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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若干内容(网络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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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hl 发表于 07-4-2 10:20: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 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图27)。

    影写本 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图28)。

    抄本 精抄本 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 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 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 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 递修本 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 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 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 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 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 袖珍本 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 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 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2)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 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 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 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 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 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 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 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 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3)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 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 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 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 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 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 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4)根据刻书才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 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  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 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 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 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槤《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 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 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 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 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 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5)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 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 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 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 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 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 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 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7-4-2 10:20:59 | 显示全部楼层

古籍的装帧形式

中的古籍的装帧形式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唐末五代,书籍装帧形制处于转型期,各种形式层不出不穷,但又都不定型。只能大体上归纳,我国古籍前后大概有过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10种形制。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1、简策 即编简成册。古时“策”、“册”相通。《说文文解字》中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这是就篆字“册”字而言的。篆字“”楷化之后变成了“册”,虽无“二编之形”了,但“”仍不失竹木简的条片之形,而中间一横,亦不失绳穿、绳编简片的遗义。可见“简策”就是编简成册之义。《仪礼·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对于这句话中的“策”字,东汉郑玄解释说:“策,简也。”唐代孔颖达则解释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两个人的解释都对。郑玄说“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则说“策”是编连起来的竹木简。一个粗解,一个确说,都不错。古人编简成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根竹简上端都钻个圆洞,然后以一绳逐次串连。汉代刘熙《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就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有如栉齿并列。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边竹简。编绳的道数多少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长简两道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至于先写后编或先编后写,两种情况都有。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竹木简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制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强,表现在装帧形制上既可折叠,也可卷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二三厘米宽的竹片粘于卷尾,并以此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帛书卷子装的雏形了。帛书为什么一定也要做成卷子,这仍是对编简成册之后从尾向前卷起的竹木简的模仿。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在《文史通义》中曾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也证明帛书以卷子为型,所以才以卷为计量单位。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写书西汉末年可能就开始了。纸书出现后的装帧形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盛行卷轴装,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流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了。

4、经折装 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折叠佛教经卷而成的一种装帧形制。我们在前边说过了,直到唐末五代,中国纸书仍普遍流行卷轴装。可是唐代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十分发达。佛教发达,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而卷轴装的流行,则意味着僧尼们诵经的不便。那种“揽之则舒,舍之则卷”的麻烦,不难想象。于是由佛弟子们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和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其前后名粘装一张与叠本大小一致的厚硬纸作为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所以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代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段话实在是道出了由卷轴而经折,由经折而册叶这一装帧形制演变的真谛。

5、梵夹装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筴”。“筴”即册意,后来演化为“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翻经场有新从外国传进来的佛经,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文字横行。写好的贝叶,约磨厚薄多少,形成一摞,再做成两块与贝叶大小相同的木板,上一块下一块地将摞起来的贝叶夹住,然后在中间穿一孔,或在两端靠里的位置上各穿一孔,最后用绳穿孔,绕捆夹板贝叶,一个梵夹装式就算装帧完了。因其是梵文书写,又因其是夹板穿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称其为梵夹。这跟中国的所谓的经折装,没有任何相通或相同之处。那末中国纸书到底有没有梵夹装呢?由于贝叶经梵夹装式的影响,中国纸书也有仿此装式的现象出现。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收藏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唐末或五代时书写的《禅门经》一件,纸为长条状,似仿加工好的贝叶,共19叶38面。其夹板穿绳虽早已失传,但两端靠里部位的穿孔犹存,说明它就是当时中国纸书的梵夹装。该馆还藏有两件中国的敦煌遗书,一件是《佛经疏释》,一件是《唯识三十论要释》,也都有当年梵夹装式的穿孔,证明它们也都是中国纸书的梵夹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麻纸,长条似贝叶。尚有一块夹板留存。夹板与经叶中间有一圆孔,圆孔中尚存一段穿绳。穿绳一端露在夹板外面,挽有一个较粗大的疙瘩;另一端虽然残断定少,但仍穿连着夹板和经叶。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中国古书中最典型的梵夹装实物,和经折装也没有什么相通或相同之处。可见长期以来,将经折装就视为梵夹装,或者又称为梵夹装,是没有根据的,完全是一种误解。

6、旋风装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都产生在公元9世纪后半叶的唐代。两者也都是针对卷轴装的不便而创意改革和改进的。但两者的出现所适应的社会文化需求则不同,因而形成的形制也截然不同。经折装是僧尼们针对卷轴装诵经的不便,而对卷轴装进行彻底的改造;旋风装则是为适应唐代诗歌创作而经常翻检类书、韵书而对卷轴装的改进。有关旋风装的解释,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国钧先生在《中国书史简编》和《中国书的故事》中的描述。刘先生说:“卷子有时长达几丈,展开卷起都非常费时费事……于是就有人把一幅长卷折叠起来,成为长方形的一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式书籍,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可是这样的书容易散开,仍然不大便利。于是就又有人用一张整纸把经折书的最前叶和最后叶粘连,而将书的右边包裹起来,这样就可以不至散开。这种形式称为‘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就都出现了。”归纳起来,就是刘先生认为,只要绕过经折装右边在前后封面粘边一张整纸,于是经折装就又变成为旋风装。为什么这个就叫旋风装?刘先生后来在《中国书的故事》中又做过形象描绘。他说,这种装式“如果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仍可接连翻到第一叶,回环往复,不会间断,因此就把它称为旋风装”。刘先生这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教材,一本是通俗读物,所以流通很广,于是这个说法也就随之深远了,深远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仍采用这外说法。那末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么回事。但刘先生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源大概是受日本人的某些说法而导出来的。且那时资料较少,实物难见,没什么好责怪的。倒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图书情报档案卷仍沿此书,就不太应该了。

7、蝴蝶装 入宋以后,中原、江浙、川蜀、八闽,雕版印书大兴。与北宋几乎同进并立的还有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以后还有金和蒙古。这些民族虽然分立国度,但都身居神州大地,亦都兴雕版印书。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土名地也都流行蝴蝶装。《明史·艺文志序》说:“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飧胥归残缺。”这几句话是明朝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至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且于永乐四年(1406)“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忽较值”。所以至宣宗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可见明初秘阁藏了不少前代典籍。这些典籍“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这就是对蝴蝶装的形象描绘。蝴蝶装也简称蝶装,其具体的装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比书叶略长的硬浆湖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了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这就是蝴蝶装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的根本原因。

8、包背装 蝴蝶装的长处已在上边说了,但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在充分显示它的优点的同时,往往也不暴露了自身的弱点。蝴蝶装的书叶是反折的,上下两个半叶的文字均相向朝里,这对保护框内文字固然有好处,但这种装帧形式形成了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不但每看一版使人首先看到的都是无字的反面,而且很容易造成上下两上半叶有文字的正面彼此吸连,翻阅极为不便。并且,蝶装书脊全用浆糊粘连,长期作为藏书可以,若是经常翻阅,便极易散乱。针对蝶装的这些弱点,一种便于翻阅而又更加牢固的新式装帧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

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框外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也称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背的厚度,双痕对折,做为封皮,用浆糊粘裹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前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的特点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9、线装 指用线来装订书籍。中国什么时候懂和用线来装订书籍,说法不一,但通常都说是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确切。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颇有几件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年的遗籍,其装订办法:有的在书脊上端用线横索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横索书背,再引绳连穿下端透眼横索书背,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索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订线宛在,装帧完整;有的订线虽佚,但穿也犹存。如S553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订绳已佚,但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S5536号《金刚般若蜜经》,则是穿绳宛在,装式完好。S5646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北宋乾德七年(实为开宝二年,969)书写。其装帧就是在书脊内侧打三个透眼,用两股拧在一起的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横索,最后在中间透眼处打起蝴蝶结系死。这些实物以无可辩驳的资格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期的确流行过线装书籍。但多系民间草创,穿孔不定,形式不定。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胸腹部发现了辽代写、刻的僧俗典籍一批。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因此这些典籍的写、刻当不晚于这一年,其中有一部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序》及《劝善文》的合订册,很能反映线装书籍的演变状况。当然前提是这件东西必须不是后世另放的。这件东西已是四眼装订,与现今流行的线装形制无甚不同。如果真切可靠,则可以肯定中国10-11世纪线装书籍已经定型。只不过是中间有几百年的断档,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复兴起来。为什么已经兴起的装式又中断了呢?这个问题宋朝人有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在其所著《墨庄漫录》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用缝缋之弊也。’”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属河南)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一生在朝为官,长期与编书写书打交道,所以对书的情况较熟悉,能道出书册缝缋与粘连的利弊得失。他的生活时代离开北宋开国仅半个世纪,也证明唐末五代及此宋初年确曾流行过线装装式。但由于实践比较缝缋不如粘连,所以线装形式逐渐被放弃,蝴蝶装逐渐盛行起来。

10、毛装 现知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的刻书,通常都要赠送给内府各宫、各王府、功臣、封疆大吏。这种书送去之后,不知人家怎么装潢,配什么质地的封面,所以就毛装发送。辽宁省图书馆珍藏沈阳故宫所得馈送之殿版书,其中不少还是当初清朝内府武英殿的毛装。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进书有功,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天一阁的献书赤诚,下令将雍正时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赠送给天一阁。天一阁得到此书后,专门做了几个大书橱,将此书庋藏在天一阁的宝书楼上。直到今天,若登楼阅书,还会发现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仍是260多年前清朝内府的毛装,为不使其散乱,也常常自己把它装订起来。有用线订的,也有用纸捻订的。毛毛草草,边缘参差,所以也称为毛装。在清代乃至民国,文人学士中的文稿,还常用此法装订。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陈垣等人的稿本,也还常常采用这种毛装形式。所以虽然它算了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制,但也不是稀见的现象,不能完全无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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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形制演变考略

古籍形制演变考略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造纸法,一千三百年前发明了雕板印刷。在纸张发明之前,我国古代的人们曾用许多不同性质的材料,如:龟甲、兽骨、铜器、石头、竹签、木板、丝织品等,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纸张发明之后,书籍改用纸张抄写。一般认为简策是中国最早的书籍,由于古代书籍使用的材料不同,书籍的形制各不相同。


在造纸技术发明之前,我国最早出现的正式书籍是写在竹木简上的简策,古人把竹木劈成狭长的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书写文字。单独的竹片叫做“简”,木片叫“牍”,编连起来的简或牍叫简策。编连简片的材料是丝和革。晋代荀勖《穆天子使序》中曾说“皆竹简、素丝纶”。“素丝纶”即用白丝编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编”即用熟牛皮编的。简的编连一般有二道编、三道编,间或也有四道编的。1959年出土的《仪礼》就有四道编、五道编的痕迹。

据古籍载,简策的长短有定制,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2尺4寸,其次1尺2寸,最短的8寸,(均为汉尺),长的用以写重要的法律,短的用以写诸子、传记等一般著作。王充《论衡·量知》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从出土的竹简来看长短并不一致,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长23——27.8厘米。银雀山汉墓竹简长27.6厘米。河南信阳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楚国的竹简中有的长68厘米左右,有的长60厘米,有的还不足20厘米。

简上字数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个字,一般20多字,少者仅有几个字,每简一般写一行。

简策的使用从商代到东汉末年,东汉以后逐步为纸所代替,到东晋后才告绝迹。其间约有一千六七百年的历史。


竹木简书写既笨重,占地面积又太大,阅读起来也很不方便,并且简与简中间有缝,很不适于绘图或谱牒一类的使用,在简策盛行的同时就出现了帛书。先秦古籍提到书写时,常常是竹帛并称。《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中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记齐景公对晏子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孤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已使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

缣帛质地轻软,书写起来可以自由剪裁、舒卷,能够弥补笨重的竹简的缺陷。当时的织物一般有帛、素、缯、缣等。写在帛上的称“帛书”,写在素上的为“素书”。由于丝织品成本高,价值贵,一直没能成为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西汉时帛书渐多,但未普及,至东汉才开始盛行。当时有专门用来写帛书的缣帛,上面有黑或红的界行,就像现代的稿纸格子一样。界行红的称为“朱丝栏”,黑的称为“乌丝栏”。

帛书有折叠式和卷轴式两种,折叠形的大都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有极细的朱丝栏,每行六七十字,先折为双幅,再折为四幅、八幅。卷轴形的高24厘米,卷在一块长形木板上,多属半幅帛,每行30余字;帛上抄有好几种书的起首一行涂一墨钉作为标识,帛书的宽窄长短,多根据文字多少剪裁。

当时将一卷帛书称为一“卷”。因此,“卷”便成了书的数量单位,至今仍沿用。

帛书流行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之间,即战国到三国之间,约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前后),便出现了纸,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出现以后,到东晋已经代替了简帛而成为书籍的唯一材料。帛书亦被纸质的卷轴书所取代。

卷轴实际上来源于帛书。人们用纸作为书籍的抄写材料以后,因为纸和帛一样,容易舒卷,所以把帛书的卷轴形式保留下来,加以改良,继续使用。

纸书的卷轴一般为一尺左右,卷的长短不定。长的有三、四丈,短的只有几尺。卷上用铅或墨画有垂线;分成许多行,叫“边准”或“界行”。上下画横线叫“边栏”。书写时佛经一般每行17个字,其它书籍每行字数不等。

我国古籍都是竖写的,写时由右到左,右端是开头。为便于阅读,把左端的纸粘连在轴上,把纸书从左到右卷起来。纸书左端卷入轴内,右端的开头露在卷外,容易污损破裂,因此,人们便在右端的前面留下一段空白或粘上一段白纸,讲究的则另用绫罗绢绵等丝织品裱糊卷端,用来保护卷子。这叫做“褾”,俗称“包头”。在褾的中间再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做“带”。为了便于识别图书内容,在卷头上挂上一个小牌子。写上书名、卷次,这种牌子叫“签”。有些多卷本的书,为了避免和其它书混杂,还用布或其它材料包裹起来,这些包书的材料叫做“帙”。

卷子的轴通常用一根涂漆或不涂漆的细木棒做成,帝王贵族和豪门、富户家的藏书对卷轴的材料十分讲究,常用不同颜色的琉璃、象牙、珊瑚、玳瑁、紫檀、雕漆、甚至金、玉等贵重材料制成。轴一般比卷子的宽度长一点,两头露出卷外,以便阅读。


卷轴书籍制度到了唐代已经非常完善,但是卷轴若太长,卷舒不便,特别是一些供查考用的工具书,要从长长的卷子中去查找某一个字、某一句话,更是费时费力,极为不便。古人为了改善书籍的形式,减少使用时的麻烦,便对卷轴装加以改进,把已抄好的一幅长卷按照一定的行数,均匀地一反一正地折叠成长方形,就象现在的手折一样。折子的前面和后面用厚纸或布帛裱上一层,作为书的封面和封底,以防破损。这样就把原来的一卷书改为一册书,人们要查阅哪一页书,就可以直接翻到哪一页。即使从头翻到尾也快如“旋风”。故称“旋风装”。又称“旋风叶”。还曾被称为“梵”和“经折”。

“旋风装”、“经折装”是卷轴书向册页书的过渡形式。当雕板印刷术发明并普及以后,书籍的形式才正式变为册页式。


把卷子折叠成册子,逐页翻阅,已经比卷子便利多了,但仍有缺点,经过长时间的翻阅之后,折痕就会断裂,成为零星的散页。而且雕板印刷术发明以后,版片太长了印刷也不方便,一篇文字也不可能刻在一块板上,而是分刻成若干块版。印刷品既是一叶一叶的,就不如干脆把印刷叶子集累起来,直接装订成册,把叶子解开,不相粘连,累集成册的办法演变到现在又有三种形式,即蝴蝶装、包背装、线装。

蝴蝶装:就是把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起来,将对折好的一叠单页的折叠处粘连在一张纸上,外面包上硬纸,也有的用布或绫锦裱背,外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因蝴蝶装打开后各页左右对称,状如蝴蝶,故而得名,亦简称“蝶装”、“装”。蝴蝶装在宋代最流行,元代沿用,到明代被淘汰。在蝴蝶装中,包在书前后的硬纸叫“书衣”,书衣正面左边贴着写有书名、册次的狭长纸条叫“书签”,书册上端切齐处叫“书头”,下端切齐处叫“书根”,翻阅的一边(即左边)叫“书口”,另一边叫“书背”或“书脊”。

包背装:由于蝴蝶装书页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的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接,读完一面必须连翻两页,打开书时常遇上空白无字的背面,于是到南宋后期,人们把书页有字的一面折在外面,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再包上书衣,就成为“包背装”,也叫“裹背装”。由于包背装用浆糊逐页粘连,十分费事,于是逐渐改用在边上打两个或三个小孔,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书订牢,再包上书衣。穿纸捻处称为“书脑”,包背装在元代和明代最为流行,明中叶后渐少,清代不多见。

线装:包背装书背容易破损,于是后来改用两张和书页同样大小的书衣分置于书的前后,在书脑处打孔穿线订成。一般的书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订书的线一般用白色或米黄色丝线,双道。有时还在上下两个书角处用浅蓝、浅黄或棕色的绫包起来,叫“包角”。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页,有时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

明清时期还爱给线装书做“书套”,也称之为“函”,用硬纸衬里,外面裱糊蓝布。讲究的还用锦把书的四边包起来,用两枚骨签插紧。只空出书根和书头。还有的连书根、书头也包起来,叫“四合套”,更讲究的把包书根、书头的相接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还有的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把书册夹住扎牢。此外,珍贵的书还常做精致的木匣或小木箱装起来,匣面、箱面刻上书名、版本和册次。

线装书出现于明中期,很快就取代了包背装,成为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形式,因此,今天常把古籍称作线装书。

参考文献

1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9)2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3王红元三十年来考古发现与书史研究文献,1979,(1)4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辩文物,1981,(2)5何小吉中国图书知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6郑如斯从近年新出土文献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7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8贲炜书的知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范开宏枣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发表文章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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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目答问》的学术文化影响

论《书目答问》的学术文化影响

       百余年前,四川尊经书院的一群勤奋好学的青年士子,怀着求知的热望,向十分关心蜀中学风的四川学政张之洞(1837—1909年)提出了这样两个学业上的问题:在浩瀚的中国文化典籍中,应该选择哪些经典著作来率先阅读?在这些经典中哪些版本比较好?面对青年学生们提出的这两个重要问题,张之洞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深切地感到:假如读书不得要领,势必劳而无功;即使知道了应该读的书,但若选取不到合适的精校、精注之本,仍将事倍功半。于是,他聘请了客居四川的青年学者缪荃孙(1844—1919年),共同著述了一部回答尊经书院士子们的疑问的书目。这就是被后人“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从此“四方学者闻风兴起,得所依归,数十年来成就学者不知凡几”(李时《书目答问·再版序言》)的书目名著——《书目答问》四卷。

      (一)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仅次于李鸿章(1823—1901年)的著名的洋务派首领。

      他毕生致力于实业和洋务,热心教育事业,关心地方文化建设。他提出了“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思想,并撰有《劝学篇》、《劝刻书说》、《轩语》等,对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影响甚巨。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壶公、无意居士,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提督湖北学政,历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后晋协办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卒谥“文襄”。结集有《张文襄公全集》二二八卷。张氏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奏设尊经书院,“择郡邑之秀者,肄业其中,聘名儒督课之,一切章程,手自订定。著《轩语》、《书目答问》,示蜀士以读书之法”(《清史·张之洞传》),首开推动地方文教事业的先河。此后,他每任职一地,均以地方文教事业为施政实务,且乐此不疲。终其一生,先后创设有广东水陆学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并开办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等学堂,直至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奏成立京师大学堂。为此,他亲自拟订了初级、优级师范学堂和农工商实业学堂以及任用教习章程,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开启了新的篇章。因此,在1936年冯梅先为张氏所撰的共96个字的《像赞诗》中,竟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赞颂其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实绩的。“轩劝学,声教日隆。答问学子,书目綦丰。……公之施张,著在学堂。章则厘定,昕夕未遑。”这32个字,精练地描画出张之洞这位“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而又时刻致力于“兴教育才”的儒臣能吏在教育事业上的建12树。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之乐于“兴教育才”,实可溯源至他初涉宦海时,任“三省学官”的经历[1]。
      作为一位青年得志的地方封建教育官员,当他年届而立之年时,便对文风士气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综其生平,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鞠躬尽瘁的。因此,当他有机会主持四川一省的教育事业时,他便率先完成了一部专讲科举时文程式作法的《轩语》。所谓“轩”,古代是指使臣所乘之坐车。汉代文学家扬雄有《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篇,张氏以其意与自己以学政莅蜀身份相合,故名其书。该书所语主题为行、学、文,旨在训导学子“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四,《轩语一》)作为一部封建科举考试的指导书,随着清季科举制度的废除,该书内容已失去其原有的价值。然而,它的旨在开扩见闻、指示门径和分别良铜的姐妹篇《书目答问》,却以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各适其用而素为学术界所推重。“一册垂为学海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缪荃孙》)鲁迅先生在谈读书的文章中,向人们推荐道:“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

      (二)从《书目答问》的指导思想和书目著录内容看,它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部指导封建科考的书目,它所提倡的是读书须知要领,需择精本,其劝学导读之意甚明。书目除了具有“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的直接功能之外,张氏并没有忘记其一贯的“修明文教”之旨。如他在具体回答学子“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等疑问,为其指示读书门径时,被他选入经部推荐的书,大抵都是“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而史部则是“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且不录“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循杂者”,正所谓“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第二,从《书目答问》的收书总体来看,它是一部总结历代学术成就的书目。《书目答问》共收书2200种左右,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五分之一。这2000多种书,都是经张氏严格选择的,大多是历代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因而《书目答问》起到了举历代典籍之要的作用,与《四库全书总目》的集一代文献典籍之大成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张氏在《略例》中说:“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而其书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由此推断,《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相同之书大约只有一千三四百种左右,仅占《四库全书总目》所收的七分之一。其中又侧重收清人著作1000多种,占收书总数之半,且特别重视收录“四库”未及收的、乾嘉之后到近代的学术著作,基本上把清一代的主要学术著作囊括进去了。《书目答问》的分类也特别注意对清人著作及其学术源流的解析,注意反映清一代的学术成就。因而,《书目答问》实际上开了续《四库全书总目》的先河,成为清代学术的总结性书目。

      第三,《书目答问》的类目设置和著录内容都具有特色。其书目正编分为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另附“别录”一类。经史子集姑且不论,其“丛书”类,是著录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和清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的,而所附“别录”,则包括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和童蒙幼学各书。与其他书目相比,《书目答问》在类目设置上,于“四部”之外创立了“丛书部”,变成了五大部类;而且在书目之后,又附有“别录”一大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部书的导读功用。对于这一变革的学术意义,姚名达认为:“(《书目答问》虽未破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不必拘守。”(《中国目录学史》)直到80年22代,我国编辑的国家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采用了张氏《书目答问》的做法,在四部之后加设了丛书部。在著录上,《书目答问》的最大特点是切合实用。书目各类之下虽不尽设小序,但各部类前后多有说明,分别叙述著录范围、收书性质、分类原则及版本情况等,对读者有指导意义。《书目答问》所收书2200余种,绝大多数都是当时易于访求、便于阅览的书。所以清代学者李慈铭(1830—1894年)说:“(《书目答问)所取既博,条例复明,实为切要之书。”(《越缦堂读书记》)

      (三)在《书目答问》的编撰过程中,张之洞得到了缪荃孙的大力帮助。

      关于《书目答问》的真正作者,历来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素有张之洞依旧本改作、张氏亲自撰述、缪荃孙代张之洞作以及缪氏依江阴贡生所撰旧本与张氏共同编著四说。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生,1919年卒。他是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和校勘学家。他出身士门,6岁入塾读经,11岁读罢《五经》,14岁起即开始博览家藏史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底。同治三年(1864年),随家去四川,先后在崇实、吴勤惠、张之洞幕府供事,致力于金石学、版本目录和校勘研究。缪荃孙协助张之洞完成《书目答问》的编撰,是在他客居四川之际。据缪氏暮年自编的《艺风老人年谱》记载:“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然而,查《书目答问·略例》张之洞的落款年月,却是在光绪元年九月,而原刻本签题则云光绪二年(1876年)写定。据此认定缪氏助理其稿并终成其书,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书目答问》初刻本自光绪二年(1876年)在四川成都发行以后,即受到人们的欢迎。次年重加勘定后,又成为京师诸生的教材。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蜚英馆有石印本。自后印本流传愈来愈多,竟至“书肆翻刻,讹谬叠见,本书面目,为之减色。”(李时《书目答问·再版序言》)后印本间虽有修订之处,但变化不大。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刊行,始对《书目答问》作了较多笺补。江氏是张之洞所办两湖书院的学生,所笺以考释为主,所据平常;所补多为新刊教科书或译本科技书,学术价值也并不甚高。但其可取之处是,对原书类目下的“钩乙”一一作了疏明,并纠正了原刊漏误之处。此本仅刊刻一次,流传不广,影响不大。在此“笺补本”发行20年后,有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学者范希曾(1900—1930年)完成了后来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补正本”。范氏在学术上为有心之人,“某案头初置此书一部,辄就知见,随手以朱笔补注眉上,积久上下眉无隙地,更置一部注之,如是者两三部,……乙卯(1915年)闲居,遂取数部审择移录,合为一帙,成《补正》五卷。”(《书目答问补正·跋》)1929年,《书目答问补正》的补正史部书目的内容在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上刊载时,范氏于跋中还表示:“念一人识虑难周,辄弗敢自信,写成扃箧,衍数岁矣。”表明该书稿大约定稿于20年代。
      直至1931年,南京国家图书馆才将全书刊行于世。《书目答问补正》五卷,是在维持张氏《书目答问》原有体例不变的基础上,对原书书目作增补和纠误的。该书共补录图书约1200种,均为古书或与之有关的研究著作。其中除一部分系属《书目答问》漏收者外,绝大部分是《书目答问》成书之后,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的“新著”。
      在版本选择方面,《书目答问补正》所补的比张氏原书所收的要好;在内容纠误上,《书目答问补正》主要是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书名、卷数、作者的著录错误,并复原《书目答问》中所称的“今人”为本人姓名,补充了一些原书漏记的版本资料等。经过范希曾的增补和订正,《书目答问》的学术本质发生了变化。范氏将这部举业推32荐书目改造成为了一部综合性的古籍要目,进一步强化、发挥了它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续补作用。张、缪两氏的《书目答问》,是否受到元代学者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和清人李凯口授《读书次第》或龙启瑞(1814—1858年)的《经籍举要》的影响,现今已无从考据了,但张之洞和缪荃孙就学时代曾接触过这种类型的举要书目却是无疑的。他们这种为初学者开列书目以导读的做法,对后世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学者康有为游学桂林,就曾为当地广仁学堂的学生编撰了一部列举各科当读宜读书籍、指示阅读次第和方法的《桂学答问》。于本世纪前期,北京《清华周刊》、《京报副刊》兴起聘请名人开列“国学书单”的做法。如胡适撰《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1923年),梁启超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1923年),吴虞撰《中国文学选读书目》(1923年),顾颉刚撰《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目》(1925年),林语堂撰《国学书十种》(1925年),汪辟怒撰《读书举要》(1926年)和《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1942年),李笠撰《国学用书撰要》(1923—1927年),鲁迅开列文学书目(1930—1933年),胡秋原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民书目》(1941年),钱穆开列文史书目(40年代后期),等等。后来,陈垣、蔡尚思、屈万里、唐圭璋、周振甫、徐中玉、严耕望、谭其骧、张岱年、刘纲纪等近现代著名学者所开列的各种综合的和专科的导读(推荐)书目[2],都是向各个层面的读者指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这样一个教学上的根本问题的,并都是以“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为终极旨归的。《书目答问》给广大后学者在文化典籍和学术内容上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所谓“以书目为名,而实指示读书之法者,则莫如张文襄公之《书目答问》为优也。”(李时《书目答问·再版序言》)而据梁启超的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有此一语,那么史学家陈垣(1880—1971年)13岁始以《书目答问》为“读书门径”,顾颉刚(1893—1980年)将《书目答问》“翻得熟极了”等等有关的故事,也就不必再去铺陈了。当日的书贾依目搜求,藏书家乃至早期的学校图书馆依目收藏,更是书林中为人们熟知的掌故。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 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收稿日期:19970903)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7-4-2 10: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如何利用中國古籍的索引

如何利用中國古籍的索引





前言:

此篇所介紹的索引,係將中國古籍中所含之人名、地名、物名、書名、事件名稱、各種概念名詞、詩句析為款目,標註其在原書中之位置或頁次,以備尋檢其出處,對輔助治學極有幫助。(人名索引在「如何利用中文傳記參考資源」中己詳述,故本篇不再介紹)。

壹、索引集叢系列:

一﹑哈佛燕京學社引得暨特刊/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台北:成文,民55.(R012.91/8558存人文)。

民國19年,洪業提議編纂中國古書索引,得到哈佛大學及燕京大學合組的文化研究社經費補助。民20年最先出版說苑引得,其後19年間陸續編成41種古書引得及23種引得特刊,可供查檢古書中重要辭彙、字詞、人物、書名、篇名、類名、或引用書目......等,為研究中國經學、哲學、文學、歷史最基本之工具。



原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所編“引得”:



1.《說苑》引得 據《四部叢刊》本

2.《白虎通》引得 據《四部叢刊》本

3.《考古質疑》引得 據海山仙館本

4.《歷代同姓名錄》引得 據1866年刊海寧陳氏慎初堂藏本

5.《崔東壁遺書》引得 據顧頡剛輯點亞東書局本

6.《儀禮》引得(附鄭注 及賈疏引書引得

《經》、《注》據《四部叢刊》本《疏》據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

7.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據1962年大東書局排印本

8.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者引得 據1894年粵中刊本

9. 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 1959年中華書局影印重版

10. 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 1960年中華書局影印重版(三冊)

11. 佛藏子目引得:本引得為綜合日本刊出之四種大藏經的經名、品名、梵音以及撰譯者人名而成。

12.《世說新語》引得(附劉注引書引得) 據《四部叢刊》本

13.《容齋隨筆五集》綜合引得 據1894年皖南洪氏重刊本

14.《蘇氏演義》引得 據《榕園叢書》本

15.《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 據1753年黃曉峰小字刻本

16.《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 據監本

17.《水經注》引得 據王先謙合校本

18.《唐詩紀事》著者引得 據《四部叢刊》本

19.《宋詩紀事》著者引得 據1746年厲氏原刻本

20.《元詩紀事》著者引得 據涵芬樓本

21. 清代書畫家字號引得 據《清代畫家詩史》等八種傳記編

22.《刊誤》引得 據《榕園叢書》本。此書為唐末李涪著、內多唐史資料

23.《太平御覽》引得 清鮑氏刻本

24. 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 1959年中華書局影印重版

25.《道藏》子目引得 據涵芬樓本

26.《文選》注引書引得 據商務印書館影宋本《六臣注文選》

27.《禮記》引得 據1926年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28.《藏書紀事詩》引得 據葉氏自刊本、抱靈鶼閣本

29.《春秋經傳注疏》引書引得 據1926年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30.《禮記注疏》引書引得 據1926年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31.《毛詩注疏》引書引得 據1926年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32. 食貨志十五種綜合引得 1960年中華書局影印重版

33.《三國志》及裴注綜合引得 據同文本《二十四史》

34. 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 1959年中華書局影印重版

35. 遼金元三十種傳記綜合引得 1959年中華書局影印重版

36.《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

《漢書》據同文本,《補注》據1900年虛受堂校刊本

37.《周禮》引得(附注疏引書引得) 據《四部叢刊》本

38.《爾雅注疏》引書引得 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39.《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作者引得 據1916年丁福保校印本

40.《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 據同文本

41.《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 據同文本

《附:”引得”特刊》

1.《讀史年表》附引得 始漢迄清、附表二十四張

2.《讀史然疑》校訂附引得 據《杭氏七種》本

3.《明代敕撰書考》附引得 《書考》為李晉華編著

4. 引得說 專論引得之編纂、附引得引書的引得

5.《勺園圖錄》附引得 據米萬鍾所繪《勺園修禊圖》

6. 日本期刊三十八種東方學論文篇目引得

7.《封氏聞見記》引得 據繆氏雲輪閣本

8. 清畫傳輯佚三種附引得 據乾隆鈔本《讀畫輯略》等三種

9.《毛詩》引得(附標校經文) 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10. <周易》引得(附標校經文) 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11.《春秋》經傳引得(附標校經文) 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12.《琬琰集》刪存並引得

原本為宋刊《名臣碑傳琬琰集》三編一百零七卷﹑宋杜大珪撰。

13. 日本期刊一百七十五種東方學論文篇目引得

14. 杜詩引得 據明刻《九家集注杜詩》;《補遺》用他本。

15.《六藝之一錄》目錄附引得 據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16.《論語》引得(附標校經文)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17.《孟子》引得(附標校經文)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18.《爾雅》引得(附標校經文)據錦\章書局本《十三經注疏》

19.《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 自順治三年丙戌至同治十年辛未科止

20.《莊子》引得 據1895年刊郭慶藩《莊子集釋》本

21.《墨子》引得 1910年刊孫詒讓《墨子閒詁》本

22.《荀子》引得 據1891年刊王先謙《荀子集解》本

23.《孝經》引得 據渭南嚴氏重刻唐玄宗注宋岳氏本

二﹑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中法漢學研究所編.--台北:成文,民57(存人文)

索引又稱通檢或引得。中法漢學研究所即法國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自民32年起陸續編了15種古籍通檢。其後該叢刊繼續編輯,編印者改稱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叢書名改為「漢學通檢提要文獻叢刊」。

《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

編號.目錄.版本說明.於本館之分類號:



1.《論衡》通檢 據《四部叢刊》本

2.《呂氏春秋》通檢 據《四部叢刊》本 (R 121.87/8626)

3.《風俗通義》通檢 據《四部叢刊》本 (R 538.82/8626)

4.《春秋繁露》通檢 據抱經堂校定本

5.《淮南子》通檢 據《四部叢刊》本 (R 122.2/8626)

6.《潛夫論》通檢 據《四部備要》本 (R 122.81/8626)

7.《新序》通檢 據《四部叢刊》本 (R 122.4/8626)

8.《申鑒》通檢 據《四部備要》本

9.《山海經》通檢

據1881年進呈本及郝氏《山海經箋疏》(R857.21/8626)

10.《戰國策》通檢 據士禮居仿宋本(R 621.81021/8626)

11.《大金國志》通檢 據掃葉山房《四朝別史》本 (R 013.256/8622)

12.《契丹國志》通檢 據掃葉山房《四朝別史》本 (R 013.255/8622)

13.《輟耕錄》通檢 據1923年陶湘覆元刊本 (R 857.16/8626)

14.《方言校箋》附通檢 據《四部叢刊》本 (R 802.51/8626)

15.《文心雕龍新書》附通檢 據王利器氏文心雕龍新書 (R 820/373)

《漢學通檢提要文獻叢刊》

Library has :



1.夷堅志通檢(R 071.5021/528 66 )

2.北堂書鈔引書索引(R 041.4021/8667 )

3.叢書索引宋文子目( R 820.8/8665 V.15 )

三.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劉殿爵,陳方正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台北:台灣商務,民81-(存人文)

「逐字索引」對治學研究幫助極大,西方學界及出版界都甚為重視。此套逐字索引系列,乃利用電腦重新整理古代傳世文獻,將先秦兩漢近八百萬字之重要古籍悉編為「逐字索引」,每字標註其出處,可謂工程浩大。自81年迄今已出版者如下:



書名.所據版本.於本館之分類號:

1.儀禮逐字索引 據江西南昌府學重刊之宋本《儀禮注疏》 (R531.1021/8736)

2.古列女傳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刊本 (R782.222021/8775)

3.吳越春秋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明弘治鄺璠刻本 (R621.658021/8775)

4.呂氏春秋逐字索引 據藝文印書館影明本 (R 121.87021/8775)

5.周易逐字索引 訂購中

6.周禮逐字索引 據江西南昌府學重刊之宋本《周禮注疏》 (R573.11021/8736)

7.尚書大傳逐字索引 據《靈鶼閣叢書》本五闓運\《尚書大傳補注》 (R 621.11021/8775)

8.尚書逐字索引 訂購中

9.山海經.穆天子傳.燕丹子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成化戊子刊本 (R 857.21021/8775)

10.春秋左傳逐字索引 訂購中

11.春秋繁露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武英殿聚珍版本 (R122.14021/8775)

12.晏子春秋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明活字印本(R121.42021/8775)

13.東觀漢記逐字索引 據台灣商務影《四庫全書珍本別輯》(R622.21021/8775)

14.毛詩逐字索引 訂購中

15.漢官六種逐字索引 據孫星衍輯本 (R 573.12021/8736)

16.賈誼新書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乙亥吉藩刊本(R 122.12021/8775)

17.越絕書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江南傅氏雙鑑樓藏明雙柏堂本 (R 621.659021/8775)

18.鹽鐵論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明弘治涂氏江陰刊本 (R 122.3021/8736)

19.孔子家語逐字索引 據台灣中華書局影宋蜀本 (R 121.2021/8775)

20.文子逐字索引 據《正統道藏本》 (R121.36021/8775)

21.商君書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明天一閣本 (R 121.62021/8775)

22.說苑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明鈔本 (R 122.4021/8775)

23.新序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本(R 122.4021/8775)

24.淮南子逐字索引 據藝文印書館影劉泖生影鈔宋本(R122.2021/8775)

25.逸周書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 影明嘉靖二十二年章檗本 (R 621.51021/8775)

26.戰國策逐字索引 據《士禮居叢書》重刻之宋姚宏本(R621.804021/8775)

27.韓詩外傳逐字索引 據《四部叢刊》影上海涵芬樓藏明沈氏野竹齋刊本

四﹑漢學索引集成/蔣志遠主編.--台北:宗青圖書公司,民75.(R 030.21/8477 V.1~22存人文)

此套書係將資治通鑑﹑宋代文集﹑歷代高僧傳﹑諸子...予以索引,以輔助漢學研究,系列如下:



V.1 資治通鑑索引

V.2 宋代文集索引

V.3 宋史職官制索引

V.4 宋史河渠志索引

V.5 宋史選舉志索引

V.6 元典章年代索引

V.7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人名索引

V.8 續資治通鑑長編人名索引

V.9 東京夢華錄夢梁錄等語彙索引

V.10 梁高僧傳索引

V.11~13 唐高僧傳索引

V.14~16 宋高僧傳索引

V.17~22 諸子引得:韓非子﹑管子﹑墨子﹑荀子﹑莊子﹑老子﹑說苑﹑新序...。

貳﹑經學類索引

Library has :

1.十三經索引/台北:台灣開明書店,民67.(R 090.88021/8445存人文)

2.十三經索引(重訂本)/葉紹鈞編.--北京:中華,1983.(R091.8021/8866存人文)。

將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十三種典籍編為綜合索引。將經文逐語分割,下註其出自何經何篇何章,便於查檢經文。

3.十三經引得/燕京書社.(R 091.8021/8324V.1-8存人文)

將十三經之經文逐語分割,標註出處。內有十三經之原文,方便查檢對照,全套引得計八冊:

V.1 毛詩﹑周易﹑孝經﹑爾雅   V.2 禮記

V.3 尚書﹑周禮﹑儀禮      V.4 春秋經傳(一)

V.5 春秋經傳(二)       V.6 春秋經傳(三)

V.7 春秋經傳(四)       V.8 論語﹑孟子

4.禮記引得/洪業﹑聶崇岐等編.--上海:上海古籍,1983.(R094.3021/824存人文)

將禮記中之字﹑詞,析為索引,標註其原句及在經文中之位置。

5.尚書通檢/顧頡剛主編。--北京:書目文獻,1982.(R 092/8236存人文)

本編將尚書裏所有的字作成索引,標明其在某篇某字。如堯典開首的”堯”字,在前面標明”010001”,即表”堯”字在第一篇的第一字。本編所有字句,依據相臺本尚書孔傳。

6.四書索引/趙豐田編.--出版地不詳:編者,民?(R 097.021/8455存人文)

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字﹑詞析為索引,標註其原句及在經文中之位置。

7.四書章句速檢/陳立夫主編.--台北市:世界,民65.(121.21021/8737存人文)

可供查檢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四書之章句,字詞採筆劃檢字。

參﹑哲學類索引

除管子引得﹑白虎通引得已列入先前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及中法漢學通檢叢刊外,本館尚有:

1.韓非子索引/周鐘靈主編.--北平:中華,1982.(121.67021/8664存人文)

以《韓非子》中所使用過的詞﹑詞組﹑短語為綱,下列出其全部例句,標注其出於何篇何段何句。

2.朱子語類人名地名書名索引/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R125.5021/8666存人文).

將中日合璧本朱子語類所載人名﹑地名﹑書名析為索引,指引其出處。

3.二程遺書索引/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1973.(R 125.2021/8647存人文).

將和刻本「二程全書」之「遺書」部份,其字詞語彙析為條目,明其出處。

4.二程外書粹言索引/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1974.(R 125.2021/8647存人文)

將和刻本「二程全書」之「外書」及「粹言」部份之專有名詞﹑語彙...等析為索引,標註出處。

5.傳習錄索引/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1977.(R 126.4021/8647存人文).

將王陽明的傳習錄予以索引,供查檢其中章句之出處。

肆﹑史學類索引

四史索引:

1.史記索引/黃福鑾編.--台北:大通,民62.(R 610.11021/8333存人文).

2.漢書索引/黃福鑾編.--台北:大通,民62.(R 622.11021/8333存人文).

3.後漢書索引/黃福鑾編.--台北:大通,民62.(R 622.201021/8333存人文).

4.三國志索引/黃福鑾編.--台北:大通,民62.(R 622.301021/8333存人文).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乃研習文史之基礎。此四史索引乃以中華「四部備要」本及商務「四部叢刊」百納本四史為底本,將四史中之名詞﹑重要事項﹑人名﹑地名﹑辭句析為條目,下註其在四史中之位置,使詄者易於查檢相關資料。



除四史之索引外,本館尚有:

5.宋史兵志索引/佐伯富編.--台北:華世,民67.(R 625.101021/8663存人文).

6.宋史刑法志索引/佐伯富編.--台北:學生書局,民66.(R 625.1/7828存人文).

7.宋史選舉志索引/佐伯富編.--京都:同朋舍,民75.(R 030.21/8477 V.5存人文).

8.宋史職官志索引/佐伯富編.--京都:同朋舍,民63.(R 573.41/8663存人文).

9.遼史索引/若城久治郎編.--台北:文海,民68.(R 625.5021/577)存人文).

10.明史刑法志索引/野口鐵郎編.--東京:圖書刊行會,1981.(R585.926021/8655存人文).

11.國語引得/張以仁編.--台北:中研史語所,民65.(R 621.77021/8746存人文).

12.列女傳索引/宮本勝﹑三橋正信合編.--東京:東豐,1982.(R782.222/8348存人文).

13.續資治通鑑長編語彙索引/梅原郁編.--京都:同朋舍,1989.(R625.02021/8335-2存人文).

將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中的語彙析為索引,註明其在原書中出現的位置.

伍﹑文學類索引

1.莊子引得/台北:弘道文化,民63. (R012.91/8558/1:20存人文)

本編莊子正文以郭慶藩莊子集釋本為準。引得中將每字所綴之原句下標明其所在頁次及篇次行次。如:[I20600朱愚 人謂我00,62/23/26>,即”人謂我朱愚”一句在本引得莊子正文第62頁23篇26行,即可尋檢該篇章。附筆劃檢字及拼音檢字。

2.文選索引/斯波六郎編.--京都:中文,1981.(R 830.11/8562存人文).

梁昭明太子輯周迄梁之具代表性作品為文選。此索引即在將文選內之文句﹑成語析為索引,指示其在文選之篇目位置。

3.唐詩三百首索引/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台北:成文,民66.(R831.4021/8727存人文).

分「篇目及句目索引」﹑「著者索引」兩種。唐詩三百首本文刊於索引之前,每首冠以編號,以便查檢。

4.唐宋名詩索引/孫公望編.--長沙:湖南人民,1985.(R 016.8314/8353存人文).

選錄流傳較廣的唐宋名詩835首(其中宋詩200首),總計詞目9733條。可利用句首詞﹑詩題﹑主題詞﹑關鍵詞﹑作者為索引,以檢索得詩文出處。



除上述之外,本館尚有:

5.索引本何氏歷代詩話/馬漢茂編.--台北:中文研究資料中心,民62.(R820.8/8665 V.10存人文).

6.花間集索引/青山宏編.--東京:汲古,1979.(R 833.4021/8462存人文).

7.陶淵明詩文綜合索引/崛江忠道編.--京都:彙文堂,民65.(R843.2021/8534存人文).

8.李白歌詩索引/花房英樹著.--京都:同朋舍,1985.(R 844.15021/8658存人文).

9.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黃永武編.--台北:大通,民65.(R 851.4415/8363存人文).

10.杜詩引得/洪業﹑聶崇岐等編纂.--上海:古籍,1983.(R 851.4415/828 V.1-2存人文).

11.李賀詩索引/唐文編.--濟南:齊魯書社,1984.(R 016.851/836存人文).

12.李賀詩引得/艾文博編.--台北:中文研究資料中心,民58.(R820.8/8665 V.4存人文).

13.韓詩外傳索引/伊東倫厚編.--東京:東豐,1980.(R 851.4417/8877存人文).

14.韋應物詩注引得/尼爾遜編.--三藩市:美國中文,1976.(R851.416/8537存人文).

15.孟浩然詩索引/中國學術考究會編.--東京:汲古書院,1981.(R851.4415021/8653存人文).

16.岑參歌詩索引/新免惠子編。--京都:朋友書店,1987.(R 851.4415 458/8765存人文).

17.錢起詩索引/田部井文雄編.--東京:汲古書院,1986.(R 851.44021 455/8545存人文).

18.萬首唐人絕句索引/武秀珍﹑閻莉等編.--北京:書目文獻,1985.(R831.4021/8386存人文).

19.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方積六﹑吳冬秀編撰.--北京:中華,1992.(857.021/8552存人文).

20.海上花列傳吳語語彙索引/宮田一郎編.--東京:龍溪書舍,1981.(R857.44021/8352存人文).

21.太平廣記人名書名索引/周次吉編.--台北:藝文,民62.(R857.2512021/8646存人文).

22.法苑珠林志怪小說引得/培勃編.--台北:成文,民62.(R220.46021/8267存人文).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7-4-2 10:23: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宋版书最好

为什么宋版书最好

  整理古籍必须鉴别版本,这是最基本的工作。版本中应重视善本,历代善本包括:宋元时代的刻本,明清两代的精刻精抄本,以及各个时代具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批校题跋本等。其中,最为世人艳羡,视作拱壁珠琳的则为宋版书。

  早在明代嘉靖时,钱塘学者高濂曾指出宋版书的优点:“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到了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可见当时宋版书流传不多,藏书家已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的读物,而是作为珍贵的艺术品和罕见的历史文物来收藏了。

  清初钱谦益(牧斋)和曹溶(秋岳),都是重视版本的藏书家。曹溶为钱氏《绛云楼书目》撰《序》,明确地阐明他选择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清代中叶著名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荛圃),因笃嗜收藏宋版书,乃以“佞宋主人”自号。他为获得了一部宋版《陶诗》,又名其书斋为《陶陶室》。

  古人笃爱宋版书如此,今人亦不乏其例。那么,宋版书为什么如此珍贵呢?这是由于宋版书流传不多,极为罕见,加以宋代刻印的书籍内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装潢考究。北宋时期,除首都汴梁(开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书的中心。后代的兵燹战乱、水火天灾,给宋版书带来了厄运,使北宋印本书籍能留存到今天的,除极少数的佛经外,其他书籍有如凤毛麟角,很难见到了。

  南宋刊刻的书籍,内容的编排形式有了改变。我国古代的经、史,其正文和注疏都分别写在或刻在两个书本上。南宋初期,盛行在同一书版上,用大字刻正文,用小字刻注疏。如浙东茶盐司刻《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左氏传》,都把经文、注疏合刻在一版之上。建安(今福建建瓯)黄善夫刻《史记》,把《集解》、《索隐》、《正义》都刻在正文之下。这样给读者带来了很大方便。

  南宋刻字,数量之多,效率之高,都是空前的。如绍兴二年(1132),湖州(吴王)王永从一家刊刻《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五千四百八十卷,从开雕到完成,仅用一年时间,参加刻经的工人多达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有一位叫董明的刻字工人,他在湖州刻完《思溪藏经》,于次年去越州(绍兴)茶盐司刊刻《资治通鉴》;绍兴九年(1139)又到临安府刻《汉官仪》,同年在临安还刻了《唐文粹》。绍兴二十八年(1158),又到明州(宁波)刊刻《昭明文选》。此外,还在湖州刻《北山小集》,在临安刻《后汉书》等。二十余年间,刻书不少,其经历充分反映当时刻书数量之多和效率之高。

  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但有鱼米茶桑棉盐之利,东西两浙又盛产纸张,对刻字事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当时全国各路均有刻书。而以两浙东西路的浙刻本最精,成都府路的蜀刻本稍次。福建刻本优劣参半,其中麻沙本最差。各地区刻书又有官刻、家刻、坊刻的区别。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

 坊刻本即书铺所刻的书。南宋的书坊多集中在临安和建阳两地。它们除了刊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之外,主要刊印佛经、俗文、杂书等民间读物。现今有铺名可考的,在临安和建阳两地,尚有四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安府陈宅书籍铺。书肆主人陈起,字宗之,自号陈道人。他擅长诗文,与当时江湖诗人相唱和,编著《江湖小集》刊行于世。他的儿子陈解元,名思,也开设书铺。陈氏父子刊印的书籍,在卷尾都分别题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一行牌记。因为著名书坊,多设在棚北大街。所以,书坊本又称“书棚本”。陈氏书籍铺印书,纸墨工料多选上等,刊刻技术高超,是坊刻本中的精品,极为后世藏书家所宝重。

  宋版书为世人珍重若此,究竟它是什么样子,能否一见便能辨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多看实物,加以细心研究。其主要特征是: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装订形式采用“蝴蝶装”。其方法是将书叶面对面相对折齐,在书叶反面版心的地方用浆糊粘连,再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从外表看,厚皮包背,与现代的精装书相似;翻阅时候,书叶两边展开,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简称“蝶装”。宋版书流传至今,能保持原来蝶装的,极为难得。现存宋版书多已改装为清代盛行的“线装”了。

  除以上所述,宋版书尚有一种较突出的特征,即宋刻书多有讳字,尤其以官刻本避讳更多,是鉴定宋版书及其年代的重要依据。

  数百年来,借助宋版书保存了后代刻本所没有的资料;或用宋版书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在学术研究和历史的考证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流行最广,号称精审的殿本《二十四史》,其中《南齐书·本纪第一》有宋孝武帝的宗室刘遐犯罪的记载。原文是:“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舌中出血,众疑行毒害。”读此文不禁怀疑,刘遐的嫡母殷氏,舌中出血,怎能就怀疑是被儿子毒害呢?再查阅明监本《南齐书》则作“殷言中出血”。这就更为荒谬了,言语中怎能出血?再校以宋版《南齐书》则为“殷亡,口中血出。”更以《宋书·列传·宗室》相校证,则有:“遐与嫡母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据此则情节与文字俱能吻合,可证宋本之佳。当然,宋版书不是精善无瑕的,有些校勘不精的书坊本,往往存在脱文讹字。读者如不讲求审定版本,就会发生错误,闹出笑话。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有位教官考试生员,所出题目是《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参加考试的生员,虽然有的人熟读《九经》,但是对此题目却不知如何下笔。后来,有人怀疑所出之题有误,请教官取原书查看,果真是福建麻沙本《周易》将“坤为釜”的“釜”字,误刻为“金”字。教官不察,闹出了笑话。可见整理古籍,必须重视鉴别版本,但又不能盲目迷信宋版,要择善而用。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7-4-2 10:23: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版刻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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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7-4-2 10:43: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文獻學書籍目錄

中國文獻學書籍目錄



目錄學

目錄‧題跋‧讀書記

版本考‧著作考

編篡史‧印刷史

校勘‧考偽‧禁書

敦煌學

文獻學全般







目錄學



『目錄學』倉石武四郎著 1973,1979‧東京

『中國目錄學』清水茂著 1991‧東京

『古典目錄學淺\說』來新夏著 1981‧北京

『中國目錄學史』姚名達著 1938,1981‧台北

『目錄學』姚名達著 1933,1971‧台北

『中國目錄學講義』昌彼得編著 1973‧台北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王重民著 1984‧北京

『目錄學發微』余嘉錫著 1991‧成都

『中國目錄學』昌彼得‧潘美月著 1986‧台北

『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羅孟禎著 1983‧重慶

『校讎通義通解』清章學誠\著 王重民通解 1987‧上海

『校讎新義』杜定友著 1930,1991‧上海

『校讎目錄學篡要』蔣伯潛著 1990‧北京

『鄭樵的校讎目錄學』鄭奮鵬著 1983‧台北

『王伯厚及其玉海藝文部研究』陳仕華著 1993‧台北

『古書通例』余嘉錫著 1985‧上海

『中國目錄學家傳略』申暢著 1987‧鄭州

『目錄學論文選』李万健‧賴茂生編 1985‧北京

『中國目錄學年表』姚名達著 1940,1971‧台北

『中國目錄學思想史』余慶蓉‧王晉卿著 1998‧長沙

『古籍目錄与中國古代學術研究』高路明著 1997‧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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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題跋‧讀書記



『漢書藝文志講疏』顧實講疏 1987‧上海

『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陳國慶編 1983‧北京

『漢書藝文志』鈴木由次郎譯注 1968‧東京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与兵書略通考』徐文助著 1976‧台北

『禮記目錄後案』任銘善著 1982‧濟南

『隋書經籍志詳攷』興膳宏‧川合康三著 1995‧東京

『郡齋讀書志校証』孫猛校証 1990‧上海

『直齋書錄解題』徐小鑾‧顧美華點校 1987‧上海

『文獻通考經籍考』上下 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標校 1985‧上海

『宋代書目考』喬衍☆著 1987‧台北

『宋史藝文志廣編』上下 1975‧台北



『宋史藝文志』元脫脫等修

『宋史藝文志補』清黃虞稷‧倪燦撰 清盧文☆訂正

『四庫闕書目』宋紹興中官撰 清徐松輯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紹興中改定 清葉德輝考証

『中興館閣書目』宋陳☆撰 趙士☆輯

『中興館閣續書目』宋張攀等撰 趙士☆輯

『宋國史藝文志』宋官修 趙士☆輯

『遼金元藝文志』上下 清黃虞稷等撰 1958,1976‧台北

『四庫全書總目』上下 用乾隆六十年杭州刊本影印 1965,1981‧北京

『四庫提要弁証』1-4 余嘉錫撰 1980‧北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胡玉縉著 1964,1981‧台北

『四庫提要訂誤』李裕民著 1990‧北京

『四庫提要補正』崔富章著 1990‧杭州

『四庫著錄元人別集提要補正』劉兆祐著 1978‧台北

『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上下 章☆等編 1982‧北京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郭靄\春編 1999‧北京

『讀書敏求記』清錢曾撰 丁瑜點校 1984‧北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清邵懿辰撰 邵章續錄 1959,1979‧上海

『藏園訂補☆亭知見傳本書目』1-4 莫友芝撰 傅增湘訂補 1993‧北京

『中國善本書提要』王重民著 1983‧上海

『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王重民著 1991‧北京

『販書偶記』孫殿起編 1959,1982‧上海

『販書偶記續編』孫殿起編 1980‧上海

『傳是樓書目』徐乾學撰 民國四年王存善排印本‧四冊

『寶禮堂宋本書錄』潘宗周撰 用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本影印 台北

『天一閣見存書目』清薛福成撰 用光緒十五年薛氏刊本影印 1970‧台北

付「天一閣藏書考」陳登原撰 用民國二十一年金陵大學排印本影印

『五十万卷樓群書跋文』1-2 清莫伯驥撰 用民國三十年排印本影印(國學集要二編本)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清莫友芝撰 用莫氏影山草堂六種本影印(國學集要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潘祖蔭輯 周少川點校 1989‧北京

『百宋一廛書錄』清黃丕烈撰 用適園叢書本影印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識集錄』瞿良士輯 1985‧上海

『藏園群書題記』傅增湘撰 1989‧上海

『藏園群書經眼錄』1-5 傅增湘撰 1983‧北京

『書目答問補正』范希曾編 瞿鳳起校點 1983‧上海

『越縵堂讀書記』上中下 清李慈銘著 1959,1975‧台北

『鄭堂讀書記』上下 周中孚撰 用嘉業堂刊本影印 1965‧台北

『古書經眼錄』雷夢水著 1984‧濟南

『愛日精廬藏書志』一‧二 清張金吾撰 用道光丙戌愛日精廬刊本影印 1982‧台北

『嘉業堂鈔校本目錄‧天一閣藏書經見錄』周子美編 1986‧上海

『嘉業堂藏書志』繆☆孫等編 吳格整理點校 1997‧上海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附☆翁藏書題識 冀淑英輯 題識周叔☆撰 1985‧天津

『天放樓書錄』封思毅編 1981‧台北

『☆菴群書題識』昌彼得編著 1972‧台北

『一氓題跋』李一氓著 吳泰昌輯 1981‧香港

『西諦書話』鄭振鐸著 1983‧北京

『桑園讀書記』☆之誠\著 1955‧北京

『葉景葵雜著』顧廷龍編 1986‧上海

『明季史料題跋』朱希祖著 1961‧北京

『江浙訪書記』謝國禎著 1985‧北京

『販書經眼錄』嚴寶善編 1994‧杭州

『古籍版本題記索引』羅偉國‧胡平編 1991‧上海

『增訂中國訪書志』阿部隆一著 1983‧東京

『書目長編』邵瑞彭等編 民國十七年京師排印本

『清代目錄提要』來新夏主編 1997‧濟南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下 1994‧北京



『文淵閣書目』

『國史經籍志』

『南☆志經籍考』

『內閣藏書目錄』

『明太學經籍志』

『內板經書紀略』

『行人司重刻書目』

『秘閣書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

『世善堂藏書目錄』

『汲古閣校刻書目』

『☆竹堂書目』

『澹生堂藏書目』

『萭卷堂書目』

『古今書刻』

『近古堂書目』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百川書志』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脈望館書目』

『玄賞齋書目』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趙定宇書目』

『徐氏家藏書目』

『道藏目錄詳註』

『曲品』

『醫藏書目』

『隱湖題跋』

『南濠居士文跋』

『重編紅雨樓題跋』



『黃顧遺書』王大隆輯 1962(民國刊本重刊)‧上海



蕘圃藏書題識續錄蕘圃雜著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錄思適齋集補遺思適齋書跋

『標點善本題跋集錄』上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 1992‧台北

『古籍目錄』國家出版局版本圖書館編 1980‧北京

『1911-1984 影印善本書目錄』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編 1992‧北京

『1911-1984 影印善本書序跋集錄』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編 199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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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考‧著作考



『古書版本鑑定研究』李清忠撰 1986‧台北

『圖書板本學要略』屈万里‧昌彼得著 1953‧台北

『古籍版本淺\說』陳國慶編著 1957‧沈陽

『版本學概論』戴南海著 1989‧成都

『古書版本學概論』李致忠著 1990‧北京

『古籍版本鑑定叢談』魏隱儒‧王金雨著 1984‧北京

『古籍版本鑑賞』魏隱儒著 1997‧北京

『漢籍版本』魏隱儒‧王金雨著 波多野太郎‧矢島美都子譯 1987‧東京

『中國古籍版本概要』施廷☆撰 張秀民校 1987‧天津

『漢籍版本入門』陳國慶著 澤谷昭次譯 1984‧東京

『四部叢刊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編 1922‧上海

『宋元本行格表』清江標撰 民國三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宋版書敘錄』李致忠著 1994‧北京

『荀子版本源流考』高正著 1992‧北京

『唐集敘錄』高曼撰 1980‧北京

『杜集書錄』上下 周采泉著 1986‧上海

『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劉尚榮著 1988‧成都

『現存宋人著述總錄』劉琳‧沈治宏編著 1995‧成都

『現存宋人著述目略』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1971‧台北

『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1990‧成都

『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許肇鼎著 1986‧成都

『日本現存宋人文集目錄』吉田寅‧棚田直彥編 1972‧東京

『日本現存元人文集目錄』山根幸夫‧小川尚編 1970‧東京

『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山根幸夫編 1978‧東京

『日本現存清人文集目錄』西村元照編 1972‧京都

『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周清☆編 1983‧南京

『清人文集別錄』張舜徽著 1961,82‧台北

『明清筆記談叢』謝國禎著 1981‧上海

『增訂晚明史籍考』謝國☆編著 1981‧上海

『兩浙著述考』上下 宋慈抱原著‧項士元審訂 1985‧杭州

『版刻質疑』瞿冕良撰 1987‧濟南

『明清稀見史籍敘錄』武新立編著 1983‧南京

『浙江文獻叢考』洪煥椿著 1983‧杭州

『北魏佚書考』朱祖延著 1985‧鄭州

『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証』孫啟治‧陳建華編 1997‧北京

『中國歷史書籍目錄學』陳秉才‧王錦\貴 1984‧北京

『五山版研究』上下 川瀨一馬著 1970‧東京

『中國畫學著作考錄』謝巍著 1998‧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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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篡史‧印刷史



『宋四大書考』郭伯恭著 1967‧台北

『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童☆編著 1991‧北京

『永樂大典史話』張忱石著 1986‧北京

『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顧力仁著 1985‧台北

『道藏提要』任繼愈主編 1991‧北京

『四庫全書篡修考』郭伯恭著 1937,1967‧台北

『四庫全書篡修研究』黃愛平著 1989‧北京

『四庫全書答問』任松如著 1988‧成都

『四庫全書薈要篡修考』吳哲夫著 1976‧台北

『類書流別』張滌華著 1985‧北京

『中國古代的類書』胡道靜著 1982‧北京

『中國類書總目初稿』莊芳榮編 1983‧台北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陳垣著 1962,1988‧北京

『中國印刷史』張秀民著 1989‧上海

『宋代版刻法制研究』段☆武著 1975‧台北

『印刷史話』魏隱儒‧王金雨編著 1988‧上海

『中國古籍印刷史』魏隱儒編著 1984‧北京

『福建古代刻書』謝水順‧李☆著 1997‧福州

『雕版印刷源流』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 1990‧北京

『活字印刷源流』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 1990‧北京

『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張樹棟編 1988‧北京

『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曹炯鎮著 1986‧台北

『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王肇文編 1990‧上海

『古籍刻工名錄』張振鐸編著 1996‧上海

『明代刊工姓名索引』李國慶編 1998‧上海

『圖解和漢印刷史』長澤規矩也著 1976‧東京

『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校訂版 喬衍☆‧張錦\郎編 1982‧台北

『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喬衍☆‧張錦\郎編 1977‧台北

『中國古代版刻版畫史論集』周心慧著 1998‧北京

『中國古籍裝訂修補技術』肖振棠‧丁瑜著 1980‧北京

『書籍裝幀芸術簡史』邱陵編著 1984‧哈爾濱

『中國書物印刷』張紹☆著‧高津孝譯 1999‧東京

『宋元書刻牌記圖錄』林申清編著 1999‧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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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考偽‧禁書



『校讎學』胡樸安‧胡道靜著 1931,1991‧上海

『校勘述略』王雲海‧裴汝誠\著 1988‧開封

『校勘學史略』趙仲邑編 1983‧長沙

『校勘學大綱』倪其心著 1987‧北京

『校讎學史』蔣元卿著 1935,1967‧台北

『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張舜徽著 1980‧上海

『校讎廣義<校勘編>』程千帆‧徐有富著 1998‧濟南

『朱熹辨偽書語』宋朱熹撰 開明書店編譯部編 1969‧台北

『四部正訛』明胡應麟撰 顧頡剛校點 1968‧台北

『校史隨筆』張元濟著 1937,1981‧台北

『銷燬抽燬書目‧禁書總目‧違礙書目』清乾隆中官撰 用光緒九年刊咫進齋叢書本影印 1972‧台北

『清代禁燬書目‧清代禁書知見錄』清姚覲元編‧孫殿起輯 1957‧上海

『清代各省禁書彙考』雷夢辰著 1989‧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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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



『敦煌古籍敘錄』王重民著 1979‧北京

『敦煌遺書論文集』王重民著 1984‧北京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編 1983‧北京

『敦煌學概論』姜亮夫著 1985‧北京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中國敦煌吐露番學會編 1985‧西安

『敦煌文書學』林聰明著 1991‧台北

『敦煌學目錄初探』白化文‧楊寶玉著 1989‧石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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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學全般



『書林清話附書林余話』葉德輝著 1957,1987‧北京

『文獻學論著輯要』張舜徽編 1985‧西安

『中國古代書籍史』李致忠著 1985‧北京

『中國圖書史』陳力 1996‧台北

『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概要』來新夏著 1987‧天津

『中國圖書史略』昌彼得著 1976‧台北

『文獻學講義』王欣夫述 1986‧上海

『中國文獻學』張舜徽著 1982‧鄭州

『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來新夏等著 1990‧上海

『古典文獻學』羅孟禎編著 1989‧重慶

『中國古文獻學史』上下 孫欽善著 1994‧北京

『中國文學文獻學』張君炎著 1986‧南昌

『中國文獻學概要』鄭鶴聲‧鄭鶴春著 1930,1967‧台北

『古籍整理論文集』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 1984‧蘭州

『版本目錄學論叢』1/2 昌彼得著 1977‧台北

『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編 1983‧北京

『張元濟書札』商務印書館編 1981‧北京

『簡明中國古籍辭典』吳楓主編 1987‧長春

『中國文學目錄學』謝灼華編著 1986‧北京

『訪書見聞錄』路工著 1985‧上海

『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錢存訓著 鄭如斯增訂 1988‧北京

『肩樸集』李致忠著 1998‧北京

『文字文化史』藤枝晃著 1971‧東京

『圖書歷史中國』劉國鈞著 松見弘道譯 1980‧東京

『圖書館漢籍』松見弘道著 1981‧東京

『書誌學序說』山岸德平著 1977‧東京

『漢籍整理法』長澤規矩也著 1974‧東京

『近藤正齋全集』第三卷 1906‧東京

『中國典籍之最』徐狀華著 1987‧蘭州

『圖書館古籍編目』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合編 1985‧北京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7-4-2 11:12:00 | 显示全部楼层
1.帛
  A8破城子出土
  居延文書有少數寫在帛上,這是其中之一。記錄南陽郡戍卒有黑色布質單衣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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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工部集   
  南宋建阳刊本  
  北京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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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試試卷
   清代鄉會試士子均以墨筆答卷,故鄉會試答卷又稱墨卷。墨卷卷面正中寫明場次,左右兩邊由士子親筆填寫姓名、籍貫、某科某省鄉試舉人,試卷附起草紙,交卷後,蓋彌封官關防,卷背蓋印卷官關防。本件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會試第一場金居敬(第三十一名)之試卷。
   登錄號:161223
   尺寸: 高37.5,廣491.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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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 代 印 刷
(图:《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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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居延漢簡              

      王國維稱譽本世紀初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其中之一是漢晉遺簡。本所所藏居延漢簡約有一萬餘枚,為西北科學考查團瑞典考古家貝格曼(F. Bergman)於民國十九年在額濟納河的黑城附近,也就是在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等邊塞的烽隧線上發掘的。漢代邊塞遺留下來的這些簡牘文書,內容十分豐富。它們直接、生動地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當地軍民在軍事、法律、教育、經濟、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活動的情形,為漢代史研究打開了一片新天地。這批簡原藏於北平圖書館和北京大學,民國二十九年為避免戰禍,曾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民國五十四年運\回本所。目前本所簡牘整理小組利用紅外線及電腦等設備,全面檢查原簡,按簡號重新排放,校補釋文並儲存最佳簡影。以下所選錄的有邊防軍定期的裝備報告清單、詔書簡冊、軍官准假簡冊、賜爵殘冊、封存戍卒衣物囊袋的封檢、一封寫在木牘上的書信、木製桃符以及書寫在帛上的記錄等。由此我們可以看見漢代邊軍生活的一鱗半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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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辽 代 印 刷

图一:《上生经疏科文》(应县木塔发现)辽代北京最早的印刷品(约990年)
图二:辽代刻印的《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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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 代 政 府 印 刷  

图一:《大明成化四年大统历》明成化四年(1468年)刊
图二:司礼监经厂商
      明政府最大的印刷厂,有刻版工350名,刷印工134名,擢配工189名,装订工293名,制笔,墨工数十名,总数超过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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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華真經 
十卷
版匡高21.8,寬14.8公分

       周 莊周撰;晉 郭象注。南宋刊本。金鑲玉。每葉九行,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三十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中縫記莊幾,下署刻工姓名。全書缺卷三第二葉及卷九第十四至十七葉,今均後人補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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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聖祖遺詔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清聖祖宣詔,雍正嗣位。此遺詔成為歷來討論雍正皇帝是否奪嫡的關鍵證物。有人以詔書「雍親王皇四子胤禎」與傳說的「傳位十四子」有所出入,認為雍正並未奪嫡。不過,也有人以此詔為雍正偽造,提出反駁。

登錄號:037033   尺寸: 高75,廣15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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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史记   
南宋建阳黄善夫家塾刊本  
北京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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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 代 印 刷
《周易正义》南宋国子监本约
绍兴十五年(1145年)原版23.3×15.7厘米
《事类赋注》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绍兴十六年(1146年)原版21.8×14.9厘米
刻工:丁珪、毛谅、王珍、朱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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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五代十国的印刷

       五代是个割据和朝代更替频繁的时代,但印刷业仍在发展,而且有新的突破。最主要的标志是政府对印刷的重视。唐、晋、汉、周四朝连续不断组织刻印了历史上第一部儒家经典总集《九经》,使印刷术的应用领域更为扩大。由于佛教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佛经、佛像的印刷也更为兴盛。
    在当时统治者的倡导下,在冯道、田敏等人的亲自主持下,雇请了大批刻版工匠,历时22年(932-953年),刻印了整套儒家经典《九经》,这是官方大量应用印刷术的开始。

下图:文殊师利菩萨像(五代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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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 夏 印 刷
下图:《金刚经》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
汉文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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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諭旨 (明發)

       清代皇帝諭旨,交付內閣發抄者,稱為明發諭旨。即由內閣傳知各有關部院派員至內閣抄錄。本件為乾隆元年(1736)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著該部曉諭護持僧道。

登錄號:020167
尺寸:本面--高25.5,廣1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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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元康五年詔書冊
      A33地灣出土
      西漢宣帝元康五年(西元前61年)依據月令,通令全國為夏至改火等事所下的詔書。詔書後附各單位傳送的記錄。本冊據零簡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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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易   
南宋绍兴间国子监刊本  
北京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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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庄子   
海源阁旧藏宋刻本  
北京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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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leonhl 发表于 08-1-15 05:23:4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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