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金融牛人(转贴)

中国早期的金融牛人

　仰融：看不见的金融家

      在讨论培养金融人才这一话题的时候，一位朋友很黑色地幽默道：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从1993年年中实施的紧急宏观调控开始，中国的金融改革即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在金融的宏观体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尝试，比如设立政策性银行、外汇体制改革等，但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务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路，表现出渐进和不透明的鲜明特色。这与第一阶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实际是一脉相承。不过，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金融领域衍生出一块更大的体制外生存空间--中国证券市场。与当初局限于某一区域的信托业相比，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其聚集资金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当年的信托业。以今天中国证券市场动辄几千亿的进出，当年的信托业简直就是小打小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加让人眼热心跳的巨大舞台。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来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传统行政官员对证券市场几乎完全无知，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轻人。

　　仰融，中国资本市场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为积累了号称70亿的身价，而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富豪，我们对他的过去竟然浑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测，仰融原本不姓仰，因为在中国姓氏中根本就没有"仰"这个姓。仰融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其意为"仰慕金融"。这位人士进一步发挥想象力猜测到，仰融曾经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整过容。虽然，对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怀疑，但在一个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传统社会的舆论环境中，小道消息的流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实际上，今天这种对仰融们莫衷一是的传言，正是对我们的公开舆论长期缄默的一种历史报复。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仰融的简历是如此残缺：仰融，45岁（？），安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问号，实在是因为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在2002年1月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的一篇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文章中（这是惟一一篇似乎直接采访到了仰融本人的访谈），作者在介绍仰融的籍贯时，也只是称："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很显然，这种介绍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们对中国富豪惯有的背景联想，也同时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把握。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拥有数家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其最基本的情况竟然要靠外国调查公司提供，这不仅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不符，更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在中国，新富阶层的麻烦，经常发韧于公众这种带有强烈民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谙这种国情，所以仰融明智地保持了将近十年的低调。这种风格与中国许多暴发户愚蠢的炫耀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仰融超凡的克制与冷静。不过，仰融还是出事了。

　　2002年4月之后，有关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小道消息无奇不有。有人说仰融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也有人说，仰融已经远走他乡，避走于美国、加拿大一带。最有想象力的猜测是，仰融正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看守之下，在缅甸一带清收资产，因为仰融在当地设立了多家洗钱公司。铺陈如此具体的细节，猜测者肯定是想证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猜测归猜测，但苏强--这位追随了仰融十多年的左膀右臂，还是间接证实了老师的下落。在一次采访中，苏强说，我很尊重仰总，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是仰总带出来的……但我们是职业经理人。话语中替恩师惋惜，与恩师告别的意思已经一目了然。以苏强与仰融几乎一样的沉稳性格，这句话其实已经证实，仰融出事了。这批在混乱时代追随仰融并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后生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挥别过去，在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他们更加名正言顺的宏图伟业。毕竟，他们还年轻，有着同时代人根本无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历练，有比恩师传承的更加可为的事业前景。然而，混乱时代真的结束了吗？苏强们的职业经理人之梦真的可以就此开始了吗？游戏规则真的已经天翻地覆了吗？恐怕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能是苏强们的一种个人愿望。作为华晨神秘内幕的见证者，苏强们肯定已经忐忑地意识到，历史并不能轻松割断。这大概也是苏强们--这批青春岁月即遭逢混乱时代的青年们无法摆脱的特殊困扰。混乱造就了这批年轻人，恰如造就了他们的仰总，但混乱会毁掉他们吗？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那么，仰融与华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更不愿为人知的历史呢？

　　就我们现在所能知悉的公开材料，仰融的华晨帝国发端于两个公司，一是1990年注册于百慕大（Bermuda）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HoldingsLtd.）。仰融以董事长身份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则是1991年2月注册于香港的"华博财务公司"（BroadsinoFinanceCo.Ltd.），出资人为仰融及郑金海。仰融占有股权70％。以这两家公司开始，仰融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金融跋涉。现在熟悉资本运作的人们大多已经知道，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这个即便是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对这类操作也相当陌生的时期，仰融就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眼光。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仰融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觉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稳健而成功的操作更进一步证明，仰融不只是一个敏锐的先行者，而且还是一个老练的金融资本家。实际上，在仰融之后的黄鸿年所缔造的"中策模式"，虽然更为轰动和知名，但远远没有仰融成功。而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资本市场诞生的所谓庄家，与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从专业角度讲，仰融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金融资本家。不过，这种天赋并不是华晨成功的惟一因素，更不能保证仰融能够继续做他的金融家。决定仰融命运的还有仰融不能回避的"出身"。

　　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仰融的履历中有让人非常疑惑的残缺。他的履历总是从1990年开始。那么，在这之前，仰融在干什么？按时间推算，1990年的仰融应该只有33岁。为什么33岁的仰融即具有如此广泛的国际视野？为什么仰融在那个时候即能够轻松游历世界？这就为仰融的神秘提供了某些可以追寻的线索。据我们直接采访到的一位策划了华晨在美国上市的当事者回忆，在他被介绍与仰融认识后不久，仰融曾经给他放过一段很有"背景"的录像，以显示自己的树大根深。不过，此后的仰融一直低调，人们也就逐渐忘记了华晨的这些特别之处。此种特殊的"国有出身"，大概就是仰融和华晨的"原罪"。虽然仰融一直声称，在华晨的"奇迹"中，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站在仰融的角度，这可能是对的），但仰融可能忘记了，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特殊出身"依然是可以卖钱的，又何况在90年代初期呢？换句话说，作为金融家的仰融如果没有这种特殊身份，他能够顺利地贷到款来取得他的第一桶金吗？如果没有第一桶金，仰融又如何能在以后大展其金融天才的身手，并逐渐建立起他的华晨帝国呢？没有这种"特殊出身"，仰融又如何能够在十年的资本运作中如此顺风顺水呢？

      我们倾向于相信，仰融已经在账目上还清了所有的原始贷款，拥有比较稳健的财务状况（这在中国地下的私有金融家中可能是非常少见的），但站在赋予仰融"特殊身份"的那些国有部门的角度讲，仰融还远远不能是一个干净的"私有者"，赋予仰融以特殊身份，即是赋予了华晨巨大的无形和有形资产。在这些人看来，仰融的这些成就应该归属于某种"职务发明"行为，仰融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是微不足道的。而仰融恐怕很难这样看待自己的这些成就。然而，中国社会目前被贫富悬殊以及制度性腐败所激发出来的愤怒情绪，恐怕对仰融的这种自我申辩非常不利。这大概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棘手的是，发生在仰融身上的这种产权纠葛，并不仅仅是仰融所独有。仰融代表的不仅仅是仰融，而是一批人。在这个意义上，仰融实在是一个符号，一个准确反映了中国改革20多年"地下路线"的符号。仰融戴上了一顶特殊而且脱不下的红帽子。

　　确实，这顶特殊的红帽子曾经给仰融及华晨带来过特殊利益。有媒体查证，1999年3月，华晨曾经在几天之内火速成立了"珠海华晨控股"。在极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调之后，仰融突然调转枪口杀回国内，很明显是冲着国内的资本布局而来。1999年3月，正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发生的前夜，是中国证券市场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仰融及华晨的消息已经准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国内的根基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到今天，仰融恐怕要为当初的决策后悔了，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好比在一个巨大的老鼠仓上下错了注。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仰融曾经提到他与宝马董事长相谈甚欢，他将这种彼此投缘归结为他们的共同之处：用自己的钱心疼。但现在看来，仰融对华晨的产权归属还是过于乐观了。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有许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这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系那个系，也包括许多我们可能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厉害角色"。虽然这些人都声称他们有这样和那样的实业基础，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他们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这固然是中国大量民营企业一直以来的基本生存状态，但就真正的实业基础以及财务状况而言，他们大概很难与仰融的华晨相提并论。以此判断，他们面临的处境丝毫也不好于仰融。不过对于这些地下金融家们，目前真正的危险可能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地从制度上舒缓中国中下层的民生痛苦，他们就可能沦为汹涌民意的发泄对象和短期镇痛措施的牺牲品。在中国的文化中，反腐败从来就是被指向个人，而不是制度的。目的是牺牲个人而保护制度性利益。虽然这些金融家们一直是这种制度性利益的受益者，但他们应该悟到，混乱的时代可能成就他们于一时，也完全可以置他们于非命。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法律的执行可能完全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取决于关键人物的好恶，甚至取决于台面下的私相授受。

　    现在，在我们还未来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实容貌时，我们却看到了他远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过客，也恰如我们这十多年。

　管金生及同行们

　　与仰融们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另外一类人物。他们有体制赋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却在从事体制外的边缘金融事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从事的是未被体制明确规定界限的所谓创新工作。这可能是这类金融家们独特的工作风险。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金融家们不仅是在从事业务创新，而且实质上也是在从事某种体制创新。他们的行为具有鲜明的跨体制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以体制内的原有规范来界定他们的行为，还是以体制外的规范来判别他们的罪与非罪，就成为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全面失范的体系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将他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实际上，不光是他们，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这不仅是我们这些评判者所面临的困境，更是这些当事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体制中如囚徒般无力的管金生们的人生挣扎由此而来。

　　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硕士文化程度，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1997年2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等多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7年，现被关押于上海非常有历史的提篮桥监狱。从1995年5月19日被逮捕时算起，管已在高墙中度过了9年。9年，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天翻地覆，大多数人也早已经忘记管金生。只有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这个奇怪名称的背后，我们才能依稀看到管金生当年的峥嵘岁月。看到今天的中国股市，不知管金生会想些什么？惟愿他已经心如止水，毕竟他还有数年的铁窗生涯。到那个时候，管将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切都将与他无关，甚至包括生命。

　　有业余的堪舆专家曾经对我说，管金生面相不佳，遂有"327"之祸。不过，在管金生的悲剧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有迹可寻的体制局限，而不是乱力怪神的无情捉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327"都是一场赌局。但这场赌局的发生并不是管金生个人可以左右的。当人们无力左右制度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将灾难归咎为当事人的性格缺陷。但可以肯定，这只是对制度一种惯有的绥靖。具体到"327"，我们可以问，如果管金生即将输掉的20亿元人民币不是国有资产，管金生还会如此狂热吗？如果万国当时的决策权不是管金生一人独揽，而是有较为健全的治理结构，万国会在一夜之间输得干干净净吗？如果……无须所有的条件都一一齐备，只要一条具备，管金生与万国的结局就可能大相径庭。虽然，我们很难排除在这场灾难性赌局中，管金生个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缺陷。体制应该尽量限制这种缺陷，而不是放大这种缺陷。但很显然，在"327"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进一步说，如果将体制缺陷及个人性格共同造成的灾难，完全归结为个人责任，则肯定是出于对制度的无知和人性的险恶。当然，从"327"管金生失控的表现中，我们发现，管既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也远远不是一个称职的金融家。他仅仅是一个与时代同步被时代局限的乱世英雄。但这并非都是管金生的错，他不过是被时代推上了这个位置。不过，对于管金生来说，最滑稽的可能是他的罪名。谁都知道，管是由于"327"所导致的巨大亏损而惹祸的，但他的罪名却是受贿及挪用公款，如此张冠李戴，也难怪管金生不服。管金生在庭审中的姿态很能够说明他对这次判决的态度：他坚持不请律师，也不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师。

  
          在中国证券市场短暂的历史中，管金生和万国无疑象征着一个时代，接下来的是君安和张国庆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短命的时代。

　　在1996年发起于深圳股市、时间接近2年的牛市中，张国庆率领的深圳君安证券公司大出风头，一举奠定中国证券市场的霸主地位，人称"君安时代"。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所谓君安时代，都只是中国证券市场江湖上的一种名不副实的传说。实际上，据君安知情人称，在1995年年底，君安已经发生巨额亏损，财务状况极端恶劣，接近破产边缘。在这个意义上，96年并不是君安发动了行情，而是行情挽救了君安。而在这个也许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牛市之后，君安的财务状况也没有根本好转，这一点，在君安后来与国泰合并时提供的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与"5·19"行情之前以及今天中国券商的情况极其相似。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大牛市的利润到哪里去了？其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大牛市的利润都通过证券公司这个洗钱机器被转移了。所以，君安时代不过是中国证券市场资产大挪移的一个段落，而君安作为一个新锐券商，也只能是这个魔术舞台上的布罩。

　　谈君安不能不谈到张国庆。张国庆，湖北人，出生于1956年，曾任人行深圳分行证券管理处处长。这个与仰融一样有着谜一样身份的人物，在1992年创办君安证券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其后，君安在张国庆的领导下，成为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一时领风气之先。对于君安的背景，坊间传说甚多。以至于有人将"君安"两字不无附会的拆解为军队（君）和安全部（安）。虽然对这种猜测我们根本无法确证，但君安股东中的确有军队单位。这也多少证明，这种猜测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有海外媒体曾经报道，君安出事后，中国国家审计署有关工作人员在前往深圳君安核查账目时，曾经遭到该公司具有部队身份的保安人员的阻拦、扣押和强行驱逐。而君安公司在业务上与军队公司之间的频繁交往，也可以作为该公司复杂背景的一个佐证。但不管君安背景如何复杂，它依然带有转型期中国企业普遍具有的那种"暗箱"特征。这种暗箱特征在下面的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君安总部的财务部门任职。当时君安一位高层人物曾非常神秘地托付这位朋友保管一个他的个人股票账号。于是，这个账号便成为这位女士观测老鼠仓动静的一个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这个账号很少有动作。有一天，这个账号终于有了动作，这位女士马上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们。但让诸位老乡扫兴的是，这只股票不仅不动，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时，97年的行情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时候大家才最终明白，君安高层以一个当时最翻新的方式让大家吃了套，老鼠仓变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仓是决不会让你看见的。虽然君安在当时的券商业务上有不少创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创新也实在不遑多让。

　　不过，最能体现君安创新意识的，还是张国庆在处理产权方面的技巧。如果说管金生犯的还是纯粹国有企业的错误的话，那么，张国庆的失误，就更加具有某种与时俱进的特征--一种在管金生之后越来越流行的"公私合营"企业的错误。导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张国庆及杨骏等君安高层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将君安装入了自己的口袋。这最终引爆了"君安之变"。然后，张国庆失踪（一说为被捕），杨骏及多名君安高层被捕。不知张先生今日无恙否？如果他今天能够重战江湖，他一定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大的红人，因为他当初对君安的操作，正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如火如荼的MBO。不仅有人做了，而且还有更多的国有企业正准备做。在这一点上，张国庆绝对是中国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张先生这一口吃早了两三年。短短几年，政策已经面目全非，张国庆有一万个理由感叹自己的运气太差。一位张国庆早年的司机曾经告诉本人，张国庆很相信面相，也凭面相提拔过君安的多位高层。相信经过君安之变，张国庆恐怕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对体制无常之痛也当刻骨铭心。

　　在写作此文时，有朋友告之，张国庆等人已经出来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君安高层出事已经多年，一直不见正式的审判或释放的消息，倒是颇为蹊跷。看来，中国证券市场依然在黑箱中徘徊。

　　如果张国庆真的获得了自由，那么他曾经的同事，湖北证券董事长陈浩武的命可要差得多。陈在2001年6月已被检查机关提起诉讼，罪名铁板定钉：受贿。不管金额多少，这个罪名一旦成立，陈浩武恐怕都很难翻身了。虽然20-30万的金额与陈浩武对湖北证券的贡献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也因此有内部员工将陈比作红塔的褚时健，但既然拿了钱，陈只能自认倒霉。

　　与中国证券市场许多第一代创业者不同，陈浩武具有典型的学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当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以著作等身、廉洁奉公、思想新进而著名。据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陈在证监会也颇能搞得掂，吃得开。更有意思的是，陈还是中国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阳光利润的人。以此观之，陈大概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1991年39岁时就担任湖北证券董事长，已经成功规避了种种凶险的读书人，也最终蹈入了陷阱，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这个新兴行业无所不在的高风险。

　　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路数，但却不约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那么，他们的后来者呢？

　　中国很有智慧的经济学家谢平先生曾经将1997年之后划分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阶段，并将此阶段的核心内容明确定义为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但仅从证券市场的情况看，这个风险似乎越防范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离我们还非常的遥远。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使我们半夜惊醒，但我们却服下了一颗安眠药。显然，我们并没有因为危机而早起。"5·19"直到今天的事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还远远没有走出混乱的年代，在这个乱局中冒险闯荡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之中，恐怕还会出现更多的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而今天中国券商比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艰难时世，实际上已经充分暗示：中国金融家的失踪和"阵亡"名单还会成批量地增加。

　　体制内：政治的金融 朱小华出事后，一位在港的红筹公司老总称：我们活在刀锋上。
　　1996年11月，朱小华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团第三任董事长。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1999年7月，朱小华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被中纪委"双规"。其时，朱在光大董事长任上不足三年。此后的朱小华如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

　　2002年8月，事隔3年之后，朱小华失踪之谜终于尘埃落定。一则2002年8月15日发自新华社的消息称："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朱小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随后的几天中，朱小华案以超级速度开庭审理。朱小华被控犯有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有知情者描述庭审情景时称：朱小华在法庭上神智清楚，表情平静，并全力反驳对他的指控。但起诉书上的一句"数额特别巨大"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朱小华已无回天之力。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界又一颗耀眼新星就此陨落。当然，他并不是最早陨落的一个。

　　朱小华，浙江鄞县人，1949年出生。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职业金融生涯。与当时所有被耽误了大学之梦的年轻人一样，朱小华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进入上海财经学院夜大上学。朱小华这个不起眼的夜大学历，在博士如林的中国金融新秀中，显得格外奇特。不过，这也显示了朱小华与众不同的基层经历。的确，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实际上最初只有3个人），然后是处长，再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朱曾经担任过上海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处的处长），然后于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并于1994年年初开始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很显然，取得这个位置意味着，朱小华已经成为当时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朱小华的噩梦始于光大任上。光大，作为最老牌的红筹公司之一，其人事关系之复杂、资产质量之低下，可谓水深浪急。本人一位在光大任职的同学，曾经参与过光大内部一个资产及人事摸底的临时小组。在了解过一些情况后，他非常坚决地放弃了后来的机会。在问到其中原因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光大这个地方，水太深。由此可见，虽然在香港，朱小华面对的环境约束，一点都不比他呆过的其他地方好。其风险程度甚至远甚从前。而对于香港这个市场，朱小华虽然也有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的短暂历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陌生之地。但朱小华还是出手了。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在光大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所谓"朱小华热"。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朱小华当时在香港炙手可热的显赫。九七前后，笔者一直呆在深圳，印象中经常可以在香港各大电视台节目中看到朱小华和光大系的新闻。

　　从专业角度讲，无论是快速并购还是股市热炒，朱小华已经卷入了一场很不理智的亢奋。而从政治角度看，朱小华这种惹眼的出镜活动就更加不合时宜。有趣的是，在内地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朱小华一直是以克己、低调著称。虽然他思想活跃，但决不激进和张狂。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朱小华这种谨慎作风和良好的风险控制意识。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创，但已经相当狂热。就在即将离任之际，朱小华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过高。文章一经发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当时主管的副市长直接询问此事。一位亲历过此事件的朋友回忆说，直到现在他还叹服于朱的理论说服力。而在那个时代的上海股市，能够保持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见。据说，在光大的朱小华变得十分霸道，这种形象与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谦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别。然而，经过多年艰苦跋涉，险峰在即的朱小华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很明显，在香港，朱小华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很难判断，朱小华在香港的高调作为，究竟是出于一个金融家的金融理念，还是出于一个政府官员的政治理性。不过，在中国，哪怕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大概也很难把持住自己的政治冲动，而这种冲动，已经彻底淹没了朱小华作为一个职业金融家应有的稳健立场和风险控制意识。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朱小华在光大的冲动表现，都是他整个人生中的一个致命的败着。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于是，同样的灾难刹那间降临。不过，从朱小华的灾难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夭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关于人的悲剧。朱被"双规"之后，其妻任佩珍在逃往美国后自杀，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一封我们认为可以采信的家书，可以更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个人悲剧的彻骨。下面是朱小华在狱中给女儿的一封信。

　　朱蕴：

　　我想你是收到了我的传真。圣诞节到了，马上又是千禧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今天通过传真算是寄张圣诞卡，和你说上几句话。总之，我是十分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愉快地度过节日和休假。你也应该向长辈们问候一下。利用假期，你应再把功课好好温习一下，以迎接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什么也不要多想，最后的冲刺要抓好，不要半途而废。我一直强调，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手里，不是别人的恩赐或受谁的庇荫。我不会再给你压力，只要你能以正常的状态投入，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身体和精神均好，请不要挂念。

　　圣诞节和新年快乐!爸爸

　　以朱小华狱中度日、生死茫然的绝望境况，尚能对女儿的学业督促得如此严厉，看得出朱的确是一个事业企图心极强的人物。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能够感受到人性伟大和温暖的力量。一句"我是十分想念你的"，虽然充满克制，但却悄悄流露出了朱小华作为一个人的、难以泯灭的舐犊之情。而这，可能已是维持朱小华及朱蕴父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走下去的惟一精神脐带。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一个关于人的悲剧。无视这个悲剧，一个民族的精神、制度离开文明的距离就相当遥远.

　　将朱小华与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这只能表明我们民族的健忘。因为朱小华这个名字所隐喻的，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落。且不论这十几年中国金融系统如过江之鲫的失踪、入狱人员，仅与朱小华同一级别的年轻高官，就还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晓兴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年仅42岁，比朱小华升任同一级别时还年轻两岁。虽然出身工农兵学员，但风云际会，使王雪冰有机会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由于其在纽约表现出了杰出的交易员才能及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国银行行长。在2000年转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两年多之后，王雪冰被撤职。无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经就此断送。

　　李福祥，曾经与王雪冰在中国银行共事，1998年45岁时即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0年在北京一家医院跳楼自杀。虽然官方对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开披露，但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李的自杀与某些复杂的经济案件有关。

　　相信，随着中国严重金融问题的逐渐暴露，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添入这个名单。

　　与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这十年来中国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们身在体制内，决定性的人生经验都在体制内完成。这就决定了，虽然他们都有某种专业背景，但本质上仍然是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所以，这批人的腐败，就绝不仅仅意味着金融家的腐败。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足与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两样。赤裸裸的贪污、受贿和渎职成为他们身陷覆辙最具标志性的原因。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中国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金融家，还是政府官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中国，很多规则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观到鉴别一个金融家的身份。这经常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智慧。然而，看看这些金融家们的悲剧，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导致这些金融官员翻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身为金融官员，但这批体制内的金融人实际上相当缺乏必要的市场磨炼。一旦进入真正的市场，他们的许多理论错觉就会经受到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对市场的极度不适应症状随之而来。朱小华在香港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将朱小华们看作真正的金融家。如果朱小华们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国还有金融家吗？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诞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国的银行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商业考虑。这种尴尬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核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十多年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完全不值得认真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并不是牺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够化解的。当然，我们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迟滞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隐身于金融体制之后的，还有更具压迫性的体制力量。但愿，朱小华、王雪冰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的最后一批罹难者。而实际上，朱小华们--这批因改革而声誉鹊起的年轻金融家们，如流星般地纷纷坠落，已经急切地昭示：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无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尾声还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历史

　　证监会一个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海南。显然，历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断，它是有记忆的。这种顽强的记忆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证监会不动声色地发布了关于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公告，这则公告称："鉴于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证券市场及金融秩序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决定会同辽宁省及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停业整顿工作组，自即日起对该公司实施停业整顿。"2002年9月7日《上海证券报》。

　　这是中国证监会开始行使关闭证券机构权力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关闭的第二家证券公司。不过，不要以为这是刚刚过去的那次股市崩溃的后果，实际上，这是我们在为中国证券市场更早的历史买单。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许多大鳄都是从这段混乱的历史中走出来的，证监会在发布公告时的低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证监会甚至超乎寻常地选择了指定媒体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过，在这种"低调"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表现出的巨大不安。毕竟，历史并不能轻易绕过。

　　与鞍山证券相比，大连证券的关闭恐怕更加意味深长。因为，大连证券的大股东--华银信托，更能够反映这十多年中国金融体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参与了从信托到证券的所有历史。

　　华银信托，全称为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股东为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以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开业。在90年代早期，华银信托一度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主力的代名词，凶悍名声如雷贯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业声名显赫的闻人。以至于市场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测为华银所为。90年代中期之后，华银在公开媒体上突然选择了低调，但私下里，华银在证券市场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这种低调是刻意选择的。然而，再低调，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称，华银信托2001年11月被关闭后，一座潜伏多年的巨大冰山开始浮出水面，大连证券及仰融的华晨不过是其最早撞翻的两艘船。大连证券及华银信托虽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祸根早在90年代中期即已经埋下。知情人表示，华银信托及大连证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国债卖空事件，多年来资金链一直紧绷，资产质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够想象。不过，经历过1995年国债回购市场崩溃的人，对事件牵涉的资金规模及内幕应该心领神会。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亲身参与者一直担心的清算和审判居然没有发生。然而，正当在那场崩溃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人们以为，时间即将彻底尘封这段往事的时候，历史不期然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在那场崩溃后，一些人销声匿迹，静悄悄地离去，一些人改头换面，继续在这个市场上厮杀，并成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资金流动，如此大的财富再分配毕竟有迹可寻。作为一直浸淫于这十几年中国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带的代表，华银可能正将一部隐秘的历史带到世人面前。我们无意指责任何当事人，更不愿意看到有人为此付出牢狱甚至生命的代价。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个混乱时代的必然产物，是附着在某种制度上的一个人格化符号。但是，历史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不应该继续保持缄默，否则，被清算的就是我们自己。就中国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现在，可能仅仅是历史的开始。[co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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