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贺仲明
内容提要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以积极肯定的姿态,塑造了大量的农民形象,细致地展现了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并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和期盼,从而再现了较切实的乡村经验,描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实乡村生态世界。这一生态世界的呈现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文学理念以及所采用的艺术方法有关,也关系着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
一
“乡村生态”指乡村人在一定自然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与城市相比较,乡村一般都处于偏远封闭的地域,它有自己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农业文明的简朴生活方式,更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具一定自在意义的“小传统”文化——这一切,构成了相对完整而独立的乡村生态——也就是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所谈到的“乡村社区”①。
中国文学很早就对乡村生态进行过书写。《诗经》就是一幅古代农耕文明的图画,真实记载了先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故事。但这一传统在此后的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虽然在陶潜、孟浩然和范成大等人的诗句中偶尔可见乡村生活的图景,但总体而言,作家们对乡村生活往往采用虚拟的书写方式。在众多的田园诗和悯农诗中,诗人们传达了对乡村的追忆、同情、想象和感慨,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复杂情感,却普遍匮乏真实细致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书写,以至于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
中国新文学将文学拉近到普通大众,描画了乡村世界和农民形象,但在乡村生态世界的再现上依然存在着相当的不足。鲁迅所开创的现代乡村书写主流传统,以俯视式的启蒙为创作姿态,以抽象和象征为主要艺术方法,它挖掘出了乡村普遍的文化精神,但较少涉及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人物形象也欠真切②。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乡村小说,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田园诗歌的继承,距离乡村的本真生活面目也同样很遥远。只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所开创的反映乡村现实政治变革的创作传统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乡村的现实生活,尤其是1940年代的赵树理、孙犁等部分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对乡村现实生态有较具体的展示。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动荡环境中,乡村生态缺乏基本的确定性,作家们的思想重心更在于政治斗争和现实变异(有着丰富乡村经验的赵树理,其基本关注点就是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生活本身),对乡村人物本身、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不大,所以,他们所展现的乡村生活场景比较狭窄单调,影响也有限。
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乡村的作品虽然不少,但却没有展示出具体鲜活的乡村生态世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等待启蒙的蒙昧地域,阶级革命的斗争场所,或者是遥远的文化怀乡,却很难看到农民的真实生活世界。农民的真实外表和日常生活,精神渴求和理想愿望,基本上徘徊在我们的文学视阈之外。
这种情形之出现,除了创作理念与现实情况等个人性的因素,还存在着具普泛性的原因。首先,它与现代作家与农民现实生活的疏离有关。陈平原在论及1920年代乡土作家时曾说过:“‘乡土文学’家对故乡生活、农民痛苦的了解,多半来自间接经验。而作为直接经验的只是儿时生活的回忆和成年偶然回乡的观感。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农民生活作出精确的描绘。”③其实,不只是1920年代,整个现代文学时期都存在这种情况。缺乏了具体的生活经验,自然影响作家们对乡村生活世界的描画;更重要的,它与农民的现实和历史地位,与中国传统文化同农民之间的隔膜关系和现实文化倾向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轻视和忽略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与农民的,现代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又是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乡村被作为改造的对象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压制和改造,农民也在社会文化观念中被赋予着愚昧、颟顸的精神特征,承担着现代文明阻滞力的角色。这种文化状况,从思想深处影响到作家们营造乡村生态世界的动力与能力。
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它以集体书写的姿态,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乡村,对乡村生态世界作了多方面的描述。
这首先表现在对乡村自然和生活环境的描绘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风景描写在“十七年”文学中不是太盛行,乡村世界的丰富和美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乡村自然景观,感受到乡村世界的自然风貌。如周立波《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孙犁《铁木前传》等,就以“新的田园牧歌”和“诗化小说”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秀丽多姿的江南丘陵地带和河北白洋淀地区的自然风景画④,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李凖《李双双小传》、王汶石《风雪之夜》等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勾勒出了各地有特色的自然风情。
作家们对生活景观的描绘要更为具体细致。它包括乡村的日常劳动场景,如各地方的自然耕作过程,从南方的插秧、收割到北方的播种、扬麦,从北方的采摘棉花到南方的果园修剪,还包括农民的家庭生活和一些地方风俗,以及像乡村夜校、田间休憩、村人乘凉、庆丰收等生活场景,其间穿插了许多的农民口语、乡间传闻和民间故事,动人的生活细节中蕴涵着乡村情趣,也渗透出乡村人情世态。当中的许多作品,如《山乡巨变》、《盖满爹》、《创业史》、《三里湾》、《登记》、《水滴石穿》等,都可以说是充满着浓郁地方特色的生活风情画。
最突出的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描写中,对乡村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农民形象塑造最丰富的时期,涵盖不同的乡村人物类型,在不同的外表和身份背景下,寓含着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当中塑造得最好的,是那些所谓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陈先晋,《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铁算盘”等,他们与乡村文化的深厚关系得到了深入的揭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正面农民形象的出现,像《山乡巨变》中的陈大春、盛淑君,《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高增万,《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他们不但有体面的外表,而且体现出自信、热忱、乐观、智慧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品格,这在以往文学中是很难看到的。
同时,作家们还展现了复杂的乡村精神世界——对乡村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揭示。乡村的人际和人情关系,如父子、祖孙关系(如《铁木前传》、《创业史》、《盖满爹》),母女、婆媳关系(如孙犁《正月》、赵树理《三里湾》、《登记》),夫妻、恋人关系(如《山乡巨变》、《李双双》、《三里湾》),邻里关系(如《铁木前传》、康濯《水滴石穿》),亲戚朋友关系(如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等,在不少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真切⑤;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密切情感和文化关系,在《创业史》、《山乡巨变》、浩然《艳阳天》、刘绍棠《运河的桨声》等作品中也有准确细致的渲染;农民与集体制度、与各级官员之间相依存又相矛盾的复杂关系,则或显或隐地呈现在《“锻炼锻炼”》、《水滴石穿》、马烽《赖大嫂》、西戎《宋老大进城》等作品中。
除了表现乡村现实,“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这首先体现在对乡村人物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上。像《创业史》对徐改霞去向选择问题的困惑,就蕴涵着对乡村青年出路问题的关切和深虑。此外,刘绍棠、孙犁等作家还塑造了一些乡村少年形象,展现了他们的成长历史,寄托着作家们对乡村未来的关怀和期待。
对乡村人的关注与对乡村整体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将这一结合点集中在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描述上。知识分子对乡村有着两难的意义:乡村面貌的改变急切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但知识又是乡村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农民往往很快就离开了乡村。与此相一致,作家们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以回乡或离乡为标准,作家们表示出谴责或赞扬的态度。最显著的是赵树理,在《卖烟叶》等作品中他严厉批评了那些想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而在《三里湾》中,对回乡知识分子范灵芝和马有翼的态度则明显宽容,在“创作谈”中更予以特别的肯定:“在办社工作中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而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⑥此外,李凖《耕云记》也热情地塑造了自学成才的女青年萧淑英,马烽《韩梅梅》也传达了对“能写会算”的知识分子回乡务农的恳切心情。截然不同的态度中,蕴涵的正是作家们改变乡村的急切心态。
还有一些作家对乡村的具体科技实践进行了描述。如《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水稻密植”,李凖《耕云记》中萧淑英的“科学天气预报”,马烽《韩梅梅》中的“科学养猪”等,尤其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叙述了从“万宝全”、“使不得”到王玉生两代人的科技探索故事,展示了王玉生的科技改革过程,对其科学探索精神进行了赞颂。
尽管在今天看来,作家们对乡村“科学”的描写未免幼稚,对离乡知识分子的态度也过于苛严,但作家们所体现出的建设乡村、关注乡村未来发展的愿望,以及背后深藏着的作家对乡村的感情是真诚而挚切的。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们笔下乡村生态世界的完整性——因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世界不仅仅包括现在,还应该包括过去与未来,也不仅仅包括客观的现实物质世界,也应该包括作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它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体——而且,也使这一生态世界更具有了未来的精神向度,使作家的精神情感世界与现实乡村世界之间呈现出内在的和谐统一。黄秋耘在评价周立波《山乡巨变》时曾经感慨过:“它们不仅给予读者以丰富的美感享受,而且在他们心里唤起对农村新生活的热爱和向往。”⑦这是作家乡村情感的结晶,也是源于乡村生态世界的深层魅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也许会有新的启示。当年争议的中心在于梁生宝形象是否符合乡村的现实。现在看来,严家炎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梁生宝确实过高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不够真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在梁生宝的身上,又真实地寄托着柳青对现代乡村人的理想,是作家对乡村未来发展愿望的一种外化。所以,从文学本身看,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有不够成功之处,但他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乡村挚切和真诚的感情,则值得我们理解和尊重。
从自然到社会,从现实到未来,“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乡村生态既描画了乡村的血肉肌理,也抵达了乡村的灵魂世界。作为时代性和集体性的产物,这一生态世界有着显著的群体色彩。最突出的特点是积极乐观,洋溢着激情与欢乐的气氛,作家们描画的乡村现实和自然环境充满了明亮的色彩,乡村的生活场景是欢快喜悦的,农民形象所展现的也主要是乐观、幽默的性格和积极的精神品格,即使是偶尔出现的矛盾、苦闷等不和谐音,在最后也往往被赋予大团圆式的结局。这一充溢着光明面的世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乡村书写形成着鲜明的对比。正如有学者这样比较过鲁迅和赵树理:“鲁迅固然是阴郁的,但老舍、丁玲比他更阴郁。而赵树理描绘的农村生活,即使是在令人心酸的抗日战争或国内战争中,仍然是稳定而明朗的,前途总是放射出明朗的光辉,农民们安居乐业,悠哉优哉。”⑧这里谈的虽然主要是现代文学时期的赵树理,但以之作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乡村生态世界与现代乡土小说的比较,也许更为合适。
其次是强烈的现实性。“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所展现的乡村世界几乎完全是现实的世界,它们反映的是现实中正在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等乡村变革,描绘的是正经受着运动考验和进行着变化的各类农民生活。这一乡村世界与现实的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也折射着时代政治的复杂变幻。可以说,从1950年代初的“互助组”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以及其间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等,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乡村生态世界中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印迹。
三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能够集中而有特点地展现乡村生态世界,与作家们的艺术选择和生活经验,以及时代的文化和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作家们的艺术方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受时代封闭政治环境和“现实主义”潮流囿限,作家们普遍采用比较简单而传统的写实方法,文学形式也相当简朴。一般来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艺术结构都相当单纯,它们基本上都以一个现实故事作为小说的框架,叙述视角和叙述方法都变化不大,描写上则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法,自然景物和人物心理描写都相当简略。尤其突出的是这些作品的叙述语言都相当通俗浅显,很多作家,如周立波、柳青、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作家等,都运用了地方方言进行叙述,泥土气息相当浓重——从文学史角度来说,“十七年”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方言写作时期。
应该说,这些文学形式和创作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如单一的传统写实方法就存在深度意义匮乏的缺陷,因为缺乏真正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深度剖析和对人物精神的深切关注,其着重点就只能局限于事件本身,不可能表现出社会和人物的矛盾复杂。同样,叙述方法和叙述语言的过于简单通俗也会影响文学表现力的丰富和深刻。但另一方面,作家们所采用的这些略显简单的艺术方式与同样简朴的乡村生活也许有着天然的切近(例如,其相对简单的心理描写在表现思想较为单纯的农民生活时就很和谐,与现代文学中路翎等作家将农民心理复杂化的创作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巴赫金对“田园诗”文学的论述:“乡土小说里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造:日常生活诸因素变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情节的意义”⑨,作家们正是充分利用了简单的写实方法和质朴本色的语言,再现了乡村现实生活细节,呈现了富于地方特色的乡土生活风景。
从现实方面来说,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是重要原因。建国后,中国农村的政治和经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农民生活不再像建国前一样挣扎在动荡之中。在时代理想主义文化感染下,农民的精神面貌和整个社会的文化一样,呈现出乐观和积极的状貌(姑且不说这一状貌存在着多大程度的缺陷),为作家们的乡村书写提供了外在的生活基础。
同时,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取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对农村生活和农民都非常熟悉,有深厚的乡村生活功底和直接的乡村经验。作家们大多与乡村有深刻的血脉联系,对乡村怀有浓厚的感情,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视作这种感情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如柳青,为了写作《创业史》,毅然放弃西安的城市生活,带着全家人在陕北农村中生活了十几年。周立波也一样,为了创作离开城市回到家乡乡村,与农民、与农业生产方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赵树理、孙犁等人虽然身在城市,但心系乡村,赵树理更多次回乡,为故乡人民利益不惜冒犯时政,写下对“大跃进运动”持不同意见的文章。
作家们的真诚感情和深厚的生活功底,为他们乡村世界的细致描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作家们有可能超越时代限定的简单政治图解,去更多地关注乡村人的命运和生活本身,使他们笔下的乡村生态世界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虽然人们一般都认为“十七年”作家为政治所累,受到政治观念的过多羁绊和束缚,影响了他们表现生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具体情况要比这种简单的定论要复杂得多,柳青的这段话不只是体现在言论,也应该是部分作家创作的落实:“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⑩。
当然,“十七年”文学乡村生态世界能如此大规模地完成,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文化和文艺政策,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十七年”时代背景对文学的要求是“写工农兵”,是知识分子向农民的趋附和对自我的改造。这一要求完全不同于“五四”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却促进着那些来自乡村、对乡村怀着浓厚兴趣和情感关系的作家们对乡村的进一步亲近,为乡村而写作。可以说,正是有了政治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支持,作家们才敢于逆“五四”文学传统而行,表现出乡村生态更多的质朴和喜悦,呈现出另一种乡村风情。这是曾经接受过西方文学影响的周立波的创作体会:“我喜欢农民的语言。在乡下工作时,曾经记录过一些农民生动的语言,在读书看报时,也很留心别人怎样运用农民的口语。我以为农民的语言比知识分子的语言生动得多了。……学会运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必能改革我的文体。”[11]这一体会折射着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精神,也融注着时代所赋予的一种“为农民服务”的强烈自信。
四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画的乡村生态世界是中国新文学(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和创造。无论是在塑造乡村人物的丰富、表现乡村世界的广阔,还是在展现乡村生活的具体切实,尤其是在展示乡村生活的自在与积极面上,它都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生态世界具有很强的文学和文化意义,应该引起我们“十七年”文学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和关注。
首先,在文化上,它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有意义的纠偏和完善。
正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对乡村的书写主要侧重文化象征和批判的角度。他们或者展现乡村的抒情和浪漫意蕴,或者揭示乡村生产关系的落后和愚昧,对乡村的现实世界比较忽略。作家们的创作姿态,也普遍采用的是批判和旁观的俯视方式,很少有站在乡村自身立场上以平等态度看待乡村的(赵树理是个突出的例外)。
这当中寓含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缺憾,也存在着创作内容上的缺失。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对乡村现实的淡漠和俯视姿态,体现的是对乡村平等和自主认识的某种匮乏,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一定缺失。乡村世界是有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的,虽然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城市文明中所体现的人类智能含量也远胜过乡村,但正如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应该拥有和城市人同等的地位和尊重一样,乡村世界也应该具有平等和受尊重的权利,无论是对乡村的批判、改造还是赞美,都应该建立在这一权利的前提上,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其次,乡村现实具有很强的文化和现实意义,值得文学的关注与重视。一方面,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既直接关系到社会中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另一方面,乡村现实是乡村文化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乡村现实的贫困和发展要求与对文明发展的批判和反思构成着复杂交融的关系,绝对不可简单地取舍。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以对乡村现实的深切关注和认识为前提。
“十七年”文学的乡村世界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主导性,不是完全的乡村自主呈现,但由于它在叙述上是以乡村为主导来进行的,尤其是作家们表现出对乡村的关切感情和对生活的熟悉与深入,它在客观上表现出了乡村生活的某种自在和自然状态,展现了农民的许多真实生活品质,折射出对乡村文化态度的尊重和平等——虽然受政治环境的限制,它所达到的高度有限,但它的文化启示意义是很充分的。而且,它所反映的许多现实问题,如乡村科技化问题、农民出路问题等,确实是现实乡村发展的困厄,在今天仍然有针对性意义。
正是这种文化态度的产物,它表现出了乡村现实的独特真实。一般人都认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是对现实真实的扭曲和遮蔽,其实,从另一方面讲,它也突破了以往文化观念的束缚,对乡村真实有所揭示。这里,我们要重点谈谈遭人诟病最多的“光明面”问题。正如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乡村书写的评价:“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之一翼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还没有产生多少农民和工人的典型。农民和工人当然已经写得很多,但是写得最好的也只是被侮辱与被践踏而默默忍受的工人与农民,很少见自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新时代的新人民。”[12]以往文学写乡村,多描摹其黑暗面、温情面或斗争面,但这种描述并不太符合乡村生活本身。正如鲁迅所言:“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13]乡村既不是其乐融融的田园风光,也不是简单的阶级斗争场所,而主要是平凡质朴的日常生活,是与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密切联系的沉静和朴实,它有苦难和沉重,也有自己的愉悦与轻松。“十七年”文学描绘的乡村生活光明面也许并不是遮蔽,而恰恰是乡村生活另一面的真实。
其次,在文学上,它呈现了自己的独特审美价值,对现代小说形式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也提供了借鉴意义。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生态世界的审美意义是独特的,它对乡村现实的写实式再现,与以往同类创作构成了互补关系。如果说鲁迅的乡土小说传统提供的是一幅乡村象征画,沈从文等描画的是乡村写意画,那么,它所展现的就是一幅线条简朴、内容逼真的写实画——虽然不够细腻委婉,但其粗犷质朴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审美意义。尤其在今天,乡村集体制度已成历史,其曾经的荣耀、喧嚣、喜悦和痛苦,都已化为遥远的往事,随着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这种生活将可能永远走出人们的视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画的这样一幅乡村写实图画,其审美意义也许是不可替代的[14]。
在文学形式上,它对民族传统小说形式和技巧的采用,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15]——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它因此而博得了农民们的普遍喜爱。像《李双双》、《山那面人家》、《登记》、《“锻炼锻炼”》等作品在当时农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有文化贫乏、借助于电影等形式传播等因素存在,但它本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农民、与传统的亲和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它对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具有相当积极的参考意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十七年”文学所展现的乡村生态世界还没有达到非常深刻和全面的高度,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遮蔽和局限。如在乡村生态面上就存在着较局促和狭窄的缺陷,乡村社会的苦难一面基本上没有得到表现;乡村精神的表现也不够丰富,乡村的历史、宗教、传统信仰等方面很少被涉及,民俗生活的表现也相当单调和逼仄;人物的塑造上也因对个人心理和私人生活层面关注较少,影响了立体感和丰厚感,等等。但瑕不掩瑜,这一生态世界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它将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也将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赢得足够的尊重和地位。
①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参见拙文《阿Q是不是农民?》,《书与人》2000年第6期。
③陈平原:《论“乡土文学”》,载《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④参见朱寨《〈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第四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⑥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⑦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⑧[日本]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载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页。
⑨《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⑩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延河》1978年第5期。
[11]周立波:《关于写作》,1950年《文艺报》第2卷第7期。
[12]茅盾:《反帝,反封建,大众化》,原载1948年5月15日《文艺生活》海外版,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26页。
[13]鲁迅:《“过年”》,《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14]“文革”后人们对这一审美风格持普遍的拒绝姿态,一定程度上源于它在时代囿限下形成的单一和狭窄,导致人们产生本能的审美厌倦和反感。我们相信,在一定时间后,人们对这一风格会有重新的认识和评价。
[15]这方面,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较有影响的如陈思和《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评50年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福建论坛》1999年第3期;程光炜《论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的启示
程金城 冒建华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新文学在各种价值冲突和选择中,逐步生成了偏重历史责任和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与偏重自由超越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两大基本文学价值系统,它们都在促进文学自身价值重建中介入了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重建。作者认为,要确立以人为价值主体的文学观,消除对立,整合融通,在新的逻辑起点上寻求文学价值内涵的普遍认同与价值结构的科学和谐,选择并建立相对合理、较为稳定、既有主导倾向又有开放性的文学价值系统。
在中国,自“五四”时期有“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称谓起,就在观念上有了以“新”“旧”为价值标准对文学的划分意识和评价尺度,也就有了相对于旧系统而言对新文学价值系统重建的要求①。如果说,当年胡适认为“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②,提出的是对文学自身价值体系重建的话,那么,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③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就清楚地表明对新文学介入社会文化价值重建的吁求。当时的这两个目标和任务,在客观上触及到新文学后来发展中一对重大关系,即如何处理文学自身的价值重建与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关系。这对于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都是关系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现代文学的经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所谓文学自身价值体系重建,是指侧重于对文学本质、属性、功能,文学表现对象、语言、创作方法、接受等文学本身的价值理论问题和实践中的价值问题的重新认识和体系建构,包括对文学各具体门类如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特性和价值属性的重新认识、界定、评价等。它包含价值观念、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三个子系统。它是以文学的逻辑来建构的价值体系。所谓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是指文学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和方式融入社会精神价值系统,对人的知识、信仰、伦理道德、心灵情感等发挥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和审美评价,文学因此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建立新的效应关系。这是由文学的社会人文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表明,在文学最终作用于人这个交叉点上,文学自身的价值选择与文学如何介入社会相统一。在这一点上,鲁迅做出了最好的思考与回答,也在后来遇到了最大的难题。鲁迅认为中国旧文学是“瞒和骗”的“不好”的文学,而再三地呼吁文学应该“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④,并从精神上唤起民族的觉醒,追寻理想的人性。他认为“不好”的旧文学可能引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⑤,而“好”的新文学可以是“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⑥,这体现出他对新文学的价值选择。鲁迅从现实的教训中意识到,改造国民精神比医治肉体创伤更重要。据许寿裳留学日本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⑦鲁迅在自己一系列的创作中,着力于“画出国民的魂灵”,“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⑧,批判国民劣根性,去寻求“国民精神之发扬”⑨。直到去世前不久,他仍在思考中国的“人史”,并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⑩鲁迅主要是以小说和杂文来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的(《阿Q正传》、《示众》可谓小说方面的代表),但他并没有把“病根”归于“小民”,而是归于“大小统治者”的“治绩[11];更赞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能够“明黑白,辨是非”[12]的,那些“地层下”的民众是“中国的脊梁”[13]。鲁迅深刻地触及对国民精神的价值、信仰、情感、伦理道德等问题,而这也正是文艺介入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重建的一个例证。但鲁迅并没有一味追求在作品中为人指出明确的“道路”,或者“预约‘黄金世界’”,而是以其形象性、情感性、艺术概括性等特质和属性,让价值选择和情感倾向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文学价值”之与一般价值的区别和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独特意义。而鲁迅后来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与自由主义文学在关于文学特性与当代价值方面的争论或斗争,包含了深刻的文学价值冲突和自己求真求实的选择。
“为人生”、“画民魂”、“举火把”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众多现代作家的自觉追求,也成为他们艺术创造的价值目标。不独独鲁迅,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田汉、胡风、艾青等等,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自身在社会大系统中文化身份、价值作用做出了定位与选择。即便是作品曾被划入“另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其中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之类,尽管有艺术观念、言说方式上的不同,但在大的方向上,依然着眼于文学要成为社会的写照,表现对人生、对生命态度的严肃探索精神。这不能不说也是有意义的价值选择。依现代文学的经验,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在文学的价值选择上,大致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形态,或者说是三种基本的方向:
其一,文学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互渗互动。“互动”表明变化。它不同于以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是从文学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转向价值论哲学基础,也就是说,不仅仅探讨文学对社会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而是从文学活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着眼,深入解释文学实践主体的需要、动机与文学客体属性之间建立的价值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研究各种价值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特别是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个体追求文学价值的动因。价值关系视角在这里就获得克服或者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片面追求所谓“纯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既是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扭转现代文学部分创作被动局面的需要。此价值选择的哲学基础并不动摇反映论基础,而是进一步深化这种基础,从而更有利于实事求是地解释现代文学的价值现象。
其二,启蒙与政治审美化的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因是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无疑渗透着浓浓的政治文化因素。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之而凸现出来。从价值的选择看,现代作家作品中选择的是或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或将审美性因素政治化两种取向。前者以鲁迅、茅盾、巴金为代表,将启蒙政治予以审美化,如鲁迅的《呐喊》、茅盾《子夜》、巴金《寒夜》,都从社会问题入手,从生活、感性、语言、现象赋予艺术生命;后者以创造社、前期“左翼”为代表,从审美浪漫主义转化为革命浪漫蒂克,从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走的是价值选择政治化的道路,虽给现代文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也不失现代性文学道路的另一种探索。
其三,文学价值选择是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精神世界的感性显现。创作与欣赏,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一种精神实践,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也充满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反映着文学价值实现的取向、程度,也体现着社会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的特征。每一次的文学价值观念、价值创造和价值体系的重建,都发生在社会和文学的重要历史转型期,都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都是对文学主导发展方向的价值探讨与引导。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其价值选择和价值重建始终不曾停止。这个过程中,有时相对“统一”,有时“杂乱无章”,有时相对平静,有时冲突激烈、流派林立。对于作家而言,有的是一以贯之(如鲁迅),有的是与时渐进,有的是前后相左(如胡适)。但总起来看,中国新文学形成了两大文学价值主导系统,即以肩负历史和民族责任、追求文学参与历史过程因而突出文学对国民群体的精神重建的文学价值系统,与以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个性自由因而追求文学超越意义的文学价值系统。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现象,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内涵、要素和结构模式,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前后矛盾甚至相悖的现象;从空间维度来看,出现过同一历史阶段激烈的价值冲突和对峙现象。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不同时期或者冲突对峙,或者相互交织,特别是在不同时期的嬗变,构成了复杂的文学价值现象。现代以来这种文学价值系统格局的生成,既有时代现实需要作为选择依据,同时又与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一脉相承。
从现实选择来说,一方面,现代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主要被现实的社会历史价值的追求所左右,文学不得不在参与历史进程中体现自身价值意义,这是文学追求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要获得其独立价值,必须也必然在重视文学特性的前提下,关心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意义,表达情感和抚慰心灵,这是追求生命意义和艺术特性的文学价值系统生成的主要原因。
从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说,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在文学价值选择的表层,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以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为思想武器,但是在文学价值体系深层,则有着与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中国文化精神在根本上决定对外来思想的选择和实践的向度。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形成并在后来延续嬗变的两大文学价值系统,有其必然性,而其造成的理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今还在发生影响。
进入新世纪,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下得以延续、丰富和深化,特别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体验生命过程,追求心灵自由,强化情感表达,建构精神家园等,可以说是对曾被抑制的这一文学价值取向的历史性补偿。但是,这一文学的价值选择取向,在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并没有走向与另一价值取向的相互激荡和推进,而是借助于当代世俗化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非理性主义精神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由从缺失的“补救”到极度地扩张,从合理的生命张扬到无限度的欲望释放,无序与失范状态日益突出。这在一些当下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在关于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中,进入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叙事,由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导致对历史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当人本意识成为文学价值追求的新的逻辑起点,文学回到了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后,也出现了在人的问题上价值失范的现象,特别是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表面上的丰富感性实际是缺乏理性约束的欲望放纵;完全否定终极理想和价值预设,消遣游戏观念与媚俗现象并存;回避社会现实问题与责任感淡化,被动地迎合读者,从而出现价值的错位和迷失。等等。从“现代”经验看当下“文情”,既有重蹈20世纪价值选择中借助于社会条件偏向一隅、走向一端的覆辙的可能,也有在新时期文学繁荣基础上进一步嬗变、转型发展的基础。其现象的多样复杂,冲突的激烈,作家面临的精神痛苦、迷惘和艰难选择,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乐观地看,或许正处在突破和超越的前夜,有可能在对峙、交锋、冲突中走向整合与融通。这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嬗变和价值。
我们认为价值评价、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等文学价值问题,需要借助于价值哲学,从价值论入手探讨。现代文学所提供的经验,是对现代以来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延续、丰富、深化以及进一步地对峙、冲突和极端化,而冲突的基本趋势是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倾向日益走向无序与失范。我们能否走出千年形成、百年延续的循环圆圈和对立封闭的价值结构模式,立足中国现实,融合东西文化,重新整合文学价值理论资源,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应对电子信息时代的冲击,以人为价值主体,建构和谐、开放而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文学价值系统,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价值重建问题。我们认为其有益的启示意义主要是:
第一,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看价值融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宏观说,文学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以人为价值主体和轴心,向外,追求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效应”关系,包括形象而具体地感悟、认识、理解世界,引入介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并确立自己在其中的价值意义;向内,寻求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安顿,通过文学表达或激发自己的感情,满足精神需要,体验生命,健全人格,合理地生存。这两种最本元的文学价值追求的延展和嬗变,是构成两大文学价值主导倾向的根源。从价值重构的角度看,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立人”与“立国”的关系。在近代,梁启超面对羹沸蜩螗的国事,呼吁用小说来改良群治,并启蒙大众。他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4]梁启超实际上摭取了“立人”与“立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这种价值观与思想文化变革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价值选择中,不仅如何“立人”与“立国”的双向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立人”本身如何理解与如何进行艺术表现也是重要的价值重建课题。立国必先立人,是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文学家的理想和信念,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动机。但是,围绕“立人”展开的文学价值取向上出现过许多分歧,引起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与游离或对立起来而产生的不同冲突。文学如何处理立人与立国、建设精神家园与介入历史过程,始终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重要问题。鉴于文学活动具有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等特性,文学价值体系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复杂的,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发挥特殊作用,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人的诚信理念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从文学审美特性着眼,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人文精神中不断强化入世层面而缺少超越层面的现象,文学以自身的特质介入社会价值体系,弥补主要靠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和阶级的共同意志来统一人们思想所带来的不足,开辟和建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空间;确立以人为价值主体的文学观,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合融通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寻求价值内涵的普遍认同与价值结构的科学和谐。
第二,真、善、美是价值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文化的基本范畴,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文学是有鲜明的思想性的艺术,是包涵较为鲜明的真、善、美的内容的,是对人的知、情、意都可发挥作用的艺术形式。因此,文学价值的选择,不能回避真、善、美及其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真、善、美本身及其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结构、位置的理解存在偏差。“浓于伦理而淡于宗教”的文化特性,使文学中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即善的目的性被格外突出,而遮蔽了真与美;而当它被推向极端之后,又会转向对所谓“纯美”的追求。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大多注重人生与人心之真,将“善”向人性深处推进,又使佳境与笔墨达臻完美。“五四”时期,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圣陶都写有“真”、“善”、“美”兼具的问题小说。鲁迅、许钦文、蹇先艾、鲁彦等寓居京城,但魂系乡土,以爱美与求善排遣现实中人性的苦闷。林语堂的小说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绾结,突出基督教人性“善”的一面,肯定人的真实价值。他说:“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15]沈从文在战乱年代目睹了城市人文明的退化与人格的萎缩,把价值选择定位于人的美好和和谐的乡村世界。以《边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正是实践了他的文学价值追求:“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16]孙犁在抗日背景下写的《荷花淀》,战争与人性善这两者并不冲突,正是战争中人性善的存在才显现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从而揭示了战争的真谛。今天,在一部分作品存在着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恶为善的现象时,重新认识真、善、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重建文学价值系统的重要课题。从价值选择去看,最大的自由是合规律性、合完善性的艺术实践,是真、善、美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第三,认识对文学“需要”进行价值论分析的必要性。人对文学的需要是构成价值关系的重要方面,需要的复杂导致价值取向的复杂,研究“需要”是揭示文学价值迷失与混乱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文学的复杂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对文学的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般道理来说,什么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什么作品就会被接受,就有发行量,就显出它的更大的价值。但正是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实质问题,就是,“需要”本身是有层次与合理与否的区别的,是有价值取向的。文学满足人的需要,当然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取向,就是在整体上有利于人更好地生活和全面地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实际上,“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主体需要有健康的、有益的需要与不健康的、有害的需要之分。满足健康的需要,是有价值的;满足不健康的需要,只能产生负价值。”[17]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是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对主体需要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主体需要混同于主体欲求。人的需要本身并不取决于人的意识,也不取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而取决于人的社会本性,取决于个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人的客观生活条件。不能把主体需要同其在意识中的反映(欲望、幻想、情欲、兴趣、动机、目的)混同起来。文学有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理想、愿望的功能,也有陶冶情操、净化不合理的欲望的义务。文学价值重建如果不能在“需要”层面作出理性分析,而一味地把满足人的无限的欲望当作“满足精神需要”,只能加深价值混乱而无益于价值系统建设。对需要也有一个评价问题即衡量需要的价值高低的问题。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是以主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种需要的出现并不是纯粹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发展促进和激发了个体的新的需要,或者说是受社会客观条件所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把主体的需要看作纯粹个人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则必然导致脱离历史环境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引起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矛盾冲突。从主体归属说,“需要”有个体、阶级、群体、民族、人类等不同层次。每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是一个主体,每个主体都有一套价值坐标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需要就是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当然,主体归属意识具有复杂性,个人、民族、阶级、人类等不同层面会存在主体意识相互交织现象;同时,主体归属意识并不一定直接决定文学价值蕴涵。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否具有普遍性、人类相通性,与主体归属意识有关系,但这不应同时导致另外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越是超越时空具体性的文学作品就越有价值,或者离开个体、民族、阶级的主体归属而只从“人类”主体意识出发的文学创作才具有人类性和永恒价值属性。不加区别地谈论“主体”,把具体的主体(或个人的、或阶级的、或群体的、或民族的)需要说成普遍的(抽象的)人的需要,是常常引起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分歧的重要原因。
第四,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要寻求一个绝对“完满”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地对价值导向的选择过程;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代,尤其是在价值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建构较为科学的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学价值观念系统。文学价值选择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一方面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以闻一多的心路历程为例,从《死水》、《红烛》到《诗言志辨》到《最后一次讲演》,可谓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既是作为个体,又同社会潮流与文学主潮合拍的人生进取和文学进取,作为包涵文学价值和精神世界丰富的作家,他最终用鲜血完成的旅程比作品更动人、更显示其独立的价值。文学不能被动地顺应潮流,而应主动地介入生活,在保持独立特性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体系,构成文学与历史、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文学价值结构系统。
第五,文学价值重建和嬗变受社会对文学整体“供求关系”的制约。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刺激了新的文学需求,也引起文学价值体系的剧烈变动。如果把文学从创作到出版到阅读看成一个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那么这其中就有“供求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有供不应求的时期,也有供大于求的时期,有复杂的供求矛盾。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文学自身的,也有社会变革方面的。所谓社会变革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变革直接刺激某种文学的需求,使之呈现出“需要优势”,如“五四”时期对彻底反封建的“呐喊”文学和张扬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的特别需求,抗战时期对救亡的战时需求。以艾青的诗集为例,他最早自费印的《大堰河》只印了500本,托书店代卖,一周卖了不过几本;而抗日烽火中出版的《北方》、《向太阳》、《火把》等则成了“热门货”,不少年青作者作为“信物”购赠给恋人或携带奔赴抗战前线,也成了战时诗朗诵主打作品之一[18]。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对文学需求的间接刺激和影响。文学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精神动向变化的反映,其背后则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原因,社会变革对文学需求的刺激,或者说对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的影响,直接影响文学价值取向。当今文学在“供求关系”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从文学价值的主客体关系入手探讨,特别是对“需要”的深入研究。
第六,社会重大变革既给文学的发展提供机遇,又提出难题,特别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是在一直追求价值的历史性的变革和整体的调整,但同时,这种选择、重构和调整的深广度又是有限的,路径也是曲折的,传统观念在某些方面的反复显而易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本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既给文学提供机遇,又不断给文学提出难题,同时又掩盖和暂时“淡化”了某些文学难题,一遇机遇,似乎难题不难,机遇一过,难题如故。文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起伏沉落,文学价值的过度地被褒被贬,以及许多相互冲突、矛盾和前后悖逆的现象,都有社会历史的动因,但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正与机遇与难题的交织相关。我们不能指望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静态的条件,然后去重建文学价值体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如何把握历史提供的机遇以克服价值重建难题,进行有效的价值创新,是需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①从对新文学发轫期先驱者理论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重新解读中会发现,“重建”的直接动因和出发点,源于他们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从“新民”、“新国”、“立人”、“立国”、重建价值体系的历史高度意识到“新”文学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对文学属性、功能的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整体与社会发展、与人构成的不和谐的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他们在各自的理论中,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第一,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社会及其国民普遍存在的病状负有责任,并形成因果关系,文学是“因”,弱国子民的现状是“果”,因此文学必须革命。第二,文学对于社会发展和国民精神的引导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文化精神体系的由“旧”到“新”,有赖于文学参与其中。
②见耿云志《胡适年谱》,第39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版。
③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
④⑤⑥⑧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杂文选集》(上册),第85页,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
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⑨鲁迅:《摩罗诗力说》,1908年第2期《河南》月刊。
⑩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6卷,第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鲁迅:《沙》,《鲁迅全集》,第4卷,第549页。
[12]鲁迅:《“题未定”草(九)》,《鲁迅全集》,第6卷,第435页。
[13]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14]饮冰:《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梅圣泉:《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六卷)》,第115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6]沈从文:《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第102页。
[17]王玉棵:《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
收藏
点赞!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