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简析汪精卫集团投日原因

简析汪精卫集团投日原因 作者：周学锋



抗战胜利六十多年了，但中国人民流血牺性，前赴后继，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忘记。在抗日的潮流中大大小不的利益集团有的顺应民族觉醒的潮流，有的屈膝妥协，其中“汪精卫集团”的对日投降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中日关系史中最可恨、最可耻的一幕。
一、汪精卫核心集团背景
       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以汪精卫为核心建立了对日妥协的伪政权。这个核心都有什么人组成，他们出于何种原因参加这个政权呢？
姓名 年龄 学历 姓名 年龄 学历
汪精卫 57 留日、法 温宗尧 73 留英
陈公博 49 留美博士 江元虎 57 留美博士
周佛海 43 留日 陈璧君 49 留法
褚民谊 56 留法博士 梅思平 44 北大毕业
林柏生 38 岭南大学 蔡培 45 留日
李圣五 40 牛津博士 袁愈佺 35 留日
丁默顿 37 大学 邓祖禹 48 湖北武备
陈春圊 40 中山大学 伍澄宇 42 留日
罗君强 38 大厦大学 杨惺华 33 国立交大
王荫泰 52 留日、德   
（据凤凰出版社《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04年4月 南京档案馆  整理）
    该集团核心汪精卫，在出逃河内前任国民党副总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陈公博任国民党中执委委员，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等职。周佛海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褚民谊任行政院秘书长、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部主任。即使其中资历最浅的袁愈佺、杨惺华等。在南京伪政权成立前也分别任交通银行信托部主任及经委会铁道部工程师。这些人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留过洋的占近70%，留学日本的占30%，大部分已过不惑之龄，其中部分人已过知天命、耳顺之龄，收入都有保障，依食无忧。
    此集团的另一个特点是清一色几乎都是文人，这样的政治集团在中国近现代政权构成上不多。这样一个文人集团，社会文化精英阶层为何自甘下贱，屈膝媚日，卖身投靠？其主因在于对于汪精卫的支持，而汪精卫的投日又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二、国际国内危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借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开始向奉天进军。关东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从中国分割出来，并于一九三二年初使其变成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在这一事件中，中国赖以保障自己的是国际联盟盟约和九国公约。日本对满洲的占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一次明目张胆地破坏集体安全。而在当时“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在恐慌的边缘颤抖；魏玛共和国行将灭亡；美国陷进了经济萧条的泥坑。”①斯大林被国内问题弄得筋疲力尽，而且担心想像中的来自西方的威胁。②国联在中国的无限期待中派出李顿调查团一年后，调查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辩论会上遣责日本。为了突出表示日本的蔑视和国联分文不值，1932年一月，日本又进军上海，接着退出国联，攻占热河省，然后又进入河北省，在北平与天津之间建立了一个三十到四十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并通过同中国政府谈判或者说强加给中国的“塘沽协定”使这一行动合法化。③

    1934年，日本外务省长官天羽英二发表声明，日本以“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监护人”自居，宣称有权反对共它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支持，不许中国利用其它任何国家的影响来抵抗日本。而“列强对此只会大喊大叫一番，美国只会撰写照会而已，然后大家将再次接受既成当事实。日本不会遭到中国也不会遭到整个世界的认真反对”。④   
    而在1932年，日本陆军部次官小矶国昭公开宣称“自称职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办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3000万人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的神圣义务，重建秩序”⑤
    人必自辱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九二八年末，中国在名义上统一后，建都于南京。此后至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为止的十年中，国民政府从未真正统一过，中国陷入了十年内战。在国民党内部党务系统先后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黄辅系、元老派、CC系统等，在军事上有新桂系、国民军系统、晋系阎锡山、粤系、东北军系统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如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山东韩复蕖等割据自雄。在国民党军队之外，有正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不断受到政治和军事挑战，蒋介石同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济琛、东铬枢、阎锡山等先后发生武装冲突，同时国民政府的军队对共产党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饱受战乱和旧军阀盘剥的中国本该进行恢复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时期，重新统一后国民政府错过了发展的最好时机。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仍然是一个管辖权有限而且权散的政体，其所统治下的四亿人仍然陷在人力的农业和运输传统中，众多青年和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仍然受宗法家庭约束。⑥它始终纠缠在同各省军阀势力的政治、有时是军事的斗争中。……自从1931年日本攫取了满洲以后，南京的重要财源即被切断，中国政府只得通过它自己的军国主义来寻求解脱。国民党也处于迅速的衰朽中，对于党员从来不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实行党的纪律。1928年，蒋介石曾说过：“党员不再为主义或群众奋斗了……革命者变得堕落，表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1932年干脆宣布：“中国革命已经失败”。⑦
    1933年，长城古北抗战正在进行时，上海“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一切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还是纸醉金迷，肩摩辐凑。”⑧而前线“各路军队都败下来了，打败仗不要紧，他们已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宋哲元的军队已撤过了长辛店。”（9）最滑稽的，于学忠恐日军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军官听见，一定要参观，屡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学忠只得派了几个参谋陪他们去看壕沟。”⑩
三、汪、蒋矛盾与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当时最有可能继承孙中山之后的是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二五年十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粗卫被推举为主席。八月二十日，廖仲恺遇刺，国民党内再次洗牌的结果是胡汉民被逐，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而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一九二六年，广州“三·二0”事件爆发，汪精卫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由于受蒋介石的排挤压迫，被迫辞职赴欧。这是汪蒋第一次冲突。“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的中实。”（11）当口若悬河、才气横溢 的汪精卫已在提出革命纲领，灌输革命热情时，蒋介石还只是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不知名的二等兵。当汪已获得革命英奉劝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蒋介石却正在北海道经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至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时，汪精卫已经和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共事二十年了。这二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是汪，（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12）自第一次受蒋介石排挤至全面抗战十年，汪精卫一直在走下坡路，而这几乎都是与蒋介石斗争或蒋介石施展权术和阴谋的结果，这对于汪精卫后来决定投靠日本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春，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蒋介石再次组织军人政权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汪精卫踌躇满志的由法国归国收拾局面，蒋介石公开的通电中说：“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示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13）而私下托李石曾设法阻止汪精卫回国。（14）汪回国后至武汉的第三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这是无异是给汪精卫当头一棒，也一脚踢开了对汪精卫的承诺，汪精卫愤怒异常，武汉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接着由于蒋介石北伐败仗，“八·一二”通电下野，宁汉合流，汪精卫第一次对蒋介石占了上风。但好景不常，十二月，广州革命爆发，陈公博等联合张发奎驱逐广州李济琛被认为是“共党爆动”的前奏，桂系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一方面请愿讨伐广州，一方面“白健生（祭禧）竞直接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精卫）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15）于是汪精卫只好“向中央提议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务，解铃还需系铃人，并愿将召开四中全会一事由蒋介石办理”。而后汪精卫同其集团的顾孟余、陈公博、井乃先等身负国民政府查办令被迫出洋赴法国。
    汪精卫出国后十分愤懑地说：“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縻。”（16）上台、下野，下野上台，汪精卫再次败北出亡。不甘心坐冷板凳的汪精卫指挥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王法勤组织国民党改组派，积极为汪精卫再次出山制造理论和舆论。在改组派的积极活动下，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张发奎在湖北通电举兵反蒋。九月二十四，汪静卫、陈公博、王法勤等以国民党二届中执委名义发布《讨伐蒋中正宣言》，二十七日，桂系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广西反蒋独立，接着冯玉祥部孙良诚、宋哲元、阎锡山部商震联名通电拥汪反蒋，河南唐生智却加入，一时声势浩大，于是汪精卫回国再接励，刚至查倦，湖北张发奎军事失利，桂系又被广州陈济棠所败，唐生智败于阎锡山，汪精卫再次出国，到了新加坡。（17）一九三0年三月，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也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汪、蒋之争，汪精卫第三次败北。
    一九三0年五月，“反蒋的阎、冯、桂在军事上联合起来，中原大战开打；八月，西山人议派、改组派，阎锡山的代表冯玉祥的代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在北平召开了由汪精卫主持的“政治扩大会议。”不久，张学良南下，冯、阎、桂败走，汪精卫第四次出亡，一路到了香港。
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内因蒋介石幽禁胡汉民再次联合，五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又一次当了国府主席。（18）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敌对的党内派系暂时联合起来了，林森当了国家主席，蒋介石当了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汪精卫集团的陈公博、顾孟余等十几人也分别被安置了部长、次长等要职。汪精卫就职行政院长当日，正巧是上海“一·二八”事变。汪蒋合作之始倒是步调一致。一月三十日，汪在开封演说称政府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蒋介石正忙于剿共，他认为必须行要内而后攘外。把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消耗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分散南京的力量，让共产党军队得到好处。（1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转自《通政内幕1937-1945》P41页）因此蒋介石“发出通电了，他明白地反对对日绝交和宣战，说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20）然而蒋汪合作没多久，汪精卫再次愤而辞职，原来汪精卫因李顿调查团至东北，希望从外交上对其施加影响，在北平去拜会张学良，而张学良闭门不见，晚上同宋子文去北海划船取乐。汪精卫愤而回南京，山东又路遇韩复榘，汪又劝韩出兵抗日，又碰一钉子。汪回南京后，热河前线告急，汪精卫屡电张学良敦请张学良出兵抗日，张学良要财政部筹五百万军费，铁道部等三百万，行政院每月筹款三百万助热河抗战，（21）汪精卫愤而通电辞职，并邀张学良同辞，结果是华北57将领联名与张学良共进退，张学良辞北平绥靖主任职后反而由军委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此后又是山东韩复榘、刘珍开打，而后是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混战，接着是李顿报告闭公开发表报告书，内忧外患，而汪精卫发现行政院的命令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忍受了恶名，于是蒋汪合作暂停，汪精卫又被逼至德国养病。一九三三年三月张学良因去榆关，失热河而“再也不好意思留在北平，通电下野，准备出洋到国外。”（22）而国民政府再三促汪精卫回国，再任行政院长，蒋汪再次合作。
    此时日本直逼平津，汪精卫不再高调抗日，批准了表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且辩护说“人谓者以不抵抗而失地，今以抵抗而失地，此言诚然。苛一量度现有国力，则抵抗之不能得到胜利，固自始而知之。知之而犹抵抗，亦惟视其力之所能至，以行其心所安耳。”（23）此后，他由恐日而转向媚日，“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调解中日间一切纠纷，各使互相猜疑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斥，互相伤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天的消除，庶几总理对于当日中日携手之希望可以期其实践。”（24）然而蒋汪合作又因汪精卫遇刺而破裂。正如陈公博所说：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地里还在争领袖……
    以上是主观的，论到客观，在南京的几年中，汪先生的受气，恐怕不在广州非常议会之下，让我简略写点出来：
    一个行政院，它的作用跳不出军事财政外交三者。汪先生初入南京，宋子文劝汪先生不要管军事，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宋子文的说话，自然是受蒋先生的命令来说的，那些话哪里是劝告，简直是警告罢了……。
财政一项也为宋子文绝对把持，用人是专断的，政策是秘密的，汪先生初到南京，想介绍唐有任做财政次长，子文很干脆地拒绝。财政部所做什么事，行政院再也休想知风声。宋子文这位先生，他把持财政的情形，不独把汪先生挤在门外，蒋先生有时也蒙在鼓里，后来蒋先生再忍不住，压迫他辞职，换了一个听话的孔庸之（祥熙）。但孔老先生是只听蒋先生的话，而绝不听汪先生的话，就是法币政策罢，那是国家何等重大的事，喧哗孙哲生（科）也给他秘密通知了，可是对于汪先生就只字不提。提出预算案呢，发行公债哪，增减税率哪，事前绝不讨论，都是临时提出行政院，非立刻通过不可，也非立刻实施了不可。宋孔两位亲戚真是萧夫曹随，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提出议案，而是指挥会议。
说到外交，汪先生也是难于做主的，那时的外交，还说不上方针，全国只是瞎跟着国联，以为国联等于英国的国会。英国的国会权力，除了男不能变女，女不能变男之外，什么都可以解决，不过巴力门是英国的国会，而国联是世界的国会，一般中国人都那样想。外交部长罗钧任先生根本就不谈，也不想方针，私室内摆下一副牙牌神卦，遇到外交紧急之时，摆摆牙牌以卜休咎。赶到罗钧任去职之后，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那时岂止外交情报蒋先生没有尽量告诉汪先生，连在北方的黄膺白（郛）委员长，也未必得到蒋先生的情报。一次黄膺白很愤慨了，对着我们公开说：“要我对付日本人，连一点消息都不给我，哪能够？还有更痛苦的，蒋先生答应了日本人什么也应该通知我。常常都这样，日本人来要求，我拒经，他说蒋先生已答应了，赶到我打电话问蒋先生，果有其事，但为什么不通知我呢？”……
军事、财政、外交，三项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信纸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管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25）
    蒋汪合作的分歧与矛盾日益突出，而与此同时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由于蒋介石批准的软弱的《塘沽协定》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攻击，由于汪精卫为外交部长并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辩护，这种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汪精卫。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后不久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同时由于民众情绪的高涨汪精卫被冠以“媚日外交设计师”的帽子，“一·二九”运动后外交部次长唐壬在上海被暗杀，一九三六年二月，汪精卫再闪因症赴法疗养。在欧州，同样面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威胁，英法的软弱妥协外交给汪精卫很深印象，“他已明了国际的情形，国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英法对于中国是不愿帮助的，美国更是保持孤立的，苏联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愿意担上千钧重担，对于他毫不知情的墉沽协定也担上两肩，大概他那时已决心希望对于中日问题寻求一个解决方案。”（26）
四、日本的劝诱工作
   虽然日本不断通过战争、恐吓和走私等不断夺取领土及其它主权，但却使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日两国都没有绝交宣战，日本也不断试探解决中国问题全面侵华战争之外的其它手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宣称“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中国国民党政府愿意谈判解决仍在华北范围内的冲突，但中国的一寸国土再也不容丧失，容忍国土丧失就是对我们的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27）日本参谋本部（大本营）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庐山讲话后两天主张谨慎行事，否则战争有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这样，日本就会角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在中国陷入泥诏。（28）《现代史资料》第十卷P26-27页）。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与日军胜利，石原的话没有人理睬，被煽动的日本国民也不断提高战争获利的要求，当日本军方相继攻克华北、内蒙、上海、南京和武汉徐州之后，战争并不未按其预想的以国民党政府的还速成投降而结束时，日本侵略者便方弃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将其主力转而指向解放区战场，同时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开始着手阴谋策同国民党政府实现妥协和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发表近卫声明，提出“为了防共，日本军在特殊地区驻屯”，“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地区。”要求日本人在中国拥有“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须向日本积极提供方便。”如果接受上述条件，便可停战实现和平。（29）早在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前，日本已先后在华北、华中扶植了地方伪政权，但随着日本占领区的扩大和军事需要的不断增长，日本人感到需要不同地区的密切配合和集中管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由于几乎在其它部门几乎无法捋手过问，汪精卫重点处理处交事务，每天接到各种和平建议，同时由于中共在抗战中力量的发展，汪系集团还必须考虑抑制中共势力，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通过非正式渠道开始直接同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日本作出了积极响应。
    前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即是中日秘密谈判联系的执行者，高宗武先认识了日本企业家西义显，西主显是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岗洋右的门生。南京失守后，高宗武辞职前往香港，而后奔走于香港上海之间，将与日本方面联系的情报向周佛海汇报（第二侍从室副主任）。高宗武一九三七年底发病期间，找来原外交部亚洲同日本科长董道宁予以协助。董道宁交游广泛，自小居于日本，陶德曼调停期间曾在上活活动推动中日谈判。西义显将董道宇介绍给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影佐祯昭，并建议董道宁赴日本商谈。一九三八年二月，董道宁赴日本，先后与渗谋本部多田俊参谋次长、支那课长今井武夫，参谋本部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董道宁回到香港后与西义显、高宗武和日本同盟在华南分社长松本重治交换了意见，而后由高宗武至重庆进行汇报，蒋介石批复高宗武再回香港进行试探，由于近卫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日本人和高宗武都倾向于让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出面打破外交僵局。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或三日，高宗武秘密进入日本，陪同他的是松本重治，经过松本的活动，犬养健（近卫首相智囊团成员）影值、今井、多田骏与高宗武多次秘谈，犬养提出了由汪精卫“爆破”困难局面，打开和平谈判的建议。高宗武回国后将谈话等资料交给周佛涨，周佛海看到这份报告后，先同汪精卫商量。（30）
   汪精卫最初对高宗武转来的日本建设断然拒绝，但不久，又开始关心起来。蒋介石在撤退时所实行的焦土政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花园口决口淹没了几个省份，而日军还在节节推进，暗谈的战局和抗战的巨大代价以及共产党的发展，对汪精卫等人造成深刻的刺激。（31）《通敌内幕》P257-258）长沙大火，广州失守都使汪精卫开始反对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抗战。他指责“把广州化为焦土只不过是掩盖了军队退却的懦夫行径而已。为什么广州当局会照办呢？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为什么会下这种命令呢？他是接共产党的指示办事而已。（32）对共产党的游击战他更加露骨地说：“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期中，就把空前末有的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而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则把还没有被烧掉的地方通通变成无人区。凡是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大规模抢劫的委婉说不而已。”（33）而恰在此时，由高宗武执行的秘谈好似取得了重要进展，即取得了“重光谈会谈”的几个要点：承认满洲国；日本撤军；防共驻扎；租界返还中国；取消治外法权；是否赔款未定。（34）同时日本首相宣布了“东亚新秩序”政策，保证中日平等，日本在中国无领土野心。她期望同中国合作，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为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国民党政府愿意更换人事组织，以取得新生成果，日本是欢迎它加入东北新秩序的。与公开声明同时进行的还有策动性的渡边工作计划。关于汪精卫行动方面有这么几条内容：“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汪精卫等中国方面行动后，希望日本支援，对中央进行作战，”“在汪精卫等行动后最初阶段，日本方面注意不过度宣传对汪的援助，使汪精卫陷入汉奸立场是不利的。”此外还许细制订了汪精为行动的日期等。（35）但在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田*总领事给日本有电外务大臣去电认为：“我方也难以期待汪精卫立即采取积极的反蒋活动。在目前阶段，只能使国府陈营内产生裂痕，除此之外，不能有过高期望。至于蒋来的利用工作，则多有待于我方的决心与指导。（同上653）
    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汪精卫先王昆明而河口而香港，三人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响应降敌。除了以上原因促汪投靠日本外，积极反苏**也是相当重的因素，这个要素除了投靠日本一途处是没有其它路可走的。


参考资料：
①巴巴拉·塔奇曼《罗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北京商务1984年P185
②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北京商务1996年P101
③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北京商务1984年P191
④同③P197
⑤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P12）
⑥费振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P264
⑦同⑥P266）
⑧（9）⑩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年 P190、P191、P193
（1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南京广西文史1980年P426
（12）约翰·享特·博伊尔《通敌内幕1937-1945》北京商务1978年
（13）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
（14）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P67）
（15）同14；P109
（16）《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7）李理、夏潮《汪精为评传》武汉出版社1988年P183-184
（18）同（17）  P188
（1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转自《通政内幕1937-1945》P41页
（20）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P180
（21）同（17） P203-204
（22）同（15） P188
（23）《国闻周报》10卷18期，转自《汪精卫评传》P216

（24）《周闻周报》卷2第6期转自《汪精卫评传》
（25）同（20），P209-214
（26）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P215
（27）约翰·亨特·博伊尔《通敌内幕1937-1945》北京商务P71 1978年）
（28）《现代史资料》第十卷P26-27页。
（29）古海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手稿，转自中华书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6卷，P279）
（30）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1987 P46-73）
（31）《通敌内幕》P257-258）
（32）汪精卫《走向体面实现和平》P10转自《通敌内幕》260页
（33）汪精卫《在焦土上的游击战》转自《通敌同幕》P261
（34）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闻》P83
（35）《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99第6卷645-648）

[ 本帖最后由 leonhl 于 2007-1-29 01:06 PM 编辑 ]

謝謝
有空會好好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