯定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统一，才有可能发动对日抗战，统一是全面抗战的前提条件。所以，如果单就统一与抗战的相互关系而言，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条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中国社会各界绝大多数看法也是相似的。（贺新城《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1）
否定态度。上述“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后，要做到全民族一致抗日，只有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毛泽东早就批驳过这一观点，指出:“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些人还在那里继续进行他们个人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揭露蒋介石借统一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竭力强调统一，强调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他之所在便是政府之所在，抗战中心之所在，自己是中国抗战的当然领袖。要求全国民众统一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志之下，先集中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而后再去抗日。在此之前，中国的对日战略只能妥协忍让、屈辱求全。
如果仅仅就抗战需要集中国力而言，国民党标榜统一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国共合作抗日；还是统一在专制的基础上，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
⒊“安内”的具体内容及评价
关于“安内”的具体对象，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国民党内部矛盾。前者，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必欲剿灭而心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可消灭之，也可采取笼络羁縻政策，化解矛盾，可以并存。
台湾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就“安内攘外”政策内在逻辑的发展来看，“安内”是手段，在实行过程当中，必然是先发生的，其最后目的是指向反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在政策的连贯性上，“安内”与“攘外”是在同一方向上，仅是步骤有先后次序有别而已。1935年前后，随着“剿共”军事形势的变化，经济、国防建设的逐步加强，国民党内部团结意识的增进，国民党政府施政重心由“安内”一端移向“攘外”一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1935年以后“攘外”举措的增加，得力于前期的“安内”举措。如果后期“攘外”措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则不应完全否定前期的“安内”努力。（谢国兴:《所谓“何梅协定”──兼论“攘外必先安内”》，《抗日战争研究》，1993.3）
大陆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安内”，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民党采取了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的政策，从维护统治出发，以革命人民为主要敌人，正体现了其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性。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5
（王维礼:《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5）
为了“安内”，蒋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对日本人的侵略挑衅妥协退让，受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唾骂，而日本人却利用这些时机不断的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其结果，正如王造时1935年所说:“误国害民，人民不满，只能是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得利的是日本。1933年华北事变，日本进攻热河、古北口，戴笠情报分析，认为日军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尚不具备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集结和准备，其目的只是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政府签定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自治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的占领等。蒋介石心中有了底，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力集结在江西剿共，而在华北方面，指定何应钦“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妥协。
⒋“攘外必先安内”与抗战的关系
   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期间，国民政府是否有抗战思想及抗战准备？台湾和一些国外学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后退决战的正确原则，“争取到了四年充实国力的时间”，是“以空间换时间长期抗战战略的实施”。（吴湘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P25、P22）日本学者池田诚认为，“安内攘外”基于总体战思想，站在对日战争是喜欢其持久战的判断上，强调内地、后方的意义，包含着为抗日而进行建设的思想。（《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众》）
从抗日思想理论方面，蒋介石1934—1935年写了一系列文章，基于对中日矛盾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准备抗战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能够战胜日本的基本条件，论述了准备抗战的目标、内容及主要战略战术，提出了在最低限度内忍让和周旋的基本策略，以及超过最低限度不惜一战的最后决心，从而说明了蒋介石在执行“安内攘外”政策具有抗战思想准备及抗战战略策略。（熊志翔:《论国民党准备抗战思想的形成》，《湘潭大学学报》，1989.3）
关于国民政府在执行“安内攘外”政策期间的对日备战问题、抗日准备问题，过去或避而不谈，或予以否定，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无任何准备，只是在日本大举进攻面前仓促应战，连连溃败。1985年2月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较早的提出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事实。现在，一般都认为是从事了一些抗战准备的。特别是加强了军事和国防方面的准备工作，着手制定国防作战计划，根据中日之间军事对比的分析，提出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战略方针。（袁素莲:《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齐鲁学刊》，1996，6。政治方面:通过多种渠道沟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民觉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军事方面:筹划、整建江海防要塞；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整编军队，扩充军备；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经济方面: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整修交通，改革币制，发展农业；外交方面:改善中苏关系，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1）
总之，认为“安内攘外”是一种抗日论，全面肯定，否认这一政策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之，认为这一政策是投降卖国战略，全盘否定，也是不恰当的。“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对外的妥协战略，但妥协不是为了最后投降，而是为了“谋和”以求苟安。谋和不成，抗战的准备和决心是有的。因此，不能将这一政策与投降卖国等同起来。
⒌“攘外必先安内”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
蒋介石为什么最后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转向抗日战争？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是被迫的。这主要是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对蒋的冲击，不抗战，就无法维持其统治。其次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使蒋日矛盾激化。近年来，大陆史学界提出，上述条件是蒋介石转向抗战的“外在条件”，蒋介石转变的决定因素是他的“内在条件”，即他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情感。
蒋介石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计划与日本侵华灭华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一个领袖欲和专制作风极其强烈的政治家，他将不能容忍日本对其政权的蔑视和毁灭，最终走上抗日之途，这就是他后来领导中国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内因。（马振犊:《惨胜──国民党正面战场大写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是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以突然的军事政变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兵谏”。它改变了中共党的命运，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长期以来，海外特别是台湾一些著作家认为，张学良因受共产党的“利用”和“煽动”而酿成西安事变。即使像埃德加•斯诺，也误以为“共产党很可能鼓动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我们认为，事变的发生，并非张、杨一时冲动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30年代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个必然产物。
⒈西安事变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化，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团结抗战，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历史的潮流。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因而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形成尖锐的矛盾。蒋介石对抗日是有所准备的，但不愿放弃其“安内”政策，把共产党当作主要敌人和心腹之患。1936年10月下旬，蒋亲自到西安，召见张、杨，宣布“剿共”计划。
1936.10.27.蒋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分，前后倒置，在家不孝，为国不忠。对那种不忠不孝的人要予以制裁。P640
1936.10.28.张提出抗日统一战线，蒋: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在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P640
1936.11.洛阳军官分校讲演: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国策，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P641
12.7.晚“哭谏”，蒋:你懂什么？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我和共产党合作过，也去苏俄考察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今之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共之事耗时多年，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P650
8日杨谏，蒋: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了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是有绝对把握的。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没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
你是本党的老同志，你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p651
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营救七君子和抗日救亡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蒋介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2月4日再去西安，部署对红军的第6次围剿的。当时的西安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事变的发生也就势不可免。
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环境不能忽视。
⑴东北军:前身是奉系军队，东北易帜后，成为南京国民军部队之一。九•一八后对日均未抵抗，结果军队离开故土，迁到华北。张学良丢掉父子两代多年苦心经营的东北地盘，从此无家可归，寄人篱下；被国人讥为“不抵抗将军”，处境尴尬。华北事变后，东北军再度迁徙到西北，围剿红军。此时张剿共的态度是积极的，但1935年9—11月，仅3个月就损失精锐3个师的兵力，蒋介石又违背承诺，不予补充。军事上的失败引起张学良的深思，“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
☆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部队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他们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P1090
1991.5.3.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魏碧洲采访: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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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集，P1185）
张学良看出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不愿在内战中耗尽自己的实力。国恨家仇使他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对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政策，公开表示不满。
☆1990.6.17.，8.4-6.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记者采访:九一八事变时，我决定维持东北军原来的“不抵抗主义”。但是日本军部并未因此停止侵略，他们半年内攻占了整个东三省。紧接着又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推出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当时，我实在没有想到日本的野心会大到如此地步。因此，我开始兴起了中国人应抵抗日本入侵的念头。P1089
1936.6.22.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作《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讲:“九•一八”前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今后对日唯有抗战，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P617
11月，绥远抗战，27日，上《请缨抗敌书》。12月2日，蒋也曾考虑良久，最终回信:“时机尚未成熟。”P642（王:现在回头来看，此乃蒋介石之一大失策。若蒋介石当时应允请战，调东北军北上，既能满足张学良强烈的抗日愿望，予入侵之敌以痛击，又可使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驻西北，则全盘（P643）棋局顿活，诚如是，蒋介石亦可免西安“翻船”之灾，历史也必将重新改写。P644）
☆对于剿共，后来，我也很不同意。我倒不是倾向共产党，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剿什么，打什么？可与共产党谈嘛！所以，后来我就主张坐下来谈，不是不能谈的事，何必呢？P645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12.3.洛阳之争:我与蒋先生两人对时局的争执达到了白热化。
我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蒋:“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他猛地一拍桌子，怒向我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P646
12.9.晚谏: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P655
50年代，蒋要求写西安事变回忆文章:青少年时代就产生团结御侮之思想，厌恶内战，痛恨日本之对华侵略。
陕北剿匪失利……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P989
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发生冲突，没有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没有一点其他旁的冲突。那时蒋先生有一个秘书名叫王玉章，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个人敢同蒋先生这样争吵。
我的意思，总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P996
1991.4.8.会见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汉语班的洋学生: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我就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一定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P1105
☆11日晚零点前后，东北军将领会议: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完全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是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的。这些请求都遭到委员长的严词拒绝，并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要赶我们去福建，再一口口把我们吃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东北子弟是有血性的！话已经说尽了，我们已被逼上了绝路！P663
14日端纳飞西安，带来宋美龄给蒋的信: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P677
☆1936.4.9.与周恩来肤施（延安）会谈: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要做艰苦的工作。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P607
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就肯定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周恩来就说:好吧！
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P608）
王:从张将军与唐德刚教授的一席对话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以重信义著称的张学良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他在“劝蒋”之中，屡遭重挫，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一筹莫展之际，待至诸因素迸发，张学良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P608
我年轻时，做事全是凭我自己的判断。……很多事都是我自己独断专行，并不跟旁人商量讨论。P1189……少年得志，我那时是很骄傲的。
现在回想起来，由于自己太骄傲，凡事没有去好好考虑考虑，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事当做或不当做，认为当做的，就去做，认为不当做的，就应不去做。结果，后来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但是，我也有我个人的特点。我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这个人是不受操纵的，但凡做事，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我是不受操纵的，我要是受操纵，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P1190
1991.3.10.赴美探亲，台北桃园中正机场接受采访:
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P1095

⑵西北军:原属冯玉祥所辖部队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第17路军。是地方军、杂牌军，与中央军地位、待遇有很大区别。1930年底，杨虎城以17路军总指挥的身份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次年又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由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军政首脑。杨虎城深知蒋介石决不会容忍他势力的扩大，更主要的是他不赞成蒋的基本政治立场及其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他制定了打通甘、新，背靠苏联，实施民主，联共反蒋的战略，有人称之为“大西北主义”。他多次作过打通西北、脱离蒋介石的控制的尝试，都未能成功。杨虎城的思想见解和做法，必然导致他与蒋矛盾的加深，以至激化。蒋介石用各种手段，将其部队分化瓦解。1933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掉了杨虎城省政府主席一职，明显表露出消灭异己的意向，从而使相互关系急剧恶化。
杨虎城在剿共中同样遭到失败，与张学良一道同样遭受蒋介石的冷遇，使张、杨动摇了对蒋的忠诚，也动摇了两支军队对内战的顺从之心，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合作抗日的局面。
蒋逼张、杨选择: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驻闽、皖，将陕、甘让给中央军。均极难接受。
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仅限于他的嫡系将领，确定第6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公布并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调离东北军，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
⒊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步紧一步的实行其完全独占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党开始调整政策，由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逐步过度到团结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共党面临着国民党军事围剿，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也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切实际的提出了 “反蒋抗日”的口号。不仅把反蒋与抗日并提，并且认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实行抗日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1933年1月，中共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转变。1933年1月26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最早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
简单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我们东北的同乡就攻击我……P1106（毕万闻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5
方针，并且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突破。
共产国际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是从1934年5月下旬开始的，1935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标志着共产国际开始全面实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王明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和12月27日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策略基础，但还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1936年初，王明首次提出放弃“反蒋抗日”口号，9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表明中共党至此已完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提出联蒋抗日方针，采取逼蒋抗日的做法。
中共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50年代，蒋要求写西安事变回忆文章: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不能再现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P989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根据对张杨及其部队历史与现状的分析，积极开展对两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同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首先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口号。经过努力，到1936年5月，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了协定: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通情况，密切联系；互相支持，提供方便，共同为抗日作准备，实现了与十七路军的合作。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功绩将领联合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直接对日作战。对被俘的东北军政治上给予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待，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团长高福源被俘，直接促成了洛川会谈。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与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洛川会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开展经济贸易等口头协议。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正式会谈，就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坦率的交换了意见。特别就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双方约定:张在里面劝，红军在外面逼，内外夹攻，逼蒋抗日。这样，到1936年秋，红军与十七路军、东北军停止内战，在大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局面。

（二）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蒋介石立即部署对红军的西北围剿，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把红军扼杀在陕北。12月初，蒋亲临西安督战，限令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张学良几次向蒋建议，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均遭蒋严厉训斥。12月10、11日，张又两次向蒋进谏，被斥作“犯上作乱”。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他法。
12.7.（张、杨再次秘商停止内战的办法，杨不愿再劝，怕露出马脚）我坚持道:“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以（P648）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我劝他，就不会有其他的举动。”
11日下午，住在西安的陈诚觉得情况异样，劝蒋暂避。蒋断定张无重兵，不敢有何异动。为探察虚实，晚上特请张杨吃饭。张赴宴，杨以待客名义留守西安。
12月12日凌晨，按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拘捕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随员。张、杨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变更引起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在当时如何处理善后问题，存在两种可能:促成蒋介石放弃内战，转向抗战；蒋介石不松口，坚持内战，被置于死地。最终，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承诺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呢？我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总合力的结果，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应作具体分析。

⒈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起着主体作用。
1936.3.3. 与李克农洛川会谈，第一次与红军接触: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排除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计。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P594）
和平解决是他们发动事变的初衷，张杨及其所率部队，苦谏不成发展为兵谏，最终目的是迫使蒋放弃剿共内战，枪口对外，即“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八字方针。这样的目的，决定了张杨是不会杀掉蒋介石的。张学良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事变过程中，他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并采取各种措施“保其安全”。事变发生后，他们立即通电全国，指出事变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张学良首倡和平解决，力促早日放蒋，并亲自陪蒋回京复职，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杨虎城担心蒋的为人，实际上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东北军中，主张继续扣蒋甚至杀蒋的也大有人在。
周等中共代表团抵西安，主张和平解决，逼蒋抗日。我当时就赞同道:“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P687
二十二日，我在会谈时对宋夫人说:“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对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如果夫人在这里，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委员长自被禁后，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P690

⒉蒋介石是这次事变所争取的主要对象，也是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他虽成为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多大损伤，因而能够对事变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在事变后能够审时度势，接受调解，转变态度，联共抗日，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利国利民的明智之举。回南京后，避免了内战的再爆发，部分的实现了他的诺言。蒋介石的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从主观上来讲，自从日本入侵华北以后，蒋介石的方针政策呈现二重性:一方面他为了消灭共产党，可以不惜牺牲，和日本谋求妥协；另一方面，他是有抗战的心理准备的，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军事上也有所戒备，对日态度日益强硬；并希望取得英、美乃至苏联的援助，希望苏联抑制中共以求国内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授意手下寻求渠道与中共秘密对话。1936年陈立夫和潘汉年见面，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当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在“收编”红军的前提下“溶共”抗日，但毕竟显示了有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的可能性。西安事变促使他完成了这种转变。


⒊中共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1月底，张:内战我是绝对不打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政变”之意）
叶剑英: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尚未认识到，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P644
王:当中共方面知道张学良的打算后，曾派人劝说张学良要慎重，但张学良此时已进退维谷。正如东北军将士所言:“我们的副司令已快红了。”P644
1956年回忆文章: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P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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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5.11.美国之音采访:（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了什么角色？）事变开始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
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怎么忽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P1108
事变当日，张杨曾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兵谏情况，请中共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国事。中共中央立即开会讨论对事变的态度和方针。与会者一致肯定事变是要求抗日而发动的，是革命的行动。决定不以中共党和红军的名义反对蒋介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在西安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府；并且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致电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呼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很明显是联蒋抗日方针在西安事变中的具体运用。
正在制订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将手中钢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P679
张国焘回忆录: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为之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则冷静地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P679阵。”
在如何具体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一个演变过程。由于蒋10年来坚持剿共内战的政策，欠下了共产党无数血债，从感情上来说，要审蒋和杀蒋是很自然的。中共党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确实有一个从罢蒋、审蒋甚至杀蒋，到保蒋安全和放蒋的过程。12月17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进行长谈，表示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全民抗日的前途，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后，周和张、杨一道参加同两宋的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24日晚，周与蒋会谈，蒋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至此，在中共的协助和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步得以实现。

⒋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
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陷入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当时决定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主持一切工作。孔祥熙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坚决反对派军进攻西安，表示“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并请端纳到西安，探清蒋在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真实意图，告知蒋“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促使蒋介石下令停战，制止讨伐派的军事进攻。20日，宋子文飞西安。22日，与宋美龄再飞西安，劝解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谈判。24日达成协议。25日，蒋被释放，和平解决事变得以初步实现。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意图:主战目的并非为了讨好日本而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应是救蒋反共。陶爱萍:《安徽史学》1996.1；侣洁志:《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未形成根本对立的两派》，《山东医大学报》1990，3）
⒌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作用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对于政敌和地方实力派，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他们之中不少人被吞并、瓦解，也有的被逼得退守老巢。当时，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西北的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无不痛恨之极。西安事变前后，不管是张杨，还是中共，都对这些地方势力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有鉴于此，事变后，均以为必将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坚决支持，严惩蒋，也必将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则将迫使南京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出乎意料，事变并未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强有力支持，他们不但没有同蒋进一步决裂，相反，要求放蒋，成为一致的呼声。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在背地里对张杨有若干不同表示，多数表示同情，但态度鲜明的支持者却不多，采取明暗不同的两手来应付局面的是主流。傅作义的态度:抗日、拥蒋、放蒋、拥张。大多数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的反映出他们不赞成武力讨伐的立场。这也使南京政府认识到，抗击外敌、挽救危亡是众望所归，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则会引起各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击。
⒍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存在着对事变褒贬毁誉并存的强大舆论声浪。12日，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18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但广大民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对西安事变表示不理解，而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普遍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许多人认为事变“不合常规”，方式不妥，“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张“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这一切，当然促使中共党三思而行，不能杀蒋。
⒎国际反映对和平解决事变起着间接作用。
国际社会除日本外，均主张和平解决。日本力图促成局面恶化，造成中国的混乱，以扩大其侵略。（罗汉平:《试论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事变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探索》1997，1；1997，4）
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英政府表示:“对此次事变，实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或将严重之影响。”美国实际上于英国持相同立场，英美大使积极同南京接触，赞同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2日，中共独立自主的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尽管共产国际的正式指示20日才姗姗来迟，但苏联处置事变的基本态度，早就为我党所知晓。14日，由宋庆龄转来的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阐述了3条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警告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P680
14日，苏联《消息报》指责西安事变为“叛变”、“军事阴谋”，谴责张学良。P680
苏联和共产国际谴责张杨，把他们说成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有悖于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他们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和释放蒋介石，其出发点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免遭德日法西斯的两面进攻，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实力人物。
（三）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
⒈中国时局转化的枢纽。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政策，由剿共安内转向共同抗战。
⒉中共党起死回生的重大转机，是中国革命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新的起点。国民党错过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机会，中共和红军得以在陕北立足，才有了以后的发展。因而，中共方面对西安事变、对张杨评价颇高，称其改写了中国历史。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台湾方面则一方面也认为事变“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此事促成中日八年战争，中国击退日本”，另一方面则认为它“亦促成中共坐大，终于窃居大陆”。“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且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驯至大陆10亿同胞陷于中共暴政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的事件”。
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是“待罪之人”。事变阻止了安内攘外政策的执行，给了中共以活口，使中共得到喘息机会，留下了祸根。由于中共得以存在，可以合法的扯国民政府的后腿，削弱政府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华良机。因此，事变仅半年后，日本就急不可待的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给中共投下了救生圈。中共与日本遥相呼应，共同对付国民政府。难怪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对日本人说……
这派人还设想说，假如不发生西安事变，政府彻底消灭中共武装力量，国内没有扯后腿的势力，上下一致，日本未必敢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且，张很可能成为行宪后蒋总统之下的副总统，而由于西安事变，张什么都没有了。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坐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P1199
  张仲良:《西安事变新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认为，西安事变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转变所起的作用，这是外部条件，即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蒋介石也会走上抗日道路。过去，研究的结论集中表现在一个“逼”字，似乎蒋介石抗日完全是外部力量逼出来的，尤其是西安事变这一致命的“逼”，才使其转变的。实际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危及到其统治地位，蒋介石民族主义情感发展的自然产物，国民政府已有抗战的准备。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爱国，主观上是为了逼蒋抗日，但客观上不仅没有取得什么丰硕成果，反而使全国人民蒙受一场虚惊，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给亲日派提供了一次挑起内战的机会。即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相违背。西安事变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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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解决，则为事变争得了前途，避免了一场内战，是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至于事变的两位发动者，其后半生都遭受了不幸的命运。张学良12月25日躬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一到洛阳就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到南京后，又导演了对张的“军法会审”、“判刑十年”、“褫夺公职”、“特赦释放”、“严加管束”的把戏。七七事变后，张要求出去率部抗日，蒋要他好好读书。张知出去无望。后来又被软禁在安徽的黄山、江西的萍乡、湖南的郴州和沅陵、贵州的息峰、重庆的歌乐山，后又被押送到台湾。幽禁半个世纪。
张学良送蒋回京，是否有必要？一种意见认为是“卤莽之举”，因为以后南京的扣张、审张和对张的管束均由此而引起，更为严重的是，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导致了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和杨虎城的被迫出国。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处理事变后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这也表明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和诚意。
应该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既出于江湖义气，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思想，也有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张爱国主义思想。不过，张学良也确实太侠义了。他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
24日设计委员会会议: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P696
我语气变得有些沉重:“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接着，我又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P697
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
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待我很宽厚。
我决定陪蒋先生到南京，那我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就是叫南京政府把我整瘪了就是了，我真的是去死呀！我后事都准备好了。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就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P708
蒋先生事后是原谅我了，他若不原谅我，早就把我枪毙了。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那是应该处死刑的。我是一个军人，我也带过兵，我懂得，假如是我的部下这样对我，我早就把他枪毙了。P997
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P752
1938.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我和老蒋之间，他算是抓住我轻信这一点了，结果我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将来还不知要跌到何种地步呢。P866
1946年初:老蒋的心思我算是看透了。自由之事，我今后决不再想，决不再提！
不要再天真了！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现在又天真了十年，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吗！此恨绵绵哪……P920
1946年9月，蒋介石提出了对张解除管束的三条件:一是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在南京发给张的电报；三是自由后必须出洋。
你想，我怎么可能接受呢？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至于第二条，这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不在我手里，也不在四小姐P926手里，也不在于凤至手里。
第三条嘛，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大概是他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P927
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
……宋子文警告蒋介石，他对蒋先生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他这句话很厉害。
蒋夫人称我为gentleman，绅士，蒋夫人很保护我，我很感激她。
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P971
假如我有个人的利益在里面，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我跟你P757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后来能原谅我，因为我没向蒋先生要钱，没管他要地盘，我没要！我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P758
作家王爰飞:蒋介石所不齿的人物，是那些“被俘归来之人”。他常以“被俘殉节”教导军人，并厉行“永不录用被俘归来之P971人”的原则。而“西安兵谏”，他自己竟为张学良所“劫持”，在方式上无异于被俘，这种心理创伤，何能平复？之所以不放张学良，抗战期间，重拥二十万东北军；抗战之后，与共产党交了朋友，再被共产党利用；退居台湾，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不杀原因:易帜、中原大战、私交甚笃。P972
张学良在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在一幅红绸子上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这件事被戴笠知道了，报告了蒋。P998
1959.3.解除管束，但并未获得普通人那样全面的自由。
于凤至义子萧朝智:他们为了根绝张将军走出台湾的念头，将张于离婚当作试金石抛了出来。P1030
多年来，为了让蒋家解除对自己顾虑与戒心，张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的名声。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甚至连张学良这个名字，我都不想要它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P1046
蒋临终前与蒋经国谈话，“不可放虎”。P1045
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仇。
杨虎城被撤职，接着又被迫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主动回国，请缨参战，即系狱中。1949年9月17日，一家四口杨虎城、夫人谢宝珍、儿女复遭残害。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原因:海峡两岸的观点截然不同。
蒋介石认为是共产党向国民党“乞降”、“誓愿归顺”而被国民党“收编”。（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1956年）另外，很多台湾学者认为，中共在抗战前夕已处于“穷途末路”，为避免被国军消灭，“隐瞒共产主义原则，弹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向国军“输诚”、“乞降”。
大陆学者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既不是共产党向国民党乞降、归顺、被收编，也不简单是国民党屈服于共产党的压力，或“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而是两党同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相互让步的结果。所以“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作出妥协，是再次合作的根本原因”。（李良志:《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分裂及历史经验──兼评〈苏俄在中国〉》，《党史通讯》1985.10）



参考书目:
中央档案馆、二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九•一八事变，1988；华北事变，2000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2册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16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1987；
毕万闻等编注:《张学良文集》，2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收录张1925-1937年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章、诗词、对联等）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五十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1992
访录者:唐德刚；著述者: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1990年1至5月，唐与张前后相聚十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前后共非正式地录制了十一盘录音带。转交王书君，他又广泛参阅了其他海内外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有关著作之后成书）
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980；第二辑，1981
西安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1979
丛一平主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任元:《近年来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研究概述》，《史学月刊》1996.6
曾祥健:《近十年来西安事变重大问题研究述略》，《历史教学》1996.7


第八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战场

一、  抗战初期
⒈国民党正面战场简况
（1）  华北战场:日军侵占平津后，在华北分三路全线出击。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宋哲元自请处分。
A、  沿平绥路西进8.8—10.17，南口争夺战激烈、顽强
B.沿平汉路南侵8.21—10.10，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放弃保定南逃，时人讥之为“长腿将军”。9.23，敌攻击保定，52军城防部队自动后撤，24日失守。10.10，石家庄沦陷。之后，兵分两路，一部沿平汉路继续南进，一部沿正太路西进，进犯山西。太原会战计划，集中兵力忻口作战，卫立煌、傅作义指挥，正面对峙，郝梦龄牺牲。
敌人后方及交通运输受八路军游击战威胁。平型关大捷。第129师第769团在忻口正面阵地与日军苦战，深受日机轰炸、扫射之苦，10月10日夜，突袭阳明堡日军前进机场，击毁飞机20余架，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极大地削弱了忻口当面日军和空中的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的作战。
  晋东失利，10.31.全线后撤，11.8太原陷。
C.津浦路南侵。由河北推进到山东境内，韩复榘放弃济南，不战而逃，一直逃到河南。鲁北地区中国军队作战的失败和济南、青岛的迅速失守，主要是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屡次擅自撤退，贻误战机所造成的。军事委员会下令免去他各项职务。后经军事法庭会审，于1938年1月24日处决。
（2）  华中战场:1937.8—11，淞沪会战。现在对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和作用有一些争议。
  台湾学者最早提出，大陆部分学者赞同，淞沪会战是国民政府经过周详筹划后发动的。其意图是将敌人主攻方向从华北引向上海，造成日本由东向西溯江仰攻的不利态势，打破日军主力由华北沿平汉路直冲武汉，从北而南割裂中国，将中国沿海沿江赖以抗战的有生力量压制在平汉线以东逐一围歼，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因而淞沪会战对中国抗战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中国抗战大格局的形成和双方战略策略及其走向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陈祖怀:《八一三淞沪抗战意义论析》，《史林》,1993.1）
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认为只要击破华北中国部队，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就会像其占领东北三省时一样，作为局部问题默认既成事实。但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日军既已发动侵华战争，而中国又已决定全面抗战，为了保卫上海、拱卫首都和守卫长江，中国主动而有计划地开辟淞沪战场，向侵占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淞沪战场迫使日军不得不向其本不愿意使用陆军的战略方向上增派陆军。随着战况的发展，其陆军兵力不断增加，并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这不仅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使其不能集中使用于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战场，而且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以局部战争侵占华北并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陷于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不得不按照中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作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日本是进攻的一方，但在战略上却已在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淞沪会战的结果，在战役上中国军队是失败者，但在战略上日本军是失败者。
很多人认为，国民政府发动凇沪会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保护上海地区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拱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争取国际干预，借以造成和平解决的契机；分散日军兵力，牵制日军对华北的进攻；以及蒋介石对战局战况不切实际的分析、作战指导方针的不确定性等。战役是逐步扩大的，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战役的发动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战略意图。（吴伟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战略防御方向变化原因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94.3.）
统帅部主管作战的高级将领和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顾祝同、陈诚等，都建议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至吴福线及锡澄线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该建议最初已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并已开始实施，但至10月底时，蒋介石突然改变了决心，从政略角度出发，命令第三战区的部队继续在上海与日军主力进行阵地消耗战。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等等。于是中国军队在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情况下，继续在上海与又增加10余万新生力量的日军作更艰苦的战斗。淞沪会战，就是以这种硬拼消耗以达到战役持久的战术，以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的惨痛代价消耗了日军4万余人。
12.13，南京陷落。军令部第1厅（作战厅）厅长刘斐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军利用它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线、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西进。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中国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超过13个团。
唐生智认为南京是首都，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又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再者，为了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应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力主固守。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预期守1至2个月。
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样，华北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华中沪、京、杭地区沦于敌手。
（3）1938年春，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连接华北、华南两战场，从南北两路向徐州地区进攻。李宗仁血战台儿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人员总计约1万余人，日军第10团及第5师团伤亡约7000余人。美国人则毫不客气地说台儿庄战斗“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大惨败”。
5.19，徐州陷。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以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每战辄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拢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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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4）1938.8—10，武汉保卫战，10.26,27.武昌、汉口、汉阳陷。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主要在武汉外围进行，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以及苏联志愿航空队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出击，轰炸和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并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中国空军共炸沉日舰船23艘，炸伤67艘，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的作战。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等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中国海军的“中山”舰、“江贞”舰及5艘“宁”字炮艇、若干艘快艇被炸沉，“永绩”舰等多艘舰艇受重伤，将士伤亡1000多人。日军大量使用毒气。据日方记录，在进攻武汉过程中，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此后，日军侵华部队中的毒气部队逐渐增加。至1942年已有8个联队，每联队1500人。
    1938.10，广州陷。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南宁、梧州等沿海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但由于广州地近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
10月9日下午，日军在第5舰队护航下从马公岛出发，于11日晚到达大亚湾口。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有1个营，且对日军的行动毫未觉察。12日凌晨2时许，日舰船全部驶入大亚湾，进至计划登陆的地区附近，既未遭到炮击，亦未发现障碍。天亮之前，各部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守军一触即溃。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特别是广大官兵英勇抗敌的爱国精神，从积极方面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在涉及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中的总体地位和作用时，仍然定性为“消极抗战”、“丧师失地”、“大溃败”等这样的结论。这些看法有失公允。
（1）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
毛泽东:“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选，卷3，P103），“所有前线的军队，无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毛选，卷2，P324）。
1937.7.17，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政府对于芦沟桥事变，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说明蒋已改变过去对日妥协政策，准备抗战的方针已经确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顶住了日本侵略者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拒绝签定城下之盟 ，并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其抗战决心是坚定的。
实际对日作战过程当中，先后组织了平津、晋北、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和保卫战，打了许多硬仗，抵受了几乎全数的侵华日军，给日寇以重创。重大战事275次，日军伤亡44万多，俘4500余人，销毁日军大量战争装备，大量消耗了日本军事、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2）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应予必要的肯定。
关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方针战略问题，过去很少涉及，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路线，是“速胜论者”。1985年徐矛、王建朗提出，国民党是“持久消耗”战略（王建朗:《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学报》，1985.4），陆续有很多文章论述这一问题。人们对国民党有“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不再怀疑。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有所不同。
关于“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形成的时间，从提出到确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萌发于1932年初。3月，鉴于一二八事变后的形势，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问题。讨论结果是，对日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被写进了全会的决议。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就此作了发挥:“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愈是有利”。1935年，“长期抵抗”演变为“持久消耗”，成为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战略。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为粉碎敌人的速战速决企图，我应采取长期抗战策略，逐渐消耗敌人兵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再一次确认“开展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略的作战指导方针”。8月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宣告了这一基本战略:“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消耗战。”8月20日，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国防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持久消耗”战略方针最后形成。（陈先初:《关于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求索》，1994.4；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3；1996.11.）
“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内容是:
A.时间上的长期性，“日本侵略不止，中国抗战不休”，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可以了结的，必须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准备长期抗战。
B.    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足以进行持久作战，“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C.确定西南地区为抗日后方根据地。
D.主要内容:“以空间换取时间”。要求通过防御战，节节抵抗，迟滞敌人的进攻，保持我军的战斗力，尽可能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建立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创造条件。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方针，比较符合当时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抗日战争是落后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一场全面较量，日本是世界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之一，无论是军力、经济力，还是政治组织能力，都远远强于中国。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日本，但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因而在战斗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加上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在抗战初期，采取了运用强大兵团向华北、华中全方位推进的战略进攻态势，使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防御地位。因此，中国实行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是完全必要的，丧失一些土地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要求国民党不放弃任何城市和地方是根本不现实的。
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战争，不仅使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也使日军摧毁中国政府军主力，逼蒋介石投降的企图再次化为泡影。尽管日军在15个月内，推进了1800多公里，占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但同时，侵华部队减员过半，战争耗费每月高达1.5亿美元。如此惨重的代价，不仅没有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欲速不达、欲罢不能的困境，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暴露出战争潜力严重不足的弱点，不得不面对战争持久化的严酷现实，战争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
中国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时间，内地工业、商业、学校大批内迁，大批军队、装备向后方转移，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和战略后方。
（3）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是国共双方抗日的主战场，它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掩护中共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共党的生存、发展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已从开赴抗日前线的3万余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也从1万多人，发展到2万余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得到了扩大。毛泽东1939.1.2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
（4）抗战初期的重大战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中国抗日力量刮目相看，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1938年11月3日发表声明，提出除征服中国外，还要达到最后目标——“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公开声明的方式向世界宣布它的这一国策——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以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对欧美外交持慎重态度和传统的亲英政策的一大发展变化，也是日本已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即将实现南进的信号。美、英两国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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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以及中国抗战对阻止日本控制亚太地区的重大作用。苏联远东军的存在，也是对日军的有力牵制。1938年7月和1939年5—7月，日本关东军曾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向苏军挑衅，结果都被苏军打败。日本慑于苏联在远东的威力，所以1938年后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直保持10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却不能用于关内作战。
（5）    正面战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a.    在抗战指导思想上，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对发展民众运动作了不少限制，不敢发动群众、推行全民族抗战路线。
b.    多数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未能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较好的运用运动战术，以更好的歼灭敌人。
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在具体作战指导上大多采取了与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阵地防御，导致军队损耗过大，16个月中伤亡将士110余万，空军飞机和海军舰艇基本上丧失殆尽，而这一切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达到持久消耗战略的目的，本应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为主，以必要的阵地战为辅；而国民党统帅部却采用了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企图以战役上的持久达到战略上的持久。这种阵地的持久消耗的作战固然能起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的作用，但并不适合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与拥有地、空强大火力的日军对拼消耗，以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持久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认为:“在湘北战争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多少是被动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守，陷于被动”。 白崇禧对此曾作过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
C.中国军队素质差，一些将领为保存实力，不作积极抗战准备，望风而逃，甚至与日军妥协，以至防线敞开，失地过快。所有这些都使一些防御工事没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到更好一点的效果。刘汝明拥兵自重，不顾大局，为保持其既得的察哈尔省地盘，曾数次阻止赴南口抗战的部队通过张家口。

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以前的党史、革命史和军史都沿习了这种看法，认为八路军出师就是敌后战场的开端。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陈文渊:《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军事史林》1987年第3期，对这个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抗日一开始，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从1938年秋后算起”。
8.2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25日，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按照战斗序列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总司令），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115师，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肖华；第120师，贺龙、肖克、周士弟、关向应；第129师，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全军总兵力大约32000人。
八路军进入山西，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太原陷落，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深入敌后，独立自主的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地逐步发展到平原，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由3万到25万。
1937年10月间，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决定将主力红军北上时留在南方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全军编为4个支队，总计10300人。1938年2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第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二抗战相持阶段
（1）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原因
在过去的15个月里，日军以猖狂的进攻态势，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但受战争规律的影响，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其积极进攻的态势停歇下来。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多数战争呈现出两个阶段:防御—反攻，而中国抗战却插入了一个长达5年之久的相持阶段。抗战之初，国共双方都曾认识到这一点，预料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争。中共1937年8月洛川会议，指出:“应当看到这场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国民党前面已经讲到，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自忠等，多次提到“持久”、“长期”这样的字眼。
日本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同样也认识到已经“在中国陷入泥淖”。攻占武汉后，日本为庆祝胜利，在国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提灯游行”，但当局耳边听到的不是“胜利”的欢呼声，而是一种“哀调”，广大人民对这种“胜利”，也只是持漠然态度。
中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
⒈日方:占领半个中国，保留着强大的战争力量，但许多缺陷已充分暴露，已不可能有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A兵力不足。到1938年10月，日本全部陆军34个师团，投入中国的有32个师团。其中24个师团，即占其全部陆军70%的兵力配置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24个师团要在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与中国军队对峙，要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内应付中国游击兵团的袭击，还要在漫长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这些交通线上的城市要点守备，其兵力的缺乏可想而知。另8个师团配置于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既用于对苏备战，也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确实无力在华发动战略攻势。战争伤亡40多万，减少了一部分兵力。日本兵源较少，人口是战争的一种资源，国小、人口少，兵源不足。
B经济力不足也开始呈现。日本是一个小国，负担不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长期的战争费用支出。战争准备建筑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构想之上。15个月内，耗费军费100多亿日元，其中，1937年的直接军费为32.71亿，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76.8%。不得不增加捐税，发行战争公债。1938年初，日本战争经济已显露出潜伏的危机，钢铁、原料、燃料等战略物资严重不足。4月，政府宣布家具等47种物品禁止用生铁制造；7月，又宣布铅笔刀等130余种产品禁止用钢铁制造；许多燃料、原料实行配给制。这促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南洋去掠夺资源。全力发展军事工业，牺牲其它许多生产部门，破坏了经济的自然合理结构，违反了平衡发展的经济客观规律，显示出对单纯军事工业的反作用力，使整个经济陷入紊乱状态。
C政局开始显现出不稳定的迹象。日本人民为了战争，付出了另一种代价，民众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反战情绪增加，反战事件不断发生。统治阶层也为战争所疲劳，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内阁产生了严重分歧，内阁改组频繁。天皇开始为战争担忧、困惑，“消瘦”、“憔悴”、“垂头丧气”。
⒉中国: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大片国土沦陷，大批军民伤亡，大量国民沦为亡国奴，还有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中国潜在的优势开始显现。
A战争的进步性和民族性，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较为融洽，全民抗战气氛高涨，政局稳定，与日本恰成反照。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下抗战的旗帜，转入后方营建工作。以重庆为临时首都，将西南、西北连成一片，作为大后方，进行长期抗战。其军事实力仍然存在，抗战仍在继续。中共深入敌人后方，开辟新的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日本不得不两线作战，加强对解放区的“治安战”。
B中国是个大国，有辽阔的后方大西南和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保留了长期抗战的地理空间。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补充兵力快。中共借机大发展。
C中国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新兴的后方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新局面。中共党地区，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
D国际背景虽然十分复杂，但总的来看，有利于中国抗战。各国重新省事中日战争，采取有利于中方的政策。苏联提供了3次大数额贷款，美、英开始改变不干涉政策，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支持。
以上因素有一个潜在向显在发展的过程，只处于量变阶段，尚未到质变阶段，中国尚无力进入反攻阶段。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长时期的战略相持。

（2）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八年抗战，有近七年时间是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评价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传统观点认为，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改变了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重点进攻中共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正面战场成为次要战场，消极避战，积极反共，军事溃败；敌后战场成为主要战场。现在，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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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展开了深入讨论，对正面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⒈分两阶段评价
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和几次比较大的战役，抵抗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广大领土，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线和敌我相持的态势。正面战场牵制了较大量的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耗，也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但国民党仍是固定阵地防守，未能以运动战积极主动的大量消耗敌人，部队自身损失比较严重，战果不大。尤其是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在“游击战争”的名义下，进入华北、华中敌后，制造反共摩擦，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思路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在军事上，消极抗日，避战观战，而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华北、华中、华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准备内战。虽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也进行过某些局部抵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由于执行反动祸国政策，又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遭到重大失败。在这一阶段，国民党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基本上是起消极作用的。可以说，“前期得失相当，利害兼半”，后期“消极避战，积极反共”。
⒉两面论。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执行的是抗日与反共并重，并日益向反共倾斜政策。
相持阶段国民党有继续抗战的一面:
一是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
二是对日本侵略继续组织了抵抗，并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宣战。根据国民党公布的材料，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共组织会战22次，主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71次。其中，18次会战、84次主要战斗和几乎全部小战斗是在相持阶段进行的。8年间，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276万，其中206万（约3/4）是在相持阶段毙伤的；国民党官兵伤亡320万，其中215万（约2/3）是在相持阶段。18次会战中，大约1/3打赢了，如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及随枣、上高战役等，有些会战，如枣宜会战、常德会战等，虽然没打赢，但沉重的打击了日军，国民党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国民党空军的战绩较好，1943年后，逐渐掌握了制空权。这些会战、战役和战斗，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大小，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牵制了日军，并为最终打败日本、夺取抗战胜利进行着量的积累。
三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的4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共党敌后战场的压力，客观上起到了战略掩护、支持和配合的作用。尽管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使这种作用受到了限制和损害，但从总体来看，国民党战场对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和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四是国民党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并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签署了许多重要协定、条约和宣言，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战后中国恢复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还两次派兵出国参战，中国士兵的英勇作战，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但是，相持阶段国民党还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
A反共活动甚为猖獗，大搞“军事限共”，到处制造反共摩擦和惨案，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B妥协投降活动变本加厉。一直同日本进行秘密媾和谈判，国民党军大批投敌。
C保存实力、避战观战的倾向日益明显。
（克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评国民党在相持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1，1）
⒊次要战场论
  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们在敌人进攻敌后战场时，采取观战态度，既不主动进攻敌人，也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作战以配合。而在敌人进攻正面战场时，则往往摆出一副被动应付的姿态，国民党正面战场下降为次要战场。“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在抗战中有时起了严重破坏作用”，当然，国民党“牵制和抗击了40%左右的侵华日军，在战略上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丁卫、武正:《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探》，《党史研究》，1985，4；胡宗新:《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兰州大学学报〉，1987，2）
有人根据相持阶段国共双方抗击敌人的比例，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退居次要战场。1938—1945，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分别是:41.2%、38%、42%、25%、37%、42%、36%、31%；抗击的伪军比例，前5年是0，后3年是:10%、5%、5%；而敌后抗日战场同一时期，抗击的日军是:58.8%、62%、58%、75.63%、58%、64%、69%，前5年抗击伪军的100%，后3年是90%、95%、95%。因此，在相持阶段，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随之发生了变化，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刘庆忠、尚杰:〈试析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军事科学〉，1992，4）
⒋主战场分阶段转移说
胡德坤认为:1937—1939，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是国民党战场；1939—1940，主战场则由解放区战场转移；1941年以后，对日作战就主要在解放区战场进行了，国民党基本上是消极抗战。到1944年，国民党战场又成为主战场，因为日军主要兵力是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1945年春夏大反攻时，国民党战场十分被动，解放区战场又成为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史》）
石伯林:国民政府抗日有一个“积极──消极──积极──再消极”的曲线变化过程，在相持阶段有时还是积极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亦随之变化。（《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⒌基本肯定说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以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威胁程度为转移。武汉沦陷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力量迅速发展，于是，国民党实行了抗日反共方针。但是，在抗日与反共之间，国民党仍然是把抗日放在首位，反共是处在服从的地位。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仍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表现了抗战的勇气，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八年抗战中，中国抗日战场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两个战场的抗战路线不同，目的各异，并不断有摩擦事件，但两个战场两支军队，都把打击目标集中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辉煌胜利，是两支军队共同作战的结果。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冯春明:《评1939年后的国民党战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3）
⒍消极作用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退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种转变开始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严重威胁着解放区战场；而对日消极应战、避战、逃战，遭受严重失败，消极作用明显。

实际上，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并非如传统所说，重点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计划，可以说是军事迫降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面对严酷的现实，日本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估计中国，转变侵华方针。这种转变，有一个逐渐调整和实施的过程。这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及以后的一系列决策文件中陆续反映出来。1939年欧洲大战的爆发，一度使日本抱有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以直到1940年秋德、日、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决定实行南进政策后，才在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确定对华持久战体制，用日本的话说，叫做“长期大持久战”，或“大持久战方略”。新的政略、战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提出了武力征服和政治谋略两手并用的方针。2、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3、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就是扶植亲日政权（即汉奸政权），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笼络人心。“以战养战”，即在其占领区内加强经济掠夺，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补充其国力的不足。这也就是以上文件中所说的“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要求。据统计，驻华北、华中侵华日军在1939年的自给率分别达到36%和41%，1940年分别达到45%和75%，可见其掠夺之残酷。4、调整兵力部署，建立长期作战和灵活体制。1939年9月23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以板坦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侵华日军，并作为拟议中的汪精卫傀儡中央政权的监护。
日本始终都以消灭中国国民政府为亡华国策的主要目标，而对中共的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和以后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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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1940年8月以前，在华北中共力量大发展的时期，日军以消灭和迫降国民政府为主要目标，在华北同时攻击国共军队，百团大战才使日军感到中共力量的真正威胁，从而全方位地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和战略。（丁则勤:《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李德民: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缺乏了解。（李德民:《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军事进攻重点的转移》，《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1日至3日在长沙、25日至28日在南岳（衡山）相继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根据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向，策定第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于前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略，准备总反攻。”总的战略仍然是持久战，但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较之第一期有了更为积极的内容，其侧重点不再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是以有限攻势和反击，与广泛的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牵制消耗敌人，打破敌人的企图，并准备反攻。
陈红民:《略论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以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通过研究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和四次长沙作战的具体史实，可归纳出此时期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四个特点:持久战的总体构想；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应战而不求战的策略。据此可以认为，国民政府基本把握了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其军事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以空间换时间。尽管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不加分析地责难其“消极、妥协、退让”，是有些苛求的。
1939—1940年两年里，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主要有:
1939.2—12，侵占海南岛、潮汕、深圳、南宁，华南抗战补给线基本被切断；2.10.占海口，11.24.占南宁。海南岛的作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行动，日本的战史中，把这次作战称为“几乎不流血的登陆”。
抗战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同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越南总督府达成协议，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每月约可入境2万吨。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遂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以求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尔后伺机侵入越南。
1939.3—5，南昌会战，以割断浙赣路、控制中国交通要冲为主要作战目的；
占南昌。蒋介石限期于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
1939.5.随枣会战；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只求确保占领区，不再企求扩大占领区，故此后日军所发动的战役作战不但不带有战略进攻性质，而且在达到一定战役目的后立刻返回原防，恢复战役前态势。这是区别于战略进攻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由于武汉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地理上的重要，日军将武汉周围列为对中国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作战地区，在这一地区保持有限的机动兵力，用于对正面战场作战。这些作战，既是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也是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巩固其对武汉的占领。这是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作战的又一个特点。随、枣会战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1939.5—6，宜昌会战，以控制入川门户、威逼重庆政府为目的。
1939.8—10，长沙会战，以打击国民党主力兵团、控制交通要冲为作战目的，日军溃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推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在此阶段，1939年底，正面战场还发动了“冬季攻势”，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行动，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势，改变了此前消极防御（单纯防御）的作战模式，加进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内容，更充实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表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此次攻势还检验了中国第一、二期整军的效果，锻炼了部队，进一步暴露了日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弱点，反映出双方力量的消长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而且这次冬季攻势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展开的，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1941—1943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以“短促突击”为主要方式。国民政府进行了武汉周围地区和晋南（中条山）、浙赣方面的防御作战，互有胜负。但国民党敌后阵地如中条山、鲁中、苏北纷纷垮台，成批的国民党军投降成为伪军。
1941.12.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进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1941.12—1942.1，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在美英等盟国接连失利的形势下，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伦敦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发来贺电。蒋介石说，第三次长沙会战，就是打给盟国看的。
1942年，为支援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公路，应英国邀请，中国派出约10万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创造了扬威异域的战绩。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缅甸对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国会师；还可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中国确保缅甸，可以保护滇缅公路，保住西南国际交通线，巩固西南大后方，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但英、美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美国对缅甸战事是重视的，但力不从心；英国始终将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欧洲战场，远东的战略重点是新加坡、印度，基本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遇到日军进攻就是撤退，始终未作有效抵抗。中国远征军孤军深入，英国始终未能有力配合中国作战。相反，变成了中国掩护英军撤退的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推选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之一。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战场也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过渡阶段。蒋介石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的到来，是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他说:“到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国民政府1944年的抗战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东守西攻”。即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为基点，东线采取守势，控制好各战略要隘，行持久战略，确保抗战基地；西线采取攻势，与盟军一道反攻滇西、缅北，以求打通国际交通线，解除1942年以来国民政府所受日军东西夹击之苦。增加外援，增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加速反攻的到来，并且适应了盟军远东战略的需要。对于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以往史书一般概括为“保存实力，消极抗日，坐待胜利”。这一概括，忽视了从整个中日战争的局势来把握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尤其是未能注意到事实上形成的“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
1943.  10—1945.3，中国驻印军、英印军，联合英、美军一部，进行缅北反攻作战。
  1944.4—1945.1，中国远征军为策应缅北反攻作战，进行滇西反攻作战。战争的胜利进行，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抗战，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中国军队有力的支援了盟军的战斗，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驻缅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军队是极好的。”
与此同时，1944年，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作战”，其目的是倾其全力，摧毁美军在中国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开辟经法属印度支那与南方军的联系，并力图摧毁中国抗战阵营。当日军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蒋介石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对日军的战略意图迟迟未能作出准确判断，史迪威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美国驻重庆武官则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会退回原防地”。这样，使东守战线出现破绽和漏洞，给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以可乘之机，进而造成了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可以说，1944年，国民政府军队在东线正面战场和西线滇缅战场与日军进行了空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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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果一胜一负。在东线战场是节节失利，在西线战场则是连连胜利。
当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时，因国民党决策者们有保存实力和依赖美国、坐待胜利的思想，所以精神、物质上均缺乏足够的准备，虽然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打得极为英勇顽强，但总的来说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溃退。8个月内，中国军队丧失了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60座城市、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军用机场。虽然日军并未能达到其总的战略企图，但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极为有利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发生如此溃败，造成极不良的国际影响。
显然，国民党政府把战略重心放在了西线战场，对西线战略要地进攻的重视，超过了对东线衡阳、柳州、桂林等军事重镇的保守。当东线战事吃紧的时候，日军估计可能调一部分西线军队支援；但国民政府不为所动，坚持整体战略方针，重视西攻胜于东守。正是日军倾其全力进攻国民党战场，大大减轻了对解放区战场的压力，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程子华说，八路军的进攻是“间隙”作战，日军“如果把1月开始所抽调的兵力全部转回，则我们的困难就会多些”；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极大发展，给中共大发展的极好机遇。（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3）中共党敌后战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其占领区，加紧扶植和建立伪政权，实行经济压榨和奴化教育；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推行所谓“治安肃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
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1939.1—1940.3，分3期进行所谓“治安肃正”计划，“重点专以敌人的游击战术为对象，给与完全封锁。因此，以奇袭、快速奔袭作为作战指导的基础”。1939年秋，新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压缩包围。为实行这种“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
1940.8.20—12.5，华北八路军在彭德怀领导下，在敌人后方碉堡密布的5000余里战线上，发动104个团的兵力，向日寇作积极主动的战役进攻，史称“百团大战”。主要是进行交通大破袭，以正太路（正定—太原，全长249公里）为主要目标，拔除该线地区若干据点，截断该线交通，打击敌人“囚笼政策”。
百团大战，使日本承认，“中共势力扩大到这种程度，日本方面是没有想到的”，日本“对华应有再认识”。日本在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均不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找不到摆脱被动局面的办法时，欧洲战场的德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顶峰时期，似乎很快即可称霸欧洲。日本的决策者们认为这是夺取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好良机，以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等地的丰富资源，就可以确立“长期不败的态势”，尔后再利用这一成果解决中日问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遂突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底以后，对侵华策略陆续进行调整。如果不能解决“中国事变”，只有转入“持久态势”，控制已有占领区，变成“兵站基地”，为其所用。1941.1.16，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要点是: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
多年来，这样一次曾受到过内外反法西斯阵线赞誉的百团大战，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之一，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
对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并非一开始就有。其变化过程大致为:在战役进行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较为普遍的是赞扬和肯定。从延安整风后期到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的看法起了较大的变化，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就开始过火。到了建国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出现了质的变化，已经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问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
引发争议的问题及其原因是复杂的。
就战役本身提出的问题，择其要者，其一是组织纪律性问题，即组织这次战役事先是否经过中央批准；其二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是否错误，从而也就引出了组织百团大战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以及有无必要组织这次大战的问题；其三是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其四是战役指挥上的得失问题。
造成这一战役评价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发生质的变化，则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随着这一战役的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对于华北敌后抗战，毛泽东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基本上。而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新账老账一起算，他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彭德怀和他31年的关系形容为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将彭在华北敌后的抗日工作划在“七分不合作”里面。他说，王明右倾路线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指责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搞“独立王国”，说彭对他除有些时候外，“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党内民主气氛遭到严重破坏，“一言堂”已经形成，毛泽东为百团大战定下了调子。林彪也煽风点火，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即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毛当时立即就批评:“当时打大战的观念转不过来。”于是，庐山会议上群起而攻之。百团大战就成为彭德怀的重大罪状之一，如打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在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等等。
⒈百团大战的决策背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逐步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939年春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指出: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我们对于敌人“点”、“线”、“面”的结合，就是要下功夫孤立他的“点”，不让他通过“线”控制“面”，他就无计可施了。1939年秋，多田骏推行的“囚笼政策”，确实给我军民带来日益增加的困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因此，129师将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全面开展对交通的破袭。师长刘伯承说，敌人想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我们就要进行交通破击战，他修我破。政委邓小平建议，师部提出了“面向交通战”的口号。从1939年冬到1940年夏，129师发动了几次交通破袭战。八路军总部曾两次致电嘉奖。这些斗争，为全华北进一步开展交通破击、打破敌人的封锁，提供了宝贵经验。
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对开展敌后交通斗争非常关切，把交通战作为一种战略方针加以认识。1939—1940冬春之交，朱德、彭就准备对日军实施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制造了一些反共摩擦，使计划暂时搁置起来。1940年4月下旬，朱德立刻前总返回延安，前方的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左权副参谋长协助。随后，彭德怀、左权同129师、晋察冀军区的领导继续酝酿组织大破袭战问题，并决定把重点放在正太铁路线上。大破袭战的决策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到了6月间，出现了日军向西调动的迹象，并传闻日军将于8月间进攻西安。1940年5月以来，日空军连续3个月对重庆猛烈轰炸，6月12日宜昌失守，6月22日法国战败投降，7月18日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封锁滇缅路，切断了中国国际军事物资援助的通道。这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颇为恐慌。日蒋“和谈”在秘密进行。后来，日本方面是这样评价这一段日蒋关系的:“这样，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中日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觉察到中日进行和谈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当时，中共中央指出，存在着空前的投降危险，要加快发展，争取时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前总决定发动华北大破袭战。
可见，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二是在全国抗日形势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和诱降阴谋，争取时局好转。前者是主要的。后者只是传闻而已，前总在谈到形势时也只是有这种可能而已。前总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组织这次大战是完全必要的。
⒉关于组织纪律性问题
文革期间，指责彭德怀背着中央和毛主席擅自发动了百团大战。实际上，从查到的历史档案，前总7月22日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原文，抬头就写着“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而且，从查到的发到延安的电报收文原件看，当天就抄呈毛泽东、朱德等10余位领导，这就证明电报并没有漏发漏送。此后，前总的战役行动命令，每天编发的战报，也都用电报同时上报了军委。因此，事先不请示报告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指出，战役发动之前确实报告过军委，但是，上报之后不等军委正式批准就发动战役，这终究是组织纪律上的缺点错误。
实际上，第一次上报军委的时间是7月22日，8月8日前总规定8月20日晚8点，各参战集团同时发动进攻。将近1个月时间，延安未作任何指示。为什么军委不表态呢？百团大战是打日寇，战略区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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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指挥，军委不表态就是没有不同意见。可见，前总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
⒊百团大战的后果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过早的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从而导致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造成了1941—1942年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和空前困难。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但引出的结论则有失偏颇。
1941、1942年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侵略者把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敌后，巩固占领区这一方针的延续。这也是它坚持贯彻“满洲独立”、分割华北的既定国策和实施南进战略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百团大战“刺激”了敌人，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是华北战场进入更艰苦阶段的直接原因。但正如上述，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彭德怀已经估计到战争的胜利可能会使华北的斗争更趋于严重。9月25日，在北方局高干会上，他说:“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一番话，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员的民族正气感、全局观念和高度的预见性。
另外，更主要的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产生了巨大影响。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中共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八路军和决死队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000余人，伪军5100余人，日伪军被俘1800人，投诚与反正190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攻夺据点293处；缴获各种火炮53门，轻重机枪224挺，长短枪5759支；击毁敌机6架，坦克和装甲车18辆，火车头34辆，车厢449节；破坏公路1500余公里和大小桥梁、隧道、车站、仓库、煤矿等300处；解放县城40余座（最后?6座）。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统计，阵亡5495人，负伤约11000人，失踪746人，还有几千人次在战场中毒。由于敌人在报复“扫荡”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在海内外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八路军的辉煌战绩和军民一致的感人事迹，曾被大后方和海外的报刊电台广为报道，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和威望。百团大战的胜利，振奋了人心，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9月4日，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了嘉奖电。卫立煌致电朱德，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至深佩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并，积极行动，命令所部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连日寇也惊叹:所到之处，坚壁清野，不见居民踪影，但他们却在积极帮助八路军；日军的作战动向，都统统报告给八路军，而日军对八路军的情况，却两眼漆黑。
百团大战沉重的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同时，战争也使华北解放区军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八路军在战争中，迅速发展，1940年百团大战时有近40万人。随着部队中新成分的大量增加，部队素质、战斗力也随着下降，与抗日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经过百团大战，各级指战员增长了经验，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在持续的战斗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政治、军事素质都得到了提高，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百团大战后，人民战争的作战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地道战、地雷战，集军事、政治、群众、敌工等各项任务的敌后武工队也迅速发展起来。虽然经过百团大战后，部队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是明显提高了。

⒋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意思很清楚，说彭德怀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那么，“大仗”就一次也不能打吗？从中共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肩负的伟大历史责任来看，发动这次战役是完全必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经过几年的游击战争，力量迅猛发展。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一贯的歪曲和贬低中共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由于在战争观念问题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后方人民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殊地位并不了解，甚至存在某些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抓住时机，发动百团大战，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以至对人民的教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八路军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使全国各界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给予敌人重创的重大战役，对抗战作出了较打的贡献和牺牲。
第二，八路军的积极抗日，“击敌和友”的实际行动，有利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有利于制约对抗日的动摇倾向。
  第三，从总体上讲，发动百团大战并不违背中央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选卷2，P500，人民，1991）的战略方针。人民军队也不能长期停留在游击战争的水平上，而应当在实战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积蓄力量，提高部队的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对敌进行战略反攻的要求。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讲得很清楚: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也才能解决战争的命运。
其实，说百团大战是搞战略进攻，是不客观的。从其性质上看，它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游击战争性质的战役进攻。它投入兵力虽多，但不是集中在一个战场，而是跨了几个省区，分布在众多的点线上遍地开花。其中，有相对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但更多仍然是隐蔽突袭、破路攻堡、伏击歼敌等游击战术。毛泽东是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战役结束后，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次战役。相反，他给彭德怀发电时还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再组织一两次？”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还向前方各战区发出指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这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百团大战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
第四，在抗战进入第四年的情况下，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已经不应该成为一种忌讳。难道就不应该打一场大战吗？（舒舜元:《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转载）
  1941—1943年，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中共党在占领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不断的“扫荡”、“蚕食”、“清乡”，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和封锁，敌后战场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密集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到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日军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1941年4月，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作战，边区中心沙区（三县之间的沙地）人民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家。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
1943年，华北敌后军民度过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仍处于十分困难之中。1944年春，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作战。

三、抗战胜利阶段
    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史学界有两种观点。
（1）有反攻阶段，这是传统的观点。持此说者多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三阶段说为依据。认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反攻，应该把它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中国抗日战争配合盟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是从1944年春，以中共敌后战场的反攻为标志，进而发展到1945年春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内的全面反攻。8月初，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时，中共及时举行了大反攻。（谢忠厚，《河北学刊》，1987.6）
（2）不存在反攻阶段。A.毛泽东的三阶段说，仅仅是对战争发展的一种预计，它难以，也不可能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B.1944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局部反攻，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根本改变，敌225万，我91万，未形成全国战场的战略反攻；C中国军队的战略大反攻是在苏、美等国军事力量的援助下，急速取得胜利的。中共敌后战场在苏联出兵后，及时举行了全面发表感，国民党军只是在1945年8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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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撤退时，在桂林、柳州局部地区进行了尾追作战。（刘庭华:《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州），1987.3；程乃胜:《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安徽史学》，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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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一、国民政府战时建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原有的以党治国和五院制政府的训政体制上，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领袖，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决策和执行机关的党政军一体化战时体制。同时还设立了各级民意机关。这一战时政治体制，具有集权与民主二重性。但其主流和发展趋向是不断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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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国民党政权走向腐败的深渊。
⒈战时政治体制的变异
a国防最高委员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党政军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它的产生有一段过程。国防委员会、国防会议、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
  1939.1.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统
一党政军的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凡国民党中央所属的各部会，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所属的各部会，均兼受这个委员会的指挥。同时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在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分会，在战区内的省政府设立办事处，以此加强蒋介石对各战区的控制。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另由委员长提出的人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物，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使蒋介石进一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b.“行政三联制”的推行
为了既强调力量的集中，意志的集中，又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国民政府于1940年开始推行设计、执行、考察三者互相联系的“行政三联制”。为此设立了中央设计局，负责审议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计划和预算、党政机构重要法规的调整以及重要政策的建议等。同时还设立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直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兼任设计局总裁和考核委员会委员长。
c.推行新县制，加强保甲机构
从1939年开始推行新县制，根据“管教养卫”的原则把地方上的政治、财经、教育、地方武装、民众组织和训练全部控制起来。新县制的主要内容是:“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下设乡(镇)、乡下设保、保下设甲，乡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当，县长必须是国民党员。利用中国传统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和宗法制度，加强对农村的统治。
D.三青团问题
  1938.7.在武汉正式成立，1947.9.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党团合并，历时9年）（贾维，《近代史研究》1996，1、4期；马烈:《三青团与蒋经国》1996.12.）
2.个人专权制与法西斯主义的强化
a国民党总裁制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制度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恢复了国民党总裁制。1938.3.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31日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提出:“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决定在国民党内恢复领袖制度，由蒋介石担任总裁。经这次大会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增加了《总裁》一章，总裁代行党章规定的总理职权。此后，总裁一职一直由蒋介石担任，副总裁一职因汪精卫叛国而长期空缺。1945.5.国民党六大再次修改党章时，把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并撤消副总裁一职。
设立总裁，恢复领袖制度，是蒋介石强化个人独裁的重大步骤。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总裁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在党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b.无所不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无疑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专权。
c.特务统治的加强
1938年扩大原来的特务机构，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建立对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的军令部第二厅。
d.鼓吹法西斯主义

3.国内政治舞台的有限开放
a.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前身或雏形是1937.9.9国防最高会议聘请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人物成立的国防参议会。1938.4.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的一个“特设机关”。1938.7.6.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举行，宣告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1947.5.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宣布撤消，前后9年共举行过四届13次大会。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而是由国民党规定的机关团体推荐，最后由国民党中央遴选产生。据统计，第一届参政员200名，其中国民党党员88人，共产党员7人，其他党派20人。
国民参政会可以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询问和提出建议案，拥有听取权、询问权、建议权、调查权和审议权等权力，其决议案最后必须经过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方能生效。
（监督政府和官吏、对政府的询问权，是可以使政府头育的一项职权。第一届参政会上，质问粮食部长徐堪，卖给老百姓的平价米成了八宝饭，请问徐部长，你是否吃这种八宝饭？你有没有能力改善？如没有办法改善，是否准备让贤？当场使徐堪面红耳赤。傅斯年炮轰孔祥熙。参政会套用了议会的制度，但并无议会的弹劾权，腐败的国民党官员抱定了“痛嫡骂由尼痛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哲学，参政会也奈何不得，如一首民谣所唱的:“参政员，好威风，半年只有十天凶。”参政会每半年集会一次，每次会期十天，十天一过，一切如故。）
国民参政会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也不具备参政的能力，而只是国民政府的咨询性质的机构。但是它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提供了一个容纳各党派共商国事的形式，对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8.4.张忠绂致胡适:参政会之一切详情，先生想已于报中及友人函件内详悉，勿庸再赘。此会本非议会可比，其之用处在对内对外表丞匝结，《胡适来往书信选》，P378)
地方民意机构:从1938年9月到1941年8月还先后颁布了省、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县参议会组织条例及乡(镇)组织暂行条例，并根据这些条例分别建立了省、市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和乡(镇)民代表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等地方民意机关。各级民意机关，特别是县以下民意机关所承担的职权，已具备了“自治”机关的雏型。这是由“训政”向“宪政”过渡所必须的。
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也有所开放，一些非国民党籍人士与国民党内非蒋系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加入到国民政府各级政权组织中。如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的各级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主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来担任。此外，有一些企业界的名人也加入到国民政府的政权中，例如，著名实业界巨头、中国航运业开创者之一的卢作孚被任命为行政院交通部次长，他曾为工厂内迁的运输工作作出过贡献。还有少数民主人士被任命为地方政府官员，如获释的章乃器出任安徽省粮食厅厅长等。

b.中间集团的活动
抗战前期的中间党派主要有救国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提出了全民抗日、开放政治、要求民主的积极主张。
在抗日的领导权问题上，基本上都表示了“拥蒋抗日”的态度。“对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张君劢)，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左舜生)，拥护国民党对抗日和在全国的领导地位。陈铭枢:“如有别为自己团体打算逞其私图者，即是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章乃器刚一出狱，就提出“少号召，多建议”的口号，“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都应该少作政治的口号，多作积极的建议”，要“多信托一些政府”。他指责共产党是“标新立异以鸣高”，谩骂“标新立异”的人没有心肝。(《申报》1937.9.1.)
抗战中期以后，各中间党派对国民党逐渐失望，1941.3.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中国政坛上代表第三种政治势力的政党。推定黄炎培为临时主席(后为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5人为常委，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1944.9.19.正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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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10.10.民盟宣布公开时，曾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3，要求团结抗日、自由民主，主张“国权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

c.两次宪政运动
1938.10.国民政府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九•一八事变后，各界人民强烈要求还政于民，结束“训政”。国民党内，也有人提出提前实行“宪政”的意见。1936.5.5.公布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5.14.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扎据此产生了国民大会代表，原定在1936.11.12召开国民大会，后来又决定延期一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就一直没有召开国民大会。
1939.9.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时，纷纷提出实行宪政的提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许诺1940.11.12.召开国民大会。宪政问题成为国统区人民注目的中心，兴起了又一场民主宪政运动。1940.9.国民党借故交通不便，宣布将国民大会延期，日期另定。为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转为低落。
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政治上的腐败，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各阶层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1943.9.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民主宪政在国统区再次兴起。

二、国共关系
共产党坚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又团结、又斗争等一整套方针政策。
⒈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有的学者强调共产觉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有的提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有的提出分别领导、共同进行说，有的提出具体分析说，有的提出领导权转移说，有的提出不应笼统地说是谁领导的，应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杭战。
郭德宏: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按照一般理解，所谓领导权，就是率领和引导的权利。所以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就是谁有权率领和引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也就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个问题，并不是指谁领导抗日战争，而是从无产阶级怎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度来谈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最早是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提出来的，从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本意，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谈话，可以看出下列几点:一、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指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责任，以使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而不是指对于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只有在解放区、游击区以及其他地方有组织的群众中才能实施直接领导；二、无产阶级领导权要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自己就要有力量，并且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与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主要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争夺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主要是靠自己的正确主张和模范作用进行影响和引导，因此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应该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策略思想提出的，主要是指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后者是指谁领导了抗日战争，是指组织领导、行政领导，二者的含意是不同的。
从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行政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解放区、游击区及其他有组织的群众的抗战，但从全国来说，从形式上名义上来说，还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领导了抗战。（郭:《抗日战争领导权新论》，《安徽史学》1995年第1期）

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中共提出统一战线中必须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严格保持自己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1937.2—1937.11.1937年7月红军改编时，强调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共包办，领导机关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个人；8月，陕北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只能由党自己指挥，不听蒋介石的。
1937.11—1938.10.王明1937年11月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全党确立了独立自主原则。（曹丕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2.5）
传统观点认为独立自主原则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实际上，二者不能等同。独立自主原则，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对我党的限制和束缚，是处理党派关系的一个准则，是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仅仅是实现领导权的一个措施。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论之上的。

⒊皖南事变
1941.1.4，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渡江抗日。1月6日，绕道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7万国民党军的包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除2000人突围外，新四军大部分遇难。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捕，项英率少数人转移、隐蔽，3月14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月15日，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项英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仓促的总结。全面否定了项英创建新四军3年多来的业绩，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项英，并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还将项英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决定“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二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七大并未讨论项、袁错误问题，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因此，项英问题也就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决定》发表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来，在书刊中出现。这样，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除了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列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以及1955年6月18日，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3烈士遗骸被静静的安葬在雨花台以外，其余的有关项英的叙述都以《决定》为基调，对项英全盘否定，甚至无端的将一些与项英无关的事情强加到项英身上，使项英的英雄业绩被彻底抹杀。文革中，项英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其亲属横遭株连和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和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尤其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要求重新评价项英功过的呼声日益增多。
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武昌县为项英烈士竖立铜像。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商昆同志题词:“项英烈士  浩气长存”。陈丕显、李一氓主持碑阴铭文《项英同志生平》，对其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客观评价。
李良志:皖南事变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确有不准确和失误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1940年秋到1940年冬，中央在分析蒋介石对日政策和对中共政策时，开始是对其黑暗面、危急性估计过头;旋即又来一个大转变，对形势过于乐观，对蒋介石暗中搞反共磨擦的决心估计过低，造成方针政策上的失误。
王辅一（《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答金冶同志》，《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毛没有把握住形势的全貌，过高估计中苏关系对解决国共危机的作用，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皖南事变前，毛对国民党反共策略的认识也很大的变化过程。1940.10.19.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国共关系紧张时，毛倾向于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策略来对付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11.3.致彭德怀电:“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以此来“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毛泽东军事文集》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P570）事关重大，毛向共产国际请示，称“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此举“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共产国际对毛的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亲日派正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投降，中共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做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斯大林明确认为，中共“在国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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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还不巩固”，只能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论对中国抗战、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3.）
毛重新考虑并改变了自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11.6.致李农、项英、董必武并告周恩来电中，要求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表示“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日与团结”的态度，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P80）。11.21.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等电:“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调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消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之外，还有一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云逸、彭雪枫是可能的）。”（P101）11.30.毛等电告叶挺、项英:“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P105）
蒋介石12月9日发出限新四军于31日前全部开过长江以北的手令后，毛对时局的危险性仍估计不足。12.16.毛泽东等关于目前时局致胡服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电，仍估计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12.25.毛泽东关于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中，认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P117）
蒋限令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北移完，毛泽东的想以此为谈判筹码。11.9.中共中央在以朱彭叶项名义复皓电中（即佳电），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P84）。此时，由于国民党方面调集汤恩伯、李品仙大军东进，苏北、皖北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生了以撤出皖南的让步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交换条件。11.15.毛致周刘彭项电:“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P100）这就需要皖南新四军在作北移准备时，维持着“拖”的局面。11.21.中共中央致叶项电:“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P103）12.14.电“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P109）12.18.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刘为章电，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在2月15日前保证全部离开皖南。”（P111）12.25.毛“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P116）
12.26.周恩来向毛报告，周25日会见蒋，向他提出经毛24日同意的皖南部队北移的条件（即给新四军发补充，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力，取消张国焘国民参政员资格），蒋根本不让步。周认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P480）。这表明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谈判砝码的价值已不复存在，拖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毛泽东这才下快走的决心。叶、项恰在25日请示行动方针，毛在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严厉批评他们“犹豫动摇”，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P12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同、思想反复的时候。
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是立即北移的主张。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的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由于刘少奇的建议，中央最后“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皖南事变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皖南事变之发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或侧重于在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前提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条件下新四军政委项英与中共中央有着怎样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对新四军在事变中的损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
“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
蒋介石12月25日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
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己经十分紧迫了，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
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1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2。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3不过，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李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且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
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正是根据蒋的意见，国民党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27日，蒋介
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伤军
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1

三、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中共在全国建立了大小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1亿，逐步建立起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统称为抗日民主政权。
关于这些政权的性质问题，在其建立之初，不仅党内外许多群众不了解，而且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也不甚明确。以至于有人提出，这种政权“在政策上是统一战线的，而在其阶级性质上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有人认为，这种政权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鉴于以上种种在抗日民主政权性质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中共中央于1940.2.1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向全党指出，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革命的专政。抗日民主政权在阶级成分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但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参加。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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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和阐述，“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赞成抗日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
特点:⒈以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作为社会基础；⒉抗日民主政权施行体现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的施政方针；⒊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参议会制的政治体制和三三制的政权机关人员分配原则。各根据地一般设立边区、县、乡三级政权机构，在政权组织形式政体上实行参议会制。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组成三级参议会，是边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基本活动原则是议行合一制。1940年春三三制提出，并得到贯彻。⒋抗日民主政权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力量。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即在同级党政军学各组织相互关系上，党的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级政权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占领导地位”，这是疑问的。
四、伪政权的建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一、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他们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二、汪与蒋争夺权利的矛盾以及在“和”“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这一结论基本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
余乐庆:《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综述》，《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⒈双簧说:冯玉祥:……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伯生以及许多人乘飞机飞昆明，事先既然没有政府与党交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介石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精卫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如蒋介石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介石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精卫走后，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介石和汪精卫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121页）（李敖:《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蒋介石研究》第3集；刘华明:《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第5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年版，第32页）
⒉蒋打击政敌、玩弄权术:蒋介石让周佛海、高宗武等亲信牵着汪精卫的鼻子走，推汪精卫出马，诱使汪精卫叛离重庆至河内。当汪精卫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预计响应他的云南、四川等地将领毫无声息。日本方面对他的叛离也非常冷淡，举国上下又一致斥其叛逃行为，汪处于进退两难之际，蒋介石发表了《驳斥近卫声明的宣言》，蒋之宣言与汪之“艳电”形成了强烈反差，蒋的“民族英雄”形象已形成了，但汪的“民族罪人”的形象并不明显。关键时刻，蒋介石派出暗杀队直奔河内去“制裁”汪精卫，结果故意错杀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起打草惊蛇之功效，逼得汪氏终于逃离河内抵达上海，投入日寇的怀抱。“英雄”入胯后，高宗武、陶希圣再脱离汪精卫集团，并揭穿其内幕。这样，汪精卫就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蒋介石不仅清除了一个最大的、能与之抗衡的对手，又成为与汪精卫鲜明对比的“民族英雄”，而“一只臭马桶”终于套到了汪精卫的头上。所以，“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骗局。（苏宗辙:《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⒊汪蒋在策略上严重分歧的结果；汪叛逃，也反映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权力之争，认为自己的主张不被接受，是由于没有实权，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贯彻实现其主张。这也是其叛国投敌的重要原因。
⒋汪叛国投敌的内因是抗战亡国论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外因是日本以华制华的诱降政策。
⒌汪叛国投敌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亲日派的要求。
⒍汪叛国投敌主要是患了“恐赤病”。（见蔡德金、李惠贤:《关于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现代史》(人大复印)1987年第2期）
⒎亚洲民族特有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日本人“合作”，有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亨特•博伊美）
余:考察分析汪精卫叛国投敌主要原因时,首先应该弄清汪精卫叛逃要达到的目的。诱使汪精卫叛离重庆的关键是“重光堂会谈”日汪双方代表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协议规定是:与汪精卫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通电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然后，“在非日本军占领地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进而，“日本军实行部分撤退，以广东和广西两省为新政府的地盘。”（《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04—305页）汪精卫等人最初的打算并非要到日占区去，而是要在非沦陷区的云南、四川及两广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新政府”，以此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

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江苏古籍，1998（本分册分为九个部分: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战时重要方针政策法令；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概况；国民参政会与地方参议会和国民大会；民众运动；党派与社团等。）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中下，重庆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198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江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内部）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1984；《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1985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伪满皇帝、大臣、少将以上官员40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的交代材料）
李琪:《“行政三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重庆出版社，1992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1992（迄今为止系统说明和介绍自1936年至1946年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酝酿到最终破裂，这11年间两党高层谈判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
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李良明:《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
卢权等编著:《叶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施昌旺:《最近十年皖南事变研究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美）亨特•博伊美:《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商务印书馆，1978




第十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39
一、    国统区经济
（一）    战时经济体制
⒈战时经济领导体制
截止1937年底，国民党中央经济行政机构系统如下:
第一层为国民政府及直属的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抗战初，又增加了军委会。第二层为第一层所辖的各经济主管部门。国民政府直辖:1、主计处；2、全国经济委员会；3、建设委员会。行政院下设:1、财政部；2、实业部；3、交通部；4、铁道部。监察院下设审计部。立法院下设:1、财政委员会；2、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设:1、资源委员会；2、第三部；3、第四部；4、农业调整委员会；5、工矿调整委员会；6、贸易调整委员会；7、对外贸易委员会。农业、工矿、贸易三个委员会又联合组织了运输联合办事处。这种多头领导使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一种事实上的无计划状态，“我国经济行政机构，向极繁复，权责错综，滞碍殊多”。机构设置重叠冗肿，分工不清，与战时需要有高效的经济行政机构相比相差甚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调整。
1938年开始调整，1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规定了调整原则。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门，军委会的第三部和第四部，都并入经济部；军委会的资源委员会改为隶属经济部；军委会的农业调整委员会改为隶属经济部农本局，改称为农业调整处；工矿调整委员会改为隶属经济部，改称工矿调整处。贸易调整委员会改为隶属财政部，改称贸易委员会，并将军委会的对外贸易委员会和经济部的国际贸易局归并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粮食运销局，归并经济部农本局；铁道部和全部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运输联合办事处改为隶属交通部，改名为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通过调整，大体上改变了以前的混乱状况，将经济行政机构集中归行政院管辖，机构总数减少，公务人员总数也由1936年底的3684名减为1938年的1561名，减少了58%。经过这种调整，经济行政机构“乃得合理化之统一”，“不但有横的合理化组织，更有纵的合理化联系”，从而形成了经济建设上的统一领导。经济行政机关调整的完成，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
⒉战时经济政策
建立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目的在于减少政出多门，提高工作效率，以利于加快生产的建设速度，更好的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此，在建立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同时，国民政府又制订了推动战时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总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和加强内地（大后方）生产能力，谋求工农业产品自给。由于日军占据沿江沿海各省加强封锁，沿江沿海地区及国外工农业产品不易输入，中国抗战所必需的后勤给养和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品“端赖内地生产”。
第二，对工矿企业采取扶持政策，“奖励经济事业之发展”。国民政府认为，“国营经济事业，固应积极经营”，而“民营经济事业，尤宜尽量奖励”。其奖励办法多种多样，有资本协助、技术指导等等，以期做到“各尽其最大之能力，以供献于抗战建国之需求”。
在对战时大后方民营、国营企业放款政策上，过去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金融机构采取了重点扶持国营企业、轻视民营企业的政策。有的学者指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1943年，民营企业所得工贷占四行放贷总额的75.3%，1944年为65.5%，1945年上半年为60.75%。抗战期间，后方许多民营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如民生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华西实业公司等，都得到了四行发放的大量的工贷，从而使企业摆脱了困境，维持了生产。当然，因战时财政资金极为有限，一些小型民营企业得不到，或得到的少也是必然的了。
第三，严格汇兑管理，加强金融统制。抗战前，国民政府就逐步垄断了金融；抗战爆发后，进一步规定，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抗战时期所有有关金融活动事宜，悉由办事处管理；有关金融方面的一切政策与措施，概由四行联合办事处制定。总之，要使国统区所有金融机构高度控制在以四行联合办事处为中心的金融统制网中。
第四，加强税收管理，巩固固有收入，维持战时财政支出。
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同时并重”相号召，大力推进后方的开发与建设，同时要装备和维持作战部队，导致财政支出猛增猛涨。抗战开始后的财政赤字己上升到70%多，乃至80%。收支的剧烈失衡，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战争开始后，在关、盐、统三税逐年短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逐渐发展了3种新税:食盐战时附加税、货物税和直接税，税收渐见增加。
食盐专卖，加征战时附加税。货物税由过去的统税和烟酒税合并而成，矿产税和战时消费税亦属货物税性质，都是间接税。竭力开征直接税，包括印花税、所得税、非常过分得利税、营业税和遗产税5种。
第五，加强交通建设。《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战时交通政策为:“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1939.1.29，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水道运输需费较廉，西南各省水道，多可利用，亦应积极疏导，多备船只，为有组织之管理，以补公路铁路运输之不足。”水路运输在战前一直不大为国民政府重视，抗战爆发后，政府加强水运工作，这是交通建设政策的一大特色。
第六，实行战时经济，规定各项经济建设要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军用产品的生产。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的方针，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战时计划经济。同时强调战时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资为第一要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建立起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战时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战后建国大业的“长久之基础”。
此外，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经济建设，在农业、商业、贸易等领域内也采取了相应的统制政策，不一一赘述。
⒊经济统制政策及评价
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
如1937年6月《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增进生产及调整贸易办法大纲》、《战时粮食管理条例》、《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各省市合作贷款要点》、《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四行联合贴放办法》等。1938年又颁布了《购买外汇清核办法》、《特种物品清耗统制办法》、《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内移各厂矿限期复工办法》、《实施收兑金类办法》、《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奖助暂行条例》、《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结外汇办法》、《出口货应结外汇三种类及其办法》、《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领用一元券及辅币条例》、《国营矿区管理条例》。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建设视为“抗战胜负所系”的头等大事，正式确定了要“依于战时人民生活之需要，分别轻重，斟酌缓急，实行统制经济”的基本方针。此后，国民政府又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陆续颁布大量统制法令。1939年有《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矿产品运输业出口管理规则》、《非常时期采金暂行办法》、《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录业管理规划》、《川康铜业管理规则》、《管理锡业规则》、《管理水志规则》、《管理煤炭办法大纲》、《全国猪鬃统购统销办法及施行细则》、《非常时期平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取缔收售金类办法》、《收购生金办法》。1940年又颁布了《钢铁管理规则》、《管理土铁实施办法》、《全国桐油统销办法》、《非常时期省营贸易管理规则》、《取缔进口物品商销办法》、《非常时期管理办法》、《采金暂行办法及民营金矿业暂行办法》、《管理各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发行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等。1 941年有《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非常时期工商业及团体管理制办法》等。通过上述法令的颁行，国民政府己可以对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对工矿、农商、粮食、金融、外汇、物价、物资各个部门进行统制。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共同特点为:一切从抗战出发，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抗战这个大目标进行。通过这些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一要使经济建设满足前方需要；二要做到战时人民日常必需品“无需仰赖外人，然生活得以自给”。因此，我们在评价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时，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前提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该政策的利与弊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利: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是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经济统制政策不少国家实行过，因历史条件、适用范围的不同，其导致的后果也不尽相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工业建设到财政金融，从物资管理到外贸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这些统制政策，才成功的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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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工业统制建成了后方工业基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沿海工业基地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放弃抗战的企图。抗战初期，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十分注意在经济上对国民政府进行打击，日本曾经狂妄的宣称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其依据就是它不仅能击溃国民政府的军事抵抗，而且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摧毁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广大经济富庶地区，以扼住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逼其就范。无可否认，日本的侵略曾让国民政府陷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地位，但大后方工业基地的建立，不仅生产出了大批的武器装备，而且生产出了军、民用必需品，最终粉碎了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困死国民政府的梦想。对此，日本学者也不否认，他们指出:“如果谈到经济建设，那么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形成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抗日力量和物质基础。当时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化已经形成了主要危险，因而经济建设对于民族独立来说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2）利用粮食统制政策，维系了抗战军民的温饱。粮食统制政策是在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掌握大量粮食基础上进行的，该项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总产量；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粮食实行配给制。粮食统制政策维持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照常运转。正如国民政府要员张公权所说:“当时，如果粮食的供应不是相当充沛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生活就会被日本扼杀，而士气也将维持不了多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规与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流通、分级管理与全国统制三个阶段。1937年7月一1940年8月间，国民政府采取的是粮食自由流通政策，对粮食事务基本上“放任不管”。大后方在抗战初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战时现象——粮价持续跌落。四川1938年的粮价比战前低6%,战区粮价跌得更加厉害。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三:一是抗战初期人们心理不稳，资金外逃；二是1938年大后方粮食丰收；三是领土沦陷造成粮食相对集中以及大量抛售。
随着正面战场战线的逐步稳定，粮食相对集中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逐渐消失。粮食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中国粮食历来短缺、战争环境与自由流通政策等三个因素决定的。战争给中国粮食供求关系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战争造成中国粮食减产；战争迫使中国人口大量西移，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口按粮食产量而形成的自然分布状态。截至1940年，由战区迁移至后方的人口达到5000万，使后方人口由战前的1.8亿增加到2.3亿，大后方粮食需求激增。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给大后方各地间粮食的运输与调剂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方针。
1940年8月一1941年7月，分级管理阶段。1940年上半年大后方抢米风潮迭起，政府采取了分级管理政策。这一时期粮政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田赋仍然没有收归中央，尽管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并制订了一系列粮食管理措施，但呈现出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1940年8月1日，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卢作孚出任局长。随后，全国粮食管理局颁布了省粮食管理局组织规程与县粮食管理委员会组织通则。各级粮管机构相继成立。
1941年7月一1945年8月，全国统制阶段。把粮政纳入了战时轨道，实施两大要政:中央控制粮食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管制粮价政策。
第一，调整粮食管理机构。撤销全国粮食管理局，1941年7月1日成立粮食部。第二，对粮食采取控制政策。⒈田赋收归中央。⒉在整个大后方实行田赋征实。⒊实行粮食征购。征购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购买粮户的粮食，价格低于市价，并且只有三成付现金，七成发给粮食库券。⒋进行粮食征借、累进征借与捐献。1943年度川、滇、康、陕、甘、闽、桂、粤、浙等9省均把征购改为征借，安徽省则改为捐献。1944年大后方征购全部改为征借，并向粮食大户实行累进征借。所有征借的粮食，既不付现款，也不给粮食库券，且不计利息，只在“粮票”内载明自征借后第5年起分5年平均摊还，抵完当年新赋。此外，蒋介石还在1944年发起了“献粮献金运动”。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与摊派积谷、学谷、优待抗属谷。⒍采取抢购、采购、委购粮食等措施。第三，管理全国粮价。国民政府只控制了大后方一半左右的余粮，而另一半余粮仍在市场上流通。
（3）战时财政金融统制政策集中了财力，保证了军费支出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通过四行联合办事处控制了全国金融，通过发行权的统一集中了货币，通过公库制度使国民政府的财力免于分散……这些统制金融措施，使国家财力得以集中调拨使用，为满足军费开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前提条件，每年财政总支出60--70%的军费便无从开支，前方各方面的供应就得不到保障。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些腐化措施而否定其在战时所起的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统制政策在扶助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此外，外贸统制政策在也起了重要调节作用。外贸统制进口了必不可缺乏的工业原料、燃料及设备，解决了后方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进口了粮食，换回了不少外汇，缓解了财政紧张状况。总之，此政策对成功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弊:毋庸讳言，经济统制政策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那就是，此项政策是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对全民的普遍掠夺的基础上的。例如，工业统制和限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物价管制、物资管制政策与专卖制度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专卖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资本的垄断地位。通过推行专卖，政府全面掌握了盐、糖、酒类和火柴的生产、收购、储运和销售，但获得这种特权的却是四大家族“官式”和“商式”商业网。它们在执行政策时，强迫压价收购、肆意抬价售销，同时操纵市场，翻云覆雨，从而牟取了大量暴利。
上述这些都是一种看得见的、赤裸裸的掠夺。当时，对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对人民掠夺最为残酷的一种掠夺方式就是与实行财政金融统制相关联的通货膨胀政策。
潘国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为第一阶段。尽管法币发行在增加，但速度较为和缓。从发行指数来看，1938年12月的指数与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比较，只增加了64%。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尚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初期，对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给以支持。
1939年起到1941年底为第二阶段。法币发行开始达到一个新速度。促使法币发行加速的主要因素，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
1942年至1945年为第三阶段。法币发行象一匹脱疆之马，再也无法控制了。主要原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国际交通全部断绝(与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仅剩驼峰航线)，外援物资无法接济，国民政府只能依靠国统区后方自己生产的物资维持抗战局面。由于工业生产中不可克服的种种困难(主要是缺乏原料)，使工厂不能全部开工，日用必需品紧缺，致使物价飞涨更进一步加速。
促使国民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使银行界的流动资金减少，导致国家银行货币的空库与流通周转不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便通过了“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的决议，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政策确定下来。从表面看来，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问题，实质上是在商业关系掩盖下的一种富有隐蔽性的掠夺方式。此种掠夺以全民为对象，比之实行经济统制的掠夺，在范围上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在程度上更为深刻，更为残酷。通过8年抗战，法币购买力的变化，不难看出通货膨胀的本质。以法币1元的购买力为例，1938年底约等于战前币值的6角，1939年底仅值战前2角8分，1940年底则降至8分左右，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只合战前法币5毫，也就是说，此时2000元才抵得上战前1元法币的价值。这一比值说明，国民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政策，从人民手中每2000元中就掠夺走了1999元。此种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人民遭受浩劫，而国民政府则借此壮大了国家资本，政府官僚们借机大发横财，因而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如果说战前人民希望通过自己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而未加以反对，暂时忍而未发，那么，战后，此种政策不加以改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0年夏，马寅初应国民党陆军大学的邀请对将官班作关于抗战时期财政问题的演讲。“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此危难之际，全国必须一致抗日。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十分令人遗憾，目前的情况并不如此。”  “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敌；‘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  “更有甚者，还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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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必须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搞通货膨胀。一定要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合理负担，一定要向有钱人要钱，搞一次战时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充作抗日经费！”
1940年11月10日，马应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在重庆演讲。“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他们利用困难，把自己养肥。要抗战，就必须让这帮人拿出钱来！”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  “我倒希望蒋先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不除孔宋，就不能解救国家经济的窘迫。”）
（二）建立大后方工业基地
日军占据沿江沿海地区后，加强封锁，沿江沿海与国外工农业产品不易输入，整个抗战所必需的后勤给养、广大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之品”“端赖内地生产”。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大后方生产能力。如:在农业方面，提倡改良生产技术，健全金融机构，改善生产组织，移置难民开垦荒地，整治河川，奖励合作等。在商业方面，“促进输出，管制输入”，调整产销，供给战时需要。在工业方面，以沿海内迁工厂为基点，建立战时后方工业基地。此方面是国民政府取得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方面，有必要详细介绍。
其主要措施有:
⒈内迁工厂，移建西部工业重心。抗战前，中国近代工矿业偏于东南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资本总额37700余万元。其中上海有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共2063家，占总数的51%，内地各省所有工厂只占19%左右。为使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避免沿海民族工业遭到灭顶之灾，及沿海民族工业资敌，加强日本侵华的经济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酝酿工厂内迁计划。1937年9月，拟订内迁原则。该原则规定内迁工厂分为两种，“一为指定军需工厂，二为普遍工厂”，显然内迁重点是前者。但政府并没有放弃后者，规定如愿意内迁，可由政府在“免税、免验、减免运输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或援助。后来看，内迁工作实际上有两个阶段，即迁到武汉为第一阶段，尔后再迁至西南。这样重复内迁，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而且对内迁工厂本身也是一大损失，反映出国民政府在工厂内迁上缺乏周密的统筹安排。
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贡献:“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抢运川军4师2旅出川抗战。1938年初任交通部次长。长江上游90%以上的运输由公司完成。宜昌抢运人员、物资40天，“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抗战前3年，公司运送人员150余万，物资100万吨，损失船16只，牺牲员工100余人。
工厂内迁前后历时3年多，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到1940年底，经政府协助内迁的厂矿共约450家，机件共约重12万吨，随厂矿内迁技术工人总数为12080人。内迁工厂分布大都在中国的西南（四川254家、云南、贵州23家、湖南12家、广西28家、陕西27家），作为陪都的四川，不仅成了战时政治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了中国抗战的经济中心。
关于工厂内迁中国民政府的作用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只是因对侵华战争无应变准备，失地过快，行动迟缓，没有一个全盘计划。
⒉大力发展大后方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要建成后方工业基地是不可能的。首先，国民政府力图整理和完善西南铁路网。1939年初，建设西南铁路网的工作全面展开，当时计划修筑五大干线:湘桂、滇缅、叙昆、黔桂、湘黔线。这些计划虽然未能全部完成，但对维持后方运输起了巨大作用。其次，加紧大后方公路网建设。公路网建设是交通建设的重点，经过几年时间的改善，西南西北地区公路并结联网，加强了国民政府所在地与西北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大后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开辟了众多的内河航运线路。1943年底共开辟航道5227公里，加上疏通旧航道12968公里，比1940年增加61.8%。最后，注意空运与通讯建设，加强国际间交往。上述各项建设，既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也是大后方经济建设的前提，为开发大后方带来了活力。
⒊设立工业中心区，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般来说，考虑后方工业基地建设时，既要注意分散隐蔽，又要考虑合理集中；既要考虑全面发展，又要注意突出重点。在这方面，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小分散，大集中和重点发展的战略。基地建设只能“选定若干中心，充实其动力与运输设备，使各种工业依其性质，得有适当萃聚之所。”中心共有8个，四川4个，湖南2个，云南1个，广西1个。同时强调不管哪个工业区，一切建设都要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满足战争需要为急务，政府资金投向和人力物力始终集中在重工业上。
⒋加强国家资本统制垄断政策。国家资本不断向工矿企业渗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人资本在能源与基本工业方面的活动，而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利用对金融机关的掌握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国家资本在工矿业中形成垄断，比重由1936年时的15%一跃而上升到抗战后期的70%，并主要分布在冶炼、能源机械、电器等重工业部门。
⒌强调战时重工业建设的同时，并未忽视轻工业经济建设。国民政府照顾轻工业建设是从“奖励轻工业”和“扶持轻工业”政策两方面来进行的，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法规，提供贷款，帮助采购材料设备，招募技术员工，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后方轻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大后方工业基地建设中的主要内容。
通过工厂内迁与大后方交通事业的兴建、国家资本对重工业、私人资本对轻工业的共同努力，战时后方工业基地基本上建成了。这个基地的主要作用与特点是:
第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本上满足了抗战的需要。由于战争期间日军的封锁，迫使国民政府在工业门类上求全发展，因而形成了后方工业以满足自给需要为目的的封闭式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从矿业、冶金、机械、造船、电器、化工、建材、纺织、食品加工、日常用品等民用工业，到生产飞机、大炮和枪支弹药的兵器工业，“举凡国防民生之物，无不具备”。
第二，布局较为均匀，既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国民政府注意吸取战前工业过于集中某些地区的教训，全面规划了后方8个中心工业区，从而形成了后方工业基地较为均匀的合理布局。经过抗战工业基地的建设，西南、西北地区已经打下了后来工业发展的基础，为促进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诚然，大后方工业布局仍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四川过于集中）。
第三 ，生产技术与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国民政府对工矿企业采取奖励发明创造、给予专利和推广工业标准化等一系列措施，对后方工矿业生产技术和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如抗战期间，由经济部审定公布的工业化标准方案有79件。
第四，国家资本形成主干，创出了战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新路。就和平时期而言，工业发展的道路一般应该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但处于战时，就不可能按照此种“自然顺序”进行，而应该优先考虑重工业发展。为此，国民政府实行“工矿并举”的重工业发展方针，优先发展钢铁、能源等重工业，也为轻工业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从而推动了整个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这种发展路子，在中国工矿业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战时后方工业基地的开发对大后方经济的发展、改变其工业布局、保障后方军需民用的供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后方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对抗战的胜利也是意义非凡的。这一点，学术界意见是一致的。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战时大后方国统区工业，尤其是民营工业在1942年后急剧衰落下去，并且“大有日落西山之势”。后方民营工业在抗战中前期因政府政策、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出现短期繁荣；到抗战后期走向衰落。
但就国民政府公布的设厂指数而言，却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以1938年为100，至1939年则为206.42，1940年为263.76，1941年为395.41，1942年虽下降为261，02，而1943年又升为351.38。就某个省区而言，1937年贵州省有55家工厂，资本额为2123800元，至1943年，则激增为工厂154家，资本额140478700元，比1939年增长4倍；这一年民营工业也有较大发展，故“1943年为全省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大后方民族工业盛衰的原因:其发展主要在于人口急剧增加、战争物资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国民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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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领导、计划和扶持作用；
衰:国际水陆交通路线逐步被敌人切断，必需的进口机件、原料得不到补充；通货膨胀政策直接造成工业生产成本提高，资金周转困难，生产无利可图；商业投机盛行；国民政府所实行的重税政策、经济统制政策；能源短缺；技术人员和技工缺乏，等等。

二、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经济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扩大，敌后军民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发展根据地经济，为坚持抗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
  第一，奖励生产的发展，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础，抗战爆发后，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战胜困难，以求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各抗日民主政权都竭力扶持和奖励生产的发展。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严重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学校、机关和民众团体首先行动起来，掀起了大生产的高潮。1940--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1943年，边区生产粮食184万担，除消费外，尚有节余；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其他根据地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都因地制宜的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大生产运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第二，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决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即一方面扶助农民，减租减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群众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地位。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曾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但进行得不彻底。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在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政策。减租，即按照战前租额减低25%，要求多减的，实行倒四六分，或三七分；大致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只减今后的，不减过去的；多年欠租，应予免交。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以1.5分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借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2倍者，本利停付；抗战后的息额，听任民间自由处理，不作规定。地主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农民则必须交租交息。按照这些政策，1942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减租减息运动削弱和限制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成份主要有5种:政府、部队、机关、学校的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实行“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的方针。除了对地主经济实行减租减息、限制它的剥削以外，其他4种经济成份都鼓励大力发展。如果不发展私营经济，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抗战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结果是军民都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仅仅注意发展私营经济也不能解决战争的需要。只有私营经济和公营经济都得到发展，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
  第四，发展商业贸易。各根据地都建立了商业贸易机构，边区、行署、专署、县都有贸易局、公营商店、运输、消费等类型的合作社，开辟了一定的经商路线，建立了一批市场，形成了有组织系统的商业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根据地采取了“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贸易政策。所谓“对内自由”，即在根据地内，只要符合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危害抗日的各类商业，均自由经营；所谓“对外管理”，就是对根据地大宗剩余产品实行有计划的输出，换取根据地军民必需品，同时禁止一切奢侈品输入。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各根据地的商业得以正常进行。1944年边区贸易机关为边区节省了近300亿元，使边区收支接近平衡。
  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主要有:
  ⒈使根据地克服了经济困难，保障了抗战中的物质供给，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⒉它坚定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⒊表明了中共抗战建国的毅力和才能，提高了中共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⒋经济建设运动，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自力更生的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对今后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可谓意义非凡。
  尽管如此，学术界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性质、大生产运动的原因等问题，还是有着较明显的分歧。
⒈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性质。A.革命与改良相结合的政策。郭德宏:其革命性表现为全民族的利益，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其改良性表现为:只是削弱封建势力，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彻底消灭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4）
B.一种过渡性的政策。傅茂贞:原来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封建剥削，通过减租减息政策，适当的加以削弱，也就可以为以后过渡到彻底的消灭封建剥削奠定基础。（《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党史研究》，1984.5）
C.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方式。温锐:此项政策使农村发生了一场土地变革运动，这种方式与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似乎显得有些平和，但最终结果并无两样。（《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抗日战争研究》，1992.4）
⒉大生产运动的原因:过去的探讨侧重于从外部寻找原因，如日本的进攻、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所造成的根据地经济和财政的困难。近年来，许多学者注重于从根据地内部寻找原因，认为:生产是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之一；发展生产是抗战的需要；生产运动是由于根据地所处环境（经济基础薄弱）决定的；同时强调外因只不过是通过这些内因起作用，促使中共下决心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抗战中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保障抗战的物质的供给。（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
三、    沦陷区经济
（1）为了配合其武装侵略中国和灭亡中国的目的，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掠夺沦陷区经济，制订了殖民主义经济掠夺方针政策，造成沦陷区经济的畸形发展和财政经济趋向崩溃的境地，充分显示出了沦陷区殖民地性质的特征。但学术界对沦陷区经济的研究迄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一般均分东北、关内沦陷区两大部分，后者的研究更是薄弱，还处于初步阶段，几乎是空白，亟待加强。故下边只对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东北沦陷区经济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略作介绍。
⒈关于东北殖民地经济的作用问题，即日本对东北经济掠夺导致了东北重工业基础的建立，对东北经济的近代化和社会进步是否起了积极作用。魏永理认为，一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不轻易经营重工业，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确实经营了一些重工业，因其目的在于保证侵略战争的需要，完全是殖民地的性质，其后果是民族工业的危机不断加强，中国人民遭受残酷掠夺，严重影响东北生产力的发展。（目的论）姜铎不否认它的客观作用，但认为它不是历史的进步。日本在东北建立的重工业后来被中国人民接收，成为东北近代工业经济的基础，存在一定的历史积极作用；同时强调日本的野蛮掠夺，对东北原有经济摧残和破坏的一面，占主导地位，仅东北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便被日本摧残殆尽。因此，总的来说，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⒉关于东北殖民地经济的性质。有的人从东北经济的垄断形式来看，特别是重工业几乎由“满业”独占，可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经济；有的人则认为，东北沦陷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陷后则为殖民地，封建地主依然存在，故可称之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姜铎认为上述观点不够确切和全面，“伪满”不能算作国家，谓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显然不妥。东北沦陷后，封建地主势力虽然存在，但一样在殖民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生活，故谓之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也不够确切。他认为应算作日本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经济。
⒊关于日本在中国投资是否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问题。许涤新、吴承明认为，其资本是在中国国土上聚集和成长起来的，故应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和组成部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杜恂诚认为，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之中，对立面是主要的，把它们列入中国资本主义的范畴，显然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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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对沦陷区经济的掠夺方式
⒈控制金融。在东北，1932.7.1，伪满中央银行成立，成为日本在东北的金融主管机关，但只发行纸币，不发行硬币，1937年纸币发行量为3.07487亿元，1944年上升为58.76亿元，1945年苏联出兵前为80亿元，是1937年的26倍。1941.1.6，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相继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设立分行、支行、办事处，至1944年达40个。该行是作为所谓“国家银行”成立的，既具有发行货币，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等特殊业务的权力，又有管理“国营”事业款项之收付等一系列普通业务的权力。两行的成立，完全控制了两地的金融。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大量发行纸币，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族工业衰败。
⒉统制物资。为了满足军需，日本加强了对物资统制权的控制。物资统制权都掌握在当地日军总司令之手，所有物资的收购、运输与销售，都必需经过它的批准方可进行。为此，在上海，日伪合作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下设“棉”、“粉”、“米”、“油”等各专业委员会。除“总会”外，各地还成立了分会。在日伪对物资的严密统制之下，民族工业破产，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奇缺，物价飞涨，生活苦不堪言。
⒊掠夺工矿业。凡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矿业都是其掠夺和控制的目标。如在东北，1931--1944年，日本开采煤22800万吨，生铁1200万吨；1935--1944年，日本掠夺钢材1308万吨。据研究统计，到1941年，日本在东北拥有各种工矿业306个，资本额为10.7亿元；到1945年工矿业达到6878家，资本总额高达71.7亿元。在华北，1938.11.10，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将铁矿、矾土、煤矿、盐业全部置于其统制经营之下。仅以1938--1944年统计，日本从华北掠夺煤13262.4万吨，生铁58.6万吨，至于其掠夺的物资，根本无法统计和估量。
⒋垄断交通运输。为了加强其侵略，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就垄断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在华北，1938.11.10，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也将驳船运输、铁路、公路、电讯电话等交通网络置于其统制经营之下。
⒌独占贸易市场。为将东北和关内两个沦陷区变为其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燃料产地，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排挤了该地区英美等国的贸易。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向关内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都超过370%（1941年）。
⒍为了更好的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还加强了对占领区的农业掠夺，主要方式为:大量移民和掠夺土地，日本强占东北土地从1938年到投降止共达3900万垧；掠夺劳动力，将其派向战场充当炮灰或做苦力；掠夺农产品，剥夺农民的种植自由，强迫种植他们所需要的种植物，如水稻、棉花、大豆等。
以上只是就几种主要方式略作概述，但由此已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的疯狂掠夺给沦陷区经济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孤岛繁荣”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上海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表示中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得以保存，面积33平方公里，占上海总面积的6.26%，人口却超过300万，占60%以上。租界地区处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被称为“孤岛”，唯一的通道是黄浦江一条水道，通过外国轮船尚可和国外取得联系。“孤岛”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才消失。“孤岛”存在期间，上海租界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曾一度出现繁荣景象，谓之“孤岛繁荣”。
  关于“孤岛繁荣”，近期有一些专题论述，如姜铎:《上海沦陷前期的“孤岛繁荣”》（《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魏达志:《上海“孤岛经济繁荣”始末》（〈复旦学报〉，1985.4）、王子侠:《“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等。上述文章主要论述了“孤岛繁荣”的原因及其性质，但问题的探讨尚需深入，尤其是需要加强整体研究，因为它并不是真正与世隔绝的大海中的孤岛，它与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海外经济都有紧密的联系。其间经济关系如何？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究竟起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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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一、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日本早已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为了确立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早就制定了“南进”和“北进”两套方案。“北进”即北上进攻苏联，战领苏联的远东地区；“南进”即进攻英美及其同盟国，夺取南洋地区。然而，从战略上讲，无论“南进”或“北进”，都必须以征服中国为先决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逐步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直在寻求美英各国的支持。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多次对日本发出呼吁、警告，并帮助国民政府改革金融，统一币制，增强实力。但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力图避免卷入一切国际纠纷，加上对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因此，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行动，在“中立”的旗帜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
苏联认为，未来战争的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德国，因而避免两线作战，是其外交的重点。面对眼下日本的挑衅，采取了两手政策。苏联谴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在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日，并努力推动国共合作；但对中日冲突基本采取中立、不干涉政策。
一方面，认为中国东北只不过是日本“进攻苏联的跳板”，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经，不仅是对远东和平和苏联滨海地区的威胁，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因而态度鲜明的反对日本侵略，“在道义上、精神上，完全同情中国”，竭力恢复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内一些高级官员如宋子文、孔祥熙、罗文干、顾维钧等也认为恢复中苏邦交对抑制日本的侵略，扩大日苏间冲突的可能性，牵制日苏在东北的妥协性活动，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邹鲁则认为:倘若日本不愿意与中国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就理应“联俄以抗日”。蒋介石考虑，日本的真正目的敌是美、俄，中国并非日本的真正敌手，如果中国与苏联恢复关系，必然导致日苏交恶，日本会尽力对付苏联，中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拉苏还可以使美英改变对中国的冷漠态度，支持中国。1932.12.12，两国间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国际会议上，中苏互相支持。苏联多次谴责日本侵华，要求制裁日本；中国则支持苏联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中苏关系有所发展。
另一方面，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对中日冲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1931.10.29，致函日本，明确表示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设法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总是让日本一步，以免激化矛盾。
而且，苏联的一系列做法还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避免因中东路于日本发生冲突，1935年3月，苏联以低价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违背了国际法，事实上承认了伪满为一个主权实体。
在新疆问题上，苏联图谋控制新疆，新疆与苏联和外蒙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1933年4月，原东北军军官盛世才攫取了新疆政权，整个新疆地区日益开始脱离中共中央政府的控制，成为深受苏联影响的一个地区。盛世才在新疆属于外来势力，缺乏民族地方力量的支持，上台之初，就受到甘肃军阀马仲英和金树仁旧部的两面夹攻。面对这种情况，盛世才不得不请求苏联援助，并很快采取亲苏政策。1934年1 月，苏联红军“红八团”开入新疆，支持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粉碎了英国扶助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迷梦，平定南疆，该部队从此长驻新疆。苏联政府向他提供了上千万金卢布的援助，用以帮助盛世才加强军事力量和进行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盛世才因而标榜“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南京政府对这种事态的发展非常关切，对苏联在新疆的企图抱有疑忌。苏联表示苏联在新疆只有商务经济关系并无任何政治野心，并说苏联顾问屡次劝说盛世才服从中央。但如盛本人愿处于半独立状态，苏联无能为力。
1934年以后，新疆与内地各方面的联系均告停顿。除了盛世才新疆督办的名义而外，相对于中国中央政府，新疆已成为域外之地。甚至新疆与内地经济上的联系也中断了，这是因为苏联帮助盛世才建成了土西铁路和若干公路，新疆与苏联铁路、公路交通的实现，使它根本不需要与既无铁路也无公路的中国内地发生贸易关系，它只需要与苏联保持经济交往就足以生存和发展了。
在外蒙问题上，1936年苏蒙双方签定了互助协议书，声称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侵略。尽管这在客观上对维护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此举避开了中国中央政府，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所谓抵御第三国的入侵，第三国可以是日本，也可以是中国，表明了苏联决心以武力保卫外蒙古独立的立场。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得到恢复，但因为苏联不断侵害中国主权，两国关系发展缓慢。对于中国的抗战，苏联可以说是道义上支持，行动上谨慎。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抗战，使日本主力军陷入中国，无力北上，进犯苏联。当然，苏联也考虑到，中国要想得到实际援助，“须先有坚定之决心，并以事实上表现之”，“否则被侵略者若无决心，第三者轻率赴援，结果将成侵略者与赴援者之战事，此第三者不得不审慎熟虑。”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深，改善中苏关系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认为以苏联牵制日本，促使美英援华尚不失为应急之策。蒋介石在中日会谈破裂之际，争取苏联援助也更加急迫。1936.11.25，德国与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间普遍认为，这个协定是针对苏联的，拉拢中国牵制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成为苏联的当然政策。这些说明当时双方都存在着加强关系的愿望。
此时，苏联的重点放到了蒋介石身上，确认他为中国抗战的领袖，要求中共单方面作出让步。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异常表现，更使蒋介石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苏联谴责张杨破坏国家的团结统一，促进了国家的分裂。声明苏联与张杨无任何关系，与中国红军无任何联络，声称不支持张杨，不干涉他国内政。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也表明其不与“反蒋势力”来往的心迹。蒋介石获得了一个信息:苏联将尽力支持他而不是支持共产党来领导抗战。
当然，蒋介石对苏联并非完全放心。他认识到，“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同时，他对外蒙问题、共产党问题，一直特别注意。

二、抗战初期（1937.7.7—1938.10）
中苏关系: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为屏障，牵制住日军主力，使其无力“北进”，以保卫其自身安全，实现其“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从七七事变到武汉陷落甚至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力的国家便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曾是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唯一国家，也是向中国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当然，1938年初，孙科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说，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
1937.8，《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随后又于1939年6月签定《中苏通商条约》。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不仅在道义上有力的声援中国，而且进一步在军事上、物质上、人力上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从物质上来说，先后给中国4.5亿美元的贷款，价值3亿多美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几百名苏联顾问和上千名苏联专家为中国军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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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后勤提供服务。约有2000多名飞行员参加了保卫中国的空战，其中有近200人在战争中牺牲（汉口解放公园纪念碑）。送蒋经国回国，也是一种友好表现。
在这一时期，苏联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新疆是苏联向中国输入战略物资的交通要道，苏联利用这一机会，派出大量人员进入新疆经济、军事、情报部门，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自成一套体系，国民政府不得与闻，对中共也讳莫如深。
在国共两党之间，此时的中共受到苏联的冷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弱小，蒋介石才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和领导，援助中共容易得罪蒋介石，给蒋“输出革命”的印象，还可能驱使日蒋媾和。苏联关于国共关系的指导方针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要求中共不要过于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和谁领导谁的问题。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庞大的军事援助，对中共提供的援助仅仅是医疗卫生设备和药品。可见，苏联对华政策，可以说，完全是基于维护本国安全的考虑。这一些，又加强了蒋介石“溶共”的信心。当蒋介石挑起反共摩擦时，苏联主张息事宁人，提出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
中美关系:国民政府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国际组织制裁日本，通过正当渠道解决中国问题，但英美反映冷淡，国联软弱无力，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消极。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鉴于国内经济危机的严重和反苏、镇压中国革命的需要，伙同英、法，共同执行纵容、姑息日本侵略的政策。
几年间，美国采取的是“不付诸任何行动，而且豪无刺激性的远东政策”，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不会使美国蒙受多大损失”，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有利。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基上是上述对华政策的延续。美国不改变中立观望政策，对日谴责但无制裁行动，对华抗战表示同情但拒绝援助，赞成国共合作但不介入中国政治。而且，美国拒绝对日本实行制裁，继续向日本提供相当数量的原料和战略物资。据日本官方统计，美国对日军需品贸易占其全部对日贸易的比重，1937年33.5%，1938年34.3%，1939年34.3%。其中，1937—1939（禁运之前），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废钢铁平均每年达180万吨。美国这一做法，大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之有恃无恐的扩大对华战争。1937.8.29《华盛顿邮报》说:“美国的废铁在远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过去的废铁播下死亡。枪炮、炸弹和军舰都是越过太平洋运来的数量日增的废钢铁制造的。”
中德关系的演变: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中德关系融洽，但以军事联系为主。德国军事顾问团都是以私人身份来华，并与中国政府订有聘约，表面上与德国政府没有关系。随着中日矛盾的扩大，中德双方都对中德关系的发展有所考虑。如果中国与德国结盟，则在对付日本时未尝不增加一个与国、减少敌国的重要盟友。但是，德国是陆军强国，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德国远隔重洋，又无强大海军，如何支持与配合中国作战，不无疑问。与中国相邻的苏联和拥有海军优势的美英，是可能支援与配合中国作战的国家，而他们与德国不和，结一盟国而增加几个敌国，对中国并不有利。德国在远东最看重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如果中日破裂，德国必弃华亲日。当然，德国在力争与日结盟的同时，并不愿完全摈弃中德关系，愿意做中日交往的“传话站”和中间人。因此，南京政府对德国既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开罪其他国家又百般笼络，谋求援助。后来，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是西方各国中唯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
陶德曼调停:日本政府为了破坏布鲁塞尔会议，决定接受德国或意大利的调停，中日直接谈判，结束战争。日本“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应该在未来的对苏战争中保存军事力量，不应再扩大在中国的战线，也希望通过交涉使中国战事告一段落。德国这时愿意出面调停，是因为它认为中日战争的继续，对德有一些不利。中日战争势必导致英德关系的恶化，当时德国需要英国对他的侵略扩张给以纵容；中日战争将导致中国的“赤化”，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消耗日本军事实力，不利日本对苏作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执行了这一使命。
近年来人们对蒋日“和谈”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蒋日“和谈”，固然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坚定性和妥协动摇的一面，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的“和谈”都看作是投降卖国。我们不仅要看到“和谈”的妥协动摇性，而且也应看到某些“和谈”的策略性、战略性的一面。
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武汉、广州沦陷为止的这一阶段，蒋日“和谈”具有“缓兵之计”的性质，特别是战争初期的“和谈”更具这种性质。
正当陶德曼来回穿梭调停时，12月13日日本占领了南京。日本国内一片“战胜”的气氛，和谈条件也立刻水涨船高，条件极为苛刻。接受这种条件无异于亡国，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加上在“胜利”气氛的陶醉下，1938年1月16日旧本近卫文磨内阁发表声明，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于是陶德曼调停宣告破产。
这时期蒋日和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信条是:如果可以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则尽量避免交战。蒋介石曾说:“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战争初期，将介石极力忍让，利用一切机会求和。但在日本提出的极苛刻的卖国契约面前，又不愿意署名承担卖国求荣的千古罪名。其次，蒋介石虽然希望妥协，但在极苛刻的和谈条件面前，也并不指望真正的和平。因此，他把谈判当作一种“缓兵之计”。
日本要求德国撤回其军事顾问团，断绝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正式承认伪满。德国已是日本反共盟友，希特勒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中德关系急转直下，进入冰点。1941.7.1，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希望日本进攻苏联，承认了汪伪政权，中国政府宣布与德断交。
三、1938.10—1941.12（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苏、美均相继调整了对华政策。日本“南进”路线开通，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以后，感到苏联是一块硬骨头，啃不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日本“北进”困难重重，力不从心。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解除了苏联西部威胁，英国却被牵制于欧战战场，不能东顾。美国于8月1日突然通过对日禁运法案，这对日本海军蓄谋已久的南进政策无异火上加油。因为日本海军石油储藏量只够一年之用，一旦禁运实行，则从美国、荷兰将无法购进一滴石油。于是，从1939年下半年起，日本进军的重点开始转向西南太平洋，决心南进，确定了“北守南进”方针。企图通过“南进”，一方面切断美英援华的国际通道（滇越、滇缅路），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另一方面占领美英荷在南洋的殖民地，以南洋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来建立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1940年7月，近卫内阁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中苏关系:苏联继续采取援华制日的政策。1941年4月，日本、苏联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签定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解除了南进的后顾之忧，苏联得到了在对德作战时日本中立的保证，解除了东部威胁。条约违反了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公开声明“保证尊重满洲国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以换取日本保证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当然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映。苏联做了解释说明，表示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蒋介石对《苏日中立条约》利害得失做了分析，条约对苏联有利，对日本则有害无利。并且已知德国不久将进攻苏联，因此决定尽力平息事态，指令各报刊不得刊载攻击苏联的文字，决定维持对苏友好关系而对苏日中立条约不予理睬。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面临严峻困难，再也无暇东顾，也更加担心受到日本袭击，故而完全停止了对华援助，而且尽量避免与中国直接接触。蒋介石对苏德战争亦喜亦忧，对战争的前景十分关切，担心苏联不支，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于中国十分危险。所以对英勇抗战的苏联人民大加赞扬，表示好感。并且希望美英援助苏联抗战，促成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合作；美英表示愿意援助苏联对德作战，但对四国合作尚难同意。1941年12月，蒋介石要求苏联对日宣战，组织军事同盟，斯大林拒绝了。
在1941年以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总的来讲是融洽的，中共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乃至批评一般均表示尊重和赞同。但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在对国民党反共的处置态度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现象和分岐，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其根源在于双方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始终是以苏联利益为主轴，苏德战争爆发使以苏联为中心的倾向更加严重，它们强调各国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一切行动支援、保卫苏联，却很少考虑各国党的特殊情况。经过1940年夏到1941年春的一系列事件，中共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其一，在对待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对蒋方针，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抵制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坚持同蒋介石的尖锐对立立场。事实证明，毛泽东这种攻势策略是成功的。其二，中共中央通过延安整风，开始在理论和组织上清除、摆脱苏联和国际的干预及影响，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
对1941年皖南事变的态度:事变很可能导致内战，而内战只能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苏联对重庆政府有条约义务，不能公开同情共产党，只有暗示这种反共行动可能会影响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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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1938.11.3，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严重损害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拉住蒋介石，使他不至于因为依赖苏联的军火援助而落入“俄国共产主义手中”，决定向中国提供适当援助。1938年12月，发放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表明美国已由“中立”观望政策向援华制日转化。此后，为防范日本进一步南进，对日态度日趋强硬。1939年7月宣布废除〈美日通商航运条约〉，取得了对日贸易的主动权。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美国远东政策开始变化:1939年12月，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1940年7月，宣布对日实行重要原料、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26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废钢铁；12月，扩大对日本出口禁运的范围。1940年，美国对日本战略资源的供应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态度逐步强硬的同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援助明显增加了。修改了《中立法》，中国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军火。1941年通过《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外交总战略的形成息息相关。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欧战爆发。在仅仅1年的时间里，德国就控制了整个西欧大陆，把战火烧到了英伦三岛；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北非展开了攻势；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挥戈南下，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1940年9月，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整个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资本主义世界的旧有秩序濒临全面崩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1941年1月，罗斯福给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说:“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和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以欧战为起点，美国的外交总战略发生了转变。对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采取日益强硬的对抗态度，加强了对反法西斯国家的物资援助和政治合作关系，在国内采取了相应的政治、军事、经济措施，进行参战准备。到1940年底，这一转变基本上完成了。
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沿着以支持中国抗日为主的方向继续前行，但又存在着以局部牺牲中国利益来延迟日美公开武装冲突的倾向，主要体现在1941年4—11月的日美秘密谈判中。美国在谈判中取软弱态度。这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恶化，英国接连遭受打击，美国为保证对英国的援助，在大西洋方面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德关系紧张；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表明日本至少在近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不会北进，那么针对美英的南进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美国为了打败法西斯这一共同目标，与苏联结盟，反对日本北进，日美一战不可避免。
中英关系:在英国方面，其战略利益是同日本相冲突的，但因受欧战的牵制，无力采取更多的行动对抗日本，对华援助非常有限。而且，英国在租界、海关等问题上，处处迁就日本，损害中国的权益。1939年，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举行会谈，7月24日正式公布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暴力所造成的局面为合法，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对此反映是，“竭力压制不满情绪”，采取克制态度，因为他们对英美调停仍抱有希望。1940年应日本要求，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 ，断绝了中国这时最重要的一条国际补给线，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严重损害和困难。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1940.9.27，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蒋介石认为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当时德意日行动方向不明，德军西攻还是东攻，日军南进还是北进，都是未知数。但无论如何，中国能否拖住日本大量兵力，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压力，则为美英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拟定他的“国际战略”。他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安然无恙，所以“中倭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因为美英苏之间还有龃龉，如果贸然从事，“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我乃决定取舍。……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中日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但现在美苏尚未对日参战，不必急于表态。日本一旦南进，则可自保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如果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共苏维埃人民政府，……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P61-2）
在蒋介石看来，苏日妥协迹象明显，继续督促苏联参战已不可能，对苏外交只可能获取有限的军事援助。而美日矛盾日趋尖锐，预示美日一战不可避免，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促美参战，外交重点转向美国。他极力强调，中国的抗战既是为本民族而战，也是为世界各民主国家而战；中国如果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 势必将因失望而倒向共产主义的苏联。

1938年底到1941年底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战争的前途并不十分明朗。这时蒋介石和日本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也是“和谈”的阴影最重的时期。此时蒋介石和日本的和谈具有以和谈为手段，侦探、破坏日本的对汪(精卫)工作，争取英、美“外援”和苏联的援助的性质。
蒋介石利用英、美的矛盾心理，有时故意作出与日本被迫妥协的姿态，和日本进行频繁接触，以此来达到争取外援的目的。（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对伪满和日本驻兵问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
“桐工作”:1939年底，铃木卓尔中佐驻扎香港，策划建立一条与重庆政府的联络线。宋子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长驻香港。12中旬，要求会见宋，遭拒。下旬，宋主动要求会面。谈了1年。铃木从门锁洞孔偷拍宋的照片，周佛海说像，陈公博说不像，无法确定。实为蓝衣社特务曾广。
蒋介石深信，国际形势迟早会发生变化，随着日本在中国侵略的加深，列强与它的矛盾必然激化，给日本以打击。目前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不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种期待心理和坚持战略，后来被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概括为“苦撑待变”。事实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1941.12.8—1945.2(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胜利前夕)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格局，使东方各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与西方反德意法西斯的战争联结起来，战争成了真正的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一夜之间，美国、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他们是援助中国抗日，现在是同一营垒中的战友，尤其是中美关系达到了空前热切的程度，中国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大国地位。
⒈    中国战区的设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情。8日，事变当天，蒋就向美、英、苏等国大使提出6点建议，希望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兰、加拿大、新加坡8国军事同盟，以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的盟国军队，8国并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只有中、美、英3国代表。英国对蒋介石的全面反攻计划，根本不予理睬，根本不愿意将中国作为平等合作的盟友，只希望解决当务之急，即缅甸问题。
与此同时，罗斯福与丘吉尔也召开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对盟国在全球的总战略作出规划，确定德国是主要敌人，欧战是战争决定性场所。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和泰国的军队也由蒋介石指挥，并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这样可以使中国在总战略中发挥作用；最后并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英国对此甚为不满，丘吉尔认为这等于将中国看作几乎等同于大英帝国的参战大国，美国对中国在全面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未免估计过高。美国则表示作出这样的安排，等于盟国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是有利的。蒋介石不会因此得到很大的指挥权，因为在中国没有盟军可以指挥，在泰越地区盟军亦无作战计划，这不过是个荣耀的虚衔。
实际上，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战区，在军事上，中国与盟国发生关系最多的是缅甸战役。盟国之间围绕着缅甸战役上的合作与纷争，构成了大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
一开始，中英美之间就缅甸问题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首先，英国是百般阻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因为以中国军队保卫缅甸，是大英帝国的耻辱；中缅之间有未定边界，它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这一地区民族情绪高涨，鼓励脱离英国的倾向；它不想让美国军队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英国对待缅甸战役的态度与它在印度、香港问题上的殖民主义立场一脉相承。英国显然对一些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不能理解，他们甚至不愿反省以往的殖民统治，而只想在战后恢复其殖民统治。
最根本的是，中英之间的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中国力图确保缅甸、屏障云南、巩固西南大后方。而英国则以欧战、北非防务为重点，在远东只求能保住印度这块立脚点。直到1942年2月日军从泰国入缅，英国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1
为了掩护驻缅英军撤往印度，才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英国只关心保护对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不屑于与中国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
  缅甸失守后，围绕收复缅甸作战问题，中英、中美之间矛盾重重，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蒋介石坚持“先亚后欧”或“欧亚平行”的战略。滇缅路被切断以后，所有的援华物资只能通过一条长约800公里的空中交通线即驼峰空运线运到中国。这对中国抗战自然不利，因此中国希望收复缅甸，恢复滇缅路的运输。史迪威也有此计划，他希望中国全力反攻，先收复缅甸，再收复泰国，并利用美援组建一支崭新的中国陆军部队。蒋介石并不愿意美援物资完全用于缅甸战场，要求由他统筹分配。对收复缅甸，他坚持要英美海空军的全力支援，拒绝单独使用中国陆军在缅甸作战。罗斯福同意反攻缅甸，更多的是从维护蒋介石的士气，使其不致退出战争出发，并没有放弃欧洲第一的总战略。英国虽然希望收复缅甸，但它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先欧后亚；也不希望中国军队过多的卷入南亚局势，危及英国在战后殖民体系的重建。

⒉《联合国家宣言》
  签名顺序曾经引起注意。罗斯福认为，所以签字国都要列上去，但是大国和小国要有区别。美国当仁不让坐第一把交椅。中国排在最前列，主要也是由于美国的提议，美国认为“在自己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应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1942.1.1，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⒊蒋介石访问印度
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这次出访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也是蒋介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第一次出国访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大举进犯，形势十分严峻。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路和唯一的出海口仰光，都受到极大威胁。印度是盟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基地。中国政府希望开辟中印之间的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线，加强中印的军事合作。
但是，印度国内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土邦林立，各派政治势力政见不一。英国政府擅自代表印度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宣布印度与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可又不肯承认印度的独立。印度国内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国大党谴责法西斯侵略，但拒绝无条件为英国作战，要求英国答应战后印度独立，遭到英国拒绝，号召非暴力的反抗。印英当局巧妙的利用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挑拨离间，拒绝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
日本利用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进行蛊惑宣传，以亚洲的“领导者”、“解放者”自居，要求“驱英、美出亚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进攻印度，而印度人民又不积极支持反日战争，印英当局势必难以抵御日军，这可能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严重后果。
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英在日军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而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了中国战区，仿佛一下子提高了国际地位。蒋介石从政治上到军事上感觉都很好。作为“亚洲最大国的领袖”，他自以为应当而且也可能对印度局势发挥作用。他希望通过访问印度，劝说印英当局和国大党双方作出让步:印英当局改变其殖民政策，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国大党暂时缓和要求完全独立，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实现战时合作。蒋介石相信，他可以对公平合理的处理印度问题“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他还准备与印英当局讨论战时合作问题。
英国根本不愿放弃其殖民统治政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蒋介石与国大党领导人的接触采取防范措施，千方百计阻挠蒋介石实现其目的。丘吉尔强调印度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要求蒋介石遵守盟国之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如同英国对中国的国共关系不加干涉一样。他斩钉截铁的表示，只要他当首相或政府成员，英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蒋介石所建议的调停。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也坚持不合作立场，对蒋介石把独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战后和会不以为然。他们都表示同意中印合作。蒋介石的印度之行，未起任何实际效果，但对于打开中印合作、发展中印关系来说，则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⒋  宋美龄访问美国
1942.11—1943.6，宋美龄在美国访问了7个多月 ，虽然是以私人身份出现，但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是去美国从事对政府和民间的外交工作的。其目的有三:⒈就医疗养。当时她患有多种疾病:肋骨和后背扭伤，这是1937年巡视抗日前线时翻车受的伤，失眠、鼻窦炎、牙病等。⒉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之间的交涉；⒊广泛宣传中国抗日，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
宋美龄的访问受到美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宋美龄曾经在罗斯福的私人官邸纽约州海德庄园住了6天，3次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接见，与总统的密友、顾问霍普金斯过从频繁。她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更多的美援，尤其是为陈纳德的航空队争取更多的飞机、汽油和飞机零配件。罗斯福则强调了运输上的困难。
宋美龄还谈到了她对战后世界是主要看法。她表示，在和平会议上，中国将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中国相信罗斯福及其政策。她主张立即采取某些步骤，使四大国讨论战后事务，而罗斯福应成为这一团体的主席。
宋美龄发现，美国大众传媒对中国战场的报道很少。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没有语言障碍，了解西方文化和美国人的心理，在美国有广泛的个人联系，等等，从东到西，在各种官方和民间场合发表多次演说。如2月18日在参议院、众议院，3月1日在纽约市政厅等，她在这些演讲中介绍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历程，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呼吁加强中美战时合作。这对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增加援华都起了一定作用。比如，《排华法》的废除。
宋美龄多次在美国公众场合露面，她的雄辩，她娴熟的英语，以及个人的魅力，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追求轰动效应的美国记者用她的来访来渲染版面，形容她“横扫”美国，“轰动全美”，1943.3.1，《时代》周刊再次用她作为封面人物。宋美龄在演讲中，自然要宣传蒋介石，其结果，她和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大为增长。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致命伤是把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化身，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等同于中国的前途，宋美龄的访问对于促使这种政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⒌改订新约
抗战开始，中国参加盟国作战，美英理应平等对待中国，尊重中国主权。但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他们在法理上还保持着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及北平使馆区等多项不合理的权利。因此，中国人民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1938年12月，美国宣布将与中国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的问题。1939年1月，英国也作同样的声明。
国民政府此时的外交重点转向争取国际社会援华抗日，不平等条约问题退居次要地位；日本侵略矛头首先指向美英等西方大国利益集中的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继续保留美英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有助于增加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事实上，他们的特权已经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取消了。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想利用这个问题。1938.1.11，日本第一次以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为诱饵来诱降国民政府。他们提出大东亚建设的构想，以东亚各民族发“解放者”自居，鼓吹废除英美在东亚的殖民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英的盟国。各地的租界以及香港、九龙都为日军占领，所谓现在收回租界即等于转手资敌的问题已不复存在。蒋介石认为战后废约与现在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希望在战时谈判废约问题。为了拉住中国继续抗战，美国认为有必要从各个方面提高中国的地位，鼓励中国的士气。给予中国巨额贷款是主要的财政措施，在政治方面，美国又把废除不平坦条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10月，中美谈判，比较顺利。
中英谈判却困难重重，双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意见相左，久议不决。美英有约定，双方平行行动，新约签定只有拖延。日本也加强了外交攻势，对于在华租界、治外法权等“设法尽速予以撤消或调整”，使汪伪政权“广收人心”，双方就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讨论。1943.1.9，日本抢在美英之前与汪伪签定“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
1943.1.11，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在重庆签字。5月20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中英新约在重庆交换批准。中美、中英新约的签定，美英两国正式废除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等项特权，废除了1901年订立的，辛丑条约》，宣布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和天津、广州英租界以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此后4 年间，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谈判，废除了与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类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1
似条约。
这一切，从法理上结束了英美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结果，尤其是6年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但是，中美、中英新约都有它的局限性。尤其是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充分说明英国不愿放弃其殖民统治的立场。
  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
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1926.12.18，英国发表对华新政策的备忘录，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尚悬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
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直接威胁到新界、九龙在内的租界地。港督金文泰被英政府授权发表声明:“中国内战如火如荼，英皇陛下政府全力保护香港和它的大陆。英国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放弃英国统治下邻近大陆的任何部分的权利和权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们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开始收回部分租界地，但有关香港问题尚未顾及，香港仍被英国占领。英国政府以中国国内混乱，局势不稳定，本着对香港人民负责的态度等借口拒绝交还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结成战时盟友，美国决定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美国的提议得到英国的同意，两国决定“联合行动，单独谈判”。美英这一举动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1942年中英开始新约谈判。英国同意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交还英在天津、广州英租界，放弃其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享有的特权。中国借机强烈要求收回香港，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它开归还殖民地之先河，将对英帝国造成沉重打击。九龙租界地与治外法权无关，它是英国领土的扩展，与租界不属于同一范畴，因而英国拒绝放弃。中英双方互不相让，使中英新约谈判陷入僵局。
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提出一个温和的外交策略，他告诉蒋介石，中英新约是英国的一次友好表示，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应该对英国送来的第一份礼物先收下为宜，“可以在收礼同时暗示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蒋介石表示同意。认为可以先签定新约，但对九龙问题暂作保留，加以声明，为日后交涉的根据。或者在战后，由日军手中收回，此为最后手段。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同时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国民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中英新约的正式签字，宣告中英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一次高潮结束。此次谈判，中国没有能够收回香港，其原因在于:⒈国际国内时局动荡，中英关注的焦点在共同对日上。战时中英关系虽一波三折，但还不至于因香港问题反目，故而双方都作出让步。  ⒉英国主动提出放弃一些特权，只是想以此换得中国的好感，并非真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英国的“放弃”是有限度的，香港对英国意义重大，当然不愿轻易交还中国。  ⒊中国在抗战中的国际地位提高，已成为四强之一，但其大国地位与实力不相称，与英国相比较仍是弱国。 ⒋香港此时控制在日军手中，战后归属仍有争执机会，双方都不愿意为将来损害眼前利益，故中方保留战后重提权，英国也未加以反对。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写进国民党党纲。同时，他认为，英国对香港只有“拥有权”，但中国有绝对的主权。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英国的关注和不满。11月，开罗会议，蒋介石和丘吉尔为香港问题发生直接交锋。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私下对中国表示同情与支持，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所以因为英国的坚决反对，会议对香港问题只字未提。

⒍开罗会议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在望，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开始提上盟国的议事日程。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总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消灭老的殖民帝国，确立新的大国体制。
罗斯福预见到，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必然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英、法、荷的老殖民帝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认为英、法、荷应当像美国处理菲律宾的方式对待各自的殖民地，1934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此法规定，菲律宾将从946年起独立。这是一个一箭三雕的主张:它在客观上符合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比博得他们的好感，提高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声誉；能打击英法等国家的势力，缩小他们的势力范围；同时又使美国得以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扩展势力，填补政治“真空”。
对于消灭了老殖民主义以后的世界格局，罗斯福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际组织，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在其中起支配作用。他相信，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在战后仍将继续下去，这种合作既要通过一个相应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又要通过大国之间恰当的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决策者毫不怀疑，在战后世界的大国体制中，美国应居于领导地位。
英国和苏联关于战后世界的考虑，与美国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英国赞成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大国在其中享有优先发言权，但英国不愿意放弃老殖民帝国。他表示，他要“毫不放松的保持帝国的完整”。苏联早就清楚的表示，打算沿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在当时，斯大林并不反对战后与美英合作。
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蒋介石参加的唯一一次盟国首脑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进行了会谈。会议除了对日作战问题、领土问题，给中国充分的保证而外，蒋介石与罗斯福还广泛交换了意见。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合作的中国，表示了他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一贯想法，中国应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伙伴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遏制日本，对抗苏联。
关于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蒋介石极力诋毁中国共产党，称中共是苏联“赤化中国”的工具，他向美国勾画了一副共产国际利用亚洲各国共产党“赤化”亚洲的“可怕”前景，建议美国从各方面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增长。他表示，中国可以向苏联作出一些让步，包括大连成为国际共管下的自由港，向苏联开放，一定程度上满足苏联攫取中国权益的胃口，但必须要求苏联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应当避免内战。认为中国各派力量应当联合抗日，国共摩擦和冲突将削弱中国的抗日努力，因而反对国民党武装进攻共产党。皖南事变后，美国即表明了这种态度，他们对中国的“内争”表示关切。2月，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希望双方消泯分歧，共同抗日。他还特别说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没有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它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说，国民政府很难称得上是现代的民主政府，他建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应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表示，同意邀请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如果美国可以保证，苏联答应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不惜冷落丘吉尔，去同蒋介石作秘密长谈；他还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支持蒋介石、史迪威提出的缅甸战役计划，使蒋介石深切感受到罗斯福为提高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地位、为支持中国的战争目标、为加强对日作战所作的努力。离开开罗之前，26日下午，蒋介石让宋美龄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没有外交上惯用的官场套话，充满着蒋介石夫妇的真情实感。其中说:“委员长嘱我再次告知阁下，他对阁下为中国所做及正在做的一切是何等感激。今日午后向阁下告别时，他找不到恰当的言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情，足以对你的友谊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希望你将把他视为一个可信赖的朋友。”
与美国的友好态度相反，英国、丘吉尔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对蒋介石本人极为蔑视。事实上，从一开始，丘吉尔就不认为中国是战时必不可少的伙伴，对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不会让中国跻身四强之一，让中国与它平起平坐。尤其是关于西藏、香港问题，英国毫不让步，丘吉尔曾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蒋介石感叹的写道:“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易也。……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其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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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这对中国领土完整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中国外交的最高峰。
⒎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
1943年10月，美苏英三国外长举行了莫斯科会议，10月30日，《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正式签署。宣言宣告，四国将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对轴心国的战争，直至各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四大国第一次一致赞成战后建立一个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正是根据这个宣言，四大国代表1944.8—10举行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真纳后国际组织问题进行具体磋商；1945.4—6，举行了旧金山会议，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对于中国，这是继《联合国家宣言》之后，第二次与美苏英一起签署有关世界事务的宣言，这无疑再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为日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宣言本来是由三国外长协议的，关于宣言的内容，没有分歧，分歧的主要点在于，这应当是一个三国宣言还是一个四国宣言。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既然中国没有参加外长会议，会议的宣言理所当然是三国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却坚持中国同样作为宣言的签字国。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摈弃，那就极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引起极为不利的反映，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
实际上，美国之所以坚持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因为在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盟国。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帝国主义共管的半殖民地，经过大战，别国在华势力不是被摧毁，也被削弱，而美国罗斯福则精心的通过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一系列努力培植同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也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示，不论战时还是战后，中国都愿意“接受美国之领导”。这样，美国就有把握把中国保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时，中国将成为抵制这种扩张的缓冲地带。中国也将作为美国的小伙伴，对付英国和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总之，美国认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
⒏中苏边界摩擦（新疆问题）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苏关系总的来讲是比较平静，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掩盖着激烈的矛盾和复杂的斗争。蒋介石对苏联一向抱有很大的疑忌、警惕和恶感，一方面担心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支持中国共产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随着中共在抗战中力量越来越强大，国共摩擦与冲突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对苏联的疑惧也越来越强烈，中苏关系再也难以恢复到战争初期的水平。另一方面对苏联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有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新疆问题，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新疆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持续到1941年前后，渐渐开始发生出人意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初原因是盛世才与新疆地方民族势力的矛盾。自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始终依靠单一汉人统治，不可避免的引起了民族隔阂与矛盾。民国以来，中央对新疆的统治日益削弱，地方军阀更是简单的依靠武力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乃至民族分离倾向日益加强。盛世才上台以来，这种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新疆的少数民族与苏联一边的少数民族关系也日益紧张，分离主义倾向、反抗盛世才统治也越来越强烈。盛世才对此采取了粗暴的态度，利用谈判之机逮捕他们的首领，遭到中共和苏联的联合反对。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盛世才重新权衡利弊，1942.7.7，突然宣布转向，转而依靠国民党政府，取得了蒋介石继续承认其在新疆地位的保证。苏联正在抵御德国、防御日本，担心腹背受敌，急需美英同情与中国可能的支持，因此，它在新疆问题上态度极为调和与妥协。苏联势力有步骤、有秩序的撤出新疆。而当年应邀随苏联人大批进入新疆担任各地行政管理职务的中共人员160人，全部被扣押起来，当时中共在新疆的主要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很快被杀害。陈、毛觉察到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有迅速表面化的可能，几次报告中央，而中共中央对这种危险性缺少足够的估计，撤退工作迟了一步，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
新疆地位的改变，是盛世才疑心苏联对其不利的结果，投靠国民党后，他的日子比以前更加难过。国民党军政、特务人员大量进入新疆，不仅不把盛世才放在眼里，而且逐步把他架空起来。苏联对德战争迅速转入反攻阶段，不再担心来自东部边界的威胁，对新疆的态度日益强硬，开始秘密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武力反抗盛世才的统治。盛世才想重施故伎，逮捕国民党官员，投靠苏联，夺回自己的权力。苏联对其毫不谅解，蒋介石也派军进入新疆，暗示盛下台。1944年8月只好提出辞呈，蒋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给盛世才农林部长的虚衔。
盛世才的下台并没有缓和中苏之间在新疆地区的矛盾。特别是新疆与苏联关系恶化以后，双方的经济联系严重减少甚至断绝，极大的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而且，新疆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与边界另一边的居民也着密切的亲缘和血缘关系，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宗教信仰更接近苏联中亚地区民族，他们普遍对新疆政府不满。盛世才下台后，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并没有任何改观，甚至当局在反共反苏方面表现得更加激烈，对居民当中亲苏倾向，采取逮捕和镇压政策，使他们的反抗愈演愈烈。苏联对他们则给予秘密支持，有时，苏联的这种支持简直就是公开的。苏联方面始终没有放弃过要将新疆 、外蒙古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目的，他们也反对国民政府必欲引进西方势力进入新
五、    抗战后期 (1944—1945)
⒈中美关系（国、共、美三边关系）:
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
中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最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上级指导机关共产国际的解释。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它就被要求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上一切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共产国际规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一观点来看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然只能把英、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统统看成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日本侵略是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的序幕的说法，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在日本侵略严重威胁中国民族生存的情况下，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资本主义大国，毕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距离太远。随着局势的发展，并且苏联也开始发展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使中共已经注意到，必须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大国的政策，转变成集中力量反对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日本的策略。
1935年《八一宣言》，不仅提出建立国内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提出了“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外交主张。随后，又称，中共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中国尤其有“与各工业先进国提携的必要”，实际上就是指英法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并没有改变对帝国主义本质一致性的看法，美英日本一样，都对中国抱有帝国主义目的，他们和日本的区别，其实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区别罢了，他们同样都想侵略中国，只是侵略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
中共开始对外交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首先表现在1936年夏天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接待上。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带有明显的外交和宣传的意味，这是中共第一次试图利用西方的新闻工具把自己介绍给国际社会，打开了中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
斯诺是第一个利用美英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把中共介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当时有关远东问题的最畅销的书。它把一个个有关红色中国的神奇故事注入到许多西方人的头脑中，进而影响了他们，使他们对中共充满了好奇和敬佩。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专家开始到中共各个根据地去访问、工作，为中共塑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形象。
在国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共只能选择放弃独立政府的道路，下决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的外交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出谋划策。他们一开始就主张“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路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与苏联极力鼓吹建立集体安全体制相呼应，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同英法美苏各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但是，西方国家采取中立的、妥协的、甚至绥靖主义的态度，直至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作为共产党人，斯大林对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向来并不信任，之所以再三呼吁同他们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而采取“利用矛盾”的外交策略。但西方国家坚持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使苏联与德国秘密接触，准备抛弃集体安全主张和和平政策，推动德国西进，以求自保。与此相应，当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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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国民党加强“防共”、“限共”措施，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奉命在中日之间展开“调停”的情报，使得中共再度把这一切与美英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联系起来，他们准备在东方搞慕尼黑阴谋，国民党妥协、投降、反共的危险更加严重。
欧战爆发后，毛泽东认定，“这次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过去关于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9 月1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电，称“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在中共看来，中国的外交对象，或者可能提供援助的国家，其实只剩下了一个苏联。1939年以后，受国共关系摩擦、西方“慕尼黑阴谋”出笼、苏联与英法美关系僵持等因素的影响，中共领导层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一度有所逆转。显然，对于中共来讲，如何判断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策，如何展开外交工作，还是一件很复杂、很生疏的事情。
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其基本出发点在于:整个世界已被截然划分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进一步与蒋介石划清了界限，一方面更明确的将自己划在了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另一方面也更直截了当的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视同帝国主义的附庸，相信蒋介石每一步反共反苏行动，都是源于“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
在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上，依样画葫芦，中共显然不得要领，请求共产国际指示。国际和苏联方面的看法，显然与中共不同。他们坚决反对极端的对蒋军事进攻行动，强调蒋介石目前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到投降的危险，因此，中共此时应把矛头对准具体的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甚至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中共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很快重新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1940.12.25，中共中央再次就外交原则和策略作出规定，称“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但是，毛泽东仍旧没有忘记提醒全党牢记那些基本的政治区别，这就是，“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是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论政策》，毛选第二卷，P764-5）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反法西斯各国内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各反法西斯国家政府成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7.12，《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一切以反法西斯和有利于苏联及中国为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这种突然和全面的转变，带有革命功利主义的印记，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区别一时变得无足轻重了。
美国:在国共之间
史迪威事件:
中国战区成立以后，蒋介石要求美国派军官赴华参加联合参谋部。其本意是要美国派一个能帮他得到援助而不过问军事的顾问，美国却派来了中国通史迪威将军。其职能是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的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并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在1942年缅甸保卫战中，史迪威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蒋介石与他在指导思想上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史迪威力主全力以赴，收复仰光，重新夺回这个出海口；实在反攻不成，就退守北缅。蒋介石见仰光沦陷，对缅甸保卫战信心已失大半。在作战过程当中，两人互相不满；战役失败后，两人又互相指责。史迪威批评蒋介石虽名义上让他指挥全部入缅中国军队，实际上遥控指挥，或者对他指手画脚，或者越过史迪威直接向部队发号施令，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战机。史迪威感觉“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蒋介石则责备史迪威“以十五年以前之眼光视我国家与军队，故事多格格不入”，缅甸战役失败“全在战略之失败”。
当时，蒋介石对美国还有几个不满。他对美国援华物资太少不满；对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中没有中国代表不满，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轻慢；对由史迪威监管与控制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不满。美国援苏、援英租借物资都是由苏联、英国自由支配的，惟独援华物资蒋介石不能自由支配，他认为这又是对中国的歧视。美国派特使居里来华，安抚蒋介石，事件得以平息。
后来，在收复缅甸作战计划中，中、美、英三方又发生争吵。1944年6月，罗斯福给蒋介石电报要求，“我以为，现今存在的紧急形势要求将协调在华所有盟军军事资源（包括共产党军队）的权力赋予一个人”，立即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回中国，“在你直接领导下指挥一切中国与美国军队”。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一建议意味着什么。早在1942年5月，史迪威就拟订了一个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书。他认为，中国军队过于庞大，战斗力不高。中国士兵是守纪律、肯吃苦、能打仗的，低、中级军官许多也是好的，问题在于高级指挥官。他建议严格挑选高级军官，清洗那些无能之辈。史迪威完全是从一个美国军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完全没有顾及到中国军队中的政治因素和派系问题，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是可想而知的。
罗斯福电报中“包括共产党军队”的提法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史迪威对中共军队的态度早已引起蒋介石的严重不满。虽然史迪威本人与中共没有接触，但戴维斯、谢伟思都是司令部的政治顾问，他们对中共的好感、对蒋介石的厌恶几乎尽人皆知。
终于，因为在缅甸战场作战方针蒋介石与史迪威相持不下，蒋以撤回远征军相威胁。史迪威将此情况电告马歇尔。美英胜利在望，在缅甸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尽早收复缅甸。9月1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蒋立即增援缅甸，发起攻势，否则“你和我们为了挽救中共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并将危及“驼峰”航线；还要求“让史迪威将军毫无约束的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
罗斯福的电文使蒋介石作为一个盟国、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受到奇耻大辱。他断然拒绝史迪威，要求把他从中国战区调换，并说此事关系“中国立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不能不下最后之决心”。史迪威被召回，代之以较年轻的魏德迈将军。
1942.3—1944.10，史迪威既是战时中美结盟的一个纽带，也是两国矛盾的焦点。战时的中美合作，政治上是毕竟顺利的:罗斯福从战时抗击日本和战后世界秩序考虑出发，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异议，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与国民政府的利益，与蒋介石的愿望，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美国政府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而在军事问题上，作为盟国，双方有根本的共同利益，但各自又有不同的考虑，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于是矛盾不断。史迪威是美国在中国的主要代表，该着他为蒋介石所认为的美国的一切不是受过，是战时中美军事合作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牺牲品。
史迪威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他在美国接受的是政治与军事分离、军人不干政的教育，而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他的考虑很单纯:任何最大限度的调动中国的抗战潜力，最有效的打击日军；他没有考虑到种种复杂的种种与人事因素，或者是将其置于次要地位。但要在中国任职，与蒋介石合作，光懂军事不懂种种是不行的，史迪威在中国常常碰壁在所难免。
史迪威事件，必然涉及到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史迪威和马歇尔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对待蒋介石要实行一种有予有取的政策，我给你多少，就得从你那里要回多少，不然就不给。罗斯福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反对这样做，他认为不能用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既然他早就认定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而且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且已经为支持他的领袖地位，为发展与他的政权的特殊关系作了许多努力，付出了许多投资，当然，只有始终一贯的支持他，有时候，必须对他作出让步。
在美国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中，戴维斯、谢伟思等人，首先不满意蒋介石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刻意保存实力，国民党抗日主动性不足，对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抗日、贪污腐化早就有所不满。对中共军民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十分赞赏。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一条现实主义的美国对华路线，受到驻华大使高思和史迪威的支持，并得到美国国务院一些人的赞同。这条外交路线的要点是:短期战略，美国应当和中国国内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合作，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供给他们军火物资。长期战略，对蒋介石不能无条件支持，要求国民政府自身改革，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对蒋介石采取更有弹性的立场，将来无论哪一方占统治地位，都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自抗战以来，中国内部问题中最尖锐、也对抗战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共关系了。随着中共力量越来越强大，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2
国民党对中共的压制与防范也有利于强硬，国共之间的军事对峙甚至武装冲突也越来越多，这就不可避免的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威胁到中国政局的稳定。美国既然战时、战后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不可避免的要卷入到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来。
在多数美国人看来，重庆政府的对日作战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它在政治上所实行的专制统治，更是让人难以接受。史迪威宣称:“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就不能从中国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会继续运用他的故伎与拖延，同时攫取贷款与战后的援助，以维持他现有的地位，这地位是以一党政府、反动政策或利用特务的积极协助镇压民主思想为基础的”。（《美中关系白皮书》P68）比较国共两党，史迪威的结论是: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囤积，黑市，和敌人作买卖”，言行不一；共产党“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把中共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参照系，肯定中共的许多做法，并以此来要求国民党，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成了美国官方的一种态度。

皖南事变，美国破天荒的进行了干预。保持中国的稳定和团结，是拖住中国抗战的必要条件，美国人绝不会支持蒋介石用武力来对付共产党。既然共产党更多的具有民主主义的特征，在崇尚民主的美国人看来，它当然要比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要受欢迎。随着欧战胜利趋势愈益明显，重庆坚持奉行保守的和独裁的统治方式，拒绝一切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许多美国人已经看出，这只是越来越快的加速了他们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危机，进而把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推到了共产党一边。他们开始怀疑，战后的国民党是否能继续统治下去，以作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可靠伙伴。
当时，中共宣布建立既不是独裁专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自然引起他们的兴趣。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对盟国的事业大概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加强对共产党的研究，直接接触是最好的途径。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回忆说:“我们党同美国的关系的高潮在1944年”，由于苏联对中共的冷淡，中共开始希望争取美国的援助，与国民党抗衡，或取而代之。1945年3月之前，中共官私文献对美国的诟病寥寥无几。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分批抵达延安，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观察组通过实地考察，将解放区和抗日人民武装的真实情况源源不断的发往美国及世界各地。中共认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美国方面“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而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策略上要“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当时，重庆为史迪威指挥权问题闹得满城风雨。中共得知美国准备逼迫国民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由美国人统一指挥中国军队，十分振奋，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力量与作用。毛泽东在9月下旬甚至就此在某种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走到自己的前面去了。确实，有相当一批美国驻华官员，已经相信不能在无条件的支持蒋介石了，有人甚至开始断言:未来中国必定属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这个政策承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它应实行民主改革，克服和避免法西斯倾向；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应当消除分歧，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一支抗日力量，它有理由存在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扶蒋。罗斯福认为，中国没有比蒋介石更适合的领导人，他既是战时中国、也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他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代表与化身。现在，国共两党的矛盾及战后中国的走向，越来越成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主要问题，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从战时到战后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最高决策者是罗斯福，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者则是赫尔利和魏德迈。9月6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还指示他，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如国共关系问题。
赫尔利开始协调国共关系。11月7日，带着国民党提出出的方案，赫尔利飞抵延安，与共产党谈判。中共决定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纪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并要求宣布和实行关于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民主政策；改组统帅部，成为联合统帅部，由各抗日军队代表参加。赫尔利并不理解这一条的真正含义和利害关系，当即表示赞成，以证人身份签了字，满心欢喜的回重庆去了。
国民党提出反建议，阉割了“五条”中的核心联合政府问题，实际上是国民党“招安”共产党的方案。这时中共有两种选择。一是不直接提联合政府，寻找一个折中方案，以作准备；一个坚持“五条”，不怕谈判陷于僵局。毛泽东请陈毅谈谈看法，陈毅说，蒋介石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且不愿自救，美国也救不了它，中共不能为它做“殉葬”的事。蒋介石既然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也不入阁，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时间大发展，以“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国共已经互不相让，谈判无济于事，赫尔利的调停归于失败。
赫尔利、魏德迈、梅乐斯这三位在华职别最高的美国人，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就可把那里的叛乱镇压下去，因为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很低。美国开始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即对中共施加压力，逼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放弃独立的武装力量，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当没有实权、形同虚设的官。美国沿着这一政策继续滑行。
（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败亡已是时间问题，美国取消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计划，认为没有必要再援助和装备中共军队。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国民党的顽固阻挠；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纵容；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立场）

⒉中苏关系
  在抗战后期，苏联以东北问题和中共问题为筹码，尽可能少的承担义务，尽可能多的攫取在中国的权益。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远东处于一种防御态势。它极力把整个东欧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东部边界建筑一道防波堤，即沿中苏边界中国一侧，从西到东的在新疆、外蒙古和东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3年年底，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苏联届时定将参加对日作战，它并且需要在中国东北保持自己的权益。1945年2月，美、英、苏进一步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战后远东问题的安排达成了秘密的妥协于谅解，将中国领土主权进行交易。会议作出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2—3个月之后参加对日作战，以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美军的伤亡。条件是:
维持外蒙古现状；
恢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去的各项权利，即将库页岛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三国首脑约定，雅尔塔协定在斯大林尚未决定对日宣战以前，暂不对外宣布。所以，对于这一直接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战后安排的国际协定，中国政府很长时间被蒙在鼓里。斯大林保证:“苏联人民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中国统一”；同时，他保证将支持蒋介石来完成这样的统一事业，因为他看不出中国其他的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有统一中国的能力。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6.30—7.12，8.8—14，中苏之间举行多次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美国认为战后中国应该保持国内和平，避免分裂，必须取得苏联的谅解。蒋介石国民党过于明显的反苏反共倾向，完全依赖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解决中苏关系，不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当时形势迅速发展，蒋介石需要在即将到来的胜利局势下，真正控制全国，顺利的收复有着大批中共军队的华北和华中沦陷区，解决中共问题。很显然，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支持，国民党几乎没有办法阻止中共夺取东北。而要争取苏联的支持，就必须给苏联一些甜头，诱使斯大林相信，支持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比支持中共所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中方在获知雅尔塔协定内容后，对苏反映强烈。尽管一开始，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节节抵抗，但斯大林态度粗暴，言辞咄咄逼人。在蒋经国私下拜访他时，他说，由于中国无力驱逐日本侵略军，而必须依靠苏联，所以中国向苏联的要求让步是唯一合理的行动。在苏联重申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定将东北行政权转交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同意尊重包括新疆于东北在内的中国主权于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意一切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而中国政府则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允许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方式实现独立，苏联在东北攫取了巨大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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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之间，苏联一向对中共的地位和作用表示轻视，对中共无产阶级性质也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中共党内工人成分太少，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毛泽东是个农民领袖，他把农村当作革命的根据地，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一直领导农民运动，并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怎么能够离开城市，忽视工人，而单纯依靠农民呢？1944.6.10，斯大林、莫洛托夫在会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黄油那样。苏联如此看待中共，不仅是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拖住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需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看法。

⒊中英关系（香港问题）
  战后，中英双方都力图抓住时机，入主香港，中英香港受降之争，掀起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二次高潮，也是最激烈的一次。1945.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布著名的一号受降令，规定:“除满洲而外的‘中国范围之内’的全部日本军队，都将向中国军队投降”。命令没有对香港日军受降作明确规定，中英双方各执己见，为受降权展开激烈的交涉。
英国为战后重占香港，作了各种准备。出版《英国与日本》的小册子，渲染英国治理香港的“辉煌政绩”，暗示香港重振的希望在英国，为英国重占香港制造舆论。同时，英国殖民当局也积极行动，加快抢占香港的步伐。8月14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太平洋舰队开赴香港。
国民政府抗议英国的行动，就事实而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战后政府收回主权，是理所当然。就战后战区来讲，香港日军受第23军管辖，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但却常驻广州。战争期间，香港、九龙没有被盟军列为特殊战区，它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日本方面的驻港部队也应属广东战区，香港自然应归中国接管。中国也加快军事行动，以实现其“先占领后交涉”的策略。中英在香港受降问题上激烈争执，互不相让。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罗斯福对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同情和支持，因为美国考虑战后世界安排问题，要摧毁英法等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庞大殖民体系，确立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在涉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时，有一个设想，即以中国为主要盟友，建立一个至少能维持20年有效的太平洋安全体系。所以，罗斯福坚持将香港归还中国的主张，其条件是中国主动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罗斯福归还香港并使之成为自由港的建议，真实目的是:美国需要中国战时和战后的合作，故采取慷他人之慨的办法，讨好中国政府和人民；罗斯福对战前英法占据庞大殖民地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美国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影响了美国产品的销售；罗斯福并非将香港主权全部交还中国，而是将香港由英国单独管辖变成国际共管，成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建议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为了维护英美两国间的战时同盟，美国暗中对英国作出了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所以，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对香港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地位。这一期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美国要求英国归还香港，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安排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罗斯福去世以后，继任总统杜鲁门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了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英国归还香港和殖民地问题变得无足轻重。在中英就香港受降发生严重争执的情况下，杜鲁门称，“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毫无疑问的”，美国转而支持英国。蒋介石面对英美的强硬态度，被迫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下令中国军队停止前进。8月24日，美国方面正式宣布，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投降。
蒋介石十分愤怒而尴尬，退而求其次，向英国提议，由他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受降，英政府被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英舰队在香港登陆，次日军政府成立。9月16日，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又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夏悫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表明英国对自己所谓对香港拥有主权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拥有香港主权的一种默认，为以后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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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一、文化中心的散落
⒈武汉抗战文艺
⒉重庆:大后方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⒊西南联大与昆明的文化繁荣
⒋桂林文化城
⒌延安:新文化的生长点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先后来到延安，延安成了抗日新文化的摇篮，是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
抗战时期，先后到延安的主要文化人士有:周扬、周立波、周而复、赵树理、柳青、丁玲、刘白羽、贺敬之、秦兆阳、齐燕铭、陈波儿、艾青、田间、郭小川、杨朔、萧三、吴伯萧、贺绿汀、萧军、艾思奇、严文井、陆定一、何其芳、荒煤、范文澜，等等，集中了全国非常优秀的作家、戏剧家、艺术家和学者。
1942.10.19，《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和工作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是中共党文艺的指导纲领。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加成熟了。毛泽东关于革命文化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友爱抗日文化的旗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延座讲话》等著作中，对革命文化的理论有专门的论述。
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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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形态的文化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一度成为“文化”的权威定义。
第二、论述了革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中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主要的战线”。
第三、提出了发展革命文化的基本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色，以民族的形式表现的；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一致，主张坚持真理；所谓大众的，就是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国古代文化和今天文化、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四、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除极少一部分充当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庸外，都是爱国的，他们在民主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延安文艺界以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理论为武器，开始了整风学习。批评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出文艺工作者“不要特殊，不要自大”，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文化下乡、下厂、下部队的活动中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延安抗日文化的新特点:大众化、普遍化、民族化。
⒈反映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题材的作品，占主要地位。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入的177篇作品为例，其中，以抗日战争和军队为主题的作品101篇，占总数的57.06%；以农村土地革命和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为题材的作品41篇，占23.16%；描写工农业生产的16篇，占9.04%；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情况的7篇，占3.95%；反映其他方面的12篇，占6.78%。由此可见，反映民族解放战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的作品成为当时文艺创作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⒉塑造了大批新人物形象，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掌握历史命运的主人公，工农兵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等）
⒊语言民族化、大众化。
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文化新内容的结合，广泛吸收民间艺术营养，如秧歌剧（《白毛女》）、陕北民歌和“信天游”格调（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创造新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融新内容与传统民族形式于一体，一改过去文艺作品中那种“欧化”倾向。如《逼上梁山》，作者通过对《水浒传》中有关临冲被逼投奔梁山故事的改编，在林冲于高俅两人的矛盾冲突中增加了林冲主张抗战、高俅卖国投降的情节内容，提高了故事的政治意义。这是旧剧革命的开端，开辟了旧剧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道路。
⒌大众文化由人民大众来创造的特点。在部队、农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群众翻身，自唱自乐”，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抗日战争和劳动生产。

⒍上海“孤岛”文化
⒎香港:文化避难所
⒏北平、南京的奴化教育
二、中西哲学的融会
⒈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
抗战期间，蒋介石和陈立夫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的哲学理论，带有明显的糅合传统与西方哲学的特点。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产生于30年代，其代表作是1932年发表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和1939年发表的《行的道理》。另外，他在193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以及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也多有涉及。
蒋介石说，他的“力行哲学”即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提出的对知行关系的一种看法。孙中山认为，数千年来深入中国人心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实在是一种误说。他认为知行二者是“行易知难”，所谓“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蒋介石实际上对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作了发挥，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相混合，把二者“一致”起来，把“两个哲学”合为一个哲学──“行的哲学”。他说，王阳明、孙中山所讲的“知行合一”、“知难行易”，统统是反对从前“知易行难”只知静不知动的哲学。这两个哲学，就作用方面来说，可以说只是一个，因为都是注重在动的方面，而且都是注重在行的方面的哲学。其“力行哲学”包括:
“行”是宇宙人生中最普遍的存在，是宇宙的本体，它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含义十分广泛，“简直可以说，行就是‘人生’”；
“知”由“行”来体现，包含在“行”之中。认为“良知要能致，如何能致良知，即是行，即所谓实现良知”，“其行必笃，其知必致”；
“行”出自天性，为善。行是与生俱来的，是自发的，行“无不善”；
“行”以“诚”为动力。“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在鼓吹“诚”的哲学时，蒋介石十分崇拜曾国藩的一套政治哲学，经常要求部下效法曾国藩，并一再发挥曾的一套“治国”、“治军”经验。他认为，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以转移风气为己任，“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教、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湘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蒋介石专门标榜一个“诚”字，把“诚”说成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和动力。“唯有‘诚实’二字，才可以医革命，才可以医国家！诚实为革命成功国家成功的不二法门！”“效忠党国”、“精诚团结”，是蒋介石要求部下的口头禅，实际上就是要求对他这个“最高领袖”必须作到绝对忠诚，绝对服从。
“行”的客体为“仁”，行的目的在于“仁”。他所谓的“仁”，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行的精神就是“革命的精神”，行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哲学。他经常把“不成功便成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赐予部下作为座右铭，强调要“养成军人的廉耻心和壮烈的气节”，“军人要战死才有意义”，军队必胜的秘诀在于“不怕死，为主义而死”，等等。
  前面，戴季陶主义，提出“民生哲学”，自称这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原理。“民生哲学”的主要观点，是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的历史，“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极的目的”。仁爱是民生的基础，仁民爱物、互助互爱，是人的天性，社会的常态。戴季陶开始把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提并论，还列出了一个“民生哲学系统表”即“诚－知仁勇－三民主义”。但他展开说明的只是“民生”思想，也即社会历史观，而没有宇宙观和自然观、认识论方面的内容。蒋介石构制的“力行哲学”，正是在戴季陶所勾勒的思想框架上，对有关方面的填补和引申。
陈立夫的“唯生论”产生于30年代，成熟于40年代，其代表作分别是1934年发表的《唯生论》和1944年发表的《生之原理》。
唯生论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民生论”。
“宇宙论”即“本体论”。陈立夫认为，宇宙本体既非唯物质，也非唯精神，而是孙中山所说的“生元”。“生元”具有精神和物质两种性能和作用。精神主动，物质主静，它们不断的同时发挥作用，不断的生化出各种现象；各种现象之间又相互交感、补足与创新，从而就构成了宇宙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生命大流。“诚”是宇宙生命的起点，又是宇宙生命的原动力。
“人生论”即道德论。陈立夫认为，人是宇宙进化的顶点。人出现后，宇宙本体“生元”的好生之德和宇宙之“诚”的功用，就主要体现在人身上。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求人类的共生共存共进化，以完成其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
“民生论”是谈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因为“民生”指的是人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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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生存、发展，所以又可以说:人类求共生共存共进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既有物质，又有精神，因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影响、决定的，没有哪一个的变动能够影响、决定其他方面的变动。
蒋介石、陈立夫这些国民党实权派在哲学思想上，都声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所谈论的关于孙中山的思想，多是一些名词，其思想内容、精神实质，已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原意。

他们在宇宙观或自然观上，是物质与精神二元论，其实质则是精神一元论。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中，都有一个最高的精神范畴──“诚”，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精神、意识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与孙中山的名字、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为其增添了诱人的光环和深厚的底蕴。

⒉现代新儒家
文化保守主义在抗战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表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始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诞生地。主要代表就是那些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大师们。
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界定，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
抗战期间，出现了大量融会中西印思想文化精华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史学和哲学著作。如熊十力富有原创性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读经示要》；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钱穆的《国史大纲》；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讲录》；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等等。抗战顺利后，还有梁涑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贺麟的《文化与人生》等。
哲学著作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以比较健全的心态认识和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对古今中外文化精髓有了深切了解的前提下，综合融铸，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化系统。
这一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活动主要有:1939—1940年，马一浮、梁涑溟、张君劢分别在乐山、北碚和大理创办了旨在弘扬并复兴中华文化的复性书院、勉仁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1941年，《思想与时代》杂志创刊（张荫麟、谢幼伟等），唐君毅与周辅成合办《理想与文化》，蒙文通等创办《图书集刊》（四川省立图书馆，1942年）和《中国文化》（四川壁山，1945年）。1947年，牟宗三、徐复观在南京分别创办《历史与文化》、〈学原〉，尤其是〈学原〉，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重要阵地。1948年，在牟、唐支持下，熊氏门人程兆熊在江西铅山创办鹅湖书院与〈理想历史文化〉杂志。
现代新儒家的大师们，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自觉的归趋儒家的道德信念和理想人格，强调儒家学说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意义与价值。关于新儒家有不少争议，一般而言有:
熊十力（1885—1968），字子真，号十力，湖北黄冈人。辛亥革命以后，沉入书斋，潜心著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著述、学说，甚至他的名字，都鲜为人知。但这一切，都不能抹杀他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乃至现代文化史上本应占有的重要地位。熊氏学说逐渐为海内外学人所推崇，研究者大大增多。熊十力对现代新儒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他引导出一批很有思想实力的门人，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直接受惠于他的大智大慧，使新儒家薪火相传，不失所本；更主要的是他从形而上的高度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精密的致思框架，从而为新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上基础。
1932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正式出版，后又出版《读经示要》等著作，1944年语体文本《新唯识论》出版，标志着他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综其一生，以儒为宗，糅合佛学，又采摘西学的科学、“量智”优长，综合先秦孔子易学、宋明陆王心学、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之学，建构“新唯识论”的理论大厦。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出身于河南唐县一个书香之家。30年代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为他赢得了声誉。冯友兰抱着“自立道理”的宏愿，着手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由一个哲学史家变成一个哲学家，从而有新理学体系的形成。他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学术之源，“接着讲”而不“照着讲”。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冯友兰以惊人的写作速度，连续出版《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6部著作，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简称“贞元六书”（“贞元”者，贞下起元之谓也，意为中华民族复兴时期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冯友兰由“理”是不变，推衍出道德的永恒:“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我们是提倡现代化的，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是不可变的”，充分体现了他恪守民族文化本位和自觉承袭、光大儒家的文化使命感。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40年代开始发表论著，代表作有《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知行合一新论》、《当代中国哲学》等，创立了“新心学”的理论体系。1941年，他在《思想与时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明确提出“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否则中国将“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开展、新的前途，中华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此文被普遍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宣言。
现代新儒家们的普遍思想特征是:以儒学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肯定道德，以道德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主张返本开新，由旧内圣开出新外王；文化危机意识强烈，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一种使命感和宗教情怀。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家们失去应有的生存土壤和市场，它的中心便从大陆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
文化保守主义并非中国的特产或土产，并非我们一国的文化现象，而是国际文化现象。伴随着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和推进，在西方和东方各国都先后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由于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和人类的文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负面的东西，例如现代都市生活的病态和非人性化的方面，等等，首先遭到了英法尤其是德国思想家的批评，既而遭到东欧、南欧思想家的批评；并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引起了亚、非、拉美思想家的批评。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在其《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1991年）一书中认为，多年来，“更多的人愈加强调现代化之在科学技术上和人们物质生活上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却忽略了其在思想上所引起的消极反映，而后者的研究却往往比前者更需要被人注意和作深刻探讨”。“本文所及，皆在于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现代化的过程可分成两个层次，科学技术和文化层次。在文化层次上，自最早西欧的现代化出现以来，不管在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现代化的过程都受到了批评个攻击，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批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前言）。“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的持续到将来”（封底）。我们不能认为反现代思潮对现代化的批评都是错误的、不识时务的。实际上，批评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相异之处表现为:
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主义情绪支配着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及其演化过程。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往往表现为在列强的侵略下，寻求民族认同的情绪性反映，民族自尊心和维护感十分强烈。他们力图通过传统来证明，中国的文明并不比西方文明逊色，甚至还优于它们；传统文化并不一味构成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可以借鉴以资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可以说，民主组危机及其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每当民族危机加深的关头，也往往是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活跃的时期。
⒉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背离。
对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是现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是背离的，往往“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传统主义卫道”。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就在于保守主义者既认同传统又批判传统，既批判西方又学习西方。而且，他们更为谋求富强以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主旋律所决定。当形势要求他们采取较为激进的态度以挽救民族危机时，他们就有可能背离其文化立场，投身于以西方政治模式变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斗争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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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时文艺
⒈抗战文艺的兴起、发展与论争
全面抗战的枪炮声，震动了整个文学艺术界。上海戏剧界率先聚集起来，成立了中国剧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戏剧界救亡协会）。协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由章泯等16人，集体创作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三幕剧本《保卫芦沟桥》。上演后，盛况空前，轰动上海滩，激励了上海人民的抗战意志。不仅，上海、南京沦陷，文艺界的主力汇集到了武汉。
1937年底，蒋介石决定撤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恢复北伐时期负有盛名的政治部，并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曾再三推辞，但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出任此职，中共代表团认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中共党的影响，可担任此职。1938.2.6，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厅长，阳翰生为该厅主任秘书。（七七事变后，郭沫若远在日本，离别妻儿，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到了祖国。航途中作七绝一首:“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当时的第三厅，可谓人才济济，聚集了一大批专家、艺术家、文化名人，因而有“名流内阁”之称。
为了更好的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战，于1938.3.27，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说:“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是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一、两年时间内，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上海、广州、延安、香港等地，都先后成立了“文协”分会。“文协”在发展组织的同时，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组织作家深入前线和民间，举行各种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召开各种座谈会，激励人民的抗日意志；积累素材，描写抗战现实；还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1938.5.4—1945.5.4），是抗战时期出版最久的刊物之一。
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文艺界不同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抗战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思想论争及斗争，最重大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问题。
1938.12.1，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编者的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不久，沈从文也提出“反对作家从政”的论点，他说作家参加抗战工作是“从政”，认为作家不应太注意了时代，而忘记了艺术，文学“堕落”的原因，在于把创作的目的“集中在政治上的效果”。他进而鼓吹进行远离“战争浪漫情绪”的写作。
革命文艺工作者马上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抗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已经波及到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实际上就是抹杀抗战。提倡这种论调的人，“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梁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
在批驳“与抗战无关论”的同时，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对抗战文艺中存在的不足，作了反省。张天翼在《论“无关”抗战的题材》中指出:我们也反对文艺创作中“差不多”、“八股”的倾向，但反对的目的，不是使文艺创作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而是更好的为抗战服务。
梁实秋在受到众多批评的情况下，1939.4.1，在《中央日报》发表《梁实秋告辞》一文，为自己辩护，同时宣布辞去《平明》副刊编务。这次论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
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自由中国》1938年6月20日）:“一切文化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
战时流行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朗诵诗、街头剧等。
⒉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国民党为了控制思想文化界，控制图书出版，1938年10月，成立了中央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和大城市，也设有这类机关，负责审查各地的图书出版。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于1939年3月公布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纲要》，其目标是“防止庞杂言论”，“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之文化”。要求各地书局、出版社、杂志社，均须将书籍、杂志原稿送审，经审查同意者才得以出版。以后又制定了诸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重庆市审查上演剧本补充办法”、“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1.6，查禁书刊960余种；1942.4—1943.8，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1943年查禁书刊500余种。
抗战胜利后，1945.8.31，重庆8家杂志社代表聚集开会，一致认为，战争已结束，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定函请国民政府明令废止，并从9月起自动不再送审。消息传出，成都即有10多家报刊、新闻、出版、文化团体，开始拒绝送审，其他省市不少新闻出版单位也随之响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宣布:从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抗战中期，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名，1941.2.7，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运会”），张道藩为主任委员。1942年，随着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重庆的传播，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为了“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建立“三民主义文化的体制”，1942.9.1，中宣部长、文运会主任张道藩在文运会创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了“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所谓“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所谓“五要”，即“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立场来写”，“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这个《文艺政策》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第一次系统化，也是国民党战时文艺政策的正式形成。

四、战时教育
⒈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确定“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工作总方针，维持原有的教育体制。对忽视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主张完全废除学校教育，学校停办，青年全部从事战事的思想进行了批评。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战时教育做了四条详细规定:“一、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三、训练青年，裨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伸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这就具体规定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纲领。
高校内迁:
抗日战争前全国有高校（包括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述地区首当其冲。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有意识的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破坏，其中25所停办。1937.7.29，日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小时，主要目标为南开大学，兵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焚烧。继续开办的学校，少数散居内地各省，少数迁往上海租界，托庇外人。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在遭受损失后，仓皇内迁。
沦陷区和战区70余所高等院校师生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奔赴自由，迁往内地。据估计，参加此次高校大搬迁的教职员（包括家属）和学生总人数达77万余人。四川、云南、贵州3省成为接纳流亡大学最多的地方，也成为战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密度最大的地区。其中，四川43所，占76.79%；云南6所，13.95%；贵州7所，12.5%。其中，著名者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迁重庆；武汉大学迁四川乐山；金陵大学迁四川成都；中山大学、武昌华中大学迁云南；浙江大学迁贵州。最负盛名者为西南联合大学。
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联合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该校事宜。该校于6月成立，11月正式上课。1937年底，日军向长江流域步步进逼，武汉、长沙遭空袭，于是1938年1月决定再迁昆明，2月中旬开始搬迁。志愿到云南就学的学生仅875人，分两路入滇。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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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教职员眷属，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出香港，从海路到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赴昆明，这一路师生共250余人。旅行团2月20日出发，经68天的长途跋涉，行程约3360华里，4月28日胜利到达昆明。1938年4月，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著名的西南联大在颠沛流离中诞生。
内迁高校在战火、搬迁中校产、图书、仪器、设备损失严重，难以估算，而且很多是出于日军的蓄意破坏。1937年中央大学内迁，农学院畜牧场所饲养的马牛羊鸡狗猪等，校方决定放弃。但畜牧场职工认为这些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不辞艰辛，赶着这批牲畜沿皖中、豫南、鄂西，跋山涉水，历时2年，到达重庆。校长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批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抗战开始，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的。南开被日机轰炸，炸得鸡犬不留；而中大全部搬迁干净，也是鸡犬不留。有的学校被迫停办，部分教师失业，学生失学。
抗战期间，70余所高校被迫内迁，对我国经过几十年缓慢发展起来、尚属薄弱的高等教育而言，不啻是一场大破坏、大浩劫，使我国高教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但是，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毕竟在艰难困苦中保留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血脉，使之能够生存、持续和发展，并为战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内迁高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毫不气馁，团结一致，弦歌不辍。在设备十分简陋、师生生活标准十分低下、办学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各校师生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自勉，提出了“师生合作”、“自强不息”、“三苦精神”（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等口号。由困难所激发出的团结精神、苦教精神、苦学精神，在内迁高校中已蔚成风气，结成了教学、科研的丰硕果实。不仅科研硕果累累，而且人才辈出。我国高校不仅得以在内地重建而且较战前有了较大的发展。1936年:108所，教师7560人，学生41922人；1945年:141所，教师10901人，学生80646人。
其次，从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来看，抗战期间大量机构和学校的内迁，对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拓展和现代科学文明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战前，西南地区教育事业极端落后，高校内迁实际上是一次高等教育机构的整体移植，使西南边陲之地的高教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下跳跃了好几个台阶，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此外，各高校所具有的科研优势，使他们在大西南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提升了当地的学术文化水准，加快了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祖国大西南的开发和建设。
内迁高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弦歌再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精神中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和坚韧性，外来压力越大，这种凝聚力和韧性的反弹力就越大。这一文化的内在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是轻易就可以征服的。反之，在任何艰难刻苦的条件下，炎黄子孙都能够以开朗达观的心境去承受，以不屈不挠的韧力去开拓。这是内迁高校最宝贵的历史意义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复兴和胜利的根本之所在。
余子侠:《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抗战时期，为了救济青年失学并发挥教育功能以增进抗战实力，国民政府先后创办了30余所国立中学，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它的创办，既抢救了战区大批中等教育人才，使东部地区中等教育现代化不致中断，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开发和发展；既推动了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又充实了民族有生力量，从而支持了抗战大业。

国民政府还在1939年成立了“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简称招训会。招训会先后在各地设招致站、训导所、中学进修班等87所。经常办理战区内学生的招致救济、复学和就业等事务，使战区内各级学校学生得以安全到达后方。如1945年招致站登记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青年达132700多名。这些青年为了国家的需要，大量报考师范、职业和军事学校，其余学生也分别入学或者就业。
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2—3%，设置大量的公费学额。国民政府教育公费制度由贷金办法演变而成。由于战区内移的青年学生大多经济来源匾乏，政府为使他们安心学业，于1938年起设置了贷金。教育部规定，“公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之籍隶战区经济来源断绝者均可申请，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1940年11月初又订立“学生膳食费用补助方法”，战区及非战区学生膳食贷金依照经济状况分为全贷、半贷、全补、半补四级。1940年全国70%的学生拿贷金。1943年秋季开始，改为公费生办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免除了学生对贷金的归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学校有较大发展，据统计，到1945年全国职业学校增加到517所，学生91278人，职业学校比抗战初增加一倍，学生增加了两倍。职业教育的大量兴办，为抗战需要提供了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方面，还增加了大批培养技术人才的专科学校。因而高校理工医农各科发展较快，如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此类学生仅15414人，到1943年各校此类学生人数则增至31994人。
修订课程标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适应抗战需要，修订了大学和中学课程标准。高等教育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春公布了修订、整理课程的三原则，即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注重精要科目。9月，通过了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公布施行。组织有关专家、教授编辑大学用书。中等教育方面，课程标准的修订主要是减少教学时数，实行分组进修，合并教学科目与加强本国史地教学。学校可根据地方情形，从高中第三年起设置简易职业科目，如商业薄记、会计、应用文书、打字等等。中学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史地各占2/3，外国史地各占1/3。教材特别注重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历代疆土的拓展，及各地资源的储藏与开垦，以培养学生复兴民族爱国卫国的思想。
学生与战时服务。为适应战争需要，不少学校开设训练班，实行军训，而且还组织民众训练。各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机关则遵教育部令，与有关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如为解决战时能源问题，内迁高校曾研制成松香提炼油与桐油汽车、煤炭汽车。许多工程系师生参加了大后方的铁路与公路建设。1941年至1943年期间，因美军大量来华，很多外语系师生被征调充当译员。另外，如医药科系学生参加战地医疗救护服务、法律系学生被征调充任军队法官等等。1944年10月，国民政府开展“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各级学校大量学生争先恐后地报名，报导入伍者约9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15500人。1945年初，青年军共编成9个师。青年军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兵精械足，战斗力强；其二是政治组织严密，对士兵的家庭、经历、思想严加考察，3/5以上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更多的师生则是以满腔热忱投身抗日宣传，他们深入农村厂矿，带动了大后方各阶层人民，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宣传活动。
加强对教育的政治思想控制，力图利用抗战之机，实现教育的国民党化与“三民主义”化。在学校的行政体制方面，确立了国民党的领导，实现“以党治校”。国民政府规定学校行政领导人(大学包含院长、处长以上干部)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利用种种方法拉拢教授、讲师集体加入国民党。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又在各大专院校和中学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与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设立训导处，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训词》中指出，教育的最高基础是三民主义，全国民众和一般青年都要“真诚一致的信奉三民主义”，都要“普遍的受着三民主义的教化”，规定“礼义廉耻”为各级学校共同的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为青年守则，还规定“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教育方针”。
在此政策之下，规定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社会、蒙藏和华侨都要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训育纲要》等法令，在各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导师制，监督师生言行，灌输国民党的“一个主义”、“拥护党国”、“服从领袖”等专制思想。
抗战爆发前夕，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兼教务长潘光旦于出席庐山谈话会前曾预备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就是“青年学生不入党”。这个建议不可能被中枢接受，相反，1937年底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标志着教育进一步政治化之趋势。潘光旦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了《学生参加政党问题》，从“学生本身的发育”、“学校的行政”、“国家民族的前途”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1年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制定部聘教授条例，并得到了行政院的通过。
要求大学系主任以上者加入国民党。
40年代初，教育部制定的教材审定法，中心是要对各个大学的自编教材进行审核。1943年6月16日，刘建群作为教育部代表来到昆明，他带来一份《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要把中文系教材统一于国民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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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下。
教授出国前必须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种不能不接受却又是登峰造极的侮辱。
大家似乎都感到“严酷的警察管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教育将被扑灭，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将都受到严密的组织控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P296一297）

⒉延安国防教育方针
  1937、7，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强调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具体包括:“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全会作出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规定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根据上述精神，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有: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三个层次。干部教育重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重于儿童教育。
干部学校教育，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人才的学校和训练班，担负着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各种干部的重任。高级干部学校，著名的有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负责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相当出色，规定“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等。
干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求原则化，而且要求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同时还强调少而精，在课程设置上选择最必需、最主要的课程，不求百货商店式样样俱全。这些做法，对于保证学员在战争条件下、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尽快成为领导抗战斗争的各种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军事等方面，政治课程包括中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等，军事课程包括战略战术、炮兵、救护、测绘、射击等。此外，学校还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设置了一些文化课程如地理常识、算术、自然知识等。
在普通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所创办的学校中注重抗日的政治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抗战方面的材料，如小学国语课程增加了抗战故事、战争消息，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政治常识课注重宣讲抗战形势，自然常识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历史课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音乐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美术课教学生画抗战漫画。中学政治课增加了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如《论持久战》等的讲授，还增加了根据地的政策、法令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以及抗战的基本技能。
社会教育是采取灵活机动、因地制宜、不脱产的形式进行教育，它的目的，是要造就一大批既有民族觉悟，又掌握一定的抗战知识技能，同时又是生产能手的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召之能打仗，散之能生产。办冬学是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
为使民众教育得到进一步实施和推广，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创造了各种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比如，在根据地巩固区的村庄巷角组织了识字组，以识字、读报为主，群众互教互学，当地小学教员巡回指导，流动教学。一些地方还组织了冬学，利用冬天空闲时间让民众接受补习教育，包括教群众识字、政治常识、算术、唱歌等。此外，还设立了夜校、半日班，使更多的群众通过接受教育，懂得了写路条、记账、生产知识和国内外大事。
小学教育:课程内容应“以抗战为中心材料”，军事化。
五、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⒈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英国、德国留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希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到研究文史的基础和方法。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请，筹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夏史语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
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23年，史语所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由他的史学思想所规定的。他深受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认为历史学即是史料学，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史料。“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可以说，史语所的成立正是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实践。
正是在重视史料思想的指导下，史语所设立了历史、语言、考古3个组，聚集了一批学者。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如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的档案史料，刊行《明清史料》多种。考古方面，主要由李济主持对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
⒉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近代以来，史学一直被用来激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救亡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史学再一次成为人们用来阐发爱国热情、唤起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在“读史救亡”、“文化救国”思想指导下，一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学家们，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
边疆史地研究:为当局开发边疆、保卫边疆服务，激发国人爱国保土的热忱。顾颉刚等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影响最大。
回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帝国主义者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炮制了中国文化“外烁”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中国社会“停滞”论、“倒退”论，等等。
  钱穆与《国史大纲》。钱穆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史学方面的著名代表。
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⒋“战国策派”
“战国策派”是四十年代、一个在史学革命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因《战国策》杂志而得名。1940.4—1941.7，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雷海宗在昆明主办《战国策》半月刊，之后又于1941.12—1942.7,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战国策派”主要是指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等人。他们办刊的宗旨是战时文化重建。
文化形态史观（形态史学、历史形态）:来源于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ar）《西方的没落》，把每一个文化都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每一个文化都必须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即生、长、衰亡三个阶段，这是历史的宿命。雷海宗在借用施宾格勒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独特的中国史观，即“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他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例外，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此前为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是“古典的中国”；淝水之战到现在是第二周，是外族侵入、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现在已经发展到末期，所以此次抗战，不仅仅是建国，而且是“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的关键。
战国时代重演论: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都经历了3个阶段: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一统帝国阶段。埃及、希腊、罗马文化都已经经历过这3个阶段而衰亡了；目前的西欧文化，正处于其列国阶段的最高峰——战国时代，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国要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生存，就面临着一个如何使固有的大一统文化适应西洋文化以取得新生的问题。“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审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多年来的祖传文化”。文化重建的中心问题是健全国民性格，将大一统型的文化转变为活泼健全的战国型文化，根除两千年来大一统带来的因循、自足、庸懒、懦弱等国民性弱点，重新唤起民族内在外在的活力，使民族走向强盛。其理论来源有二: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所谓“兵的文化”，其涵义不够确指，大致是指一种能振发民族强力的文化机制。改变偏重文德的倾向，恢复战国文武并重的文化，从“兵的文化”中，寻找强力，作为重振民族精神的源泉。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3
尼采的意志哲学。“力”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三大思潮:
⒈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王国维、胡适肇端，顾颉刚“疑古学派”，傅斯年、陈寅恪“科学史学派”为主力。强调客观，排斥主观；重视史料，忽视理论；主张求真，不问致用。
⒉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梁启超、何炳松首发其难，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钱穆继其后，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强调史学的主观性，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历史观的建构，倡导史学的实用性。
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李大钊首倡、郭沫若开端、40年代迅速发展。强调理论，即唯物史观；主张理论和史料的结合，实际重理论轻史料；主张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际上是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之一种。（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6）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江苏古籍，1998（本分册分七个部分:战时国民党的基本文化政策与措施；抗战文化宣传运动的兴起；战时的文化出版事业；国民体育；战时宗教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江苏古籍，1997
王大明等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抗战时期之教育》，《革命文献》第5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五《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陈立夫:《战时教育方针》，正中书局1940年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本书目收录了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这一时期在国内出版的中文图书,分为:哲学、宗教、农业、工业、社会、政治、语言文字等17大类）
《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肖效钦、钟兴锦:《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上、中、下），吉林文史，1990
饶良伦、段光达、郑爽等:《烽火文心——抗战时期文化人心路历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
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抗战中48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40辑。
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美）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1991年。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计划出版11种，从1984年到1992年已经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7种，371万字，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选:《桂林文化城纪事》，198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资料97篇，主要是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化人1983年5月以前所写的回忆录，也有一部分是在解放前留下的回忆）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主编，杨益群、王斌、万一、潘其旭、顾绍柏编著:《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内容有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大事记，文艺报刊介绍，文学书目，文化人名单，以及出版单位、印刷厂、文艺团队、演出剧目一览表等，通过此书，读者可以了解整个桂林文化城的概况）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杨益群、王斌、潘其旭、顾绍柏编选:《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编者从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80种期刊中，按小说、传记、散文、诗歌、剧本、歌曲、美术、译作、文艺评论等12大类编排，检索方便）
桂林文化研究中心、桂林图书馆编:《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漓江出版社1987年（这是一本210万字的大型资料工具书）
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十三讲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战后日本对中日战争的认识

一、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反侵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⒈中国人民首先举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反日侵略战争，打响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枪。在欧洲人民展开全面的抗德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⒉中国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战场开辟于1937年，独立抗击亚洲的法西斯长达4年半之久，可谓最早；坚持了8年抗战，时间可谓最长；一直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陆军主力和部分空海军，抗击了日本法西斯陆军总兵力的2/3，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70%，对战胜日本法西斯、打破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⒊抗日战争牵制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勾结。中国的抗战束缚了日法西斯的手脚，使其无法在世界全局范围内同德、意法西斯保持战略上的一致，它在解决中日战争之前，是不可能参与欧洲战争的。
⒋中国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北进”苏联的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遏制了日本“南进”太平洋的计划，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有力的支援了美、英作战，最后与盟军实行了战略上的协同作战，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力量。
徐勇不同意“中国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南北进战略”的传统看法，认为“在二三十年代以至于整个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最高统帅部虽曾设计过以战争手段打击苏联，但并没有形成日本最高统帅对苏开战的国策方针，并不存在中国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问题。至于“南进”问题，日本没有对华开战之前出兵南洋，也没有在侵华取胜之后对南洋作战，而恰恰是在侵华作战陷入僵局时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一战略受制于侵华战争的需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以战养战”方式，通过掠夺南方资源而扩充国力与战力，最后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徐勇:《论日本侵华战争与其南进北进战略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是100年来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⒍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绝处逢生，在战争中保存了力量，并逐步发展壮大。
⒎抗日战争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抗战领袖，其地位和权威也得到了空前巩固，反而阻碍了中国民主化进程。
二、战后日本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
⒈不愿认罪的国家
中日战争是日本人发动的，日本是加害国，中国是受害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日本一提起过去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3
的那场战争，突出的总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和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50年前的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而是一场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美国是加害国，日本是受害国。日本政府对在中国的侵略和在侵略战争中的一系列暴行，总是含糊其辞，或狡辩，甚至否认之。日本人的战争加害意识好像特别淡薄，为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辩护的主要观点有:
⒈英美同罪史观。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是欧美列强首先到处侵略，抢占殖民地，日本不过是步其后尘而已。要说日本有罪，英美同样有罪。（本世纪30年代以前，英美法同德意日性质一样，都是帝国主义。但30年代以后，世纪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法西斯危害到全世界人类和文明的安全，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的共同反对，英美与中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则与德意结中法西斯同盟，分属不同阵营，日本无法与美英相提并论。）
⒉自卫战争史观。日本在战争中也许干了坏事，但是是不得已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日本已处在美英中荷的包围之中，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战争。（这是一种任意割裂历史的诡辩，因为太平洋战争不过是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最终结果。满州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三者之间紧密相连，无法割裂。）
⒊亚洲解放战争史观。日本进行“打东亚战争”的结果，是使亚洲各民族摆脱欧洲列强的统治获得独立。
⒋殉国史观，即英灵史观。在过去的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军人，都是具有爱国精神、为国捐躯的英雄，如果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就等于说这些战死者是侵略者，仅仅为了战死军人的名誉也不能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照片）（殉国史观属于信念和情感的问题，比较复杂，也很难以改变。）
原因:同质性国家意识，表现为对异质的强烈排斥和强烈的自我保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2000多年来，生活在与亚洲大陆分离的日本列岛这个同一地域内的人，基本上属于同一人种，没有打规模的人种混合和民族迁移的经历，这种地理的、历史的、人种的条件，确实与日本的同质性国家意识的产生有一定关系）；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言论严格控制，一般日本人不了解战争真相。战后，为战争辩护的势力强大，不少人位居要津，左右老百姓视听；  除冲绳以外，生活在国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只受到了空袭，没有像德国那样遭遇本土决战，直接体验战争的残酷性；  战后不久形成的冷战格局，使日本继续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得到了美国的庇护，错过自我反省战争的最好时间，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对日本战争罪犯的追究，以促进日本对战争的反省。
（张萍:《关于日本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中国现代史》，1996.2）
⒉赔偿问题
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几: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中国的财产损失，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都有权向战败的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对被害国进行巨额赔款，是战败国真诚认罪的具体表现。德国从战后至1993年1月，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约合5、6百亿美元），还承诺将继续支付。反观日本。战后赔偿如下:韩国3亿美元，菲律宾5.5亿，印尼2.23亿，泰国2670万，新加坡816万，马来西亚816万，共11.1亿多美元。这区区小数，不及德国已支付赔款的1/50，而日本支付本国死难者家属抚恤金800多亿美元。中国受害最深，但中国放弃了政府赔款要求。现在，已经明确允许民间赔偿要求。但所有民间要求赔偿的，都被日本政府拒绝。
⒊中国对日政策之检讨
战后发展中日关系，中国政府提出，要明确侵华战争的责任，要做到两个“区分”，即将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将军国主义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明确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不必替“日本人民”开脱罪责。以日本人自己的话为证:
“日本人对战争具有一种信仰。”（清泽冽:《“黑暗日记”选载下》，《民国档案》，1997，  ，P57）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勇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的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山冈繁:《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转引自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265）


   
     第十四讲  国共和谈
一、    重庆谈判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一连下了三个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借受降之机，防范中共“坐大”，扩展力量；一是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并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方面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开展全面大反攻，猛烈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积极的收缴日伪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求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卫的准备，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早已决定，对谈判毫无诚意。8月13 日（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的前一天），毛泽东便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明确称:“蒋介石……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唇枪舌剑43天，签定了《双十协定》。
蒋介石:⒈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渴望和平；⒉世界舆论也都希望战后中国实现和平，几个大国，苏联、美国；⒊尽管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早已确定，并已开始付诸实施，但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使蒋介石措手不及，他的军队都在远离日军占领区的大后方。现在，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把军队调至内战前线，需要足够的时间；要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尚未作好必要的准备。⒋蒋介石当时还存在某种幻想，企图借助于美、苏几个大国的支持，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用政治方法削弱或彻底瓦解中共的力量，争取不战而胜。
国民党内对谈判有很多非议。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陶希圣一语道破天机，“假戏真做”。
毛泽东:几乎同样的四个条件。有我们自己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国民党相比，仍居劣势。假如国民党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必定给中共造成很大的困难。经过8年抗战，解放区需要休养生息，八路军、新四军需要巩固和发展，需要时间作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或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这就需要与国民党取得某种妥协。
大国，主要是苏联和美国的态度，中共也必须考虑。白宫当时对华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援蒋扶蒋，一方面反对中国内战。在白宫没有公开支持反共内战之前，对美国仍要争取。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谈判内幕，中共一无所知，中苏条约及其附件，8月26日才公诸于世。不过，在此以前，斯大林曾经给中共中央来过一个电报，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电文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来自苏联的压力，是毛泽东准备谈判的重要外因。
国民党是“假戏真做”，共产党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冒着巨大风险，亲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3
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选第四卷，人民，1991年，P1158）
国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宗旨是政治军事一揽子解决。对于中共的政治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对军事问题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在谈判中要坚持国民党的“法统”，不得超越这一界限讨论改组政府，一切问题都要以军令政令统一为中心来解决。
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一些让步，但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坚持人民的“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中共方案交给蒋介石，第一反映是“脑筋深受刺激”。
《双十会谈纪要》:规定国共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它给予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只能是一种精神安慰。由于受降、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实质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协定难免成为一纸空文。
张治中:“中国在此次战后，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我们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面前进，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决不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求地盘。且就中共立场而言，是否必争地盘、争军队始可保证其地位？余以为不然，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高于今日。”
邵力子:“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反之，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我想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亦不能消灭他，中共军队少一点，国民党也不敢进攻他。反之，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亦决不能打倒国民党。”
（中国没有这种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共不会走议会道路，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西方式的民主。武装斗争似乎是取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和根本保证）
  插曲:《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引起巨大轰动效应。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批判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毛有野心，到重庆来根本就不是要和平建国的。毛泽东:看来还是蒋介石有帝王思想，不然，我的一首小词怎么引得他如此敏感。
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蒋介石利用谈判，抓紧时机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以“受降”为名，百万大军由陆、海、空三条渠道，涌向华北、华中各地。中共“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尖对麦芒”。国共水火不容。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而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P123。）
中共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准备对付内战的爆发。9月1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规定我党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量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解放区之间实行了大范围的战略部署调整。在重庆谈判中，中共让出了南方的8 块解放区，即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豫南等8个根据地。这些地区的部队，到10月下旬，要撤到长江以北。这样，既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粉碎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只是要地盘、争枪杆子、不肯让步”的谣言，取得谈判时的筹码；又使我军在军事上更为有利，挫败了蒋介石“各个击破”的企图。
编组野战军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长期处于分散的环境，基本上未脱离游击战争的性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把能机动的兵力集中起来，编组成野战军。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就编组野战军，作了具体规定。形成了以运动战大量歼敌的力量，从组织上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各战区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扩大兵员 8 .20、9.21，中央就补充与扩大兵员问题作出指示，进行扩军工作。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发展到近13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
练兵运动 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的决心与信心；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攻城、练守城、练夜战。
9.20，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收到蒋介石的绝密电报:“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毛泽东重庆临行前，有人担心国民党来进攻，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不要先进攻，不要轻易打，要打就要打得好，打得漂亮。
抗战胜利后，国共激烈的军事对抗，首先在太行山区爆发，“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三朝元老”、“不倒翁”、“山西王”、“阎老西”）他被日军端了老巢，大部分乡村成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只剩晋西一隅。上党战役。刘邓针对史泽波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其计划是: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而南各个击破守备分散的敌军，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同时以大部主力配置于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军主力，而后攻取长治城；在进攻长治时相机歼灭来自太原等地的援军。（“围城打援”）
邯郸战役。10月14日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沿平汉路北进，企图控制平汉线，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给华北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威胁。刘邓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术，将敌人遏止于邯郸以南的预设战场，团团包围。蒋介石急令石家庄和安阳南北增援，刘邓早有准备，阻击援军，向被围部队发起进攻，争取高树勋起义。马法五完全失去了固守的信心，突围南窜。刘邓故意网开一面，歼敌于运动之中（“围三阙一”），11月2日胜利结束。

三、东北:争夺的焦点
东北，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幅员之辽阔，资源之丰富，工业之发达，交通之便利，在当时的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东北的地理位置也很独特: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临朝鲜，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除有沿海平原与冀东接壤外，更有燕山以居高临下之势，直趋华北大平原。谁控制了东北，谁就能充分的利用东北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与独特的地理位置，极大的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国共双方对此都看得很清楚，它是抗战胜利果实中最大的桃子。
中共如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在人与物两个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而且可以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等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的国家，与原有的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自己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发展和壮大全国的革命力量。反之，东北被国民党占据，就可隔断中共与苏、蒙、朝的联系，对华北、华中解放区进行南北夹击，使中共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东北丰富的资源与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就使许多外国势力垂涎三尺，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列强，主要是俄、日、美、英等国，便先后在东北展开角逐。1931年后，日本基本上独占了东北，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不仅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力争收获的大桃子，也成为美苏两国追逐的猎物。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尽快打败日本，请求苏联出兵东北，给苏联一个极好的机会。苏联借出兵之机，攫取了在东北的权益。美国渴望取代日本，独占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中国，但当时力不从心，只能对苏联让步，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在东北的权益，它也不允许苏联独占东北。当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维系美苏中三国同盟关系的纽带突然断裂，它们之间的矛盾急剧表面化。东北，成为三国四方争夺的焦点。
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用十分明确的语言，阐明了东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都没有丢，我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毛泽东从
二次大战发展的趋势和种种蛛丝马迹中看出，苏联将出兵东北，介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意识到，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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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将对中共争取东北提供有利的条件，要求全党积极作好准备。1945年4月间，他指示临近东北的晋察冀解放区，准备配合苏军作战，开辟东北。8月8日，苏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第二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解放区军民密切有效的配合苏军作战。8月中旬至月底，中共一部挺进东北，动作迅速。
8 月26日，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全文公布。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因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必然要将东三省的行政权交还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然而，仔细推敲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发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苏联方面都不过问。据此，中央明确指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辽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册，P138）
经过与苏方的接触与谈判，东北苏军当局与中共实际上达成了如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苏占区或大城市公开活动；苏军同意由中共控制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苏联方面给中共进入东北很大的便利，只是提出，一切只能悄悄的进行，以免引起它和重庆之间的外交交涉。
可见，苏联对于中苏条约，并非不遵守，但也不是完全遵守。斯大林奉行的显然是一种两面政策。
兵贵神速。中共抓住时机，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大军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火速向东北挺进。派彭真、陈云、李富春、林彪、罗荣桓等高级干部到东北，主持工作。闯关东的大军主要是两支:罗荣桓的山东八路军、苏北的新四军。1945年底，中共在东北已有20万大军，统一称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林彪为总司令。
在抢占东北上，国民党天时、地利都不如共产党；中共就在东北的大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蒋介石又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希望“外交接收”东北，虽然有中苏条约，但苏联会不会帮助共产党，为国民党“外交接收”制造障碍，蒋介石心中也没有底。
8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正式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同时将原东三省划分为九省二市（东北容易造成和中央对抗的势力，如奉系，为了便于控制，不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所以改为九省；国民党内要做官的人太多，开辟了做官的机会和途径）。中共秘密进入东北，起初国民党并未觉察，蒋介石满以为，苏军一定会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将东北完整的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打算先派外交和行政人员到东北，与苏军交涉，取得协议，一旦苏军撤退，国民党军队就可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入和控制全东北。
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到达长春，开始与苏军谈判，提出，国民党军队将乘坐美国军舰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希望苏军予以配合、协助。苏军一口回绝了大连登陆的要求，因为这违反了大连港商业化的规定；虽然对营口、葫芦岛登陆未加反对，但苏军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的安全，他们也不了解港口的设备情况。他们建议国民党军最好经陆路进入东北。经过第二轮谈判，苏军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另一方面却悄悄的把两地的防务转交给中共军队。
在11月中旬以前，苏军不但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而且暗中给了中共以相当的帮助。如将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地区将给中共军队接管，使中共得以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默许中共军队在东北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活动；将缴获的部分日军军用仓库转交给中共；将营口、葫芦岛交中共接收，等等。显然，苏联在东北采取了“两面政策”，它有利于中共，不利于国民党。
苏联对中共的有限支持，同当时美苏在远东的斗争和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所处的实际情况有密切关系。美国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垄断对日本的控制权，拒绝苏联参加管制日本；国民政府积极追随美国。苏联在远东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向美国反击。苏军在东北采取不受中苏条约限制的行动，就是在远东反击美国的重要表现之一。维护苏联在东北的优越地位，是斯大林的基本出发点。一方面需要同美国妥协，避免直接对抗；另一方面苏联必须守住自己的阵地，尤其是不准美国染指东北。但是，国民政府明显的亲美倾向，使苏联十分警惕，如果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东北，等于向美国敞开了大门。这对苏联是极为不利的，故需以中共的力量加以牵制。
延安与莫斯科关系在抗战时期已经相当的淡化。但莫斯科对延安的政策仍然不断的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加以干涉，要求延安的步调与莫斯科完全保持一致。从主观上讲，延安对莫斯科的做法也不甚愉快，但仍理解莫斯科的处境，而且仍把莫斯科看作是自己的盟友，希望继续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对于国际问题，中共中央仍努力与苏联步调一致。可在实际的做法上，尤其是对国内政策，毛泽东不存奢望，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抗战即将胜利时，在中苏美三方交涉中，斯大林明确表示，战后中国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共产党人扭转不了乾坤；支持蒋介石统一领导中国。抗战结束后，苏联需要中共作为它在远东、在中国牵制美蒋的一支力量。尽管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不支持中共，但实际上却不能完全同中共决裂，也不能不给中共一定程度的支持。一开始，斯大林就在国共两党之间走钢丝。这是贯穿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
蒋介石谈判不成，只有会同美国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斯大林并不打算同国民党政府完全破裂，而且也顾虑引起美国干涉，因而对国民党态度有所缓和，转而向中共施加压力，让中共军队退出苏军占领的大城市。
蒋介石的对策之二，是下决心把重点放在“军事接收”上。11月15日，杜聿明向山海关进攻，企图打开东北的大门。毛泽东决定“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过于乐观，认为仅凭1万人（装备很差）就可以守住山海关，守住东北大门，打退杜聿明7万精锐部队的进攻。此时，黄克诚新四军第三师刚刚到达冀东，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极度疲劳，中央要求他火速进军，增援山海关。黄不同意。
中共主动撤出山海关后，还决定在锦州大战。林彪犹豫不决，黄克诚坚决反对。致电中央:“现在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这些开始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已不可能。同时，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1月19日，苏军正式通知中共，退出中长铁路沿线所有的城市，交国民政府接收。中共知道苏联外交上有困难，为了避免苏联外交上的麻烦，表示服从苏方决定，并重新考虑中共在东北的策略方针。

新方针的基本思路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1946年上半年，这个新的策略方针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广大干部、战士舍不得大城市）
（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1；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

四、马歇尔调处
中国局势失控，赫尔利掼了乌纱帽，美国迅速物色马歇尔代替他，出使中国。马歇尔无论是品质、作风，还是能力、声望，都胜赫尔利一筹，但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马歇尔同样“无法在水上步行”（史迪威语。后来他又说:“马歇尔的使命不会取得成功。一旦蒋介石嗅到形势，他只会更加倔强。”）。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矛盾性）在于:一方面，美国继续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要求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和改革，以换取中共的妥协，政治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尽可能的避免内战的再起。（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造中国）杜鲁门授权马歇尔，在完成其使命的过程中，有权充分利用美国的实力地位，迫使国共双方作合理的妥协；有权决定美国在调处失败后采取的行动路线。对后者，马歇尔决定，如果不能确保蒋介石作出必要的让步，美国政府仍有通过他支持国民政府。杜鲁门当即肯定了这个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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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承认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重新估价中共的实力。赫尔利和魏德迈曾经一度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中共的力量并不可怕，美国只要多少给点援助，国民党就能战胜共产党。现在这个神话终于被事实打破。美国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决定再次调处国共关系，企图通过促成国共停战和改组国民政府，完成它在远东的战略规划。
1945.12.20，马歇尔飞抵上海，开始了为时1年的调处。1946.1.10，停战协定；1.31，政协会议五项决议；2.25，整军协议。中国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和平。马歇尔此时还能比较公正的协调国共关系。
但是，关内大打，关外小打。在华北与东北两个地区中，蒋介石显然以华北为重点，东北暂时搁置；美国的战略重点恰好相反，是以东北为重点。美国着眼于取得对苏联的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排挤出去。蒋介石则着眼于国内的斗争，企图缓和中苏关系，在华北造成对中共的优势。马歇尔坚决迫使蒋介石接受美国的方案。最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东北属于例外。国民党坚持一家独占的原则，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拒不讨论国民党军在东北行动的问题。国民党的策略是，把国共东北之争扩大为国际纠纷，利用中苏条约，使其独占东北的要求合法化。外交、军事手段双管齐下。
1946年下半年，国共“边谈边打”持续了半年，毫无成效。马歇尔从中穿针引线，八上庐山，进行协调，但蒋介石拖延不决，马歇尔再也难以保持公正，实际明显的偏袒国民党一方。1947.1.8，马歇尔离开南京，调处失败。

参考书目: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江苏古籍，2000（本册共选辑档案资料134题，计208件。分为:外交概况、战后对日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八个部分。）
《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邵毓麟:《胜利前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
《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
孙其明:《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1992年。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一1950)》，上海人民，1997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一1950)》，重庆出版社，1987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1992（本书研究了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与发展。）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1992年。



第十五讲  全面内战的演进
一、    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为发动内战加强军队建设，于1946年3月开始进行整编，将大部分军的建制改为整编师；6月改组国防部，主战的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正规军86个整编师248个旅约200万人，非正规军74万，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165万。

程维达:《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事实力新探》（《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以往各种著作中述及解放战争时，大多认为在46年夏拥有430万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艇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及个人的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讨的。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潜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从宏观的战争观来看，真正意义上军事实力绝不是简单的数目字组合，而是一门极其广博的科学，现代战争中的军事实力概括的说包括力量的拥有、组织、使用三个方面。拥有是指适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组织是指将这些人力物力组合成适用于战争的程度；使用是指将组织起来的人力物力科学地投入战争的能力。就这三个方面而言，19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1946.6.26，蒋介石以30万兵力，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围攻，全面内战首先在中原拉开。接着，便向各解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7—10月，先后以46万人向华东解放区进攻，24万多人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9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攻，16万人向东北进攻，15万人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7万人向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进攻。其兵力，共计160万人，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200万人的80%。叫嚣要在“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速战速决。
中共军事、经济均处于劣势。兵力:430万、120万；地区面积:730万平方公里，76%、230万、24%；人口:3亿3千万、1亿3千万。军队数量比是3.58  1，“小米加步枪”、“飞机加大炮”。经济上，没有工业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 但毛泽东相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6月中下旬，延安最高统帅部就开始考虑应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最初提出一个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在北线，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同蒲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出击豫东和津蒲路徐州、蚌埠段，在转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华中野战军进击津蒲路蚌埠、浦口段作为策应。尔后，如形势有利，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推进，进行外线作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央要求他一开始就西进，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华中主力过早的西进，转入外线作战，脱离各种条件都比较好的老根据地，弊多利少，取胜把握不大。建议华中主力先在苏中解放区打几仗，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7月初，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延安获悉，国民党可能同时向各解放区进攻。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也感到先在内线迎敌较为有利，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对原定作战计划做了重大调整。
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军事上，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战役战斗的部署中，要集中6倍、5倍、4倍，至少要3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务求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在打运动战时，要能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后来，毛泽东总结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毛泽东提出并反复强调的这些作战原则和方法，成为中共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原突围 得中原者得天下，失中原者失天下。中原解放区，以河南桐柏地区为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蒋介石调集大批人马，实行“蚕食”政策，逐步缩小包围圈，将我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准备一举歼灭。中原解放军面对这一险恶局势，如果继续在原来地区作战，势必陷入重兵包围之中，中央作出了中原主力战略转移的指示。
蒋介石、刘峙估计，共军突围，必定往东，与苏北、苏中的新四军主力会合，在安徽部署重兵把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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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击东逃的共军，与尾追的国军一起，聚而歼之。李先念、郑位三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个就是蒋介石估计的，但国民党早有准备，困难很大；二是沿平汉线北上，可以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刘邓大军的接应，但靠近铁路，国民党军调动方便，容易集中兵力对突围部队进行围追堵截。三是主力向西突围，穿狡胶合撸频蕉跷鞅蔽涞鄙角蜕挛髂喜浚龅胁灰猓晒Φ南Ｍ冉洗蟆Ｎ搜诨ぶ髁Γ扇×恕吧魑鳌钡恼绞酰善ざň恍〔孔鞒鱿蚨晃У募苁疲曰蟮腥耍灰恍〔烤偷丶岢郑郧Ｖ频腥恕?月29日晚，中原军区主力分成左右两路，由李先念、王树声率领，向西突围，一举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打破了“围歼”计划。蒋介石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插曲:中原军区为了达到在出其不意中顺利突围的计划，极其保密。因为停战协定的关系，北平军调部当时在宣化店有一个调停执行小组，小组驻地与中原军区司令部只有一河之隔。李先念没有和他们打招呼，执行小组中的中共代表也不知情。国民党代表李桂流闻到了一点气味，怂恿美方代表提出要见一下李先念将军。司令部回答说，李将军身体不好，不想见客。其实，这时候李先念已经离开，随主力突围了。李桂流就更要见了，司令部回答说，李将军同意第二天会见他们。果然，李将军正躺着休息，一切正常。李桂流放心了。原来，李先念离开宣化店几十里地，得到留守司令部的报告后，知道这是国民党想探听中原军区的动向，为了继续迷惑敌人，赶回宣化店，接待流桂流等人，又马上去追赶部队，指挥突围。
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苏中解放区地处整个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统治心脏沪宁隔江相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7月15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12万大军向苏中推进，而粟裕麾下的主力仅剩3万人。7.13—8.27，粟裕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7次，歼敌5万多人，七战七捷。战局变化快，作战次数多，部队调动频繁，指挥部署复杂，苏中战役是粟裕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之一。
粟裕分析，国民党兵力虽多，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骄兵必败。为了给进攻之敌一个下马威，粟裕一反在敌强我若的形势下，惯用的诱敌深入的打法，决定抢在敌人进攻之前先发制人。他选择第83师的两个团作为首选目标。整编第8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全部美械装备，曾经参加缅甸战役，战斗力非常强，但也十分骄傲，做梦也想不到共军敢主动向他们进攻。而且离其他部队比较远，比较孤立、分散，有利于各个击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力对比上，华中野战军具有绝对优势，以五打一。第一仗还未完全结束，粟裕已经计划好了第二仗，令部队急行军100多里，将矛头指向整编第49师，又是一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军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战役结果表明，中共军队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完善了中央在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方法是可行的。
晋冀鲁豫策应中原华东作战 蒋介石大军围堵中原军区的时候，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不料，中原突围，30多个旅的兵力被牵制在豫西、陕南，陇海路开封至商邱段守备空虚，这是一个绝好的战机。刘邓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出击陇海路战役，腰斩陇海路。随后在整个豫东展开攻势，国民党援军赶来后，刘邓认为战役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与敌纠缠，主动北撤，结束了这次战役。
8月下旬，国民党抽调大量兵力，向冀鲁豫腹地鲁西南大规模进攻，以优势兵力对我野战军主力实施钳形攻势，分进合击。要粉碎敌人的钳形攻势，关键在于乘敌人两支箭头尚未合拢，各路敌军仍处于分散的时机，先将其中的一支箭头折断。刘邓选择的这支箭头就是西路担任主攻任务、打头阵的整编第三师。（该师是蒋的嫡系，武器精良，号称“能攻能守”，所向披靡；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总指挥刘峙有师生之谊，还是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一向骄横跋扈，目中无人。）
当时，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还要求“克服战役上及战斗力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
刘邓调集了4个纵队，兵力对比形成了四比一的绝对优势，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术。边打边退，将敌人引诱到预设战场，拉开敌人与他部的间隔，陷入孤军深入的死胡同。9月3日，刘邓见时机已到，在定陶发起攻势，全歼整三师，史称定陶战役。赵锡田被活捉，刘伯承接见了他，说:“赵先生东奔西跑，很疲惫了，还负了伤，到解放区可以安心修养了，不要有任何顾虑，生活上我们尽力而为。”赵骄横之气早就一扫而光，他站在刘面前，毕恭毕敬，“感谢刘司令员的关怀！”
陈赓率领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在西战场同蒲路，也取得了很大胜利。（1925年东征时，陈赓担任蒋介石的警卫任务。形势危急关头，陈赓背起蒋介石，迅速转移，救了蒋一命。事后，蒋介石对陈赓很是感激和赏识。1933年，陈赓在苏区作战受伤，送到上海治疗，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蒋介石亲自接见，劝诱陈赓投降，被坚决拒绝。蒋介石没有杀他，看管起来，还比较松，偶尔还允许他上街走走，陈赓借机逃了出来。）陈赓的直接对手是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黄埔一期同窗）。
1946年7 月，胡宗南配合阎锡山打通同蒲路，实行南北对击。陈赓看出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胡部狂妄冒进，阎锡山力求保存实力，南北两方面不可能真正做到步调一致。陈利用这一点，乘两部尚未合拢时，寻机既打了胡宗南，又打了阎锡山。阎锡山受到了不小的震动，胡宗南却还没有打疼。
胡宗南更疯狂的向北推进，拿出了看家本钱整编第一师。尤其是该师第一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多年来被蒋介石、胡宗南吹嘘为“天下第一旅”。它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因此又称为蒋家御林军。胡宗南是这个旅的第一任指挥官，他就靠此发家。以后，历任指挥官都是黄埔毕业生。陈赓下定决心，要吃掉这“天下第一旅”。把主力隐蔽起来，引诱第一旅出来。
9月，另两个旅开始出动，遭到共军阻击，稍微抵抗后便主动撤退，国军进展顺利，又出动了第一旅第二团。果然，第二团进入了陈赓的包围圈，很快将其见面一部分。战斗正打得激烈的时候，陈却下令停止攻击。胡宗南认定陈赓兵力不足，连一个团都不能解决。陈赓胃口大得很，如果过早的消灭瓮中之鳖的第二团，第一旅其他部队就不会出援。他要以第二团为诱饵，把第一旅全部钓出来。果然，第一旅全部出动，进入陈赓的预设战场和包围圈，全军覆没，旅长黄正诚被活捉（黄埔生、留学德国）。
塞外战场国军的得手 蒋介石巧用傅作义，挫败了共军对大同的进攻，并从共军手中夺得了塞北重镇张家口。
傅作义本来是阎锡山手下的大将，1936年发动了绥远抗战，名声大振。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抗战更为积极，仍属阎锡山节制，但矛盾已十分尖锐，蒋介石极力拉拢傅作义。傅作义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二人关系并不融洽，蒋介石想利用他削弱阎锡山，并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嫡系；傅作义也尽力维持自己的半独立地位。
7月下旬，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相配合，发起了攻打大同的战役，目的是争取主动，打破傅作义、阎锡山的威胁。大同易守难攻，一举攻克大同没有实现，决定稳扎稳打，大力改造地形，一点一点的攻，攻防战异常激烈，说明中共军队此时缺乏攻坚经验。蒋介石要傅作义增援大同，但傅不愿为阎锡山火中取栗，按兵不动。9月，大同危在旦夕，蒋介石签发了一道命令，将原属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给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一见到兔子，马上就撒鹰，迅速增援。共军失利，撤围大同。
大同战役失利，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势在必行，企图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蒋介石命令嫡系李文担任主攻，傅作义配合。傅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让李文兵团与共军斗到两败俱伤，他再出马，坐收渔人之利。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打通了平绥路。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则处于战略防御，但解放军在战役战斗中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姿态。1946年7—10月，双方共进行大小战役、战斗80余次，国民党被歼正规军折合32个旅，加上被歼的非正规军，共计损失29万8千余人。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城市，包括承德、张家口、淮阴、菏泽、安东等较大城市在内，共153座。但是，国民党军深入解放区作战，侵占一些城市和地方，守备任务越来越重；部队不断被歼灭，机动作战的兵力逐渐减少，战线太长余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全面进攻的气势开始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兵力正在经历强若消长的变化，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在逐渐被打破（1946.11—1947.2）。
解放军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战线缩短，兵力逐步集中，同时兵力也有所增长，总兵力由开始的127万人，发展到137万余人，特别是野战兵团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并以缴获的大量武器，充实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各部队逐步熟悉和掌握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来的一套作战原则，取得了一些经验。
莱芜战役 华东解放区（含华中、山东解放区）在苏中战役前后，还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大踏步后退，撤出了整个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为有利于华东解放区抗敌斗争和集中统一领导，调整了党政领导机构和部队编制，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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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华东野战军。此前，1946.10.15，毛泽东指示，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场指挥的重担。
1947年1月下旬，华东战场的作战重心转到山东，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时，判断解放军将固守临沂，制定了“鲁南全线”计划。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发明了一个“豆腐渣”战术。由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组成主要突击集团北犯，李仙洲指挥9个师南下，形成南北夹攻；另抽调部分兵力于鲁西南，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华东野战军西撤。这样，即使这30万大军全是“豆腐渣”，也足以胀死共军。欧震吸取以往一部突出，容易被共军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防止被我各个击破。他们每天平均推进速度还不到10公里，而且占一地即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攻击前进。
南线之敌兵力集中（与我相当，决战无必胜把握）、行动谨慎、不易分割调动，北线之敌已进至莱芜等地，威胁我后方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放弃临沂，留小部与敌纠缠，其余主力急行军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粟裕布置了迷魂阵，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做出西渡黄河的模样。陈诚也以为我军经临沂外围的战斗，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可能在刘邓掩护下北渡黄河“避战”。我主力迅速北上，将放手南进的李仙洲团团包围，迅速进行了莱芜战役，以伤亡8800人的代价，在3天内歼敌7个师56000人，扰乱了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使渤海、鲁中、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贺电:莱芜战役“奏功之速，歼敌之多，创爱国自卫战争以来最高记录。”
1946.11—1947.2，华东解放军采用以空间换取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打一仗消灭一部分敌人，后撤一步；再打一仗，再消灭一部分敌人，再后撤一步。陈毅称为“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以苏北、鲁南解放区的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敌15个整旅的重大胜利，严重的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攻势。
东北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1946.6.7开始的休战，使东北暂时成为全面内战中的一个例外，沉寂了三、四个月。1946年10月初，杜聿明制定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以部分兵力置于松花江南，监视北满共军，而集中力量进攻南满解放区。首先稳固的控制南满，切断华北和东北两个解放区的联系，尔后再转兵北上，夺取北满。
林彪的对策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满北满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他以南满部队在临江地区正面迎击侵犯之敌，保卫南满解放区；以北满主力伺机南渡松花江，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机歼灭分散之敌和出援之敌，策应南满部队作战。
按照林彪的部署，东北民主联军从1946年12月中旬开始，分别在南满、北满两个战场上连续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役，成功的粉碎了杜聿明对南满临江地区的四次进犯和对北满解放区的一次反扑。在3个半月的作战中，南满、北满密切配合，在战役上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独立作战，以攻为守，打得国民党军疲于应付。
“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共歼敌4万余人，与其他战场相比，数量并不多。但国民党在东北的机动兵力不足，又无法从关内得到增援，因而对东北局势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攻势，采取守势，而东北民主联军很快转入反攻作战，发动了著名的夏季攻势，从而使东北战场成为人民解放军最早爬过“山头”、转入战略反攻的战场。
华北晋察冀战场 战争初期，一度失利，国民党占领了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和冀东地区，打通了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10月下旬，召开涞源会议，总结前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决定认真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由被动转为主动。晋察冀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易满战役（河北易县、满城等地）、保南（保定以南）战役、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爬过“山头”，初步掌握了晋察冀战场的主动权。
晋冀鲁豫战场 国民党军仍有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发起攻势，力图消灭共军主力于黄河以北，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队伍密集，地形不利，始终难以捕捉战机，从11月开始，刘邓避实就虚，大踏步进退，袭击扰乱敌人后方，围歼分散、孤立之敌，以求调动敌人，打乱敌人进攻部署。敌人想怎么打，刘邓几乎不理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刘邓只按照自己的判断，捕捉战机，发起战斗。结果，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反被刘邓调动，既定的作战计划被打破。4个月内，先后三次主动出击，进行了滑县、巨金鱼、豫皖边战役，歼敌8个旅，共3万7千人，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西线战场（晋西南地区） 11月上旬，国民党命令胡宗南，准备突袭延安。主力调走了，晋南地区的各个县城只好交给地方团队守备。中共中央电令陈赓驰援延安。但陈赓没有立即西渡黄河，他提议乘晋西南地区敌人守备空虚，先打一仗，迫使胡宗南抽兵回援，以打乱其突袭延安的计划。如胡宗南不为所动，再渡河西进，参加延安保卫战，时间也不晚。陈赓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果然奏效，使胡宗南突袭延安的计划泡了汤，还损兵折将。
1946.11—1947.2，经过后4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4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41万人，自身损失约13万人。国民党军新占解放区城市87座，而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或收复的城市也是87座。根据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的力量走向衰弱。

二、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将兵力集中于山东、陕北战场，企图在这两地取胜后，再将兵力转向其他战场。
国民党为了贯彻其重点进攻方针，集中了21个旅23万人压在陕北战场；用56个旅40万人压在山东战场。同时，还提出所谓“黄河战略”，即将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凌渡到济南约2000华里的所谓“黄河防线”。这样就摆出一个“哑铃”状阵势，将陕北和山东作为两翼。
中央军委决定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面以山东、陕北我军在战略防御中吸引并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其他战场的反攻创造条件；一面组织其他战场我军寻歼当面之敌，伺机转入战略反攻，配合山东、陕北我军的作战。
陕北三战三捷 胡宗南叫嚷“三天占领延安”，摧毁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3个月内聚歼我军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当时，陕北战场的解放军，军队熟练和武器装备都明显处于劣势，但我们在内线作战，处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而敌人进入解放区，如陷汪洋大海，耳聋眼瞎，得不到人民的支援；陕北地形复杂，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我们又十分熟悉地形，便于机动作战。中央军委是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境地，然后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歼灭。
陕甘宁边区解放军，从3月13日起，依托预设阵地，节节抵抗，经过6天激战，在完成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疏散任务后，于3月19日撤出延安。胡宗南陶醉在他的“赫赫战果”中，认为共军已“不堪一击”，急于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将计就计，利用敌要消灭我军于安塞地区的企图，以小部兵力向安塞以北方向转移，佯作掩护主力撤退的架势。我主力隐蔽集结青化砭一带，待机歼敌。胡宗南以为我军已向安塞“逃窜”，向安塞急进；一部向青化砭前进。安塞敌军扑了空，青化砭进入解放军伏击圈，遭到歼灭。
胡宗南发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掉转头来，企图与我军决战。被我分割围歼弄得胆战心惊的敌人，在行进中采取所谓“国防部新战术”，数路并进，间隔很小，在部队步成纵横四五十里的方阵，只走哂纳顶，不走大路，只露宿山头，不进屋宿营，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我军见敌人太密集，不易分割围歼，便耐心等待战机，主力转移隐蔽休整，只派出小部队和敌人炮“蘑菇”。胡宗南前后花了5天时间，兜了400里路的大圈子，粮食缺乏，只得令135旅留守瓦窑堡，大部回蟠龙地区休整补充。我军抓住135旅孤军前进的良好战机，在羊马河将其包围全歼。
这时，中央军委根据西北的作战经验，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缺粮，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并称这种“将敌磨得筋疲力尽，然后消灭之”的办法，叫作“蘑菇战术”。中央称羊马河之战，“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胡宗南在占领延安后，一个多月时间内，始终未找到共军主力。只得靠空军侦察的浮报和自己的主观想象，判断共军已向绥德方面北撤，有东渡黄河的企图。我军利用其错觉，将计就计，以少量兵力，沿途遗弃臂章、符号、旧军装、破担架等物，作出主力仓皇退走的模样。敌军信以为真，以小部守备重要补给站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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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星夜北上。我军乘敌人后方空虚，蟠龙孤立的时候，发起围攻，全歼守敌，并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
就这样，在40多天中，我军三战三捷，胡宗南主力被我牵着鼻子在陕北来回“武装游行”，到处挨打，到处扑空。他占领延安一座空城，却损兵折将1万多。
孟良崮大捷 国民党向华东进行了高度集中的重点进攻，吸取以往经常被我军分割围歼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间隔很小，甚至我围歼甲敌，乙敌也不增援，宁愿丢了一地，也集中力量对付一个主要方向，实行所谓“重点主义”。敌人这种“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使其不能轻易为我调动，我们不易捕捉战机。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反复指示华东我军，要有极大的忍耐性，待机歼敌。华东野战军在1个多月 时间里，在鲁南、鲁中实行高度机动回旋，玩起“耍龙灯”战术，在频繁的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的同志一度因为老是拉来拉去打不上仗而产生焦躁情绪，俏皮的说:“陈老总电报拍拍拍，小兵脚板扑扑扑。”
5月，顾祝同根据解放军调动情况，决定所属各部，跟踪进剿。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为抢头功，也变更稳打战法，不待各友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74师为主，在鲁中山区逼我决战。整编74师，不可一世，脱离两翼，孤军深入，向我进攻。华东野战军紧紧抓住这一战机，把74是这个“硬核桃”敲掉。决定出其不意，迅速集中6倍于敌的兵力，插入敌阵，对敌精锐主力74师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将其歼灭。这种虎口拔牙的打法，陈毅称为“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终于取得了孟良崮大捷。
国民党改进山东战场的作战，重新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6月，再次向鲁中发动进攻，军队密集靠拢，凭坚固守，解放军无隙可乘。中央军委指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的方针，而应改为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线。”7月初，华东野战军决定分逼宫内向敌后出击，但由于敌情不明，兵力不够集中，均未能奏效，多数打成了消耗战。8月，该野战军便西渡运河，转至鲁西南地区，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
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其他战场处于守势，解放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及时举行了局部反攻作战。1947年3—6月，各战场共歼敌正规军31个半旅，加上非正规军，共47万，解放军损失11万多人；国民党占领城市9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其重点进攻遭到失败。

三、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国共经过一年的角逐，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均遭失败，双方兵力也出现强弱消长的变化。当时国民党均兵力仍处于优势，其重点进攻还未完全结束，但这时候中央军委认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主动发起战略进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这一方面可以调动敌人的兵力，减轻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压力，同时可以减轻解放区财力、物力的消耗。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出去，让敌人吃我们的小米，烧我们的房子是不行的。在解放区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可使解放区的财力枯竭。1947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第二年的作战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在战争第二年，要像第一年那样，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的同时，必须极大的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的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5月15日，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说:“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均没有立足的余地。”但是，蒋介石却面临着“线断、面缩、有的点被攻克”的状况。7月4日，蒋介石声称要加紧“戡平共匪叛乱”，正式发布《总动员令》；7月19日，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领》。
挺进中原 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区。刘伯承说，国民党的战略部署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力量强，处于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毛泽东说，国民党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大别山逼近国民党首都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对蒋介石威胁最大。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均在广大群众中间有相当影响，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央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打到外线去的三路大军是:刘邓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渡过黄河，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强渡黄河，推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调动陕北敌人北上，将其“右拳”拉向沙漠边缘；在胶东展开攻势，将敌之“左拳”拉向渤海之滨，使蒋的兵力更加分散，更加“袒露胸膛”，便利三路南下大军的行动。


6月30日晚，刘邓12万大军，在开封至济南附近的宽约300百里的8个地段上，偷渡和强渡相结合，一举突破黄河天险。黄河天险等于40万大军的神话，完全破产。为了迷惑敌人，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其他部队在豫北和开封以南发起进攻，虚张声势，积极行动，以转移敌人视线，我军主力则隐蔽的开赴渡河地点。
蒋介石急忙调集两路大军，进行“鲁西会战”，企图把我军歼灭在黄河、运河、陇海路的三角地带。刘邓采取“攻敌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战术，用28天时间，歼敌6万的战绩。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南线部署，开辟了挺进大别山的道路，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集结在郓城休整准备南下，蒋介石对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毫无觉察，决定乘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之机，用重兵对我合围，一举消灭。打我赢，就决黄河大堤，把我军淹没在鲁西南。刘邓决定迅速南下。以一小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8月7日，我三路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蒋军先是以为我军被迫北返，后又以为我“溃不成军而南窜”。直到我军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洪河，蒋介石才发现我军是向大别山挺进。刘邓克服重重困难，“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8月，太岳兵团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豫西、陕南、鄂北根据地。陈毅、粟裕挺进豫皖苏，开展地方工作，集中兵力打中小规模运动战，创建根据地。三路大军，在大别山互相配合，变敌军后方为我军前进的基地。
11月下旬，国民党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一掌管豫、皖、鄂、湘、赣5省党政军大权，以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军，与我争夺中原。首先集中兵力于大别山，然后再夺取两翼，逼迫我军退出中原。白崇禧说:“共产党来了不怕，就怕他生根。”中央指示: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配合，全力粉碎敌人的围攻。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陈粟大军、陈谢兵团破击陇海路和平汉路，尔后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攻克一切可以攻克的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的敌人，以直逼武汉之势，迫使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援，支援刘邓主力打破敌人的围攻。12月30日，三路大军在确山地区胜利会师。经过历时半年的异常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先后歼敌19万5千人，打破了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
内线部队开始反攻 中央军委规定内线兵团的基本任务是:首先吸引敌人，为外线兵团实行战略展开争取时间，尔后依托老解放区，在内线继续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在战略上策应外线兵团作战，为最后全歼内线之敌创造条件。根据这些任务，我西北、山东、华北、东北各个战场，陆续转入了战略反攻。
国军全线溃败 经过一年半战争，国民党军不断被歼灭，又要抽兵回援中原战场；加上统治区缩小，兵源和物资日益枯竭。除了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还有较多的机动兵力，可以进行战役进攻外，其他战场均处于被动状态。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国民党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制定了“新战略”的防御方针。其一为“分区防御”。即相对分区集中兵力，“联省剿匪”的防御方法。今后的作战，不能再“分散兵力作全面控制”，“为了打击匪均牵制我军的阴谋，对若干地点，有时不能不暂时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国民党的军事指挥部门，也鉴于过去屡遭失败，是由于“有进无退，重地轻人的观念”所致；今后应改变过去那种“到处要守，到处挨打，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之弊”；要集中兵力“以动打动，以强吃弱”来削弱和消灭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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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总体战略”。即集中全区的人力物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白崇禧语）的办法，以对付解放军的运动战。特别强调“组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以弥补正规均之不足。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原则。国民党认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之所以能够挺进中原，并站稳脚跟，步步胜利，正是“以其求战、求兵、求食三位一体的姿态”，“以军事、政治、经济及思想四合一之阴谋，同时对政府作战，使全国处处糜烂、处处纷乱”的。因此，国军不能采取“单纯之军事进行戡乱”，而必须使用“以军事力量掩护政治，以政治、经济及思想力量配合军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抵御共军的进攻。国民党还确定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
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  1947年12月8—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就政治、军事和土地改革，讨论研究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报告在总结中共长期作战经验特别是最近18个月的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项军事原则:⒈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⒉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⒍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的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敌人，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⒏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⒐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⒈1947年冬至1948年夏，利用作战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普遍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贯穿着阶级教育和群众路线，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评论是非功过的准绳，大大发扬了批评精神。⒉1947年2月，在营以上单位恢复与健全了党委制。部队工作的主要问题，除紧急情况下由首长临时处置外，均须经党委讨论决定，然后由部队首长分别执行。这种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⒊开展立功运动 ⒋发扬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恢复了井冈山时期建立的过的连队士兵委员会。⒌加强军政训练 学习“十大军事原则”，苦练军事技术，加强政策教育。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⒍建立特种兵部队 炮兵、工兵、通讯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全线崩溃。
为了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军20至30个旅回头防守长江以南，中央军委曾于1948 年1月27日确定，由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长江南进，到湖南、江西机动作战，尔后跃进到闽浙赣边，开创解放区。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究竟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粟裕反复权衡，他考虑，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攻势，关键是多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分兵渡江，虽然可以调动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估计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不会调走，因为敌人要靠这些主力部队支撑中原防线，拱卫南京、武汉；同时，这些军队多是白崇禧派系，要维护他的地盘，不大听蒋介石指挥。我3 个纵队在江南，兵力不多，打大歼灭战是做不到的。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敌人对我围追堵截，兵员补充和伤员安置都有困难，部队减员会达到1/3甚至1/2。这3 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很多。4月18日，粟裕将他的不同意见上报中央，最后取得了中央的同意，决定3 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并被委任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建代政治委员。

四、战略决战
1948.8.5，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企图进行战略收缩。在作战方针上，采取固守重要战略点线，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实行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以争取时间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扭转败局，即所谓“重点防御”。
1948.9，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中央九月会议。会议规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统治。
⒈序幕:济南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在济南拉开。济南已经处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8.5,王耀武曾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讲济南一带的军队撤至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与徐州附近部队靠拢，亦可稳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决定确保济南。9月，攻克济南，山东除青岛少数据点为国民党军占领外，其余全部解放。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天津以南段、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解放军所控制。
⒉辽沈战役
1948年春夏，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总兵力50万，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其控制的地区仅为东北总面积的3%，人口也只有14%。长春、沈阳两地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陷入包围之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100万，其中野战军70万人，牢牢的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面对这种形势，国共双方统帅部在作战决策上均有若干分歧。
国民党方面:是撤，是守，举棋不定。蒋介石希望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山海关一带；再根据情况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因为，飞机和汽油都无法维持沈阳、长春这样庞大的部队的补给；锦州是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联结的枢纽，主力放在此地，补给较易解决，且可挡住东北解放军入关，配合傅作义集团作战，如形势不利或关内其他战场吃紧时，还可以随时转移。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坚决反对撤退。他本来不愿意接东北这个烂摊子，经过蒋介石再三恳求，才勉强答应。他很希望在东北有所作为，如果撤退，要他何用。如果他执行撤退东北的决定，无异于替蒋介石承担放弃东北的责任，既遭国人谴责，日后也会遭蒋的处罚。因此，卫立煌坚决反对从沈阳撤出主力，并得到了东北各级将领的拥护。他主张固守沈阳，等待时机。他认为，共军的战法就是围城打援，故而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决定固守沈阳决不外出。他判断:“美国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并由此推断，东北是苏、美利益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共军枪械不全，新兵多，战斗力差，“近期不会攻坚”，“沈阳有二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固守沈阳是有把握的。”蒋介石对放弃东北也不甘心，最后同意了卫立煌的意见。
中共方面:在什么时间、在哪一点上突击，中央和林彪长达数月未比一致。从东北地区看，先打长春，有利于解放军集中兵力，如敌人增援或出逃，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打下长春后，可解除后顾之忧，利于集中兵力南向作战。从战争全局看，国民党所以没有下决心撤出东北，长春10万大军被困是原因之一。如打下长春，敌人可能迅速向关内撤退，借以保住一个战略集团。有鉴于此，1948.2.7，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以便控制锦州（东北的战略门户、东北与内地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之地）。截断敌人从陆上撤往关内的通道，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即“关门打狗”。

林彪对南下作战，顾虑重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强调先打长春的有利条件，认为南下作战有诸多困难。4月22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林彪攻打长春的提议。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作了试打，觉察到对长春敌人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该城并非一个猛攻就能拿下。于是从5月24日开始，对长春敌人采取围困方式，“久围长困”，军事围困、坚决封锁、政治攻势兼用并施。部队就地练兵休整，以求把敌人困到“山穷水尽”之时，然后歼灭之。十几万国民党军已是靠飞机空投度日，杯水车薪，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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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中共东北局讨论决定，放弃勉强打长春的计划，而执行南下作战的决策。9月，正式确定攻锦打援，即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诸点，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春、沈阳援锦州之敌。
东北国民党军长时间为解放军“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所迷惑，9月12日，北宁路打响，才觉察解放军的企图是在关闭东北大门。蒋介石深感事态严重，一方面令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一方面严令沈阳廖耀湘增援，又海运4个师至葫芦岛，增援东北；令长春郑洞国伺机向沈阳突围。塔山方面阻击增援的战斗异常激烈，情况危急。（关门打狗，国民党必然全力反击，决战胜负难料）（蒋介石如此安排，也是准备撤退入关的一步）
锦州之战后，东北国民党军有两种选择。卫立煌坚持固守沈阳，这无异于慢性自杀；一种是撤退。廖耀湘主张走营口从海上撤退；蒋介石对形势判断错误，坚持陆路撤退。他判断解放军伤亡很大，非经一段时间休整，无力再战；又为解放军一部向山海关移动迷惑，误以为解放军可能进军关内；空军报告，攻打锦州的解放军向北移动，断定解放军不会固守锦州。决定廖耀湘兵团和锦西方面侯镜如兵团配合，南北夹击，夺回锦州，取得撤退的陆上通道。东北野战军决定先抓住廖兵团，进行辽西决战，全歼廖兵团。如果按照廖的主张，从营口撤退，结局是会好得多的。当时解放军就怕敌人走营口逃脱，失去全歼的机会。
沈阳之敌成瓮中之鳖。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敌万余人从营口逃走。锦西、葫芦岛的侯镜如兵团经海上撤往关内，后卫一部被歼。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卫立煌固守政策所造成的，而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是守，是撤，犹豫不决；撤退的时机、路线选择不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⒊淮海战役
淮海战场就是以江苏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的海州，西至河南的商邱，南自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北到山东的临城（今名薛城）的广大地区，是南北、东西纵横都有一千多里的大平原。徐州地处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的交界，陇海、津浦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贯通东西南北，是华东、中原、华北三大区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它的得失常常能决定整个江淮河汉间的胜负局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首先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和海州上去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称:“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1月，辽沈战役结束，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已经有靠拢的趋势，且国民党刘峙集团有可能向津浦路两侧收缩，尔后向江南总撤退。根据这一判断，中央军委认为有必要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原来设想的作战规模和范围，是限于鲁南和苏北进行，歼灭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一部；作战兵力主要由华东野战军进行，中原野战军进行配合。面对新的情况，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作战规模，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将刘峙集团歼灭于淮河以北，或长江以北地区。但是，一些基本的作战原则，如“攻点打援”、首歼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等完全获得了成功。

9月24日7时，粟裕致电中央和华东局、中原局:“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中央当即复电粟裕:“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11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根据敌人重兵密集的特点，我军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敌徐州刘峙集团的右翼劲旅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其右臂。
淮海大战发展得如此顺利，使粟裕产生了打更大的歼灭战的想法。他经过反复考虑，于11月7日、8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军委建议:“截断徐敌陆上退路”。我军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是“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以黄维兵团为第二步歼灭目标。这是一个全歼敌徐州集团主力的宏大计划，中央对此高度赞赏，并决定予以采纳。


蒋介石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企图在徐州地区以重兵堵防的办法与我军决战，守住中原，防御江北；战局对他不利时，他便将主力撤到江南设防，巩固长江防线，阻止我军过江。他精心部署了“一点两线”战略设防，即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和津浦十字线上，布下80万大军；采取“固守一点，四方驰援”的战法。
⒋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胜利后，下一个打击目标必然是华北傅作义集团。是撤，是守，蒋介石、傅作义举棋不定，各有算盘。
11月上旬，南京军事会议，专就平津地区防务问题作了研究。蒋介石因为东北惨败，为了保存实力，巩固江南防线，想将华北军全部由海上南撤，答应傅作义担任东南行政长官。但是，美国主张坚守平津，企图以傅作义集团，牵制我华北与东北两大野战军，以便争取时间使蒋介石在江南重整军力，卷土重来答应直接向他提供援助。
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离开察绥撤到江南，就身不由己了，必须抓住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否则就会被蒋吃掉；他的基本队伍是绥远人，海运宁沪有困难；从陆上撤，几十万大军连同物资，要经过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要通过黄河天险，还有中原、华东野战军的堵截，也很难以实现。他想西撤绥远老窝，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便于尔后作战，又担心一部分国民党嫡系部队带不走。而固守平津，既可以全部控制所以华北部队，又有美国的援助。
在南京，傅作义向蒋介石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华北局势不像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绝望；（二）对扭转华北的危局还有办法；（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偏安江南”一语使蒋介石深受刺激。不战而放弃平津和整个华北，实在是不甘心。而且，不战而逃，将会使本来就涣散的军心更加动摇，以后整个局面将更加不可收拾。最终，初步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蒋介石要傅作义收缩兵力，把主力集中在平、津、唐三角地区，控制海口，以一部分兵力维持平绥交通，并伺机南撤。傅作义并没有完全按蒋介石的意图办事。他只是把蒋系收缩到平津地区，保障从海上南撤的通道和抵抗东北我军的攻势；而把自己的嫡系部署在北平、张家口之间，保障西撤的通道。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初步设想是:夺归绥，解放绥远；同事夺取太原，解放山西；然后集中华北野战军的兵力，连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合力围歼傅作义集团，解放平津。大致在1949年上半年发起平津战役。局势迅速发展，敌人已成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或西窜，就成为战役指导的关键。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制定了“抑留华北敌军就地歼灭”的方针。为了不刺激傅作义部提早西撤，停止攻夺归绥；也停止攻打太原，使傅作义不感到孤立，不下决心撤退。指示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不使敌人从海上逃跑，在包围态势下进行休整。为了进一步稳住平津之敌，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新华社和各电台多发东北锦州等地我军庆功、开会、练兵的消息，迷惑敌人。
1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要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逃。”同时还决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命令淮海战场在歼灭黄维兵团以后，留下一部分敌军，“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为了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在这期间，军委决定利用傅作义想同我谈判拖延时间的机会，将计就计，准备同他谈判，以稳住敌人，不使其下决心逃掉。我淮海前线和华北前线对敌采取“围而不打”或“围而不隔”的办法，互为呼应，暂缓攻击，好比给敌人一颗定心丸，可以麻痹敌人，使蒋介石暂时不决定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幻想在江北拼下去。这样，我军就可以争取充分的时间，以便两个战场互相配合，钳制敌人，以达到“关门打狗”、歼敌于江北的战略目的。
平津战役，党中央采取军事攻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以强攻的手段，逐一夺取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即“天津方式”；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国民党军，从而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即“北平方式”；加上后来解放绥远时所采取的“绥远方式”（即“目前应让它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使其在政治上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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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然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三种方式对于我军加速解决国民党军的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⒌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发起时间及北平和谈的关系。中央军委最初设想的渡江时间为1949年3月底。后具体确定为4月10日。以后经过多次更改，定为4月20日。作战日期的变更是与正在进行的北平和谈紧密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和谈有利于人民，一方面加紧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则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这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必须服从政治。关于渡江战役发起时间变更的次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即8次或9次。有的学者著文作了考证，指出变更数应为15次。
斯大林是否曾经劝阻过长江的问题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明的文章《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首次披露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主张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因而这一说法十分流行。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发表余湛、张光佑的文章，通过查阅档案和访问权威人士，极力证明1949年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没有转达斯大林劝阻我过长江的口信。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米高扬的确转达过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警告，试图阻止解放军过长江。学术界关于此问题，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
但是，根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材料，米高扬秘密访问报告，陪同人员回忆，师哲回忆录，都没有说斯大林劝阻过长江。中国方面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档案，无法证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会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是根据苏联对华政策的个人主观认识。

参考书目:
《孙子兵法》
《毛泽东军事文集》（四、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孙克骥主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本书收入文稿共65篇，抗日战争时期27篇，解放战争时期38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辽沈战役亲历记，1985；平津战役，198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南京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江苏古籍，1999
袁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
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黄友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档案出版社，1992年。
张平等:《解放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
郝智慧:《邓小平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张正隆:《雪白血红》，:解放军出版社，1989
《辽沈决战》，人民，1992（全书共辑录了40余位亲自参加过该战役的老同志的30余篇回忆文章。披露了战争过程、战前的准备以及军事调处、剿匪、根据地建设、财经工作、城市接管等情况。）
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刘广志:《平津战役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刘统:中原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
袁德金、刘振华: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
刘斌斌:《解放战争军事史研究述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续二)，《军事历史研究》，2002，4
邓野:《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刘信君:《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徐燕、姚旭:《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演变》，《党史通讯》l 983年第7期；姚杰《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方针之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江绍贞:《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起义述评》，《近代史研究》l 993年第4期。



第十六讲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溃败
一、国统区经济
⒈战后接收
  在国民政府对敌伪财政、工矿、交通等项事业的接收工厂中，由于机构混乱，官僚的腐败，致弊端丛生，人民怨声载道。“劫收”或“劫搜”。“三洋开泰”:爱东洋、捧西洋、捞现洋。“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劫收”严重损害了国民党自身肌体。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伊始，贪污腐化现象就已经滋生，抗战期间军政官员借机大发国难财，接手则使各级官吏贪污腐化普遍化。“劫收”不仅使其吏治更加腐败，军纪荡然无存，派系斗争激烈，组织涣散，自身肌体受到极大损害，而且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空前不满，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国民党的败亡。（崔广陵:《“劫收”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迅速覆亡》；尹书博:《“劫收”对国民党政权衰败的影响》，《党史教学与研究》，1994.2；1990.5）负责解决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象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邵:《胜利前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P76、87）
2.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通过对财政金融、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的接收，国家垄断资本集团进一步发展。“四行二局”迅速发展，成为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扩大对工商业的投资，干预着社会经济生活。1946年11月，又宣布成立“中央合作金库”，使国家垄断金融资本发展到“四行二局一库”。国民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办法和立法手段打击民营银钱业势力，据1946年6月统计，除解放区外全国3489家银行分支机构中，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达2446家，占70%以上。这年年底，存款总额548881万亿元，占91.7%，私营银行存款额只占8.3%。
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通过对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开发、利用和贸易活动，已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重工业垄断资本集团。胜利后，资源委员会负责对日伪重工业资产设备的接收工作，接收的日伪资产总产值，估计在18亿美元左右，实力大为膨胀1946年5月迁回南京后，又从经济部划出，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属机关，“专任国营基本生产事之责”。（翁文灏:《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P308）1946年底，它所拥有的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在法币10万亿元以上。它垄断了全国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电工、机械、建筑材料、化工、造纸和制糖10个行业，拥有291个厂矿，员工22万多人，总资产52442亿元以上（《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1948年1月版）。
资源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就是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的、一个从事重工业开发、设计和建设的职能机构。由于它的资金来自于政府，并与国防和国家基本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受控于执政的国民党和政府，又采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并逐步对重工业和部分轻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因而其性质当属国家垄断资本经济。
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了一批日伪经营的纺织、缫丝、制糖、造纸等轻工业企业。1945年秋在行政院第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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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上，宋子文提出将这些没收的工业企业分别建立几家由国家统一经营的公司，于是一批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相继建立，其中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规模最大，仅次于资源委员会。
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高官和军阀以手中的权力，在各地或本地创办了一批企业，为其派系、地方势力或个人直接谋利益。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利用长期担任要职，以私人、儿女、夫人、名义投资的企业相当多，涉及到金融、工业、商业诸方面，可称之为官僚私人资本。除了一般企业的正当经营外，更主要的，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机密信息和丰厚的资金、贷款等便利条件，囤积倒卖，究竟赚了多少钱，是无法弄清楚的。比如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仅据1947年帐面结汇数，已结清的有182万美元，2.1万英镑，4.5万瑞士法郎，尚未结清的有90万美元，出口结售外汇95.48万美元，9.5万英镑和26.6万瑞士法郎。（刘庸:《孔祥熙的私人资本》，《经济导报》第96、97期，1948年版）1947年有人撰文《宋子文究竟有多少财产》说:“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一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重庆《工商导报》，1947.12.5.）1949年，宋氏家族曾把部分财产转移到泰国，估计约3000万港币。（傅斯年:炮轰孔祥熙、《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毛泽东1947年2月25日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宋孔陈四大家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应具有3个要素:这一资本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即它的资本来自政府，并有政府的官员掌握着经营权；这一 资本集团对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具有垄断性；这一资本集团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官僚（私人）资本的3个要素是:这一 资本集团的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某一 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一资本集团的官僚们，利用手中是权力，进行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垄断经营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以饱私囊。）
3.中美经济关系的加强
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前，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势力中，以英国和日本势力最大，其次才是法国和美国。抗日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原有的在华企业，有的被日本侵占，有的退出中国，英法两国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削弱。战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是战败国，他们的在华企业作为敌产，完全被中国没收，唯有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得到了加强。1948年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达13.93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数的45%。在对外贸易方面，在战前对华贸易总额中美国只占17.9%，到1946年上升到57.2%；英国却由战前的58%，下降到战后的4.4%。美国对华经济地位的加强，表明了欧洲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的削弱和国民政府对美国经济依赖的加强。
美国从他的全球战略考虑，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美国认为可以和苏联对抗的力量，只有国民政府，希望把中国这个战时盟国变成战后经济上的伙伴，除了扶持国民党反共反苏外，还要为美国的剩余资本找到投资出路、为战争中的剩余物资找到销售市场。国民党希望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援助，经济援助是作为对政治援助和军事援助的一根支柱，以便有力量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
中美两国政府签定的各类经济协约25项，一类为中方向美方购货或借款合约，如1946年3月《美棉贷款合同》、6月《铁道购料借款合约》、《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8月《购买轮船贷款合约》、《采煤贷款合约》、《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等。这类经济合约的特点属于典型的商业买卖或借款合同，涉及的仅仅是具体的物资与钱币的转移。另一类是中美双边经济协约则不同，它在两国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承诺，主要有1946年1月4日签定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2月20日签定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和1948年5月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4.金融崩溃
内战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接受美国援助和处理日伪资产过程中的各种掠夺活动，积累了近23亿美元的财富，这就是它打内战的本钱。然而，随着内战的进行，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这笔财富很快就被耗光了，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据统计，1946年国民政府赤字率为62.1%，1947年为67.6%。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只好采取滥发纸币的办法，特别是1947年以后，政府的财政赤字几乎全部由发行新钞来弥补。当时国民党在上海有5家印钞厂、几十部印钞机，每天印制法币230亿元，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派人到美国和英国印钞，然后再用飞机、轮船运回国内。国民政府这种不顾一切滥发纸币的行径，加速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在国统区财政经济走向总崩溃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除了加紧向美国求援外，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为了限制物价，稳定市面，1946年初，命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同时开放外汇市场，实行自由外汇政策。企图以此吸引游资，回笼货币，从而稳定物价和财经秩序。起初，这种办法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最初的半年中，金价尚比较稳定，但由于法币发行量继续猛增，远远超过黄金和外汇自由买卖所吸引的游资，物价不久就开始回涨。同时，由于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黄金和外汇投机，各地资金纷纷涌向上海抢购黄金、美钞，又导致了黄金和外汇价格的上涨，引起了“黄金风潮”。结果，国民政府消耗了一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物价却在黄金和外汇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以更快的速度飞涨起来。
于是，国民党只好于1947.2.17，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案》，宣布停止出售黄金，禁止外币流通，改用抛售物资、发行美金公债、库券的办法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然而，美金公债和库券很少有人认购，抛售物资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物价仅相对平稳2个月就再度失控，1947年2—12月间，上涨7倍多，1948年头8个月竟狂涨58倍，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以车载斗量。物价飞涨，币值猛跌，法币的发行数量、物价指数和人民生活指数的上升，都以天文数字出现。这样，法币就丧失了它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基本职能，国统区的经济财政也因此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抛出币制改革这张“王牌”。
  1948.8.19，在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的策划下，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正式宣布改革币制，同时实行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⒈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作为本位币，废除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其兑换率分别为1:300万和1:30万，限于11月20日前兑完。  ⒉以金圆券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限于9月30日前兑完，过期未兑者，即予没收。  ⒊所有中国人（华侨除外）均需在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其外汇资产数量，并移存中央银行保管。  ⒋各地商品及劳务均应按8月19日的价格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监督执行；在上海等都市实行仓库检查并登记其进出货品；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水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
币制改革开始后，国民政府极力标榜改革为“稳定经济”、“保障民生”所必需，事关“国家民族荣辱祸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公然提出将以“最大之决心”，对于一切敢于危害改革的言行“予以严厉制裁”。与此同时，政府下令将几个主要城市划为经济管制区，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任经济督导员，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以监督各项经济指标的执行。
上海由于是重点管制区，蒋经国又持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因此管制十分严厉。蒋经国一到上海，即摆出一副铁面无私、不畏强暴的架势，声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蒋经国本着挽狂澜于既倒、励精图治的精神来到上海打虎，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敢抓。他亲自指挥一个庞大的经济警察队伍，日夜出没于市场、库房、码头等场所进行搜查。他先后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私套外汇、隐藏黄金等罪名，将一批老板、经理之类64人分别予以判刑、处死或逮捕。在国民党的高压下，人民不得不拿出金银和外汇兑换金圆券，商人则被迫抛售所有货物，物价被强行限制在8月19日固定的水平上，国统区的经济财政一度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自身存在着种种弱点，完全违背了货币经济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挽救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相反，在不到2、3个月的时间里，它就走上了全面失败的绝路。
首先，就金圆券发行的情况来看，国民政府宣称，此次发行的金圆券以20亿元为限，国营企事业及敌伪产业的股票资产3亿美元作保证，还有黄金白银、外汇2亿美元作准备金，并规定每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712公分。但事实上，国营企事业和敌伪产业的股票资产除一部分债券契据外，打都是清册目录，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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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行基金入帐；黄金白银外汇储备，也早已被外贸上的巨大贸易逆差和内战消耗殆尽，5月31日，实际上只有金银外汇量874万美元，到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这一数字只有更少。因此，所谓金圆券，除了它上面印有“金圆”二字外，与黄金根本没有联系，不过是纸币而已。
至于说金圆券是限额发行，那更是自欺欺人。20亿元限额本来就大大超过当时社会上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约为其10倍；并且，这个限额也很快被突破了。国民政府索性于11月13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撤消20亿元的发行限额，金圆券的发行量如脱缰的野马，急速扩大，年底即增至83.2亿元，1949年1月更增至208亿元，1949.5.25截止，金圆券已发行80万亿元。实际上，金圆券改革就是用一种新的、速度更快的恶性通货膨胀取代了原来的通货膨胀。
管制经济政策:金圆券既然并无准备基金可言，又处于不断的膨胀的状态之下，它的发行就不能不借助于政治力量和警察手段。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管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行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以维持金圆券的信誉；二是强行限制物价，以造成“平价”的假象，掩盖金圆券膨胀的事实。强行收兑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一些豪门富商想尽千方百计将黄金白银外币藏匿，拒不兑换金圆券。11月13日，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金银外币私有，解除禁止流通和买卖的禁令，并把金银外币与金圆券的兑换率一律提高5倍。此令一出，社会上又立即掀起了一股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的风潮，国统区的金融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至于限价政策，同样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完全是依靠强制手段将物价冻结，并没有严格的控制金圆券的发行以减轻其对市场的压力，自然不可能长久。政府的限价基准——“8•19”物价是在多次涨风之后形成的，与商品的实际价值完全背离，许多工厂、商店亏本，不得不停产或关门。一些大资本家为了避免受限价的损失，大量抽走生产资金，转移外流，致使生产急剧萎缩，物资日益短缺，一些富商豪门乘机囤积居奇，大搞投机活动；各地又发生了市民枪购物资的风潮。于是，政府被迫于10月31日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从第二天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像洪水决堤一般飞涨，12月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上涨到834倍，到4月15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至此完全失败。
  国民党希望经济改革为它业已瘫痪的经济体注入一剂强心针，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金圆券的急速贬值和彻底崩溃，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总崩溃之中，这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败亡。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打破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幻想；加深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左倾化，他们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遭到了迫害，使他们开始赞同中共的土改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
二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长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过渡型经济。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指引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播散到全国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全面确立。
土地改革  1945年毛泽东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减租减息’这个政策，入关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的达到‘耕者有其田’。”随着战后局势的发展，中共在1946年改变自己的土地政策，再次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仍然是一种过渡性政策，带有相当程度的妥协性，这同当时尚未完全破裂的国共谈判有关。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内战的迅速发展，中共加快了土地改革的进程。1947年7—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党的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正式形成。它反映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取得土地的方法上，是以剥夺为主，辅之以赎买。在土地分配上，办法简便易行，主要采用拉平，即按人口或户口平分，在这个原则下贯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种方法不仅使土地达到数量上的平均，也达到质量的平均；其消极方面是容易陷于绝对平均主义。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指示前的土地政策(1945.8-1946.4):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第二阶段是五四指示后的土地政策(1946.5-1947.6):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转变。第三阶段是土地改革运动中期: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1947.7-1949.10)。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情况，总结了党二十年来特别是“五四指示”以来的土地改革经验，决定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主要内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废除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前的一切债务；对土地统一平均分配，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土地的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归个人所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家居乡村的人民解放军、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和家属，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地主及其家属、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官兵的家属，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对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要给予保护。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大纲本身存在着的严重缺陷是不容回避的，对大纲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更是不对的。杜敬指出，大纲中的一个缺陷在于规定农民可以在各种会议上自由弹劾和撤换干部，这必然导致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纲最主要的缺陷就是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因为只要实行平分土地，就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必然使土地改革超出了反封建的范围。
以杜敬、王钦民、陈文桂、郭德宏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党的平分土地的政策和做法，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都应当完全否定。杜敬提出，讨论平分土地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平分土地的概念。他考察了党领导土地变革的历史。他认为，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内涵是明确的，平分土地就是指彻底平分，平分的结果是“平”，不平不能叫平分。他认为，这种平分土地的方法，是以各户占有土地的多少为依据，而不是以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为依据。这就必然侵犯到由于勤劳生产而占有土地较多的中农的利益，而同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这个根本目的相违背。他强调，不赞成平分土地，决不等于不赞成土地改革，同样，也不能把土地改革的成绩说成是平分土地的成绩。王钦民运用充足的史料，对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平分土地政策进行了专门考察，进一步指出，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对中农的态度紧密相连，平分土地的真正含义，就是损害中农利益的平分一切土地。陈文桂指出，党使用的平分土地的口号，本来是历史上农民群众在平均主义指导下自发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继续沿用这一口号，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历史的局限，用这一口号作为我们党指导土地改革的一项政策显然是不妥当的。郭德宏明确指出，平分土地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实行过这种做法，并曾得到贫农的拥护，就去继续肯定它，而应实事求是地对它作出评价。


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解放战争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的规模和范围都比抗日战争时期扩大了。这是因为:⒈党具有更加丰富的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互助合作组织能够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健康发展；⒉解放战争发展的要求。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战勤人员也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战勤人员家中负担重。这些问题，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克服困难；⒊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极大的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获得土地后的小农经济，在发展生产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缺少农具、耕畜、劳动力等），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展生产；⒋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两极分化。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巩固工农联盟，保证全体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了基本保证。
工商业政策  解放区不仅拥有广大的农村，还拥有若干中等城市和工矿区。对接收的工厂使其迅速复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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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敌伪的一切统制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着力扶植中小工商业，对较大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也同样给予照顾、支持其发展。
三大经济纲领  1947年后，解放区迅速扩大，一些工商业大城市相继解放，中共面临着新的复杂而陌生的经济问题。12月，毛泽东及时的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党严格执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贯彻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三、战后中间道路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间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纷纷组织党派，发表政见，力图使中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道路前进。中间道路的基本内容是:政治上，核心是自由与民主，远景目标是建立政党政治与多党政治；近期目标是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汉奸除外），党派平等合法，废除保甲制度，用普选的方式召开国民大会，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军事上，军队国家化，保持国防最低限度之常备军，实行征兵制。核心是军队国家化。过去的政治是建立在枪杆子上的，武力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政党政治的传统。经济上，发展民族工业，“计划经济与民主经济相结合”；振兴农村经济，改革土地制度；用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没有经济上的民主，一个职业与生活没有保障的人，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一句空话。
总之，所谓中间道路，就是以民主的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以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吸取世界各国在民主建设上一切好的经验，尤其是吸取英美苏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扩展为经济上的自由平等。
  张东荪:我们以极诚恳尊重的态度来劝国民党，请其抛弃那个偏右的作风稍稍转向中间，同时亦以极亲挚虚心的态度来劝共产党，请其把一些过火的地方与所谓的幼稚病矫正过来，而亦转向于中间的一条道路。（《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 946年6月22日。）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也表现得空前活跃，最著名的当推储安平及其《客观》、《观察》。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是“一场烂污”。他对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关系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其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因而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因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它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只是争夺青年、争夺社会舆论同情的需要。
国民党可恨，共产党可怕，害怕失去自由或被清算。
中国的现状是由武力决定的。很快，国共决战见分晓。中间党派、中间人士有的稍稍偏左，有的稍稍偏右。他们必须马上作出选择。“第三种人”的“第三条道路”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就匆匆收场。（破产之说，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四、《美中关系白皮书》
1949.8.5,美国正式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全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中文译本正文约35万字，连同附件共约100万字。正文分8章，前2章简述1844年以来百年来中美关系史及国共两党历史，作为全书背景。后6章详细叙述1944—1949年5年中中美关系，是全书核心内容。
1949年初，中国内战局势急转直下，中共赢得这场战争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有鉴于此，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趋向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抽身。白皮书的发表，正反映了美国的这种意图，争取舆论的支持和政治主动；另一方面，推卸对蒋政权失败美国政府所负的“责任”，说明其失败在于其“腐败和失去群众支持、通货膨胀及世界上最拙劣的军事领导”。为“失去中国”、为反对派攻击政府对华政策进行辩解；为奉行对华新政策、停止援蒋寻找政策依据。
白皮书的编纂和发表，对国民党政权打击最大，却作了冷处理，敢怒而不敢言，主要是仍然对争取美援寄存希望。
中共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对白皮书展开系统批判。8.14—9.16，毛泽东相继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 ，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六评白皮书”。
6月，黄华、司徒雷登会谈失败后，中共公开宣布对外“一边倒”，对短期内改善中美关系不再抱有希望，因而对美国的立场日益强硬。中共认为白皮书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中共、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憎恨、诅咒和污蔑。依据白皮书的论点，百余年来，美国对中国奉行“友好”政策，中国革命起源于“人口过剩”和“西方的影响”；中共附从于苏联；中国革命是“遮掩”苏联控制的一场“热烈运动”。所有这些，在中共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中共借批判白皮书，揭露美国侵华本质，歌颂中国革命、中共业绩和中苏友谊。
白皮书还公开主张“鼓励”和“促进”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推翻中共统治。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亲美崇美倾向，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怀疑态度，对美国抱有幻想。中共大力批判“美帝的新阴谋”，为确保新中国不被美国“和平演变”策略颠覆，不免要与美国争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扫除知识分子中的亲美倾向。
白皮书发表后，立即招致了国会内外各种集团和新闻界“暴风雨般的辱骂”，实际上是在美国挑起了一场“谁丢失中国”的政治大辩论。最终，美国修改对华政策，重新大规模援蒋；对在中共政策也朝着进一步僵硬方向演化。（林利民:《1949年美国政府编纂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原因与国共美三方政治反映》，华中师大学报，1996.2）

五、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崩溃的原因
美国学者布赖恩•克罗泽（Crozier.Brian）《蒋介石传》，自出版以来，畅销西方，影响巨大，被誉为第一部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真实、完整的蒋介石传。作者称:“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公正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同时，作者也指出:“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的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
政治:专制，自身腐败与派系纷争；经济:恶性通货膨胀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顽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拒绝进行土地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军事:内战不得人心，军队纲纪败坏、官兵对立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正确，无疑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迅速败亡。
（1938年冬，马一浮评蒋介石:“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偏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一流人物。”熊十力:“此人心术不正。”见任继愈:《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2页。）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2000（本分册分为七个部分:战后复员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财政；金融货币；工矿业；农业；商业；交通。反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6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1980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土地改革运动1945 .9一1949.10》，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
河北省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1990（本书选用1946～1952年的档案史料144份。以省级文件为主，也收入了部分地、市、县级有代表性的文件。选材范围，包括当时的冀南、冀中、
作者: lishi    时间: 06-8-17 08:45
冀东、冀晋、太行、北岳、冀热察、渤海等解放区和原察哈尔、热河等。）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山东人民，1993
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江西人民，1987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一1949》，人民，1990
何东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张永泉:《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管春林:《如何看待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近代史研究》1987，l
杜敬:《中国土地改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2，1.
张学强:《1979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鹰犬将军:宋希廉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江苏古籍，199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199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江苏古籍，2000（本分册选辑档案资料共265题，计490件。内容分为:教育行政；教育复员；教育设施；失学失业青年之辅导救济与破坏青年奔赴解放区；教育学术机构与教育社团五个部分。）
李纯青等:《知识分子的新方向》，中国建设出版社1949年
中国民主间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
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合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该书分综述、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回忆文章四个部分，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记述了当年文化斗争的各方面的情况。）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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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峡、赵金鹏、全祥顺、夏从亚:《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年
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
(美)布赖恩•克罗泽著、封长虹译:《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德）施德曼、费德林史坦著，辛达谟译:蒋介石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郭永学、吴祖鲲:《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吉林大学学报》1992，5。
作者: 总统    时间: 06-9-10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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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edweed    时间: 06-9-20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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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levenran    时间: 06-9-22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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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华中师大    时间: 06-11-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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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gw2003222    时间: 06-11-21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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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enxian0    时间: 06-11-27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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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junming49    时间: 06-11-29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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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uospark    时间: 07-2-14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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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诸葛仕林    时间: 07-2-19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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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anshen0917    时间: 07-2-23 12:11
果然不错，多谢好帖！
作者: qianjun    时间: 07-3-19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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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angmingye    时间: 07-3-19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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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ejungaosheng    时间: 07-6-26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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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uzierzisile    时间: 07-10-29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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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eikun618    时间: 08-1-14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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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鹤天涯    时间: 08-4-13 10:20
谢谢楼主！！
作者: juliano    时间: 08-4-16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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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xb1984    时间: 08-11-22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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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uever    时间: 09-1-13 22:22
谢了，谢了
作者: liuever    时间: 09-1-13 22:24
谢了，谢了
作者: cuirui880513    时间: 09-2-18 21:12
谢谢！真的是辛苦了！
作者: changhenge    时间: 09-2-20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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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gqq1    时间: 09-3-8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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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uansihu    时间: 09-9-22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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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10kybs    时间: 09-10-6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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