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译读（长期更新）

《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译读
　　
译者：张镔
　　　　
译者弁言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新的世纪，中国的人文教育应该展开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是 1840 年后中国向西方学习，播西学东渐之种后开始收获的时期。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成就斐然，历史学也不例外。其中以中央大学历史系最为突出，涌现了不少开山级人物，其中包括柳诒徵，沈刚伯。这些人的特点是都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正规学术训练，并把西方学术思想带到中国课堂实践，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文学术同西方的距离。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建设。
　　
但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现在中国人文教育发展缓慢。
　　
除官方教科书之外，就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人物而言，有钱穆和黄仁宇，他们的特点是自学和半路出家，当时中国大陆民众获得的信息窄，精神产品缺乏，从海外带来的清新空气，如春风化雨，遍传大江南北。但其真正内容，由于自身知识结构问题，视野狭窄，渠道不宽，无法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跟其巨大的声誉是不相称的。
　　
以文学方式讨论历史的知名人士有李敖、柏杨、易中天和金庸，再加上百家讲坛的人物，这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主要渠道。但是，上述的传统，包括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普遍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历史，对文学性和历史性混淆不清，对于历史事件的起因，往往强调人力的作用和对人物的崇拜，而忽视非人力的作用。作者往往缺乏逻辑学、哲学素养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均不是历史学。对于读者而言，除了感官愉悦之外，并无思想上的增益。而一个民族如果整体从戏说的角度了解历史，也必然间接影响到民族素质的提高。

举例来说，一般民众和易中天式的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三国历史，在本书中只有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能够把文学跟史学进行区分，是历史学认识的第一步。可以这么说，以权谋术为核心的三国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人类文明提供有益的经验，对中国文明世界文明均无贡献。三国式的权谋历史概念，对开放性世界性的公民精神不利。内耗型、零和效应的权谋之术，汉蒙汉满之争，等等，均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然而这并不是说文学性的历史和历史学就应该是矛盾和对立的事，相反，历史智慧和思想的普及，本质上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但这取决于作者的思想和智慧，无论其是否历史专业出身。《世界史纲》作者也非历史学家出身，然而，其作品展现的深度，即使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叹服。百年前他对中国的评价，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为什么它（中国）没有把这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保持到今天呢？”

“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组织一个对世界近代科学起先导作用的记载和合作探讨的体系呢？虽然他们的一般训练是礼貌而克己的，为什么思想教育没有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呢？虽然他们天赋才智特别高，为什么中国广大群众从来一直是，而且至今还是文盲呢？”

“情况也许是，中国受教育的阶级因为在它最易受感染（接受能力最强）的年代就专心攻读经书，使得它必然对它曾勤攻久习得这种传统学问有了偏好。很少人会甘愿放弃头脑中久已苦心建立的知识系统（体系），去支持其他新奇的东西。”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第十五版）（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出版，第 29 章第 8 节“中国智慧的束缚”第 629-635 页。）

《世界史纲》也是文学性的，普及性的，但其精神内核是现代历史学的，不会像在中国大陆那些深受欢迎的作者那样，沉醉于古代中国的权谋术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有深刻的社会责任，以全球性的眼光关注人类文明。

另外，分析型的历史学，对国家公司治理制度改进人力动员等等方面，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社会的进步，客观要求社会各层精英对历史学有进一步的认识。
　　
西方学术，就历史学而言，以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为指导思想，侧重分析性研究，是科学历史学，技术历史学，手术刀式的历史学。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韦尔斯提问的答案，还可以对以下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非人力的作用对历史起因的重要性。

古代社会对商人阶层的歧视所造成的后果。古代政府对高利润商品的垄断，古代政府对土地征收高额税，因为有了高额税收，放任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

古代中国是封建的吗？是专制的吗？女人裹足是落后的吗？元清是现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

中国为什么会有朝代循环？科举制度的利弊是什么？儒家学说的利弊？如何认识佛教和其他宗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为什么缺失？

古代和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局限在哪里？

以上种种问题，在本书都可以找到深刻的回答。而这些回答，均不是戏说型文学型的历史学所能提供的。

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世界一流学术能力的证明。哥大历史系四十位一流学者合作，以世界一流的知识和智慧，以古代中国历史为活恐龙化石，展现现代历史学的风采，是一次智慧和思想的盛大洗礼。

本文的翻译，试图接续民国历史学的学术传统，将西方学院派和精英派的历史学术观点，向有意挑战自身知识结构、对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传播。非戏说，非品说，非评说，非演说。

　　“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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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转帖）　　
　　
　　周 秦
　　
　　 在当代的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里，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一所重要的学府。根据一九八三年的一项调查，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耶鲁、柏克莱、史丹佛、芝加哥、密西根、威斯康辛、康乃尔、普林斯顿、宾州大学等学校同列十二大名校之林。在中国研究的范畴里，哥大则超出上列许多名校，而与哈佛、密西根、芝加哥、柏克莱、普林斯顿、西雅图华大等名列前茅。但随着近二十年美国学术重心西移与南移的趋势，哥大与大部分长春藤盟校的学术声望，已有渐趋衰颓之势。虽然仍属名校之列，但黄金时期已渐过去。相对的，许多中西部的州立大学以及西部的加州大学、史丹佛大学等，在许多学科上已有凌驾之势。在中国研究方面，情况亦然。本文乃就现阶段哥大在汉学与中国研究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一介绍。
　　
　　 哥大与中国一向有极深厚的渊源，许多早期的学者与政界耆宿皆出身哥大（如胡适、顾维钧、马寅初、冯友兰、吴文藻……）。在目前国内学界、政界中，亦有不少哥大的校友。哥大的东亚图书馆亦以中文藏书丰富而名闻全美，早在一九0一年，哥大就开设了丁龙中文讲座，并开始收藏中文资料。
　　
　　 目前哥大有关中国的研究科系有二：一为东亚语文与文化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另一为东亚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现根据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之资料，分分别介述如次。
　　
　　一、东亚语文与文化系
　　
　　 本系隶属于艺术与科学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以研究中、日、韩三国语言与文化为对象，授博士与硕士学位。大学部学生亦可以本系作为主修科系。
　　
　　 本系之课程在中国方面，以传统之汉学为主体。师资亦以语言、文学、历史、思想等范畴为主。目前包括下列诸先生：
　　
　　夏志清（教授） 中国文学史、近代中国文学。
　　陈荣捷（访问教授） 中国思想史，宋明儒学。
　　Wm.T.de Bary （狄百瑞，讲座教授）中国思想史，宋明儒学。
　　Hans H.A. Bielenstein （毕汉斯，教授）中国古文，哲学与历史（以汉
　　史为主）
　　Robert Hymes （助理教授）中国史。
　　Marsha Wagner （助理教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
　　Madeleine Zelin （助理教授）中国近代史，清史。
　　Burton D. Watson （兼任教授） 中国古文，经书。
　　
　　 据上列师资阵容可知，本系以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见长。尤以狄百瑞、陈荣捷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及夏志清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允为国际学界之翘楚。另外由狄百瑞先生所负责的通史教育课程及其所举办的中国思想史讨论会，亦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与传播，颇具贡献。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举办的国际朱子学会议，陈荣捷与狄百瑞先生即为其主要推动者（其他负责的学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Bloom 女士、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及哈佛大学的杜维明等先生）。
　　
　　 除上列诸先生外，本系另有负责语文教授的华籍或华裔教师多人。此外本系亦有佛学研究计划，由日本教授 Yoshito Hakeda 负责。
　　
　　 在学授与方面，本系要求主修中国之硕士研究生需兼通日文或其他一种欧洲语文。博士研究生则需兼通中、日文（说，读，写能力）法文（阅读能力）及其他相关之欧洲语文（视其研究主题而定）。除语文要求外，硕士资格包括通过三项有关语文、文化或历史领域的资格考试，并需缴交论文。一般期限约为两年。博士资格则包括六项相关领域的笔试及三项相关领域的口试。主修中国研究之学生在口试部份至少有一领域需为日本学研究，如日本近代史、日本文学或日本宗教等。以日本研究为主修之研究生亦需通过至少一领域之中国学的口试。一般而言，博士修习所需年限甚长，约在八、九年之谱。
　　
　　二、东亚研究所
　　
　　 与东亚语文与文化系相比，东亚研究所是一所较年轻的学术机构。本所成立于三十余年前，以科际合作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体，属哥大之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该院中除东亚所外，另包括南亚、非洲、中东、东中欧、苏联、拉丁美洲等招生之区域研究所，以及国际变迁、战争与和平两所不招生之研究所。东亚研究所除授与主修东亚问题之国际事务学院研究生的硕士学位外，并授与其他各研究所研究生之东亚研究资格文凭 (Certificate)。其主旨在培养各社会科学科系之区域研究人才。凡申请此一文凭之研究生，需修习东亚研究所与其他科系合作开授之课程二十四学分，其中包括：
　　
　　 六学分 中国近代史（二门）
　　
　　 六学分 中国研究之讨论课(Seminar或Colloquium)（二门）
　　
　　 十二学分 中国研究、日本研究或一般性亚洲研究之演讲课
　　 （lectre），其中需包括至少三种学科领域，如政治
　　 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共四门）
　　
　　 获得此一文凭之研究生，仍在其本系（政治、历史、社会、经济，人类、法律或其他与区域研究相关之科系）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但在东亚研究所中所修课程，亦得抵销一部份其本系之课程要求，其规定则依各系而定。目前东亚研究所学生，除国际事务学院之研究生外，以科学与艺术研究院中政治系、东亚系、历史系、人类系，以及教师学院的研究生为主。这些研究生均同时在两所系所中注册，即同时兼为东亚语文与文化系（或政治、人类等等）与东亚研究所之研究生。但前者（各系）授与其正式之硕士或博士学位，东亚研究所则仅授与其一东亚研究资格文凭。亦即前者证明其在本学科中之学识，后者证明其在东亚之区域研究方面的学识。兹以下表为便，说明上述之关系。
　　
　　区域研究所（Institute） 学位名称 学 系（Department） 学位名称
　　
　　东亚（研究所） 资格证明（Certificate） 政治 硕士与博士（M.A.）
　　
　　南亚（研究所） 东亚（语言与文化） (Ph.D.)
　　
　　苏联（研究所） 历史
　　
　　西欧（研究所） 人类
　　
　　
　　
　　 关于东亚研究所之师资，系以各科系中研究东亚问题之师资为主体，目前依中、日两国分为两部分。中国部分之阵容如下：
　　
　　Morton H. Fried （人类系教授）一般人类学、文化变迁、中国人类学问题。
　　
　　Myron L. Cohen (人类系副教授)中国及东亚人类学问题、政治与社会组织、中国海外侨民。
　　
　　Thomas P.Bernstein (白思鼎，政治系教授)中国外交与政治、比较共产制度、政治发展。
　　
　　Andrew J. Nathan(黎安友，政治系教授)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现代化与革命、政治冲突结构。
　　
　　Andrew G. Walder （魏昂德，社会系助理教授）革命社会学、????社会问题、比较社会主义体制
　　
　　Madeleine Zelin （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国近代史 、社会经济史、清史。
　　
　　夏志清（东亚系教授）中国文学史、近代中国文学。
　　
　　胡昌度（教师学院教授）亚洲教育史、中国教育、中国思想史。
　　
　　王念祖（商学院兼任教授）中国经济与商业、经济发展史。
　　
　　Carl Riskin （经济系访问教授）中国经济史、????经济。
　　
　　 除上列名单外，东亚语文系与东亚研究所间师资方面亦有颇多关联，如语文教学工作一律由东亚语文系负责。但一般而言，东亚研究所研究者以当代问题为主，研究途径则为社会科学之方法。而东亚语文系则主要以传统学为研究对象，以古典题材为主。凡涉及现代题材者，以语言、文学、思想等人文学科领域为限。
　　
　　 东亚研究所除担任教学的工作外，并提供许多研究机会给各地的东亚问题方面的专家，例如著名的中国史专家Martin Wilbur（韦慕庭）先生自哥大退休后即留在东亚研究所继续做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机会提供给美国其他大学以及其他各国的研究机构，供研究院人员以访问学者、研究员的身份来哥大从事专题研究。
　　
　　 综言之，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目前是从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两条路径着手，前者旨在培养汉学专家，后者则主要在培养区域研究人才或区域专家。此虽系大抵划分，不必严格划界，然此一分野，目前已是美国各大学之一般趋势。更有甚者，如密西根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更一步将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分立，成立一独立之中国研究中心，但哥大在这方面，尚未能分到此一地步。究其原因，虽然哥大已有浓厚的传统，但目前美国各大学中中国研究经费普遍的减缩，以及区域研究的合作趋向，恐为一因。
　　
　　 在学术评价方面，哥大的中国研究虽属名校之林，但与半世纪前与哈佛等校独霸之势，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显示中国研究在美国普及化的趋势，目前各大学多已有中国语文、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课程，但对于中国经济、法律、思想等之研究，则多未普遍化。而哥大在各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上，尚多维持相当的水准，培养的人才亦绵延不绝。
　　
　　 在出版物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学丛书一向颇具声望，近年来仍不时出版。基中如狄白瑞先生主持的宋元明儒学与中日韩新儒学的研究出版计划，亦颇具影响力。另外由东亚研究所出版的《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  季刊，目前已停止发行。
　　
　　 在图书馆方面，哥大东亚图书馆藏书逾三十五万册，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等。其收藏重点，以中国古代史、现代史、地理、地方志、文学、宗教、艺术、考古、家谱、人物传记等范围为主。其中家谱，族谱约 1，500 种，为海外此类资料的最大收藏者。另外方志之收藏，亦颇具名声。此外，珍藏吕并包括 1169 年的乾道明经图、1268 年的齐乘、《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及李约瑟《中国科学家传记》微缩复制品一套等。此外哥大东亚所进行的中国近代名人口述计划，如顾维钧、胡适等人之访问纪录，均颇具重要性，但此一计划已经停止进行。
　　
　　 综合言之，哥大的中国研究因传统深厚，一向颇具成绩。虽然目前早已无独秀之势，但仍具相当的影响力。唯因作者在学力与资料上的双重限制，仅能止于介绍，至于深入的评价问题，唯有待日后勉力从事之。尚祈读者先进赐正。

本书中国部分作者阵容：
　　　　
　　　　鲍大可 (A.Doak Barnett)，1921 年生于中国，其父母是来华传教士。症状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外交研究所国外区域研究部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治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和美国远东政策。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分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美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担任《中国季刊》、《外交》、《亚洲概览》等刊物编委，致力于当代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关著作计 20 余部，包括：《共.产.主.义.经济战略：大.陆.中国的兴起》(1959)、《共.产.党.中国展望》(1962)、《共.产.党.掌.权.前夜的中国》(1963)、《毛以后的中国》(1970)、《美国对华新政策》等作品。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
　　　　
　　　　鲍大可逝世的 20 天之后，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协会等机构联合为其举行的晚宴上，曾对鲍大可一生为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说：“鲍大可先生毕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他从不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产生动摇。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深深怀念着他。”（本书第 99 章）
　　　　
　　　　毕汉思 (Bielenstein, Hans H. A.)，出生于 1920 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治中国古汉语、中国哲学和历史。1945-1953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1954 年中国学博士。最早从高本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1953-1961 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和东方研究院院长，1961 年至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瑞典皇家科学文学史和古代史通讯院士。于 1979 年随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专门从事东汉史的研究。在长达 26 年 (1954-1979) 的时间里撰写《东汉的复兴》，对于西汉的覆灭、王莽新政的兴衰以及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了全面的评述，精辟地论述了朝代更递过程中内在经济、文化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撰写了多种论著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在对史书中预兆的考释、历史人口统计、以及历史循环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本书第 10、11、27、28 章）
　　　　
　　　　根兹勒 (J. Mason Gentzler)，1966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柳宗元文学传记》，萨拉•劳伦斯学院历史教授，治中国现代史，著有《中国文明纲要》。（本书第 55、82、89 章）

　　到后汉末期为止，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已经形成。疆域方面，帝国同严格意义的现代中国几乎对应。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由一位皇帝依据其偏好进行统治或管理。主要的政治权力掌握渠道已经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制衡型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创立。考察制度已经制定。社会普遍兴盛。表面之下是强有力的地方武装，但叛乱很少是革命派；他们仅仅想扩大在体制内的影响力。字体和文学是统一的力量。中央集权政府吸收了野心者的能量。儒家学说对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新道家和佛家对寻找更深层次的灵魂的人具有吸引力。中国文明的成就，加上地理上的隔绝，产生了一种在人类中的优越感和对道德和政治霸权提出要求的权力。
　　
　　汉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成型阶段，也是其历史撰写的成型阶段。作品《史记》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流派并流行了两千年，该书由司马谈和其子司马迁私人编撰，他们的名字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他们想出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的想法，从神统治时代到汉武帝。司马迁在个人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公元前 99 年后完成了这一雄心勃勃的作品。汉武帝认为他的作品怠慢了他，下令对其阉割。在后汉期间，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学家家族继续这一事业。班彪 (Pan Biao)（死于公元 54 年）及其子班固 (Pan Ku)（死于公元 92 年）编撰了关于前汉历史的《汉书》。后来所有的王朝都有写类似的历史，有时候混杂几个小的王朝，但是由政府赞助、学术委员会编撰的学术工程排挤了私人工作。新的王朝出版其前任者的官方历史的做法成为标准。这样，史书的数目达到二十四部或二十五部，看如何计算。
　　　　
　　王朝型的历史不是西方意义的分析型研究，他们是原材料的巨幅堆积，有的是口头抄写，有的是简写，其他则是改写。历史学家让文献自己说话，很少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但是因为他做了选择，他的角色就不仅仅是一位抄写员。他有观点。他的目的不是为每一位皇帝或掌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歌功颂德，也不是为后代或将来的中央集权者写手册，相反，他应该属于早期历史书写的普遍阶段，在这一阶段，历史被认为应该由个人单独书写。这就是为什么他把精力集中在同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人身上的原因，这些人有：皇帝与皇后、官员、学者与作家、偏执人士、有德人士和造反者。甚至司马家族和班氏家族的早期历史学家也隐约意识到对历史的进一步理解，因为他们也把部分章节用于外国部落的内容，并把材料用以下标题进行分类：日历、礼仪、法律、商业、国家祭祀、凶兆和星象学、行政地理学、正典、文献目录。但是传统的中国历史书写从来没有全面意识到或承认非人力 (impersonal) 的力量也可以作为历史起因。因此，中国历史书写的光荣也同样是它的局限。王朝型的历史格式成为标准，给世界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原材料的累积，同时，原创性受到抑制。虽然有具有伟大天才的独立历史学家自成一派，但他们站在主流传统之外，影响力不会持久。
　　
　　王朝型历史的可靠性有高有低。直接伪造的情况确实发生，但没有重点歪曲那么普遍。每一个王朝都希望破坏上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声誉，为其掌权提供合法性理由，而王朝历史学家因此迫于压力选择他的原材料。他几乎不需要太多劝说。他受到由孟子明确制定的儒家历史哲学的影响，儒家历史哲学认为，每一个王朝是在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的授权之下进行统治。有的文献似乎能够证明为什么一位王朝的奠基人应得到该授权而他的前任不配，历史学家只需简单的选择和出示这样的文献就完成任务了。他对从来就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持冷漠态度，将他们描述为匪徒或篡权者，他们一无是处。举例来说，倘若王莽建立一个王朝的努力成功的话，他在历史作品出现时就带有王朝奠基人的一切真实和想象的特征，陶醉在上天授权的光荣中。他的垮台和汉朝的恢复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王莽被贬低为为一位妄想伟大的、无能的阴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