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有关问题

大城市战略的利弊分析

发展大城市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必须要发展大城市。尤其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城市发展不够。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已有的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的集中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德国低3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大城市发展不够，必须从各方面推进大城市的发展。但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仅靠发展大城市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第一，我国非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地域广大，地区间差别也很大。我国现有的非城市人口仍然高达9亿之多，而且分散于差别甚大的广阔区域之中，人们在理念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极为不同。我们就是将现有的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再扩大，也容纳不了如此之多的非城市人口，所以，仅靠发展大城市是不可能完成我国的城市化任务的。

第二，大城市虽然可以为人们提供便捷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但因为交通、环境，以及水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问题，往往又会使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尤其是大城市中的过度竞争严重，人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使得就业较为困难，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即人们所说的“大城市病”。因此，虽然大城市的发展是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重要环节，但要有一个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第三，由于大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为了解决交通及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必须支付较高的治理成本，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的效率受到影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现在仍然主要依靠成本的比较优势来增加出口的国家来说，单纯发展大城市确实不利于城市化的推进。

第四，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来讲，其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高的生活成本必然限制农村人口的进入，因此，仅靠发展大城市实际上无法实现城市化。从实践来看，目前珠江三角洲对外地农村人口的吸引，主要就是靠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城市对外地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低于中小城市。

在推进城市化、提升城市化水平的进程中虽然仍然要大力发展大城市，但是不能仅注重大城市的发展，还要大力推动别的类型城市的发展。在这里，我们既要批评惧怕发展大城市的观点，不能过度夸张“大城市病”，又不能有单纯发展大城市，忽视发展其它类型城市的观点。

小城镇战略的利弊分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农人口相当高的国家来说，发展小城镇对于城市化的推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从现实状况来看，小城镇的发展确实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小城镇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仅靠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不能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径。

第一，小城镇的城市化成本比较高。据有关计算，以同样的成本，在大城市可以吸纳6-8个非城市人口，而在小城镇则只能吸纳1个，因而非城市人口进入小城镇的成本也就会高，这种高成本恰恰阻碍了城市化，使得有些人宁可居住在农村，也不愿进入小城镇。我国现在有些小城镇之所以既没有上水系统，也没有下水系统，就是因为人口规模太小使得修建上下水系统成本太高，导致小城镇脏乱差的现象极为严重。因此，从成本的角度来计算，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平均成本是较高的。

第二，小城镇的城市功能往往残缺不全，加之规模太小，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限制了小城镇对非城镇人口的吸纳能力。我国目前大量小城镇的城市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主要是因为人口规模太小而无法构建完整的城市功能，而这种城市功能的残缺，又使小城镇丧失了吸引力，甚至阻碍了非城市人口进入小城镇，形成恶性循环。尤其应该看到，小城镇往往形成不了真正的城市文化，给人的感觉好像非农非城，在小城镇中生活的人还并不是真正的市民，而是农民与市民的混合体，因而发展小城镇提升不了城市化的水平和档次。

第三，小城镇对资源的消耗也比较大。例如，小城镇的建设用地要比大中城市多得多，因而对土地资源的消耗明显高于大中城市。据测算，规模过小的小城镇，一般规模收益低，政府承担的外部成本高。有些小城镇的城市化设施因为使用率不高而大量闲置，浪费严重。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必要设施在小城镇若不建设，会使其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低。而若要建设，又因为使用率低下造成严重浪费，这对小城镇来说是两难的选择。

小城镇的发展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应该看到小城镇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径，并把城市化归结为小城镇战略，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辅助方式。

坚持体系化战略

所谓体系化战略，就是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来有效实现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使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在这个城市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区域都有其中心城市或城镇与别的地区或区域相连接，中心城市及城镇相互连接，形成城市网络。例如，任何一个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小地方，实际上都有一个因为市场交易关系和经济联系而形成的中心城镇，再大一点的经济区域就有较大的中心城市，而更大一些的经济区域就有更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然后就是全国性大都市。如果考虑到国际化进程，那就还有国际性大都市。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互补性城市，虽然其功能和作用不同，但每个中心城市都必然要辐射到它周围的城市及小城镇，而且这个中心城市又会受再大一点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以此类推，形成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这种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第一，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非常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格局中，随着各种中心城市或城镇功能的不断完善，其辐射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强，对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使得各种中心城市在吸纳非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会极大地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非城市人口的吸纳。如上所述，仅靠大城市吸纳非城市人口是不行的，只有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城市体系，才能满足我国城市化的需要，使大量的非城市人口进入城市。据测算，我国城市化若要达到75%以上，就需要有能容纳11亿到12亿人口的城市容量，这显然是要有体系化的城市群体，需要发挥各种城市及小城镇的作用，单靠某种类型的城市是不行的。

第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消除“大城市病”和单纯发展小城镇所带来的弊端。如上所述，单纯发展大城市会形成“大城市病”，单纯发展小城镇又会带来“小的坏处”，因而我们必须在城市化中消除“大的弊端”和“小的坏处”，寻求城市化的最佳效应。实践证明，能够实现城市化最佳效应的战略，就是实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用大城市的比较优势，消除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弊端，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弥补大城市的不足，从而实现各种城市的比较优势的组合，使城市化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达到最优，使城市化的经济成本及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最佳状态，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第三，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人本主义的实现。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环境和空间，而体系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刚好能够满足这一点，城市化中要实现的是人对城市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中，由于各种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使得人们进入城市的门槛和生活成本也不同，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求的城市。例如，从工作能力及个人特长上讲，有的人能够在像北京及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有的人则适合于在青岛、大连这样的沿海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还有的人可能比较适合于在成都、西安这样的西部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当然也有的人可能更适合于在县城这样的小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等等。因此，人们需要有一个供自己选择的城市体系，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可以满足这一点。综上，我们应该把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的城市化战略。要在发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区域性大城市的同时，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只有它们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才能高效地实现我国的城市化。
如何正确理解城市化对地理环境影响?
1．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
城市环境——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产物，它包括自然环境以及经过人工改造的环境。
自然环境在城市中已很少见到它的踪影，只有在城市郊区或公园中能看到一点点自然环境的景象：如田野、池塘、自然生长的树木等。在城市中绝大多数是经过改造后的人工环境，如街道、楼房等。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共同构成了城市环境。
主要是高科技带来的新公害，如空调病、电脑辐射、手机的危害、噪光污染等。
2．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
3．增加就业困难，失业人数增多
城市化过程中还会带来其他的社会问题，如贫困问题、内城衰落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
例子：上海的主要卫星城和浦东新区
上海市的地理位置：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中点位置，北邻江苏，南靠浙江，处在长江的人海口位置，所以上海既是海港又是河港。它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城市之一。
上海市近年来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努力控制城市中心区人口的发展，制订了城市规划，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措施
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郊区或其以外附近地区，为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而新建或扩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镇。因其围绕中心城市像卫星一样，故名。
从建国以后，上海市为了分散市中心区的人口，就开始在城市中心区附近地区修建卫星城。
黄浦江以东地区就是1990年以后新建的浦东新区，目前这里已成为上海新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和居住区。这是上海市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采取的第一条措施。
对策：
1．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
原来住在市中心的人，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迁往卫星城和浦东新区，有效地控制了城市中心区的规模。
近20年来，上海市在改善城市交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加宽主干道、修建地铁、大桥(南浦和洋浦)、
城市高架公路等。另外，上海市居民的住房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
3．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
上海市为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近几年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历时两年半的河流污水治理 工程全面通水，苏州河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全线开工，净化空气，大力加强绿化建设等。
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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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21世纪，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新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新问题。

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

中国是在农业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脆弱的情况下推进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城市化率由11％增加到18％，增加了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8个百分点。属于慢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自1958年起实行严格的户口改革，限制农村人口进城。从1978年到1998年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时期，1998年城市化率达到33．35％，20年间平均每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从1998年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从12．47亿增加到13．075亿，城市化率提高到43％，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达到5．63亿（其中主要是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因素，实际不可能有这样的超高速增长）。

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据预测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6．5亿左右，城市化率将达到47％，平均年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如果届时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7亿，城市人口将是8．4亿，农村人口6．3亿。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人口历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不动的，不少城市就是移民城市。比如上海过去比较多的是宁波人、苏北人，真正的本地人没有多少；深圳就更不用说了，绝大多数是外地移民。实际上我国解放初期，人口也是自由流动的，直到1958年开始，才把户口管死了。人力资本的发展主要就是靠流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巨大的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更，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对于世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都有历史意义。

二、走出城市化认识的误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数根据不同的学科和自己的专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争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其健康发展，正确把握城市化内涵，提高认识是完全必要的。尤其要走出当今城市化认识上的误区。

（一）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农民进城。即，城市化≠农民进城。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同时城市化还包括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现象。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即，城市化≠城市建设与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不能只建设城市，而不建设农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农村的事，中央十分强调城乡统筹。在城市化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时，必须及时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城市化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带来巨大风险。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岗位，会带来生活、社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过度城市化教训，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宏观调控，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速度、规模适度的高质量的城市化。

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而广义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的变更则是城市化的综合结果。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城市化的对象不单是城市，也包括农村，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与区域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和动力机制

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和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方针，这种战略也有人称之为体系化战略。即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体系战略，它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利于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不同人的需求及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自我选择。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中，在强调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重要途径”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根据世界经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大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中西部省区还缺少足够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适当增加大城市的个数及其比重是必要的，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过度发展，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盲目扩张会带来许多负效应，如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多种“城市病”。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 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
选择和确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战略，一定要符合国情和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走低成本、节约型、空间布局“紧凑型”、集约化的协调发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过快过大的城市规模扩张，追求高、大、洋、国际化等，导致无序扩张，大量损耗资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间等。中国绝不能走高成本、浪费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节约资源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实现和谐的城市化。
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中国当今的城市化不能单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十分注重质量。而提高城市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我们有一段较长的艰苦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三农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

[内容提要] “三农”问题，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但是“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它的解决涉及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等重大问题。从长远来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走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城市化

“三农”的核心是农民，是农民太多，农民太苦，太穷。我国农村人口近8亿，占总人口的64%，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0%。农业的状况，是劳动生产率还不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很差，农业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大部分地区还是传统农业，农业科技队伍比较薄弱，农业基本建设近年来受到很大削弱。农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就更是这样。农村的文化生活、教育状况、医疗卫生建设、交通状况、邮电通讯状况等离现代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农民、农业、农村的这种状况必然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重要生产部门，农业长期落后于工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协调发展，强大的工业是不可能建立在贫弱的农业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的发展速度上不去，农村穷，农民苦，就不可能形成旺盛的社会需求。如果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够达到城市的消费水平或只及城市消费水平的一半，那么我们的市场容量就要扩大很多，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三是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全社会的安定。“三农”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我们的失误带来的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及发展

1.历史原因

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农业大国，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经济与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维持着简单再生产。这种小规模的经济，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也很难抵御封建地主经济的压迫，因此，大多数的农民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足过。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冲击着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解体。但是直到解放前夕，中国的广大农村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形成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传统农村与少数较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城乡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城乡之间是不等价交换。剪刀差的不断扩大，使农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转移到了城市的资本家及国外的大资本家手中，不断增加的人口与有限的耕地形成尖锐矛盾，战乱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使农村经济凋蔽，大量的农民破产，出外谋生。农村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若不解决农民问题，便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而中国农民若不通过革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

2.政策的失误

新政权建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尽短的时间内，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摆脱近百年导致中国屈辱的经济落后状况。走工业化道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总结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和苏联迅速强大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走这样一条道路，首先遇到资金积累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除去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能够援助一部分外，主要只能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只能是由农业提供。这种积累的提供，又是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这条工业化道路注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要不断地向农业、农村、农民索取。应该说，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使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我们后面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但也无可否认，这条道路又是以损害农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它挤占了用于农业的资金，压缩了人民的消费特别是农民的消费，阻止了农民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造成了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使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特征日益明显。即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

这种二元结构因我们的一些政策失误而更突出和固定化。这里最明显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分割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城乡分割的升学和就业制度，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把人群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农业人口除去通过城市招工、升学、参军转业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转为非农业人口。农民成了世袭的，城里人也成了世袭的。城里城外俨然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度。这种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造成了不少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影响了工作的效率，浪费了国家的资金。这种户籍制度尽管在保持城乡秩序的稳定上，在社会治安的维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人为地把城乡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把城乡、工农这种二元结构固定化，从根本上阻碍了市场化的发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城乡分割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制度。人们努力把农业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主要在于我们的户口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地的证明，而是很多利益获得的证书，是通往农民享受不到的很多利益的通行证。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获得有保证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这在物资丰富的今天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在物资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这却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而农民则必须自己解决这种生活必需的供应。

再次，城乡分割的升学和就业制度。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在城市升学、就业。城市的学校多，教学质量高，升入更高一级学校，甚至出国留学的机会就比较多。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多，而且工作岗位条件较好，待遇比较优越。而为了保持这种差别，就连升学录取的标准城乡也不一样，城市的录取标准要低，而农村的录取标准高，把不少优秀的农村青年挡在了学校的门外。这样必将埋没不少优秀人才。

最后，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城乡社会保障的标准和范围要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确定，但是这个标准再低，范围再小，也总不能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几乎一点都没有。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只是对城里人讲的。一旦成了城里人，特别是成了城里的公家人，那么基本上一辈子就不用担心什么了，生老病死几乎全由国家包了。但是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切几乎都是靠自己。所以农民不敢生病，小病抗着，大病抗不过，就有可能是这个家庭陷入贫穷的开始。

总之，历史的原因以及我们后来发展道路和政策上的失误，使这种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没有得到改变，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因此，“三农”问题也就积累得越来越严重了。

二、“三农”问题与我国城市化道路
1.“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及农村人口太多。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减少农民的人数，把众多的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亦即走农村都市化道路。与此同时，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我们解决城乡差别的根本出路。如果有几亿农民转到第二、三产业，进入城镇，成为城镇的新居民，并交出原来承包的土地，不但可以比较普遍地推行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是每个国家发展历史上都曾经遇到的问题，当然，有的严重些，有的不是那么突出。但是，发展农业，发展农村经济，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使城市和乡村逐渐融合起来，农村人口逐步变为城市人口，农业实行规模化经营，却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

美国在1840年以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10%，1860年达到16.1%，1865年以后，大量移民及工业中的劳动力集聚在几个中心大城市，1880年达到22.7%，到193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49.1%。1998年美国的农业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2.36%。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1949年，由于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不高，因此比较接近：工业化率为12.57%，城市化率为10.64%(工业化率指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城市化率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后逐年拉大。到1992年，我们的工业化率已达50.60%，但城市化率仅为27.68%，只比刚建国时提高近18个百分点。1992年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也达到27%。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18%，加上建制镇中非农业人口数，城市化率才接近30%，2000年城市化率为36.09%。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城市化率，还是包括建制镇非农业人口在内的，而如果只计算城市中的人口，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要低得多，而一般国家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

人为地控制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化率长期低于工业化率，造成农村人口长期不能向城市转移，大量的人口积压在农村内部，农业的隐蔽性失业严重。农民只能在农村办乡镇企业，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吸收了近1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形成了农村工业体系，但是与城市工业的结构基本相同的体系。这种农村工业体系，人为地割裂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局限性。随着城市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力不断加强，由于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的同构性，在竞争中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为了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的乡镇企业过早地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吸收富余劳动力的规模逐渐缩小。因此，只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道路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即既有离土不离乡的，也有离土又离乡的；既有进厂不进城的，也有进厂又进城的。而且从我们现阶段来看，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应该是主要的道路。我们离那种所谓发达过度，所谓城市化过度的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一些发达国家中所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那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城乡一体化，那种情况下所出现的农村工业是更高水平的农村工业，是与城市工业相互补充而非同构的工业。我们是应该注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所谓过度的问题，出现人口过于集中，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即所谓大城市病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要在城市化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的，如果由于害怕这些所谓问题，就人为地延缓城市化的进程，那么，大量的问题就会积压在农村，这迟早也会影响到城市的。

城市化是工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是工业的主要载体。城市化如果一直滞后于工业化，就会严重制约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化滞后，阻碍了工业现代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城市不发展，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设施落后，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发展不起来，人口素质不可能得到提高，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就会影响到就业的容量，农村人口就不可能转移出来，“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以前我们往往想通过农村、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不能说这不是一条道路，但历史发展证明，这不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道路。就“三农”来解决“三农”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道路来解决“三农”问题。

2.调整农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工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出路。乡镇企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2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上交国家税金达1583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4%。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产量年年增加，已占全国相当大的比重。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下，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1998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1.9万个，是1978年的5.7倍。目前全国建制镇容纳了约1.5亿农村居民定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同时，拓宽了农村就业门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已经解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有1／3是通过乡镇企业职212212资收入增加而实现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存在高投入低产出、行业布局和区域布局无序、企业负担沉重等一些困难和问题，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我们应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企业融资、贷款应给予支持，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做到合理公平、一视同仁，积极鼓励乡镇企业提高自我积累和扩大生产。要逐步调整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同构的问题，使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有机联系的产业链条。应积极促使乡镇企业的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特别是要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推动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积极稳妥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济增长逐步完成从粗放到集约型的转变。应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连片发展，积极鼓励乡镇企业到小城镇集中发展。另外就是要抓好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企业要建立科技和资金双向投入机制，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创高精尖产品，创名牌优质产品；要注重人才开发和培训，不断提高企业整体及人员素质。这样不仅可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而且有利于农业劳动力更多地转向非农产业。

(2)改造传统农业。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绝对不是放弃传统农业。应该改造传统农业，要调整好广义农业(农林牧副渔)和狭义农业(种植业)内部的关系。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放弃那些落后的过时的耕作方法或作业方法，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应该注意发展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发达国家的农业，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之所以比较少，就是因为有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样，不仅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很高，而且也可以安排很多人就业。社会越发展，人们的需要就越多样化，也就有越多的工作去满足这种需要，分工也就会越细。分工细，就会提供更多的岗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需要有市场观念，通过市场的发展，发展流通企业，把经济搞活，也同样可以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也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服务水平，而且可以促进城乡的交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4)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民要脱离农业和农村，转入城市，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能够适应城市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民的知识水平及素质却在相当的程度上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农村的城市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现在一些地方由于建设的需要，将部分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农民在失去了土地以后却面临着一个无法就业的问题。因此，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进行各种培训，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3.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鉴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所谓“大城市病”以及我们要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我们采取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是避免了一些国家出现的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个方针也有其明显的问题，即我们把所谓“大城市病”看得太重，另外就是我们企图以削高就低的办法消灭城乡差别，而不是把农村提高到城市的水平。

(1)适当发展大城市。发达国家尽管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表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却预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未来的城乡结合并不是使城市去适应落后的农村，而使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或现代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要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而是使体力劳动者提高到脑力劳动者的水平。城乡结合的过程必然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是城乡分离的，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要求生产力要有一定的集聚度，以方便联系，方便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因此大量工厂聚集在一起(或是在原城市内，或另外寻找新的更合适的地址，比如靠近原料产地或能源产地，或靠近交通要道等等)，于是出现新城市或扩大原有城市的规模。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工业化的发展也改变着农村的生产条件，造成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城市的文明生活又吸引着农村的居民。大量的农民转入城市寻找工作，成为城市新的居民，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各种设施齐全，文化生活丰富，教育发达，生活水平高，交通方便，信息畅通。由于一个城市聚集着很多家工厂，寻找协作关系容易形成，同时大城市又聚集着很多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产学研的一条龙形成容易，特别是大城市又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于是商业也更加发达，生活更加方便。……所有这些，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来寻找工作。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短时间内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但是从长期看，又会使农业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使大量的土地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才可以更好地保持生态平衡。上海城区每平方公里10000人，如果按这个人口密度，10亿人口只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即使达不到这个标准，按5000人／平方公里计算，10亿人只需要2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了。即使密度再减一半，也需要40万平方公里就够了。我们一直强调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类的活动逐渐退出那些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让自然自己恢复。这样，农村的经济水平逐渐与城市接近，到这个时候，农村就有可能吸引一些城市居民回流农村，从事现代高科技农业。这时，城乡才真正逐渐融合在一起，才会真正实现一体化。但这种一体化绝对不是削高就低的一体化，而是高水平的一体化。这种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倒退。

大城市的发展，又会带动周围形成一批中小城市及城镇，形成城镇网络，形成城市带或城市群。没有城市，中小城市的发展就没有依托。这种大城市有着很高的效率，它占用的土地面积不大，却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大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样的大城市多一些，并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倒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必需。我们国家的大城市不是发展太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

(2)合理发展小城镇。把全国所有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或把全国人口都集中在小城镇，这都是不现实的。从中国发展的现实看，可能相当数量的农民首先是向小城镇集中，将来有可能再向大中城市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发展小城镇(包括发展大中城市)，要切忌盲目性，切忌长官意志，切忌违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为了某些非经济的目的人为地去搞什么发展指标，我们吃这种苦头太多了。应该首先向已有一定基础的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集中，不要再铺更多的新摊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县级市、地级市，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落户，将来有可能再向大中城市转移。这样，大中小相结合，当城市化率达到75%-80%左右的时候，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2.5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93.7％，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52至1.92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7至0.9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1 .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 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

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看，有四种类型：二者同步、城市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和逆城市化。
所谓“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力发展城市外围的卫星城镇；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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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学家概括了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前的准备期，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增长期城市化率在30%－60%之间；在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期，城市化率在80%以上。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太多勒，记不住啦。

可以当做专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