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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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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44
标题: 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课程讲稿说明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下限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迄于“五四”运动。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义稿中不再重复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义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义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义稿从导言至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以下的前后两大部分，是由两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义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致谢。

导言：学习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了解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
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
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
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
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
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
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
（1）表现在生方式上。
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
（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
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
（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
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
（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
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李时岳同志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也有相当多的人仍基本坚持传统的观点。而反对李时岳一派意见，坚持三个高潮说的代表人物，就是胡绳同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是在李时岳同志那篇文章之后一年多，所以，有机会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了对李时岳观点的反对，而其这部书也正是体现他“三个高潮说”观点的力作。
除以胡绳和李时岳为代表的这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 “中间型”的意见，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教材的编写者当中，就有李时岳同志和比较赞同李时岳观点的一些同志（如胡滨教授）。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于我们手头这本教材中（如对洋务运动评价较高）。我们手头的这本教材是第四次修订本，这第四次修订是1994年完成的。而其初版本是1977年出书，那个本子还是按三次高潮说的观点写的。第二次修订本较初版有某些改动，到1982年完成的第三次修订本有了更大的改动，使用的时间也较长。现在我们手头本子丰富了思想文化的内容；丰富了清朝统治状况方面的内容；对某些章节作了调整，对某些内容作为修改。这也等于把我们手头的教材顺便作了点介绍。

[ 本帖最后由 leonhl 于 2006-10-27 12:36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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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44
综合性参考书简介
（一）几种中国近代史著作
1、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册）
这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经修订，共出至9版。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较早写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一。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成为多年以来学习中国代历史的必读书。许多基本观点为大家所吸取。这部书的特色是：观点鲜明，文字准确而生动，譬如，对人物常有画龙点睛的描绘性评价，像说“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林则徐的时代脉博和历史作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多有扼要的概括。例如对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天京事变乃至太平天国卒败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样的评价：“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后一坏，历时既久，使得太平军最后削弱以至于溃灭。”对这个问题尽管众说纷纷，范老的这几句话却是许多长篇大论所不能代替的。当然，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属初创性的尝试，从内容到形式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奠基之功不可没。最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本“半截儿”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时期。范老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已拟出提纲接写下册，但在十年浩劫时期逝世了。
2、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胡绳 同志在1947年写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专著，后几经修订继出数版。按“通史”内容严格要求此书似乎面窄，但在过去多年间，许多通史著作都是以政治史为突出方面的。所以本书也可视为近乎“近代通史”的著作。这本书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内容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多有创见。从体裁体例特点上看，是以“论”为主，从论出发，依次举事例为证，引用史料虽比较典型，但是片断的。适合在具备了近代历史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阅读，或是和其他有关历史著作配合阅读，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雾里看花，不甚了然。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胡绳历经多年的准备和写作于1981年出版一部近代史。当然，如果把中国“近代”的断限规定为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是科学的，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胡绳同志本人这样认为），这部本的内容还只是近代的前半期的，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没有通头儿，故书名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当然按作者解释还有避免雷同的意图）。但按照习惯，特别是教学上的惯常划分法，本书就是近代通史了（下面涉及的其他书亦多为此时间断限）。这部书比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内容面拓宽了，除了政治方面之外，还更多地方涉及了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说它“通史”更名副其实了。别要强调说明的是，本书是中国近代历史著作中“三次革命高潮说”观点的代表作。
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分册陆续出版，第一册（内容为1840-1864阶段，为全书的第一编）于1978年出版；第二、三册（内容为1864-1901阶段，为全书第二编）于1984年出版；第三编自为1901-1911阶段的内容。从分期上可看出明显地是采用了三个高潮说。这套书是在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的一册）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原书出版于1962年，约17万字，只是纲要，有骨架而无血肉。扩编后的《史稿》，内容详细得多了。
5、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81、1986、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的太平天国部分20万字由主编者亲自撰写，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撰者多年间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果。这套《中国近代史新编》共150万字。是到目前为止业已出齐的全套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篇幅最浩繁、内容最详尽者之一。并且学术性也比较强。
6、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中、下三册）。体例上“亦新亦旧”，说其“旧”，因其仿旧纪传体史书，分“表”“志”“传”等；说其“新”，是因为这种体例现在的历史著作一般不同，内容特点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的线索。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992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作者是华东师大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1988年12月逝世，此著由其在沪部分子弟整理成书。该书是从社会史的主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颇见特色，思辩深邃，为学界评价颇高。下限至1949年。
8、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第十一、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内容为从1840至1919年时段者。该书体例上有期特点，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编，对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历史沿变综合情况、诸多重要专门方面的情况、重要人物，分类撰述。
9、（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因为这部书是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他们的基本历史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我们务必注意。不过，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应该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借助《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的中译本，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窥其一斑。并且，这类书中也不是无可取之处，譬如，有些材料是国内不常见的。对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对我们还能有一定启发。
专史类简说：
中国近代专史又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分为两大类。前者是指专门写近代史中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著作。如专写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不但写该期的中心事件（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本身，而且写该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仅写某一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那就不能算断代史，而只能归于我们下面说的专史类了。这类专史，或者是如上所说专写某一事件的，或者是专门社会生活、历史活动的某一个方面的，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还可以分化得更专、更细，譬如经济史方面的棉纺织工业史、农村手工业史……；人物传记也可归为专门的一项，专写某个人物嘛。既然是“专史”，就有它的专门性适应，我们这里就不能具体列举书目了（在讲课当中，再有针对性地随时选择介绍）。
（二）（论文集类）
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一般说来，与著作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它具有短小精悍、专深、时效快的特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是很多的，是我们学习过程中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但是论文的分散性，使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检索、查找起来比较困难，论文集则可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方便。论文集除了某个人或某个科研单位的成果总汇类型的可能涉及内容比较泛杂外，一般都是专题性的，或是把一个时期以来某个专题内容的论文汇编成书，或是将某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集中出版，并且，一般都是要经过选择的，入选质量较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国近代史上诸大事件大多有专题论文集（如关于鸦片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洋务运动的、中法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戊戌变法的、义和团运动的、辛亥革命的……），有的还是好几种，这个我们在学各章时可再有针对性地介绍。至于比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拟在讲课过程中对学术问题作必要的介绍时随时涉及。
（三）（史料类）
我们作为大学本科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光参考一些现成的论文还不够，还有必要接触和研读一些当时的或较近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多年间，在有关史料的整理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效，其中很可观的一项，就是出版了一套系统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
《鸦片战争》6册
《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
《太平天国》8册
《捻军》6册
《回民起义》4册
《洋务运动》7册
《中法战争》7册（正在陆续出版续编）
《中日战争》7册（近年又出齐续11册）
《戊戌变法》4册
《义和团》4册
《辛亥革命》8册
《北洋军阀》5册
共12种原编即达三千多万字，加上续编就更多了。但这仅是中国近代史料的很小一部分的选编。不过既使仅这套资料，我们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随课读下来，但最好每一种都认认模样，选看一两篇东西，这总有个印象，跟不看大不一样。这套书不论是图书馆还是资料室都有，算比较普及的。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
这是专配合高校教学而编写的史料选集，60年代初版。1980年出修订后的2版。该书上下两册共70余万字。选了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各历史阶段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篇目，选得比较好，我们学习中以此为主就可以了。
史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来说很重要。这是基础性的东西。因为历史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要了解它的真实的情况和面目，就须根据可靠的史料。如果在它的真伪虚实、本来面目上就有问题，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鸦片战争一章内容中的“穿鼻草约”问题，过去沿袭多年的错误说法是琦善（中国官员）在英国逼迫下同意了穿鼻草约。后来有学者根椐可靠的史料证明，“穿鼻草约”是英军单方面制定并提出的条文，琦善始终没有同意，没有在草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印），故这一草约当时既然未签订，事后也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如1983.2.2《光明日报》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那么过去建立在所谓双方议定了草约这个不存在的事实基础上的一切立论，那就是虚妄的了（我们教材上已改正了这个错误，叙述是对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史料，重视了解史料考订方面的重要信息，并且学习和培养一点鉴别。考订史料的初步技能。
当然，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不等于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探讨和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科学当中所遇到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对这个所谓“史论结合”众说纷纭，解释很不一致，但一般而言，如果说我们把其中“史”作为“史料”、“历史素材”的话，那么“论”，就应该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史论结合”，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指导，去分析和认识历史素材，使其升华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当然，也有把“史论结合”赋于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这种比较狭义的解释的，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这种意思）。所以，理论的学习那也是很重要的。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是一项大工程，我们且不忽视，需要有的放矢地选读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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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45
第一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战前的世界与中国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要了解中国近代史，所碰到的第一大事件自然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为什么爆发？中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场战争爆发是由于“商务上的误会”，有的认为是导源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说这是一个纯偶然性的事件，果真如此吗？我们说不是。鸦片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我们可以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坐标”中找到它的必然点。所以，要了解鸦片战争，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战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概况。这样就不至于局限于就事论事的偏弊之中，而可从宏观历史的高度，从广阔的视野下认识这一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明辨是非。
一、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1、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扩张空前加剧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进入近代的标志是17世纪40年代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到在中国爆发鸦片战争，整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这期间，世界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列强阵营。我们先分别看一下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况：
英国。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继17世纪40年代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又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厂的飞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园。到鸦片战争前后这个时间，英国每年的煤产量达到3000多万吨（中国的煤产量1949年是3200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40万吨（中国的生铁产量1949年是25万吨，1952年是145万吨）；机械纺纱业所用的棉花量达到5亿二千多万磅，约合24万吨（而中国1949年的棉花总产为44万吨）；筑成铁路数千公里。当时英国已有2/3的劳动人口从事工业生产，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首都伦敦的人口发展到二百几十万。从对外作战所必需的海军力量看，到1836年时，英国已拥有大小船舰500余艘。
法国。法国当时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我们知道，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时代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一扫法国先前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工业生产也得以比较迅速地发展。不过，鸦片战争前夕，从工业的一些主要指标看，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具体数字略）。
美国。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即1775-1783年取得反对英国殖民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它建国到进入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仅短短的五、六十年的时间，虽说从有关一些主要指标的绝对数字看，美国不抵英国，甚至不抵法国，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是迅猛可观的。特别是在19世纪初叶，美国利用欧洲混战（如拿破仑帝国与反法同盟诸国间）的机会，迅速发展商业，获取巨额利润。在1805年，美国商人曾经掌握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善于把握时机进行竞争之一斑。总之，美国虽说后起，但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
英、法、美当时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可以说是上数的三强。除此之外，应该注意到的还有德国和俄国。
德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也有较快地发展，但直到50年代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德意志联邦中包括普鲁士等三十多个独立国，各自为政，这样又使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
沙皇俄国是一个长期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国家，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即使此后仍然受着封建农奴制的严重阻碍，直到19世纪前半期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沙俄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当时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有“世界宪兵”之称。它不但疯狂破坏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它就把侵略活动推进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著名的雅克萨战役、尼布楚条约即当时中国反抗沙俄侵略的事件或产物）。此后它一直觊觎对中国进行侵略。
总的看来，鸦片战争前夕，世界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剧了殖民掠夺。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越发展，国内的原料、市场等就越不能满足需要，就要不断扩大掠夺原料，倾销产品，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它们要用商品的重炮，轰倒一切古老的万里长城。因为英国最早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当时它成为所谓“世界主人”。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所说的，当时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工业中心即工业的太阳，围绕它经常旋转着数量日益增加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行呈，英国作为霸主疯狂地掠夺和占领殖民地。到19世纪前期，它就已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领土，人口达一亿，掌握着世界霸权。所以列宁指出：“英国的特点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一）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二）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当然，其他列强国家也不甘落后，竞相进行殖民掠夺。关于世界殖民地的具体格局我们这里不能够全面，系统地讲，只着重看一下亚洲中国邻国当时的情况（引出下面内容）。
2、中国邻国多被殖民主义者染指，缓冲地带越来越少
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是资本义的大本营，北美也开始成为资主义的崛起地，非洲是被殖民掠夺的重灾区（特别是万恶的“黑奴贸易”已延续3个世纪），但离中国较远，跟中国关系密切的是亚洲各国，特别是邻国。亚洲除去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崛起，跻身列强之列，其他诸多国家都为殖民侵略的对象。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当然是殖民主义者觊觎的一块偌大的肥肉。但是正因为其大，啃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再则，地理环境条件，如离欧美比较遥远，有一些邻国的间隔屏蔽，也在一定时间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染指（当然不是一点儿没有染指，后面要讲到）。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掠夺竞争的加剧，空间距离已经不足以造成西方列强不可超越的障碍，而中国的一些邻国，相继被殖民主义者染指，缓冲地带越来越少
中国的西南邻邦印度，早在16世纪时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就已侵入，不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没有成为某一个国家的稳固的殖民地。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击败了竞争对手法国，取得控制印度的绝对优势，到19世纪中叶就正式把全印度纳于自己的殖民政权之下，成为其在远东扩张侵略的重要基地，中国在漫长的地段上与印度边界相连，这就造成了英国侵华的极有利条件。孟加拉是印度的重要鸦片产地，这里的生产的鸦片正是英国用作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这与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直接联系。
除了印度之外，英国还控制了印度两翼的缅甸和尼泊尔、锡金、不丹。
中国的南邻越南，则成为法国的染指区。法国侵略越南也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中叶，就有法国的兵船闯入，到了19世纪初年，法国乘越南内部变乱之机，进一步加强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越南。以越南作为向北侵略中国的跳板，这是法国侵略者的最终目的（历史上形成了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解释：这是一种封建的邦变关系，决不同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中国只是对所谓“藩属”要求一种“名分”上的纳贡，而物质上的回报往往要比贡品还多。一般不干涉其内政，不拥有对这个国家的实际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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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北邻邦朝鲜，中国与它也有着类似中越那样的“宗藩关系”。到鸦片战争前夕，朝鲜处于英、法等国竞相骚扰侵略的形势之下，当然地理上占据优势的日本和俄国也不断同时插手。它们的企图不仅仅是侵略朝鲜，更重要的是构筑起侵华的桥头堡。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小结：到19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世界资本主义处在更大规模的上升时期，欧美强国为了扩大商品商场，争夺原料产地，殖民侵略活动日益加紧。英国凭借其实力充当着侵略国的急先锋。而当时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邻近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越来越少，地大物博久为殖民主义者所垂涎的中国面临着被打开门户的严峻形势。
二、战前的中国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说已到了封建末世，新的社会因素渐多地进行了量的积累，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基本保持着，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但封建制度没有改变。按照常规情况，资本主义的胚胎，是可以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缓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中国何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议，这里我们且不去深究，不过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个时候，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然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较醒目的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具体情况略）。如果时间允许，也许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在封闭状态中让其资本主义萌芽自行慢悠悠地生长了，即将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中国社会的自我进程。而到这个时候，从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看，还远不足以使封建社会机制发生质的改变，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度构成封建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制度上说比西方资本主义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这是决定双方国势强弱、社会条件优劣对比格局的根本点。
2、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较前更严重激化，封建统治面临危机。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防薄弱，财政拮据，国势日衰，到了19世纪以后，嘉庆、道光王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势。这主要表现在：
①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悬殊
我们知道，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就对耕地进行大规模的暴力圈夺，以后，也不断地变着法地霸占土地，到了乾、嘉、道这几朝的时候，土地集中的情况是惊人的。例如，根据嘉庆年间的资料统计，仅皇庄数就达一千多处，占地面积35000多顷。皇帝显然是最大的地主。皇帝以下的大贵族、大官僚，当然他们也千方百计大量地倚势霸田，聚敛财物。例如，乾隆年间的权臣和珅，占有土地80多万亩，此外当铺、银号、古玩店、洋货店遍布各地。后来他获罪财产被抄，计数109号，其中估价的26号即值二亿二千多万两，大致相当于当时五年的国库收入，其全部财产约值8亿两，合当时十七八年的国库收入。所以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和珅，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帝死，嘉庆帝恨其专横，责令自杀，抄没家产）。道光年间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这是鸦片战争当中要涉及的一个有名人物），占有土地256万余亩。与皇帝、贵族、官僚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下层劳动人民的贫困、窘迫之况就不必细说，可想而知了。
②政权腐朽，军旅颓废
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寄生性、腐朽性与日俱增。乾嘉以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僚当中,多次揭露出惊人的贪污案件,这不过是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揭发出来的一小部分丑闻而已(如和珅案)。当时有人将清朝皇帝查办贪污案讽刺为“宰肥鸭”。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结党营私，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形成恶劣的风气，如道光时奸相穆彰阿当国，号称“门生故吏遍于中外”，其私党朝内不消说，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也很多，知府大多竟目不识丁，以刮地皮为能事。当时人们指斥清朝的官府、政局是“鹰鹯遍野，豺狼噬人”（据《新编》上第5页）。
至于当时清朝军队，人数上很可观，仅八旗、绿营正规军，就有八九十万人，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但是都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军官吞饷肥私，花天酒地，甚至夜间不到营房，外宿娼妓。上行下效，士兵们也是终日游闲，聚赌玩乐。军备怎能不废弛？这样的军队平时骚扰，祸害人民为患不小，一旦有外患又何能应付？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名叫郭实腊的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一带详细刺探驻扎这里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包括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得结论是：在西方军队的进攻面前这里中国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③阶级矛盾激化，人民反抗不断
如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好几个省，绵延十来年。1713年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 等省，甚至皇宫遭到攻袭。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竟一举攻入了紫禁城（由宫内太监协助），当时嘉庆帝不在北京，皇次子旻宁慌忙拿起鸟枪指挥抵抗，清军闻讯赶来，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至今隆宗门匾额还留着一支箭头。
在揭露社会时弊方面，一个叫龚自珍的人表现得很典型。龚自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当时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刑狱刀锯的威迫，再加功名利禄的引诱，许多士人除了读四书五经、做八股之外，什么知识也不求；为了追求升官发财，什么廉耻也不顾。当时思想界处于一种相当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但是龚自珍颇有“众人独醉我独醒”的势头。他长歌当哭，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抨击时弊（当然，龚自珍的思想内容很丰富，这里不能系统地讲，只就其这一最突出的方面略言之）关于他的概况介绍教材第4页上有，这里不重复。他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教材上也作了概述。其中引用到他著名的两首诗也不太难懂……
龚自珍对当时的封建衰世可谓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衰落时代。他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治，并且提出“改革”“更法”的一些具体主张。他脍炙人口名句是“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但他所设计的改革内容局限性却很大，有的内容甚至很落后。总的看来，他揭露和批判弊政的勇气和激情很足，但改革的设计不够，他思想的闪光点在于前者。尽管如此，他还当之无愧地算得上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而且是一个先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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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封建王朝，已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发生关系，但尚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前，尽管清王朝保持比资本主义落后了一个时代的封建制度，尽管它已经相当地没落腐败，但是，它却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还没有被外国控制，这和鸦片战争以后有根本不同。
当然，这不并等于说它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毫无关系。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早在16世纪（时尚为明朝）就闯来中国活动。先是葡萄牙人，后来又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到了18世纪末年，英国就开始把手伸向中国。这时发生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1793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官方使团来到北京，名义上是“补贺”乾隆帝80寿辰。事情很滑稽，乾隆帝80寿辰本来是在1790年，事过三年英国又前来“补贺”，醉翁之意不在酒。使 团到华后提出了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和广州附近的地方，减低税率等一系列侵略要求，乾隆帝颁布敕谕，逐条驳斥，使英国方面的企图落空。不过英使团此行窥测了中国的虚实，为它后来进一步采取行动作了准备。乾隆帝虽说杜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但对其侵略本性却无认识，甚至自欺欺人地把此事当作藩属天朝“朝贡”的事件加以张扬吹嘘，说什么“英国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据《新编》上，页29）。马戛尔尼使团以后英国对华的多次侵扰事件，见教材第6页。
我们已经知道，鸦片战前，清朝就遭到西方殖民者的某些侵扰，就被迫同西方人发生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清王朝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对外关系政策呢？那就是“闭关”政策。下面我们就着重讲一下这个问题。
1、“闭关”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中国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有些王朝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开放的。只是到了明、清某些时候，才实行了“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应该说肇端于明朝的“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后来“海禁”一度松弛（郑和下西洋就发生在明朝）。再后，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又曾厉行“海禁”。清朝开国之初，并没有实行闭关政策，还发布过鼓励海上贸易的上谕。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皇帝连续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禁海令”，规定“片帆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另一道是“迁海令”，规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军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当时实行这些措施，目的主要是对付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郑成功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在广东南澳起兵从事抗清活动，1661年从厦门出发至台湾，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有言：“海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断乳，立即饿毕矣！”这种彻底的闭关政策，清政府实行了将近三十年，平定了台湾等地反清势力后，清政府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决定部分地开放海禁，实行对外贸易，起初是开四关贸易（广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云台山），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只留广州一关而封闭其他三关。与之密切联系的就是“公行制度”。
何谓 “公行制度”？这是在闭关政策之下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一种管制办法。粤海关虽有清廷和地方大员控制管理，但政府及海关不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一切事务都 要通过“洋行”居间经办。后来各洋行之间为了避免过分竞争，就组成了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公行”里的洋行通称“十三行”。大家要注意，“十三行”只是一种习惯性叫法，并非洋行的固定数目，或多或少，恰好十三家者只有1813、1837两年。公行听承担的主要任务的：承销外商的进口货物，并为之购出口货物；划定出口货物的价格；经手交纳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照管外商的生活，并监督其行动；居间传达清政府对外商的指令及外商向清官方的提出的意见、禀贴，具体经办清政府的对外商的一切联系事宜。可见，公行既是中外商人联系的中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它既具有商业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
除了这种“公行制度”，另外还辅以若干限制外商的规定，如：外商到广州，须住在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也不许中国民人接触夷馆；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1831年宣布撤消）；不准外国妇女来广州夷馆居住等等。
由上述可知，闭关政策是明、清某些时候实行过的一种政策，它既有前后联系、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的时候，实施的背景、目的、具体内容、办法各不相同的一面，所以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这里要着重了解的也可以说特指的，是乾隆以后的闭关政策，也就是限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这种政策。以下我们对闭关政策的分析、评论即限于此。
2、如何看待和评价清朝的闭关政策
我们试从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社会效果方面统一看来。
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有的论者忽视主观因素，或认为这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或认为这是受历史传统的制约，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一贯自高自大，盲目虚骄。这类因素是应该注意到，但是也不能强调过头。试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没有改变，专制体制没有改变，但事实上并非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所有王朝所有的皇帝都一概实施这种政策。我们应该正视决策者具有的选择性。就清朝而言，如果说乾隆朝以前的闭关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防范国内反清势力，那么以后，随着郑氏反清势力的消失，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就主要是为了防范越来越多的外商和海盗的侵扰，企图以这一政策造成限制西方人涌入中国的屏蔽，以保障自己的宁静和安全。当然，也仍兼有某种“制内”因素，但已非主导方面。当然，就其动机本身而言，不无可取之处。但是，其想法是昧于形势，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是脱节的。清统治者把闭关政策当作拿手的武器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中国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无须依靠外国，但西方国家离不开中国，甚至认为西方人一日无茶则病，数日无茶则死，我们采取闭关政策，还不足以制你死命吗？当时面对西方不速之客，清统治者感觉到恐惧和所受威胁，但只是用阿Q式的妙法来安慰和欺骗自己。无异于一个人舞纸剑而自诩英雄，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虚骄。这样，其客观效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从客观社会效果上看。如果从暂时的、局部的范围看，闭关政策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到头来是作茧自缚了。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国家消极被动地闭关锁国，是最终不能挡住外国侵略的，它可以依靠船坚炮利破门而入。锁闭了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目光和思想[以至于明清长时期里，士人们连葡萄牙、西班牙、法国都分不清，统以“佛郎机”称之，说“佛郎机”（指葡萄牙）近满刺加（马六甲），其谬何止万里！]束缚了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手脚。阻碍了的，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实行闭关政策的结果，便利中国愈发被动、落伍。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政策。
不过，也应该看到，不管闭关政策的弊端多大，但这一政策能够实行，这毕竟是清朝当时尚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表现。鸦片战争后，国门的闭开就由不得清朝统治者自己作主了。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与正义的禁烟斗争

上一节我们讲的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宏观历史背景，这一节我们讲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方面的内容----标题所示-----鸦片贸易与禁烟斗争这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反正、因果关系的事情。
一、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俗称大烟，是由一种叫罂粟的植物的果实中提炼出来的。罂粟为二年生草本植物，花很大，有红、紫、白等颜色，有观赏价值（罂粟又叫“阿芙蓉”），果实球形，其中乳汁干后即鸦片。鸦片有医药用途，但对吸食来说说是一种极有害的毒品。现在许多国家都是严禁贩毒的，对违犯者进行严厉的惩治。然而在150年前，就是因为中国抵制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这种毒品，英国竟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鸦片贸易何以如此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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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对华大量输入鸦片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适应其殖民侵略的需要，其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扭转它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鸦片战前，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量很有限，同时也因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了限制了对外贸易规模，这给英国商品的向中国输入以顽强的抵抗。英国输华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但数量有限。大宗纺织品则亏损。而它又亟需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在若干年里，中英正常贸易，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出超额每年仍在200-300万两白银以上。英国资产阶级跟中国做买卖，目的是要赢利赚钱的，这种贸易格局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要想办法找门路改变。他们找到了一件法宝，这就是鸦片贸易。
鸦片这种能造成人们病态需求的东西在外商手里就成了一种很理想的特殊商品。吸鸦片很投合于那些穷奢极欲而又精神空虚的贵族、官僚、地主、官商这些人的需要，这个类别的人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数目是很可观的，一旦诱使他们吸食成瘾，就会变本加厉，不可或缺。所以英商视之为可在中国长兴不衰并且能攫取高额利润的买卖。的确，当时鸦片赢利是很高的。50%的利润司空见惯，再高的成倍甚至几倍。许多鸦片商因此成了百万富翁。并且，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有着便利的地理条件，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地方，是鸦片的主要产地，这比从它本土贩运其他商品要便捷得多。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对鸦片抽税很高，政府收入的1/7是从鸦片贸易中得来的。就是为了赢利，为了赚钱，英国资产阶级不惜坑害中国人。对这一点，英国人自己也直言不讳，英印总督哈斯丁斯就曾这样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转据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页17）
2、鸦片贸易概况
在英国大规模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前，中国每年也从印度输入少许鸦片，主要是药用。从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收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它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鸦片，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3、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
①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的白银大量外流
既然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那么中国必然是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这不言而喻。既然如此也就势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国内缺少使得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1838年时就需一千六、七十百文铜钱，而向政府纳赋税时须折成白银，这样他们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七的赋税，大大增加了负担，受剥削更重了；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这样也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由于加剧了人民的贫困，本来很有限的社会购买力也就更形减缩，这样就造成工商业的更趋萧条和衰落。
②鸦片使清朝统治者更加腐化，更加剧了国家危机
鸦片的吸食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僚，即清朝的当权者，以及地主，富绅之类作为清政权社会基础的人们和其他的附属者。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林则徐估计的更为严重些，他说，鸦片“以衙门吸食最多，如幕友、官僚、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据《新编》上，页53）。无论如何，在官府衙门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直接间接与鸦片有联系，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这是可以肯定的。甚至紫禁城里也与鸦片有着扯不断的瓜葛。在1831年，就破获了皇宫里首领太监以下多人吸食和涉及贩运鸦片的案件。作为清朝国家支柱的军队，许多官兵也吸食甚至贩卖鸦片，广东水师中这种劣迹颇多。所谓检查，只是装装样子，不但不予缉拿，而且俨然成了武装保驾。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同鸦片贩子订了一个契约，每私放一万箱鸦片进口除了收取一笔贿赂外，还让巡船扣下几百箱充当缉获的赃物，送到上司衙门去报功请赏，因此被晋升为总兵。政权机构和军队如此，清朝的腐败和危机不是可以想见的吗？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在当时面临外国侵略危险的情势下，这种危机是和国家、民族的危机密可分的。
③鸦片毒害了国人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鸦片的吸者当中，也不光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属者群体所属，也有些下层劳动者。他们本无吸食鸦片的经济条件，然而一失足便不易自拔，染上烟瘾后不但身体受损，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往往伴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本来好端端的人，坠落成二流子、无赖，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总之，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增，造成了一种可怕的社会惨象据有关材料描述：从沿海直至内地的大小市镇，赎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象毒菌似的滋长起来，掀开每个烟馆的门帘朝内一望，但见烟雾弥漫，一些面如死灰，两颊泛起青色的吸毒者，横卧榻上手握烟抢，对着一盏鬼火一样的烟灯，双肩耸起，吱吱狂吸。由于吸毒者一般都是吸上过瘾，长夜不眠白天则昏睡，过着日夜倒，糜烂无耻的生活，东南沿海的一些小镇，十几、二十家店铺里，烟馆常占半数比以上，当然在这种烟馆里出入的多半还是下层人。至于贵族、达官、豪门富室的烟鬼们那就阔绰得多了，真是“侯门朱户翠笼帘，煎膏日夜烟熏天”。军营里一些兵弁两杆枪，当武器的枪生满锈斑，而烟枪则油光贼亮，人们慨叹，这样下去中国就到了死了“人世将尽，鬼市已成”的地步。马克思对英国曾有过这样的愤怒斥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马恩选集》第2卷页14）当时，中国有人编歌谣警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陈澧：《炮子谣》，转据《新编》上57页）诚然，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身心的危害是无法计量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偌多人被损害身心，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此外在一些省份农村的某一些地方，也开始种植罂粟，良田沃土为毒物所占，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同时也促使烟毒进一步扩散，形成恶性循环。
二、正义的禁烟斗争
鸦片的泛滥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也引起清朝政府的严重关切。能够形成气候，得以典型表现的当然是官方的意见。
1、朝廷内部在禁烟与否问题上的争议
清政府主要是出于自身统治方面的考虑，早在鸦片尚未严惩泛滥的时候，自嘉庆朝以来，就多次提出禁烟的问题，但基本上流于空言，未见实效。究其原因，一是鸦片商因大利所在不肯放弃，千方百计地破坏禁烟；二是如前面讲到的清官员中有许多人与鸦片有扯不断的利益联系，也不愿禁烟。但随着鸦片泛滥的日益严重，时至鸦片战争前夕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到了攸关清朝统治生死存亡的地步，再拖延不得，于是禁烟问题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然而意见很不一致，形成激烈的争议，呈严禁派弛禁派对垒争持，道光皇帝最后采纳严禁派意见的这样一种格局。
①严禁派代表人物及其意见
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是鸿胪寺卿（掌管朝祭礼仪之官）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黄爵滋于1835年6月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由疏题可见其宗旨)，痛切地指出了鸦片的祸害,分析过去禁烟不获实效的原因,陈述了当机立断严厉禁烟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具体办法,就是用严刑峻法,重治吸食:广传戒烟药方，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食者，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罪--不但犯官治罪，而是其子女不准考试。邻里互相监督，对知情不举包庇吸食亦予治罪，对举报者则予奖励。道光皇帝令各省督抚大员等官僚讨论黄爵滋的建议。林则徐力持赞同意见，他奏言，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在辖区两湖地区切实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立竿见影，收得成效。
②弛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意见
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有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和太常寺卿（掌握祭礼乐的官员）许乃济等人。这派人物并非黄爵滋上严禁鸦片的奏折后才形成，它可以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36年，许乃济就曾奏请取消输入鸦片的禁令，准许公开卖买，他在《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从奏折标题即可看出其大旨）中提出了这样的“高见”，说是自嘉庆以来就对吸食鸦片者有所惩治，且惩办愈重，不但没有杜绝，吸食者反而愈众，至今几遍天下，所以应该取消鸦片禁令准其公开卖买，照药材纳税（不过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子购买，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且提出国内种植鸦片不予限制，国产鸦片多了，洋商无利可图，外国鸦片即可不禁自绝（这可谓“以毒攻毒”的“高招”）。他甚至说：“吸鸦片者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海内生齿日重，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意思是中国人这么多，繁衍这么快，死点就死点罢）。像这种意见，弛禁派官员顽固坚持，黄爵滋的意见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当然不能同意。弛禁派人多势众，对黄氏意见进行反攻，琦善的言论颇有代表性，彼辈的论点是：“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吸鸦片的人很多，如果处以死刑，就将不可胜诛，至于严惩包庇，奖励告发，更是有损忠厚，有悖人之常情，说是“知而不举，固属干犯科条，而斯民苟存恻隐之心，尚可验民风之厚”，这就是说，越包庇越体现厚道。对吸食鸦片的文武官员，更不应加等治罪，因为他们都是“忠良后裔，簪缨世冑”，杀了他们就明涣散民心。至于白银外流，银价高涨之弊，他们认为不能只归咎于输入鸦片，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实行更彻底的闭关禁海措施。
③道光皇帝决定禁烟，林则徐受命钦差
从当时朝内弛禁派与严禁派的力量对比来看，人数上弛禁派占上风，参加讨论黄爵滋奏疏表态的共29人，赞成黄氏意见的只有9人，反对的20人。不过正义在严禁派一边，他们坚持颇力。道光皇帝开始有些动摇，最后经过一番权衡，倾向于严禁派，召见林则徐进京，深入讨论禁烟问题，最后于19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节制广东水师，驰赴广州查禁鸦片。由于得到皇帝支持，严禁派暂占优势。然而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弛禁派明里暗中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林则徐勇当艰危，挺身而出，投身到禁烟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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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有关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上面我们讲的是一般类的观点，恐怕也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近些年来在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代表性观点反映在林敦奎，孔祥吉发表在1986年3期《近代研究》上的《鸦片战争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探析》这篇文章里。该文中涉及到我们上边讲到的有关问题的不同观点主要有二：
①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不存在一个弛禁派。主要理由是；许乃济1836年的弛禁鸦片的奏折当时就受到某些官员的反对，并且道光皇帝也旗帜鲜明地主张禁烟。“在封建专制的条件下，皇帝乾纲睿断，大权独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官吏只能唯命是听，硬说在道光的身边还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弛禁派，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把对黄爵滋1838严禁鸦片奏折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督抚一概斥为弛禁派殊欠公允。实际上清廷组织的对黄氏奏折的大讨论，使统治阶级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更加明确，禁烟办法益日臻完善，直接促成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是道光帝正式委任林则徐以钦差身分赴粤主持禁烟；其二是《查禁 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的制订。而这当中实际起主导作用的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②琦善不是反禁烟势力的政治代表。主要理由是：人们把琦善视为反禁烟势力代表的主要根据是他在《遵旨复奏禁烟折》里反对黄爵滋的禁烟主张。实际上琦善在该折中只是对黄氏提出的禁烟措施表示不同意见，他并非主张不要禁烟。仅凭这个奏折，就说他是主张鸦片走私的庇护者，是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未免有些过头。其实，琦善不仅有禁烟的言论，而且有禁烟的行动。
那么，对上述这两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呢？应当说，研究者对多年来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这是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的。并且，文章中的论证也不无一些道理，能给人以启发。我们的确应该注意，不要把禁烟和弛禁主张的两派绝对化简单化地看待，事情比较复杂。但是从总体上看，所论似乎还不足以令人十分信服地放弃传统观点。譬如说，在第①个问题中，所持议的“在封建专制的条件下，皇帝……”，仅从逻辑本身说就不甚严密，在专制皇权之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可以独断专行，下边的官吏们没有办法，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不存在事实上的持不同意见反对派人物。也正因为是在那种政治体制条件下，不同意见的反对派才不能仗义执言 ，要迂回曲折地表述自己的倾向性，对黄爵滋上奏的讨论当中，反对派的意见就有这种表现特点。当然，不应该简单地把凡是对黄氏奏折持不完全相同意见者就认定为弛禁派，而要看意见的实质内容，不能被某些表面辞令所迷惑，这正是判定第②个问题是非的关键所在。琦善是否反禁烟势力的政治代表？他的《遵旨复奏禁烟折》确是一个关键性根据，这就不是只看它的片言只语和表面辞令，而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样去考察我觉得他的奏折的确代表了当时反对派的意见。至于林、孔文中提到琦善不但有禁烟言论，而且有禁烟行动，所提供的论据似尚不是很充分，从琦善在鸦片战争之前和鸦片战争当中长时间里的表现看，说他是反对禁烟势力的政治代表乃至投降派代表人物并不为过。当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2、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林则徐受命之后，于1939年初辞别故人出京，他沿途发出传牌，宣明：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雇雇夫给轿作，均自行发给，“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他风尘仆仆，在路途中就忙着搜集情况，处理公务。
林则徐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当时广州人民群众禁烟的呼声和反侵略斗争的情绪十分高涨。两广总督邓廷桢，本来因感伤于多年禁烟的不奏实效消沉。林则徐此番的举动，使他很受鼓舞，他表示愿与林则徐配合，齐心协力除中国大患之源，从此他比较坚定地站到禁烟派一边来。林则徐与邓廷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卖放的水师官弁。并且通过多方面的调查，掌握内幕情况。当然费了很多心思，想了许多办法。其中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召集了粤秀、越华、羊城几个书院的学生数百人，名义上是检查学业，关门考试，而在试卷里夹带纸条，提出要调查了解的问题，诸如私贩鸦片者的姓名、住址和所见所闻的有关情况等，让与试者就个人所知详细写出。这样，鸦片的屯户，贩者的活动，以及水师受贿买放的黑幕等许多情况被林则徐掌握了。这是加强国内方面的防范和治理。与此同时，他对外国鸦片贩子也采取严厉的措施，责令外商将趸船上所存的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示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林则徐禁烟战备两手抓，把切实做好战备工作作为能够实施禁烟的保障，同时，也是为了随时准备反击敌人制造的衅端（有关战备方面的内容下节讲）。
英国资产阶级当然不甘心受制，千方百计地对抗和破坏林则徐的禁烟部署（这方面的情况教材第11页头段有所介绍，不再细说），而林则徐针锋相对，迫使对方暂时就范。最后，英国鸦片贩子被迫缴出二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1500余箱。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使禁烟运动达到最高潮。这一事件震动中外，永垂青史。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面，那个气氛，是多么激人心弦，让人扬眉吐气：数日来大雨不断，到这天放睛了，古老的虎门寨下，山脚中央搭起一座礼台，挂起麟帐，铺着红地毯，山前山后，扎着兵哨，写着林则徐官职的黄绫长幡迎风飘舞，威武雄壮。午后的二十许，林则徐登上礼台，在礼炮声中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这是有人对当时场面的描画，下面把当时销烟的设施和方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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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滩挖成十五丈见方的池子，池底用石头铺砌，池壁围钉上木板，以免渗漏。池前用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先由沟道里车水入池，撒盐成卤，然后将鸦片烟箱劈开，把鸦片逐个切成四瓣，投入池里的卤水中，浸泡半日，再将石灰撒入池中，池里顷刻便沸腾起来。销烟工人立在跳板上，用铁锄木耙来回翻搅，直到鸦片颗粒全化，彻底破坏，等退潮的时候，启放涵洞，将池中物随浪送入大海，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一点烟灰。然后再照样重复进行。工作十分精细，所以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才鸦片销毁完毕。
林则徐的身世履历补充介绍
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是我们在学习这一章当中需要重点了解的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履历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一段时间。这节中我们讲了鸦片战争前夕他禁烟的思想和举措，下节中我们将讲到他睁眼开世界，积极备战抗战的事迹。从这些事实会看出，他不愧为一个英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英雄。他能够如此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他的生平，会更有助于对他的理解和认识。
下面我们拟补充介绍一下本节所涉及内容以前的林则徐的情况。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他的祖父是个潦倒终生的穷秀才。他的父亲因科场失意在家乡教书，菲薄的收入不敷出。家境不好，并且在林则徐出生以前，他们家里只有几个女孩，林则徐出生，家里当然很高兴，起林则徐这个名子，据说就很来历。一种说法是这天夜里，林则徐的父亲梦中见到凤凰飞，以为吉兆，马上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称誉的南朝才子徐陵，便给孩子取名则徐（则，效法的意思）。一说林则徐出生时，福建巡抚徐嗣曾，恰好鸣锣打轿从门前经过，所以才给孩子取名叫则徐，希望儿子的前程象徐嗣曾那样显贵。尽管这类说法带有点神秘色彩，但那个时代的人相信天命，总要做点这类文章，特别是林家寒门，希望儿子能显贵发达，倒是很符合他们的真实心态，虽然家里不富裕，甚至林则徐的母亲和姐妹们不得不为人家做些女红来添补生活，林则徐还是被供养读书。并且真科举成名，1811年中进士。
此后，他在京师十年，结织了一批实有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如陶澍、龚自珍、魏源等人，组织过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诗社，因设于宣武门南面，名为“宣南诗社”。他们不仅集会吟诗，而且互砥名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
林则徐自1820年出京任地方官，先是当道员，到1823年升任江苏按察使。此间，决冤狱，抑豪强，赈灾荒，名声大震，博得“林青天”的称号。1824年-1831年间，林则徐在河南暂修过堤工，在陕西、湖北、河南、江宁当过布政使，后出任河东河道总督。在那个时代，河务是贪污肥私的渊薮,但林则徐不但能够清廉自守,而且检查杜弊,办事颇有成效。1832年他出任江苏巡抚。江苏是有名的 盛繁富庶之区，也是清政府勒索最重的地区之一。丰年，农民已不足以养命，当时江苏又赶上连年水灾，1833年水灾尤甚。他和当时两江总督陶澍联名上疏，请求缓征漕赋，道光帝反而斥责他们妄报灾情，“只知博取声誉”。林则徐在风雨飘摇之中昼夜听见灾民的呼号，主张继续上疏报灾，陶澍踌躇不敢决定，林则徐表示，“徜有应得处分，侍当独任！”于是毅然单衔上奏和道光帝力争。这个奏稿，据说在江苏，“争相传抄，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而泣，庆更生。”（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他还带头捐廉（养廉银），以赈灾荒，并且督率疏通河道，兴办水利，深得民心，也有益于社会生产。1837年他升任湖广总督。至此就和我们上边讲的内容衔接上了。

第三节 鸦片战争的经过及中国失败的原因教训

一、鸦片战争的经过
我们学历史课一定要重视事件的过程，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历史的规律性东西，研究的结论性认识，都是依据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历史过程的丰富素材而探讨出来的。我们不应满足于接受别人提供的现成的结论性东西，一、二、三、四……点，应该有自己的咀嚼、品味和消化、吸收，有自己的的独立思考和认识。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重视了解事件的过程细节，掌握具体史实的基础进行自己的分析判断。这样才算学得话。才能加深理解和记忆。不信大家试试看，假如你对鸦片战争的过程了解较细，那么在回答有关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可有根有据，左右逢源，史论结合得比较有机，有自己的见解，而不象死记硬背别人归纳的东西那样机械和困难。
1、先按时间顺序着眼，勾勒出其纵向脉络
①敌方不断挑衅，林则徐积极备战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决定武装侵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进行战争部署，并且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面对英国方面的行径，林则徐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进行战备，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的1840年初，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战备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吸收敌方军事技术方面的长处，有的放失地加强己方，主要是在船炮水军的建设上下功夫。他曾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他尤其重视大炮，认为：“第一要大炮得用”。他部署添筑炮台，并且设法密购洋炮，据统计从外国买进二百门近代的大炮。资费大部分是从行商损款中筹措的，因为道光帝是一个很悭吝的人，林则徐不敢动用库帑。同时他还努力改造兵船，以壮大水师声势，也有些成效，但苦于经费之难，受到了限制，不能完全落实计划。他战备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认为“民心可用”，他在沿海召募渔民、疍户（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日夜加紧训练。作为封建官僚来说，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能做到重视民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在外患的刺激下，为了知彼知己，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注意了解西方世界情况的先进人物，范老誉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研究各国的情况动态。最著名而有成效的是把所搜集到的有关西方国家的史地资料编成《四洲志》初稿。书中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对于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来说起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作用。书称“四洲”，乃袭佛籍中之旧称，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重编为《海国图志》影响就更大了。林则徐在学习西方方面贵在开风气之先，在于能紧跟形势，转变思想。本来，他也跟处在闭塞状态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样，对外国情事茫然无知，也曾发表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大话，也曾有过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而外国决离不了中国的看法发表过类似西方多瘴气，西人要以茶解毒，一日无茶则病，数日无茶则死的议论，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他迅速惊醒，开眼看世界。
②战争三阶段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下旬（21日）英军舰船开抵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为标志正式爆发，到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为标志告结，其间历经两年零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争正式爆发1841年1月下旬英方提出所谓《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英军至粤，挑起战争→进犯厦门，被击退走→沿海北犯，攻占定海→直逼天津，清廷妥协→林遭革职，琦善挂帅→英军返粤，“穿鼻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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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讲：战争是由英国挑起的毋需多说。因为林则徐战备工作做得较好，英军在广东无隙乘，旋即沿海北犯福建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英军继续北犯，乘浙江防务空虚，攻陷定海，疯狂地屠杀抢掠。接着，英舰于8月直闯天津海口，目的是向清政府施压力（天津为北京门户），在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一系列侵略要求。再说清朝方面，在禁烟运动当中有弛禁派与严禁派的对抗，在对外国武装侵略的态度上则有抵抗派与投降派的分野。林、邓等人是抵抗派的代表，而琦善、耆英（时任京收军）、伊里命（时任两江总督）都是投降派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清朝地位显赫的疆吏，在与中央的穆彰阿沆瀣一气，互为粤援，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辖境之内根本不作战备，以当时琦善所管辖的直隶为例，天津仅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他们极力宣扬英国“船坚炮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的投降理论，并且对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竭尽攻击、诬陷之能事，把英国的侵略归咎于林则徐等人正义的抵抗行动，道光帝面对大敌威胁京师的形势，产生恐惧动摇，这时听信和赞同投降派的谬论，表态说林则徐“措量失当”，派琦善在大沽与英国侵华军总司令、全权代表懿律谈判。琦善在谈判中竭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加上时至秋天，北方海港行将结冰，兵船不能久留，英军遂于9月中旬返南方。清廷认为琦善退敌有功，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与英国谈判，而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裁减水师，解散水勇，自动撤防，并镇压抗英民众，重用汉奸。如有一个叫鲍鹏的人，曾任美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是林则徐所通缉的罪犯，琦善却用他协助自己与英方谈判。这时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由原副职义律继任主帅和全权代表。英方提出苛刻条件，琦善不敢擅自作主，要向皇帝请示，但英方却无耐心等待，于1841年1月初突然发动进攻，强占大角、沙角炮台，琦善赶忙乞和，义律提出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了所谓《穿鼻草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赔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大家需要注意，《穿鼻草约》是英方提出并单方面公布的，琦善，清政府都未同意更未履行签字手续，至此，战争第一阶段告结。
第二阶段：自《穿鼻草约》提出后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到同年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历时整四个月，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清廷宣战，易帅奕山→虎门之战，（关）天培殉国→清军连败，《广州和约》。
串讲：琦善的投降活动，激起了广大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大角沙角炮台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使道光帝也颇受刺激，便于1841年1月27日对英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水军，湖南提督扬 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赴广东前线。这样，中英双方的“谈判”停顿，重开战事。在所调清军尚未到达之前，英方先发制人，于2月下锂对虎门炮台发动进攻，年已六旬的提督关天培英勇抵抗。这时奕山尚未到任，琦善仍在广东前敌，他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英舰深入，广州告急，琦善被锁拿进京问罪。这时扬芳先于奕山到达广州。此人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而他在这次对外战争中，表现得极其荒唐，愚蠢。他看到英舰横行无阻，炮火猛烈，认为其中必有“邪术”，于是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使用“以邪制邪”之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上御战，结果可想而知。英军长驱直入，逼至广州郊。当时有人赋诗讽刺扬芳：“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以“粪桶”的双关语，讽讥痛骂杨芳）。4月，奕山及自各省抽调的军队才迟迟到达广州。奕山也是一个十足的昏聩无能的家伙，他执行“防民胜于防寇”的方针，不用当地的兵勇民众，而只想依靠“客军”一举取胜，报功邀赏，于5月21日贸然夜袭英军，结果大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27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主要内容：清军退驻离广州城60英里以外的地方；清方向英国缴纳“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并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至此，战争第二阶段告结
第三阶段：从《广州和约》订立以后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定。战争结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需要说明的是，教材上说第三阶级是从1841年8月英军扩大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开始，那么这样就出现三个来月的时间空缺。作为一场历时数年的战争，战事不见得每天都有，在划分阶段的时候时间似应前后衔接连续。何况，这三个月中战事并没有完全消停，著名三元里抗英就发生在其间，英国扩大战备的一系列准备也是在此间进行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归入在第三阶段之内。这样战争全面过程正好是分别以三个条约为三个阶段的终点标志，比较容易记。这个阶段的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民众激愤，三元里抗英→英方易帅，扩大战争→中方失利，折将陷城→奕经“丧威”，敌犯长江→《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串讲：奕山求和投降的罪恶行径，英军疯狂侵略的罪行，激怒了广大民众。5月底，当盘踞在广州北部炮台的英军窜到广州北五里的三元里肆虐的时候，当地人民联络起附近一百零三乡群众奋起抗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英斗争。这一事件非常著名，教材上写的也较详细，这里不细说，只说明两点：第一、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的较大规模的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第二，我们说这次斗争是自发的，是从非官方组织的角度而言，但这并不是说民众自身无组织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是爱国士绅在这场斗争中充当组织领导的角色，他们利用“社学”，组织发动了这样一场斗争。更具体的说，主要领导人是爱国士绅何玉成，而不是所谓菜农韦绍光（在当时公私文书甚至歌谣中没有片文只字记到韦绍光，他不可能是领导人。韦绍光为领导人说，主要是根据解放后的调查材料，不确。）〔“社学”，始于元代，本来是乡里的教育场所。清中叶后，逐步成为地主士绅办团练，御“”之所，发生了由文趋武的变化。鸦片战争中和稍后，广东人民利用它来作为编练义勇，抵抗外国侵略的组织，出现了若干著名社学，后面要讲到。再后来，社学多被地主官绅利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性质又有所变化。 〕当然，广大群众是主力军。三元军民众的斗争使英遭到它所料想不到的震慑和打击，最后经让清官方出面用欺骗加威胁的手段解了围（时有谚曰：“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对华作战中作为不满意，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前来中国进一步扩大战争。1841年8月璞鼎查到华，督军沿海北犯，先陷厦门，清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接着北犯定海（浙江境内），这里的守军英勇抗击，定海之战打得很激烈，著名的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殉国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次战斗中。当时这里清军守军四千人浴血奋战六昼夜。军粮匮乏，最后每个士兵每日只能得稀粥三碗，几乎是空着肚子作战。守兵无炮，只靠抬枪堵御，抬枪“至于红透不能装打”，守军仍设法顽强战斗。时在9月底10月初。三总兵表现都很英勇，例如最后一个牺牲的葛云飞，他听到郑、王二人牺牲的消息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知局面无法挽回，便将印信交给随从的军官，抱定死的决心，并说：“某死有知，当为厉鬼相助（杀敌）”。又嘱一同乡代他抚慰八十高龄的老母，转告儿辈继乃父未竟之志。当敌人窜到跟前的时候，他高呼：“好汉子，跟我杀贼去”，带头冲出掩体，200名亲兵紧紧跟随，在肉搏中大刀折了，葛又拔出佩剑继续砍着，最后中弹身亡。定海失陷后，英军又接侵占了镇海和宁波。在镇海保卫战中，两江总督裕谦表现也很壮烈，集众宣誓，誓与镇海城共存亡，最后裕谦在力战不支的情况下投水殉职。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就是浙江群众也积级参加反侵略斗争，如宁波，镇海，等地的所谓“黑水党”就很著名。英军在进犯浙江的同时，还派兵窜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率领抵抗，保卫了台湾。奕山当时在广东，清政府为了挽回浙江战场的失败，又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成”将军，并从多省调集军队，增援浙江前敌。奕经携大批随员南下，根本就没有一点投赴戎机的气象，倒象一个旅游团，一路上游山玩水，悠哉悠哉，迟迟于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他和奕山在广东的作为几乎一模一样，放捉民众，视战事如儿戏，企图侥幸取胜，仓促从绍兴向宁波、镇海、定海三路进攻，英军早有防备，结果清军大败，三城未收，反丢慈溪，奕经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清廷派盛京将军耆英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对英投降交涉。这时，英军认为议和时机还不成熟，要对清朝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完全就范。于是按原计划进而进攻内地长江流域，先攻陷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年过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抵抗牺牲，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溯江而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军抵抗，打死打伤敌军185人，最后守军全部战死牺牲，海龄自缢殉国，其妻、孙等合门殉难。英军于8月间闯至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赶到南京议和，订立《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告结。
2、鸦片战争纵线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在对此有了大致了解之后，我们还需进而从横的方面进行如下归纳，把握这样的几条线索：
①英国是如何进行侵略战争的
所派的官员---开始懿律为侵华军总头目，义律副之，懿律于1840年冬因病辞职，其后一段时间侵华军政事务悉由义律主理。英国政府因不满足其所获侵略权益，遂于1841年4月决定改换璞鼎查为侵华头目，璞鼎查于同年8月月到华至终。
投入的兵力---开始船舰40余艘，其中配有大炮的兵船（帆船）16艘，轮船（机动）4艘，其余为运输类船只，全部海陆军人数四五千人（讲义说4000人，胡绳说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其有兵船25艘，轮船14艘，共载炮700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调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自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7000余。
侵略的路线---先到广东，然后北上攻厦门、陷定海、直逼天津海口，清政府妥协后回广东，先后攻占诸炮台，直逼广州城下。其后璞鼎查来华，扩大战争，再攻厦门，陷之（前次未攻下），继续北犯，占领定海、镇海，后又攻占慈溪，并不罢休，又沿长江西上，入侵腹地，直至南京江面。
获取的侵略权益--除在战争过程中一度占领数地，进行劫掠之外，不满足《广州和约》最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所以其侵略权益，最终体现了《南京条约》上，这个下面还要专题细讲。
②清政府方面的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
抵抗派了怎样抗御英国侵略的--抵抗派的人物，如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江继芸（总兵，1841年8月在厦门力战牺牲），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1841年9月在浙江定海牺牲），裕谦（两江总督在浙江镇海牺牲），陈化成（江西提督1842.6在吴淞口牺牲），海龄（1842.7在镇平抵抗）等人。林则徐邓廷祯， 权位较显要，抵抗颇见成效，但开战不久即被清廷革职，抵抗派遂不得势，投降派占了上风。
关天培等将领都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以死相拼，壮烈殉国的。抵抗派富有正义感自不待言，他们另外的特点就是，对时势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并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
投降派在战争中的可耻行径--投降派人物中先后出场主理与英方交涉的有琦善、奕山、奕经、耆英、伊里布等人。这群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昏庸无知，腐败无能，敌视人民群众，对侵略者则奴颜媚骨。是他们，葬送了抵抗派开创的有利战局。使中国方面节节退败，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皇帝在战争中的两面性--皇帝是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在战争中采取什么方针最后是由皇帝定夺，所以，他对于由于妥协投降面造成败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们又要注意到，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具有两面性，给简单地扣一顶黑帽子似不妥，对他的表现应作具体分歧。例如，开始尽管投降派气势汹汹，他还是一定程度上支持抵抗派的。当英船逼进京畿进行讹诈的时候，他则拿出抵抗派来作他的替罪羊至于对英国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开始道光帝还试图讨价还价，曾谕令琦善拒绝英国提出的割让海岛赔偿烟价等要求。英国则蛮横坚持，琦善对此含糊答应，留待到广东商谈。当英方要求议定《穿鼻草约》之时，道光皇帝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因为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到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于是乎，他又下诏要求在广东和浙江将英人“痛加剿洗”。一个月后，命令将琦善草犯锁拿，查抄家产。但是代替琦善的奕山也未能给他争回脸面，与英方签订《广东条约》。这回道光皇帝不得已认可了。原来他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决心一样，一遇挫折就迅速打消了。英方不满足既然得权益，扩大侵略战争，道光皇帝的作战决心又一度复萌，但清方连连败北，他又很快转向求和方针。对道光帝在战争中的态度可以这样概括，开头有意主战，但表现得首鼠两端（迟疑不决和动摇不定），中间是时战时和,最后是全然妥协投降，其主导倾向和基调是主和。
③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始终是主力军，这是勿庸置疑的。具体到鸦片战争中又是怎样的呢?在林则徐在职之时,他曾较好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军民配合,共同作战,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其后投降派来了,他们执行了“防民胜于防寇”的反动方针,敌视人民,却向侵略者妥协,放弃抵抗,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者，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就是永垂青史的光辉范例。
二、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鸦片战争中国最后失败，这种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毋庸多说。我们重点探究其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⒈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竟败于一个在土地、人口等方面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小国，乍一看来，确实令人费解的。仅就双方的军事条件事说吧：英方不过数十艘舰船，最初投入的兵力四五千人，增加到最多时也不满二万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至少要一个月，所以它的后援和供应很不利。在这种条件下英对华侵略本是一种海盗式冒险行为。而中国人民尽管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本土作战，应该说有着极大优势。中国人口这么多，就说当时军队吧，清朝常备军八九十万人（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兵64万，合计89万人），任清廷调遣，但中国却一败涂地，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深感到“失人心，伤国体……是不能无恨尔！”（姚莹语）当时和后人，有不少总结教训，探究原因，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认为英国船坚炮利，中国皆弗及，敌人有汉奸帮助，中国“兵心不固”等等，有的看法应该就有一定道理，但或者片面，或者表面，都未触及根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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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45
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关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我们在上边《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中已详细讲了。通过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明显地揭示出了这一点。总的来说，从社会条件说，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方面它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经济科技比较先进，武器装备也就比较精良；一方面，其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向外侵略扩张，不可遏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凶恶的真老虎。而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这是从总体上说的，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暴露。譬如，苟且偷安，骄奢淫佚(例:烟毒泛滥日深,许多官僚,却仍躺在安乐椅上醉生梦死,甚至象奕经那样身膺大帅之人,赴前线途中尚游玩水,优哉游哉)；妄自尊大，虚骄盈心（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对敌情不甚了了，却以“天朝上国”自居，开始，大有“区区夷国，何足挂齿”之概，遭到挫败，尚与不堪与外夷计较自慰，无异于阿Q的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如奕山打了败仗却谎报胜仗，道光帝明知其情却顺水推舟地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云云”）；昏聩愚昧，无知之极（如杨芳的“马桶妙计”堪为典型事例）；限制和打击抵抗派，敌视和破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俯指皆是：如奕山的“防民胜于防寇”，清当局对三元里抗英的限制和破坏等）。综观之，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执行的是妥协投降为主导的政策，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同样的英国兵同样的武器装备，为什么在林则徐那里打不赢，在三元里打不赢，而只在琦善、奕山、奕经之流那里打赢了呢？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我们说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上两点。
2、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
历史教训和上面分析的原因是密切相联的，原因清楚了，历史教训也就明暸了，不过着眼的角度有所不同，关于历史教训我们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
第二，腐败的清政府是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要取得反侵略斗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推翻清王朝寻求新的阶级领导力量（当然这种领导力量最终是无产阶级）。
第三，广大人民群众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军，只有坚决地依靠他们，才能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取胜。
△附说林则徐被处分后的情况：他1840年10月因妥协派的诬害被革职。虽然由于忠君思想的作祟，他对朝廷的错误做法没有进行应有抵制，但仍念念不忘战事，要求再给他一个办理军事的机会，表现出他的所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胸怀和可贵品格。次年被派赴浙江，协办海防。但旋即命充军伊犁。他不得不满腔忧愤准备登上遥远的戍途。但是，这一年8月，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决了，大学士王鼎赶到开封堵口，极力保他留在开封治河，前后半年时间，他在风沙和风雪中奔波筹划，以致操劳成疾，但黄河工程终于完竣了。王鼎大开宴会，林则徐被推居首座，就在这个时候，忽传圣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次日启旨，曰“林则徐于合龙后，仍着往伊犁”王鼎老泪纵横地送别他，林在告别王鼎的诗中写道：“西行有梦随丹漆，在望何人问斧柯”虽然自己将谪戍西行，但仍会念念不忘东南沿海反侵略战争。而王鼎屡向朝廷为林则徐争公道，但不成，甚有人污蔑戏弄他为神经病者，他怀着一腔悲愤自缢，冀以尸谏。跨过万里关山，林则徐在1842年冬天到达冰雪迷茫的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问他：“君欲远乎 ？欲近乎？”答曰：“林禁愿远”他到了帕米尔高原以东和昆仑山以北，特别是沿塔里木河一带地方，南北上千里，东西十八城，来往奔波，着手开垦荒地，兴办水利，在吐鲁番一带，由于地面水源过分缺乏，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很久以来就通过一种叫“坎儿井”引水工程，利用地下潜流来灌溉田地，林则徐到这里以后，大力提倡坎儿井灌溉，兴办坎井工程。据说，从此以后这种井就曾被称为“林公井”。林则徐为新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845年秋，道光帝认为林则徐办勘荒屯田有功劳，命他回京以四五品起用。11月，当他行至甘肃省时，又任命他陕甘总督。这时甘肃西宁（今属青海）一带的藏族在清朝压迫下暴动。林则徐很快将其镇压下去。1847年春，他又被命为云贵总督，去镇压那里的回汉人民的反清斗争。1849年，他因病请求退职，告老还乡，在家乡呆了一年光景，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咸丰皇帝惊慌万状，想起了林则徐，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命令他赴广西镇压太平军起义。他赶到广东潮州府的时候，大病不起，于1850年12月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是一个疑团。据记载他临死时，一再大呼“星斗南”，其意答何？众说纷纭，据林则徐的后人解释，因为林则徐在广东时得罪了十三行，他们对林则徐恨之入骨，得知林复被起用，并入粤地，便以重金贿赂其厨子给林则徐下毒，厨子在米饭中投了巴豆，以致林泄泻不止，以致病死。自己知为十三行所害，因十三行在新豆栏附近，使愤而高呼“新豆栏”，在闽语中与“星斗南”同音。家人当时有所查觉，因疑被毒死需要验尸，恐怕不能全尸，便隐忍未发。外界也有查觉，但不敢唐突造次。
林则徐一生的履历是复杂的。从官职上说，既在京师供过职，又历经诸多省区的封疆大吏。从清廷对他的态度上说，既有重用封赏之时，也有贬黜惩治之时。从他的踪迹上说，从东南海沿，到西北塞关，从黄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的脚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他办理的主要大事上说，有禁烟、抵抗外国侵略，赈济灾荒、治河兴办水利，勘荒辟田发展新疆农业，镇压人民反清斗争等等。而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的眼光来看，前数项都是利于我们民族，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利于人民生计的。因而，是应该肯定的。而后一项则是反动的举措。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忠心地维护封建统治，效忠君主，即使在他因功获罪，被谪戍新疆之时。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见《云左山房诗钞》卷6）。正是出于对封建王朝的效忠，他才对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竭力镇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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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46
之，把他放在历史的 天平上权衡，他有功也有过，而过不掩功。应该说，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个民族英雄。因此，历史不会抹杀他，人民不会忘记他。

第四节 战后的中国社会

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⒈关于不平等条约议订成因问题。《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平约。对于它的订立，我们过去只是说它在英国的强迫下签订的。原则说来，这没问题，中国作为战败国，条约是在别人的强迫下非签不可的。但是近年有人写文章对议和的过程进行具体考察，得出结论：条约的议定，不仅仅是对方强迫的结果，也是因为清政府不懂近代外交，而受骗导致的。如果不是这样，本可有回旋的余地。旨在强调，由于长期闭关政策造成的中国缺乏近代外交意识的恶果。应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⒉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鸦片战争结束的标志即《南京条约》的订立，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时间为1842年8月29日。地点是在南京江面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者清政府方面的代表是耆英、伊里布，英方代表璞鼎查。该约共13款。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下几项：
①割香港给英国；
②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
③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
④协定关税。英国对华进口货物纳税，由中英双方议定；
⑤取消公行制度。英商可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
《南京条约》之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于1843年10月8日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在此前的7月22日，曾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虎门订约时系把《五口通商章程》作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而签订的，《虎门条约》中已包括《五口通商章程》在内。至于《虎门条约》与《南京条约》的关系，应把《虎门条约》视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性条约，这是两个条约，但其间又有着一体性联系。《虎门条约》又使英国收得了如下几项重要特权：
①领事裁判权。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②片面最惠国待遇。什么是“片面最惠国待遇”？这要先抛开“片面”两字解释一下 “最惠国待遇”。国际条约中，缔约国甲方给予乙方享受甲方给予任何第三国现行或将来的条约权利的同等待遇，叫“最惠国待遇”。如果缔约国双方处于对等地位，相互均沾对方给予第三国的一切权益，这属双方互享的最惠国待遇。如果是仅缔约国一方得以均沾对方给予第三国的一切条约权益，但并不给予对方对等利益，那么这就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英国通过《虎门条约》所攫取的就是这样一种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规定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 家任何权利时，英国可以一体均沾。但是中国却无权反过来享受英国的同等待遇。
③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
④《海关税则》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对中国的危害：
从条约本身的内容上说--
①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割香港）；
②从多方面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如协定关税和税则的具体拟定，破坏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开五口自由通商，废除公行制度，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自主权，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商国主义在中国身上的吸血口；片面最惠国待遇，破坏了中国的外交主权等等。
③中国被勒索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其危害还不仅仅限于条约本身，我们知道，《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开启了用不平等条约形式使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合法化”的先例，随之而来的，便是列强的群起效尤，纷至沓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且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相互援引，使中国面临着列强共同侵略的恶潮。
⒉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签订。
⒊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签订。
⒋中俄《伊宁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8月签订。
以上三个条约课下自己看一下教材上的有关内容，要记住签订时间，签约人，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先后效法英国挤到侵略中国的行列，这从第一节讲的世界形势的有关内容中可以得到解释。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都有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的规定（《南京条约中尚无此规定》），外国在华的教务特权，实际上肇端于此。签约后不久，法国就出面胁迫清政府撤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利用传教侵华，这是列强的侵华主要方式和手段之一，不是有鸦片--炮舰--传教士“三位一体”之说嘛！
二、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鸦片战争作为中国 近代史的开端？
毛泽东同志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这样的变化的一个界标，我们就通过鸦片战争前后的对比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
第二，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开始受到破坏，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失去经济上自立的地位。
第三，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人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简介
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近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对我们上面讲到的多年间被公认的观点提出异议。这种不同意见萌发于8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根本矛盾，也就存着两种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相应，从近代中国社会中就可以找到两条线索，一条是半殖民地化的线索，一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线索，而主要线索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2期）这就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趋向相反，不能吻合的，但是，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或根本矛盾说还是承认并作为理论根据的。
后来，有人直接就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问题进行辨析，发表了比较系统的意见。有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两种主要矛盾说违背了他自己在《矛盾论》中所强调的“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的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是两个，而只能是一个”。是哪一个呢？这个矛盾“不能在中外关系上，只能在中国社会内部关系上”，只有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第一位矛盾。这样，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确定社会性质，就得出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不够确切，不很科学，”“只能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说近代中国是半殖导半封建社会”。（钟兴瑜：《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辨析》，《河北学利》88.6）
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大家可以考虑，我认为，无论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结合起来是个关键，否则就无从把握中国近社会客观存在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整体性的、实质性东西。
三、战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与上述第二小节中的第二个问题关联，相当于对所提及的原则的展开分析）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特别英国把中国作为一个新打开的无比广阔的市场，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原料和土特产品的掠夺。最典型的是茶、丝。 这样前所未有的一进一出，就必然使中国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的，用通俗的，形象而具体的说法就是“男耕女织”，生活的必需不依赖外界自行可以解决。战后，这种经济格局就开始逐步被打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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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商品方面看它是以棉纺织品为最主要的。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中，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的最重要和典型的部门是纺织业（一耕一织嘛）。外国以机器生产的大量的棉纺织品的输入，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的纺织手工业。以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为例。本来这个地区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迅速处于解体过程。据当时人所记：“松太利在棉花棉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棉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减削大半。去年（指1845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收。”（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第26卷）。1847年，一个英国人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的货物贵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下降了。”（转引自《新编》上P 136）出现这种情况的道理很明显：资本主义国使用的是机器生产，生产效率低，当然无法和机器生产者竞争，在就种情况下，有许多原来从事棉纺手工业的就不得不改行。与外国资本主义大量掠夺中国的原料相联系，为了适应市场的的需要，许多人改而种桑养蚕，种菜，农民和商品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从中国输出原料和土特产品这方面看，也冲破原来基本供自用的状况。这样，传统的自然经济就出现解体现象。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并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很快就解体殆尽，而是有一个逐步过程的。从地域上看，开始，仅限于五口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后才逐渐扩展至内地。从程度上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也有着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外国资产阶级所始料不及的。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外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回国后，这样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衣料的”。有的人竟这样算账，只消中国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香港《中国邮报》1847.12.2社论）。可是在当时，实际上有几个中国妇女戴棉织睡帽？即使价钱比较便宜的比较对路的棉纺织品，由于劳动人民贫穷，购买力弱，能自己加工解决的就是费点事也尽量不买，至于中国根本不用或绝少使用的刀叉餐具以及钢琴等商品，也大批运来，更是势必滞销就自不待言了。从1846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急剧下降，到1854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只有100万镑，比鸦片战争前的某些年份还要低。当然，这种抵抗不会是持久的，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终究无法阻挡外国大工业产品的力量。从1855年起，英国输华商品总值开始回升，到1859年就增加到400多万镑。
总之，对战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问题，既要把握总的趋向，又要注意其曲折的，逐步的过程，不要片面和绝对化。
除上述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
一是贸易中心地变化--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从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原因是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便利，距丝茶主要产区又近。而比这更早的事情是自40年代中叶起（1845年），英国方面强迫清地方当局订立土地章程。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人的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华设立租界的开端。
二是所谓“苦力贸易”的猖獗进行。从1845年在中国出现第一批契约华工起，十年之中，出口华工达15万人以上。自185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猛增到228万人（运苦力船有“浮动地狱”之称）。
三是买办阶层的出现。典型人物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捐得候补道职衔，1851年署理上海道。另如广州同孚洋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帮同广东省宪大员办理“夷务”。

四、思想界的惊醒（说明：此目作为阅读讨论课内容，这里只列要点）：
继承和发扬“经世致用”传统，注重研究现实问题
开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
倡言改革，以强国御侮
⒈开眼看世界思潮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①魏源与《海国图志》
②姚莹与《康輶纪行》
③徐继畲与《瀛环志略》
④梁廷楠与《海国四说》
⒉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代表作：
①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②何秋涛的《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
⒊对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认识
①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服记》
②梁廷楠《夷氖闻记》
③夏燮的《中西纪事》（不仅仅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后有续增内容广泛，关于教案的内容也颇多）
⒋文学方面（教材P 43）
⒌科技方面（教材P 44）
①吴其浚的《植物各实图考长编 》和《植物各实图考》
②郭伯奇的《格术补》
③郑复光的《镜镜詅痴》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一节 革命的酝酿和金田起义的爆发

一、社会历史背景（教材第45-46页）课下自己看一下，这里不细讲，要注意把握这么两点：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已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这是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基本原因。其中最主要和直接的还是表现在阶级矛盾的激化，所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主要还是作为一场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基本上还属于旧式农民战争。不过也因为和对外国的侵略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使这次革命又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革命。
第二，为什么革命在两广地区酝酿爆发
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社会动荡特别剧烈。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战后大批解散的壮勇流落于广东各处，有些循西江进入广西。同时广东、广西一带连续发生天灾，饥民流离失所，四出逃荒，出现了一幅十分凄惨的流民图。以广西为最烈。广西一带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另外，土客杂居，之间发生械斗,也更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又一背景条件。
二、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活动
⒈第一阶段：担任塾师，热衷科举
①洪秀全于1814年生，广东省广州府花县（离广州九十华里）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据说洪秀全自幼比较聪明伶俐，深受家长喜爱，虽家境并不宽裕，家里还是供他读书。他七岁入塾学习，五、六年间便熟读四书五经。十六岁时因家计困穷而被迫辍学为农。②18岁时被聘为本村塾师，洪秀全是受儒家典籍和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开始，他也和当时的士子们一样，力求走通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通过科举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他大约从1828年即16岁时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按当时的考试制度，考秀才需经县府院三级考试。他第一次应试，县考虽然名列前茅，但府试或院试却失败了。但他不甘心，以后又数次赴试。1837年他第三次落第归家，身心受到极大刺激，得了一场大病，历时40多天，时常神志昏迷，口说呓语。在这次病愈的六年以后，即1843年他31岁时，再次到广州参加考试，结果依然失败了，考试的接连失败。激起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他朦胧地意识到，由于自己出身寒微，和缺少权贵援引，很难取胜科场，他开始把个人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的弊政联系起来。
第二阶段：仕途断绝，改拜上帝
科场的失败，仕途的断绝，以及由此而促使的他对时局的思考，激起的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使他的人生道路开始了一个阶段性转折，他决心放弃仕途，寻求另外的生活道路，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客观的必然条件，与偶然的事件相结合，使他开始了创立“拜上帝”教的活动。
早在他1836年第二次到广州考试时，曾偶然在街上碰到两个基督教徒向路人宣道赠书，他也得到了一套小书，名为《劝世良言》。书作者是中国籍的教徒梁发。此人是广东高明县人，原是雕板印刷工，从22岁起，接受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洗礼，加入基督教，1823年初被封为宣教师，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由于他本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及文字水平所限。这是一本很拙劣的布道书，当时的洪秀全尚迷恋于仕途，所以并未重视，仅随便翻阅了一下便扔进书箱了。不过对其中的内容当也粗有支离破碎的印象。次年他病中的梦幻即由此引起。待到1843年他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决心与仕途决裂另走他途的时候，他翻出这本拙劣的布道书来重读，这次读罢却觉得耳目一新，完全沉迷其中，为什么能这样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此书中断然指斥儒家所崇敬的文昌和魁星不能保佑士子联捷高中,这正和在仕途上连连失败的洪秀全的思想产生谐振和共鸣，引诱他不由自主地步入新的宗教迷宫.正如一个屡受挫折磨难,走投无路的人问卜一样,算命先生的开言几句说准了他的难情，于是他便被迷惑信从于占卜一样。他接受了《劝世良言》中所阐述的“半生半熟”的基督教义，最引起他注意的大致是：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为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妖魔，世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酥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要遵守十诫等等。他以此为基本素材，加以自己的理解发挥，在中国创造出一个新教种“拜上帝教”。从教义来说上，它于西方基督教有一定联系，但这决不意味着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他自行洗礼，进行祈祷，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他还赋诗说：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酥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道，惟从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
洪秀全拜上帝后，便将塾馆中所立孔子牌位，家中所供灶君等一概除去。当时洪秀全的行动，在乡里引起各种不同反应，有少数几个人从信，但大多数冷谈，有的则大力反对。指斥洪秀全等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洪仁玕\的哥哥也坚决反对，操起棍子把洪仁玕\打了一顿。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受到迫害，失去了塾师的职业。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便根据《圣经》中关于“先知在故乡本家没有得人敬重”的启示，“决定遨游天下，宣传真道”，夏间，他们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因成效不大，冯云山首先离去，转入桂平紫荆山区，随后洪秀全返回花县。其后的1845年到1846年间，洪秀全重新在家乡执教，并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等著作。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怎样的呢？洪秀全以儒家经典作为拜上帝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根据，把儒家的思想和基督教教义揉为一体，通过穿着中国龙袍的上帝之口，道出了农民群众的某些心声，但主要还是宣传拜上帝教的道理。
《原道醒世训》揭露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暗极“乱极”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到外充满仇恨、欺诈和侵凌，并且认为，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一个“私”字。不但揭露这种社会现实，也就是“破”，而且还提出改变的理念，要“立”：利用儒家典籍中的“天”“帝”“上帝”等字眼，比附基督教的上帝，从而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神天上帝”并赋于他主宰世界一切的权能，说是天下凡间皆有“皇上帝主宰理化”和“生养善保俗”，因而“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是一家”，既然如此，所以就不应相互间陵夺斗杀。他把儒家典籍《礼记• 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借签过来，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为所力求改造社会的蓝本。以“乱则治，暗极生光，天之道也”的观念，来为之张本。
《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则专门阐述了改邪归正的道理。《原道救世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他用拜上帝教的神学观点来解释儒家的天道观。说“道”来源于神天上帝，传播天道的目的在于唤醒群众，去改邪归正。而所谓“正”“邪”区分的主要是看能否拜上帝而不敬邪神。认为拜上帝是世人的共同的义务和权利。“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进一步解释为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军民一体敬皇天”，只是到了秦赢政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皇帝才独占了天子的称号和祭天的特权。这无疑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原道救世歌》除了劝人人拜上帝而不拜邪神以外，还着重反对“六不正”，即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eww。
在1847年正当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入城斗争高涨的时候，洪秀全偕同洪仁玕\特地到广州投奔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这里，他研究圣经，听受功课，并请求受洗礼，但罗孝全对洪秀全的思想感到十分奇妙，并不接受为之洗礼，罗孝全的几个助手甚至企图陷害洪秀全，洪秀人不得已，愤然离去，随即第二次进入广西。
从洪秀全开始拜上帝，到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是我们所讲洪秀全的思想和活动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由一个失败科场的农民知识分子，转而创立和主张拜上帝教。较之过去，这本身已是一种叛逆行经，已埋下并且越来越发展壮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基因。但是，此时他还没有确立反清革命思想，没有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思想和行动，主要还是囿于宗教范围之内。为什么这样呢？
从他的行动上看，此时他没有进行反清的举动。到1847年还虔诚地要求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给他洗礼，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反映他思想的著作上也可以得到说明，从他刚皈依拜上帝教时这写的那首诗中，找不出任何反清思想的痕迹，它无非是教人敬拜上帝，不事邪神，好上天堂，免下地狱，诗的第一句，是赤裸裸地袭用基督教的原罪说。从1846年-1847年间写的著作中比这进了一步，对社会现实表现出不满和一定程度的揭露。并且宣示了通过改造而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这种“破”“立”基点仍在于宗教，其宗旨是宣传教谕“改邪归正”论，这是一种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他主要是以儒家的和宗教的道德规范劝人改恶从善，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并不包含用革命手段变革现实秩序的内容。这种改邪归正，决不能改变农民群众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也决不能触动清王朝的统治。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时洪秀全的思想已经进到了一个过度性的门坎上，再向前跨一步便是它反清革命思想和行动的明确开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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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确立反清革命思想
洪秀全反清皇帝思想的确立，是在他第二次入桂以后，标志是大概是在1848年写成的两篇著名文献：《原道光世训》和《太平天日》。在阐述这个部题之前有必要插叙一下冯云山的革命活动。
①冯云山与拜上帝会
上面我们所讲到的在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家到外省传道，因成果不大，洪秀全返乡，而冯云山没有返乡而是转到广西的紫荆山区，到洪秀全二次入桂到该区时，他已活动了数年，颇有成效。
紫荆山区在广西桂平县，在县城以北，全境近三百平方公里。形势险要，紫荆山区有壮、瑶、汉各族人民居住。他们或种田务农，或种山烧炭，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阶段斗争的形势有利。冯云山来到此地，被介绍教书，他以塾师的职业作掩护，宣传新教，拯救世人，许多农民群众怀着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纷纷皈依新教，到1847年上半年，紫荆山区的信徒，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正式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关于拜上帝会问题的不同意见：①最初一般认为拜上帝会是1843年洪秀全在家乡建立的，此说无什么根据。据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写成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由是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 礼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该组织当在1847年上半年由冯云山建立于紫荆山区。”②有的论者认为该组织不存在。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意见。尽管冯云山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供我们深入探析他当时的思想。但从他组织拜上帝会的活动来看，这时很可能已不只是着眼创立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有着更高的志向，大概是在1846年时他曾在书房门前贴了这样一付对联：“暂借荆山栖彩风，聊将紫水活跤龙”。由此已可见一斑。也就是说，就反清革命思想的萌发来说，很可能冯云山先于洪秀全，冯云山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奠基作用是很大的。他对于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树立也有着重要影响。现在我们回到洪秀全思想和活动的题目上。
②二次入桂和《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
洪秀全第二次进入广西，来到紫荆山区，这时和他第一次入桂时情况大有不同了。因为冯云山卓有成效的工作，紫刑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已具有规模，洪秀全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积极投身到斗争实践中去，很快成为深受群众拥戴的领导者。此时，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反清革命思想确立起来，标志是大概于1848年写成的两篇著名文献：《原道光世训》和《大平天日》。
《原道觉世训》宗教语言的外壳中，已包容进了如下的革命内容：它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营垒，一面是以皇帝及其子女为一方的“正”“善”。一面是以阎罗妖和妖徒鬼卒”为一方的“邪”“恶”。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天下凡间人民”的死生祸福由他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的功德无量”，人人应当朝夕敬拜。凡是敬拜皇上帝的，就是皇上帝的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灵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而“阎罗妖” 呢，则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史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也”。世人“所立一切偶象”，都是一些“蠢物”。 “阎罗妖”及 “妖徒鬼卒”是万万信不得的，“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
洪秀全则自称是帝上帝次子，受令下凡诛妖救世。诛那家妖呢？解释说当今皇帝继承秦赢政以来历代皇帝的衣钵，既溺信邪神，又僭用皇上帝名号。他声讨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其间哉？“他是何人，敢配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可见他所划分的皇上帝及其子女与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已落实到农民群众与以道光帝为总头子的反动统治集团的对立。号召凡间兄弟姐妹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实际上就是号召农民奋起革命推翻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
《太平天日》出版于1862年，在刊本的封面上标明：“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戊申年是1848年，这说明该书是于这年冬天写成并宣布的。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记述丁酉年（1837年）升天的神话，一是记载洪秀全冯云山到1847年底以前的活动，以第一部分为更主要和重要。
关于“丁酉升天”，我们前边已经讲到，在1837年时洪秀全科举的再次失败而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大病一场，严重时神志昏迷，口说呓语。当时他有过光怪陆离。奇异荒诞的梦境。这是令人相信的。并且，因为他已粗读过《劝世良言》，梦境中产生过与此有关的景象这也是令人置信的。但是决不可能像《太平天日》中记载的那样系统和完整，因为在1848年的时候洪秀全的思想正值确立反清革命思想的质的飞跃之际，他是以此书来为他的反清思想和活动制造理论根据，为之张本的。所以这个神话是在病中幻境的基础上，借题发挥，蓄意构造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说洪秀全当时被天父皇上帝派天使接纳上天，天母在河边为他洗净身秽，圣贤替他剖腹出旧换新，天父带着他鸟瞰“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天兄耶稣帮助他战逐混入高天的妖魔，天父命令他下凡做太平天王，诛妖救世，并特意赐给他一把宝刀和一颗金玺。这天父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在这里，洪秀全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创立了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这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无形无像，无始无终的，而洪秀全则把所遇到的上帝描绘成一威严的世间王者之像。并且有妻有子。而洪秀全将他自己神格化，赋于神性，将他自己说成的上帝的第二子耶稣的弟弟。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证明，他具有“奉天诛妖”的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在丁酉升天的内容里，还安插了天庭惩孔的情节和场面。说是“推勘妖魔作怪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于是皇上帝严厉地指斥孔子，孔子“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但仍顽固不化，竟“私逃天下”，皇上帝大怒，派人将孔子抓回来，捆绑殴打，孔子受不了，跪下再三求饶，皇上帝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让他下凡”。
这里也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孔子的态度的矛盾的。儒家说教和他皇上帝独尊的理论，和他图谋的行动，是大有相抵之处的，所以，他向孔子宣战，但是又不可能创造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和行动不又可避免地和孔孟之道有着千丝万绫的联系。最后又不得不承认孔子尚“功可补过，”终究还得以宽恕。
从以上两部著作的主旨可以看出，这时洪秀全的思想已突破了进去的“改邪归正”窠臼,而提高到“斩邪留正”和“奉天诛妖”的高度。所谓邪、妖和正的对立双方，已包含了阶级内容，指代当时社会上对立的阶级阵线。这说明它的宗教外壳中，已包含容进了反清革命的内容，标志着洪秀全于此时确立了反清革命思想。从此他和冯云山以紫荆山区为革命根据地，以宗教为掩护。积极进行反清革命的组织发动工作，进行了比较完善的准备。终于在相宜的时机，公开举起义旗，发起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三、金田起义的爆发
⒈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
洪冯会合后，为了把拜上帝会变成一个战斗组织，共同制定了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
“十款天条”模仿《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旧约》中说耶和华在雷电之火中降临西奈山，通过摩西与世人立下的诫约。为基督教中的最高戒律）它的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皇上帝思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当素材相同的十诫，在外国教士与洪秀全这里用是不一样的，“十款天条”平时是会众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战时则作为军事纪律。洪秀全和冯云山也积极地领导群众开展实际斗争，最初是以破坏偶像，捣毁神庙为主要形式的，最初的一次是捣毁象州甘王庙。相传甘王是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洪秀全说：“此正是妖魔也，朕救此一方民”，于是率领群众赶往。洪秀全亲自持杖痛打甘妖，口中历数其十大罪状，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将“妖眼挖去，须割去，帽踩烂，袍扯碎，身放倒，手割断”。并张贴告示，永不准复立此庙。
这一行动以其极大的声威震动了整个紫荆山区，鼓舞广大群众的胆量和斗争热情。同时他们的一系列活动也遭到当地地主豪绅的仇恨和对抗。紫荆山石人材的恶霸地主王作新纠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因为认定冯云山洪秀全等人是阳为拜会，阴图谋叛（这正证明洪秀全当时活动的性质），送往桂平县狱。洪秀全和广大会众四处奔走，积极营极，几经曲折，最后在1848年的十月结案，官方判意冯云山是无业游民，解送原籍管制，在返粤途中，冯云山说服两个押差，同他一道转回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会。这一事件是拜上帝会一方和地主官绅一方的冲突明朗化，斗争公开化的反映。据李秀成后来叙述（当时李秀成尚参加拜上帝会），当时紫荆山区形成了 “拜上帝人和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的”对抗局面 ，阵垒分明。
再加以1849-1850年间，广西灾荒严重，饥民被迫铤而走险，许多地方发生起义。大多是天地会组织的，更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地主惊呼：“粤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6页4）”这表明，下层群众无法照常生活下去了，而统治阶级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其统治，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⒉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领导核心集团的初步形成。
在洪秀全等人的积极组织下，在实际斗争的促进下，拜上帝会组织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扩及到周围东自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州、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拜上帝会以紫荆山为大本营，为总会，各地都有分会，自上而下成为一个系统的组织，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在组织上日益完备。它的成员以汉、壮、瑶等族的农民为基本群众（其中有不少是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另外 ，还有矿工（主要是采石工）、手工业者、挑夫、小商贩以及无业游民等。更令人瞩目的是，形成了领导核心集团。
我们已知道，开辟创立紫荆山革命根据的首功人员是冯云山，以后洪秀全到来，洪秀全就成为首要领导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也先后加入到了领导层中间，形成了一个领袖集团。
杨秀清和肖朝贵早在洪秀全到来之前就加入了拜上帝会。
杨秀清是广西桂平人（祖籍广东嘉应州，早世迁居桂平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业，他自幼失去父母，颠沛流离，他烧过炭，打过铁、也曾一度浪迹江湖，因为阅历较多，富于谋略，有记载说他“性机警喜用权智”。肖朝贵和杨秀清既是表亲，也是邻居，关系十分密切，有杨秀清介绍，在杨秀清参加拜上帝会的同年加入组织，成为骨干分子，苦难的生活磨练出他勇敢刚强的性格。杨肖二人能进入拜上帝会领导核心，除了他们才能方面的条件外，他们与冯云山一起参加了紫荆山根据地的开辟、拜上帝会的创建工作也是重要原因。同时，他们又是本地人，其群众基础的根基要比远离家乡的冯云山、洪秀全更有利。他们在冯云山被捕后的时机，分别取得了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大大提高了在领导成员中的地位，事情是这样的：冯云山在1848年初被捕入狱后，洪秀全赶回广东策划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陷于群龙无首的涣散状况。会众中有的不坚定的人，开始悲观动摇，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当地的一种降僮巫术，假托神灵附体，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离道，因而拜上帝会面临一种混乱和离散的危险征象。就在这个时候，杨秀清和肖朝贵先后代天父、天兄传言，当年（1848年）4月6日，杨秀清首先假托天父，也就是上帝，附体传言。他每次代天父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还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就如何做法”。半年后，10月15日，肖朝贵效法杨秀清，假抚天兄耶稣附体传言，他们这种做法的效果怎样呢？从当时来看，确实起到团结会众，安定人心的作用，使拜上帝会组织得以巩固下来，避免了涣散之虞，但从更长远看，也埋下了助长领袖集团分裂的隐患。我们知道，在过去洪秀全是把天父天兄奉为崇拜的虚幻权威的，而他把自己神化为天父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的资格。既然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肖朝贵代耶稣传言，那么天父、天兄就已经不是纯虚幻的象征了，而是落实了到具体人，也就是说杨、肖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具有天父、天兄的化身。洪秀全回紫荆山区以后，面对既成事实，只好采取承认的态度，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冲击，而冯云山出狱后，领导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屈居于杨、肖之后，这对以后发生了重大影响。
领袖集团的另一个人是韦昌辉。他原名韦正，是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出身地主兼典当商家庭。韦家原住王谟村，因受到刘姓地主欺负，迁居金田。到此后，因为韦姓缺乏功名有钱无势，仍然受气于别家地主，韦昌辉的父亲为了争这口气，就培养韦昌辉读书，期望他获取功名，结果，此路不通，韦昌辉也曾应试，但名落孙山，他大发牢骚，大叹倒霉。自己考不上，就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门前高挂“成均进士”的匾额，以炫耀乡里，界垌秀才蓝如鉴勾结县里差役，在黑夜里将“成均”二字铲去，用红油涂好，次日清晨便以冒充进士的罪名把韦昌辉的父亲押往新圩团局，硬逼交出几百两银子的罚款，才把他释放回家。别的地主看到蓝某一伙敲得韦家竹杠，生了红眼病，也乘敲诈，气得韦昌辉的父亲痛不欲生。韦昌辉也“日悻悻欲寻仇”，他从自家的遭遇中痛感社会黑暗，弱肉强食，因此也走上梁山，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成为其骨干分子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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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领导集团的另一个人是石达开。他是广西贵县人，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先辈是从广东省惠州府和平县迁来广西的。石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同时也作点小贩生意，家庭也时常受到别的富家的欺负。前边我们曾提到过，当时广西的土客争斗是加重社会动乱的因素之一。石达开所居贵县地方土客争斗很严重，石达开是“客家人”，在土客争斗中受欺压，担风险，石达开本人又年青气盛，因而毅然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
这样，就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其中韦昌辉、石达开是剥削阶级出身。在过去，特别十年浩劫期间以此作为鞭鞑韦、石二人的罪状，把他们说成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不公正的。韦、石的生涯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即使是有犯罪的行为罢，说他当初混进革命队伍也是很难说得通的。当然，促使他们参加革命的背景条件是和受苦人出身者不尽相同的。并且，他们的阶级出身也不可能不对其思想和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当初参加到革命行列的事情本身还是应该肯定的。
⒊金田团营与起义
面对成熟的革命形势，洪秀全决计公开举起义旗推翻黑暗的清朝统治。他赋诗抒怀说：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诗中的“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个人都是通过领导农民起义而推翻前朝，开启新国的，洪秀全对他们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决心效法他们，干一番改朝换代的大事业。大约在1850年夏，他发布金田团营的命令，即召集分散在各地的拜上帝会群众，向广西桂平金田村集合。显然，这主要已不是出于宗教上的需要，而是为大规模武装起义所作的直接组织准备。
金田村座落在紫荆山南麓的新圩平原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又是韦昌辉所居之村，韦家为富家，房屋资财都能为起义提供便利条件。各地的会众，接到团营命令，就纷纷动身，陆续到达金田村。洪秀全他们用军事制度把团营会众组织起来，第一，是实行男女别营。为了使会众免除家庭的托累，保持旺盛的斗志，将团营群众分别编入男营女营，虽夫妇不能相见，也就是说，团营后不允许过家庭生活。这项制度是太平军的一个创举。这是保证军事组织的纪律，适应战争需要所必须的，至于以后把这项制度推行社会生活中，那就另当别论了。第二，实行圣库制度这是太平军的又一创举。参加团营的群众，将自己的田产房屋等变买，变为现金，而收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人员的衣食俱有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可见这项制度，有两个要素，一是财产公有，二是平均分配。这一制度在军队实行也是必要的，产生了积极效果。至于以后也推广到社会上，其作用也就不同了。这样通过金田团营，就集结起了一支农民武装，太平军正式诞生了。
在金田团营的过程中，就引起了清方的注意，一方面是地方地主武装的阻拦，团营者针锋相对与之抗击；一方面清政府也急忙调兵遣将，先后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广西提督和广西巡抚。在1850年9月，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10月，起用告病在籍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但林则徐在赴命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接着，清政府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组织镇压。太平军在1850年底，在平南县思旺击溃清军，在1851年元旦，又在金田村附近的蔡江村大败清军，这两次战斗稳定了金田形势，为起义的举行提供了保障。在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这一天是洪秀全38岁生日，拜上帝会众在金田举行庆祝，同时宣布起义，气势磅礴震撼神州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式开始了。
关于金田起义的时间问题，也是有争议的，我们这里是采取的一般的说法。另外，有的持议金田起义的时间在1850年11月4日即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有的则认为起义没有一个具体日期，团营的过程就是起义的过程。这些都有待商榷，我们还是采取1851年1月11日说。

第二节 太平天国前期军事

太平天国前期（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的军事有三条大线。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此其一。建都天京后分别进行的北伐和西征，各其一。本节拟对此“三线”的过程作以概述，并分析一下战略问题。
一、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1851.1-1853.3）
⒈先概述过程（对照教材第52页图）
①基地盘桓（时约半年）
A颁布五大军纪
宣布起义，洪秀全颁布五条简明的军事纪律：遵条命；别男行女行；秋毫莫犯；公心和傩（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陈退缩。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表示与清朝统治者誓不两立。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太平军即挥师东进。在大湟江口击败敌军，然后西折。
B武宣东乡洪秀全称天王，建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
3月间，太平军西折进至武宣县东乡驻扎。洪秀全在这里登基称天王，并建立了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从位次上，冯云山已法定地排在杨、肖之后。这里顺便说一下，冯云山其人的襟怀是很坦荡的，他为了革命领导核心内部的团结，不计较个人位次的前后高低。按资历和对革命的贡献说，他当然应排在杨、肖之前，可他甘居其次，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6月，太平军北进至象州一带与清军作战，7月初折回桂平金田地区。
这半年期间，太平军在起义基地方圆百余里的地带盘桓，可以说是小试锋茫，进军方向似还未明确。其间清方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忧惧而死，由赛尚阿接任钦差。
②永安滞留（为时半年多）
太平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复又出击。9月中旬，在平南县的官村一带击败清军向荣所部（时向荣为广西提督），然后，直趋永安（在金田的东北方向，今蒙山县）。当时永安为州治，东、西、北三面环山，北通桂林，南达浔州、梧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这是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州城。清军虽然跟踪而来，但屡败的教训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高垒自固，封锁包围。太平军亦未忙于突围，而在这里整顿队伍，补充粮饷弹药，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这就是所谓“永安建制”。
“永安建制”的主要内容：A 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B 颁行“天历”，否定清朝纪年（“天历”由冯云山创制，基本上采用阳历，以366天为一年，单月31天，双月30天，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这几个节气为16天，其余各节气均为15天。因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是365 1／4日，而天历一年为366天，误差很大。以后洪仁玕\提出过修订意见，即40年一“斡旋”，该年每月28日，即每40年减30日，但误差还是不小，可见其科学性差，但其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C整顿军纪，刊刻颁行太平天国官方文书，进行思想教育。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
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在永安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破获了周锡能反叛案件。周锡能，广西博白人，较早地参加了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受封为军帅，不久动摇，他请求返回家乡，“阳为团接兄弟，阴为投入妖营，串同谋反”。清军头目许以六品顶带，要他潜回革命队伍作内应。1851年12月他来到永安，窥探城防虚实，策动监军朱锡琨和巡查黄文安等叛变，阴谋杀害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配合清军攻夺州城。杨秀清得知情报后，于12月21日假托天父下凡，审讯周锡能，次日，将他及其同伙斩首示众，粉碎了反革命阴谋，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直到1852年4月，清军加紧围攻永安，太平军“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孤城难守，于是才突围北上。算起来，太平军在永安滞留了半年多的时间。其原因，并非因为清军的封锁，突围不可能，相反，它正是利用清军暂时无能为力的局面主动停留在永安的。那是为什么呢？这时，太平军刚起义不久，永安是他出击作战夺下的第一座州城，停下来在这里作必要的休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特别是封王建制的一些工作也需要花费时间。这些都是需考虑到的原因，但更主要的似乎是因为：太平军此时的战略目标尚不明确，进军方向尚无决定，造成滞留不动。不过有这样一点是比较明晰可见的，就是在占领永安以前，太平军在农村流动作战，而占据永安后，便以夺取城镇为重点了。
③围攻桂林（为时月余）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便直逼广西省城桂林，起初，桂林防备空虚，清方急调援加防。不久桂林清军集结达数万人。太平军围住桂林，用大炮日夜向城内轰击，并在城外猛攻西门、南门和文昌门，但是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攻下来，杨秀清便命令“暂时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天情道理书》），于1852年5月19日主动撤围北上。
④全州之役
自桂林撤围北上，6月初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广西境内的东北角，与湖南境临近），在此役中，冯云山中炮负伤，不日在蓑衣渡牺牲。
⑤道州休整（已进入湘境）
在蓑衣渡太平军因受到江忠源所带“楚勇”的伏击战斗失利，便改由陆路攻入湖南境内。6月12日攻克道州，以此为大本营，分兵四出，攻占附近的江华、永明等县，又克湖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道州一带驻军两个月，进行休整，主要事件有：
A发出“三谕”：即以杨秀清，肖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讨胡救世安民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三谕中揭露了社会黑暗，号召人民同心戮力，弗清胡氛，以同享太平之乐。
B整军护军：在道州一带，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和响应起义军，有五、六万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太平军得以大大扩充。
C战略论争：在此期间，太平天国内部在战略问题上又发生了一次战略论争。因为太平军的基本群众是广西籍人士，他们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主张不再北进，而返回广西老家；籍广东的天王洪秀全则似有入粤之意。而杨秀清都不同意，他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意？今日之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收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矣。”（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册3 ，第290-291页）最后杨秀清这种主张得以采纳，太平军决定继续北上。
⑥围攻长沙
是由肖朝贵率精兵二千，攻取长沙，而大队人马，开始却仍屯驻郴州。当时长沙防兵确较为薄弱，如果太平军全力以赴，拿下长沙大有可能。但在轻敌思想的支配下，仅派肖朝贵率两千兵马去攻，结果不能取胜，肖朝贵中炮牺牲。当太平军大队得知消息，赶到长沙城下时，清方已经调援兵防守得较紧，结果太平军只得撤围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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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转攻岳州
11月30日夜，太平军自长沙撤围，向西北走宁乡、益阳，围攻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一带得到大批船只，获得舟楫之利，建立水营。十二月，便水陆两路继续向北进军。此间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以“日久无功”被革职，改以徐广缙为钦差大臣。
⑧进军武汉
在此以前，太平军主要是陆路进军，总的看来，进军是较为迂缓的，这除了战略上举棋不定的主要原因外，陆路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而一旦取得了舟楫之利，这种状况就改观了，进军要迅速得多。12月17日，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李汝昭：《镜山野史》）直通湖北省城和重镇武汉。仅用了几天时间，23日攻克汉阳，29日夺取汉口，便搭起大浮桥进攻对岸的武昌，于1853年1月12日攻下。这是太平军出师以来第一次攻克省城。这是太平军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武汉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下，长江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是一条军事命脉，自古以来争霸整个中国者,必争长江。而武汉三镇,是长江上的一个重要控制点,上游为入川的门户荆襄,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下游出九江、安庆直通金陵（南京），有言：“楚旗东指，三吴震骇，”因为居有高屋建瓴之势，它又是湖北省城所在，拿下它，便是搅动清朝当局脏腑的事情。清廷将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并破例增设两名钦差大臣：一是署河南巡抚琦善，令其驻防河南，一是两江总督陆建瀛，令其防守安徽、江苏。而太平天国方面在攻下武汉后，在战略目标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北进河南还是东下金陵。有的记载说，女将卞三娘建议“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汪堃《盾鼻随闻录》卷2，《太平天国》册4 ，第367页）。本来，以河南为家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长沙撤围前夕曾酝酿的计划，此时在武汉，有的将领出面提出来坚持，这实际上是反映了洪秀全的意见。洪秀全是倾向于进取河南，建都开封的。而杨秀清则把眼光放在江浙财富之区上，坚意夺取金陵。夺取金陵，这也是在以往屡次提到过的。最后，杨秀清采取“王父下凡”的方式，强行裁定，确立了直下江宁“踞为根本，徐图进取”的方针，而否定了北攻河南的意见。进军的战略目标，直到这个时候，才最后确定下来，而在此前，或异见并存、争持不下，或趋于一致，但屡有变化。其实，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军事实践，相机而行，机动灵活这是应该的，而呆板拘泥，胶柱鼓瑟，却是要不得的（就拿现代史上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说吧，过去似乎形成一种定论性的说法，就是一开始就把目标明确定向陕北，事实上不是这样。进行战略转移是确定了的，但究竟到哪里落住脚，相当长时间并无具体目标，直到快接近陕北的时候，领导同志偶然在敌报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活动的消息，才最后决定向陕北进军，据此为根据地。）有的论著说太平军一开始定都南京的战略目标就很明确，并把它作为胜利进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似不符合事实。
⑨建都天京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自武汉分水陆两路顺江东下，“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 （张德坚《贼情汇纂》），“行则帆如云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军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占和州，一路滔滔，势如破竹，以平均日行40多里的速度进军。3月19日，一举攻克南京，不日，将此定为国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历时26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是一路胜利的进军、伟大的进军，在此期间，太平军得以迅猛的发展壮大，也经受了激烈战斗的洗礼，得到了成熟。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指挥员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打过仗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清朝政府调动重兵实行围追堵载，他们的统帅者都是些不可一世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大员和高级官员，但在这些不久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姓名的贫贱农民手下，却一一败下阵来，以致清政府不得不多次更换前线统帅（清方曾四易其帅：李星沅（死）――赛尚阿（革职）――徐广缙（革职）――向荣（增琦善、陆建瀛），但始终无法阻档太平军的前进。太平军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起义之初，太平军不过二万人，至永安时，扩充至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至多二万（因家人随军），经蓑衣渡一战的损失后进入湖南时，所剩不到一万，在道州大量扩充，接着沿途随处扩充，待到从武汉东下时，已号称拥有50万之众了（有说包括随营家属20万人，讲义上即从此说）太平军能胜利进军的原因何在呢？①首先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正义性，符合广大受苦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②其次，太平天国的军队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③战略战术上也发挥了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讲义上列举了，这里不再多讲，请大家自己看教材第57-58页。
2.下面分析建都天京的战略提失：
这是考察太平天国整个前期军事战略问题的基点。建都南京为既然定事实，这主要是体现了杨秀清的意见，其战略得失如何？对此，史学界的意见颇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观点认为基本正确。另一种观点认为基本是错误的，认为这是战略上保守主义的表现，太平天国不应该建都南京，而应该乘势北上中原，甚至直捣清王朝的老巢北京，一举埋葬爱新觉罗王朝。他们认为，这个条件当时是具备的。清王朝腐朽透顶，不堪一击，那么这种观点是否得当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时太平天国确能一举埋葬大清王朝而由于建都天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没能这样做，那建都天京自然就是错误。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条件并不像持上述观点的人分析的那样。这可以从下列四点得到说明：
①敌我双方对比，清朝力量并非那么不堪一击（有几十万常备军以及湘军的出现）
②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北方不如南方，且北方是反革命统治的老巢，它要拼死抗争。
③太平天国是流动作战，攻城掠地，随克随弃（金田起义到南京即此），这样北上，战线越长越不利，需建立根据地，而以南京为中心是比较合适的：A有长江水利，B东南财富之区
④直捣北京太不现实，建都开封亦利不胜弊，除去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仅就地理条件说（黄河与长江比）对于主要是南方籍习水战的太平军利弊就很鲜明。
全力直接攻夺北京，可能会导致较快地失败，即使建都开封，亦是弊大利小，能有革命政权与清朝对峙十几年之久，建都天京是重要保障。
二、北伐（1853.5-1855.5）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除了在天京设防外，1853年5月又分军北伐和西征。这是前期军事第二阶段中的两个事件，先看北伐。
⒈过程概述（对照教材第52页图）
①扬州出师（1853.5）：北伐1853年5月上旬开始，统率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他们督带的兵力二万多人，自扬州出师。
②经皖入豫：出师后经浦口进入安徽，破临淮关，克凤阳、怀远（今蚌埠）、崇城、亳州，6月进入河南境。
③归德大捷（1853.6）：6月13日占归德府（今商丘），打了个大胜仗。
④黄河觅渡：当时黄河尚未改道(即由兰考铜瓦厢向东南经徐州、淮阴，再向东北，经苏北进入黄海口。1855年夏,黄河自铜瓦厢决口，由此折转东北，经济南以北，由大清河入渤海，即现在的黄河河道)，太平军欲从归德以南40里的刘家口渡河，取道山东北上，因为无船，遂离归德，向西北进军。6月19日到开封城下，亦因地形不利，无船可渡，继续西上，到达汜水、巩县一带。巩县挖煤工人闻知太平军到，发动起义响应，加入太平军。据说当时此地正在演戏，以致有着戏装入伍的。7月，北伐军在巩县、汜水之间乘运煤船渡过黄河。
⑤怀庆胶着（1853.7-9）：渡河后，太平军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清政府急忙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六万人防堵。北伐军围攻怀庆两个月之久，仍不能攻下，9月撤围。
⑥晋境回旋：接着自济源（河南境内）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临汾）、洪桐、屯留、潞城，再经河南北部，进入直隶。
⑦直隶长驱：太平军自武安（即直隶境内）入直后，如入无人之境，清军无能为力，清政府将山西巡抚哈芬革职拿问，又以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胜保一路尾追，但屡为北伐军所败，北伐军在沿途树立木牌上写“胜妖免送”，以示讽刺，所以时人称“胜保”为“败保”。9月底北伐军破军事重镇临洺关（永年），乘胜继续北上，连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等县城。但前锋一度逼进保定说，实误（既没到过定州，更未到离保定60里的张登镇）。清朝统治者惊慌万状，北京一片混乱，“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如鸟兽散，正阳门那里市若荒郊，无人迹”，咸丰帝急忙召集王公大臣商讨对策，但这帮平时作威作福的王公大臣此时却束手无策，“皆涕泣丧胆，眼眶肿着樱桃”（邓文滨：《哭不足以济事》，《醒睡录别集》卷 3）。咸丰帝急忙宣布京师戒严，加强京师巡防处，并派惠亲王绵愉、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率大军，会同胜保拼死抵抗。顺便说明一点，就是过去主要依据马克思当时一篇文章中说到的认定咸丰帝准备逃亡热河，过去多年来似成定论，无人怀疑过。近些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金甫等同志，全面清查了有关谕旨，没有发现咸丰帝关于准备逃亡热河的谕旨，相反许多谕旨表明，当时咸丰帝是准备同北伐军在北京城下决一死战的，他们认为，关于咸丰帝当时准备逃亡热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但是太平军没有继续北上，而是转向东乘虚进军，准备进攻天津，从藁城过滹沱河便折向东，克晋县、深州。又连克献县、交河、沧州等地。10月底，攻占静海和独流镇。前锋抵达天津附近的杨柳青。
⑧静海扎驻（1853年冬）：因清军决堤放水，北伐军受阻，从11月起屯居静海、独流，准备过冬，北伐军将土绝大部分是南方人，不习惯北国严寒，又缺少棉衣、粮食，加之清军四面围攻，兵力大受消耗，处境趋于困难，北伐军此前都是流动作战，而一旦停驻待援，放弃继续流动作战，就使自己由进攻态势转入防御态势，由主动转入被动，故不能长久在天津附近与清军对峙。故--
⑨被迫南撤（1854年春）：北伐军于1854年2月放弃静海、独流南撤。
⑩阜城之战：3月北伐军退守阜城（在衡水和东光的中间），与清军作战，吉文元在此牺牲。5月初，北伐军退至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
⑾〔插叙〕援军始末：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在津南受挫的消息后，派曾立昌，许宗扬和陈仕保（另黄生才是否北伐援军将领存疑）率援军7000人由安庆出发赴援（1854年2月），4月到达山东临清一带，在清军的堵击下几乎全军覆没（曾立昌等人投河死难，许宗扬逃回天京被关进东牢），之后，天京方面召兵又派秦日纲率军再次赴援。但秦军出师不远即败回。再说当北伐军听到北伐援军北上的消息后，由李开芳率骑军两千余人南下接应（此时援军已败，北伐军尚不知），被清军困在山东高唐州，而林凤祥率主力仍驻连镇。从此，北伐军更被分割两地，军势更加孤危。
⑿连镇困守（1854.5-1855.3）：林凤祥在连镇，在极其艰苦常人所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同多于自己十倍之敌相持将近一年之久。僧格林沁绕连镇筑墙40里，外掘深濠，加紧围困，并此引运河水淹灌连镇，城中弹尽粮绝，大水汪洋，甚至连睡觉处都没有，太平军将士们饥疲已极。1855年3月，林凤祥率众突围，部众“半死刀提之下，半死运河水中”，林与30余名将士躲进地道，后因叛徒出卖被执送北京，身受寸磔的酷刑，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行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⒀高唐覆败（1855.3-5）：李开芳固守高唐，与胜保对峙。胜保因师久无功，被逮京治罪，僧格林沁转军高唐（德州以南、济南西北）。1855年3月，李开芳部突围南下，退守茌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重施故伎，筑围墙，掘长壕，引运河水灌冯官屯，使北伐军“皆在泥淖中……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薰薰，饮者辄死”（《道咸宦海见闻录》）。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李开芳派心腹百余人“泅水出降，意欲藉归内应”。但老奸巨滑的僧格林沁没有上当，杀了伪降的人，并督军加紧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李开芳“复呈降表”，到清营叩见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虚伪地答应受降，把他执送北京，于6月11日凌迟处死。（李开芳评价问题：李开芳在敌人面前是不如林凤祥表现得坚决，写了供词，有言：“江南瓜镇各营，我可招致，若专持兵力转难得乎”。对此后人评价不一，或说其伪降，或说其叛徒。比较公正地评价应该是，他招供确实表现了他的动摇失节，是个污点，但还不能说已坠落为叛徒，其供词中并未供出多少实质性的重要事端，未给太平天国造成多大实际损失，并且最后被敌人凌迟处死。）自此，长驱六省（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转战五千里，历时两年多的太平军北伐，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这是北伐的大概过程。
⒉关于北伐的战略问题
关于北伐的研究，过去一些年是比较薄弱的，文章很少，这和北伐事件在太平天国史中所占的地位很不相称。近些年情况有所改变。特别在1983年太平军北伐130周年之际，由河北史学会、北京史学会、天津史学会在石家庄市联合召开了纪念性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教授和史学工作者参加会议，大会收到了数十篇论文，经过筛选，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这是北伐史研究方面的可喜成果。关于北伐史可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仅就战略问题简作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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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52
①首先，北伐的战略目标是何处？A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支北伐军的目标不是直接攻北京，而是首先到天津扎驻与援军再一起进攻北京，主要根据是《李开芳供词》：“洪逆……到南京急欲不劫，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驻，再告诉他，发兵再来”。B后有人认为直接就是北京，主要根据《清史稿·洪秀全传》所载洪秀全给林、李的诰谕：“师行间道，直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日”。再就是杨秀清给北伐将领的诰谕中，提到要封赏为北伐军传递文信的彭福兴、张大里说：“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C有的则认为二者之间不矛盾，是出于同一个战略方案，即这支北伐军打到天津后，如有可能即挥兵直去北京，或则暂扎驻天津待缓，再攻北京。D有的则认为驻扎天津是在北伐过程中在北伐过程中根据情况临时决定的，原无此意，最初既定目标是北京。总之最终目标是北京，这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北伐统帅没有能机动灵活、全力以赴地实现此目标，是错误的。
②战略得失：关于北伐的战略得失，应该和建都天京及西征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察。既然建都南京是正确的，那么当时偏师北伐，虽然对清军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总的说来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三、西征（1853.6-1856.9）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派兵北伐的同时，又进行西征，西征的统帅开始是胡以晃、赖汉英（洪秀全的妻舅，广东花县人，精医术、通文史。太平天国失败逃亡香港，后隐居故乡）、曾天养。西征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据点，控制长江中上游各省，以确保首都天京。
⒈过程概述：
①天京出师，西征开始（1853年6月）。
②占领安庆，直逼南昌：西征军出师当月（即1853年6月）占领安庆（安徽省城）后，直逼江西省城南昌。7月杨秀清又派国宗石祥祯（石达开兄）、韦志俊（韦昌辉弟）等率军增援江西。
③南昌撤围，北克九江：因为清军据城顽抗，久攻不克，9月，西征军撤南昌围，北上克九江，赖汉英因久围南昌不下，被革职调回天京。
④兵分两路，分取皖鄂：这时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自安庆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沿江西上，直取武昌。由胡、曾率领的北路军自安庆出发后，连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1854年1月，攻占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新上任不久的安徽巡抚、湘军元老之一的江忠源投水自尽。这年内，西征军在安徽共克20余州县，使安徽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政治最巩固的地区。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的西路军，自九江沿江而上，1853年秋攻克汉江、汉阳。这时，因扬州战事吃紧，需要分兵回援，暂撤汉口、汉阳，退还黄州。1854年2月，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鎔投塘水死，西征军复占汉口，汉阳（注意但未占领武昌）。
⑤挺进湖南，遭遇湘军：继而乘胜向湖南进军，连克岳州、湘阳、靖港、宁乡等地，逼近省会长沙。遭遇到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武装--湘军的拼死抵抗（关于湘军以后我们还要以专题细讲），经数次战斗，西征军主动撤回湖北。在1854年4月，太平军得到汉阳方面的增援，再次攻占岳州，并乘胜攻克湘潭，又大败湘军水师于靖港，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寻死，被随从捞起。太平军准备两路夹击，围攻长沙，这是曾国藩集中全部兵力反扑，于是太平军与湘军在湘潭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5月初，湘潭沦陷，太平军突围走靖港，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曾国藩乘机休整，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准备大肆反扑。
⑥再克武昌，施复失守：1854年6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首次为建都天京前）。10月，湘军会同湖北清军疯狂反扑武昌，武昌、汉阳相继失守，湘军顺流东下，于1855年1月反扑九江，形势对太平军方面十分不利。
⑦翼王坐镇，扭转战局（1855.1）：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为了扭转这种不利战局，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湘军，于是派石达开亲自率军西援，石达开这时年方24岁，虽受任于败军之际但充满了力扭局势、克敌致胜的信心和军事本领。偕同石达开西援的还有著名将领秦日纲。胡以晃也奉命自安庆移军湖口，陈玉成则自江北增援九江。
⑧湖口大捷，度卷江西：九江、湖口一带便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对战的结果，太平军方面获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湖口大捷，时在1855年2月。太平军只是坚壁高垒，不与攻战，只派小船夜袭敌船，使敌军彻夜戒严，疲惫不堪，急于求战。然后，太平军佯撤湖口守军，引诱湘军100多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其笨重大船仍留在长江水面。太平军乘机重新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截成内湖和外江两处，互不能救。2月11日深夜，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留在江面的船只，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罗大纲率师直取曾国藩座船，杀该船管驾等官员，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南昌。此役挫败了湘军攻势，扭转了战局。1855年底，石达开率军大举挺进江西，在三个月中，席卷了赣中、赣北，到1856年3月，江西十三府中的8府五十余州县，尽入太平军手中。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先后在九江和武昌毙命。曾国藩困围南昌，成为瓮中之鳖，一筹莫展，日夜惊惶失措。形势对太平军极为有利。成为太平军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⑨天京事夺，战局逆转（1856.9）：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1856年9月，天京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闻变，急自湖北前线驰回天京，前线将士也因混乱，军心动摇，湘军乘机反抗。12月武昌失陷，湘军沿江下逼。太平天国方面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时期，前期军事到此告结。
⒉战略得失：
太平军历时三年多的西征战事，就其本身来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控制了长江中游，占据了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就保卫天京来说取得了以下的战略优势，对于保证天京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保障天京的物质供应也有重要意义，并且直接扩展了在南中国的控制区，加强了革命势力。它和北伐的结局不同，西征的格局应该说是胜利的。
但是，这还不等于战略上的同等程度的正确和胜利。因为战略问题，要求从整体的、全局的高度进行考察。仅局限于某一军事行动本身，是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的，以往不少的研究者，正是在此方面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太平天国的前期军事作为一个整体，从建都天京、北伐、西征、东征诸事件的联系上来考察，这才是说明前期战略问题并判定每一事件正误得失的根本途径。
建都天京对错与否，成为前期战略问题的基点。如果说建都天京错误的，那么，运用主力进行北伐，并把北伐的目标确定在北京，以直取清王朝的老巢为目的，就是正确的。而因为既然实际建都天京，就必然花大本钱大力气来保守它，所以北伐只用偏师，结果全军覆灭。这样北伐事件的战略评价自然是这样的,北伐的打击方向是对的，但偏师是错误的。而西征，则是基于建都南京这一错误战略上的布署。目的在于保卫天京，那么尽管孤立看来它是成功的，但从总体上看来，就不免是保守的错误的。例如，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西征的评价就是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就其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地，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织力量来进行反攻。
如果说，建都天京是正确的，那么，在建都以后着力保卫和经营之，把战略重点放在南昌就自然是应该的，在这种前提下，分兵北伐就不能说是合适的。因为它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这样说来，偏师损失尚小，越投入大兵力错误和损失也就越大（戴逸就如此认为），相应西征在战略上就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服从于保卫天京，在南中国巩固和扩展革命势力的根本战略要求。没有西征的战果，天京就不能保全，特别是在领导集团内讧，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天京没有被清王朝乘机一举攻破。革命之所以还能坚持良久，实与西征军事领域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西征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由于同时北伐，必然受到牵涉。如能进一步集中兵力，专注于西征，对太平天国当更为有利的。同时，一则是为断清方的重要财路，二则也是从破除清军威胁的东征也是基本正确的。我认为建都天京是基本正确的，所以，我是持这种观点的，大家怎么认为，可以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不同见解。

第三节 太平天国政权的制度和政策

一、军队和政权的建制及构成
（一）军队
“军队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的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合订第512页）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太平天国逐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太平军，成为革命的坚强核心。
⒈太平军的建制
太平军的军种有陆营、水营、土营（类工兵），最初仅陆营，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及至湖南时，得道州、柳州煤矿工人数千人，始建土营。大概到了攻占岳州时始建水营。太平军中有单独组建的女军。另外还有“童子兵”，大都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一般不单独成军，而是分属各军各馆之中。军队中还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注意，也在社会上仿效推广过，不要混淆），负责太平军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
太平军的编制是这样的，以军为基本单位，每军设一军帅，下辖依次为“师”、“旅”、“卒”、“两”、“伍”，长官分别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除了每伍是四个伍卒（不包括伍长），每卒辖四个两之外，其余逐级皆五进制。
了解太平军的这种编制很重要，因为这种太平军曾试图以之为模式推广到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个下面还要讲到。
⒉兵员成分
太平军主要是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组成的。其中以农民为主体。另外还有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是社会生活中最不安定的力量，生活条件造就出他们勇敢无畏，易于铤而走险，有破坏性的特点。这部分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敢于冲锋陷阵，力挡艰危，但也成为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来源。至于知识分子，有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有地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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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先，北伐的战略目标是何处？A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支北伐军的目标不是直接攻北京，而是首先到天津扎驻与援军再一起进攻北京，主要根据是《李开芳供词》：“洪逆……到南京急欲不劫，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驻，再告诉他，发兵再来”。B后有人认为直接就是北京，主要根据《清史稿·洪秀全传》所载洪秀全给林、李的诰谕：“师行间道，直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日”。再就是杨秀清给北伐将领的诰谕中，提到要封赏为北伐军传递文信的彭福兴、张大里说：“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C有的则认为二者之间不矛盾，是出于同一个战略方案，即这支北伐军打到天津后，如有可能即挥兵直去北京，或则暂扎驻天津待缓，再攻北京。D有的则认为驻扎天津是在北伐过程中在北伐过程中根据情况临时决定的，原无此意，最初既定目标是北京。总之最终目标是北京，这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北伐统帅没有能机动灵活、全力以赴地实现此目标，是错误的。
②战略得失：关于北伐的战略得失，应该和建都天京及西征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察。既然建都南京是正确的，那么当时偏师北伐，虽然对清军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总的说来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三、西征（1853.6-1856.9）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派兵北伐的同时，又进行西征，西征的统帅开始是胡以晃、赖汉英（洪秀全的妻舅，广东花县人，精医术、通文史。太平天国失败逃亡香港，后隐居故乡）、曾天养。西征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据点，控制长江中上游各省，以确保首都天京。
⒈过程概述：
①天京出师，西征开始（1853年6月）。
②占领安庆，直逼南昌：西征军出师当月（即1853年6月）占领安庆（安徽省城）后，直逼江西省城南昌。7月杨秀清又派国宗石祥祯（石达开兄）、韦志俊（韦昌辉弟）等率军增援江西。
③南昌撤围，北克九江：因为清军据城顽抗，久攻不克，9月，西征军撤南昌围，北上克九江，赖汉英因久围南昌不下，被革职调回天京。
④兵分两路，分取皖鄂：这时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自安庆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沿江西上，直取武昌。由胡、曾率领的北路军自安庆出发后，连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1854年1月，攻占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新上任不久的安徽巡抚、湘军元老之一的江忠源投水自尽。这年内，西征军在安徽共克20余州县，使安徽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政治最巩固的地区。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的西路军，自九江沿江而上，1853年秋攻克汉江、汉阳。这时，因扬州战事吃紧，需要分兵回援，暂撤汉口、汉阳，退还黄州。1854年2月，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鎔投塘水死，西征军复占汉口，汉阳（注意但未占领武昌）。
⑤挺进湖南，遭遇湘军：继而乘胜向湖南进军，连克岳州、湘阳、靖港、宁乡等地，逼近省会长沙。遭遇到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武装--湘军的拼死抵抗（关于湘军以后我们还要以专题细讲），经数次战斗，西征军主动撤回湖北。在1854年4月，太平军得到汉阳方面的增援，再次攻占岳州，并乘胜攻克湘潭，又大败湘军水师于靖港，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寻死，被随从捞起。太平军准备两路夹击，围攻长沙，这是曾国藩集中全部兵力反扑，于是太平军与湘军在湘潭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5月初，湘潭沦陷，太平军突围走靖港，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曾国藩乘机休整，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准备大肆反扑。
⑥再克武昌，施复失守：1854年6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首次为建都天京前）。10月，湘军会同湖北清军疯狂反扑武昌，武昌、汉阳相继失守，湘军顺流东下，于1855年1月反扑九江，形势对太平军方面十分不利。
⑦翼王坐镇，扭转战局（1855.1）：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为了扭转这种不利战局，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湘军，于是派石达开亲自率军西援，石达开这时年方24岁，虽受任于败军之际但充满了力扭局势、克敌致胜的信心和军事本领。偕同石达开西援的还有著名将领秦日纲。胡以晃也奉命自安庆移军湖口，陈玉成则自江北增援九江。
⑧湖口大捷，度卷江西：九江、湖口一带便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对战的结果，太平军方面获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湖口大捷，时在1855年2月。太平军只是坚壁高垒，不与攻战，只派小船夜袭敌船，使敌军彻夜戒严，疲惫不堪，急于求战。然后，太平军佯撤湖口守军，引诱湘军100多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其笨重大船仍留在长江水面。太平军乘机重新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截成内湖和外江两处，互不能救。2月11日深夜，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留在江面的船只，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罗大纲率师直取曾国藩座船，杀该船管驾等官员，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南昌。此役挫败了湘军攻势，扭转了战局。1855年底，石达开率军大举挺进江西，在三个月中，席卷了赣中、赣北，到1856年3月，江西十三府中的8府五十余州县，尽入太平军手中。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先后在九江和武昌毙命。曾国藩困围南昌，成为瓮中之鳖，一筹莫展，日夜惊惶失措。形势对太平军极为有利。成为太平军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⑨天京事夺，战局逆转（1856.9）：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1856年9月，天京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闻变，急自湖北前线驰回天京，前线将士也因混乱，军心动摇，湘军乘机反抗。12月武昌失陷，湘军沿江下逼。太平天国方面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时期，前期军事到此告结。
⒉战略得失：
太平军历时三年多的西征战事，就其本身来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控制了长江中游，占据了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就保卫天京来说取得了以下的战略优势，对于保证天京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保障天京的物质供应也有重要意义，并且直接扩展了在南中国的控制区，加强了革命势力。它和北伐的结局不同，西征的格局应该说是胜利的。
但是，这还不等于战略上的同等程度的正确和胜利。因为战略问题，要求从整体的、全局的高度进行考察。仅局限于某一军事行动本身，是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的，以往不少的研究者，正是在此方面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太平天国的前期军事作为一个整体，从建都天京、北伐、西征、东征诸事件的联系上来考察，这才是说明前期战略问题并判定每一事件正误得失的根本途径。
建都天京对错与否，成为前期战略问题的基点。如果说建都天京错误的，那么，运用主力进行北伐，并把北伐的目标确定在北京，以直取清王朝的老巢为目的，就是正确的。而因为既然实际建都天京，就必然花大本钱大力气来保守它，所以北伐只用偏师，结果全军覆灭。这样北伐事件的战略评价自然是这样的,北伐的打击方向是对的，但偏师是错误的。而西征，则是基于建都南京这一错误战略上的布署。目的在于保卫天京，那么尽管孤立看来它是成功的，但从总体上看来，就不免是保守的错误的。例如，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西征的评价就是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就其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地，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织力量来进行反攻。
如果说，建都天京是正确的，那么，在建都以后着力保卫和经营之，把战略重点放在南昌就自然是应该的，在这种前提下，分兵北伐就不能说是合适的。因为它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这样说来，偏师损失尚小，越投入大兵力错误和损失也就越大（戴逸就如此认为），相应西征在战略上就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服从于保卫天京，在南中国巩固和扩展革命势力的根本战略要求。没有西征的战果，天京就不能保全，特别是在领导集团内讧，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天京没有被清王朝乘机一举攻破。革命之所以还能坚持良久，实与西征军事领域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西征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由于同时北伐，必然受到牵涉。如能进一步集中兵力，专注于西征，对太平天国当更为有利的。同时，一则是为断清方的重要财路，二则也是从破除清军威胁的东征也是基本正确的。我认为建都天京是基本正确的，所以，我是持这种观点的，大家怎么认为，可以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不同见解。

第三节 太平天国政权的制度和政策

一、军队和政权的建制及构成
（一）军队
“军队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的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合订第512页）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太平天国逐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太平军，成为革命的坚强核心。
⒈太平军的建制
太平军的军种有陆营、水营、土营（类工兵），最初仅陆营，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及至湖南时，得道州、柳州煤矿工人数千人，始建土营。大概到了攻占岳州时始建水营。太平军中有单独组建的女军。另外还有“童子兵”，大都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一般不单独成军，而是分属各军各馆之中。军队中还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注意，也在社会上仿效推广过，不要混淆），负责太平军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
太平军的编制是这样的，以军为基本单位，每军设一军帅，下辖依次为“师”、“旅”、“卒”、“两”、“伍”，长官分别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除了每伍是四个伍卒（不包括伍长），每卒辖四个两之外，其余逐级皆五进制。
了解太平军的这种编制很重要，因为这种太平军曾试图以之为模式推广到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个下面还要讲到。
⒉兵员成分
太平军主要是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组成的。其中以农民为主体。另外还有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是社会生活中最不安定的力量，生活条件造就出他们勇敢无畏，易于铤而走险，有破坏性的特点。这部分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敢于冲锋陷阵，力挡艰危，但也成为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来源。至于知识分子，有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有地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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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权建制
中央政权：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为天王，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级爵位（后来在诸王之下陆续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等），职官上，下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体制上有两大特点：第一，军政合一，官制不分文武，各王既管军又管政；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官，居内则办政务，出外则统军民，这是由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由当时的施政条件决定的。第二，没有名义上永久性的总理国务的机关 ，而杨秀清的东王府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国务的机关 。开国各王（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因为南王和西王在建都前牺牲）都分别开府设殿。天王府很庞大，但主要是负责礼仪、警卫和服侍生活起居的人员。东、北、翼王之府殿里，不仅有礼仪、警卫和服侍人员，而且各有吏、部、礼、兵、刑、工六部，俨然成为天朝之内的若干小朝廷。东王杨秀清掌握着实际上的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规模最大。
地方政权：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分省、郡、县三级。前期其政区分界大体沿用清制旧界。省级政权的行政长官，由中央统属“朝内官”的丞相、检点、指挥等官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为“守土官”。郡县长官产生的途径，大致有两种，一由太平天国中央直接委派“朝内官”充任；二是，当地统军将领随时委派然后呈报中央批准。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则仿照太平军组织体系把农户编组起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设立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官，由本乡人充任故称为“乡官”。各级产官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公举，二是委派。
这样，太平天国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严密的政权系统。
二、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和各项政策
（一）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⒈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制度》初颁于1853年，它的基本精神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无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土地和财产分配制度为核心，扩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
它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实行土地与产品平均分配的原则和方法。宣称“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封建经济下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当然更应如此。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它具体规定了平分土地的方法，是把田地按省产量分为九等。规定土地亩产1200斤者为最高等级的田，即“上上田”，其下亩产每低一百斤则递减一等，分别为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级，这样最次的“下下田”为当产400斤者。分田时按照人口，不论男女，按其家人口多寡分田,凡年满16岁以上的人分整份,以下者减速半,分田好坏搭配。与土地相联系的产品分配,规定实行国库即“圣库”制度:以两为单位设立国库。农村“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归则归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所有婚婴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而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以上所说的土地和产品分配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土地分配制度，那更是核中之核。
这个文件尽管名为“田亩制度”，但并非仅为土地方面的规定，如上所说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例如，在经济方面，除了土地和产品分配的规定外，还对生产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作了规定。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既要“力农”，又要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劳动，“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只母鸡，二母彘（猪），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两”）中陶冶木石等匠……农隙治事，并且要劳武结合。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在政治方面，规定了官员的保举，考核和升贬奖罚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贬，”“至内外诸官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则可随时保升奏贬。而对从事保举和奏贬的人，也根据其真伪对错予以相应的奖惩。对于予夺生杀大事，由下而上，由上而下逐级上传下达。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规定了仿之于太平军组织系统（军、师、旅、卒、两、伍）的“乡官制”，以“两”为基本单位。在礼仪风习方面，对宗教等活动作了具体规定，对婚姻也有规定，如有“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的条文。
⒉性质透视和总体评价
《天朝天田制度》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透视其性质，着眼点应该主要在其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上。其基本精神体现了农民平均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内容（即土地和产品分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则设计了达到这种平均的社会理想的途径和方案。它大胆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地主残酷剥削的强烈要求和获得土地的热切愿望。并且把农民的这种要求和愿望用政权发布的文件系统地规定和肯定下来，这是一项伟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平均思想达到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平均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反映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使其固定化。此外，这个文件中的有关规定，还体现并肯定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关系。这些又表现出它的封建落后性，表现出农民阶级的严重局限性。这一文件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方案没有也不可能实行，有的内容（如乡官制度）或有实行。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实践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有了全面施政的条件，它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基本没有落实，有的内容，是试行过的，但在实践中碰壁最后不得不改变，甚至有的还未曾试行。太平天国的实际施政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就其与《天朝田亩制度》关联最密切的经济政策，择其要项来看一下。
⒈“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均分土地的方案没有实际推行，太平天国实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一政策是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联名上天王洪秀全书中提出来的。原文是这样的：“奏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事：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仓堆积。”洪秀全批曰：“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贼情汇纂》卷9）所谓“照旧”，是指仿照清朝旧制，这就意味着维持地主收租的权利，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租佃关系的合法性。太平天国前期，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先后实行这项政策。田赋是以土地数量为核计标准的土地税。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当然，地主就成为田赋的主要征收对象。但是，地主自己并不参加劳动，只是出租土地的，所以最终的受剥削的对象还是农民，“赋由租出”是不易之法则。
太平天国为什么要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行不通，他们无力改变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而要维持新生的政权，支持国家机器的运转，离开赋税是寸步难行的，因为赋税是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当时，要供养人数众多的太平军，要维持各级的行政开支，要满足各项必要的财政支出，没有比较稳定的赋税的渠道，只靠没收豪家资产等办法是不行的。正是开始没有正常的赋税收入的保障这一重要原因，天京粮食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全城军民甚至曾被迫吃粥度日，现实自然而然地把太平天国逼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这轨道上。也就是说,条件和形势逼得它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
那么，这是否就等于说，太平天国在这方面和清朝就完全一样的呢？不是的，区别在于，太平天国在实行这一政策的同时，仍然坚持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在可能的条件下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
A、“打先锋”。用暴力没收地主财产的一种形式。据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每到一地，便通过当地的所谓“无赖之民”，串连富户的所谓“奸佃劣仆”，访问富家的窑藏所在，以所谓“奸人”引路。进行搜获，可见这是一种采取暴力剥夺富家财产的方式，主要是随时解决军需供应。
B、薄赋税。太平天国虽然仿照清朝旧制来征收田赋，但不象清政府那样勒折、浮收，税率一般也较低，《贼情汇纂》的作者张德坚就曾惊呼，在太平天国统治区里，“蚩蚩之民，竟为赋买”。
C、承认和保护一些农民获得的土地，并免于或减少向地主交租。在太平军占领区，有些地主官绅或被杀死、或逃亡他乡，因而出现了不少无主土地，原来佃耕这些土地的佃民，成了土地的实际主人。有些地主纵然绕幸存留下来,但也失去昔日威风。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农民负于或减少向地主交租的事情屡见不鲜。例如，有资料证明天京附近一些村庄的农民只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汪士铎《已丙日记》）。安庆一个姓程的地主在1856年因佃户积租三年不交，被迫“免其租，焚其券”（民国：《怀宁县志》，卷20）。曾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潘锡恩说，他在芜湖的2000多亩地，自1853年以后，“籽粒无收”。等等，有许多事例足以证明。
D太平天国政权直接没收了一些地主和庙宇寺观的田产。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政权在被迫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同时，又在可能的条件下维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地主劣绅。这是与地主政权迥然不同的地方。
⒉圣库制度推向社会及其失败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关于财产分配，是规定通过圣库制度来实现平均分配原则的。对此，太平天国是着力推行了的，但在实践中碰壁而失败了。我们讲到过，圣库制度是在太平军中创行的，并且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一度把这一制度在天京城内推广，设立了“天朝圣库”，总管天朝的公有财产，统筹天京城内军民的生活。我们知道，所谓圣库制度，主要是包含着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切财产归公和实行平均分配。太平天国规定，天京城内的居民，一律禁止私藏金银和财产，要一律交付圣库。（据时人记载，私藏金不许超过一两，银不得过五两，超过限额而不交圣库者，金银没收，人即治罪）既然财产交圣库，那么天京军民的生活所需就全由圣库供应。供给标准，官兵、官民实际有差别。据《贼情汇纂》记载：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就不供肉了。礼拜钱及粮米油盐，一律皆有定制，官每人每七日给钱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平均每人每日差点一斤二两），油七斤，盐七斤。这种圣库制度，在军队实行是积极有效的，但推广到社会就不同了，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根本不具备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物质条件，仅凭藉政治权力，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人为地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平均分配，是违背社会规律的，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紊乱，也必然侵害到自耕农、工商业者、手工业者的利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抵触。杨秀清也承认，当时天京居民对处是“嗟怨之声”（《杨秀清诰谕天京人民》，《太平天国史料》，页132）。同时，在私有制不可强行废除的条件下，私有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从官至士卒居民，都有不同程度的积蓄私财的企图，特别官员，凭借地位和权力，积蓄私财，追求生活享受越来越严重。据地主文人记载：“诸贼莫不私藏秘积，足以自奉”《贼情汇纂》卷10）。甚至有记载说，六合有的守将“积钱至万贯”（周长森《六合纪事》卷4，《太平天国》册5 ，页168）”。圣库制度，被“不正之风”也渐渐消蚀了，这种制度，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上推广开来，坚持实行，它只在天京城试行了一段时间，就名存实亡，自行消灭了，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向全社会推广，至于军队中还基本实行圣库供给制，这也是自然的和必需的。
⒊商业政策和和清方的“抽厘济饷”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展现的是由小农画出来的理想国家，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安插进去，这些东西在一个小农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首先在天京城里取消了商业，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及其一切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商店中的一切物资。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也就自然地被废除了，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的。
但这种做法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坏了当时南中国已经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致使天京城内市场萧条，经济停滞，给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同时，也给太平天国政府压下沉重的供需包袱，事实无情地证明，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太平天国就不得不改变，首先，大约于1854年左右在城内北门桥一带开设商店，出城购买货物，转买之各馆，当时有人为愿为此业者，可申请领照，但不准私卖。其次，在天京开辟特定的商业区--卖买街，作为贸易场所。渐渐地，城市商业恢复了。在天京城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国对民间商业始终采取的是保护和奖励政策。有记载说，当时“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军每到一处，常出告示，让百姓各安其业，照常贸易。在这些地方太平天国采取低税率的政策，例如，有个店主说：“安徽太平军抽收税饷，其税率低于清廷所抽者。”（1865年8月16日《华北先驱周报》319号）税率较清政府低多少呢？据外国传教士丁韪良从江西的一个书商口中得知:“太平军减税至半额”（同上报，1856年10月4日，第323号）。但太平天国对那些严重勒索人民的大奸商则严厉打击，并且坚决禁绝鸦片贸易，《天条书》规定，抽鸦片和奸淫一样，都罪犯天条，斩杀不留，不过对民间商业是较宽松的。而清朝当时的商税是很重的，平时就比较高，并且，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又增加了一种额外征商之税--厘金，厘金的征收，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对近代中国财政和经济领域影响颇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顺便讲一下。
厘金创行于1853年，由帮办江北军务雷以諴首先倡议实行，开始他派人在扬州附近等处，“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推及到其他货物，抽行商的货物通过税，叫作行厘（或活厘），抽坐贾的税叫坐厘（或板厘）。原意税率值百抽一，所以称为厘金。实际上税率高于此数，且不统一。厘金由江北大营创行后，逐步推广普及到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区，不仅各国日益繁多，且各地税率也极不一改，成为反动政府残酷剥削人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厘金仍然存在，直到1931年才在名义上废除，但名亡实存，几至旧中国告结。
⒋手工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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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52
这也要分别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行具体分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在天京城内设立了“诸匠营”与“百工衙”，取消私营手工业。“诸匠营”与“百工衙”是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就在太平军中创行的机构。主要是负责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的生产与供给。建都天京后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及天京城内。把这种机构变成不只对军队，而且对民间生活用品的生产、管理和分配统一控制的机构。诸匠营有七种，即木营、土营、织营、金匠营、金靴营、镌刻营、绣锦营。百工衙种类很多，如制造武器的有典炮衙、典硝衙、典铁衙、弓箭衙、战旗衙；生产食品的有豆腐衙、浆人衙；制造服装的有缝衣衙、国帽衙、典妆衙，其他还有铸钱衙等。诸匠营和百工衙是公营的手工业的组织。与一般的手工工场不同，产品不是为了供应市场。而是为了以直接分配的形式满足军民生活需要，这种制度，在军队中实行是必要和有效的。另外，对于有些行业来说，如铸钱，由国家统一控制也是应该的，但是将所有民间手工业统统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把这种制度推广到社会上，效果和作用就不同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民间的生活用品，正常的供需途径主要靠分散经营的家庭手工业来满足（最典型的例如织布缝衣），将诸匠营与百工衙这种形式推广到社会上，是违背当时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势必打击广大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受到他们的抵制。有资料证明。当时天京城内的工匠逃亡很多，仅是织营在成立这年“自夏到冬”的半年时间里，“所存只四分之一”（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册4，页618），由此可见弊端的严重性。这项政策在社会上长久实行下去是不现实的，在天京城外的地方，太平军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实行这种政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写照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生产模式，不是太平天国政权单纯的行政命令所能改变的，况且该政权从根本上也不想改变它，相反，要加固它。这从《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中可以得到说明：例如规定农民要植桑养蚕，妇女要纺织，各类工匠们要利用农隙从事劳作等。可见，太平天国也无意将“诸匠营”与“百工衙”的制度推向全社会，统统取消私营手工业。
上面，择要讲了太平天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大家应该注意从以下几点来把握它：
第一，与《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规定相对照，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是一个不只是经济方式，而且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纲领文件，但它的中心点是经济方面。《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规定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追求和向往，但这并不等于现实，在实际施政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规定并不尽相符，有的着力试行过，但因碰壁而改变，有的压根儿连试行都没有。这证明，政策的最终能推行与否，成败与否，是受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不能超越当时条件所允许的范围。
第二、注意地域上的差别。太平天国建都后，一些政策主要是在天京城内实行的（如将圣库制度和诸匠营、百工衙推行社会），或是由于在实践中失败没有能再向别处推广，或者由于是在天京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措施，并没有要在全社会实行。这样，天京和他处在一些方面，大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而天京城内所实行的政策是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基本线索的。
第三、注意时间上的差别。政策的实施必然是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例如，既使在天京城内这样一个小范围，在太平天国前期这样一断限之内，就经历了一个从取消商业到恢复商业，从取消私营手工业到放松这种限制的过程。至于太平天国的全面政策，后期与前期有较大变化。我们上面讲的主要是前期的政策。
三、太平天国其它方面的政策
⒈社会组织管理政策。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仿照太平军的组织形式进行社会的组织管理。在建都天京后，对天京城内的组织管理更是走到了极端，把太平军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推及整个天京城内。第一，废除家庭制度，男女设馆分居，每馆大约25人，16至50岁的男子称牌面，居牌面馆，其余老少男子称牌尾，妇女则设女馆；第二，除诸王以外，暂停婚娶，虽夫妇不得聚首；第三，既然没有了家庭，财产公有，人们按新型组织为单位，参加所分配的劳动。这种政策显然是违背人们意愿的。甚至可以说是践踏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的，违背了现实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绝不能长久执行，到了1855年初，终因群众抵制，废除之,恢复家庭。
⒉妇女政策
妇女群众是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不少文献反映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从“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原则出发，初步实行了妇女解放的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太平天国妇女可以从事参军打仗。科举考试，参与政权管理工作。太平天国境内的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他们和男子一样参加各项工作。太平天国有很多女军，由女军帅40多人率领，英勇善战。太平天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女官。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太平天国废除了买卖婚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婚姻不论财”，结婚发给结婚证书--“合挥”。此外，还禁止缠足，禁止买卖奴婢，废除娼妓制度等等，美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写到：“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剃发蓄辩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的外貌大为改善，和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家法制度，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恩格斯曾转述傅立叶的思想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太平天国妇女解放的尺度，也就充分说明这次农民革命战争的空前巨大的历史意义。当然，由于小农经济地位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不可能完全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使妇女获得彻底解放。《幼学诗》就公然宣扬什么：“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牡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太平天国虽然在社会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太平天国领导者却因袭了封建的多妻制，洪秀全就有几十个妻妾，他甚至对后妃子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纯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制度。
⒊文化教育政策
①文化政策：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是以反孔学而到头来又离不开孔学基础为特征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到之处毁“学宫”，拆孔庙，砸偶象，查禁孔孟“妖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明令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在太平军管辖地区，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6，页386）的场面，更有诗歌形象生动地描绘当时的情况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册3，页735）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是严厉的，这是农民革命运动深入的表现。但是，我们应同时注意到以下方面的问题。
太平天国虽然猛烈地冲击了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批判和彻底清除这种封建意识形态。农民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它不可能运用一种科学的理论武器，去破除封建文化，建立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因而，这种反孔斗争不能彻底。他们刚把反封建文化的斗争推向高潮。就立即来了个急煞车，连出三示，宣布孔孟非“妖书”（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2，页47），只是需要进行删改。他们设立“删书衙”，删改儒家经典，要将其中的“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张德坚《赋情汇纂》卷7），并酌情进行一些改动，但删改终究只是枝枝节节，（如将论语中的“夫子”改为孔某，将某些书中的“上帝”加皇字，称历代皇帝为侯，王改相，等等。）三纲五常的基干和封建伦理的原则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太平天国自己出版的书籍文献中有些孔孟之道充斥，如《幼学诗》就很典型。他们不但删书，还改字、造字，如改國作“囯”（和我们现在的简体字不同，口里也是王而非玉，取“王在中间”意）等等。
并且，太平天国不懂得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儒家经典，并非全是毒害，它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多年来的优秀文化的内容，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甚至对所有古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和简单焚除的办法。地主文人们痛心疾首道，此乃“文字之劫也”！这是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行动的充满阶级仇恨的语言，但也毋庸讳言，太平天国的焚书行动也确对传统文化有所破坏。
②在教育方面，也和旧制度有别，如太平天国对封建科举制度没有照样因袭，而是仿其形式，在内容上则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选拔“德才兼备”之才，为农民政权服务，应试者不限门弟出身。考试仍沿用八股试贴体，但试题皆本太平天国文献，而不本四书五经，对违反的官吏曾于给予严厉的惩罚。
⒋对外政策
伟大的太天国革命，除了担负起反对封建的任务之外，还担负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的历史使命。因此，对外关系问题，是这场农民革命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早在革命准备时期，洪秀全就对洪仁玕\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财产，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册6，页854）总的看来，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上，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反对侵略而又保持与各国之间正常往来的立场。这从太平天国与外国所谓“使者”的接触当中能够反映出来。
1853年4月，在“中立”的幌子下，英使文瀚访问天京，实际至是刺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并进行讹诈。当他的座船擅入太平天国水域时，太平军镇江、瓜州炮台立刻开炮示警，英舰被迫停止前进，说明意图后，始得通过。文瀚到天京后，曾通过翻译密迪乐向太平天国虚伪地声明：“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太平天国官员措辞得当，表示：“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册6，页903）文翰又派人送《南京条约》和一封信给太平天国，企图使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不予理睬，拒绝了他的讹诈。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又访问天京。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天京。这些不速之客，抱有搜集情报，研究对策的目的而来，一经和太平天国接触，都感到难以把不平等条约加在太平天国头上，而匆匆离去。1854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约翰•鲍令，派翻译麦华佗等人，再去天京，提出各种问题，要求答复。东王杨秀清以诰谕形式批复其引条，申明“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指鸦片）为禁”，“此后欲贩运煤炭等，请免来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这些都反映出太平天国坚持独立平等的外交政策，和清政策妥协媚外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应该说，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是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面。当然，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也是有缺陷的，这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宗教上的某些方面共通之处的原因，模糊了太平天国的政治视线，对外国侵略者的真面目缺少本质的认识，而将其一律当成“洋兄弟”。例如曾向文翰的翻译密迪乐表示说：“吾等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在答复文翰的照会中，竟准许英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册6页403、909），在很大程度上把内河航行权给了列强各国。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妄自尊大的心理，说是“爷排天国在中华”（《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册2，页678）天王受命为“万国之真主”，要求各国臣服天朝。
三、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问题
一个政权由政体和国体两方面构成。决定政权性质的是国体。但政体与国体也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考察政权性质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政体方面。
关于太平天国的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形式问题）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是君主制，有的则提出所谓“军师负责制”（罗尔纲稍前则称“虚君制”），认为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军师掌实权。但考察起来，应该说太平天国实行的基本是君主制，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沿袭历代帝王的做法，搞“君权神授”“朕即国家”那一套，把自己作为上帝的代表，凡间万民之主。他把天朝的秩序规定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太平天国》册1，页261），“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天平天国》册1，页232）。他沿用封建帝国的世袭制度，封自己的长子洪天贵为幼主，作为自己的法定继承人。还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工，制度必判尊卑”（《贼情汇纂》卷7，《太平天国》册3，页223）的体制，等级森严，不准逾越。天王与军师的关系，也是君臣关系，这一点杨秀清也承认。也就是说从太平天国的法定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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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52
度上，是规定实行君主制的。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前期在实际施政当中，东王杨秀清掌握军政实权。天王是国家元首，东王则成为“朝纲之首领”，权威很大，甚至凌驾与洪秀全之上，“一切号令，皆自伊出”（《贼情汇纂》卷1），这不是与君主制相悖的吗？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第一，由于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和封建王朝皇帝与大臣之间关系不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尽管尊卑高下有别，但也寓有某些平等因素。他们彼此以兄弟相称，诸王在起义之初。“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贼情汇纂》卷6）及至建都天京以后，在礼礼方面日趋尊卑分明，但遇有大事，还常常经大家讨论决定。杨秀清曾经向洪秀全建议：“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召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天父下凡诏书》，《太平天国》册卷46），洪秀全表示赞同。这说明他们的君主制，不似封建王朝那样严格。
第二，因天王与其他各王的关系是法定的君臣关系，故天王以外的他王，是要“辅位朝纲”（《奏日纲等颂赞》，《太平天国史料》页136），东王封专擅权力的现象，并非尽合于太平天国的朝规礼制，所以，洪秀全是不能听之任之的。洪杨间和诸王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终于酿成了天京事变，东王被杀。对于君主制度，这也是对其破坏性因素的排除，是维护和修补。之后，洪秀全便明确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福音敬录》，《太平天国》册2，页514）
洪仁玕\到天京后，虽把“军师”衔先后加给洪仁玕\、李秀成等人，但实权却操在洪氏家族集团手中。天国的民政、军事、外交等都由天王手下诏旨实行，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有了更高程度的演化。洪仁玕\尽管受资本主义熏陶较为浓烈，但在他提出的著名文件《资政新编》中，民主政治的内容却几乎闻不到丝缕气味，没有提出多少改革君主专制政治的设想。当然，实际上，君主专制更不可能改变了。所以从发展过程中看，太平天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在日趋削弱，而是在日趋加强，在日趋典型化。
下面我们主要通过具有决定意义的国体方面来分析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争论颇多但意见尚难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性颇强，在实践方面需要考虑的内容和角度也很纷杂，覆盖面很大。（国体：表明国家根本性质的国家体制，是由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
在理论上，主要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太平天国革命作为一次基本上的旧式农民革命，没有也不可能根本变革封建的经济基础。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能否有建立起农民政权的可能性呢？有人持否定的观点，认为，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然太平天国无力根本变革封建经济基础，那么所建设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改变其封建性质，也必定是封建政权。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的解释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最终决定着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着反作用。具体到农民起义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就表现为，农民起义可以建立起暂时的农民政权，但不能建立起永久的农民政权，农民政权建立起来后面临的途径不外两条，一是被敌人颠覆消灭，二是自行向封建政权蜕化。太平天国政权，也是这样，它建立起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向封建方向蜕化。适应在这种蜕化的过程中，被清王朝颠覆消灭了。
在解决了前提性的理论问题之后，我们考察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就主要着眼于哪些方面呢？
一是要看太平天国官员的成分结构，二是要看太平天国政权的暴力的镇压对象及其纲领政策的阶级性质。在这两方面中，第二方面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在进行这两方的考察中，都要把握以下的原则：第一，要注意从中抓取主导方面，抓最能反映本质的东西，第二，要把握事物的动态，也就是用发展的眼光而不是用静止的眼光去观察问题。
我们先看太平天国官员的成分。
中央政权的官员是有相当数量的，但决策和起领导作用的是核心领导集团。前期，主要由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其中只有韦昌辉和石达开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其余四人皆出身比较贫寒的劳动人民家庭。象杨秀清和肖朝贵，家庭都很贫寒，个人受的苦难很深。而韦昌辉和石达开，尽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因都是客家庶族地主，无大权势，也受当地豪强地主的侵凌，使之产生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投身到农民革命的洪流中来，都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石达开，更表现出革命献身精神。所以我们既要看他们的出身，又要着重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能说他们是阶级异已分子。所以，太平天国前期的核心领导是一个由农民革命领袖组成的集团。到天京事变以后，上述六人当中唯余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而石达开又出走，太平天国重新组织了核心领导层，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进入高级领导层。
太平天国地方官员的成分怎样呢？先说：“守土官”，即郡所设的总制，县所设的监军。它的阶级成分按地主文人的记载，一般都以“老贼”称之，所谓“老贼”，就是太平军内部所说的“老兄弟”，而“老兄弟”主要是劳苦大众和起义骨干。此外，郡县长官也有一些是经过考试及第的知识分子和清朝官员任的，但这类型的是个别的。县以下为“乡官”，一般由本地人担任，其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劳动人民和其他下层群众。比如，太平军占领扬州以后，地主阶级人士记载。“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蓄发包黄绸，扬扬意得。”据《金陵杂记》说，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西、湖北的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册4页642）。乡官队伍里也有许多地主土绅，例如，清廷曾给袁甲三上谕：“各城占据系本地绅民为军帅、旅帅，著袁甲三查明从逆姓名，速行具奏”（《袁端敏公奏议》卷5）骆 秉章说太平军进入江西后，“遍置伪官，迫其士民，劫以助逆。”（《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6，页48）对这些人出任乡官的情况亦应作具体分析，有的投诚太平天国后，至死不悔，如江西龙泉举人张谦，曾任太平天国乡官，后被清方俘获，临刑时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决不回首。（见《新编》页320）也有的是由于面对革命风暴，为保全身家而出任的，也就是被迫应承，也有的是伪装归附革命，混入乡官队伍，伺机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总之乡官情况是复杂的，有些是地主土绅，即是阶级异已分子，对于全局亦不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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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暴力镇压的对象，这个很明显，主要是针对地主阶级的。太平军一直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法庭、监狱也主要对付破坏革命的敌对分子。关于太平天国的纲领和政策，上面我们已从几个方面讲了它们是利于哪阶级，为哪个阶级利益服务的；在诸多政策中哪是最主要的；从总体上衡量，太平天国的纲领政策的倾向性如何。在听的过程中会得出一个初步印象。但所讲主要是限于前期，后期的情况尚未讲，只有当明瞭了前期的情况后，对其动态变化才能有更全面的了解，这里我们不妨对太平天国政权性质作出了总结，有的论据待后面讲到有关内容时可以得到印证。
下面对太平天国的性质问题作以总结--
综观太平天国政权，从政体上说 ，虽不可避免地因袭君主制，但也有着某些改进的地方，更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从国体方面看，是和封建地主政权有根本区别的。太平 天国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以农民革命领袖为主体的。地方官员的成分虽然复杂些，特别是到后期更是这样，但对全局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太平天国暴力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从太平天国纲领政策方面看，它提出了以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具有鲜明反封建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它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实际贯彻，而实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等政策，但是太平天国在可能的条件下，维护农民利益，打击地主豪绅，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太平天国政权也不可避免地封建政权方向蜕化，而在尚没有蜕变为封建政权的时候，被中外反动势力给扼杀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是一个逐步向封建政权蜕化着的农民政权。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学术界过去一些年里争议比较大，在太平天国史论文学中占的比例很可观，但争议没有取得基本统一的结果，有些争不下去了，这些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也相对“冷”了。综观各家各种意见还保留着，主要有过四种意见：一是农民政权说，二是封建政权说， 三是双重政权说，四是农民政权逐步封建化说，我们是采纳的后一种意见。对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可以独立思考。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和法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一次新的侵华战争，它们的目的是在于攫取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所获得的更多的侵略权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叫做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年到1860年间，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表面看来，这两大事件的直接联系不甚密切，但实际上不然，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地域上说，虽然当时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主要是在南中国，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津京地区，但在这两个战场上作战的其中一方都是清朝军队为主。清朝对太平天国革命者和外国侵略者所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把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心腹之害”，而对外国侵略则认为只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所以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下死力坚决镇压，而对外国侵略者则很软弱，媚和妥协，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以清朝失败而告终了。通过这次战争，外国侵略者不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而且，进一步迫使清廷就范，促使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的。通过这一节，我们不仅要了解外国侵略者是怎样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对中国侵略的，而且也要了解，中外反动势力是怎样勾结起来的。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
1、战争的引发：“修约问题”和“马神甫事件”（西林教案）、“亚罗号事件”。（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和英法发动战争的借口，战争前导）
①修约问题：它们扩大侵略权益的企图首先是表现在修约问题。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扩充这些不平等条约侵略要求。他们提出的修约的“理由”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有这样的规定：“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动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南京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关修约的规定，但英国却引“最惠国条款”进行狡辩。《南京条约》到1854年已签订12年，这时以英国为首，而美法两国附合，进行了第一次修约讹诈，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驻京等等。这一次，清政府基本上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当时英法正陷于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进行）之中，而美国在华兵力不足以逼迫清政府屈服，事情就暂时搁置下来。到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届满12年，这次由美国作为主角又进行第二次修约讹诈。要求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无限扩大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等。清政府也没有表示同意。这时英国和法国已经着手发动战争了，所以美国也就停止了修约交涉，参与英法侵略活动。他们要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②马神甫事件（西林教案）
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马神甫事件”。1854年，天主教法籍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进行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无恶不作，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在1856年2月，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并处死了马赖。法国政府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借口，伙同英国一起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当年9月，法国通知英国政府，说它准备派一支远征军到中国。
③亚罗号事件
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走私船的名号。1856年10月8日，中国广东水师在停泊于黄埔海港的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嫌疑的水手。亚罗号船为中国船，它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的英国当局领过通航证，但在被搜查之时，此证早已过期，船上不再挂英国国旗。因此，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捕人，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方为了制造战争借口，硬说西罗号是英国船，并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英国驻广州代理事巴夏礼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水手，并赔礼道歉。叶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将水手送到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又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收。在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收西马糜各厘率军舰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正如寓言《狼和小羊》所说明的：“坏人存心要干凶恶残酷的事情，是很容易找到借口的。”
2、战争概况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856年10月英军进犯广州，到1858年6月《天津条约》的签订：
①挑起战争，进攻广州。英军于1856年10月23日挑起战争后，向广州发动进攻。叶名琛不作备战，到29日，英军攻破广州外城，一度攻入内城，纵火焚烧大批民房，还抢劫了总督衙门。当时“英兵不满千，而兵勇及团练赴援者数万人”，爱国官员 和广大民众英勇抵抗，英军遂于当晚撤出广州，退踞虎门，等待援军。
②扩大战争，攻陷广州。1857年春，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10月法国政府人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率领一支侵华军，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美国积极支持英法，但因国内处于南北战争前夕，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联军，但也派出全权大使列卫廉同英法密切配合。沙俄为了实现占领大片领土的目的，当然也积极支持战争。这样，这四个国家基于共同的侵华利益，暂时结成了侵华联合阵线，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斗争。在1857年12月，侵略者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好”，还要求另赔偿其所谓损失等等，不然就要攻城。再说叶名琛其人，很有意思，不做战备，而好吹牛，说大话，弄得他的部属都哭笑不得。他还很迷信，在城北建有“长春仙馆”，里面供奉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说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他扶乩来预卜军事，据说得乩语说过了阴历十一月十五（阳历12月30日）便可无事。当他的部属劝他准备打仗的时候，他却颇为自信地说：“不必惊慌，仙乩云十五日后便无事。”可见昏庸到何等地步。（笑语：还真让神仙给算着了）果真没过阴历十一月十五，而在十三日，即阴历12月28日，侵略军向广州城展开进攻。叶名琛害怕之极，神仙也保不了他了，他逃到内城的粤华书院躲避。爱国官兵进行了抵抗，但到第二天（即十一月十四）广州城就陷落了，叶名琛在都统衙门的后花园里的藏身处作了俘虏。当时人们嘲讽他在广州的作为，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不久，英人把他弄到香港，过了些天又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囚居在海边的“镇海楼”。1859年病死在那里。侵略军占领广州之后，烧夺抢掠，无恶不作，并且成立了一个所谓“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广东巡抚柏贵照旧任职，为外国侵略者效劳，成为“中国通”巴夏礼操纵下的傀儡政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首先制造的一个傀儡政权。
③北攻津门，《天津条约》。侵略军攻占广州，这还没有给苟且偷安的清廷以足够的震动，为迫其进一步就范，决定沿海北上，进攻大沽，震慑京畿。当英法使者到达上海的时候，咸丰帝在上谕中却说：“现在中原未靖（指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过镇压下去）……对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可见，在广州失陷，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的时候，清政府妥协的宗旨仍没有改变。1858年4月，英舰十余艘，法舰6艘驶往大沽口，英法美俄国四公使也各恃兵舰，到达的河口外，并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清政府谈判。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交涉，英法公使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进行刁难。而美国和沙俄，则一方面为英法打气，一边充装调停者，这样一打一拉，连压带骗地对付清政府，而清政府对此却看不透，自欺欺人地把希望寄托在美俄的调停上。而侵略者一方面利用谈判之机待援，探测情况，加紧发动进攻的准备。经过周密地策划和布置，1858年5月19日。英法军舰多艘闯进海口，次日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两小时交出炮台，清军不予理会。两小时后，侵略军悍然发动进攻，尽管爱国官兵奋力抗击，但由于战备做得不好，谭廷襄等官员胆怯奔逃，大沽炮台终于陷落。接着英法联军沿河而上，进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急忙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在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结天津谈判求和，遂有《天津条约》的签订。
谈判期间，英国代表骄横要挟，美俄仍是故伎重演，扮演调停的角色从中渔利。俄使普提雅廷诱胁清政府于6月13日首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可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通商口岸停泊兵船），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规定“两国从前未定明之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后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6月18日，美国代表列卫廉要挟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接着，6月26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代表人额尔金。6月27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代表人葛罗。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
①各国公使常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③英、法等国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通商、游历。
④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
⑤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⑥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
不久，根据《天津条约》中的有关原则规定，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化；商税率比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降低，对一般进出口货物按“值百抽五”（5%）抽税，货物转口运销除征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这些内容和中英南京条约以及中法黄埔条约对比，重申了哪些特权，扩大了哪些权益，及它的危害，我们讲完北京条约以后再分析。
3．战争的第二阶段，从《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到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其间的主要线索：
①战事重起。《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并未能促成和局。清政府方面，它对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缔结的城下之盟并不甘心，而是忧心忡忡，事过之后，又想，“尽力挽回”，或是“罢弃条约”（《筹办务夷始末》咸丰朝卷32，页3）。它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清朝统治者由于误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外国宗教带来的，因此对象增开通商口岸和外国侵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怀有很大疑惧，怕再酿起事端，甚至担心外国侵略者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危及清朝统治。第二，仍有虚荣心理作祟，清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向来只有贡使才能入京，而现在允许外国公使入京，夷人又不肯跪拜，“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大失天朝体面。总之，是出于清朝统治本身的考虑，清政府又试图和外国“修约”，并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其他条款的条件。而外国是坚决不答应，说是“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其实，它岂止是不准修约呢，它对条约规定的权益仍不满足，还要扩大，双方是这样两种态度。所以和局是不可能维持的了，所以战事再起。1859年初，英法分别派遣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额尔金、葛罗先后回国），它们拼凑联合舰队，在6月中旬，到达大沽口外。
②大沽之战（第二次）。清政府看到大兵压境，又软弱惶怕起来，只好允许按期在北京换约（条约签订后要经双方政府认定换约后才能正式生效），为了防备外国军队再次进攻大沽炮台，威胁津京，指令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进京。1859年6月25日，英舰队司令何伯率领联合舰队悍然闯进白河，进攻大沽炮台，中国爱国官兵奋勇抗击，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身先士卒，舍身酣战中炮阵亡。史荣椿身负重伤，临死之前，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激战结果，侵略者遭到惨败。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艘，击毙击伤敌军近500人，英军军官伤亡20多人，英、法司令都受了伤，这次大沽之战，以我胜敌败告结。英法公使逃往上海，其联合舰队则逃往镇海海面集结，但清政府却不改变妥协方针，仍然要英法公使往北塘赴京换约。
③扩大战争。清政府的态度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反动气焰，英、法政府也为大沽之败而决意报复，遂于1860年再度分别经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扩大侵华战争。英法联军舰船200多艘，军队25000人（其中英国舰船173艘，军队18000余人）开到中国，7月底，联合舰队再次集结大沽口外。此时，清政府还想罢兵求和，而僧格林沁作为津沽前线的统帅，在大沽加强防备力量，但北塘没怎么设防，目的是诱敌深入，然后聚歼。
④攻陷津京。敌人在侦知北塘情况后，就于8月初占据北塘，登陆向天津进攻，塘沽、大沽炮台的清军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抵抗。但清政府并无抗战决心，咸丰帝晓谕僧格林沁撤退，说什么“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不日，天津陷落，清政府乞和，侵略者提出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实际不想在此时谈判，要给清廷以更大震慑，于是转而进兵北京。9月21日，进击通州，僧格林沁撤队反奔，以致失守。次日，咸丰皇帝出逃热河，留下他的异母弟奕訢求和，10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在北京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典型的罪行之一，就是焚掠西北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自康熙年间在明朝贵族废园的基础上扩建，到战前，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园面积达五千余亩，内有综合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的杰出建筑物二百余座，殿亭楼塔，山水林苑，蔚为壮观，举世罕见，凝聚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辛勤血汗。园中还在有许多珍宝和珍贵的典籍文物堪称人类文化宝库。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又将全园放火焚烧，数日里火光熊熊，烟雾弥漫，黑云压城，日光掩没。该园的被焚掠，是中国和人类文化重大损失，也永远留下了侵略者的罪证。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后，又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
⑤《北京条约》。在上述情况下，奉命谈判乞和的奕訢，乞请沙俄公使从中斡施。俄使提出要以先解决俄中边界问题作为他调解的先决条件，然后又要求奕訢答应英法侵略者的一切要求。奕訢在英法武力的逼迫和沙俄的恫吓挟制下，于10月24、25两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该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了以下几项条款：A、增开天津为商埠；B、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华工；C、中国割让九龙司（归属香港 内）；D、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原分别为400万两和200万两）；E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父在葛罗的指使下，在条约文本中偷偷加入）。11月14日，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我们将在下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内容里专讲。（大家也要注意到，中美没有签订《北京条约》。）从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大家可以看出，比以前条约又增加了一些侵略权益。下面我们就把《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跟《南京条约》、《黄埔条约》作一个对比，看看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又扩大了哪些侵略权益。这就是下面要讲的第4个问题。
4、英、法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较前又扩大了哪些侵略权益，以及它对中国的危害。
《天津条约》比《北京条约》中，有些内容，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项内容是对前约的重申和进一步加强，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主要看增加了哪些内容：
①外国公使驻北京。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不属于双方互派公使，驻在对方首都这样一般的平等的国际关系惯例，而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直接控制清政府的开始。
②除前五口外，又增加了11口（天津条约增10口，北京条约中又增天津）。标志侵略势力从沿海扩张到长江流域，从华南扩张到东北。这些口岸不仅成了列强侵华的经济据点，而且也规定外国军舰有权驶入口岸，因而也成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军事据点。特别是天津开为商埠，更利其在军事、政治上控制北京和从经济上掠夺华北。
③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较前降低商税（5%的海税和2.5%的子口税，这是通过《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不但扩大了其商务特权，而具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和税务。
④割占九龙司（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⑤分别给英法800万两的赔款，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残酷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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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53
⑥教会侵略势力夺取了在各省买地建造和传教的特权，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另外提一句，这些权益不独英、法享得，因为不平等条约中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所以列强可互相援引。
至于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从原则上说来，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有大为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就是当时清朝在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同时，又面临着太平天国革命，而清朝是把后者作为心腹之害。为了镇压国内革命，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而和侵略者勾结。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促成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和联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
二、沙俄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很狡猾的角色。它没有公开地直接出兵参与战争，而以所谓调停者的身分出现，看准火候，趁火打劫，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利最大的国家。
沙俄早就开始对中国的领土进行侵略，上面我们曾提到过有关内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沙俄已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下游地区，并在沿江上下，遍设哨所。而更大规模的侵略，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实现的，主要是通过下述条约：
1、中俄《瑷珲条约》
1858年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率领军舰驶向瑷珲，他向黑龙江将军奕山（鸦片战争当中讲到过）提出重划中俄边界的侵略要求，奕山最后在沙俄的武力要挟和外交讹诈下，于1858年5月28日被迫签订《瑷珲条约》，主要内容：
①黑龙江北岸中国60多平分公里的领土割归俄国，只有江东64 屯照旧由中国管辖、俄国“不得侵犯”。
②由乌苏里江至海的所有地方，为中俄“共管”之地，
③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通过，别国不得航行。
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进行处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沙俄是扮演的调停角色，从中趁火打劫。在1858年的天津谈判当中，俄使普提雅廷诱逼清政府首先于6月13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清政府代表是桂良，花沙纳），主要内容
①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处口岸通商，并可停泊兵船，若别国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并且俄国在中国可随意扩大陆路通商点的贸易，不加限制。
②俄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③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为进一步鲸吞中国领土制造了借口）。
大家应该注意到，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条约当中，沙俄当时尚未取得和英、法、美等国同等的侵略权益，主要是没享得沿海口岸权力。而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它在这方面后来居上，而且在天津条约中还有勘界的规定，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条约借口。
到1860北京谈判，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与奕訢分别代表俄中双方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时间是1860年11月14日，主要内容除了清政府被迫确认《瑷珲条约》外（当时清政府未承认），还有：
①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该区在中俄的《瑷珲条约》中为“共管区”）。
②规定了中俄西部“未定边界”的大致走向。
③俄国取得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权。设立领事，并享领事裁判权。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通商特权，更主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把瑷珲条约中的共管区4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同时，又为割占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上的借口。
北京条约以后，沙俄强迫清政府勘定西部边界，到1864年10月7日，沙俄又强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代表为扎哈罗夫等，清政府代表是明谊等，地点在塔尔巴哈台（塔城），主要内容是具体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山口（今苏联境内）到浩罕的中俄边界，这样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被沙俄割占，总面积为44万多平方公里。
至此大家可以预算一下，瑷珲条约中割60多万平方公里（黑龙江以北），北京条约又割乌苏里江以东40多平方公里，这次又割西部44万平方公里，总共是144万多平方公里。这主要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还在中国西部割占了一些领土），可见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最大获利者。
三、辛酉政变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辛酉政变，又叫北京政变也叫祺祥政变，清朝宫廷内部的一次政变。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今承德），到1861年8月病死，遗诏6岁的儿子载淳（即以后的同治帝）继位，年号“祺祥”。因为他小，不能亲政，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1835-1908）这时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不久加“慈禧”徽号，称慈禧太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西太后（当时她和慈安并为太后），此人权欲极强，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他指派人上奏要求她“垂帘听政”，肃顺等人加以反对，双方的权力之争紧锣密鼓地，或明或暗地展开了。肃顺也是个权欲很强的人，据说当时也有窥窃大位之志，野史中有记载说他尝戏坐宝座，问人看象不象皇帝的样子。还有一则轶事说，肃顺每晨未起之时，先在帐中饮人葠汁一杯，有一小内侍专司其事，杯子用得是咸丰帝赐他的玉杯。有一天小内侍不慎把玉杯打碎了（肃顺不知），惧而欲逃，一老监给他出主意，让他向一位姓陈的大臣求救，这位大臣一向以多谋著称。小内侍从之，陈某教他如何如何……。小内侍回来用胶把碎杯粘合，次晨复用之盛人葠汁以进，方入账，惊呼倒于地，杯碎汤洒。肃顺叱之，小内侍跪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两道黄气，长五、六尺，如龙状，所以惊倒，打碎了怀子，死罪死罪。”肃顺闻言窃喜，遂不怪之，更觉自己当有真龙天子之命运。他也有一帮同党，与慈禧对抗。慈禧这边的同谋是恭亲王奕訢，并且拉拢了握有军权的胜保等人。当时外国人控制了北京，在对待外国的态度上，肃顺一伙和慈禧一伙是有区别的，肃顺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心有疑惧，不大驯顺，而慈禧、奕訢等人主张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
奕訢就是被留下进行所谓议和的，慈禧一派为了进一步取得外国的支持，而外国侵略者也为了利用驯顺的走狗，于是慈禧、奕訢一方取得了外国的支持，慈禧一伙密谋政变。9月初，奕訢以奔丧为由赶至热河与慈禧密谋，不久返回北京布置。10月26日，两太后偕小皇帝打道回京，咸丰帝的灵柩则由肃顺等另路护送。11月1日，两太后抵京当日召见奕訢，具体部署，次日发动政变，逮捕肃顺等人。几天后，将肃顺等人在菜市口处死，而载垣、端华赐死（让其自杀），其余五人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慈禧自此取得最高统治权，这就是北京政变。经过北京政变，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
清政府决意求助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2月宣布对东南地方官所谓“借师助剿”不为遏制，实际是正式批准这一政策。外国侵略者高兴地说：“我们在北京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外国侵略者也就彻底抛掉了“中立”的面纱，赤裸裸地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了。通过这次政变，慈禧为首的清廷对内则注意调整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更依赖他们，对外则联合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样太平天国所面临的敌人较前更强大，形势也就更加复杂和险恶了。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决不是偶然的，不是仅仅通过一次偶发事件而造成的。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必然结局。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外国列强对一开始不很驯顺的清政府一个逐步制服的过程。

思考题
1、英法两国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较前又攫得哪些侵略权益？
沙俄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领土的侵占

名词解释：
亚罗号事件 马神甫事件 　辛酉政变

※自学会党和少数民族起义、配合太平天国的内容。
太平天国是当时的反清革命高潮中的主导，但不是唯一的，如果说是众星拱月的话，太平天国革命是“月”，其他为“星”。
1、胡有禄、朱洪英、天地会起义，建号“升平天国”（1852-1855 广西），教材P61
2、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建号“大明太平天国”（1853.9-1855.2），教材P61-62
3、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1855-1872），教材P62、P108
4、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1856-1872），教材P111-112
5、捻军
①捻军的组织特点，以走击敌，云翔风驰，劲疾剽悍。
②1855年8月，雉河集（在安徽蒙城）会盟，张洛行为盟主，各路联合。
③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④1865年在山东菏泽击毙僧格林沁
⑤1866年冬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为东捻、西捻两支。
⑥1851年（河南南阳一带捻党聚众起义）--1868年（其间太平军北代经过安徽时，捻军大力响应，并开始趋向联合，1855年雉河集会盟正式联合起来。）

第五节 天京变乱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天京变乱的发生及其对太平天国的影响
1、天京事变的原因
太平天国领袖集团矛盾的激化是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么，又是哪些条件和因素影响并促成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呢？
一方面是敌人颠覆破坏的影响，这是外部条件。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颠覆和破坏，不可避免地要对革命队伍内部产生影响。敌人颠覆破坏的例子，张继庚反革命集团案可算得上典型。张继庚是一个潜伏的反革命奸细，太平军攻南京城时，他从长沙赶到南京，混入革命队伍。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知法混入北殿典舆衙刺探军情，联络人手，结纳死党，准备暴乱，被察觉。1854年3月，在东王杨秀清的主持领导下，镇压了张继庚及参与的骨干分子129人，这次反革命暴乱虽未得逞，但说明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颠覆破坏是无孔不入的，革命队伍的防线，特别是思想防线不可能严密得滴水不漏。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和直接的方面，是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密不可分的。制度上的日益封建化和太平天国领导人思想上的蜕化。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伴生的阶级，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已远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化为小生产者，虽然能够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变革封建社会制度。太平天国领袖们同样也无法摆脱这一法则的制约。太平天国建立的农民政权，不仅依然建立在旧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而且因袭了旧的封建君主制度，因而，不能不日益明显地走上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因袭封建君主制度，就势必依据封建主义原则处理领导集团内部及领导集团与群众的关系，上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关系。洪秀全法定地居于塔尖。也就是说无法从制度上保证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同时，因为农民没有有效的批判的武器，无法抗拒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他们本身就保持着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家长制扩大到皇权主义在所难免，皇权主义原则本身就意味等级服从的不平等。这无疑是破坏革命队伍团结、导致分裂的因素。也就是说，无法从思想上保证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太平天国刚刚在天京定都，甚至太平军还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时，洪秀全就急不可待地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修建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贼情汇纂》卷6）。洪秀全陶然于声色享乐之中，他花了许多精力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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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53
了一套旨在约束后妃、维护宫廷秩序的制度。就仅举他为后妃们制定的“十该打”和“四不准”的戒律来说吧。“十该打”：服事不虔诚，该打；硬颈不听教，该打；起眼看丈夫，该打；问王不虔诚，该打；躁气不纯静，该打；讲话极大声，该打；有喙不应声，该打；面情不欢喜，该打；眼左望右望，该打；讲话不悠然，该打。“四不准”：不准多喙争骂；不准响气喧哗；不准讲及男人；不准讲及谎话。（见《天父诗》，《太平天国》册2）。可见，他的革命精神严重消损。昔日患难与共的兄弟，这时却俨然君臣。而东王等人，对洪秀全却不是诚心臣服、甘拜下风的，而是竞侈豪，争权势。当然，也不能把天京事变的发生完全归结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上去，认为它绝对不可避免。事实上并非每次农民革命都一定发生火并事件。也应该追究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个人责任。总之，是外部条件的影响、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自身过错交错，共同酿成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最后导致了一场互相残杀的变乱。那么其矛盾状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突出起来的是洪杨矛盾。洪杨的矛盾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地位，就是对洪秀全权位的挑战和威胁。到建都天京以后，他更是包揽军政实权，培植起雄厚的亲己势力，渐渐地，对自己的位次在洪秀全之下也不能容忍。杨秀清企图不仅在实际权力，而且在名位上都不能居于洪秀全之下。为了张扬自己，显示威风，他兴建的府第，也是“穷极工巧，驰心悦目”，“土木冠绝天京”。有地主文人曾赋诗说：“制军（指清总督）署作天王府，黄泥冈作东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册4，页737）。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贼情汇纂》卷1），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定，然后才会奏于天王府的，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画诺而已。杨秀清甚至利用天父传言的地位和权力，借口洪秀全粗暴地对待嫔妃和女官，要予杖责，众官员再三恳请开恩赦免和代为受过，杨秀清都不肯。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表示甘愿接受杖责方罢。杨秀清先以天父威逼于前，又以“良臣良弟”的“本身”登朝劝慰于后，洪秀全也破格地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双方都心照不宣，假戏真做。（事在1853年12月，见《天父下凡诏书》（二））。到1856年夏末秋初，更发生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据当时隐藏在天京的一个反动分子记载：“一日（杨秀清）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功劳，何止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是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册4，页702-703）事情至此，便把洪杨矛盾推到激化的高峰，成为促成天京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同时，杨韦矛盾也尖锐起来。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不只是对洪秀全一人。他是上压天王，下欺诸王。在杨秀清的压抑下，韦昌辉采取“韬讳”之计，阳奉阴违。他在杨秀清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他百般谄媚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肠肚嫩，几不知此’”（谢全鹤：《金陵癸申纪事略》，《太平天国》册4，页669）。其兄与东王的妾兄争夺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韦昌辉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同上）。其阴忍残酷由此可见一斑。韦昌辉在表面折服、迎奉杨秀清的同时，暗中却利用洪杨矛盾，想借助于洪秀全把杨秀清除掉。他也极力讨好洪秀全。例如，早在1853年12月，杨秀清欲杖责洪秀全之时，他哭求再三，表示自己“愿代天王受杖”。洪秀全承认自己有差处，他却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天父下凡诏书》（二））随着洪杨矛盾的激化，韦昌辉便加紧了联洪反杨的活动。据《石达开自述》说，韦昌辉曾请洪秀全诛杨秀清。当时，洪秀全还持“坚忍不怒”的态度。及至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便采取了联韦诛杨的行动。
此外，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也激化了与石达开、秦日纲之间的矛盾。石达开虽然在太平天国领袖集团中地位较低,但因统帅军队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拥有较雄厚的实力。他同韦昌辉始甚相善,并得到洪秀全的倚重。杨秀清也喜欢他的诚实忠厚,故屡委以军事,并常常利用他去分韦事权。后来，由于杨秀清跋扈日甚，“威逼太过”，也渐渐引起石达开不满。对杨秀清忌恨的还有燕王（1854年封）秦日纲。于是，共同的思想情绪就促使石达开与韦昌辉、秦日纲一度结成同盟，谋杀杨秀清，但他们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忠王李秀成自述》）
可见，在天京变乱爆发之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已是严重激化了。矛盾的交汇点在东王杨秀清身上，他成了众矢之的。这样，他的被杀就不是偶然的了。清除他，就成了天京变乱的开场戏，他也就成为天京变乱中的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2、天京变乱的经过
悲剧的第一幕：洪秀全密诏图东王，韦昌辉乘机行滥杀
杨秀清逼封万岁事发后，洪秀全起了杀机，想借“心腹盟弟”韦昌辉之手杀掉杨秀清，乃发布密诏给在江西的韦昌辉，命他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密诏后立即带领心腹武装于9月1日深夜赶回天京，他与秦日纲一起，将队伍迅速严密地布置在城内要塞，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猝不及防，于2日凌晨，被韦昌辉剌杀。韦昌辉将东王首级送天王，“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册4）接着，洪秀全、韦昌辉又用计诱杀东王府部属，2日上午，洪秀全下诏书，谴责韦、秦杀人太多，超过其诏谕旨意，“令受鞭刑四百”（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据简又文译文，载《逸经》第17期），同时说明东王逆谋是自天庭露的，而其余党一概赦宥不问（玛高温：《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1857年5月9日《华北先驱周报》，据简又文译文，载《逸经》第33期）。“诏旨一宣布出来，韦氏之党痛心疾首怨声四起”，但韦昌辉却“满口谢罪而甘愿受刑”（裨治文语）在天王府前，韦、秦二人装模作样地“伸手足受刑”，秦日纲“很可怜地哭泣，手抚被笞之部。而行刑者尽力一击，响声可闻，木棍当场折断”。东王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是计，遵命前来观刑，被骗解除武装后，全被杀害。东王余部奋起自卫。据《金陵杂记》说：太平天国的京都“闭城月余，互相自杀”，“韦部小挫，随后东党势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册4）。据说，诛杨之役前后有两万多人被杀。这便是天京变乱这场悲剧的第一幕。
悲剧第二幕：石达开回京险遭难，洪秀全诛杀韦昌辉
杀害杨秀清及其部下，石达开没有直接参与，因为当时他在湖北前线。听到天京城内变乱的消息，他急忙从前线返回天京。前边我们讲到，他和杨秀清有矛盾，曾和韦、秦一起合谋杀杨，但只议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此时他目睹天京惨象，对韦昌辉顿生不满，斥责他妄杀无辜，说：“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于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王韬：《记翼贼事》，《瓮牖余谈》卷6）而这时的韦昌辉已经犹如一个红眼赌棍，一个嗜杀的狂徒，哪里容得了石达开的斥责，便顿起他心，竟反责石达开说：“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同上）并且要把石达开杀掉，当时洪秀全也怀疑石达开要杀韦昌辉（《石达开自述》）。石达开见事极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便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行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赶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其首级（如清廷上谕说：“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悬赏购石逆首级。”《剿平粤匪方略》卷163，页23）。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韦，他上奏天王，要求诛杀韦昌辉，并且宣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据简又文译文，载《逸经》第33期）。最初，其要求未被天王答应，韦昌辉犹欲负隅抵抗。11月初，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城内也群起反韦，加上韦昌辉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洪秀全才下令杀死韦昌辉和秦日纲，“附从北王者只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200人，且交战仅2日”（玛高温：《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后将他的首级专程函送石达开，并令于营中贬之曰“北孽”。这便是天京变乱悲剧的第二幕。和第一幕相比，角色和矛盾发生了变化。因为杨秀清没有了，角逐便在韦昌辉、石达开、洪秀全三人之间展开，而以石韦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导，最后以韦败亡告结。
悲剧第三幕：翼王回京遭疑忌，率师出走不复回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回到天京，石达开的作为，使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全朝文武向洪秀全保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忠王李秀成自述》），并因“善其义气，推为义王”（《忠王自传别录》，《太平天国》册2，页842）。石达开回京辅政，“众人欢悦”，但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忠王李秀成自述》），对石达开存猜忌之心，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册4，页704），另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而此两人为庸懦之辈，朝野很有意见，石达开更是极其不满。当时，摆在石达开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委曲求全，二是推翻和取代洪秀全，三是率部出走。石达开不肯忍辱负重，也不愿搞军事政变。他既害怕遭到洪氏集团暗害，又对洪秀全能否挽回太平天国颓势表示怀疑，因此，走了率部出走的道路。1857年6月，石达开出京，走经安庆，他沿途张贴布告，表白自己“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倾吐自己内于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飘然远行的苦衷。石达开离京后，洪秀全因天京军政无人主持，不得不令各官“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福济奏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092号）并将洪仁发、洪仁达的封号削去，并镌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城大小官员求救表章，一道送往安庆。石达开仍是不从。1857年10月，他率部自安庆远征。这是天京变乱的最后一幕。以洪石矛盾为主导线索。
统观变乱的全过程，多角矛盾交错。可以说，变乱先因洪杨之间的矛盾而爆发，继因杨韦矛盾冲突，导致更惨的局面，再以洪韦与石韦之间的矛盾发展作为继续，最后以洪石矛盾的解决--石达开出走告结。
3、关于天京变乱的性质问题
对天京事变的性质争论颇大，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一种是认为天京事变是农民领袖之间争权夺利之争，是历史上农民阶级中常见的火并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说一次“内讧”。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阶级斗争性质，或认为是韦昌辉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或认为应该看成阶级斗争在农民队伍中的反映。这种“阶级斗争说”在“文革”以前就存在，文革时期大搞影射史学，这种说法几乎成为“定论”。说天京事变是一次典型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是神化洪秀全，除他之外，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再无好人。杨秀清是野心家、阴谋家，韦昌辉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石达开也是阶级异己分子、分裂主义者。简直是“洪桐县里没好人”。这样，天京事变自然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杨秀清要篡夺最高领导权，洪秀全下诏杀他，是他罪有应得，韦昌辉则是乘机搞反革命大屠杀的刽子手。石达开公开分裂革命队伍，唯洪秀全独革、独左。显然，这里边已经包括进明显的现实比附因素，已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当然，天京事变的性质变是怎样的，完全可以有不同认识，认为它是阶级斗争事件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作为学术研究，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我们不同意这最后一种观点，而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基本理由：第一，从原因和背景看（具体内容上已讲过，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导致，而非阶级斗争的外部因素）；第二，参与天京事变的这几个人都是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在事变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同，错误有大小之别，个人品质有优劣之分。
当然，关于诸王间的矛盾状况以及事变的情况，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关于是否有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情，洪秀全是否有图杨密诏，就有争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如果说没有杨逼封万岁之事，洪也没有图杨的密诏，那么，天京变乱的问题好多情节也就值得重新考虑，但并不影响得出“属于领导集团内讧性质”的结论。
4、天京变乱对太平天国的危害
①搞垮了领导核心。经天京变乱，东王杨秀清被杀，北王韦昌辉遭诛，翼王石达开出走，开国之勋中仅剩洪秀全自己在朝，大有孤掌难鸣之势。
②削弱了革命力量。经天京变乱中的互相残杀，仅东王部属被杀就有二万人，其他各王的部众也有损耗，死者中不少文臣武将。石达开出走，带走十万精兵。尽管他仍然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坚持反清斗争，但与天京革命力量各自为战，远不如合力对敌，削弱了革命力量。
③摧折了太平天国的信仰支柱。太平天国革命是披着宗教外装的一场革命。尽管宗教从本质说不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而是麻醉剂，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拜上帝教却起到了交融革命理想、维持革命信仰的作用。经天京变乱表明：在宣称率领群众建立地上天国素以兄弟相称的领导之间，所谓天父的第二子和在凡间的代表（洪秀全）所要建立的原来是洪氏的家天下，而天父的第四子及代言人（杨秀清）居然居功逼封，天父的第六子（韦昌辉）则肆意残杀手足，天父的第七子（石达开）也居然“拥众自雄”。这样，他们以德标榜的“以天父真道，蓄万众一心”的说教，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人们不能不对以往的信仰产生怀疑，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忧虑。信仰的支柱不能像过去那样坚固了，这显示了太平天国在政治思想上的破产，过去那种生机勃勃、万众一心，团结战斗的局面不复存在了。从敌方幸灾乐祸的一首歌谣可以看出情况的严重性：“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立，依旧让咸丰”。（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2，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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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导致战局急剧逆转。由于天京变乱极大地损伤了革命元气，而敌人却获得喘息和乘机反扑的良机，太平天国方面从军事全胜的局势迅速跌落下来，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清方则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总之，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史上一次影响巨大的事变，它成为太平天国局势的转捩点。以此为界标，太平天国的历史明显分为兴衰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期。
天京事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面我们从原因、经过、性质、危害及影响等几个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讲述。下面我们以“评天京事变”为题作一归纳和总结（因为侧重在“评”，故把以上讲的内容中的经过部分略掉，把其余几个方面的要点提炼综合起来就行了）：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性质。其发生的原因，虽然与敌人颠覆、破坏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制约以及有关人员的个人过错所造成。制度上的日益封建化，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思想上的日益蜕变，最终酿成了这样一场大变乱。这场变乱搞垮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摧折了革命理想和信仰的支柱，导致战局急剧逆转，对太平天国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1、政治整顿。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使革命形势发生急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为挽转局势作了努力，采取了一些措施：
①崇杨贬韦，挽救思想危机。天京变乱发生后，鉴于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同时也鉴于人心的向背，洪秀全采取了崇杨贬韦的作法。于事变结束不久，即着手为杨秀清恢复名义。从1857年12月出版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的新历上看，对于杨秀清生前的爵职，不仅一律照列，而且还加上“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封号。1859年，洪秀全下诏规定：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公历9月2日）为东王升天节（《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册1，页208），洪秀全还给杨秀清续嗣，将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他，并封为“幼东王”。而对于韦昌辉，则除名削爵，其爵职在奏章文告中均不在列，没有他的位次。
②重建领导核心。天京变乱之中，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联做”（《福音敬录》，《太平天国》册2，页514）。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在1857年10月，封蒙得恩（广西平南人，初名得天，因避“天”字之讳，改名得恩。早年参加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1853年授春官又正丞相，总理女营事务）为正掌率（当时天王以下的最高官职），封陈玉成（广西藤县人，14岁从教父陈承鎔参加金田起义）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并且在李秀成等人的劝说下，暂时罢黜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并且数次派人争取石达开回朝，事未果。陈玉成、李秀成都是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尽管非统筹全局之宏才，但不失为智勇双全的将领，他们参与军政，特别是主持军事，对太平天国后期局势起到了支柱的作用。至于蒙得恩，则是一介庸才，无所作为。到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其人在金田起义后，曾赶到广西浔州参加，时太平军转战永安，没有来得及追上革命队伍。由于清方追捕，他从1852年起避居香港。在西方传教士处教书,并学习天文、历数，研究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1854年，他曾到上海，想去天京，因沿途为清军所阻，无法到达，1859年初，他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洪仁玕\的特殊生活经历对他的思想特色有着很大影响，他向往并一直设法投身太平天国革命，但却没有经受革命战争的洗礼，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缺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实际了解，而较多接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这不免在他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洪仁玕\到达天京以后，洪秀全大喜过望，骤加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封洪仁玕\为军师，号为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节制”（《忠王李秀成自述》）。为了克服困难骤加重用洪仁玕\而引起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的不满，洪秀全相继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这样使得领导核心达到了变乱之后的空前坚强有力。
2、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的内容及其性质透视。
洪仁玕\是在他总理朝政后不久提出《资政新篇》的，这是洪仁玕\立意统筹全局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A、经济方面的内容是资政新篇的核心，《资政新篇》的主题就是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竣河道，以兴车马和舟输之利；主张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主张发展邮政事业；主张迅速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开矿设厂，并且奖励民间开矿，同时提出奖励民间制造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准专其利”若干年，“准其自售”，以大力发展民间企业。
B、在政治方面，他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没有提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和羡慕。例如，说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并且，他明确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君主制度之中，例如主张政权既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又要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要求洪秀全自今而后遇事“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并建议设立报纸，置新闻官和意见箱，使“民心公议”。他还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联盟”。这既是一个设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用人问题。
C、《资政新篇》还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主张设学馆、医院、设育婴堂等社会福利设施，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禁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学风文风。
D、此外，在外交方面，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以上是《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下面透视一下其性质。
从这篇文献的内容上看，它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社会改革方案。这各个方面都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其中，以经济方面最为主要，最为鲜明。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它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文献在太平天国却并未发生多大的实际影响。要说，天王洪秀全是表示基本赞同的，他在这一文件上作了多处批示，大多是“是”，“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之类的字样。他只是对个别条款作了“缓行”的批示，例如在设新闻官一条上批示说：“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基本精神是肯定的，这一文件是经他赞同批准颁发的。这反映了洪秀全后期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一文件，在太平天国广大官员和群众中，却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人们对此并不关心，未产生兴趣。它在施政实践中并无地位。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既没有思想渊源上的联系，也不是农民战争实现的产物，它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最要害的是，对于土地问题，即《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它却只字未提。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一句空话。这样，洪仁玕\《资政新篇》中的资本主义内容，也就是一些皮毛。如果将这一文献和《天朝田亩制度》相比，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关系而得到解放，这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头脑中连一点资本主义的幻影也没有，而《资政新篇》所设想的直接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的新社会，但是却脱离了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没有找到到达资本主义新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似可以说，从适应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需要说，《新篇》远不及《制度》，而从它们的内容所达到的时代思想的高度说，《新篇》又远超过《制度》。
3、经营苏、浙。
太平天国后期，除原有的江南省（天京附近）、安徽省（以安庆为首府）和新建了以江浦为中心的天浦省外，李秀成等率军攻下苏杭之后，又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和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在各个省区内，设置省、郡、县三级政权，并且在基层推行乡官制度。
苏浙地区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富庶的地区，也是清朝统治比较牢固的地区，太平军挺进苏浙，其势如狂风骤雨，虽然推翻了清朝地方政权，但并不等于扫荡了封建统治势力，当地的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事以外的各种方法来进行抵制和破坏。而直接统辖该地的李秀成等人，基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再加上后期封建思想日益严重的侵蚀，同时又面临政权骤间易手的形势，抵抗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破坏因素的能力比较软弱，因而，使苏浙政权与太平天国前期政权相比，表现出封建因素增强的一些特点：
第一，政权的组织构成上，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原封建政权的成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利用了不少原清政权的官员和地主士绅。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李文炳、何信义等人，他们都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的官衔。他们摆了摆开城迎接太平军的姿态，便立即在太平天国方面得到官职。像这种事例不少。乡官成分更是严重不纯（具例事例见讲义页110-111），甚至还有少数地区不设低级乡官，而利用旧有统治机构的情况。例如在浙江的海宁花溪水镇、海盐通元镇一带就是这样。再一方面就是表现在作为政权支柱的武装力量上，收编了一些团练和枪船。团练是地主阶级为对抗太平军而组织的所谓“民团”武装。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如讲义页109-110举列的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昌元等。枪船是一种凭借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武装组织。它的参加者虽大多数是游民产者，但领导权却掌握在地主和流氓分子手里。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对这种敌对的武装，李秀成未采取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而是以招抚为主。当然，在军事打击取得成效、敌人严重动摇的时候，适当发起政治攻势，进行招降，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是可以的，但李秀成的招抚则是无原则的宽纵的，不解除它们的武装，这就使得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成份不纯，埋下了隐患。例如上面举列的那些团练、枪船头子，李秀成就对其授职授爵，使得他们摇身一变，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依旧为非作歹，而一遇适当机会，他们就又公开反叛，尽管有的被镇压，但给太平天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参见讲义页109-110）。
第二，在所执行的政策上，封建性色彩严重。最突出的是维护地主政权。我们知道，承认地主地权，允许地主取租办赋，但又限制地主，以利农民，是太平天国前期实际推行的土地政策。而到了苏浙政权这里，就演变为相当程度上主动维护土封建地权的政策。这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地主的权益，向地主颁发“田凭”，作为地主占有土地和向佃农收租的凭据。再就是，积极支持地主收租，宣称“粮从租办，理所当然”（《黄某某告示》，《近代史资料》总34号，页2），设立“租息局”、“钱粮局”之类的机构专门办理收租完粮，甚至动用政府权力机关协助地主收租，严禁“农佃抗租”，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抗租斗争。（具体材料参见讲义页111末段所列举的）
从上述这些情况，特别是苏浙政权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苏浙政权已带有明显的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否就能说是已成为地主政权，似值得慎重考虑。（讲义上就持地主政权说，见页111）。因为如果全面地看，尽管它的封建色彩浓重。但它毕竟是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以农民革命武装为支柱的政权，和原封建地主政权有很大不同。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维护农民利益、打击地主阶级的一些政策。例如，镇压并驱逐了一批地主士绅和贪官污吏，因而造成许多事实上的无主土地，其中一部分事实上就转移到农民手里。再就是辖区有些地方的租额减免。根据材料总的看来，苏浙地区的租额，高的每亩七斗二升，少的三斗多，而清朝统治时每亩一石以上，可见减的不少，个别地方还出现过暂时免租的事例。此外，苏浙政权和军队还和群众开展了剥夺地主浮财的斗争。例如，坚持以“打先锋”的形式剥夺富绅财富。在工商业方面，似较前期政权更积极有力地采取了扶植和保护的政策。
4、太平天国领导人政治、思想上的蜕变。
苏浙政权是太平天国政权向封建政权蜕化的典型。这不是偶然的，不能只归咎于李秀成个人。整个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在日益蜕变。天京变乱以后，天王洪秀全尽管不无振作之气，但总的看来，其革命精神愈益减弱，而封建思想的迷信观念却恶性发展。他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猜忌心理，对别人不放心，极力想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建立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一方面， 他一味加强宗教活动来作为达此目的和进行自我麻痹、自我慰藉的途径。此时的宗教，已经脱离群众，一方面成为自我麻醉与欺骗的毒剂和进行荒证宣传的素材。例如，在1859年秋发布了一个《打死六兽梦兆诏》，大概内容是：这天五更时分他做了一梦，梦见他偕二妇人同行，见路前有四只黄色大虎，他怕二妇人害怕，带之返回，但虎追赶，他即用手打，虎忽变人形。未甚分明之时，他忽然醒来想此事非同小可，便请求天父无兄让他把梦做完，以兆明白。于是……找见刚才打虎之处，见四黄虎二狗同在一处，四虎已死，二狗中一条已死，另一条死而复生，他用手擒住复打，狗作人声喊曰：“我恐！”他说：“朕要诛死你”，便又把它打死，这样，共打死六兽，因此“男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诛残妖”，“天朝江山万万年”，特发一诏书。另一方面成为他追逐个人物权的工具。比如，他令长兄、次兄出面撰写《福音敬录》，来证明自己确曾上天受过天命。他宣布把幼主过继给耶酥，以兼祧二宗。他反复宣传天父天兄天之幼主父子公孙永作主的神圣性。他任人唯亲，“立政无章”，朝纲紊乱。他采取过某些“肃正朝纲”的措施，但是不但无利，反而成弊。例如效法古代帝王“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策略，滥封诸王。到太平天国失败时，“竟有二千七百多王”（《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册2页857），他滥改国号，如1861年下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过了不久，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目的是突出他家天下的神圣性，受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如李世贤始终拒不执行。如此等等，越闹越乱，以致造成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赵烈文：《上曾涤生大帅书》，《能静居士日记》卷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3，页191）的局面。而手下将帅，有些人则公然“结盟联党”，弄兵逆命，破坏铨选制度，再也不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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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天京事变的性质和危害。
2、从《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透视其性质。

第六节 湘淮军、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及其最后失败

经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给清朝反革命武装以反扑的有利时机。敌我双方战局发生明显变化。太平天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清方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清反革命营垒中最凶恶的力量是湘军，特别是越到后来，湘军越成为对抗和镇压太平天国主力，另外还有淮军的配合。关于湘淮军，教材上介绍的很简略，我们拟在本节专题介绍一下湘淮军的情况。
一、湘军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农民阶级与清朝统治阶级的一场阶级大搏斗，它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清朝与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对抗的主要敌手是湘军，最后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也是湘军。我们要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只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情况是不够的，还要对它的主要对立面--清朝，特别是湘军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讲此专题。
1、 湘军产生的契机
湘军是当时特定阶级斗争条件下的产物。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宏观上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清朝统治的危机这一总的背景条件有个大概了解。其中有些内容，如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情况，清朝在政治上的混乱和腐朽，财政上山穷水尽，入不敷出等方面。前边讲课已经涉及到了，不再重复。下面就单刀直入地从有关我们这个题目的最直接的方面讲起。
①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
清朝在成立以前，当时的正规军有两种。一是由旗人组成的八旗兵，数额约为二十五万，平时有大部分卫戍北京，也有一小部分驻防其他要地。绿营兵的数额是六十四万，分布在各省。清兵这么多，在对抗太平军当中无效又怎样呢？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湘军的创始人曾国潘有一句概括的话：“百年受养兵之累，临急无破寇之效。”
组成八旗兵的那些旗人子弟，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早就腐化不堪了，打仗是很不中用的。在对抗太平军的战役中，清廷也曾调用八旗兵作战，表现出的是纪律最差，最无能。曾带兵多年直接对抗过太平军的满州大员胜保自己就曾亮底说：“京营禁旅，蒙古乘骑，非初历戎行，即素性怯懦。”
当时绿营兵作为所谓“国家经制之兵”，充当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地主阶级统治的支柱。清朝统治集团起初就是幻想让绿营兵一举把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扑灭，挽救其统治危机。其实却未能。
太平起义之初，人数并不很多，攻桂林的时候也不过万数来人。当时广西的绿营兵是二万多人，又从好几个省调援，它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并未能把这些初历战阵的以农民为体的年轻革命军队扼杀掉。尽管清朝一刻也没放松部署对太平军的围追堵截，但太平军却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突入湖南，又直下武汉，再长驱金陵，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在金陵，建都（改名天京），与清朝反动政权对峙、抗衡并着力摧毁它。就从1851年1月到太平天国定都前的1853年2月这期间，清王朝接连四次更换前线统帅[林则徐（未诣营道卒）、李星沅（1851.5死于武宣）、赛尚阿（1852.10革拿）、徐广缙（1853.2革拿）、向荣等]，先后调集兵力达五十余万，都不能战胜太平军，清军反而一败涂地。对这种情况，曾国潘曾发议论说：“自军兴以来两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统统见贼逃溃而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统统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已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鈀与之交锋者。”（《曾文正公奏稿》卷1，页56）还有一个叫江忠源的，曾有这样的评论，说当时：“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亡为长策。”（《中兴将帅别传》卷3，页12）湘军的第二号头目胡林翼说得更是一针见血：“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胡林翼：《论东路事宜启》，《胡文忠公遗集》卷55，页1）可见绿营兵也极其腐败无能，是不可以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的。
清王朝是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它要在军事上作出努力挣扎，于是，除了继续利用绿营兵以外，又开辟了新的途径，就是招募勇丁与绿营协同作战以及在地方上编练地主武装--团练。这就为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契机。
②办团练与用勇营（团练：地方上用以自卫的地主武装）
早在1851年的下半年，清廷的渝令中就提到过办团练防御太平军的事。到1852年9月任命前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到1853年1月命令湖南在籍（因丁母忧）礼部右侍郎曾国潘在本省督办团练，这时清廷已经作为一项重要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兴办团练了。除了上述两省外，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等省都先后任命了团练大臣。清廷本来是很看重此事的，想借它给自己增一道救命符。经实践证明，这一招也未奏多大实效。曾氏一开始就对办团练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也没有兴趣操办团练。他后来在1860年又曾上奏清廷说，他“经过各省，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役，专守一城者”。（曾：《派宋梦兰办皖南团练片》，《曾文正公奏稿》卷12）。胡林翼也说过：“大抵团练一事，流弊最多，而御辱打仗实不可恃。国家养兵养勇，束以队伍，重以口粮恤赏，然将不得人尚不得力，况驱乌合之民以言战事乎？”（胡：《东湖县禀呈酌议条款批》，《胡文忠公遗集》卷85，页6）
至于用勇营，也并非自清朝对抗太平军开始。例如嘉庆时对抗川、楚白莲教起义时也用过。不过在此前，勇营均属临时性的，战事结束即自行解散。所谓“勇”跟“兵”的区别，就在于“兵”为国家正规军员，而“勇”是临时招募的。而“勇”跟“团练”的区别，就在于“团练”是地方自卫的组织，而“勇”则是随军出战的。至于曾国藩把“团练”分解成“团”与“练”两种不同的东西，那只不过是他为了借受命兴办团练的名义组织军队而独出心裁的“新解”罢了。（参见《曾国藩传》页52）太平军起义之初，清朝用勇营的规模不是很大，但这种方式却比团练奏效。当时，湖南最早就有一勇营，是湖南新宁县籍的官绅叫江忠源的所领，在1852年夏，就经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调，赴援桂林，解围，他因此而升为知府。不久，他又在湖南全州的蓑衣渡阻击太平军，然后又追击太平军一直到长沙，成为一股很凶恶的反革命武装。江氏所领的营伍当时号“楚军”，最多仅5百人。他就是借这支队伍擢道员，又升湖北按察使，直到安徽巡抚（不久死于庐州）。江忠源实际上是湘军集团中的元老之一。《湘军记》说“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页3），又说“湘人出境讨贼”也是自江忠源始（页5）。
如上面所述，八旗、绿营作为清朝正规军腐败无能，而团练兴办亦杯水车薪，需要有强于它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出现。勇营则是一种有效的形式。于是曾国藩就借受命办团练的机会和名义，不办“团丁”而练“官勇”，将其固定化，独立成军。于是影响晚清一代军制，同时也对政治制度发生很大影响的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湘军出现了，从此太平天国方面就逢上了比较强硬的对手。
③湘军的编练初成
湘军初成立时有水师和陆军两个军种。最先编练的是陆军。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候，湖南巡抚张亮基就檄调湘乡（曾国藩既湘乡人）团丁千人来防守省城，湘乡秀才罗泽南、王錱就应命前往，这时曾国藩奉旨到长沙，最初所练就是这千来人，分成左、中、右三营，这就是湘军最初的基干，以后又陆续增募。在咸丰三年七月，曾派罗泽南等人率一部分人救援南昌。这是初次出省试战，结果败了，好几个营官被打死。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大为高兴，说是“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湘军记》卷四）。随后,他又着手猛练水师，到咸丰四年初，湘军船厂完工，战船皆仿广东战舰式制造，另外还购些民船，在衡州（船厂所在地）和湘潭募船夫为水勇，编成水师十营，五千人。陆军这时已扩充到五千余人，另外雇了一些工匠夫役。军中统共一万七千余人。就在1854年这年的正月二十八日（2月25日），曾国藩率军从衡州出发，到湘潭会师，水陆并进，并发表反革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讨粤匪檄》（教材62页提到），“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殆尽”，开始了所谓的“东征”，正式走上对抗太平军的战场。
④湘军之所以产生于湖南的原因（兼为补充湘军产生的又一条件）
从根本上说来，湘军是适应清朝对抗太平天国目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一下，当时太平军达到诸多省份，办团练募勇营不也独在湖南一省，那么为什么湘军产生于湖南而不是产生于其他省份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除了一般都涉及到的湖南当时的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紧张的客观形势条件之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到，湖南地主阶级势力的特点以及曾国藩个人的因素。（客观上清朝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而清地主阶级内部亦有能适应其需要的这么一股力量）
我们说八旗、绿营腐败无能，这不只是军队本身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清朝当权集团的腐朽。而湘军这支较强的反革命武装之所以能够出现，又说明当时地主阶级内部还蕴藏着一股较有活力的势力，那就是地方上的汉族地主势力，一股在野势力（尽管开始这股势力中的一些人就有较高的官位）。当时有的满州权贵分子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例如文庆就曾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孰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瞢然于大计者乎！”即使像肃顺那样以专横著称的人也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尚秉和：《辛壬春秋》，转自《中国近代史稿》册1，页166）在当时湖南，这种地主势力比较雄厚，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历史的以及现实的、政治的以及思想、学术上的多种因素造成。这批人里边以封建士子为主体，他们主要依同乡及仕途中造成的内外联系，在野而又通朝，耳目比较灵通，嗅觉比较敏锐，活动能量也比较大，他们把所谓的保卫桑梓（家乡）和挽救整个清朝结合起来，把争取个人的地位权势和维护封建皇权结合起来，于是操戈上阵，充当对抗太平天国的凶顽。所以，单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来说，湘军出现是清朝地主阶级内部满州权贵与汉族庶族地主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也是较有实力的这种汉族地主势力在各个省区的力量分布上不均衡造成的结局。至于曾国藩本人的因素，我们这个专题中随处涉及到，不必专说了。
2、 湘军的发展和兴盛
湘军成军以后，并不是直线发展，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太平军连连给予它沉重打击，甚至几度使其溃不成军，另一方面，就是清政府在利用它的同时也在较长时间里限制它。
清朝是满州贵族建立的政权。它当然首先是维护和代表满州贵族利益的，尽管他们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采取联合、利用汉族地主的政策，尽管满汉藩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削弱，但是到太平天国革命这个时候，清廷对汉族地主的疑忌心理还是相当浓厚，生怕它危及自己的最高统治权。在以往，满州贵族对兵权就是控制的特别紧，从不授汉族地主兵柄，这时候让异于国家经制军的湘军独立成军存在，实在是迫不得已，所以采取又利用又限制的双重政策。怎样限制它呢？
第一，派满州官员监视。就在湘军成立之初，所谓建族车下的这个时候，咸丰皇帝却以曾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贵州赴其水营，同时诏湖广总督台湧会其师，对曾氏的水陆两军统统置人监视。
第二，不给曾国藩地方事权。
为什么在这点上限制他呢？就是不让他军、政集于一身，以防尾大不掉之患，这样，曾国藩只有督率其军的权力，在地方上是为“客寄”，在人家地方督抚的地盘上面，就不能随心所欲。两者之间互相牵制，主要还是想让地方官员限制曾国藩。当时湘军要有大的扩充发展，离开地方事权是不行的。主要因为军饷问题不好解决。过去国家经制兵的饷需是由国库拨发的。这时候国库空虚，连绿营兵的军饷拨发之额也相差甚远，何况湘军这样一支军队呢。湘军主要是要靠“就地筹饷”，在地方上筹饷，处“客寄”地方的难处可想而知。
在地方权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清廷既要限制湘军人员，但限制太死又不行，离了湘军支撑不了局面，这个寸分、火候还是不好把握的。嘿！清廷开始的做法是，不得已时，宁给湘军其他人员地方权柄，但就是不给曾国藩。江忠源在咸丰三年就被授安徽巡抚，但其时安徽没有清朝能施行有效统治的地盘，授其巡抚主要是督责他，给他的是送死的头衔。湘军头目中第一个真正行使了疆吏职权的是胡林翼。他是咸丰五年春受命署理湖北巡抚的，到次年底实授，到咸丰十一年秋他病死。此人湖南益阳人，原在贵州做知府。在咸丰四年初，带领“黔勇”六百赴援湖北，不久就被置入曾国藩部，在咸丰五年他脱离曾军来湖北，接着就被任命为疆吏。这个人很有才华才干，不亚于曾国藩，他的名位职权一逾超过曾国藩。他比较成功地经营了湖北，使湖北成为湘军的基地，给了处境一度很艰难的曾国藩很大助持，成为湘军的台柱子。这个对湘军发展的状况关系很大，权且在这里交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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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空间上限制湘军。
在清朝对抗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是湘军和绿营并用的。投入的绿营主力是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可是清廷与湘军和江南北大营的亲疏关系是大为不同的。他们把江南北大营看作是自己的嫡系，一直让其扼住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而把湘军限制在西线，这样东西两线分明。清廷这样安排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江南北大营坐收灭亡太平天国的卒功（江北大营覆灭较早，后来只剩江南大营），而用湘军在西线卖力，承担艰危。
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咸丰十年的春夏之交。在这一期间，湘军有发展，但比较艰难。特别是曾国藩所部湘军，较长时间地固守江西，无大展望，并且曾氏有一度借丁父忧的机会赌气不干了，而清廷也想顺水推舟，抛弃这条走狗。曾在家蹲了一年多，由于军事形势再度紧张，清廷权让他出来，但仍无事权。至于他所部军队人数，数年间只是在一、二万人之间徘徊，不超过水陆成军之时的规模。而因为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胡部湘军大有发展，人数多至六万余人。另外，还有其他若干支系的湘军。顺便说明一下，并非只有曾国藩本部才是湘军，湘军由曾国藩创始以后，又分化或组建成若干支系，比较繁杂，相互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
到咸丰十年春夏之交，形势发生了突兀的变化，为湘军飞跃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就是江南大营为太平军歼灭，清廷依靠湘军出力而让江南大营收功的幻想破灭，清朝的东部半壁全赖湘军支撑了，这时候，他只好依靠湘军，放手使用曾国藩，授予他两江总督的大权，并且让他兼领钦差大臣。清廷方面对湘军的限制便可以说是荡然无存，特别是经辛酉政变，慈禧上台后，进一步调整在满汉关系方面的政策，湘军更可放开手脚地与太平军决战了。在其后直到灭亡太平天国的四年多时间里，湘军达到鼎盛的颠峰。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达十二万人，加上其他各部，估计不下三十万人。曾氏自信：“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旗族”，“长江三千里无一艘不挂鄙人之旗号”，就是湘军鼎盛局面的生动写照。
3、湘军和八旗绿营异同的比较
这部分我们重在揭示湘军的特点。特点见之于比较，无比较就无所谓特点。湘军和淮军也有所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湘军是作为对八旗、绿营之否定而出现的。所以我们通过和八旗、绿营的比较来揭示湘军特点。
在揭示特点以前，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二者的共性。
从阶级本质上说，都是作为清朝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柱，都是以对抗和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为自己的根本职责的，只不过它们所能承当的力度不同罢了。
由其阶级性质决定，在它们和清廷的关系上，尽管由于亲疏程度的不同，但都是听命于清廷的，都是置于清廷控制之下的。如果说湘军的私属性强，它主要体现在其军队内部关系上，还不是主要体现在它与清廷的关系上。
二者的不同，湘军的特点：
其一，内部关系上的不同。
八旗、绿营作为国家正规军，其兵员和兵权都是直属中央的，而不是将帅所得而私有。（兵为朝廷所置，将为朝廷所选，兵与将之间，将与将之间皆没有私属关系。）八旗最初为旗主所私有，但入关以后，旗兵大权悉收归国家，武力尽握于天子一人手中。在绿营方面，其制兵掌于兵部，凡兵家有籍，叫“兵籍”，与民籍、商籍、灶籍并列。凡额兵的考拔，都取自有兵籍的兵家，兵有急额，在任的兵，都注册报兵部。将则归兵部筛选，调补任免权都操于兵部。为了防止武臣专兵和地熟弊生，远自康熙年间起，就有三年俸满加衔更调的制度。至于一有大的兵事行动，朝廷则特简经略大臣统兵，事后收回兵权。这样兵与军官之间没有私属关系，军官之间也不会有特殊私人关系的纽带。
湘军的情况就不同了。
A，兵为将有。湘军凡统帅欲建军，先拣统领数员，各檄募若干营，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兵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自上而下地层层挑选成军，建立严格的个人隶属关系。不但初建军时如此，即使成军后，无论哪级军官有变故，需要更换，也得把所属兵勇先行遣散，然后由新任的军官重招。如果违反这一原则，那兵勇就要拒命，使其部有哗变溃散的危险。举一个例子，咸丰十年春，湘军的一个将领唐训方因改赴他任，恰在此时太平军大举入浙，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胡林翼没有将原唐部湘军解散，就叫一个叫萧翰庆的人统带赴援浙江，但部卒却不认萧氏是自己的主人，未及大战就告溃。湘军兵为将有的私属程度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就是最高魁首曾国藩对他属下将领的越级调配权都成了问题。例如当曾国藩决定调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部改归淮军，程即拒不受命，说无曾国荃之命不敢改（见《程学启神道碑》，《吴汝纶文集》）正是这种兵为将有的关系，使湘军更利于控制和指挥。
正是由这种特点决定，清政府能够通过曾、胡等人支配湘军，但却不能随意改换调配其将领。
B，湘军将帅内部的特殊关系网。
因为湘军将领并不是中央调配的，是由湘军头自行筛选的，因此他们之间就有着八旗、绿营军官中所没有的特殊关系：一是同乡关系。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湖南人。罗尔刚先生曾作过一个统计，他所查到的从统帅到帮办大小军官182人中，他省的只有26人，未明的26人，确定无疑是湖南籍的130人，而高级官员一般都是湖南人。二是朋党关系。他们都是自行结合在一块的，当然首先就是政治观点，志趣相同，臭味相投。他们中间有些本来就是熟识的挚友，有的则是朋党的推荐。三是师生同学关系。例如曾国藩、江忠源同属曾为湖广总督吴文鎔的门生，胡林翼、左宗棠也曾在一同肄业，王錱、李续宾都是罗泽南的学生。四是亲属关系。如曾国藩兄弟五人，在军者四人（国藩、国荃、国华、贞干），本门亲属，从军任职者二十余人。江忠源一门则有江忠义、忠清、忠朝、忠洛等从军。还有李续宾、王錱、刘坤一等人都有几兄弟亲属同时领军。再如曾国藩与郭嵩焘兄弟、李续宾、李元度、刘蓉、罗泽南等湘军主要头目都有“亲家”关系。左宗棠与胡林翼也有亲戚关系。就是通过这诸多特殊关系，更容易结成并保持他们的死党关系。
其二，人员素质上的不同。
朝廷命官当中，是文武分明的。八旗、绿营的武官多是武途出身的，文化水平不如文职官员高。而士兵都是多年恒定的，系绿营专有“兵籍”之家，当兵就是其常业。久而久之，都成了混世魔王，平时散散漫漫，不务正业，临阵不思打仗，专设法避险，浮滑刁钻，懒散偷夺。旗、绿营从官到兵官气十足，恶习严重，从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到文化素质都很差。
湘军就不同了。
A，湘军的人员构成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它的将领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罗尔纲先生也作了这方面的统计，在上面述及的182名军官中，书生出身的至少有104人，而且是越上层军官，知识分子所占比例越大，例如所有的统帅和重要幕府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像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李宗羲等人都是进士，左宗棠、江忠源等人是举人。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在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出来的。他们就具备如下特点：
第一，反革命的政治态度特别坚决。他们平时就是农民的死对头。一旦农民起来革命，在他们眼里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罪在十恶之首。于是乎，他们就甘心在反革命的战场上冲杀卖命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曾疯狂的叫嚣“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不特纾君父宵肝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他曾表白，要以“杜鹃泣血”“精卫填海”般的仇恨和意志来从事反革命事业。胡林翼更是这样。他曾说：“吾人以身许国，就难以进退任情”，如“女子结褵（古时指女子出嫁），从一而终”。为了反革命，他简直到了不顾己身一切死心塌地的程度，能在艰难之际，不失反革命信心，“志气弥厉”，抱定“有一二几希之望”，仍要“尽力干去”的韧性。甚至在他病到“血色如白纸，神彩如槁木，两鼻孔日夜翕张，盖喘息粗而神明已竭”的程度，仍勤于职守，表示“愿即军中毕此生，无他志耳！”他们特别强调“忠义血性”，这就是“忠义血性”的最好结局。
第二，具有较高的反革命才略。他们文化素养较高，博知古今，贯通中外，便于利用和借鉴历史的现实和经验教训，从而反革命策略水平比较高，战略眼光比较远大。他们之中，确实相当一部分是文武双全之材，从用兵、治军到理财、施政都能做的比较出色。单说武这方面吧，湘军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措施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和借鉴的明代戚继光的军队。他们也较好地研究和借鉴了古代兵略兵法。如胡林翼把《左传》、《通鉴》等书中的有关军事的内容辑录起来，名曰《读史兵略》，达数十卷，刊刻颁行，以指导军事。向左宗棠，号称“精通地舆”，“畅晓兵机”。我们说这些，并不是用玫瑰色来描写他们，不是给他们唱赞歌。我们是要通过素质上的分析，看一下在个人主观条件方面，他们比八旗 、绿营军官优越在什么地方。同时，也可以进而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帅作出比较。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帅文化水平比较低，这确实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很大局限。对这一点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帅自身也有所认识，因此，他们是比较重视团结和利用知识分子的。在李秀成回答敌人审讯中提出的“双方何事办得好，何事办的不好”的问题时，就把湘军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作为双方优劣比较的一方面内容。（见《李秀成自述别录》，《太平天国》册2，页846）
当然湘军将领中也有非湘籍且文化不高者，如鲍超。鲍原是胡林翼提拔起来的，后拨归曾国藩，此人勇有余而智不足。曾国藩很会用人，笼络他让他充当炮灰，专挡艰险。由胡部拨曾后，曾曾书“英姿飒爽来酣战”奖之。据说鲍因不甚识字，每被围，向曾请援，仅大书以“鲍”字，周围点数十重，加封飞递，曾国藩折看便知其意，遣驰并必复书：“援军由外杀进，弟可杀出，杀他个片甲不留，吾弟显真本领，莫让关云长专美”云云。曾一直不把鲍作为嫡系。到平捻时，与刘铭传结怨，事情虽不怨他，但曾氏兄弟怕得罪李鸿章，也不认真回护，怒而回籍（四川）。此人脾气不小，但似乎又很豪爽。他回乡后还在风雅屋中挂着胡林翼等人的条屏。由川人赵某写联配之：“英雄老去惟屠狗，大将生来不读书”，实讥讽鲍。有人告诉鲍，他并不生气，反大笑曰：“你不知道这‘屠狗’两字，刚道着我！当年我随老师（指曾国藩）打“四眼狗”陈玉成，记得快过年了，全军齐说老帅有诗，要准备永丰（属湘乡曾籍）辣椒、益阳酱油，好屠狗过年，嘿！后来真把四眼狗屠掉了。这幅联能说到屠狗，硬是要得！”（曾戏寄胡林翼诗云：“江南江北阵云连，笑指洪崖一拍肩，我备芳椒君备酱，与君屠狗过新年！”）
B，湘军的士兵主要是由“山农”构成的。
湘军招募士兵，有这样一条条规；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士气为上，其油头粉面，有士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更具体的解释说：“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习气，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湘军招募士兵多在湘乡、宝庆（现在的邵阳）一带山僻之地。湘军特别强调，不论是官是兵，凡有“绿营旧习者”皆不收用。这样的募兵原则，显然是为了保证招募的士卒便于他们愚弄和驱使，诱胁和欺蒙这些人流血卖命。平时，湘军除了坚持军事训练以外，还特别注意进行反革命的思想教育，用封建的纲常名教来毒害士卒，用所谓同乡关系来作为维系军内团结的一条纽带。因为湘军士兵也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营伍里边，尤其是更基层的哨、队，更多有同村、邻村之人。
可见，不论是湘军将领还是士卒，从素质上和八旗、绿营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它的反革命能量较大，它的战斗力较强，它的凶残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俘虏了太平军，惯用挖目凌迟等酷刑处死，甚至军官令士兵削肉生吞。他们攻下一个城池，便残暴的进行烧杀淫掠。拿他们最后攻下的太平天国的都城为例吧，放火焚城，大火连烧十余日，他们不仅残酷地杀戮太平军将士，甚至连洪秀全的遗体也掘出来加以污辱，城中的居民也不能免于罹难。曾国藩在奏折中曾说，破城之后，各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当然，当时城中所余太平军并不多，至多有一万来人，连上居民也就是几万人，曾国藩的数字是夸大了，但也足见，当时不管是太平军还是一般居民被杀戮殆尽，财物更是被抢劫一空。日后他们自己人回顾起当时湘军官兵抢财物的情景来，都说是“丑态可鞠”。经过这场浩劫，昔日繁华的古都，变成了一片废墟。范老说：“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这为湘军绘了一幅逼真的画相。
其三，军种配备、营制上的不同
A、军种配备
以往的八旗、绿营只有陆军一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步兵，旗兵有马队。
湘军除了陆军（其中多兵步兵，后立马队，但奏效不大，）还创立了水师，这是对抗和最后占胜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方面的原因。因为双方夺争的主战场是在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王定安在《湘军记·水陆营制》篇中说“朝廷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郭嵩焘挽曾国藩联中也有“考战绩以水师为著”之论。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水陆相依，也就成为湘军的一大特点。
B、营制
八旗、绿营无水师，当然也就谈不上水师营制。就说综合作为陆军营制，也很散乱。绿营不讲编制，所立营汛，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及遇有事抽调成军,每营编制,也没有足制可遵。所以太平军起义,时人对绿营有“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的评论。
湘军的营制（这里仅以陆军为例）非常严整。它以营为基本的编制单位，最初每营300多人，到曾国藩练水陆两军成军的时候，并改为每营500人，成为定制。营下边设“哨”，“哨”下边是“队”。每哨的八队又各以使用武器类别分类，如刀矛队、小枪队、抬枪队、劈山炮队等，适当配备。营上边有分统、统领，再集中到大帅，对营、哨、队的人员名额、种类配备都有具体规定。另外还立有“帐棚之制”，对有关后勤事宜有明确规定。这样编制严整，可杜军官像那样借端每占名额的流弊，特别便于控制、指挥，不失为其战斗力的保障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比较，可见湘军比八旗、绿营从人员素质、内部关系到组织制度、军种配备等方面都显出不同特点。湘军为什么较八旗、绿营能在对抗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从中就可得到基本解释了。
4、湘军的战略战术
湘军和太平天国发生关系主要是武装对抗的关系，下面就大概讲一下湘军的战略战术。
其一，以上制下，节节推进的战略原则。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声势浩大，兵锋曾达当时中国十八行省，占区非常辽阔。相应，湘军也是凶锋四指，在太平军到过的地方遍留它罪恶的足迹。仅湘乡“一县亡人，征伐偏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太平天国的基地和战略重点是在南中国，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海一带，湘军的主战场也正是在这里，在当时的交通和军事条件下，长江是南中国的一条军事命脉，而要在长江的争夺上取得优势，就得取以上制下之势。从湘军的敌方--太平军看，在广西起义后，陆路进军时就显得迁缓些，到了岳州取得舟楫之利，便能势如破竹地进军，就是靠长江水利，并且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它建都以后，又把西征作为战略重点，目的也是为了夺取和控制上游，来保卫天京。湘军则针锋相对，也是竭力夺取和控制上游，节节向下游推进。综观全局，它的这一战略原则最后得以胜利实现，攻下了天京，灭亡了太平天国。
关于这一战略原则，早在曾国藩初练水师尚未出兵之时，曾氏就明确提出。当时，太平军在安徽的攻势凌厉，庐州吃紧。清廷急命曾国藩出兵援助安徽。曾国藩就持论：论目前形势，庐州为燃眉三急。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能得武昌，则扼金陵上游，因荆襄门户，通两广四川饷道。目今之计，宜合两湖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为决不可易之策。
正因为武汉和湖北居上，形势重要，所以为双方激烈地反复地争夺之地。从太平军进军金陵途经武汉，到1855年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曾经三次夺取武昌，四次夺取汉阳。而湘军最后夺取并开始保守住武汉是在1856年底。这场战役用了近两年时间，花了很大赌注，是由胡林翼主持指挥的，就在胡夺下武汉之后，他进行战略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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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7:53
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南服均阻，控制无术，本根既摇……控制长江惟鄂为要，因东南一大都会矣！……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甚有据险之势，军士无返顾之虞……是则平吴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
此后，湘军正是坚持了这一方针，把湖北作为它的战略基地，一面要保守湖北，一面阵兵江西九江，一下子把太平军的兵锋向下游推去几百里。九江也是太平军较长时间控制的一个据点，过去湘军也力攻过，但未成功，自从它踞守了武汉和湖北，取得了以上制下的战略优势，局面就不同了，尽管大平军在九江顽强御守，但到1858年夏初，湘军就攻下了此城。在这个基础上，湘军又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围攻安庆上。其间，江南大营覆灭，所谓“平吴”的任务，也落到湘军头上。清廷从空间上限制湘军的条件不复存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仍然是稳扎稳打，坚持以上制下的方略，曾国藩说：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终蹈覆辙，终无了期。
湘军坚持了平吴先须得楚这样的战略原则，最后卒得攻下天京。
总的看来，尽管湘军在执行以上制下的战略原则当中也有不小失误，比如说曾国藩在武汉和湖北未占领以前较长时间困军江西，有时则显得过于拘泥，缺乏灵活。但总的看来，它坚持实行这一战略原则还是比较成功的。而太平天国虽然也为争取以上制下的战略优势而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在实践中失误就更大些。最典型的是在1860年二次西征的时候，明明有可能再次拿下武汉，动摇湘军后方，但是没有采取这一战略步骤。再如后期，有的领导人就专意保苏浙之地，放弃对上游战略优势的争夺。洪仁玕\就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曾致函李秀成说：
自古江山，屡先西北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夫长江者，自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
湘军坚持以上制下为战略原则，所以，它战局的发展也就以此为基本线索。从成军初战，到咸丰五、六年的武汉战役，再到咸丰十八年的九江战役，再到安庆战役，最后攻下天京。从湘军战局发展的角度说，大致即此。
其二，以静制动、攻势防御的基本战术原则。
战术方面我们只举出几个方面：
A，坚扎营以自固。湘军每到一处扎营不论风雨寒暑，不论扎驻时间长短，哪怕一宿，也深沟高垒，为坚不可破之计。
B，查地势以居险。湘军用兵极重看地势，时人因称之为“湘军派”，地势的险易，既审衡于作战之前，而地位的利害，又先讲辨于平日。曾国藩攻武昌，先找小舟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先轻骑赴余杭察看地势，湘军各级军官都视查地势为用兵之要务。
C，勿攻坚以全军。湘军最忌攻坚浪战，防止拼消耗，很注意保全自己的有生力量。胡林翼就曾明确提出这样的军事原则：“兵事以全军为上，得土地次之；善战多杀贼为上，攻坚斯下”，又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从军事学角度着，湘军的这一军事原则有着很高的战略战术水平，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对方嘛！
D，取长围而破敌，这是“勿攻坚以全军”紧密相联的另一面。湘军虽攻坚，而重视困围，采取深沟高垒，严密围困，阻敌援军，断敌粮道，待对方饥疲不堪，势孤境危之时，再发动攻击，以此来取胜。像九江战役、安庆战役，就是典型战例。
当然，战争，特别是具体到战术上，最忌拘泥，须机动灵活。湘军将帅对此也认识和掌握的比较好。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话（太平天国败亡后数年所言）
臣窃谓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因袭拘泥）之而反败……斯乃古来之常法，并非勇营之新章，终未可弃而不讲也。（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7，页10，转自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页239）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讲的湘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比较成系统，这样有较高水平。它是在反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甚至是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有时候，议论和实际并不相符。例如胡林翼在武汉战役的前半段就竭力攻坚，而致其军有较大损耗。太平天国战史上的得意之篇--三河之战，就因为李续宾轻举冒进而致全军败溃。曾、胡也决不是长胜将军。曾国藩几次陷于绝境，几次寻死。可以说，他们决不是轻易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
5、湘、淮军对清朝制度和清朝统治的影响
湘军作为一支凶残的反革命大军自镇压下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就逐渐衰落下去了，这也是必然的现象，但它却对清朝的统治和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和淮军紧密相关。
其一，淮军的产生和湘淮军势力的相对消长。
淮军以李鸿章为魁首。“淮由湘出”：1861年为出援上海的军事需要，曾国藩让在他手下当幕僚数年的李鸿章招募一支武装，主要是自淮地招募，次年春，先在安庆立营，不久就由李鸿章统率赴沪，接着李鸿章又在曾国藩的保荐下出任江苏巡抚，从此淮系势力从湘系分化而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淮军担当了“用沪平吴”的主力，但就整个战局事说，镇压太平天国是以湘军的元凶的。而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曾家兄弟行裁湘留淮，而李鸿章壮年新进，急功近利，野心勃勃，正巴不得，所以到了平捻军事中即改为以淮军为主力，主帅产生以李代曾之变。以平捻为契机，出现湘消淮长的变局。李鸿章正是借平捻之功飞黄腾达。权位为曾国藩所不曾抵。不过，就手下人出任督抚大员的情况看，淮系一直不如湘系，主要是晚起于湘，人员素质也不抵湘系。从组织角度上说，湘淮大致仿同，异点在于地缘上的“湘”“淮”不同。再就是，淮军近代化色彩浓，主要因为在上海与外国直接接触较多。
其二，湘淮军对清朝制度和政局的影响。
①暂时挽救了清朝统治的危机。
它作为主力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暂时地挽救了清朝统治的危机，使得清朝从濒死的边缘又挣扎了回来，甚至它的肌体上还显露一点“康复”的气色，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同治中兴局面的奠基、创造以至维持者，主体就是湘军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淮军的头面人物像曾、左、李都是嘛。
②使清朝军制发生变化。
湘军不只是起到了挽救清朝统治的作用，它对晚清的制度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制度上的变化首先是军制上的变化。
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是作为对八旗、绿营的否定而产生的， 这种否定又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既然如此，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朝的兵制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而只能按照湘军所代表的趋势进行变革了。变革的结果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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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军”和“练军”代替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军队。
先解释一下“防军”。湘军以及由他衍生的淮军，当时是以别于国家经制军而被称为“勇营”的。在咸丰，同治军兴的时候，勇营还不仅是湘淮两军，其他各省因绿营不可用，都各自筹勇营以资战守，而其制都仿自湘军，及军事既定，除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及其他一部分勇营遣撤外，在直隶、江、淮南北通都大邑，与各省险要的区域，都仍以勇营驻屯，称为“防军”，防军营伍，在营制、营规、饷章上都仿照湘军。
再说“练军”。练军是从原绿营中挑出来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1863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创始，刘长佑也是原湘军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头目，他所定练军章程也是仿湘军制度。到同治四年（1865年）兵部，户部会议选练直隶六军，遂定“练军”的名称。同治八年（1867年），曾国藩调直隶总督，继续从事练军。这时战争已经过去，清政府曾试图让各省恢复绿营经制。但绿营积弊太重，旧制既复，也终不可用，各省都仿照直隶练军的办法来编练绿营。凡挑选的练军，例将绿营营底的额缺裁去，完全由练军自行掌握，等于与绿营割断了关系。与招募没有多少差别，其营制、营规、饷章复都准按照湘军制度。
有了防军，又从绿营中选出练军，这样绿营号复旧制，但其精壮者已选为练军，不予善补，老弱留营底的，渐被淘汰。于是绿营之制，名存实亡。（直到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聂士成、袁世凯等创新式陆军军队制度始另转一新方向）
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军队组织形式上的变化，特别是导致军队内外部关系上的变化。就军队内部来说，建立起了兵为将有的私属关系。从军队与清廷的关系来说，尽管它依然是清朝地主政权的支柱。但它受制于清廷的程度大大减弱了，而越来越成为地方实力派手中的工具，而这时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汉族权贵。
③汉族地方实力派参政揽权趋势的加强。
我们知道，封建政权是要按照地主阶级地主各阶层和派学集团实力地位的变化来进行政权再分配的，不管最高统治者愿意不愿意。他也是无法抗拒这一历史法则的。尽管一开始清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给湘军头目地方事权，但到头来还是限制不住的。以后地方督抚大权大多省份落到湘淮军头目及其同盟势力手中，单湘军头目中就有二十多人先后出任督抚。他们本来就是凭军队起家、掌握兵权的，再获得地主事权、军、政、财大权集为一身，和昔日文武分离的情况迥然不同，这样中央集权相对削弱了，而汉族地主的势力增强了；满洲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了，而汉族地主的势力相对增强了，所以，可以说湘军也影响了一代政局。
关于湘军对清朝的影响，范老作了这样的概括：“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这批反革命汉奸刽子手的主观意识之外，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历史发展规律之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于此。”这段话，除开渗透着一点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偏激的感情之外。其大旨是很精辟的。就是说，从客观作用上看，湘淮军既有挽救、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也有削弱和瓦解清朝满洲贵族统治权的一面。

思考题：
1，试析湘军产生的原因。
2，和绿营相比，湘军的优点是什么？
3，从湘军所影响的清朝制度上的变化，试析湘军对清朝统治的影响。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
在对湘军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之后，现在我们讲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总的说来，太平天国后期在战略态势上是居于战略防御的被动地位，但也不是直线下降这样一个过程。太平天国在战略防御中几度发起主动反攻，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使战局几度出现转机。在相当长时间里，敌我双方战局呈胶着的态势，经过双方的艰苦对峙，最后才现了敌方胜利，太平天国失败的结局。下面我们就勾勒一下战局的基本线索（参照教材第52页）。
1、湖北、江西重要军事据点及大部分占领区的沦陷。
①武汉及湖北大部分占领区的失守。因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破坏了内部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敌的有利时机，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咸丰皇帝一再谕令：“乘此机会，设法进兵。”清军，特别是湘军乘机展开反攻。胡林翼在1856年底指挥湘军攻下武汉，不久，又所谓“肃清”了湖北全省。武汉和湖北的失陷，是太平天国战局逆转的一大关键，丧失了“以上制下”的主动权。
②九江及江西大部分占领区的失陷。胡部湘军在取得湖北战场上的胜利之后，接着马不停蹄，东下江西，围攻九江，原来就在江西的曾国藩部湘军积极配合，这样太平军在江西的大部分占领区沦陷，而重要的军事据点九江在1858年的5月，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守将及其部众一万七千余人壮烈牺牲。
2、天京外围数役之捷，战局一度出现转机。
①枞阳会议。太平军在西线战场上由于湘军的反攻失利，而在东线战场、江南北大营也加紧围困天京，形势也很不利。为了扭转局势，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汇集各路将领，在安徽的枞阳镇（桐城县南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首先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这就是著名的枞阳军事会议。
②摧垮江北大营。枞阳会议之后，陈玉成率部以凌厉的攻势拿下庐州，进军溆州的乌衣镇，与李秀成会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部和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的胜保的马队，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击败江南大营的援兵，乘胜进兵浦口，摧垮江北大营，这时是1858年9月（在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曾第一次击溃江北大营，再溃后，未再重建，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和春节制。至此江北大营告结）
③三河大捷。正当太平军全力进攻江北大营的时候，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九江以后，趁势攻占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进逼庐州（合肥）西南五六十里的三河镇。三河是庐州咽喉，又是天京庐州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平军在此筑城一座，凭河设险布兵固守。湘军李续宾部猛扑三河，守军向天京告急。洪秀全急调太平军主力赴援，陈玉成奉命自六合（江苏境内，在南京北面，扬州西面）西上驰援，在11月初包抄三河后方，断李续宾的后路，又命庐州守将吴如孝南下狙击舒城方面之敌。1858年11月15日。陈玉成分三路进攻李续宾大营。当日大雾漫天，陈玉成忽从李续宾后路杀出，一马当先，冲陷敌阵，正在激战之时，李秀城率军从白石山赶来助战。守军也积极配合，李续宾进退无路，经过三天的战斗，李部六千人全部被歼，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四万多名毙命。这样，不但安徽战场的形势转危为安，而且东西两线的战局总形势都发生转机。
④攻灭江南大营（它是清军驻扎在天京附近对抗太平军的反动军营，由向荣尾随太平军到南京城下建立，向荣1856年死后易帅和春）。如上所述形势有了转机，但东线虽然击垮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仍在困围天京，仍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在1860年太平军又发动了围歼江南大营的战役，这次战役的作战方案是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的，很成功，干净利索。用的是“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典故：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齐国派田忌率军救赵，田忌用军师孙膑的策略，乘魏国内部空虚而引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因而赵国解围。〕派李秀成率领精兵千里跃进杭州，震撼苏浙。在3月中旬，李秀成攻下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中计，急派张玉良统军13000余人支援杭州，敌人到后，太平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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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遍插旗帜，迷惑敌军，而悄悄地飞速撤出杭州，经皖南回师，在其他各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合击江南大营，攻下清军营垒50余座，击溃清军数万。统帅和春、张国樑败逃，最后张溺水死。和春逃至苏州的浒墅关自杀。这样江南大营也不存在了。攻破江南大营是在1860年的5月。这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江南大营，解除了敌人对天京的围困，并为太平军横扫苏浙开辟了道路。但是这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太平天国的颓势，而且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利因素，那就是清廷依靠湘军出力、江南大营收功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力依靠湘军，这就给了湘军大发展的一个契机。它失去了内部的牵制羁绊，可以放开手脚镇压太平天国了。
3、东进与二次西征。
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天国又举行高级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洪仁玕\认为，苏、杭、沪离天京较近，乘胜下取，容易成功，洪秀全也考察到苏、浙物产丰富，且顺势易取，就决定东进。按照计划，这个东进并不是主要目标。其第一步，就是东进占领苏、杭后，根据地扩大，然后第二步再西上，合取湖北，会师武汉。东进的主帅是李秀成，他率军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然后直逼上海。这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清地方当局说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英法公使则应两江总督何桂清和上海官绅的要求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太平军与中外反动军队进行顽强战斗后于8月下旬撤退。而在上边讲到的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天国举行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决定的二次西征的方案。主要是为了重占湖北，并解决安庆之围，扭转西线战局的危急。因为江南大营覆灭，湘军可以放开手脚在整个战线上镇压太平天国了，它采取步步推进的方案，把战略重点放在夺取安庆上。安庆为天京东边的屏障和锁钥，是太平天国仅次于天京的第二政治军事中心。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太平天国方面贯彻原定作战方案，把战略重点放在夺取湖北和武汉上，安庆之围即有可能不打自解。因为湖北是胡林翼的老巢，对安庆来说又有以上制下之势，湘军是不会放弃湖北不顾的。但是原定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陈玉成的北路军首先进入湖北，当时湖北防备空虚，夺取武汉的可能性甚大，但陈玉成听信英国侵略分子巴夏礼的讹诈，放弃了这一批亢捣虚的良机，退了兵。而李秀成的南路军复入湖北后，听说陈玉成已退兵，他也是虚晃一枪而。李秀成在天京军事会议上是公开支持洪仁玕\方案的。但这时他一味想着的是东进，经营苏浙（故不久就亲自率军入浙），而陈玉成则把重点放在安徽，这样二次西征没有达到联合的目的，安庆之围不但未解，而且形势越来越被动。终于在1861年秋，安庆被湘军攻下，这样，天京就直接暴露在湘军的进攻之下，而这时太平军只在东线维持并力争扩大根据地。同时，向南增辟了浙江。在1861年4月，侍王李世贤（李秀成堂弟，1865年7月被原为他部属的汪海洋杀害）率部进入浙江，不久，李秀成从湖北退兵后亲自率部入浙。12月，克省城杭州。这样，浙江和苏南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太平天国不但着力坚持于此，而且以此为基地向中外反动势力蚁聚的巢穴上海发动第二、第三次进攻，时间分别是在1862年的上半年和8月份（第三次由慕王谭绍光率领，仅历数日）和李鸿章的准军、沙俄干涉军以及华尔的洋枪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给了敌人沉重打击，最后都是撤退出上海（太平军首次进攻上海是在1860年为解除天京之围李秀成率军东下之时）。
4、形势恶化，天京陷落。
①陈玉成死难。安庆失守后，陈玉成转移庐州，湘军攻打，进行顽强地抗击后，陈玉成向北突围，他率部到寿州时，被反复无常，首鼠两端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至胜保大营。胜保妄图诱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说：“大丈夫死则死尔，何饶舌也！1862年6月，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年仅26岁。陈玉成的死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
②石达开败亡。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于1863年6月牺牲。石达开虽然出走远离天京，但是，他打的仍然是太平天国的旗号，仍然坚持与清军作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起着配合中央太平军的作用。几年里，他辗转数省，于1863年春分兵三路进攻四川，他自率的一军于5月进入大渡河紫打地陷入重围，几次抢渡失败，兵马丧失大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产生了“劳终无益，穷竟不通”的悲观情绪，怀着“舍命全军”（当时手下军队7000人左右）的念头。携5岁的儿子石定忠和3个属官投赴敌营。此前，他已令他的5个妃子怀抱两个儿子投河自尽，但是他想错了。敌军不但把他们残酷地杀害了，而且也未能全军。他的部下当时就被杀了一些精壮的。另外一些人虽然名义上被遣散回家，但途中也大部分被截杀了。石达开等人是在成都被凌迟处死的。他临死表现还不错。“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自言……今天亡我，我复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纵观他的一生，虽然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投身革命，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领袖人物之一。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天京事变中率部出走尽管事出有因，但这毕竟是一错误，分裂了革命力量。不过走后他仍然打着太平天国旗帜，坚持反清斗争。最后他在绝境中投赴敌营，既使“舍命全军”的目的是真实的，但也说明他对敌人，对残酷的敌我斗争，缺乏认识，这一行动是不可取的。不过，他在临刑之际，表现还是坚强的。全面权衡，他是一个有错误的农民革命领袖，而不是什么阶级异已分子和革命判徒。石达开的覆灭，也是太平天国形势更加恶化的一个表现。
③苏杭失陷。这时，苏浙战场上的形势也越来越恶化。中外反动派加紧联合，对抗太平军。华尔的洋枪队在1862年3月被命名为“常胜军”，发展到6000人。法国海军军官勒佰勒东也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也叫“花勇”，另外还有若干支外国干涉军。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江浙地区太平军的若干据点被攻下。太平军江浙政权成分严重不纯，这时，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乘机进行一系列破坏和投降活动。1863年12月，苏州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被郜永宽等叛徒刺杀，叛徒们献城投敌（叛徒们投降后也被李鸿章杀害，这是其可耻下场）。苏州失陷，这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
④天京陷落。在1864年的3月底，杭州也失陷。这样一来，天京已成孤危坐困之势。外围的防御工事被湘军破坏殆尽，城内粮食缺如。在这种情况时已在京理政的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保有太平军的实力，突围到别处开辟根据地，徐图发展。但此时洪秀全已经陷入一种病态，不但不采纳而且还对李秀成大加斥责。说什么他是“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俱曾妖者乎？”城内无粮，他令军民食“甘露”，纯粹自欺欺人。1864年6月3日。洪秀全逝世，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湘军将城攻破，“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实行血洗、火焚，一座繁华的京城蹂躏成一片废墟。
5、最后事局。
天京陷落前后，洪仁玕\在外征粮调援。天京城陷落后，他迎护突围出来的幼天王，继续坚持战斗，率部转战皖、浙边界，9月底入江西卒败，幼天王遇害，洪仁玕\也陷入敌手，在南昌慷慨就义。他表现的气节很好。他对敌人表示自己立志效法宋代的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诗句），说是“予每谈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就义前他写下了绝命诗。最后四句是：我今即家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据胡滨教援依据英译文回译）。李秀成突围后，为了保护幼主，将他的好马让出，因自己所骑的马劣，“马不能行”，走入天京东南的荒山之中被俘获，他在囚笼之中，忍痛疾书，写成了一部数万言的《供词》，一方面记述太平天国历史和本人战绩，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天朝十悮”，另一方面又阿谀敌人甚至提出所谓“收齐章程”，酬报敌人。晚节不忠，构成他一生中的最大污点，最后，他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只好怀着悲愤的心情走向刑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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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无疑的，问题在于对他被俘后的表现如何看待，这是一个多年来有争议的问题，但曾有不短的时间不能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在1964年，就曾掀起过一场批判叛徒李秀成的政治运动。戚本禹在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为李《自述》是一份叛变革命的“白皮书”，李是一个十足的革命叛徒。戚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1964年7月27、28日分别转载，打出明确的“信号”。争论在全国展开，铺天盖地。罗尔纲为批驳戚本禹，撰写了《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说李秀成那些自污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的“招齐章程”，主要是为保存天国力量，以图复国而施的苦肉缓兵之计。与罗、戚两文的观点都不同，特别是针对戚，苑书义等于1964年8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如果说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多少还有一点学术讨论的味道，那么到1964年《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那就一点也谈不上学术探讨了，完全是政治影射，为日后现实政治中的大抓叛徒、大批叛徒制造声势，鸣锣开道。从这以后， 争论就是一边倒的了。其实，发罗尔纲文章时就是有意作为反面文章，作为批评靶子的了。毛泽东同志曾有“白字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十六字言。只是有些人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发文章，有的知情者则……甚至把清样要回去。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李秀成问题更是铁案如山，仿佛他成了揪出的大批活着的所谓“叛徒”的祖爷。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个问题才认真重新进行学术探讨。尽管对李秀成晚节错误的程度认识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再认为他是革命叛徒，而是一个有错误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呢？主要是综合权衡他的一生，被俘前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自不待言，被俘后虽气节表现上有污点，但还是不能叛变投敌。关键是对其自述的评价。他的自述洋洋数万言，既有向敌人乞降的表示，又不完全是这样的内容，并且更主要的内容是对太平天国的追念和对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他以很大的篇幅追述了天国历史，并且总结出“天国十悮”，流露出对失败的遗憾，如果只是乞降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写这些内容。到天京陷落，就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失败。但是，也不是说至此，太平天国革命力量就荡然无有。太平天国余部仍然坚持斗争。特别遵王赖文光部（他1862年奉陈玉成之命西征广招兵马。1864年春奉命回援天京，被阻于皖、鄂、豫交界处。）与捻军领袖张宗禹、任化邦部等合作，斗争一直坚持到1868年初（有关内容见讲义页123-128，大家自己看一下）。
三、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1、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仍旧作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而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①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革命历时14年（如果算到余部力量则为18年），转战18省，先后克复城镇600多座，声势空前浩大，规模空前宏伟，成为中国历史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建立起与清朝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备的制度，提出了以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又提出了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的革命文献--《资政新篇》，提出并部分地贯彻实行了代表农民利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给予了猛烈的冲击，这无疑会起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成长和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的作用。
②太平天国革命还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反侵略的任务，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某些时候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他们坚持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坚持严正的外交立场，并且与配合清朝镇压革命的外国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慨和爱国主义精神。
③太平天国革命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大平天国革命运动也是19世纪中叶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革命运动。它对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对于促进欧洲大陆政治革命的到来都有着很大影响。当时俄国进步作家冈察洛夫在曾经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通危机爆发。这个普通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恩选集》第2卷，第6页）。
2、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分析失败原因，需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考虑。
从客观上说，主要是中外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从清朝方面来说，尽管它从总体上来说已经腐朽没落，但还不是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它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拥有广大的统治地基，具有反革命的统治经验，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地方势力的崛起，他们具有反革命的坚定的性和较高的才干，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者的凶恶敌手。因为大平天国革命不但打击封建势力，同时也直接威胁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外反动势力最终建立起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样太平天国的敌方势力是很凶恶强大的。
从主观上说，一是由于农民阶级无法避免的局限性造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譬如说，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和生产方式，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它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明确领导方针（尽管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革命纲领，但它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们用以指导行动的是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这种思想武器尽管在当时是革命的，但不能摧毁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他们尽管能建立起农民阶级的政权，但不能防止它向封建政权蜕变。小生产等的狭隘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弱点，使他们在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纯洁、对敌方的认识等方面都受到局限，这些都是造成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方面的因素。
二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人为因素。例如为追逐个人权位不惜在内部互相残杀，以致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农民阶级无法杜绝封建思想的侵蚀，在维护内部团结方面受到一定局限，但像天京事变那样的内讧却不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每次农民起义都一定发生火并，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直接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如在第二次西征中没有实施既定方案，在最后天京城被围困之时不采取“让城别走”的正确作法，等等。



















第三章 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先就全章的内容和我们讲授的分布作个简单交待。使大家心里有个总谱。
我们第三章所讲的内容，就时间断限来说，大体上是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运动正式开场以前，大约三十年间的事情。这期间，如果按“三个高潮”说，正是第一次革命高潮和第二次革命高潮之间的低谷期。如果按“四个阶梯”说，那就不是进步进程中的低谷期。因为在这一阶段中，恰有洋务运动贯穿始终，而四个阶梯说，是把洋务运动作为进步社会潮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梯的，并且是比太平天国要重要的一个阶梯，因为这种观点把洋务运动视为资产阶级运动发生的源头。这个特别提出来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教材，现用的是第四次修订本，跟初版本和第二、三次修订本比较，关于洋务运动的内容是改动较大的地方之一。总而言之，不论哪种观点，洋务运动确是一个应该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这无疑问。我们拟把它作为一专节重点来讲，另外，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拟作为一专节来讲。这两节，对比课本内容及层次上要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增删。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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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01
一、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
在上一章中我们讲到，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进一步驯服了清政府，又通过辛酉政变，中外反动派进而勾结起来。它们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列强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攫取的政治、经济权益较前明显扩大，其侵略也呈现出某种新的特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分别看一下：
1、外国公使驻京后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
《北京条约》最后确认了外国公使驻北京的特权。主要的几个列强国家，象英法、俄、美等国争先恐后地在北京建立起公使馆，他们通过驻在清廷身边的外交官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上的讹诈和政治上的控制，干涉中国政务。而清政府为了办理外交事务及其他“洋务”专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提议于1861年初（时尚未发生辛酉政变）设立，由奕訢负责（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一机构存在了四十年，总头目以奕訢担任时间最长。前后凡28年，即1861-1884，1894-1898）。清廷办理外交事务的方针是所谓“守定和议”，就是要严格履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屈从迎合侵略者。这样一硬一软，外国通过其驻京公使进行干涉控制清朝的内政外交那就自不待言了。1863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在奏折中曾说：各国公使驻京，“中国虚实，无不毕悉，始不过侵我利权，近复预我军事。凡举用人行政，渐形干涉”（《筹夷务始未》同治朝，卷16页4）。外国公使驻京后，中国内政外交受到干涉、控制的典型事例，我们不妨试举两个，例一：1865年和1866年，英国人赫德（窃取清朝海关税务司）和驻华侵馆参赞威妥玛，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其宗旨是要求清政府“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听命于外国。
例二：“蒲安臣使团”事件，事情发生在1868年，当时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演出了一幕直接代表清政府出使外洋的丑剧，他诱胁清政府给以“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组成了一个出使外国的所谓“中国代表团”。成员英国人柏卓安（英使馆中文秘书）、法国人德善（海关法籍职员）外加几名中国的一般官员（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等），走访欧美各国。 这个代表团首先到美国，蒲安臣擅自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缔结了《中美续增条约》，通常也叫“蒲安臣条约”。为什么说“擅自”呢？因为清政府在聘请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时，明确规定，“一切请令而行，经总理衙门覆准方能照行”，蒲与西华德签约前，未经请示总理衙门。关于条约内容，值得特别说明。这个条约表面言辞上有些条款似乎是对等互惠的，例如规定：“两国人民在对方国内部都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两国人民前往对方游历，居住均照最惠待遇办理；双方都可以在对方设立学堂等。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惠及美国单方面的，而中国不可能受惠。事实上，这个条约扩大了外国掠夺买卖华工，加强宗教和文化侵略等方面的权益。由外国人组成并率领外交使团，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有的奇闻怪事，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
2、外国控制中国海关
外国人插手中国海关并非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早在1854年，外国侵略者利用小刀会起义的机会， 窃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把上海海关所实行的办法推广到其他各通商口岸，在中国建立了一套半殖民地海关制度，也就是使外国全面控制中国海关，并形成制度化，这是在60年代以后。当时侵略势力数英国最强，所以主要是英国控制中国海关的行政，请政府的总税务司先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到1863年改由英人赫德继往，他到1909年才去职，在华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六年之久，此人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是个重要角色，由外国侵略者支配中国海关的一套制度主要就是由他主持制定并推行的。按照这一制度，总税务司掌握海关的一切行政和人事大权，各口税务司对总税务司负责，各口税务司及高级职员全由英、法、美、德等国人但任，中国人只能是充当一般职员，1865年总税务司公署在北京成立。由于清政府的收入越来越依靠海关税，海关权对于财政经济等方面来说显得的更加重要。同时，海关总署机关又直接设在北京，这样，赫德就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清政府，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赫德在事实上成了清政府的顾问，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赫德几乎都参加。“总理衙门”有关外交上的一些事务，也要听赫德的意见。尽管按规定，总税务司署是隶属于总理衙门的，但事实上，赫德却凌驾于其之上，多方面干涉中国政务，甚至清政府高级官吏的任免，赫德也加以干涉（例如，1867年，赫德的提议任命张凯嵩为云贵总督，吴棠为四川总督，清政府果真照办）。
3、列强对华利权攫夺的加强
①商品输入的激增。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通商口岸大量增加，外国经济攫取了更多的商务特权。外国资本家向中国倾销的商品激增。
②通航权的扩大，外国资本家为了倾销商品和输出原料的便利，扩大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1862年，美国在中国设立旗昌轮船公司，这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它垄断我国长江中下游轮船航运将近10年之久，这是由美国旗昌洋行设立的，该洋行以经营鸦片走私而著称。到七八十年代，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又先后成立，它们实力雄厚（在经营航运前这两家洋行早就存在），逐渐侵占了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航运的大部分权益。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的结果。一方面是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旧式帆船运输业，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企业的发展，攫取了中国的利权。
③对中国金融权的控制。在对华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列强在中国陆续设立了一些银行。外国在中国设银行不是从60年代后才开始的，早在1845年,英国的东方银行就在广州设立分行，叫丽如银行，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到六十年代以前，已有数家外国银行在中国开设。6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在中国明显增多，规模明显扩大。其中以英国汇丰银行为最典型。它于1865年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开业，实力不断扩充，到1890年时资本已增到港洋一千万元。同时，相继又在汉口、天津和北京设立分行。成为外国在华货本最雄厚的金融机构。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对清政府进行贷款。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
4、列强的所谓“合作政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列强侵华的一个醒目的特点，是实行了所谓的“合作政策”，下面我们就较详一点地阐释一下这个问题。何谓“合作政策”？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与中国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侵略权益，削减因它们之间猜忌、竞争造成的不利因素，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所谓“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加强对华侵略的目的。这一政策是由美英两国特别是美国倡导，而得到俄法等国支持、认同的。关于这个政策，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有过样的的解释，“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上，支持在外国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由此可见，这个政策的要点是：第一，各列强在一切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合作，不用单独的军事手段，而用联合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共同侵略的目的。第二，列强赞助清朝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维护统治秩序，而清朝政府则必须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至于蒲安臣所谈到的什么“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自己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云云，那完全是虚伪的，无异于睁着眼睛说瞎话，说空话。因为租界它已经占了，以后不但照样占着而且不断扩充，外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那更是无稽之谈。 这种政策为什么由美国提出，特别是美国提出来后，而其他列强国家也都同意呢？因为对列强都有利，当时列强都想加强各自在中国的地位，但又无力排斥其他各国而独占中国，通过合作侵华，既可攫取较大的权益，又不致于损害自己的地位，他们根据对中国多年侵略的经验，深知中国人民实有反抗精神，而清政府却是容易制服的，所以也同意联合对清政府进行控制，将清政府作为它们共同的工具。通过共同控制清政府来达到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所以，合作政策的实行，使得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暂时的和相对的缓和，中国所面临的列强侵略的危机。也就更加重了。从“合作政策”的提出，再联系到后来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也可以看来，在侵华的列强当中，美国从自己的列益出发，往往出一些“鬼点子”，大大地狡滑。
二、清王朝所谓“同治中兴”的时局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朝统治阶级极力标榜所谓“同治中兴”，这成为当时清朝政治背景的一个重要特点。本章当中所要讲到诸多事情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们这里增补作为天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形势的一大项内容来讲。所谓“同治中兴”应该说是清朝地主阶级制造的为清王朝功颂德的舆论和对时局的估计。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在苦苦挣扎中勉强地暂时度过了难关。而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列强训服了，它向列强献媚妥协，列强则采取支持清政府以维护和扩大自己在中国侵略权益的政策，（这是“合作政策”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清王朝对内对外似乎都可以舒一口气了，不象前十来年间那样应付不暇，手忙脚乱，岌岌可危了。于是乎，清室君臣在上谕诏旨奏章书牍中充满中兴之类的颂辞，歌颂“大难削平”的成功，吹嘘“中外相安”的局面，得意于清王朝气运的复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被颂为“圣主”，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在1861年死去，不然的话，他的地位也会很高)李鸿章等湘准军帅则被吹捧为所谓“中兴名臣”。一时间，朝野上下一片鼓噪，似乎清王朝真正政清人和、天下晏然了。实际上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何以言之，稍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其实当时连统治阶级内部有的人士也不同意这种所谓“中兴”的谀颂，并揭露了它的虚伪。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兴”的舆论呢？这一则是反映了清朝统治者，渡过难关后急欲复兴的愿望，再就是意在稳固统治集团内部，鼓励沮丧的士气，振作离散的人心；三则以“中兴”来激励臣工，好让他们继续为清廷卖力效劳，而下级则利用“中兴”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所谓“中兴”的舆论持续了好多年，到后来光绪帝继位，又有所谓“同光中兴”的论调，我们这里看重说一下“同治中兴”的时局问题，这是当时政治背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分几点来看：
1、人民反清斗争一度落入低潮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就标志着持继数年的人民反清革命运动开始暂时性的落潮，我们说过，太平天国反清起义不是孤立的，同时还有许多反清起义与之配合，共同合成该时期反清斗争的高潮，但以太平天国的斗争为中心，如果说“众星拱月”的话，它是“月”其他则是“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虽然捻军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反清斗争还在继续，但清朝可以集中力量，腾出手脚来对付他们了。当时捻军斗争属声势最大的，到了1868年夏间，以西捻军张宗禹等在鲁北的最后失败为标志。捻军斗争也被镇压下去。此后若干年里，人民反清斗争，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虽然仍然时有发生。但规模和影响较小，总的来说，人民反清斗争一度落潮。而清朝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的防范控制，实行所谓“霸术治民”，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也作出某些让步性调整，如“招垦减赋”等，以利于尽快恢复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如果就此着眼，清统治者标榜的所谓“中兴”还多少有那么点意思，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这好象是暴风雨前的沉寂。人民人正在孕育和积聚更大的更高层次反抗力量。
2、“中外相安”带来不安
清朝统治者是以妥协投降来换取所谓“中外相安”的局面的（这种情况在具有相当实力洋务派大员身上表现得最典型，我们拟放在洋务运动内容中。在讲洋务运动纲领时再具体讲）。换取这种“中外相安”的血本、代价是很大的，这样事实上也决不能真正“中外相安”。因为列强对华的侵略是无止境的，对清政府的压迫控制是得寸进尺，所以说只能造成中国半殖地化的加深，这在我们上面讲到的“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的内容中已可以得到证明。此外，在后面要专节讲的“边疆危机”和中法、中日战争的内容中更可得到典型印证，这不但是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同时也是清政府的愈发失去独立性，它的统治也愈加发生危机。从这方面看，何谈“中兴”？
3、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凋敞
社会经济状况如何，这是国势强弱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农村经济状如何更是为关键。而当时农村经济是一个严重的凋蔽状况，关于这方面情况，我们教材中列专目作了介绍，大家课下自己看了一下，这里不具体讲了。
4、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朝廷荒淫腐朽
统治阶级标榜所谓“中兴”，极力粉饰统治集团的内部的融洽。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基于共同镇压人民革命的需要，满汉地主阶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政治派别之间，在一定程度摒弃前嫌合作这是事实。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很复杂。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这种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而具更加激化复杂，是一种多边关系的矛盾的斗争。譬如满汉地主阶级之间，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各政治派别之间，各派别、集团的内部等，有些内容譬如说象洋务派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我们后边在适当的地方再具体讲，这里拟就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作一简单介绍，因为这是清朝统治的中枢，其状况如何那是攸关紧要。而这里我们着重讲一下慈禧与奕訢间的勾心斗角，这应该说最为重要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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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辛酉政变是慈禧联合奕訢一道合谋成的。奕訢对慈禧的上台可以说是出了大力的，同时通过辛酉政变奕訢自身的权势得以加强，他被封为“议政王”掌管机处和总理衙门，位高权重。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奕訢从性格上说也比较骄纵。据说道光帝病重要死的时候特遗命封他为恭亲王，这个“恭”字就是针对他骄纵，给以警诫的。在辛酉政变前后两人关系似乎比较融洽，实际上在互相利用。经过政变，慈禧揽到了最高权利，经过一段时间，经验已熟，人望渐孚之后，就将权高位重的奕訢视危险人物，找机会要抑制他。他借有些亲附于她的臣工屡屡弹劾奕訢发难。1865年一个叫蔡寿祺的大臣（编修）上疏弹劾恭亲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恰巧当天恭亲王进见慈禧，慈禧就将此折出示，正告奕訢说：“有人弹劾你！”奕訢也不看折，一点也不惊惧，只是追问慈禧是谁上的奏折，慈禧说是蔡寿祺，奕訢一听大声说：“他蔡寿祺不是好人！”并且要擅自将其逮捕问罪。慈禧见状大怒，立即召见一些大臣计议，大臣们知道这事非同小可，都不敢明确表示态度，只是说“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说：“若然，何用汝曹为？”就是说“要是这样的话，用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大臣们应付说：“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慈禧始命退。诸臣均流汗沾衣。隔了一天，倭仁出面与一班大臣会于内阁，并召见蔡寿祺一块对质。对纳贿这一条，蔡没有提出多确凿的证据，说根据传闻。但大臣们也得迎合一下慈禧，说这事虽然不能指出实据，恐未事出无因，况且这事儿本属暖味，非外人所能得见。至于骄盈揽权，这个在召对办事时必露端倪，难逃圣明洞查（你看着办吧），拟奏“黜陟大权，操之于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仍是耍了个滑头。第二天覆奏，想不到慈禧早已拟好一纸诏书等待了，诏书严词指斥恭亲王“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爵高权重，目无君上”，宣布革去他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这纸诏书言词激烈，杀机毕露，但文书上错别字连篇，语句也多有不通，这就是所谓慈禧的“别字连篇的手诏”，她个人也毫不掩饰，告诉大臣们说：“诏书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有关大臣为之着实润饰了一番。这是奕訢被罢，时在1865年的4月3日（同治四年三月八日）。
但是，没有几天，事局就又发生改变，慈禧又诏奕訢复入军机，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奕訢在朝中也有相当的亲近势力。他的权位也不是这时的慈禧所能一言为定的，奕訢及其同党当然不会服服帖帖，慈禧罢黜奕訢的诏令一下，有些王公大臣上疏劝止，请求复用奕訢，给慈禧施加压力。第二，尽管奕訢和慈禧在个人权位问题上倾压争夺，很有矛盾。但是从朝政大局这方面说, 奕訢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失为一根台柱子,慈禧要维护统治权，总得要借一班这类人物，不然的话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不行。其他臣工也不能不从朝政大局考虑，这是维护他们共同利益的需要。所以即使慈禧的亲近派也有不少人劝告慈禧，让她收回成命，不能这么干。醇亲王奕譞，这是慈禧的妹夫，他当时有事在东陵，听了以后赶回北京，劝慈禧说，奕訢“纵然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事，似非敢有心骄傲。若以此遽而黜，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慈禧对此等告诫当然不能置若罔闻。据记载说诏罢奕訢之后。枢廷突失重臣，一切政务均现脱节。她权衡得失轻重，于是又改变成命。当然，她是很巧妙地给自己树了下台阶的梯子的了，譬如召集廷议，并且她在背后，根据情况对不同的臣工作不同的表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不愧是一代权奸，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能说了。总之，最后在5月8日（四月十四）慈禧颁布谕旨。说是：恭亲王深自引咎，召见时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日前之所以严厉责备处分他，是“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所以，让恭亲王复入军机，但是不再授议政王衔位。所以奕訢虽然复入军机，但名位上较前还是有所降低。据说，经此挫之后。奕訢表面上气焰有所收敛，对慈禧较前恭敬些了，说是以盈满为惧，但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内里，他与慈禧间的勾心斗角不可能消弭，日后又有几度激化，影响朝政出现较大变局。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着重讲一下慈禧奕訢间的斗争呢？因为这两个人是清廷的核心人物，攸关朝政大局自不待言。奕訢不独在朝中影响很大，并且他作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与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洋务运动关系很密切。后来他与慈禧间的角逐，又牵联到军机处总理衙门换班易人，对政局影响很大，跟我们这一章所要讲的内容关系很密切。
当然朝廷内部斗争不只局限于慈禧与奕訢之间了，甚至在慈禧的家庭内部，别说是慈禧与慈安太后之间，就是在慈禧与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之间，都扯下了家人间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表现出阴险残忍的权力之争。
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当初本远不如慈安太后的地位，但她很会演戏，装出对慈安太后很恭敬的样子，千方百计迎得她的好感，当然最终是赢得皇帝的好感。垂帘听政后慈禧专权，慈安的地位就远不能及。，慈安这个人没有慈禧那般权术本领，没有那般心计，但两人之间明争暗斗，也不消停。譬如，1869年（同治八年）发生的太监安得海被诛杀事件，这中间就体现了两宫间的争斗。安得海是慈禧的心腹之人，他仗势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按照皇室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诛杀无赦。1869年中，安得海奉慈禧太后命往南方采办宫中用物，出都南游，一路祸害无穷，对安得海恨之入骨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截之于辖区境内，安得海有恃无恐，丁宝桢本欲先斩后奏，下属力劝不可，他才奏请廷旨，慈安太后乘机下诏，令丁宝桢不用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借机除掉了慈禧的一个爪牙（也有材料说恭亲王奕訢密嘱丁宝桢乘机嘱之）。当然，除掉安得海的关键人物是丁宝桢。但从这一事件当中也反应出两宫之间的角逐，后来也被喧染的很有戏剧性，传说要收安得海正法前，安得海开始还很强硬，以为丁宝桢不能奈何他。当听说正接到东宫慈安太后谕旨时,安得海一时吓软了，正在苦苦哀求的当儿，忽然听到西太后旨到，安得海一听知道有救了，又硬了起来，丁宝桢知道这道圣旨是要救安得海的，于是在命令行刑之后再接旨。果然，西太后的谕旨令把安得海押回北京（当然，押回北京就一定杀不成了），但这时安得海的脑袋已经落地了，再也接不上了。慈安太后1881年病死宫中，时人或疑其死于慈禧进药。
慈禧与同治帝的关系也颇微妙。
同治帝是慈禧太后的儿子，但是母子关系很不协调。他即位时年仅五六岁，1873年这年他已经虚岁十八，名义上亲政，但实际上慈禧并不归政，权柄连亲生儿子也不愿交给，不但不交权柄，而且变着法的让同治帝不痛快。据说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端庄贞静，同治也跟他合得来，但慈禧不但不感高兴，却限制他们的婚姻生活，强迫同治帝转爱慧妃，慧妃轻佻，同治帝不喜欢，因此就与小太监们嬉戏游宴，养成放荡之习，最后死得很不干净，成为千古丑闻。并且他对学习也不感兴趣，譬如，据翁同龢同治十年（1871年，亲政前两年）的日记就有这样的的纪录；说某日（正月二十五）看折时精神极散漫，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讲习仍嬉笑。某日（二月二十日）晨读极涩，总振作不起来，不过对付时刻而已，多嘻笑，直是无可如何。某日（七月二十日）精神不聚，读不顺，兰孙（李鸿藻，时为同治帝的师傅）颇有声色（很生气）。如此这般，这位同治帝也真有点不争气。同治帝的荒唐我们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慈禧对他的不尽情理的限制，但是也与此不无关系，权欲确实导致了她们家庭关系方面的变态，对于他们来说，权大于“礼”。即使换个角度，同治作为一个长大成人的皇帝，他那个状态跟所谓“中兴”也的确大不匹配。我们在上面的小标题不是列有朝廷的荒淫腐朽嘛，可以同治的例子为证。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讲。如果说多少真正给当时的清王朝带来一点生气的话，那主要还是曾、左、李这帮人，他们多数是洋务派官僚，这在下次我们要讲的洋务运动的内容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二节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史事之一,也是近年来学术争议热烈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讲的这第三章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我们专列一节来讲。
先就“洋务运动”这个概念简单说两句,如果抛开“运动”，单就“洋务”二字而言，似由“夷务”二字转化而来,而把“洋务”和“运动”连在一块,合成一个概念，现在一般说来是约定俗成的这么用了。如果追根寻源的话，大概是由1938年出版的何千之的《启蒙运动史》先使用,以后逐步为人们广泛沿用。但是时至近年也有的学者仍然不取用这个概念，例如我们在布置参考书目中介绍过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就是“洋务活动”而不用“洋务运动”，似乎觉得说不上一场运动。“活动”也好，“运动”也罢，所指的内容，基本是对应于所谓的“同光新政”、“自强新政”。我们使用某一概念固然要赋于和明确中它的特定涵义，在交流或争议的时候，要遵循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这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胶着某一字眼作无谓的穿凿。通常所谓“洋务运动”，就是指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与资本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活动，而其中以“自强”为标傍的“练兵制器”活动和以“求富”为标榜的经济活动为中心。我们首先要明确概念的基本涵义，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对洋务运动进行考察。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搞起来的，也就是说洋务派是洋务运动的主体（注意：这里的“主体”不是惯常我们指事物的重要部分意义上的那个“主体”，而是哲学范畴的与“客体”相对应的那个“主体”，就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而客体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洋务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一个具有特定群体特征的政治派别，而其群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所谓“顽固派”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顽固派也是当时统治阶级中具有特定群体特征的政治派别，而其群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赖以与洋务派的比较而显示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比来讲。
1、洋务派的构成及其思想特征
洋务派是对清朝统治阶级中，具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活动的一派人物的群体性称谓。这一群体并不具有自身的组织规范性，举例说，它并不象后来的兴中会，同盟会那样，本来就建立起了那么个组织，你加入了这种组织就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没有加入就不是。洋务派并不是这样，这是后人赋于的规定性称谓，它没有自身固有的确定性，例如在有些人物来说，算不算洋务派人物，就似是而非，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甚至有的人提出就不应人为地划分出一个洋务派，当然这是极个别的看法。我们认为根据共有的群体性特征，划分出一个洋务派，并且，就总体而言，就其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来说，其派别归属也是明确和醒目的。根据上边我们对洋务派的定义认定这个群体，并且可以进而将其划分成两个类别的人物，一个类别就是奕訢等人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另一个类别就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这两个类别的人物尽管在许多方面包括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方面，不无矛盾和分歧，但总的说来，在洋务方面是志同道合，上下串通，内外配合的，共同构成洋务派群体。如果就它们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实力判定强弱主次的话，那么是以汉族地方实力派实力较强和更居主要，因为从人员阵容上说，汉族地方实力派人多势众，从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所属的主要事业上看，绝大多数是由汉族地方实力派人物搞起来的（待后而是所讲）。而在洋务派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中，又以李鸿章最为主要，故堪称是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这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李鸿章位高权重，并与洋务运动相始终；
第二，李鸿章提出了一套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洋务主张；
第三，李鸿章举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掌握的军事经济实力最大；
所以讲洋务运动，特别要注意李鸿章这个人物。
上面，我们简单讲了洋务派的构成问题，下面看一下它的基本思想特征，因为这是显示它与顽固派区别的最重要的方面。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固然也是很复杂的，但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东西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为“中体西用”），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它的覆盖面和涵容量很大，不是我们这里能讲了的，这方面也有不少文章，大家有兴趣课下可以探讨。这里我们只就它体现的洋务思想本身来讲。
大家可以看出，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就其特定涵义来说，所谓“中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也既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充其量，再加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具体办法，但主要的是所谓“长技”。所谓“体”、“用”，我们也不从哲学的范畴和角度去探讨，只指明其实际应用的意义。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用我们通常说的“服务”二字来解释就很合适，将它们串通起来，“中体西用”便可得到这么一个简要的解释：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话，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例如，李鸿章就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要学习利用的是什么呢？是西方的“火器”，是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还是那个李鸿章，就曾明确说，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所谓“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搞这些，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学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洋务派的这种思想，是由其阶级属性和在社会实际中的特殊体察所决定的。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它们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对封建制度进行否定，但是，他们一般接触西方的人物、事情比较多，在接触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厉害，中国抵不过，为什么？他们不可能从封建制度和统治集团腐朽，而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一个时代这实际上的根本方面去找原因，而只能看到和承认一些皮毛的东西。譬如，李鸿章在上海，以淮军与外国军队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就极为艳羡外国军队和火器。他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 剿杀太平军的威力，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绘声绘色地这样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惊慕之情，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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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01
于言表。
洋务派要向西方学习时，要用的主要就是所谓的“长技”，这就自然会使人想起，早在林则徐、魏源那时不就明确提出学习西方长技吗？他们的一句名言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么，洋务派思想与林、魏他们是否有着渊源上的联系呢？有的人认为有，还很密切，一脉相承，甚至说“中体西用”的思想可以近溯到林、魏，林、魏的“师夷之长以制夷”就包含中体西用的意思。我们说，在师夷长技这一点上，从林、魏到洋务派可以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在“师夷长技”的目的上，两者截然不同。林、魏主要是落在“制夷”上，而洋务派的师夷长技虽说也不无一点自强御外的用意，但主要是基于制内的需要而提出的，对外则采取的是“和戎”方针（这在后边讲洋务运动的政治纲领时再具体分析），这与林、魏迥然不同。所以，从总体上，从根本上说，洋务派的思想与林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大旨相悖，不能说一脉相承。林、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不能说体现中体西用的思想，因为命题本身只讲了“西学”的作用，并没涉“中体”的问题，也没有讲体用关系。当然，林、魏也不可能自觉否定封建制度，但他们是在面临和抵御外国入侵的特定条件下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而洋务派的产生和洋务运动的发端是在六十年代初，正值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统治集团被外国进一步驯服。它与外国反动势力勾结，集中镇压国内人民革命的关头，皆系大不一样。总之，我们不认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与林、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2、顽固派的主要思想特征
当时，在清朝统治阶级中与洋务派相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我们称之为“顽固派”，大学士倭仁、徐桐是这派人物的代表。这伙人的思想特征是，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事物，对西方的“长技”也不能容忍，视为洪水猛兽，深恶痛绝，还幻想依靠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来维护封建统治。他们仍囿于“夷夏之辨”的樊篱内埋头作茧自缚，攻击洋务派是“用夷变夏”，对洋务派搞洋务的行径深恶痛绝。
这里我们可以举个“马拉火车”的事例，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河北省境内的一个真实的故事。1881年，由李鸿章经营的开平煤矿运煤，修起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长约十四公里。谁知铁路修好后，却出现了天大的怪事，铁道上拉着车辆跑的不是火车头，而是骡马。这便是顽固派干扰的结果。顽固派认定，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防碍我风水”，而清朝皇帝、后妃和皇帝的陵墓东陵，不是在唐山西北遵化县的马兰峪吗？虽说离那铁路上百里，可火车头那般庞然大物，喷烟吐雾，叫声震天，拉起来风驰电掣，皇陵的风水岂不要受到威胁？哪有用马车拉着平平稳稳，慢慢乎乎，悠哉悠哉地保险，真是千古奇闻。无独有偶，其实，早此好几年，在1876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那时在中国土地上已经出现过一条营业铁路线，这就是夷商怡和洋行背着清朝政府，偷偷地修建的由上海至吴淞口的淞沪铁路，全长也只有十四公里。通过不到一年，就由清政府花28万5千两银子买了回来。买回来好啊，要是买回来由自己营运那当然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可嘉可奖，但花巨款买下来的东西，三下五除二，铁轨扒掉了，火车拆毁这还不算，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零部件特地运到千里之外的台湾，扔进打狗湖里，真是企有此理！顽固派不只对洋物厌恶如此，对洋人那也是不愿看一眼的，譬如，就是上面谈到的作为顽固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大学士徐桐，见了洋人就“以扇蔽面”。我们说，仇恨外国侵略者是一个有起码的民族良知的中国人所应有的感情，如看在特定的外交场合，针对对方倨骄采取某种方式、做法，以显示对敌方的鄙视，表现民族气节，那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可嘉可奖。而徐桐的态度则不属此类，他们是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妄自尊大。靠这么作是挡不住外国侵略的。就是那个徐桐，在庚子年间八月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不是想办法积极抵抗，而是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送掉了（当时他80多岁了，北京失陷后他自缢身死）。
上面简单说了一下顽固派的情况。如果比较一下，顽固与洋务派异同的话，简单地说，相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属于封建统治集团，在领导人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是一致的。而不同在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用什么态度手段和方法来维护封建统治，更直接具体地说，就是要不要学西方“长技”。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下面要讲的一个事件中可以得到典型的反映。这个事件就是--
3、同文馆之争
所谓“同文馆”是隶属于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一个学堂性质的机构。它是经奕訢等奏准，于1862年（同治元年）设立的，最初是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目的在于为适应办夷务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到了1866年（同治五年），奕訢基于这么个认识，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又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为教习，招收三十岁以下“科甲正途”人员，具体说就是三十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和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此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说是“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习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持论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们所谓“气节”，只是徐桐见洋人“以扇蔽面”之类的表现而已！）这个意见被朝廷否定后，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面力争，谈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科甲正途人员学天文算学，“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必然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的后果。他步步设防、持论，既使退一步说，要学点天文算学。那中国这么大，何必“奉夷为师”，“以夷变夏”呢？他把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指为“汉奸”。有的顽固派人物甚至把同文馆视为这般“不详之物”，认定是它累及“久旱不雨”、“阴露散天”、“大风昼晦”、“疾疫流行”等。
洋务派则纠集势力进行反击。他们一方面表示，他们也承认，“御夷”是“要以修明礼义作忠义之令为根本”，一方面强调，仅靠这个还不够，还要实力，“讲求战术，蕲得制伏之法”。要学习夷人的炮坚炮利、科学技术。陈说开办天文算学馆正是为此张本，此事求强之实务。至于招收科甲正途人员，正是因为国家要依靠这些人而不能求之“愚贱”。
一时间，双方笔刀舌剑，各不相当。由于当时洋务派阵容较强，朝中有亦訢等人，而地方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员密切配合，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到第二年阻历的三月，上谕最后肯定洋务派方面的意见。奕訢等人的建议得以实行。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影响。报考者并不多。
这里还要注意这么个问题：这时慈禧支持了奕訢一派的意见，但不能因此说慈禧也属于洋务派人物，事实上，她长时间是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采取“骑墙”的态度和策略手段，就是既不公开站在这派方面，也不公开站在那派方面，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支持这边，或支持那边。既不能不依靠洋务派，但又防范着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对顽图派也是时而压制，时又放纵，这样尽量使双方之间保持平衡，使其互相牵制，而她从中操纵利用，表面上维持清政府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当时清朝政局的特点之一。
二、洋务运动的政治纲领
洋务运动历时数十年，有着较大规模的一场运动，不能不在实际上有其政纳。学术是一般认定，“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其政治纲领。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提出者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同治初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就提出过“外致和好，内要自强”的主张。到了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的时候他明确提出：“处今时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所谓“外须和戎”，“戎”是指外国，“外须和戎”就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定要与列强和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这来源于对中外力量的对比和对列强本性的看法，李鸿章辈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它们只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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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论“理”，中国势不能敌。军事力量“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一旦打起仗来，必不能致胜，“即胜也必终败”，与其那样，还不如干脆不打。诚心与外国讲和修睦，以所谓“羁縻”之策求“中外相安”之局。譬如李鸿章曾对曾国藩说：“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曾国藩对此大为赞赏，说是“驭议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对于“羁縻”之策，我们已不陌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不就实行“羁縻政策”吗？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依然如此，可见，这是清政府的对外的一贯政策（其所谓羁縻也就是笼络外国，其本质上就是妥协投降政策），并不是洋务派的发明，它不能获专利权。但是在洋务派大员手里，这种妥协投降政策被修饰的更有理论根据，更能惑人耳目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处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的儒家道德规范进一步扩展到处理与西方列强关系上。虽然列强论势不论理，但我们要论“理”。曾国藩曾这样教导李鸿章：“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李鸿章表示凛遵师训，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委曲周全，但求外敦和好”。如果这是“四字要诀”的话，那么，他们特别注重的是其中的“笃”字，即忠实，“诚”，将此作为一字锦囊，这也是曾、李之间的师承和 得意之举。对此，李鸿章还讲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呢：说是在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时候（时在1870年，曾移督两江），去拜望乃师曾国藩，曾国藩见面之后，不待李开口，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唉，我说少荃（李字少荃）啊，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云协以诛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用什么办法呢？”李说：“门生正是为此，才来求教”。曾说：“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李便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曾国藩听了，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察言观色，一看不对一定是曾国藩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仍自顾捋须不已，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始抬眼看李鸿间章，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尽人言忠可以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也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脸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说他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开始觉得脸面上着实过不去，但回心细想，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心中顿然有把握，急忙应声说：“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李鸿章说，后来办交涉，他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与他相对，果然没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这个“诚”字锦囊在他们手里的妙用，还竟说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究竟是怎样一样大效，这个事实俱立，不必多言，真是少廉寡耻！
下面，我们说一下看待洋务派“外须和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它的外须和戎，如前已提及的是来源于对中外力量的对比态势和对列强本性的看法。这种看法本身，有其一定合理之处，譬如将列强看作数千年来有之强敌，而中国比较落后，列强论势不论理等等，这起码比顽固派的昧于形势，迂腐自大显得明智。但是理此推导出外须和戎，也就是一定要向列强屈从退让、妥协的结论，那就大错了。既知列强论势不论理，却坚持要以“诚”来感化之，那也就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当然，用李鸿章所谓的“痞子腔”也不会折冲樽俎，致胜敌人。但在外交上坚持原则，与敌方进行策略的敷衍和周旋，这都是外交上的必要，而洋务派的“诚”字锦囊则是排斥这些的。第二“外须和戎”是洋务上在外交上的主导趋向。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他们对外也有一定的抗争性，不要把事情绝对化（洋务派 中也有一些御侮制夷之类的话）。第三，我们讲洋务派的外须和戎是以其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其中有的人在对外方面比较坚持原则，有较强的抗争性。譬如，左宗棠做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却能垂老挂帅，收复新疆，为民设立了不朽功勋；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与他的父亲大为不同，在对外交涉中比较勇于坚持正义。不但在民族气节方面表现较好，有时也真能争取得少丢一些权益，这在后边也要具体讲到。
以上讲的是“外须和戎”，有人（胡思敬在其《驴背集》卷四）说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对于整个洋务运动来说，其功过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和戎”。故不能一概而论。下面，再讲一下“内须变法”。
“内须变法”字面很好理解，无须解释。其内容，我们这里不准备多讲，因为它从我们后面要讲的求强求富的内容中得到了具体反映，那都是他们变法的实际。这里只想强调说明，“变法”是涵盖面很宽泛，伸缩性很强的概念。洋务派讲变法，其后维新派也讲变法，再后慈禧也打出所谓新政变法的旗帜……各自的变法有各自不同的内容，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把握其各自变法的特定性质和内容。洋务派的所谓“变法”，主要是限于上边讲到的“中体西用”范围和意义上的变法。它之所以讲这种变法，一方面是基于对时势的认识，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数千年来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若不审时度势，“弱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一方面也是基于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这一古朴的原理。他们的这种变法固然不可避免地有限大的局限性，但是，比起顽固派的死板守旧来，那是显出明智和进步的。
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有机地结合，构成洋务派的政治纲领，“和戎”和“变法”互为表里。“和戎”也属于变法的内容之一，外交政策问题嘛。而变法呢，又必然受着“和戎”的制约，因为在当时形势下，一切施政方针无不与外国方面有着密切联系，我们要注意这个关系。
今天就讲这些，至于洋务派在其它方面的思想，在其政治纲领的支配下是怎样搞洋务活动的，这些活动的客观社会效果如何，以及对洋务运动应作出怎样的总体评价，我们下次讲完。
三、洋务活动的主要内容
上已提及，洋务派以“求强”为标榜的“练兵制器”的军事军工方面的活动，为以“求富”的标榜的经济方面的活动，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而这两方面的活动，在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中，又有着阶段性特点。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深入，洋务运动的重心前后有所不同。可以据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六、七十年代，主要是搞“练兵制器”，即军事方面，企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以后七十到九十年代，除了继续进行“求强”的军事内容的活动以外，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兴办近代民用工业，甚至更以此为重点。下面就先讲军事方面的主要活动内容（注意，因为洋务运动的两阶段并非可截然而分，再者，后期仍然继续搞军事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一些内容，从时限上要超出七十年代）。
（一）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1、军事工业
一开始，洋务派对中国和西方的差距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所谓“火器”上。我们曾提到过李鸿章说过一段很典型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在洋务派大员中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一个曾经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梅启熙在光绪六年（1880）时还持论：“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唯‘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奕訢在同治年间更明确地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就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洋务派以“制器”，筹办军事工业敲响了洋务运动开场的锣鼓。至于直接动机，那就是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下面我们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几家军火工业。
①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特点：最早，洋务派的军火工业开端，但未雇佣洋匠，手工生产 ，非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军火工业）。
②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因在上海，故简称“沪局”，全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它在当时洋务派的军工业中规模最大，很典型。它生产枪支、大炮、弹药，另外还制造钢铁和船只，在甲午战争以前，经费最高年份达90多万两白银。甲午战争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以后，该局还继续存在下去，几经变革，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机器厂房设备才最终被日军折毁，告结。
③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的金陵制造局（地点在南宁简称“宁局”，全称是“金陵机器制造局”）。该局从规模上不及江南制造局大，主要生产枪、炮、子弹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后来设火药局。该局开始由英国人马格里掌握，由于产品低劣，在1875年大沽炮台使用该局制造的两门大炮时，发生爆炸事故，李鸿章把马格里召到天津，让他亲自试放，同样发生事故。以后，该局就不再雇用洋匠（当然机器设备皆进口自外国的）。该局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并入上海兵工厂。
④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因设在福州马尾，故称“马尾船政局”）。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开始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两人一手经办，到后来主要中国人自己经办，该局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在中法战争中，该局受到严重破坏。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甲午战后生产更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然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⑤崇厚于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崇厚当时是三口通商大臣。这个局就军火生产来说，仅次于江南制造局。李鸿章在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后接办该局，1895年该局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1900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⑥张之洞建造的湖北枪炮厂。厂址在汉阳，特点：比其他各局设备新，规模也比较可观。但建厂速度很慢，几经周折在1891年购地建厂，1893年厂房落成，机器运到，但1894年一场火灾，厂房被毁。又经重修投产，这是甲已午战后之事了，到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抗日战争时内迁。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洋务派力的军事工业，不再列举，典型 如上述。
以上几大厂家，教材上写得较详，所以我们上面只着重从历史 革的角度作一补充，未对每个厂家作具体分析，下面，从这些军事工业中抽取共性的东西，总结一下它的性质：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有着浓厚的封建性。
先说为什么说它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主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了个别的厂家（如早期的安庆军械所，以及丁日昌、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两所炮局）以外，洋务派的军工业一般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
第二，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洋务派军工厂家的工人，主体上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对他们实行工资待遇，其工资也大体上是按照其技术高低出卖劳动力的多少计量发给的。尽管总的说来工人工资是微薄的，他们受剥削很重，但这种剥削已不尽同于封建手工工厂中的那种剥削，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
第三，到后来，产品由原先的不计价的调拔改变为部分地计价，用户所属的地方当局以“协款”等名义交付一定的款额，并且许多厂家的生产也在一家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这说明价值规律对洋务派军工厂家也已起着一定作用。
那么，为什么又说洋务派的军工业又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呢？
第一，就组织体制而言，属官办官营，厂家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领导权和管理权都由官府控制，衙门习气严重，经营管理混乱，腐败。
第二，经费主要是由封建官方拨付而非商人投资；
第三，产品主要还不是做为商品投放市场，而是无偿调拨，特别是前期尤其如此；
第四，有些厂家中，超经济的封建性剥削压迫比较严重，工人不完全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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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01
关于洋务派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是有较大争议的。我们上述观点属于对其资本主义因素估价较充分一派的观点。与此不同，有的认为它以封建性为主导，兼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在强调它的封建性的同时，还强调它具有垄断性（实际也是其封建性表现的一个方面，因为是说它具有封建官僚垄断）和买办性（根据是它对外国的严重依赖），总之，对它的落后性估价比较重。主要就在于对我们上面列举的说明其具有封建性的那几方面的情况看得程度上更严重，地位上更重要，而对我们列举说明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那几方面情况，看得程度上较浅，地位上较次要，并且，特别看重生产关系方面，由于对其性质上的比较先进和落后的估价不同，相应也就对其社会作用的比较的积极和消极估价上也有所差别，这是不言而喻的。
2、陆军的改制和新式海军的建立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同是在六十年代 ，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新式军队。
先说陆军的改进和训练。
我们已讲到，清朝军队的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湘军和军。湘军的特点，一是兵制上和八旗兵、绿营兵不同，内部关系上具有私属性；再就是武器上，重视使用洋枪洋炮（特别是淮军，因为李鸿章比曾国藩对西洋武器感兴趣得多）。大势所趋，清朝除了继续容纳湘、淮军以外，对原有军队也以湘淮军为样板进行改造，例如从武器装备上和训练方式上，奕訢等人于1861年就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不久，就在天津、广州、福州等地先后成立洋炮队，聘用外国教练，更显著有是，出现了“防军”和“练军”。
介绍“防军”，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告竣后，留防的湘、淮军。湘淮军本属非国家正规军之外的“勇营”，按旧例应是临时性的，军事完结后即要解散，但从镇压太平军当中显示出湘淮军的战斗力远要比绿营重要，同时，由湘、淮军起家的湘、淮军势力也要保留其军事资本。这样，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只裁撤了一部分，相当兵力保留下来，即防军。
所谓“练军”，是指从绿营中挑选，仿照湘军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1863年，时太平天国尚未灭亡），由直隶总督刘长仇创始，以后延续下来。
防军、练军与旧省的绿营比较有所不同，是所谓“新”军，不过，应该注意，此时期的防军，练兵还算不上近代化的新式军队。近代化的新式陆军是从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开始的。
洋务派的所谓“练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新式海军的建立方面。这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也就是 是在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进行的。
这时筹建海军的直接动因是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东南海防吃紧（后边要具体讲到），海防之议于是兴起，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这时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对海军的筹建的建议很具体。随继又有一些人就此问题发表意见，经过讨论，几经筹划，清政府在1875年5月任命沈宝桢和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军 ，经过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到北洋海军最后灭亡前夕1894年的甲午战争时候，清政府已拥有船舰六七十艘，分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就实力说北洋水师最强，南洋水师第二，福建水师第三。北洋水师是清政府最主要的一支新式海军。它从始至终，一直由李鸿章一手操办和控制。它从七十年代即开始筹划，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其时其有大小舰只二十余艘（不包括鱼雷艇及辅助船在内）。建成旅顺和威海卫两个主要的基地。从1888年正式成军以后，北洋舰队未再添设舰船，而1891年以后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因为海防经费被慈禧挪用修筑颐和园去了。
那洋务派建设新式海陆军的目的何在呢？从总体上说，他们要以练军作为自强的手段之一，自强又是从何而言的呢？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能有效地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再就是也企图能和外国势力作一定的抗衡。对此，又不能仅止于这样笼统言之，还需要作具体分析。从当时他们改造陆军看来。主要是基本防范和镇压国内人民斗争的需要，而筹建海军，恐怕对内镇压的因素就不是主要方面，而主要是为了御外，这样说的理由：第一，当时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国内人民起义斗争的高潮已被镇压下去，而筹议海防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外国侵略造成的海防吃紧；第二，如果主要为政府国内，那么没有必要在海防上下这么大功夫，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国内起义没有能力利用舰队在海上角逐，至多不过是在内地江湖，经营他们原“水师”类型的武器就可以了；第三，从实践上看，海军的使用主要也是和外国 侵略者对阵，尽管以覆灭的命运告结。我们说洋务运动的政纲对外是“和戎”，（但也不排除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有御外因素，在海军方面是为重要表现。）
（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
1、“求富”口号的提出。
到了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 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内容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此为目的开始经营民用企业，为什么又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主要原因可以从这三方面看，第一，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为“穷”所迫；第二，新的军事防务体系不是单独“练兵制器”就能大功告成的，还需有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 力事业的配合（用现在的观点看要有“系统性”的保证）；第三，洋务派在其活动实践中，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有所深入，他们感觉到，西方国家之长，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要借鉴和取法的。
2、洋务派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和典型厂家。
洋务派办工业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办，二是官督商办，三是官商合办。官办就是完全由官府创办和经营的，这是上面我们说到的洋务派办军事工业的主要方式。官督商办，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官府的“监督”下由“商”来细办，事实上，在这个官与商结合体中，是“由官总其大纲”（李鸿章），掌握领导权的，由官府委派人员经营管理。商人出资认股，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当然挂钩，但入股商人处于无权地位。官商合办，是由官、商双方签订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经营，这种方式始于洋务运动后期，是洋务派官僚鉴于官督商办企业名誉扫地的情况而变换的一种新方式，虽说在这种方式下官方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但商人的地位毕竟比官督商办提高，因而官商合办要比官督商办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对于洋务派的民用企业来说，第一、三种均不是主要方式，而是以第二种即“官督商办”为最主要和典型的。我们的教材上列举了其中最典型的四大厂家，即①轮船招商局②开平矿务局③电报总局④上海机器织布局
并且写得比较详细请大家自己看一下（教材P165-173），就不多讲了，大家务必记得这几个厂家的名称，知道这四大厂家都是李鸿章创办的。这里边又涉及到几个很典型很重要的人物，大家一定记住，系唐廷枢、盛宣怀、郑观应等人，他们都是近代资产阶级中很典型的人物。
3、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洋务民用企业的特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是带有一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说，它同样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的两重性，但资本主义因素更占地位，比洋务派的军事工业的资本主性质更强。
它的资本主义性质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第一，它的产品主要是向市场销售，经营目的是为了谋取利润（有的企业不生产商品，如电报、运输），和其军事工业的情况相比，有了根本性改变。
第二，采用雇佣劳动，建立了劳资关系，这比其军事工业更典型。
第三，其中的商股以资本家的资格投资，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他们，就是说，企业的经济命脉是系在商的身上。这和洋务派军事工业完全由官府投资也大不相同。
为什么又说它存在一定封建性呢？
这主要表现在，它们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官府的控制，且不说多数企业仍然官办，即是官督商办企业仍然是官与商的结合体，由官把持着企业的领导权，产品要优先满足官府的需要，实行先官后商的原则。有些官督商办企业，还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目的或需要服务，例如电报局须把有关洋务军务的电报优先拍发，且不收费（以后规定半费）。因为有官方的把持，所以在管理上，也存在着比较浓重的封建官府的恶习，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
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作用如何呢？
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因素比军事工业有很在增长，因而它的进步作用就更大些。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大型企业的肇端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比较强大，他们着力反对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情况下，一些据有实权的洋务派官僚“督办”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企业起了保护作用（再者在当时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压迫的情况下，要抗争，要发展民族工业，洋务派的民用工厂应该说起了相当的作用。洋务派官僚虽然有对外依赖、妥协的一面，但他们办民用企业也有与洋人争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官府的参与和控制，使其民用企业带有一定的封建垄断性和腐朽性，又因为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有相当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这也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所以又有压抑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
（三）其他洋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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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01
以上“练兵制器”和 办民用企业是洋务活动的中心内容，但不是全面内容，还有其他一些有关内容。
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和兴办洋务学堂。
派遣留学生这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个比较著名和有影响的事件。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并不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早有容闳 被教会学校的洋先生带到美国留学，毕业后于1855年回国，我们说的派遣留学生事情就与容闳有直接关系，是他出的主意，关于此事他多次提议，酝酿策划历时几年的时间，最后由曾国藩，当时率领洋务派大员，出面向清政府奏请获准。从1872年开始，每年送 30名，四年共计120名，赴美留学，由刑部户陈兰彬为正监督，容闳为副监督。这些学生是按预定计划如期如数派出，不过从他们在美学习的情况看，多有波折。他们一去的时候都是身穿长袍马褂，头上梳着辫子，戴个瓜皮帽。在美国人看来样子很怪，甚至把他们当作“Chinese girl”（中国的女孩子），一出门总群人围观，闹得小家伙们很不好意思，最后被批准改穿美式服装，小孩们很习惯于入乡随俗，很快就适应了，有的干脆违禁把辫子也剪掉，留起洋式头型。从学习科目内容上看，学工科的大约占2/3，其他修法律，不管学什么吧，按规定都要学中国经史、圣训之类的东西，但事实上有些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由衷喜欢西学。这种情况就引起思想顽固人士的忧虑，认为他们要离经叛道了，陈兰彬就持这种态度。容闳思想比较开通，两人之间就很有矛盾。在顽固派舆论的煽动下，清廷于1881年下令成批撤回留学生。当时美国方面有些友好人士也不同意，认为半途而废很可惜，也建议改变成命，其中就有写《竞选州长》的著名大文学马克吐温，但清政府不听。还是把留学生撤回了。从结果上看，事情并不圆满，但毕竟开了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先例。留学生们回国后大多当有所用，发挥了积极作用，像詹天佑就是首批留学生。
在国内教育方面，也开办了一些新种类的学堂。像我们前边讲到的京师同文馆就是，另外像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陆军方面有天津武备学堂等，这也是洋务成果吧。（教材P160页，提到了几所陆海军学校）
第三节 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的阶级力量，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这是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所没有出现过，是在近代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不过，中国的情况与欧美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同中国的无产阶级相孪生 ，因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率先在中国开办近代工业，雇佣中国工人，这样，中国无产阶级的分子 ，即产业工人，其出现比中国资产阶级要早，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到了我们正讲的洋务运动时期。但是，出现的早晚跟力量发展状况及成熟程度并不成正比。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出现较早的中国无产阶级一直未能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而领导时代潮流的主角，是出现比较晚的资产阶级。所以，我们首先是要看资产阶级产生的问题 。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1、关于几个基本概念
要讲民族资产阶级产生，要碰到几个比较基本的概念，这不但牵涉到我们要讲的这一段，而是要牵涉到与以后甚至“中国现代史”内容照应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必须解决但目前争议较大，又很难一下子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这几个概念是：








“中国资产阶级”，我们通常说它包括两部分，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提出过和予以特别强调的，这种观点是我们党的文件当中也明确肯定，作为毛泽东思想当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见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千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既然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划分，那么相应，在其物化表现上就有“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应该说，这种划分是科学的，之所以说它科学，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种情况很醒目。你说 蒋宋孔陈四大家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他的资本不是官僚资本？他们的确是。他们就是和社会地位不同的其他资产阶级力量不一样。
上述情况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很有典型性，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特别是晚清时期就显得相对隐晦，产生的认识方面的歧义就比较大。关键就涉及对洋务运动的相关事物的认识上。更具体地说，就是对洋务派人物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特别是对其资本属性的认识。传统的观点认为，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派别，而它所办的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而纯商办企业，才属于民族资本。近些年，有些研究者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固然不能把洋务派视为官僚资产阶级，而对洋务派企业也不都能归于早期官僚资本。并且认为以“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来划分其时的资本类型概念本身也不适当，认为“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而“官营资本”则应和“民营（间）资本”（或“私营私本”）相对应，就是说排除所谓“官僚资本”，把一切中国人所经营的企业都算在民族资本之内，只是民族资本里边又分官营和民营两种成分。并且有迹象表明，他们不仅仅是把这种划分法限定在洋务运动时期，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问题都如是观。
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我们说对洋务派及其所办企业性质问题完全可以有新看法，并不是一定要和官僚资本挂起钩来，这个要从历史实际来考察，不要简单地贴标签。问题是从概念的涵义上一定要保持形式逻辑上的统一律。关键是对“民族资本”如何界定，不管什么人，只要是中国人所属的资本就是民族资本，这样界定我们认为不妥当。因为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确实有那么一些中国人，他们与外国侵略势力联系密切，他们的政治经济实力，是与民族的利益不相吻合的。具体到“民族资本”来说，这不但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涵义的概念。它不应包容进所谓“官僚资本”，以“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这样三个大的类型来概括整个中国近代的资本构成是科学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在特定条件下，拥有官僚资本者确不一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本的出现，也并不就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式形成。这从下边讲的内容中就可以得到具体说明。
2、洋务派所办企业的类别属性
对洋务派所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给予了成度不同的肯定。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它属于哪种资本类型。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军事工业，因为完全是官营的，且带着浓重的封建落后性，视之为早期官僚资本是合理的。我们教材上也没有把它归入民族资本（从P181页分析资产阶级两个来源中可体味出来）。而且民用企业，因为有了商股的参与，并且成为主要的经济因素其资本主义性质也相当鲜明，进步作用比较大，一般应该将其列入民族资本之列。但是并不能因此说，主持这些企业的洋务派大员（李鸿章之流）就成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还到不了这个份上。他们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阶级属性不能只是片面地看其与某种经济因素直接联系，更主要是看他是哪个集团，哪个阶级的政治利益的代表。洋务派大员们尽管办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企业，但从他们的全面情况看，他们显然没有脱离封建的基地。从另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未必自己就经营企业，就是资本家。如孙中山、黄兴以及革命时期的大部分著名革命人士都是这样。
3、商办企业
商办企业的出现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现在一般是把1869年发昌机器厂的出现作为开端的标志。该厂前身是一家打铁的作坊，作坊主方举赞 。到了1869年开始使用车麻，机器，实现了由场而厂的转变。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家私营近代企业。顺便说明，前些年里，是把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缫丝厂作为第一家，相比差大约三年的时间。当然继昌隆缫丝厂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厂家，我们教材上也列举到了。
从1869年发昌机器厂出现，到甲午战争之时的1894年，这是中国商办企业产生和最初发展的一个阶段，这20多年间，民营企业大约有百十来家，而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约有50多家，也就是说所有半数资本还不到一万元，可见规模有限。总资本额500余万元。比较著各的厂家见教材P176-178）就这个大致规模。尽管规模有限，但意义重大，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上层和中下层，下面要讲到）的摇篮。我们把商办企业和洋务派民用工业的发端时间（以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1872年为标志）相比较，大致差不多，差两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不论从商办企业看，还是洋务派的民用工业看，可说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本才开始出现并缓慢发展。
4、民族资本特别是私营资本初期的经济特征：
第一，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 机器制造业少得可怜。造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轻工业投资可以较少，企业建设时间短，资本周转快， 获得较高的利润。 小规模的采矿业，也可投资少，获得也较快，对民族资本底子簿，基础脆弱的情况相宜，而机器制造业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力不能及，再则外国资本也故意阻碍中国自己发展资本主义，比如它们控制机器制造业设备的出口。第二，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第三，分布比较集中，以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为最多，其他零星各厂也都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便利出口，其次是为了运输方便，原料获得便利，另外与技术上依赖外国侵略者也有关系，这说明中国在民族资本其产生时期从布局上便带有半殖民地的特点。
5、民族资产阶级的孕育
①形成的时限：
也就从上边讲到的时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孕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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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形成来源、途径以及阶层构成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讲的事例中已经涉及到了，这里作一明确归纳：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途径和来源有二：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一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场主上升而来。
从其阶层构成看，又可以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个主要是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态度来看，上层拥有较大的企业，经济实力较雄厚，而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系较多。而中下层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力量较弱，而与外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系较松些。不过这种层次划分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总体上我们做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但具体到有些人，他们究竟属于哪层，就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另外，其可变性也比较明显，上层和中下层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不论是哪个层次，他们的两重性特征都是存在的，这是共性，下面，我们就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物化表现民族资本统一视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看一下它的两重性特点。
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重性特征：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造就了它的两重性特点：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方面说，因为帝国主义通过种种手段，把中国变成了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在产品销售或是原料收购方面都受到强力的排斥，在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从封建势力的摧残方面说，清朝官府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使其大大加重负担，还运用行政手段多加限制，随意摆布，或不予承认，或动辄封闭，取缔。因而，中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有着矛盾、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向其妥协，正是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限制，压迫，它为了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避免破产的厄运，不得不左右依附，既乞求外资的庇护，又依靠本国封建势力的奥援，譬如在动力设备、原料、资金等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外资的依赖性都很大，而要取得合法地位，求取减轻厘税，申请专利保护等，在这些方面又不得不向封建官府折腰（下面一个事例可为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左右依附提供一个生动的写照：上海华商，李松云设立的均昌船厂制造的一艘小艇上，船头悬英国旗，船尾悬清朝龙旗）。民族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的这种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政治态度，既有反帝反封的一面，同时又软弱妥协，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
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1、早期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特征
每当一个新的阶级和一个有影响的政治派别出现的时候， 往往伴随着体现其特征和利益思潮，例如龚、魏、林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出现，洋务派的出现是这样。 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的过程也是这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 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特征和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人。
从这些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接触，都热心“西学”。这是他们的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不仅如此，这些人又具有爱国心，他们在外国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要求摆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要求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使中国走回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是封建统治集团所属的洋务派从总体上所不曾达到的。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到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联系。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就曾是洋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就是所谓洋务理论家，他们与洋务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从阶级、阶层属性上看有很大的模糊性，可以说他们是骑在洋务派与戊戌维新派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的群体。
2、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①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认为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同时又提出，列强不断的经济侵略，是中国日益贫弱的主要原因，因而他们主张中国不仅应当讲求武备，以与外国侵略者进行“兵战”，而且要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商战”，也就是抗御外国的经济侵略。例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这种思想反映的就很强烈。而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和清政府的投降外交，他异常愤概，表示：“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分“有形之战”--兵战，和“无形之战”--“商战”两种，“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所以要“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图其本”。
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强大，富强起来，就必须发展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强调重工商并阐释了工商之间的关系。（例如薛福成在1879年著的《筹洋刍议》中，有专论“商政”的一节，他认为发展民间工商业是中国独立富强之路：“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两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则为中国计号，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他进一步指出，要发展民族商业，必须发展民族工业，说“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基，而商为其用”。 他还主张开矿修铁路，发展民间组织工业，废除阻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厘金等。
③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他们已经不把眼光局限于经济方面，而且已扩展政治方面，初步认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已开始向往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甚至有人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例如， 福成介绍了英国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评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特别是郑观应（还有何启、胡礼垣）明确提出了在中国设立议会制度的政治主张，要求让新兴资产阶级参政。他认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制治国有本也”。他把美、法、英、德四国的议院制加以比较后，说：“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固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如英、德两国议院之。”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以实行君主立宪制为好。）
④早期维新派在正面提出自己主张的同时，对顽固守旧思想做了较严厉的批判，批判他们的闭关自守，泥古不化，排斥一切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并且对洋务派及其洋务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批判。例如，说他们建立的海陆军不足以御外 ，他们办企业的方式和途径不能求得真正富强，只有真正商办企业，才是发展民族工业的唯一道路，而且政治上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如何评价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呢？早期维新思想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思潮，在社会上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起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但也带有明显局限性，也体现了其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早期维新派反对外国资本主义 ，但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模糊的，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外国在华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他们对封建顽固思想进行批判，但是不深刻，没有击中要害；思想主张也还比较零散，未成体系，处于分散呼吁宣传阶段，并且从总体上说，尚基本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
三、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相伴生物，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国情，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诞生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投资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选》第590页）
中国产业工人，最早是在通商口岸上做码头工人，在外国轮船上当海员，是外商在华企业中出现的。接着是在洋务派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以及私营资本企业里。可见，中国无产阶级诞生的时间比民族资产阶级要早二三十年，在四五十年代出现（而资产阶级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现。）
从规模上看，到甲午战争前夕外资在华开设的工业、企业100余家，雇佣中国工人约三万四千人，洋务派军事、民用企业40多家，雇佣工人4万人，商办企业100余家，雇佣工人约二万七千人到三万人总共工人数约十万人。规模并不是很大，人数还是有限的。不过人数再少，也比资本家要多，这是自然的。
中国无产阶级除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相同实有组织性纪律性等外，由于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延生的，因此还有他本身的特点：
①遭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以及资本家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受苦较深，因而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②集中在几大城市（特别在沿海）和少数行业、工矿，便于组织起来。
③出身于破产农民的多，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组成反帝反封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起，就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 封建主义进行不断的斗争。
新的阶级力量--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帝反封的双重历史任务就不可避免地要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思考题：
1、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
2、 早期维新派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 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第一节 边疆危机

大背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对外侵略扩张更加疯狂。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它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 ，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已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全集，卷22，页248）。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列强对中国边疆和中国领国加紧侵略，中日出现边疆危机。
一、新疆问题（西北边疆）
1、阿古柏入侵新疆
阿古伯是中亚细亚浩罕（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汗国的军官。1864年，新疆发生少数民族反清起事，这些反清斗争的领导权大多被军对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掌握，他们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并相互间攻伐争夺，造成新疆政局的混乱。这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当时回族封建专主全相印等到浩罕请求把匿居在那里的大和卓之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等遣回新疆。1865年阿古柏以护送回布素鲁克回国为名，带兵入侵新疆，渐次占领南疆各城。到1867年，阿古柏把布素鲁克逐出新疆，自己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1870年，阿古拍又进占乌鲁木齐等处，消灭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回族妥明政权，势力伸展到玛纳斯（在乌鲁木齐西北 200余里处石河子那里），至此占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阿古柏在新疆进行野蛮的统治，他勾结沙俄和英国，指望依靠它们的支持，分裂中国国土。而俄 则利用阿古柏扩大自己的对华侵略。
2、沙俄侵占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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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02
阿古柏出兵新疆以后，沙俄多次派遣军官同阿古柏接触，进行拉拢，在1866年，已同阿古柏成立协定，规定俄有权到阿古柏占领下的南国疆追捕逃犯。1872年，沙皇政府在与阿古柏订立的条约中，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君主”，而阿古柏则承诺给予俄国某些在南疆的特权。但是在同阿古柏的关系上，沙俄遇到英国的争夺，而英国更比较成功地使阿古柏充当了自己的走狗。沙俄与英国争夺，一方面企业与阿古柏共享南疆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更想直接占领阿古柏控制区以外的北疆伊犁地区（1866年，伊犁为阿布特拉地方政权占领）。于是在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名义上是“代管”，虚伪地表示一旦清军平定新疆各处的叛乱，当即交还。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一种托词，他们是认为清军根本不能在新疆采取军事行动，收回失地。所以当时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与之交涉，毫无结果。
3、“海防”“塞防”之争
就在新疆面临严重危机的同时，东南沿海地警报也纷至沓来（下面还要专门讲到），于是在1874年底，1875年初，清政府内部开始了一场“海防”“塞防”之争，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左宗堂当时是陕甘总督，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正在开始经营北洋海军，争论的焦点是收复新疆的问题。在李鸿章看来，新疆是一片荒废的旷地，劳师縻饷去收复不是值得的，与其那样，不如把力量花在东南海防上，将塞防之饷移作海防之饷，“备东南万里之海疆”，“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左宗堂则认为，新疆面积广阔，有“腴疆”“瘠区”之分，但归根到底不是什么旷地。而究其形势来看，则是边防藩篱，国防要冲，不仅值得收复，而且必须收复，否则，等于“自撤藩篱，则退寸而寇进尺”，而收复新疆，加强塞防，“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扬衅于东南”，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不过他的主要侧重点还是在西北塞防上。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传统观点定性为爱国、卖国之争。全面地来看，应该说客观上确实涉及到这种因素，因为放弃新疆，是对领土和民族权益的巨大损失。但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此。只能说是对国家防务战略重点的不同认识，同时还有派别因素在里边。在这场争论中，清政府基本上支持和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一面任命由李鸿章和沈葆桢（时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主持加强东南海防，一面于1875年4月任命左宗堂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用兵新疆。
4、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对他以前的情况，我们从前边学过的内容中应该有所了解。他的起家同曾国藩等人一样，也是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随后又参与洋务运动。到这时力主用兵新疆，并实际主持战事，取得胜利，为中华民族立了一大功。
左宗棠其人履历比较复杂，性格也很有特点。他这个人不是谦谦君子型的人物，大有些恃才傲物，甚至玩世不恭的味道，常以“老员”自称，在官中他不太善于比较圆滑地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有时比较被动。
海防塞防之争，左宗堂受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已经64岁，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疾病缠身，官场中受排挤倾轧，本已使他厌倦宦海生活，但面临新疆危机，此时他毅然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决心为收复新疆而“马革桐棺”，“老死西域”，一心扑到正义的西征大业上来。在当时军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左宗棠积极想办法，筹措军饷，制定方略。其西征总的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缓进急战，先北后南。
1876年3月，左宗棠设总指挥部于酒泉，亲自驻节此地，指挥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以刘锦棠所部为先锋，首先向天山北麓进兵，同阿古柏的手下白彦虎（陕西邠州即今彬县人，回族，出身贫苦，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时，为首领之一。起义被镇压后，他退到新疆与阿古伯侵略军勾结。阿古柏死后，他和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领余部叛逃沙俄）等部进行了激战，在1876年的8月，就收复了乌鲁木齐，这是决有关键意义的胜利。从整个新疆的地理形势看，北高南低，从北纬进攻南疆易，而从南疆进攻北疆难。乌鲁木齐雄踞东西天山的结合部，地理位置很重要，占据了乌鲁木齐，西征军就有险要可扼，并取得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不仅切断了阿古柏伸入北疆的触角，并且对控制了南疆有决定性意义。同时，这也是“缓进急战”的一个典型，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费了两年来（在海塞之争进行前就有准备）的时间做准备，进度表面缓慢，但一旦发起战争，就力争速决，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先后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接着，左宗堂又兵不血刃地占领玛纳斯，盘踞在北疆的阿古柏主力及白彦虎势力被翦除，除伊犁地区被沙俄继续占领之外，北疆全部光复。因为冬季来临，大雪封山，无法南进。左宗棠就地整顿军队，到第二年开春后，挥师南进，迅速攻下阿古拍、白彦虎及其他部将据守的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等地。阿古柏向西南退到库尔勒，绝望自杀。阿古拍的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率残部负隅顽抗，正当左宗棠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英国的受英国人影响的郭嵩焘提出了让喀什噶尔独立成国的建议左宗棠对此尖锐地表示反对。他说：英国人既然要为安集延人（阿古柏来自浩军国的安集延）立国，“则割英地与之，即或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孛我腴地以市恩！”左宗棠军队坚定地继续扫荡阿古拍势力，最后在1878年初取得了战役的全胜，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往俄境，阿古柏势力被削灭，新疆收复（伊犁地区除外）”。
新疆平定以后，左宗棠又建议新疆设省（1884年新疆设省，刘锦棠为第一任新疆巡抚，死于住所），并提出建城堡，做地亩，厘正赋税和分设义塾等项主张，对促进新疆北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和意见。
5、伊犁交涉和签约问题
左宗棠收复新疆，沙俄继续侵占伊犁的借口就站不住脚了，因为他开始是以所谓“代管”的名义侵占伊犁的，起先他没有料到清政府能够出兵，这样快地恢复在新疆的统治，所以许诺只要清朝在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它就交还伊犁。1878年末，清政府命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前往俄国交涉收复伊犁等问题。崇厚是个颟顸糊涂的人，甚至连伊犁地区形势也完全不了解，沙俄方面对他软硬兼施，连吓带懵，于1879年10月2日，强迫他签订了一个条约，因为签约地点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所以史称《里瓦几亚条约》，又因为是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的，故又称《崇厚条约》，该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收回伊犁城，但沙俄割占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土地；②沙俄可在蒙古及新疆全境进行免税贸易；③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路线，并开放松花江；④俄国可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今多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七处增设领事；⑤中国赔偿兵费500万卢布（折合白银280万两）。如果按着这个条约，中国收回伊犁所花费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失了大片领土，还给了沙俄更多的商务，经济权益。消息传来，清朝朝野为之大哗，许多官员愤慨地指斥崇厚，要求清政府拒绝这一条约，因为该约是崇未经请命，擅自非法签订的，清政府不予承认，并且把崇厚逮捕起来，定为斩监侯（死缓）。沙俄立即通过它的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且实行武力恫吓，除在伊犁地区集结军队之外，又调动在太平洋舰队向黄海进发，中俄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但这时沙俄并不真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战争，俄国已经和正在逐步征服中亚细亚的几个汗国，而且刚取得对士耳其战争的胜利，它需要时间来消化它在欧洲和亚洲新攫取的赃物，对俄国来说，当时不进行战争而通过外交途径取得侵华权益是最有利的。清朝方面呢？虽然有些官兵叫喊不惜对俄一战，但主要掌权者是完全接受了英国方面的斡旋，采取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的一系列措施。清廷改派原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潘的儿子）出使俄国，同时也开释了对崇厚的惩处，并把在收复新疆之后驻节地移进哈密以对俄采取强硬志度的左宗棠召到北京（在伊犁交涉中，左宗堂力主否定崇约的），这明显的是一种不准备在西北边疆上战争的一种姿态。曾纪泽在俄圣彼得堡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试图折冲樽俎，实际上也真的是虎口夺食争回了一些权益，但最终仍是不免对沙俄有所屈从，于1881年2月24日与沙俄签定了新的条约，即《中俄改订条约》，也叫《中俄伊犁条约》，与崇约相比争回了一些权益：①争回了前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②俄商增设领事的地地点由原七处减至两处（嘉峪关、吐鲁番）；③免去俄商可沿松花江到都佰纳以及陆路到西安、汉口通商的规定，俄商在新疆各城贸易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总之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但赔款由原来的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此约除了仍然直接规定割占中国的一些领土外，又规定斋桑湖以东中俄边界有“不妥之处”，要进行“勘改”，根据这一规定和1882-1884年订立的五个议定书，又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前我们讲到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144万多平方公里，再加此7万，先已达151万多平方公里）。此后，俄国仍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1892-1894年间，清朝连年派官员同俄国分段具体勘定边界，利用清朝官员的昏庸糊涂，俄国又越过条约中的规定而多占了不少地方，主要在帕米尔地区，中国又有2万多平方公里（注意，这二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沙俄违约强行侵占的，没有条约根据，而清政府和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认可）的领土轻易地落到沙皇俄国手里。（教材P173-174沙俄侵时帕米尔问题）。
二、日、美侵略台湾
我国西北边疆危机的同时。日、美侵略者又在我国东南、东南海疆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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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佛号事件”与美国侵略台湾（见教材P175）
美国侵略台湾蓄谋已久，从40年末以来先后几次窥测台湾。1867年更是利用“罗佛号事件”发起对台湾的武装进犯。罗佛号是一艘美日船的名号，1867年，该船在台湾南部的琅 峤（今恒春）附近触礁沉没，船上的十余人被当地高山族人所杀，这就是所谓“罗佛号事件”。事后，美国焊然派其海军军官贝尔率舰队进行武装进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180人在琅峤登陆,高山族人民奋起抵抗，打死了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因为当时美国还受海军力量及其他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便与刚走上扩张道路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共同侵略台湾。
2、“琉球船民事件”与日美联合侵台，日本吞并琉球和控制朝鲜
1871年11月，我国邻邦琉球有渔船因遭大风飘流至台湾，五十多个船员被当地高山族人误杀，剩下来的12人由中国政府送回国，这就是所谓“琉球船民事件”，这一问题本来纯属中国和疏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本毫不相干，但是日本为了找侵华借口，就直接插手这一事件，大做文章。1873年，派副岛种臣、柳原前光来中国，进行外交讹诈，当时总理衙门大臣与之对话指出，这是中国和疏球之间的问题，我方“自有措置，何予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这次讹诈未成，便加紧结集武装进犯台湾的准备。这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回国，路经日本，经美国驻华公使推荐，被日本聘为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得力帮凶，在李仙得和其他美方人员的直接策划下，美国供给日本军火船只和大批军事人员，日美联合起来共同发动了对台湾的侵略，1874年5月8日，由西乡从道为头目的侵略军在大琅 （今恒春）登陆，分三路进犯，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奋起抗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在朝野抗战呼声的压力下，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海军赴台。国际方面，英国为了争夺侵略利益，也发出“英国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台湾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派出专使大久保利通来华进行谈判，在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也叫《台事专约》三款）。条约中歪曲事实真相，说台湾高山族曾将“日本国居民”杀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条约还规定，清朝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
日本侵占了台湾后更是得寸进尺，1875年出兵琉球，并强迫琉球国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 ，改名为“冲绳县”。
日本为了把侵占朝鲜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梁，1875年派军舰闯入朝鲜江华岛等地，1876年强迫 签订了《江华条约》，夺取了日在朝鲜开商埠、免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的特权。1881年，日本扶植亲日分子控制朝鲜内政。1885年，日本又派伊藤博文强迫清政府在天津订立了《朝鲜撤兵条约》（也叫《中日天津条约》），规定①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②两国均勿派员帮朝鲜练兵；③朝鲜发生变乱，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知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条约使得中国之于朝鲜的地位下降，而日本开始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琉球被日本吞并，朝鲜开始被日本控制，这就使得中日间的缓冲地带更减少了，便利了日本对中国侵略。
三、“马嘉理事件”和《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英国侵略中国西南边疆
1、“马嘉理案”（滇案）和《中英烟台条约》
所谓“马嘉理案”是英国在我国云南制造的边境事件。英国为去云南扩张势力，阴谋修建从缅甸仰光到我国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1874年，英国上校军官柏朗率领武装探路队“近二百人，企图由缅甸进入中国云南，英国驻北京使馆派职员马嘉理前往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一行由缅甸闯入云南，“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遂行入境”，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引起了腾越地区人民激奋，杀死了马嘉理，并把柏郎率领的探路军赶归回缅甸，英国利用这一事件，强迫清政府于1875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马嘉理案，很明显，本来是英国侵略者无视中国主权，悍然武装入侵中国内地造成的，马嘉理的死也是咎由自取。腾越地区各族人民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猖狂的入侵者进行自卫反击，完全是正义行动。但英国侵略者乘机扩大事态，“兴风作浪，向清政府进行讹诈”。英国女王下令，要“不惜一切的力量来达到惩罚”中国人的目的。向清政府提出苛刻的要求，并且以战争相恫吓，双方进行谈判，英方代表是它的驻华公使威妥玛，清政府的代表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历时一年半之久，几易地点，谈判当中威妥玛耍尽了流氓手段，他三次离京，多次声言绝交，并以用兵相威胁，甚至下旗走出上海，最后于1876年9月13日，双方在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也叫《滇案条约》。主要内容①英国可以派员到云南“调查”，拟订云南与缅甸间的界条和通商章程；②允许英国派员“游历”甘肃、青海一带，又可由四川等地入西藏前往印度；③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 浙江温州、广东北海（今属广西）四处为通商口岸；④扩大领事裁叛权，英国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中日在租界设立“会审衙门”，不论内地或口岸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观审”；⑤各租界内洋货（鸦片除外）免收里机厘金；⑥外国商品运往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此约扩大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很多特权。此外英日侵略者又获得哪些新的权益呢？第一，增开四口；第二，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第三，取得更大的商务特权；第四，得以侵入我国的云南、西藏地区。
四、英国和沙俄侵略中国西藏地区
1、英国侵略中国西藏
《中英烟台条约》中的有关规定，给了英国侵略西藏的便利。英国迫使清政府，同意它派员入藏“探路”。1884年，英政政府官员马科雷率领一支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从锡金越境，闯入西藏，被藏族人民所阻，随后，英国就蓄意对西藏地区发动武装侵略。中国为防备侵略，在隆吐山设防驻兵。这里是中国领土，中国这些设防完全是合理合法的，但英方诬为“越界 戍守”，强迫清政府撤防，遭到西藏官兵的抵制。1888年3月20日，由克拉哈码率领英军两千多人，突然袭击隆吐山防地，西藏地方军队奋起抵抗 ，歼敌100多名后退入春丕谷，两个月后，到5月14-20日，侵入纳荡一带的英军再次寻畔，藏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几乎生擒英印孟加拉代理省督，但终因力量悬殊，被迫退却。但暂时挫折并没有影响西藏军民反侵略的决心。他们宣誓：“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者，众先殛之！”西藏各地掀起反英浪潮，援兵源源而来，为数达一万数千人，奋勇抵御着英国侵略者，限制了它不断扩大侵略的企图。这就是著名的“隆吐山之战”。英国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1890和1893年，先后订立《中英藏印条约》和《中英藏印条款》也叫《藏印条约》，主要内容：①规定哲孟雄（即锡金）归英国管辖；②开放亚东为商埠；③亚东自开放之日起，五年内藏印锡互不收税。从此英军不但侵占了哲孟雄（即锡金），也把侵略触角伸入了中国西藏。
2、沙俄对西藏的颠覆侵略活动
沙俄对我国西藏地区也早就怀有侵略野心，从1870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先后五次派“调查团”潜入我国西部地区活动，曾两次进入西藏境内（1879年和1884年），不仅刺探情报，还杀害藏民，制造流血事件。更阴险的手段，是培植间谍分子，打入西藏政权内部，离间西藏政权和清政府的关系，拉拢西藏政权向沙俄靠拢，伪装最巧，潜伏最久的是一个叫阿旺·德尔智的，他利用担任达赖十三世经师的身分，在达赖身边集结成一个特务集团，直接对达赖施加影响，甚至操纵控制，以致当时达赖十三世和沙俄打得火热。
这个题下的内容有这样的特点：理论性不强，没有多少理论分析，主要是介绍事件。

第二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侵略越南和黑旗军的抗法活动
中国南方的邻国之一--越南，早在18世纪末叶就遭到法国的侵略。到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政府按照大银行家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远东加紧推行殖民政策，法国在会同英国对中国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也向越南进行多次武装侵略。1858-1862年法国进攻越南南部（南圻），在七十年代又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北圻。它的野心不仅是要侵占越南，而且企图把越南作为基地和跳板进而侵略中国南境，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首先是云南省和广西省的大门。法国侵略分子就曾如此明言。例如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它（指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是欧洲各强国企图爪分中国时，我们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在越南的法国侵略者正是基于这种侵略目的，在1866-1868年就作了一次深入中国国境的探路尝试，到了云南境内的思茅、四川的宜宾，又由此经长江到上海，然后由海路回到西关。经过这次探路，他们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宜于通航，因此转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也就是说，从这时，它就为侵略中国南疆做实际准备，为了占领越南北部，控制红河航行权，法国侵略者在1873年出兵攻袭河内及其附近地。他们遇到了顽强有力地抗击，这一方面是，越南人民的抗击，另一方面是遭到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人刘永福所率的黑旗军的抗击，下面简单介绍下一下刘永福及其黑旗军。
刘永福（1837-1917）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小时随父母迁至广西上思，在海艇上做过佣工，从十五岁时习武，武艺绝伦，后来父母双亡，家里欠债累累，于1857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4年带领200余人加入吴亚忠部（亦属天地会），其军在广西安德北帝庙前举行祭旗仪式，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名黑旗军，因受到清军的压迫，1865年转移到滇越边境的得胜一带，开辟山林，聚众耕种，逐渐扩充到12000多人。就在上边提到的1873年法国进攻河内之时，越南政府邀请黑旗军前往抗法，刘永福的黑旗军参战，打败了法国侵略军，击毙法军头目安邺，不久被越南政府任命为三宣副提督。1882年4月，法军再陷河内，企图打通红何，直窥我国云南。1883年5月，黑旗军又在河内城西的纸桥大败法军。杀死法国印度支那舰队司令李维业，论功升三宣正提督（越官职）。这是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的情况，就在这年（1883）的12月，以法军进攻山西（越南境内）的中国驻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黑旗军坚持在山西等地继续抗法，第二年，（1884年）接受了清政府给他的记名提督的头衔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清政府对刘永福的实际态度是怎样的呢？开始，因为刘永福是天地会起义军，清朝官方的文书中甚至称之为“匪”，后来看到刘永福可以利用一下，于是就给予一些枪械上的支持 ，但“前后刘永福”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一个奏折当中拆穿了清朝利用黑旗军是一个阴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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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匪幸而获胜”，除可以使越南感激中国，而由于黑旗军又不是正规的清朝遣派的军队，又不至于使法国得到对中国寻衅的借口；如果黑旗军打不过法国人呢？则“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光绪朝中法战争交涉史料》卷3，页12），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利用了刘永福，觉得他还可以效力，在中法战争结束前后把他调回国内，黑旗军裁减到一千来人，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帮办台湾防务，队伍仍是黑旗军。曾进行抗日斗争（最后刘永福弃军内渡），这到讲甲午战争时再具体讲。
二、中法战争前后统治集团内部状况
面对着法国侵略越南和我国西南边疆的严重局面，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主战派是顽固派官僚和清流派人物，一些则是地方疆吏了，如两江总督刘坤一，驻法公使曾纪泽，筹办福州海防大臣左宗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属抗战派。他们认为“越南为中国外藩，本应保护”、“中国与越南唇齿相依，法国侵占越南，“此唇亡齿寒之患也”，“法人通商红江（何），规取越南北境，命所在尤注滇南……”，“中国自固藩篱，断无坐视之理”。而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而总的来说，对抗战是不积极的，是妥协的，越南曾两次派使向清政府求援。1882年，法政府以“剿办土匪”为名，派广西军驻扎越南北宁，云南军驻扎越南的山西，还派人联络刘永福，也把黑旗军作为对法作战的力量。法国侵略者一面向北圻进犯，一面诱使清政府与他谈判，以便使清政府承认他在越南取得的权益。1882年，法国公使宝海提出谈判问题，清延派李鸿章与他谈判，于当年12月签订了一项备忘录，拟定越南事宜三条：①倘中国将云南、广西驻军撤出，法国则不得占土地和贬削越南国王的统治权；②开放保胜为商埠；③中法两国在云南广西之外与红江（红河）中间之地，应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这就是说，要中国以撤兵，通商作为交换条件，两国分割越南北圻。茹费理二次组阁后，推翻宝海三条，召他回国，并派援军大举进攻北越，使越南形势骤趋紧低。1883年4月末，清廷派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防军均归节制”。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代表人物，他从保存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实力出发，总是找借口为主和张本。在7月中旬，清廷把李鸿章调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张树声回两广总督本任。张树声是主战的，他奏请清廷采取对策，以保护中越的宗藩关系，建议清政府令曾经泽与法国交涉，并遍告各国，同时建议备战。12月旬，清政府派员前往越南宣布“天朝威德”，一时清政府又倾向主战，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法国，山西等地驻有中国军队，要求法国慎重从事。法国不予理睬，于当月，孤拔率军攻山西，清军将领，云南巡抚先期逃亡兴化，黑旗军血战三天，毙战300余人，最后山西失陷，这样，中法战争就以此时法国进攻山西的中国驻军为标志而正式爆发。
三、中法战争的经过
1、战争的第一阶段（1883.12-1884.5）
这一阶段，战场主要是在越南境内。这里，我们是按照传统的，也是一般的观点，把1883年12月法国军队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作为中法战争正式开始的标志的。如上面所讲到的，在此之前，中国军队黑旗军，就已经和法国交战，但如果追及于此，时间就长了。这一阶段从战事上说不如下一阶段典型：战事开始驻地清军与刘永福军作了抵抗后败退，一直到1884年3月，这期间清军在越南战场的山西和北宁两地 ，接连失败，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州地带。法国军事上的胜利，加深对清政府进行逼降和诱降活动。这时，清廷在人事上进行了一次较大改组。4月8日，慈禧乘越南战局危机之际，为推脱战败责任和打击他所忌之力量，罢免了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奕訢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务，令载湉的父亲顽固派首领醇亲王奕譞会商军机要政，以庆亲王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同时把前方作战失利的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以淮军将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对战争的态度上较前有所变化，有了对法作战的比较积极的倾向。但其作出的人事安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部权逐的反映。奕訢曾直接参与密谋了北京政变，对慈禧的上台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因而有“功”于朝，而得以显赫一时，随着他势力的增长，慈禧开始顾忌起他来，怕他权力过分膨胀，影响自己的最高领导权，所以借助于顽固势力来牵制他，这在上节中已讲到。奕訢的一切差事被开去，被令“家居养疾”，而任命李鸿章办理对法交涉。中法双方在天津进行谈判。驻法公使曾纪泽曾立中法战争中的抵抗派。他就中国在越南的主权问题多次与法国外交部辩论，招致法国对他的不满，因而，谈判开始，法国代表福禄诺就提出撤换中国驻法大使的问题，李鸿章劝总理衙门予以同意。于是总理衙门以在德国办理购买军舰的北京洋务集团人员李凤苞署理驻法大使。5月6日谈判正式开始，在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主要内容：①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的“保护权”（1883年8月，法军攻占越南中部的顺化后，迫使越南订立了《顺化条约》，获得对越南的“保护权”），；②允许法国在中越边境上通商；③法国从北圻退兵，但未规定退兵的具体日期。此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2、战争的第二阶段（1884.6-188.5）
这一阶段是中法战争的典型阶段，战事在中国和越南两处同时进行（有的人把这一阶段作为中法战争的全过程，如胡书），步骤大致如下：
①北黎冲突（观音桥事件）
②基隆之战
法国在北黎本来是故意寻衅，结果被清军打败，结果恼羞成怒，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这时清政府仍幻想与法国共保所谓“和好大局”，说北黎冲突事出于误会。邀请新任法使巴德诺，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巴德诺根本不予理睬，清政府请求赫德出面调停。赫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清政府从越南撤兵，并要清方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清政府照会法使，清军可以自越南撤回，但不能赔款。赫德出面“调解”，促成中法两国在上海谈判。清政府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法国代表是巴德诺。7月28日开始谈判，这时清军已经开始“从越南撤退，就无需再谈撤兵问题，法国公使坚持清方得赔偿兵费，双方讨价还价，法使表示可以减至八千法郎”，中国表示拒绝，但提出对在北黎冲突中死去的家属，可以给予抚恤金50万两，因双方坚持的数目相差太远，8月2日谈判遂告破裂，巴德诺就把谈判破裂的消息告诉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并让他进攻台湾，占据基隆。8月4日，利士比率军舰4艘到达基隆口外，次日发动进攻。早在“北黎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清政府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务 。调在籍养病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给以巡抚衔，令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带一部淮军至台湾，又整顿地方军队，筹办防务，同知法军平改，刘铭传立即前往基隆督战，中国军队奋勇杀敌，打死打伤敌人100多人，缴获洋枪数十杆，大炮四尊，账房十余架，取得反击的胜利。
③马尾之战
基隆保卫战的胜利推动了清政府的主战派，也使清廷胆气稍壮，8月14日，清廷向沿江沿海各省水军督抚发布命令：“清人肆意要挟，无理已甚，本宜即行声罪攻击，因美国仍拟调处，用意颇善，未可辜负，改失与国之好，是以迟迟未发。即经总署照会法使，并照会各国。倘若国竟收照会置之不复，亦不退出兵船，惟有即于决战，以免坐失事机。着治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大臣，迅速准备一切事宜，听侯谕旨……”但是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等不做战争准备，而法国拒绝美国调停，8月21日，法国公使下旗出京。以示决裂，8月22日，孤拔接到法国政府进攻福州的命令，次日上午，法国驻福州总领事事，向闽浙总督何璟下了战书。何璟连忙通知了张佩纶、何如璋，三人惊慌失措，派出代表请求法国改期开仗，遭到拒绝，当天（8。23）下午一时三刻，法军开始向福建水师发炮，由于何如璋等人封锁消息，海军事事前没有任何准备，仓促应战。还未来得及起锚，法军第一排炮弹就击沉了军舰两艘，重伤四艘。在被动应战的情况下，广大官兵英勇抵抗。福建海军旗舰“扬武号”用尾炮击中法旗舰伏尔他号，这时法国的一艘鱼急雷艇从旁边窜出，发射鱼雷将杨武号击中，运输舰福星号开战后亦冲入敌阵与敌舰激战。他对准法旗舰“伏尔他”号猛击，其他法舰赶来救助，最后因火药仓中弹爆炸，全舰官兵壮烈牺牲，另外“振威号”、“飞云号”、“福胜号”等舰表现也很突出，顽强与敌奋战。这场海战，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700多人， 马尾船厂亦被轰毁（后又修复）。马尾之战三日之后，即在 8月26日，清政府在舆论的督促下被迫正式对法宣战。这场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清朝 ，特别是有关地方大员地昏庸腐败造成的（福建水师官兵总的表现是好的），如江苏船政大臣何如璋，不事战备，整日贪饮，且下令各舰不准擅自开仗；闽浙总督何璟极迷信，日惟蠖屈署中念经拜佛，以冀退敌，福建巡抚张朝栋 ，恐城被围，署中粮绝，多购柴米及咸鱼，存积署中。大臣张佩伦，战时更是仓徨逃跑。
④沪尾之战
马尾海战之后，法国侵略军器焰嚣张，派军舰驶至基隆口外，挂旗索战，整日不休，不久占领基隆，刘铭传退至沪尾（淡水），认真布防，沪尾当基隆后路，距台北仅三十里， 战略地位很重要，并且守军的军装粮饷都在此城，沪尾失陷，前军将不战自溃，台北战局势将瓦解。从14日部开始，清军拼死争夺，刘铭传督率守军分伏海滨 ，风餐露宿，严阵以待。10月8日，法军发炮猛攻炮台，炸弹如肉，复以小船载兵千人登岸，猛扑炮台。清军突起截击，敌军死伤惨重，在沪尾之战中，法军又获胜利。
⑤镇海之战（甬江之战）
马尾之战后，法军一方面进犯台湾，同时又窥祠浙江沿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和宁波台道薛福成积极备战，封锁江口，组织火力，铺设通讯电线，江海渔民也积极配合查拿奸细 。1885年3月初，法舰几次向镇海发动进攻，军民奋勇抵抗 ，惩罚侵略者，保卫了领土，镇海直到战争结束，尽管法舰“欲罚侵略间，以图一逞，卒不可得。
⑥镇南关大捷
清政府对法宣战后，下令驻扎在越南的军队主动出击，东路是广西潘鼎新等，此军越过谅山，谷松，屯扎船头、朗甲一带，西路是云南岑毓英部，它于10月抵进宣光，与黑旗军配合包围了宣光的清军。1885年2月，侵越法军得到增援，向东路清军进攻，潘鼎新战胜不追，战败则退，士气低落，法军尾追潘鼎新军，一直逼进镇南关（今友谊灭），甚至一度占领镇南关，把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此时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人民义军的配和下，则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大败法军于临洮，乘胜克复数十州县，向越南内地挺进。这时督办广西军务筑长 墙掘壕沟，率部独挡中路前敌，并分别与其他两路军队配合，在1885年3月24日，清军主力猛攻长墙，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大呼而出，亲自率领将士与法军拼搏 ，众士感奋力战度，法军大败而逃，清军乘胜追击，在28日又在谅山城北重伤法军头目尼格里。法军放弃谅山，向南逃溃 ，是役法军死伤近300人。这是中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此役的胜利不但扭转越南战场的局面，而且使整个战局中国方面占据优势。
⑦订立《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李巴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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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南关大捷可以说使中国方面稳操胜券，法国军队镇南关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法国统治者的巨大震动和恐慌，3月30日，法国人也成千上万地拥上街头，游行示威，包围议会，当晚茹费理内阁就告倒台。但是中国方面军事上的胜利，都成了清政府用来向法国乞和的资本，李鸿章等人叫嚷“乘胜即收”，慈禧采纳了这种意见，决意乘胜求和，于4月4日，授权早在巴黎与法国为中法战争事件代表中国方面谈判的英国人金登干（中国海关总税务局驻伦敦办事处官员）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议》，命令前线各路清军停战并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老将冯子材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说：“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中法战争》第4册，页489）。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上疏反对议和，不被采纳，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主要内容：①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②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③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减税率；④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由法国商办；⑤法军退出台湾。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进一步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以签订该约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结束。
四、中法战争结局的历史教训
中法战争的结局可以一句话概括，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事实很明显，战争第一阶段战事不太典型，就说第二阶段吧，几个战役除去马尾之战等外，其他战役基本是中国胜利的，特别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镇南关战役……
它的主要历史教训和影响何在呢？
第一，更典型的充分地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清政府根本不能取得抗击外国侵略的胜利。在此之前，历经的与外国侵略者较量的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清朝的腐败，但作为战争的直接结局是清朝方面失败了，军事上的失败导致被迫就范，还似乎有点扯赖，而中法战争呢，从军事上说都是中国得到了胜利的结局。这胜利，是广大爱国军民基于通过两次鸦片法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对外国侵略者认识深化和仇恨增强，奋勇战斗，抵抗外国侵略的结果。但是，广大爱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却被清政府用来化为乞和的本钱，在它的罪恶之手下，完全给葬送掉了。不管军事上是败是胜，在清政府的主持下，战争的最后结局总是清朝方面失败告终。这促使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开展。
第二，在清政府腐败面目更充分显露的同时，由外国侵略造成的亡国灭种的威胁也进一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反侵略斗争，就成为维护中华民生存的迫切任务。事实上中法战争以后，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进一步开展，成为当时反侵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早期维新派为代表的先进阶级力量，更深入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第三节 中日甲午战争

在中法战争十年之后，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的时限是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历时大约8个月。因为战争爆发的1894年，即光诸二十年，是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
一、战争爆发的宏观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作为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其宏观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看：
1．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及其在东方角逐的国际条件看：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讲边疆危机时我们提过），到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接近于过渡的最后完成（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见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2卷页88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具有五大经济特征，其中之一，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二，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到甲午战前，垄断组织已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输出“过剩资本”，它们对殖民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外列强已把非洲、澳洲和亚洲一半以上的土地宰割完毕，只剩下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国当处在未被某一国帝国主义独占的半殖民地位。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也在内，还有美国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对中国和它外围的邻国角逐激烈。列强各国在侵略中国问题上，他们是互相争夺，互相勾结。沙皇俄国为了把中国东北和朝鲜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在准备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它对日本是警惕的，但为了使日本能在它同英国争夺远东的斗争中站到自己方面来，又拉拢日本， 默认日本向中国进攻。英国在长江流域，华南各省扩张势力范围，为此不愿日本发动战争，但又要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南下，基于此又希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法国则想利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其他各国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北方，以利于他自己在中国西南各省肆意扩张。德国希望利用日本发起的战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美国正在太平洋上开拓殖民地，它早就与日本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侵略，这次又想借日本对华战争进行共同分赃。总之，日本当时发动对华战争，适应了资本主义世界接近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2、从日本发展的特点看：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到它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已历二十多年的时间，它通过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期间工业资本增加了13倍。商业资本增加3.5倍。银行业发展也很迅速，在1875年时只有4家，到1880年短短五六年中，就增加到150多家，增长了40倍，其资本额从245万日增加到4亿3千多日元，增长了18倍。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是，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出现的，大量封建因素保留了下来。特别突出的是明治维新时的许多封建领主和武士，后来转化为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身兼国家高级官吏，他们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国家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导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这种资本主义，随着天皇制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而发展起来，具有疯狂的掠夺性。具体到对华关系上，明确维新以后，它就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即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国，第三期灭亡满蒙，征服支那（中国）全土，进而征服亚洲和世界（这个改革是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给裕仁天皇的枢密奏折中透露出来）。1885年日本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制订了《征讨清国策》具体规划了侵华步骤。此外，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对它动侵略战争更起到了推助作用。日本也同样不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惩罚，1890年，日本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主要生产指标下降，对外贸易也很不景气，财政赤字大大增加。经济危机的爆发，促进了政治危机的到来，当年日本就爆发了全国农民起义，此后，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更是在发动对华战争上寻找出路。而这时，它已具备了比较雄厚的军事实力。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一支拥有六万多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七万二千多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舰只。
3、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当时为列强所争相吞噬，都不是被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独占的完全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中国与日本仅一海之隔。从地理上便于日本侵略。中国地大物博，是块肥肉，故成为日本猎取的主要目标（系与日本相邻的朝鲜，是满足不了日本胃口的）。
二、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统治集团
甲午战前，清朝统治集团状况，一个突出现象是帝党和后党的明显分化。所谓帝党，是指拥戴光绪皇帝的一派政治力量。所谓后党，是指为慈禧太后所操纵利用的一派政治势力。光绪帝于1875年即位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7年光绪帝十六岁时名义上亲政而由慈禧太后“训政”，到1889年，慈禧太后表面上“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掌握实权。光绪帝亟想摆脱太后控制，自己有所作为。渐渐地，在他的周围形成拥戴他的一帮大臣，以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为首领，其他重要党羽如孙家鼐、志锐、文廷式等。慈禧太后当然不能坐视实权旁落。他经营多年，根基强固 ，手下也有一批得心应手的大臣，后党的主要党羽有李鸿章、荣绿、孙毓汶等人，他们控制着军政实权，而帝党掌握着发布上谕的权力。帝常和后党的对峙，标志着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分裂。他们之间的争逐，核心问题是争夺最高统治权。但也反映出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的不同态度，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这在甲午战争时的和战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一般说来，帝党是倾向于主战的，而后党倾向主和。到了1894年的6、7月间，形势已非常紧张，可谓已经战云密布，（具体情况下面讲），帝党既为国家的前途忧虎，同时也希望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主战的调门颇高。而慈禧为首的后党，却一心力保和局。慈禧害怕日本的武力威胁，同时又正大肆铺张为自己筹办六十寿辰庆典，而李鸿章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经营北洋海军若干年，这是保持他实力的老本，尽管经营海军不无御外的动机，但李鸿章手里的这张王牌是不愿轻易打出去的，他觉得自己的北洋海军从实力上不如日本海军，所以主张“避战自保”。于是他在慈禧的支持下，对帝党以上之等形式发出的“预筹战备”指令不予理睬，而热衷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幻想依靠列强的出面调停而制止战争，特别是幻想“联俄制日”。他根本不努力进行战备，甚至在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失败的局势已定的情况下，仍不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李鸿章依靠外国调停之所以不可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如同我们在战争爆发原因中国际形势的内容里也讲到的，尽管列强与日本在侵华问题上有争夺。但又各怀利己之心，不反对日本发动对华战争，都想借助之扩大自己的侵华权益。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三、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结局
1、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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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以朝鲜问题为前导的。
日本为了侵华的需要，把魔爪伸向朝鲜，在朝鲜扶植亲日派，排挤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188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定《朝鲜撤兵条约》（即《中日天津条约》），其中规定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以后朝鲜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的话要互相知照（在“边疆危机”一节中已讲到），实际上就是要改变清政府原与朝鲜的关系，而由日本一手控制朝鲜。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为领导这次起义的组织叫“东学党”，所以这次起义叫“东学党起义”。起义很快控制了朝鲜南部的大片地方。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起义，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日本就此设置了陷阱。表面上它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极力怂恿，诱惑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驻朝鲜公使明确表示，希望清政府能出兵镇压起义，并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政府必无他意”，而它的实际阴谋是，中国一经出兵，就可以以此为口实，也派兵进入朝鲜，进而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愚昧昏庸的清政府对日本阴谋毫无查知。6月上旬，清政府决定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一千五百人去朝鲜，进驻朝鲜京都汉城以南的牙山。清政府按照条约规定，把中日对朝出兵之事知照日本政府。日本则更大规模的向朝鲜派兵，以保护侨民为名，陆续派出一万多众进驻朝鲜，控制军事要地，并占领了朝鲜的首都汉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6、7月间形势严重、已战云密布”的具体情况，而李鸿章后党势力所乞求列强调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干的。在乞求调停失败，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李鸿章仍不作战斗准备，而训令驻守朝鲜的军队“静守勿动”，说什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亦不动手，“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敌人是蓄意制造战争的，怎么会信守所谓“万国公法 ”，计较什么理诎不诎。主战派则对形势有较为正确的估计，备战的呼声颇为离涨，这使李鸿章之流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压力。在战争近在眉睫之际，李鸿章不得不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等将领进军平壤，同时又雇用英舰“高升号”运兵渡海，增援牙山，日本侦知清政府的行动后，即在丰岛海面袭击“高升号” 和护航舰，正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2、战争经过：
① 丰岛海度 日本点燃战火
时间：1894.7.25，地点：丰岛附近海面（见教材P200图），清政府雇佣英舰高升号运兵增援朝鲜牙山，并派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航期被日本间谍侦知，日本即派舰队在半岛海面集结，在25日晨济远等舰驶抵丰岛海面时，即发动突然袭击，广乙号遭重创后撞海滩焚毁，操江被掳，济远管带方伯谦临阵命舰队逃脱，水手怒发炮还击。高升号被击沉，船上近千名清兵罹难。即所谓高升号之事件。至此，日本不宣而战，以偷袭方式，正式挑起战争。半岛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仗，也是第一次海战。
②牙山之役，清朝被迫宣战
丰岛海战发生后，李鸿章仍执迷不悟，仍把制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身上，一则认为高升号为英国自己，英国自然不甘罢休，会惩罚日本，再则认为日本挑起战端，破坏“万国公例”，幻想依靠列强共同谴责日本，制造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第一点希望，因为日本向英国赔款事情了结，第二点希望，更是异想天开，列强都宣告所谓中立，不干涉日本。而日本蓄意进行战争，在丰岛海战的同日，又派四千多名陆军进犯牙山的中国驻军。丰岛海战以后，海道梗阻，牙山的清军已成孤立无援之势。聂士成率千人驻守牙山东北的成现，主将叶志超率500人驻牙山东南的公州，以成犄角之势。在7月29日，战斗打响，聂士成部奋勇杀敌，因为没有后援，众寡悬殊，随后突围退往公州，这时主将叶志超，早已率部撤退，聂士成部赶上它，撤至平壤。叶志超临阵畏惧，未战先逃，本来罪不容诛。可是他到平壤后，却以“自接仗以来，毙敌不下5000余人”的大胜利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居以入奏 ，论功行赏，将叶志起升任“诸军统帅”。牙山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第一次陆战，此战之后清军看到求战求和已不可能，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同日对中国宣战。
③平壤之战，清军败退国内
经牙山之战，驻朝清军都退至平壤。这里也就成为日军选择的决战场所。日本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率侵略军万余人分四路进逼平壤。当时清军共35营约二万人，由叶志超起总领，从9月15日开始，日军发起总攻，在这次战斗中主帅叶志超一如既往，表现不好，而其他的将领，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临阵都进行顽强的抗击，特别是左宝贵，表现很突出，他帅部据全城形胜牡丹台。左宝贵率军“力疾血战”，全力以赴，最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决心以身殉国，乃服黄马褂顶翎，“带着亲兵骑着白马”、“奋不顾身”，登城指挥，虽身受重伤，仍在炮台督战，最后壮烈牺牲疆场。而叶志超，则在城上遍插白旗，向敌乞降。这次战斗清军损失较大。平壤之战，是中日战争在朝鲜境内的一次最大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战役。平壤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平壤一失就使日军长驱直入朝鲜北部进而入侵中国开了通途。经平壤之战，原在朝鲜的清军还剩万余人，由叶志超带看一路狂奔，渡过鸭绿江，退至国内。从此，战火就由朝鲜境内蔓入中国境内。
④黄海海战，清方失制海权
平壤之战的战火未息，在9月17日，即平壤失守的第二天，日本海军又向清朝北洋海军进行袭击，发生著名的黄海海战（亦称“大东沟之役”）。在平壤军情紧急的时候，北洋海军护送增援部队至大东沟（渡兵登岸时平壤已失手）。17日上午11时当口，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之时，忽见西南方面，黑烟滚滚，一列军舰隐约可见。开始悬挂美国国旗，临近才全部改悬日本军旗。知是日舰队前来进袭，于是丁汝昌下令起锚，准备迎战。所遭遇的日本般队有舰十二艘，由海军中将伊东裕享率领，兵力约三千五百余人，北洋舰队有舰十艘，另有平远，广丙两艘在港口内未来得及赶出。另有四艘鱼雷艇 ，兵力大约二千三百余人。就军舰的总吨位看，北洋舰队三万一千吨，日本舰队三万八千吨。从总的情况看，双方力量大致相当，而日方稍占优势。两军对阵，在12点50分双方相距大约五千七、八百米左右的时候，北洋旗舰“定远”号首先发炮轰击，各舰随之，战斗打响，直到傍晚五点半左右，战斗结束，历时5个来小时，战斗刚开始不久，因北洋舰飞桥多年失修，开炮时震裂，在上面指挥的丁汝昌摔下来身受重伤，定远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开始阶段，双方主动，被动的态势不甚明显，中间，日本舰队夺取了优势和主动，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表现得很英勇 ，像丁汝昌受伤后虽有刘步蟾代为指挥，但他本人仍在甲板上督战 ，经远号在管带村永升的指挥下，奋战敌舰，林永升陈亡，舰只中鱼雷沉没，军舰官员战斗到最后一息。特别是致远号，弹尽受伤后在管带邓世昌的命令下撞击日舰吉野号， 意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中途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英勇牺牲，邓世昌落水后，他平时所养一只爱犬衔其臂使浮水面，他抱定与舰共存亡的决心，决意殉国，挥犬而不去，犬反而衔邓发辫救之，邓不得已将犬亦按于水下，同尽。
当然也有表现不好者，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刚和日舰接触就挂起“本舰重伤”的信号转舵逃跑。广甲号在管带吴敬荣的命令下也逃跑，途中将受伤的扬威号也撞毁了。最后双方各自整队，日方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损毁五艘舰只（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杨威、广甲自毁），死伤官员千余人，日本方面没有沉没的舰，但也有数艘受到重创，伤600余人，比较起来，北洋舰队方面损失大些，但此一战，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下令北洋舰队固守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之一，另一为旅顺），北洋海军从此失去了制海权。
⑤辽东遭劫，人民浴血抗敌
日军在取得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的胜利之后，基本上实现了占领朝鲜和控制制海权的第一期作战计划。之后，用一个来月的时间，休整队伍，于10月下旬，就大规模地进军中国东北，它兵分两路，一路由山县有朋为司令官，它的进攻路线是从朝鲜的义州渡江后，占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然后又由凤凰城分南北两路进犯（见教材P201地图），直逼辽阳一带，并打算直取奉天（省城），在辽阳一带遭到人民顽强阻击，（下讲）。第二路以大山岩为头目，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占金州，大连旅顺。在日军侵犯辽东的过程中，清朝守军有的做过一些抵抗，如总兵徐邦道在旅顺一带做过英勇的抗击。但总的看来，这时的清军守将，大多如同惊弓之鸟，不战而逃者居多。所以敌兵进军能很迅速，其南路军到11月即攻下旅顺，日军占领旅顺后，兽性大发，血洗全城。据一个英国人叫胡兰德的纪载，日军“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幼童 ”，在这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全市仅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是为供驱使以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胡兰德：《中日战争之国际公约》见《蹇录》第53页，转据徐、赵书P339），这血的惨案，永远铭记着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和腐败的清军形成鲜明对比，辽东的广大人民 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血腥暴行，纷纷起来，抗击侵略。所以山县有朋明为首的一路日军在辽阳一带就受到当地人民的顽强阻击，附近各县人民，组织了七八万人，支持防军，辽阳知州徐庆璋，利用人民的力量，绅民固守，终于粉碎了侵略者“取奉天度岁”的狂妄计划。再如，在敌人血洗旅顺之时，一个姓苑的铁匠，手持大锤藏在门后，搜查的日寇刚一探头窥视，就被击碎脑壳，这样一连打死五六个敌人。有一个少年，化装成乞丐，潜入日本军营，将毒药放在水缸中，毒死很多敌人，这个少年被捕后愤慨陈词：“余为国杀敌，早拼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尽杀汝等耳！”语毕壮烈牺牲（阿英：《近代外祸史》P344）（据徐、赵书P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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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覆没
北洋海军原有两大基地，即旅顺和威海卫（今威海），它们各在拱卫着渤海门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前沿，隔海相对。日军攻下旅顺后，便又把威海作为攻占的目标，威海卫可谓形胜之地，时北洋海军当有战舰9艘，炮艇6艘，鱼雷艇十几艘，威海卫并设有新式炮台。如果水陆密切配合，积极组织战斗的话，那击退敌人进占阴谋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此时李鸿章一味采取“保船避战”的方针。1895.1.20，日本开始在荣城湾（威海卫东北）登陆，它采取的战术是“打后锁前”，即从这里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而以海军配合在海面封锁北洋海军。在1月底和2 月初，相继攻陷威海威海卫的南北帮炮台，随即封锁东西港口，日军海陆两军一齐发炮猛攻北洋舰队，爱国官兵进行反击。但北洋水师完全处于被围困的被动境地，日方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决心以死尽职。而舰队中的一些外国顾问和教官开始勾结一些无耻将领，逼迫丁汝昌投降，丁至死不降，先是下令余舰冒死突围，继又命令炸沉舰船以免资敌，但一些将领拒命。定远管带刘步蟾将搁浅的定远号炸沉，并于当夜愤然自杀。2月11日，丁汝昌也在绝望中自杀。英国顾问浩威假丁汝昌名义作降书，向日军投降，余舰十一艘及一些军资器械为日军所获。17日开进威海港。至此，威海卫战役以清失败告终，同时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也至此覆灭。
⑦湘军“东征”，一触全线崩溃
上面一些战役吉主要动用的是淮军，因其屡败，从1895年1月起，起用湘军“东征”，出动六万人，驻扎山海关内外以两江总督、湘系要员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其人是主战的，而今真正奉命抗敌，亦是大不顶事，同样是一触即溃。3月里，几天之内接连失去关外诸军据点，全线瓦解。这次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出兵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迅速失败了。
⑧马关谈判，丧权辱国签约
清政府以慈禧、李鸿章为首主张议和，并不是到最后军事上走投无路之时才开始，而是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他们苟且求和的态度，是造成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旅顺失守以后，清政府就派户部侍郎张荫桓 ，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但这时日本无心议和，决心给清朝以更大的打击，以逼它彻底就范，以清政府所派代表职位太低，“全权不足”为借口，拒绝接谈，张、邵二人终于被迫回国。日本方面指名道姓要李鸿章任全权代表，并且明确提出，日本将不仅要求赔款，而且还要割地，这是先决条件，如果不同意，就不必派员谈判。割地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清政府当然也不甘心情愿把自己的领地割给日本，李鸿章怕割地卖国的罪名，他开始还幻想依靠外国公使劝说日本放弃割地的要求，一是公使们根本不干，再是日本也决不可能放弃其要求。李鸿章这时也左右为难，他深知议和使者他是推不了的，而议和又须以割地为前提，割地则负卖国之罪。所以他就耍滑头，一方面声称他不愿割地，但 既然议和舍此又无办法，于是就让最高统治公开表态授权，以推御自己的责任。这时慈禧也耍滑头，躲在深宫里装病，让李鸿章一切向光绪请示，光绪在战争过程中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当然不愿割地 ，但到后来军事上一败涂地，形势所迫，终于让恭亲王奕訢传他的“面谕”，授权李鸿章有“商让土地之权”。这样李鸿章才出使日本谈判，代表成员还有他儿子李经方，3月20日，李鸿章开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的青帆楼开始谈判，一直到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谈判才告结束，其间将近一个月。谈判过程也比较曲折，因为谈判开始时，战争仍在进行，所以李鸿章主张先停战再谈议和条件，而日本坚持先谈议和条件，再决定是否停战。相互争持，在第三次会谈后李鸿章回住处的途中被一个日本浪人枪击，未死但受了伤，舆论大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同意签订停战条款，然后提出议和条约底稿。李鸿章也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但日方态度强硬，大肆进行威胁。如伊藤博文当面对李经方说（此时李鸿章养伤，李经方代为全权大臣）：“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命令一下，七十艘船搭载大军，直往战地。如此，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再深切言之，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王其芝：《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在日本方面的逼迫威胁下，李鸿章父子节节退让。终为了推御责任，有关条约内容频频致电请示清廷，最后于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至此，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结束。
四、《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
《中国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③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⑤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次年，又据有关规定，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从当时看，这对于列强来说已不典型和重要，因为列强绝多国家军已获得此权，不过后起效法而已，故可在马关条约中不论]
危害：
第一，割占中国大片土地，进一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是继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对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大掠夺。清方整省整省地割让土地，前所未有（台湾）。而辽东半岛则是皇家的故园，向为清王朝视为根本重地，不得不同意割给日本， 虽然后来经三国干涉赎回，但不免成为列强角逐之地。中国台湾从此落入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魔掌达半个世纪之久。
第二， 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原是二亿两白银，再加上后来的赔辽费三千万两，共两亿三千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残酷的经济掠夺，使清政府财政进一步破产，同时也为侵略者进一步控制中国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么多的款额，靠清政府的财政无法支付，只有向列强大举借债，而这种借款，显为政治性借款，要靠清政府给予列强诸多政治、经济权益换取。
第三，适应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而对华实行资本输出的需要。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投资设厂，并增开通商口岸给予日货运销的诸多特权。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得以任意在中国投资设厂，大肆进行资本输出，使之合法化，这是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巨大阻碍和沉重打击，使民族工商业在原料、劳力、市场等方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另外，规定日本控制朝鲜，这为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据点。
总之，《中日马关条约》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基本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形势下，适应列强侵略中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个严重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当然，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国人的进一步觉醒，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斗争热潮。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显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五、中国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
《中日马条约》规定中日割让台湾给日本，引起举国共愤。
首先在主战派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对，帝党分子，侍读学士文廷式带头呼吁严惩卖国贼李鸿章以及战败失职的逃将，接着一些御史和疆臣（如两江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谭钟麟、山东巡抚李秉衙等诸多人）、一些中小官吏也上书条陈，抨击卖国行径，以康有为首的著名的“公车上书”即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割台噩耗传至台湾，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捶胸泣血，台北人民鸣锣罢市，发布檄文，决心誓死抵抗。台湾土绅丘逢甲为保卫台湾不沦为日本殖民地，倡导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操办武装御守。台湾绅民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
而清政府一意孤行，派李经方于6月2日与日本签订交接台湾的字据，而日军在此前三天就在基隆以东的地方登陆。清政府已下令让台湾巡抚唐景崧和在台的大小文武官员撤离，唐景崧也不愿割让台湾，所以没有立即走，日军登陆以后他便逃到厦门，这时台湾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刘永福，他是甲午战争爆发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帮办台湾军务的，率黑旗军渡台驻防台南，这时成为台湾抗战的领导者。除刘永福部黑旗军外。各地的群众抗日武装也纷纷起来，最著名的有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部。他们开始在台湾北部阻击日军（在新竹一带的战斗中姜绍祖牺牲），打击了敌人（此期1895.6-8），接着在8、9月间，战事移至台湾中部，此期最著名的战斗是彰化保卫战，由徐骧等部义军和来台中与义军协同作战的吴彭年率领的黑旗军，以及刘永福新派来作增援的他的亲军七星队联合参战，此战非常激烈，七星队将是全部壮烈牺牲，敌人也付出了不小代价，最后占领彰化。此役是台湾抗日军兴以来最大的一战，时间在1895年8月下旬。到10月间，抗日军队就被压迫得只在台南做最后抵抗，徐骧阵亡，刘永福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动摇，弃军内渡，10月下旬台湾整个陷落。日本这次所谓“接收台湾，动用了兵员约五万人，夫役二万余人，历时五个月，伤之及疲病遣返者达三万余人，主力军近卫师团伤亡过半，反割台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史册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的著作中，如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稿》），把这五个月的台湾抗日斗争作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后一阶段，是否这样划分无关宏旨。



























第五章 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内发生的变化：
1、 领土、主权的丧失，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 外资在华设厂权的要求及其取得，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江浙一带开辟通商口岸，清政府设商务局，各地商务局的成立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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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得意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这就是说，他幻想通过签订密约，能给中国带来二十年的和平。但是根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说法，“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威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就是说，这条铁路与其说是对付日本的，还不如说是对付中国的。李鸿章所期待的二十年的和平也没有得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正是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战场。
《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掀起在中国瓜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
列强在中国瓜分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主要有：
德国租借胶州湾，德国可以在山东修建铁路，并开发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的矿产。俄国强租旅大港，并实际占领了东北。为了达成租借的目的，俄国不惜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人。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把中国的云南、广东和广西三省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则把福建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准备比较详细地讲一讲。
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中国强占海口，争夺势力范围的活动，给美国在华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一旦中国遭到瓜分，成为列强的殖民地，美国对华贸易必然受到排斥，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发展很快，1899年的出口额比1895年增长了将近两倍。美国实业界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例如，代表美国纺织业利益的《商报》认为，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因此，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利益。1898年，华美合兴公司及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大商行成立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促使美国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在它的推动下，纽约商会向国务院请愿，要求政府迅速有力地保护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利益。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的商会也闻风而动，要求政府维护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促进美国在中国商业利益的发展。不久，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扩大为美国亚洲协会，进一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协会的立场得到美国总统及内阁成员的赞同。美国总统麦金莱在1898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他决心采取一切手段，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利益。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发生美西战争。即时在战争期间，美国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仍然非常关注。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企图夺取威海卫。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就竭力主张美国应夺取亚洲和太平洋的霸权。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也不断要求对中国采取行动。例如，美国驻烟台领事建议美国占领烟台，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应在渤海湾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但不久爆发了美西战争，美国没有精力参与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争夺。而当美西战争结束时，美国又难以在中国插足了。另外，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军事力量很薄弱，海军力量在世界占第六位或第七位，陆军人数也只有六万人左右。它虽然能战胜西班牙，但还不是其他大国的对手，因此不能凭借武力和其他列强进行竞争。此外，美国国内当时的反战运动规模比较大，并成立了全国性的机构。这使美国政府采取武力政策达到对外目标是一个约束。这样，美国既不能采取武力政策，又要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门户开放政策就应运而生。
1898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海约翰为国务卿。1899年，海约翰训令美国驻英、俄、法、德、意、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通谍。通谍要求列强承认以下原则：
一、对于在中国的所为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所装卸的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三、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修建、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对本国臣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
从上述内容来看，门户政策是以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为前提的。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实行同等的关税、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也就是保持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仅仅表示了没有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美国政府不征得清政府的同意，就擅自与其他国家交还照会，要求在列强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享受同等的贸易机会，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当清政府得知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质询，海约翰不作任何解释。同时门户开放政策也不表示美国无意参加对中国的瓜分。
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虽然是以海约翰的名义发出的，但起草人却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柔克义（W.Rockill）柔克义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多年。他起草这个照会时，得到中国海关中的英国人贺壁理（A. Hippisley）的帮助。因此，有人怀疑，贺壁理建议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可能是受了英国的指使。
此后，美国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本国实力的增强，不断对门户开放政策增添新的内容，作出新的解释，为美国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开辟道路。正因为门户开放政策能够适应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向中国扩张的需要，因此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
列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意大利表示无条件接受，其余各国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而俄国基本上没有接受。
意大利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提出的要求对它有利无害，因此意大利政府表示“欣然赞成”美国的建议。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它力图把全中国都作为它的商品市场。但是，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是长江领域，这里不仅面积大，而且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物产最富饶的地区，具有广阔的投资前途。正因为如此，英国希望将投资和贸易加以区别。英国认为，从贸易来说，应该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但同时要求将租借地排除在外。当时英国的租借地是九龙和威海卫。经过和美国谈判，英国才勉强只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的范围之外。
法国仅仅表示在租借地内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但对势力范围却闭口不谈。1896年，法国取得在广西、云南通商减税十分之四的特权。它显然无意放弃这项特权。
日本和德国表示接受门户开放原则，但声明必须以有关国家都接受为条件。日本这时和俄国在东北和朝鲜发生尖锐冲突，迫切需要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是它接受门户开放原则的重要原因。德国和美国一样，也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非常嫉妒。门户开放政策有利于德国的势力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领域。
对美国的照会感到最困难的是俄国。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中拥有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它不愿意放弃这项权益。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俄国最初采取观望态度。当英国和法国等国家接受门户开放时，俄国勉强表示可以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中关于条约口岸和关税的条款，但对门户开放政策中关于铁路运费的内容只字不提，从而将门户开放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抛弃。
1900年，美国又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声明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侵略中国进入新阶段。从此，美国有了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不是追随和附和其它国家，充当次要角色。它在列强侵华活动中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首先是成立商务局。
1896年，清政府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绅商充当董事。不久，各地商务局成立，比较有成效的，是苏州和南通两处。苏州商务局兴建苏纶纱厂，南通商务局兴建大生纱厂。其他各地的商务局或者因为主持人不得力，没有办成；或者因为没有巨额资金，办不了大厂，只能办一些小规模的工厂，略作点缀。
其次是允许民间设立工厂。
根据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这样，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的权力。通过利益均沾得规定，其它列强也获得此项权利。
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实际上就在中国非法地开设了不少工厂。从1840年到1894年，中国的外资工业数量达142家。外资工业的建立地点，主要是上海。上海的外资工业资本，约占全国外资的一半。这个时期，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以从事船舶修造最多，第二为缫丝业，第三为印刷业，第四为包装业，第五为制茶业。在这些行业中，除丝、茶两项对中国本土工业有较大影响外，其它工业多是为外国人设立的，对中国本土工业影响不大。同时，由于这时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规模不大，因此对中国工业并不构成大的威胁。对于外国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在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并不加以限制。
外资工业和中国民族工业发生冲突，是在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数量日多。在众多进口商品中，棉纱的数量日大。1882年，在和外国商品进行竞争的思想支配下，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设上海机器织布局，但是，外国商人也趁机想在中国投资设厂。
　　甲午战争前，外商屡次想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棉纱需要量很大。如果西方能在中国投资设厂，那么便可以减少成本，获得较大利润。在上海周围，棉纱需要量尤大。早在60年代，便有英国商人想在上海投资建立纺织厂。1875年，在印度经营纱厂的英国商人来上海寻找投资机会，寻找地址，筹划开设织布公司。1879年，一些西方商人公开招集股份，组织机器织造公司，准备在上海建厂。
　　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它规定的“专利”中，有十年内禁止外商在附近建立类似工厂的规定。但很快便有美国商人准备在上海建立纺纱厂，进行竞争。美国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等成立上海纺纱公司，并委托华商王克明、俞少山招集股份。事情还牵涉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左宗棠（时任两江总督）闻讯后，立即寻找借口让江海关道查办王克明。美国驻上海领事屡次与清地方官员进行交涉，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也分别于1882年9月3日、10月14日及1883年1月28日照会总理衙门，声明“上海关毋得禁阻美商与他国商人设立公司”、“美商欲于上海设立纺纱线公司并不违约”，并想和总理衙门“详商欲于上海设立纺线公司一案”。
　　美国公使以中国和西方签定的条约中有“并准工作，平安无碍”之语，认为美商在中国开设纺纱厂不违反条约。总理衙门认为，“工作”是指华洋人员彼此合作，没有西方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意思，坚持认为“外国人无权在中国从事制造经营”，“如果他们要做的话，那么所制造的商品必须统统出口，不能在中国销售”。左宗棠认为，“约章原只说‘工作’，不能将‘工作’两字即指为改造之据。”他担心洋商“若用机器纺织绸缎、纱线，尽夺华民谋生之路，华民失业，何能心甘？”美国公使反复交涉无结果，王克明又被查办，美国商人终于认识到，外商在上海“提倡的企业所以非法，因为它和一个取得制造棉布垄断权利的中国公司有冲突。”只得作罢。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因受牵连，事后被免职。
拒绝外商开办加工企业的成功，暂时阻止了列强在中国开设工厂的企图。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仍然坚持阻止外商在中国开办纺织工厂的立场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时。
但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抵制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使用机器大规模经营的工业，对于小厂以及用土法经营的工厂，则不加限制。 在棉纺织业之外的其它行业，类似的抵制不多。
甲午战争后，西方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力。因此，清政府也就不能不允许民间设立工厂。这样，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新式工业逐渐摆脱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束缚，一些纯粹的商办工厂也得到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相应发展。
在甲午战争前，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远远超过商办企业，占有压倒优势。甲午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77.6%下降到30%，而商办企业的资本额则由22.4%上升到70%，增长了近三倍。在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商办企业更是遥遥领先。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也遇到一系列的阻力。
首先，当时国货的税率远比洋货高。洋货输入中国时，交纳进口税百分之五，从通商口岸运到内地销售，只要再交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后，就不必再交纳其他内地税。而国货必须“逢卡纳税，过卡抽厘”。因此，在通商口岸制造的国货运到内地销售，应交纳的税要比洋货多。
其次，西方列强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有些企业被外资企业吞并挤垮。
再次，帝国主义除在中国投资设厂外，还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炭和铁资源，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掠夺。交通运输也为帝国主义控制，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

第三节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者是康有为。他的变法理论，主要受今文经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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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03
“今文”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秦始皇焚属坑儒以后，儒家的典籍散失很多。西汉时期，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儒家经典。这些本子的文字，不同于西汉的隶书，所以叫古文经。而用西汉时期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儒家经典，叫今文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内容有所不同。汉武帝时期改造儒家学说，当时所用的经典，就是今文经。到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用的是古文经。从此，古文经就压倒了今文经。直到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今文经学才复兴起来。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他研究经学，讲求微言大义，不作繁琐的考据。到刘逢禄和宋翔风，又把今文经学推进了一步。上述三个人，被成为常州学派。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要是发挥了“三统说”和“三世说”。
所谓三统说的含义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一个新王朝根据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他们把朝代的更替，归结为“黑统”、“白统”和“赤统”三个统的轮换。每一个统都有自己特定的制度。以夏、商、周三代而言，夏代是黑统，商代是白统，周代是赤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各有一定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很明显，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康有为发挥三统说，是利用其中含有变法改革思想，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
三世说来源于《春秋公羊传》。到西汉，董仲舒把春秋时代的历史，分为“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三种。这三种划分，无非是说明孔子根据时代的远近，在历史的写作方法上，也就有所不同。到东汉时期，何休又将三世说作了发挥，认为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衰乱、升平、太平三种说法。假若以古代为衰乱，近代为升平，现代为太平的话，那么，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乱世之后是升平，升平之后是太平，越改越先进。所以，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庸俗的历史进化论。康有为把三世说和三统说相结合，作为他的变法理论，就是说要救国，要太平，就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进步，才能达到太平的愿望。
康有为的主要宣传变法的著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其主要内容是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是刘歆的伪造，所以叫作伪经。刘歆篡改经学，为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服务，所以叫作新学。后来人所说的汉学，是新学，是伪经，不是孔子的典籍。
康有为称当时的儒家典籍为伪经，其目标主要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汉学宋学。汉学也叫扑学，或乾嘉学派，盛行于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这个学派主要采取考据的方法研究儒家经典，为学术而学术，不关心现实。宋学也叫程朱理学，这个学派空谈义理。康有为宣传当时流行的儒家经典为伪经，就使当时流行的汉学和宋学失去存在的依据，为变法维新扫清了障碍。
《新学伪经考》还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促使知识分子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经典进行怀疑，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新学伪经考》中有不少错误。有人专门写书，分析《新学伪经考》中的错误。
王莽推崇古文经，推崇《周礼》，进行托古改制，他也提倡《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经典，从而相对地压抑了今文经学。但他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今文经学，对于今文经学中有用的东西，他也予以吸收。
古文经典也不都是刘歆的伪造。例如《周礼》，虽然具体的写作年代有分歧，但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为司马迁等人都曾引用过，无论无何也不能说是刘歆的伪造。再如，《左传》也不是刘歆伪造的。它的成书年代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其史料来源却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史书，从其文字风格来看，决不是汉代的作品。
《新学伪经考》的错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不否认。他认为，康有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和屈原的《楚辞》经刘歆加入几十条内容，甚至说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都是刘歆自己制造，然后再埋藏在地下，以欺骗后人的，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和康有为同属今文经学的皮锡瑞也认为，康有为太武断，说《周礼》等书是刘歆的伪造，恐怕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当然，客观地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主要是为变法提供理论根据的，不是学术作品，不能因为书中的某些判断失误而低估其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
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开始写于1891年，正式刊行于1898年。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制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不可考证的。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有可靠记载。由于书籍缺乏，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企图按自己的理想建立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这种制度说成是古代曾经实施，借以取得人们的信仰。孔子也不例外。他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编撰儒家经典，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
康有为认为孔子编撰儒家经典是托古改制，就冲击了以前人们认为孔子只是“述而不作”，只是一个古代文化保存者的印象。中国所说的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资料。康有为认为，事情是向前发展的，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因此，就要变法维新。这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就冲击了遵守旧法、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为维新变法作了理论准备。
康有为还提出大同思想。
康有为较早提出大同思想的著作，是《人类公理》，在后来完成的《大同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
根据大同学说，康有为设想，太平世即大同时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最高的中央统治机构是“公政府”，要实现这个理想，可通过召开消除战争的会议来解决。同时，又将大同学说和三世学说混合在一起，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是小康，即升平世，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进入大同社会。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瓜分的危机。1895年，康有为趁到北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关于公车上书的人数，记载不一致，甚至康有为自己也有不同说法。大体说来，各省的举人最初聚集时，有一千三百多人，当听到《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时，散了不少，具体签名的，只有六百零三人。
公车上书中，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康有为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但是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为理由，拒绝为康有为转交奏折。但这不能妨碍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它标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康有为除上书，争取自上而下的变法外，还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他们最早组织的学会是强学会，影响最大的报刊是《时务报》。此后，各地学会林立，报刊盛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促使变法实现。
强学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开风气，利用学会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团结。强学会成立之初，创办《万国公报》。当时上海有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也叫《万国公报》。康有为等人沿用其名称，扩大影响。《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和麦孟华。不久，《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主要撰稿人为粱启超和汪大燮。
 强学会的成员非常复杂，其中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和麦孟华，有清政府的中央官僚，如文廷式、沈曾植。支持强学会的，有地方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也有当时的帝党首领翁同龢；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如李佳白、李提摩太；甚至还有西方外交人员。大体说来，强学会是资产阶级改换派和清政府中的亲光绪的帝党官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本来，在清政府内部，有所谓帝党和后党的划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一些洋务派官僚结成后党，以翁同龢为首的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僚结成帝党。甲午战争时，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后，帝党官僚倾向改革，改良派反对议和，主张变法的要求，也符合帝党官僚的政治需要。因此，改良派和帝党官僚在反对后党，主张变法中逐步联合起来。但是这些帝党官僚大多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不高，在经济上也不能给强学会什么支持。至于帝党首领翁同龢，他既想在光绪帝的领导下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又害怕西太后，同时对康有为的民权平等学说也不赞同。由于改良派想从后党手中夺取权力，便把一些和后党有矛盾、攻击过李鸿章的甚至投机的官僚都拉拢过来，这就造成强学会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例如，在当时的清政府中，军机大臣李鸿藻拥有权力，于是改良派便把他的一个学生拉进强学会，并让他具体负责。又通过这个学生，把军人袁世凯和徐世昌拉了进来。在地方督抚中，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都分别给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由于张之洞是地方实力派，改良派对他的捐款特别重视，又把张之洞的儿子拉进了强学会。不仅如此，强学会的活动，也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之间，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组织，很容易被官僚当做派系斗争的工具。
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有一定规模后，又想游说张之洞，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上海是南北交汇之地，非常繁荣，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可以扩大维新派的声势。张之洞是地方实力派，他拨给康有为经费，表示支持，但他不相信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张之洞派自己的亲信汪康年主持上海强学会。在上海强学会的人员中，张之洞一派的人占绝对优势。
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又有《时务报》创刊。《时务报》发源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负责人是张之洞的旧部下汪康年，而以黄遵宪、汪康年、粱启超为核心。《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是粱启超。粱启超的观点非常新颖，文字很通俗，他的文章在海内外风行一时。粱启超因此名声大震。数月之间，《时务报》的发行量也达到一万多份，是中国有报刊以来没有过的现象。
各地也成立不少学会性质的组织。
直隶：强学会，知耻学会，关西学会，立天学会等。上海有上海强学会，上海农学会，新学会，不缠足会，等。湖北有中国公会，质学会等。广东有农学会，不缠足会，等。广西有圣学会。其他的福建、浙江、陕西、贵州四川也有学会组织。
当时南方出版的宣传变法的报纸，以《知新报》比较有名。这份报刊创办于澳门，主要撰稿人大都是康有为的弟子，
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是《国闻报》，是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
严复是维新变法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曾到英国学习过海军，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有相当的了解。甲午战争后，他在天津的《直报》上，连续发表重要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文章，都是震聋发愦的著名文章。严复变法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化，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刻。要顺应时代发展，就要变，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变的方向，就是要维新，学习西方，对当时流行的汉学和宋学进行批判。因此就要鼓动民力，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废除八股，提倡西学；新民德，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严复还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他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中文，把西方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中国，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
《天演论》的主要观点，是宣传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进化的原因，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为物竞，就是生存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严复不仅把《天演论》翻译成中文，而且还在每篇的后边，加上按语，阐述自己的观点。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能否生存，都成了问题。因此严复宣传物竞天择思想，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当然，就今天观点看，《天演论》宣传的，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若将其用在社会学中，便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法西斯组织运用这套理论，宣传人种的优劣，鼓吹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从而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一种庸俗的学说。当然，严复翻译这本书时，主要对当时中国民族危机下，要救亡图存有现实意义。
湖南的维新运动比较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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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按察使为黄遵宪，督学是江标。这几个人比较开明，有一定的改良倾向。在湖南的维新派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活动下，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较快。后来梁启超由上海到达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湖南新政的规模更加扩大。
谭嗣同的代表作品是《仁学》。它的写作，酝酿于1896年，写成于1897年春天。这部书写成后，虽然当时没有正式出版，但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曾经看过这部书稿。它的出版，则是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首先刊登《仁学》的是粱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清议报》，从1899年开始刊登，到1901年刊登完毕。在《清议报》开始刊登《仁学》之后不久，上海的《东亚时报》也连续刊登《仁学》。190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仁学》的单行本。
《仁学》是“冲决网罗”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著名作品，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哲学著作。《仁学》的思想来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佛教哲学，二是西学，三是中国哲学。谭嗣同主要用佛教思想解释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从西学中吸收了一些科技知识，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和发挥了王夫之的思想，也受到今文经学的一定影响。
在书中，谭嗣同把“仁”作为万物的起源，“仁”又以“通”为基础。“通”的工具是“以太”。“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上下通”和“人我通”。中外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宗教，实行君主立宪，上下通的内容，是兴民权，即使暂时不能实行，也应当给绅士以议事的权力，建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男女上下通，就是追求男女平等。人我通，是佛教用语，实际是要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
在《仁学》中，谭嗣同抨击封建专制的礼教，号召“冲决网罗”，宣传变法维新。在书中，他重新解释了君民关系，认为，在人类之初，并无所谓君臣，都是民。君是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君是末，民是本。既然君是民推举出来的，因此民也可以共同废掉君。他还尖锐地批判泐三纲五常等级秩序。他把君主比作“独夫民贼”，号召“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这些思想，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
由于谭嗣同思想来源非常复杂，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思想，究竟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存在分歧。这属于哲学范畴，这里不进行分析。
湖南新政的一项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时务学堂。早在1897年，湖南就有成立学校的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决定聘请粱启超、李维格分别担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时务学堂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以及中外史志等基础性知识。专门学包括国际公法以及一下科技知识。学生学习时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明白其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取中外法律政治著作相比较，明白维新变法的旨意。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宣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知识，介绍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粱启超等人利用批改学生作业的方式，介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例如谈到民权，梁启超批语：“《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可观也。”他还说，“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梁启超还说，“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这些批语，影响广泛，因此遭到顽固势力反而诽谤。湖南著名的保守派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粱启超等人，认为这样下去，时务学堂培养的学生，将“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要求陈宝箴将粱启超等人辞退。粱启超等人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仍然培养了一部分新学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解放思想。后来有一些学生成为自立均起义的骨干，也有的人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兴中会。时务学堂的建立，带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学校，促进了书院制度的改革。
谭嗣同等人还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宣传救亡爱国思想。南学会还联合湖南的官僚士绅，探讨地方自治思想。在南学会的带动下，湖南各地成立了不少学会。
除办学堂、开学会、办报纸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湖南也有一些新政。
经济方面，主要是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为此设立湖南矿务总局，创办了不少小企业。政治方面，主要是整顿吏治，设立保卫局。保卫局主要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以维持地方治安。

第四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消息传出后，康有为赶到北京，于1898年1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上书中陈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处境的危险，提出了三点具体计划。一是效法俄国和日本，二是集中人才，三是听任各地督抚实行变法。康有为还提出了把国家大事交国会讨论，颁布宪法的建议。有官员将康有为推荐上去，并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但恭亲王奕訢认为，按照清朝的规定，如果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低级官吏，如果有事要询问，只要让大臣传话就可以了。于是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人问话。荣禄首先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土地的，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卫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象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所有的。根据当前的形势，制订适宜的法律，也是不得一的。”廖寿恒问，“变法从何处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变法律制度入手。李鸿章质问，“难道六部都可以裁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吗？”康有为答，“今天莎列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天下。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就是这些旧法。”还有人问，“巨款从哪里筹措？”康有为说，可以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己著有《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政变记》，可以参考。这次在总理衙门的谈话，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兵局、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狂甚”以下，被学者怀疑是翁同龢事后增加的。
第二天，翁同龢把召见康有为的情况告诉光绪帝，并加以推荐。光绪又要召见康有为，奕訢再次阻拦。光绪让康有为把所有的建议都写成奏折，并要他把《日本变政记》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交上去。为此，康有为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实行变法。他引用当时土耳其、波兰、埃及、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瓜分或亡国的事实，认为当前世界各国的形势，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全，小变仍亡。”中国出现的危机局面，就是守旧，不思改革引起的。因此，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应该召见群臣，宣布变法；准许人民上书；设立制度局，制订各种规章，下面设立法律、学校等十二个局。光绪看了这个奏折后，非常满意，变法的态度更加坚决。
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的同时，一些改良派在各地纷纷成立学会，推动各地的维新变法。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保国会的规模比强学会大，宗旨也比较明显，大致具有政党的规模。
变法运动进行之时，张之洞写出《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即内篇和外篇。按照张之洞的说法，“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就是一些封建伦理；所谓通，就是指有关工商业、学校、报纸等可以变通办理。《劝学篇》的矛头是对准两个方向的。一是抵制改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宣传要正人心，这是张之洞的主要目的；二是反对封建顽固派，宣传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只在物质层次上学习西方。
《劝学篇》的思想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说，封建的纲常制度不能动摇，中国的儒家传统是根本的，是不可变的。所谓西学为用，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物质文明，只能弥补中国的缺陷，不是根本的东西。《劝学篇》是对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理论的系统阐述。
《劝学篇》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光绪皇帝看了后，认为其观点比较公正，对学术人心，都有好处。以顽固著称的《翼教丛编》，也对《劝学篇》大为赞赏。这本书还被翻译成英文，题目为《中国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 Victroy Chang Chintung”）。一个传教士在序言中，称赞张之洞是“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中国没有比这两湖总督更为杰出的真正爱国者与有才能的政治家了”。传教士丁韪良和林乐知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劝学篇》受到改良派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这本书“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何启、胡礼垣写了《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的观点加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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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16
尽管保守派反对变法，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在变法过程中，改良派与帝党官僚相结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一系列的上谕，使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得以推行。
光绪皇帝即位时，年仅四岁，清政府权力控制在西太后手中。1889年，西太后名义上归政，实际上仍然操纵用人和行政权。《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也知道，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不想做亡国之君。因此，他决心变法，外来危及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后，各地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清政府的危机日益加深，使光绪感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也不利于团结人心。这样，为了维护其统治，光绪皇帝不得不实行改良。因此，光绪皇帝所保的国，是封建的清政府。他借助改良派实行保持帝位，改良派也借助他实行改革。但是他们之间的主张却不完全一致。
 1898年6月，康有为代替杨深秀拟定了奏折，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宣布维新。又代徐致靖拟定奏折，实行变法，维持大局。光绪根据上述奏章，召开军机大臣会议，下诏定国事，实行变法。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在外国的分割和逼迫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变法不能自强。光绪皇帝表示同意，认为今天确实非变法不可。康有为接着提出，要变法，就要把法律制度进行改订。为此应该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康有为又建议光绪帝，提拔有才能的人，给他们官职，允许他们上奏折。对于守旧的大臣，可以保持他们的俸襦，使他们不致反对变法。康有为还陈述了八股考试的危害性。召见后，光绪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以专折奏事。
此后康有为上了很多奏折，陈述他的变法建议。他提出的建议，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在布新方面的建议多于除旧。他的建议，在政治方面，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在经济方面要求保护工商业，给民族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机会；在军事方面要求重新训练陆海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废除科举，办学校，翻译西方书籍，培养新的人才。这说明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瓜分危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对于上述变法建议，地方官员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其余的地方督抚不是借故推托，就是简单应付，或者彼此观望。例如关于裁撤军队的建议，各地督抚认为不能再裁了，进行抵制。象购买新式武器，福建的官员认为太贵，有意购买一些旧式武器，以便趁机贪污。刘坤一和谭钟麟干脆不做答复，等到光绪催问的时候，刘坤一借口变法的文件没有收到，谭钟麟竟置若罔闻。地方官员虽然不实行新政，但光绪皇帝却一个也不能惩罚，因为用人权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光绪帝没有权力，所以督抚都藐视光绪帝。
在变法过程中，新旧两派进行了一些斗争。比较显著的有四次。
一是六月十五日，翁同龢被革职，驱除出北京。保守派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帝党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保守派掌握了军政实权。
二是六月二十日，帝党官僚宋伯鲁、杨深秀弹劾后党官僚总理衙门大臣许应kui，说他阻挠新政。这是帝党对后党进行的一次反攻。
三是后党御史弹劾康有为遭到斥退。
四是将阻挠变法的几个礼部尚书革职。
保守派的反击日益加强，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艰难。康有为派谭嗣同联合袁世凯，企图让袁世凯保卫光绪帝。结果袁世凯反而告密，结果戊戌六君子被杀。
 关于维新变法，学术界有几个争论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维新变法的性质。争论的焦点是这场变法究竟是否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维新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这种观点首先从维新派的阶级构成来论述变法只能是改良主义运动。指出，维新派是刚刚由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代表者。它的主要成员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和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这些人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选择改良主义道路。
其次，从维新派在变法中采取的措施看，也只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认为康有为只主张用缓和的手段，在旧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是把旧的一套全部取消，建立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各项变法措施，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改变封建统治基础，只能是软弱的改良主义。
二是认为维新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权的尝试。
这种观点的根据是，维新变法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也要求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维新派的目标是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主要运用和平手段，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


























第六章 义和团运动

1、 天津教案后至义和团运动前的反教会斗争
2、 大规模爆发的原因：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劣；教会活动的猖獗；山东西部和直隶西南部民间习武传统；清廷保守分子的支持
3、 义和团口号的评价问题及它反映的社会矛盾的变化
4、 东南互保；
5、 辛丑条约
6、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是否打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末新政的关系；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反抗外国侵略方式的变化。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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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16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首先从山东兴起，很快蔓延到直隶，席卷华北。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所以爆发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北部中国，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讲，它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是各地人民反对宗教侵略的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北方人民利用了当地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和西太后的别有用心的支持，奋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然结果。
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阻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其中又以北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受害最大。这个时期，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性贷款，清政府为了偿还贷款，增加了税收。由于中国北方经济比南方落后，因此北方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列强还在中国修建铁路。在1900年前，已经兴建、部分通车或已经通车的铁路，全部集中在北部中国。铁路运输的发展，使一千多年的大运河和内河运输顿时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大批旧式运输工人纷纷失业。到1900年，仅华北地区的失业人数就达到几百万人。
列强在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增加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这时，北部中国因铁路畅通，进口商品的增长幅度超过南方，在全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外贸上的这种变化，说明洋货在华北地区日益控制市场，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华北地区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的破产。在原料掠夺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中国的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而这些经济作物又盛产于北部中国，这使北方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破坏了原来农业生产的平衡，加强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表现了鲜明的半殖民地性质。
这个时期，北部中国的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黄河连年泛滥，旱灾、虫灾不断。1899年，黄河流域发生大旱灾，流民迅速增多。
上述经济的破坏造成的失业大军和遍地饥民，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
随着列强的侵略，宗教侵略也日益猖獗。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教会60多个，有80多万中国人入教。这些西方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出谋划策，鼓动列强对中国侵略。传教士还挟持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有不少传教士在中国经营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传教士干涉清政府对案件的审理，甚至私设法庭。清政府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事件中，往往是偏袒传教士，压制老百姓，造成民怨沸腾。传教士的这些活动，是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扩大，和清政府的内部矛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西太后处心积虑地想废掉光绪。但是英国支持光绪，希望西太后死后，由光绪组成一个亲英国的政权。因此当西太后想废掉光绪时，列强进行干涉。英国驻华公使以半官方的身份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英国公使甚至把一名西洋医生强行送进皇宫，为光绪看病。结果这个医生宣布光绪没有病。这无疑是警告西太后不得谋害光绪。一些地方督抚也反对废掉光绪。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李鸿章等人都反对。1900年，西太后策划立大阿哥，也就是太子，以便在适当时机取代光绪。但是西方公使拒绝承认。因此，西太后便迁怒于英、美、日等列强。西太后与列强的矛盾，是她后来对外宣战，招抚义和团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光绪反对宣战并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一个重要因素。
义和团运动能够在北方兴起，与清政府中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有密切关系。后党大多属于顽固派官僚，他们在废掉光绪的问题上和列强发生矛盾，促使他们的排外思想更加膨胀。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声势和力量，抵制列强的干涉。当时北方的督抚，大多是满人，他们一方面本身具有顽固排外思想，另一方面又和朝廷中的后党有密切联系。当后党表现出要利用义和团的意思时，他们都赞成。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等人，多对义和团反对洋教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这些给义和团在北方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和北方的督抚相反，南方的督抚多是靠办洋务起家的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是清政府的主要依靠力量。此后，湘军和淮军系统的人员在长江领域担任督抚和其它官员的为数甚多。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这种情况基本未变。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都和湘淮集团有密切关系。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这些人对后党支持和利用义和团不满，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维持和列强的友好关系。因此，南方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第二节 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原来叫义和拳或义和门，是旧式农民起义中的许多秘密结社的一种，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开始于1898年。到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普遍地改称义和团。名称改变以后，义和团的社会基础、斗争目标和规模都有了新的发展。在义和拳时期，它的成员主要是劳动群众，人数较少，活动范围也比较狭窄，活动方式比较隐蔽，斗争矛头针对清政府。改为义和团以后，秘密宗教、民间结社、人民群众甚至统治阶级的一些人，都自发地加入义和团，义和团的人数迅速扩大，活动方式也由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发展为公开活动。
义和团一般按八卦划分为八大系统。各个系统一般分上下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也叫坛口、坛厂、拳厂，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
义和团的组织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散性。义和团组织按照村、镇、县的自然区划而分布，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其活动范围、人数、编制、名称都是不固定的。二是宗教色彩非常浓厚。
 义和团的基本组织是义和拳和白莲教相结合的组织，白莲教派别林立，各派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义和团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任何团体都可以打着义和团的旗号，甚至几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义和团。而且各团的地方色彩很浓厚，各个团体之间独立行事，没有直属关系。义和团除在山东、直隶的农村发展较早外，其它地区从成立到解体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很短的时期内，要把十分分散的队伍组成一个整体，也不可能。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山东的冠县爆发的。随后相临的一些地区也相继爆发。清政府最初采取镇压措施。但是由于西太后和列强的矛盾，1899年前后，清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不再单纯强调镇压。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也越来越感到，外国的侵略已成为清政府的主要威胁，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仇恨教民和列强，对义和团寄予同情，逐渐由镇压转向安抚。毓贤还于1899年承认义和团为民间团练。此后，山东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当清政府的军队在森罗殿镇压义和团失败后，毓贤坚定了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也基本上采纳了毓贤的态度，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当然，清政府改变政策，与张汝梅、毓贤等地方官还不完全一样。当时，西太后想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皇帝。但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表示反对。西太后计划受挫。一些顽固派非常怨恨，西太后也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这是山东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美国和法国驻华公使不断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堂和基督教徒的生命财产。并要求将毓贤撤职，让袁世凯来接替。袁世凯采取镇压政策，山东的多数义和团先后牺牲，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但是，随后直隶的义和团却发展起来。
直隶本来就是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组织进行活动的重要地区，又是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习拳练武组织普遍流传的地方。嘉庆年间，当白莲教的一个派别八卦教起义失败以后，余部大多分布在山东和直隶的交界地区。此后，尽管清政府把八卦教视作邪教，千方百计组织其传播，但八卦教仍然在民间发展很快，直隶还存在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组织。在直隶南部的南宫、清河、曲周、威县和东明等地的农村中，梅花拳一直盛行，甚至一家几代都练习梅花拳。经过一段时间后，白莲教、梅花拳、八卦教等彼此渗透，成为独立的系统。这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899年以前，直隶境内的义和团以南部、西南部靠近山东的地区最为活跃，形成了以大名府、冀、深两州以及河间府三个早期斗争的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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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地区以大名府为中心，包括开州、东明及长垣。第二个地区包括冀、深两州所属各县，包括枣强、衡水、南宫、武邑、武强、安平、饶阳等地。第三个地区，包括河间府所属各县，以景州为中心，包括献县、故城、阜城、吴桥、东光等地。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逐渐向直隶的西南部和中部地区发展，形成一个以京、津、保三角地带为中心的地区。接着，数万义和团进入诼州城，并大规模地破坏芦保、京津铁路。
1900年5月和6月，直隶中部的义和团开始大批地进入北京和天津。
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驻华公使联名写信给总理衙门，要求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同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军舰，在大沽口海面联合进行武装示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传教士也一再向清地方政府和总理衙门发出紧急函件，要求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传教士。
在西方列强要求镇压的同时，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政策也发生分歧。大体上分为主张镇压和主张招抚两大派。
主张镇压的，在中央有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联元，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军机大臣荣禄、奕劻、王文韶等人。在地方上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
主张招抚的，主要是后党集团的一批王公大臣，象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原因，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反对列强保护光绪，让西太后继续执政，以便早日废掉光绪，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以保证他们飞黄腾达。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载漪。这一派的主张，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这一派在清政府中逐渐占据上风。西太后最初摇摆不定，时而主张镇压，时而主张招抚。6月初，她派刚毅到涿州观看义和团的动向，主张招抚的倾向日益明显。9日，西太后召开亲信会议，主张招抚的一派基本上控制了会场。第二天，西太后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主张招抚的一派完全占据优势。当刚毅从涿州察看义和团回来后，认为义和团已经不能解散，“宜抚不宜剿”。刚毅的观点，对西太后影响很大。再加上载漪等人极力主张招抚，终于使西太后下了招抚义和团的决心。至此，西太后暂时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他们进入北京。于是从10日开始，各地的义和团不分昼夜，纷纷赶到北京。北京城中顿时布满了义和团。外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一是农民，一是水陆运输工人和小商贩，也有一些城市游民、乞丐、散兵游勇以及帮会成员，也有不少太监和清军官兵，也有一些王公贵族和流氓头子组成义和团。总之，北京义和团的成分非常复杂。
受清政府中后党的影响，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也逐渐采取招抚政策。使天津义和团的声势也非常大。
义和团的口号主要是“扶清灭洋”。有些地方还有助清灭洋、兴清灭洋、顺清灭洋等口号，大体意思一致。
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早期白莲教的口号是反清复明，甲午战争以后，义和团把反清复明转变为扶清灭洋，这是政治态度的重大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压倒了原先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义和团激于民族大义，愿意帮助和扶持一直压迫他们的封建官府，共同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斗争。这表达了义和团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热情。
“扶清灭洋”的口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不少劳苦大众正是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加入义和团。部分有爱国心但又对义和团持怀疑态度的清朝官兵、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也因为这一口号减少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使义和团减少了来自清朝统治阶级的压力，从而迅速地扩大了队伍。所以当时清政府中有人指出，义和团的这一口号，使它和其它宗教不同。
这个口号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笼统的排外主义。
关于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过去一般认为“灭洋”的实质就是反帝爱国运动。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义和团的“灭洋”斗争是排外主义，它正表现了农民运动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政治舞台上，排外与反排外之争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这种排外主义的反动性，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也有人认为，义和团的灭洋虽是一个笼统排外主义的口号，但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部否定的态度，义和团的灭洋表现为反帝爱国的内容实质与排外主义形式的统一。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当时中国人民所能采取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形式。两种观点直接对立。
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笼统排外主义也非常明显。义和团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看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区别，看不到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政策的区别，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压倒了一切。因此，义和团的“灭洋”斗争经常表现为笼统的排外，或盲目的排外。他们不加区别地反对所有外国人，打击一切中国教徒以及与洋人、洋货有关系的中国人，仇恨和破坏一切外来商品和外来科学技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坏铁路、车站、电线和桥梁。从5月27日到29日短短的三天之内，义和团拆毁了芦保铁路线上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硫璃河的一百多里铁路，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硫璃河、长辛店、芦沟桥和丰台车站。6月初，义和团开始对京津铁路进行破坏。3日，义和团将黄村车站以及铁路沿线的几十根电线杆一起烧毁，使京津铁路陷入瘫痪状态。同年六月，天津的义和团砸毁了天津海关道衙门和电报局。由于天津海关道主要处理洋务事件，所以衙门内的东西全被砸烂，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二是破坏洋货。义和团把天津和塘沽码头上轮船招商局的大米和物资全部没收。对于洋货和经营洋货的商人，也多烧毁或打击。只有曹福田稍微好一点。他对团民说：“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以后不必再焚烧洋货。曹福田又张贴传单，让商人公平交易。这在小范围内安定了民心，以至出现商人给义和团粮食，并请求保护的现象。但是，由于义和团互相不统一，曹福田的意见只对自己的部下有效。三是攻打外国使馆。参加围攻外国使馆，从而粗暴地违反国际外交惯例，是义和团盲目排外主义的典型表现。从1900年6月到8月，义和团连续对外国驻华使馆发动进攻。虽然付出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代价，但却不能攻下使馆。按照国际公法，列强在中国的使馆应受中国的保护，义和团进攻使馆，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它将引起列强残酷的报复。
二、被清政府利用和控制。
这个口号说明，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对清政府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认识不清。他们既看不出清政府已经逐渐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更不懂得中国人民要想反帝必须同时反封的道理。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他们凭着对帝国主义的一腔仇恨，尽管对清政府对外投降不满，也对地方官吏偏袒教民，压制百姓不满，但又把这一切归因于洋人洋教的猖獗和清政府自身力量的软弱，从而天真地幻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清政府抗击侵略，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替清灭洋”的口号。
 三、落后的宗教信仰和组织形式。
 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和秘密结社相结合。白莲教是与封建正统宗教相对立的一种神学异端。它有着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一面，因而在运动初期，对于聚集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落后的宗教迷信组织，宣传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在敌人的枪炮面前，刀枪不入，神仙附体，等等。结果一到真正遇到枪炮，只能白白地增加伤亡。同时，白莲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常落后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就象散沙一盘。它虽然造成了强大声势，却没有统一的行动；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却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这种组织上的落后性，为清政府的分化瓦解和镇压创造了条件。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迷信的不乏先例，但象义和团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起义，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是如此落后，组织形式又是如此涣散的，则是罕见的。历史证明，宗教迷信只能带来失败的结局。

第三节 八国联军侵华

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除继续威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外，开始准备武装干涉。
1900年5月20日，列强召开公使团会议，讨论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问题。
会议的前一天，担任列强首席驻华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把法国主教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一封信在公使中传阅。在这封信中，樊国粱报告说，北京周围已受包围，义和团日渐逼近京城。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这种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最大的不幸即将来临。我们已处于和1870年天津教案前夕同样的险境，请派一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支援，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樊国梁在北京传教三十多年，同中国各阶层的人经常接触，拥有广泛的情报来源。因此，他的求救信在公使中引起强烈的不安。特别是俄国公使格尔思，看完信后马上给俄国政府发去密电，强调北京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要求俄国派军舰到秦皇岛，必要时派陆战队前来支援。
5月20日下午，在法国公使毕盛的请求下，葛络干召集各国驻京公使团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美国、英国、德国等十一国驻华使节全部出席。会上，毕盛首先请求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梁对形势的估价和判断，强调义和团现在正威胁着住在北京的所有外国反对人，对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他建议直接调兵前来保护使馆和教堂，并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对义和团采取有利的镇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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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不完全同意毕盛的意见。他认为樊国梁对形势的判断过分悲观。他不主张马上调动军队。他赞成提出联合照会。
窦纳乐的发言得到多数公使的支持。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补充说，如果总理衙门对照会不作令人满意的答复，或者不能根据各国使节的要求采取措施，列强就应当采取一些共同行动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还认为，对清政府采取压力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调来少量军队保护使馆和教堂，而是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军舰，必要时可派兵登陆，保护外国人进军北京。经过一番讨论，会议通过了联合照会的条件，并决定，如果在五天之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便请各自政府批准调动军队登陆或组织海军示威。
第二天清晨，葛络干代表列强将照会交给总理衙门，要求下令将继续活动的义和团及其首领全部正法，凡给义和团提供住所和集会场所的人一起关进监狱，纵容、帮助和指点义和团的人全部杀掉，玩忽职守镇压义和团不利的官员一律惩处，并将镇压义和团的这些措施布告北京、直隶和其它北方各省。
总理衙门接到列强的照会后十分恐慌，在限期的最后一天答复说，他们正在奏请朝廷发布更严厉的镇压命令，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与各国没有分歧，而过去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也证明与各国使节的要求完全一致。
各国使节对这个答复很不满意。5月26日晚上，葛络干再次召开公使团会议讨论局势。列强最后约定，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具体讲明清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效措施镇压义和团；然后委托格尔思和窦纳乐把整个公使团的意见对庆亲王奕劻进一步说明，要求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那时仍然叫他们失望，他们便立即调兵进京。
 庆亲王于27日接见了格尔思和窦纳乐，分别向他们表示，义和团不仅反对友邦，也反对政府，是国家的敌人。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使馆和教堂，而他作为驻北京清军的指挥官，也愿意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庆亲王的一番话，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公使们的情绪，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他们决定再等待一天观察清政府的态度，然后再对调兵进京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28日晚，形势突变。义和团烧毁丰台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被拆毁的谣言，同时传到了各国使节的耳中。公使们深感形势已经极大地恶化，便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会后，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同时，各国公使又分别电请各国政府立即派兵进京。实际上，法国公使在召开会议之前就已经独自发出请兵电报，英国、俄国、美国和日本公使也在会前把军舰调来大沽口，并通知他们作好登陆准备。29日，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奉命进京的电报，并迅速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
总理衙门看到事态严重，不敢贸然答应，并在30日答复列强的照会中再次申述了对列强的保护措施和决心，明确拒绝各国军队前来北京。直隶总督裕禄也根据清政府的命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
各国公使气急败坏，立即推举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清政府说，如果继续拒绝他们调兵，他们就共同使用武力调来特遣部队。四国公使还宣称，列强调兵进京的决心已定，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让步，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那么联军进京的人数将会很少，并且仅留驻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否则，他们一定增派大兵强行北上。到那时，后果很难预料，不但东三省北五省将非中国所有，南方也将非中国所有。最后，他们竟勒令总理衙门必须于当天晚上把答应他们调兵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
同一天，法国驻天津领事代表列强驻天津的所有领事，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进行威胁。
在列强的威逼下，西太后屈膝退让，命令总理衙门写信给英、俄、法、美四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但指出各国军队不得超过三十名，而且一旦恢复平静后就应立即撤退，并命令总理衙门电告直隶总督，准许列强乘坐火车前来，并把同情义和团的清军从北京车站附近撤走，以防冲突。
但是，各国公使根本没有理会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由各国组成的军队三百多人立即由天津开进北京。到6月初，集中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也达到二十多艘。
同时，义和团为了阻止列强继续向北京进兵，拆毁了部分京津铁路，烧毁了黄村车站，切断了京津电线。各国驻华公使害怕被围困在北京，纷纷要求各国政府派兵前来营救。到6月8日前后，各国驻华公使都被授权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调动军队。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司令也先后接到各自国家的命令，准备在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
可见，从5月下旬开始，列强便积极开始策划武装镇压义和团；到5月28日，决定采取武装干涉政策；6月8日前后，各国政府又授权各自驻华公使便宜行事，并命令本国舰队司令听其调遣，与各国协同动作。至此，由公使们提出的联合侵华政策得到了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鼓励。
6月8日这一天，义和团拆毁了京津铁路部分铁道。列强听到这个消息后，又看到保护铁路的清军撤回他们的营地，列强认为，这意味着清军已经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听说，西太后及保守派为了发泄他们的仇恨，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命令驱逐洋人。于是各国公使在当天下午和晚上接连开会，经过一番犹豫和争论，终于决定立即调遣军队进京。其中英国人西摩带领的联军首先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于是，从5月下旬列强策划调兵进京到西摩联军进犯北京,列强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之前，他们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从此以后，他们便联合起来镇压义和团了。促使列强加快侵略步伐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列强看到排外势力已经在清政府中占据上风，依靠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完全破灭。其次，列强看到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开始同情义和团，害怕中国军民联合抗敌，使局势对他们更加不利。最后，列强看到义和团发展迅速，想通过武装干涉来恢复秩序，加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情况不同，因此对联合侵华的态度和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也不完全一样。
法国在中国的教会势力最大，受义和团的冲击最严重，所以在列强酝酿武装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它的态度最积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秩序，要求赔偿，并扩大在中国的传教士特权。它还想通过镇压义和团，扩大它在云南和两广的势力。
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因此出兵的态度也非常积极。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列强侵华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鼓动和组织作用。英国出兵中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恢复列强在华北的统治秩序，防止义和团扩展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英国在中国的传统市场和主要投资场所，仅在上海，英国的货物和投资就有数百万磅。如果长江流域受到冲击，上海受到破坏，就会给英国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失。此外，甲午战争后，英国对以西太后为首的中央政权接近俄国非常不满，曾极力培植亲英国的势力，拉拢长江流域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并取得一定效果。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已经开始要求清政府联合英国，抗击俄国。再从国际看，英国知道俄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对长江流域已经觊觎很久，非常担心义和团发展到长江流域后，列强会以种种借口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因此英国决心出兵，把义和团消灭在直隶。
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它害怕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东北，因此决心出兵把义和团消灭在直隶境内。同时和列强采取一致行动，也可在日后分赃。俄国还想继续扶持以西太后为首的亲俄政权。因此它虽然对出兵中国很积极，但又不想在侵华军事行动中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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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17
美国把侵略中国看成是扩大在华特权的好机会，因此它表示，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美国要“最积极地参加军事行动，永远站在最前哨”，以便“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取得平等的一份”。
德国想通过镇压义和团，提高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扩大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阻止其他列强插足山东。
日本既害怕俄国趁镇压义和团之机武装占领东北，又担心列强侵华会加强他们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所以表示和列强采取一致行动，保持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意大利和奥地利虽然在中国的势力不大，但也希望乘机捞到更多的特权。
当列强开始向北京进攻时，清政府内部主战和主和两派的斗争空前尖锐。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一批官僚，都坚决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他们认为，八国联军之所以侵华，根源是义和团的仇外，只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就会退兵，清政府就会转危为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连上奏折，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这种观点得到光绪的支持。以载漪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坚决反对主和。这派人在思想上以传统的封建纲常作为最高准则，墨守成规，反对改革，仇视进步；在外交上夜郎自大，盲目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在他们看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废除光绪帝，重新立新皇帝的问题。因此他们对阻挠废除光绪的帝国主义不满，主张借义和团报复帝国主义，乘机废除光绪；然后再回头镇压义和团。到那时，哪怕割地投降，也在所不惜。西太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支持主战的意见，但她也知道，列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战败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此，她面对争论日益激烈的两种意见，难以下决定。当联军向北京进攻时，西太后主战的倾向日益明显，并于16日和19日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希望能够说服主和派，对外宣战。
16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议上，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荣禄、许景澄、袁昶为首的主和派展开激烈争论。西太后和光绪也各站在一方，直接对立起来。
主和派反复强调，中国力量弱，要战必亡。光绪也侃侃而谈，认为中国没有同时与几个国家开战的道理。主战派认为，抵抗外侮是人心所向，不宣战会丧失人心。义和团的法术很灵敏，可以用来报仇雪耻。
主和派认为，义和团是乌合之众，他们的法术没有什么效力，不能把战胜八国联军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战还是和，没有最后确定，但主战派得到西太后的支持，略占优势。
载漪为了促使西太后对外宣战，于16日晚上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的“归政照会”，西太后一见这个照会，又悲又怒，于是决定对外宣战。并于17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会上，主战派大骂主和派是汉奸，后党官僚二十多人痛哭流涕，要求主战。西太后当即宣布与列强宣战。
但就在同一天，清政府收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由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他们坚决反对宣战，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这封电报在清政府中引起强烈反响。西太后见主和派得到地方大吏的支持，而且态度坚决，人数不少，心里有些胆怯。既想宣战，又想推卸战败的责任，于是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迫会议通过宣战。在会上，主战派不顾国际惯例和主和派的反对，悍然请求首先围攻外国使馆。但西太后见主和派坚决反对宣战，也不得不推迟宣战。
19日，大沽口陷落的消息传到清政府，西太后惊慌万分，急忙召开第四次会议，强行决定对外宣战。
 21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正式对外宣战。
 但是，宣战还不到五天，西太后就于25日和26日，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表白，宣战是不得已的苦衷，并称赞他们主和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29日，西太后进一步通过清政府驻外公使向列强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即时不自量力，也不敢与各国同时开战。希望各国体谅。7月3日，清政府正式向俄国、英国和日本求和。表现出一幅地地道到的奴才相。
促使西太后由宣战转向求和，是因为，她看到，义和团迅速发展，她逐渐感到难以控制。归政照会查无实据，西太后开始为向列强投降留后路。主和派继续肯请西太后转战为和，西太后对他们的话越来越不能掉以轻心。开战之初，西太后幻想一战而胜，至少打个胜仗再去求和，也可发泄一下不满情绪。谁知屡战屡败，不几天，失败已成定局。西太后不得不在没有完全失败之前求和。
但是，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求和并不理睬。他们攻占天津后，又攻占北京。西太后等人逃亡西安。于是中国彻底失败。

第四节 东南互保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的迅速发展，使上海等地的帝国主义分子惊恐异常，他们担心义和团运动扩展到长江流域，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英国当时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投资多，贸易量大，并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因而英国对义和团的发展非常关注。但英国公使窦纳乐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被围困在北京，与外界消息隔绝，于是英国在上海的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 Warren）在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F. A. Aglen）的支持下，主动承担起保护英国权益的任务。1900年6月14日，当八国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发的时候，霍必澜电告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说，北方的消息越来压越坏，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给英国带来巨大损失，他建议，英国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并认为，如果总督指望得到英国的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维持和平。他建议英国给张之洞和刘坤一海军支援。这时，英国非常担心其它国家乘机侵入长江流域，破坏英国的优势地位，英国已命令其海军采取措施，阻止其它列强占领舟山和长江炮台。得到霍必澜的电报后，英国外交部授权霍必澜向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保证，如果他们能采取措施维护秩序，他们将得到英国的全力支持。
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主张镇压义和团。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英国的建议非常高兴，他向英国表示，他迫切需要英国的帮助，愿意尽力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湖广总督张之洞虽然也欢迎英国的支持，但不愿接受英国的海军保护。张之洞和刘坤一商量后，告诉英国政府，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不需要英国海军帮助。英国政府考虑到上述意见，电令英国海军暂时不进入长江。
霍必澜提出英国海军进入长江的目的，是想实现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现在他的打算落空，感到失望，于是放出欧洲国家将攻占吴凇的空气，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和英国共同防守吴凇炮台的要求。刘坤一表示，如果英国能阻止其他列强的军舰进入长江，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并授权上海道余联沅和霍必澜商定具体办法。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美国和法国的不满。刘坤一也转而认为，英国要求海军保护，确实是诡计，不同意英国和中国共同防守吴凇炮台。
北方的战争也引起上海的官僚、买办、商人盛宣怀等人的恐慌。他们预料上海及长江流域必然发生战争，于是四处奔走，力图使战火不烧到这一地区。他们认为，要保全上海和长江流域，应该由刘坤一和张之洞共同出面，与上海领事团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立条约，实行互保。由于盛宣怀长期主持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消息灵通，和列强及地方督抚都有联系，因此被推出来进行联系活动。6月23日，盛宣怀得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支持后，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要刘坤一和张之洞在未接到清政府的宣战命令之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立互保章程。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也建议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刘坤一和张之洞接受上述建议，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要求盛宣怀以邦办名义，协助订立条约。26日，余联沅邀请上海各国领事开会，提出《中外互保章程》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互不干涉。但是对于有些条款，列强存在争执。他们以订约必须事先由清政府授权为理由，没有签字。但是，第二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代表各国领事，致函余联沅，对刘坤一和张之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加赞赏，并宣布，只要刘坤一和张之洞能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西方各国无意在长江流域采取任何行动。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和张之洞保证维护秩序，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西方各国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双方都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英国本想单独与刘坤一和张之洞实现互保，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列强都参加到互保中来。不久，清政府宣战的诏书到达上海，刘坤一和张之洞扣押诏书，防止扩散，同时向各国领事保证，无论情况如何，仍照商定的办理。李鸿章甚至声称诏书是伪造的，他决不执行。
《互保章程》虽然没有签字，但刘坤一和张之洞在以后的各种场合中，仍然把它当作已经签字的正式文件，继续大力贯彻执行。互保的局面维持下来。东南互保的作用是限制了义和团运动在长江流域的发展，便利了帝国主义在北方对义和团的进攻，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
东南互保的范围，原来只限于两江和湖广总督管辖的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五省。浙江也要求按互保章程办理。福建地方当局也和西方列强订立《福建互保章程》，其办法和东南互保章程不谋而合。广东也宣布列入互保范围之内。山东巡抚袁世凯曾表示和刘坤一、张之洞采取相同立场，这样山东也算是加入互保的地区。此外，四川和陕西的地方当局也都支持东南互保，尽管他们没有正式宣布加入。
英国对这个列强都参加的互保很不满意，英军在上海登陆。但随后，法国、德国、日本军队纷纷在上海登陆，使英国树立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的企图遭到挫折。这些军队直到1902年才撤走。
英国为了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地位，积极笼络张之洞，并给刘坤一和张之洞支持。义和团运动期间，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企图在长江流域联合会党起事，拥立光绪复辟。他们还同霍必澜联系，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霍必澜坚决表示，英国不同意自立军在长江流域采取行动，自立军领导人不能得到英国的支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汉口的英国领事帮助张之洞逮捕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二十多人，加以杀害。英国还给张之洞提供贷款，帮助他解决军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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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西太后逃亡西安。在逃走前，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各国进行谈判。后来又加派奕劻为议和代表，但列强不加理睬，它们并不想马上议和。但是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它们在攻占北京前采取的协调一致的局面消失了，彼此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很快出现了以英国、日本和美国为一方，和以俄国、法国为一方的互相对立的形势。沙俄为了讨好清政府，以便使清政府允许它吞并东北，要求列强将使馆和军队撤往天津。这个建议几乎遭到所有列强的反对，俄国不得不放弃这个建议。
德国人瓦德西当时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正在由德国向北京进发的途中。德国为了拖延时间，使得瓦德西来中国前，不进行议和，提出否认李鸿章代表资格的主张，并宣布准备在李鸿章北上的途中将他当做人质加以逮捕。由于李鸿章亲俄，这个主张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德国又提出清政府必须交出赞成、支持义和团的祸首，由列强惩处，作为同中国开始议和的先决条件的建议。对于这个激烈的办法，多数国家表示反对，认为和谈迟迟不能举行，不但装拖垮清政府，而且对列强自己也不利。10月4日，法国照会各国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基础。一、严惩由各国代表指定的主要罪犯；二、禁止输入军火；三、对国家、社团及个人的合理赔赏；四、北京使馆永久驻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北京、天津间择二、三处军事占领，使沿海和北京间的交通畅通无阻。这个方案得到列强的支持，清政府不得不迅速予以接受。
日本提出补充意见，要求除对六条基本内容进行讨论并对它们作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外，还可以提出照会上没有提到的要求加以讨论、审查。各国采纳日本的建议。从10月中旬开始，列强接连召开会议，以法国提出的照会为基本内容，按日本建议的方式，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确定以下各点：一、扩大惩办的范围。英国提出，除惩办那些直接攻击各国使馆、复有责任的王公大臣外，对各省杀害外国人的官员，也列入惩处的罪犯名单中；二、关于赔款问题，作了两点原则性规定，第一，放宽赔款的范围，凡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为外人服务而遭到损失的中国人，也予以合理的赔偿；第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决定中国政府应按照各国的要求实行财政改革，以保证偿付赔款的本息。三、美国代表提出，清朝地方官吏负有镇压排外群众的责任，各省总督、巡抚一下官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活动如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英国代表提出，发生事端的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四、关于修改通商行船条约以及解决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这些要求，列强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被清政府接受后，列强便商讨具体细节，以便签订正式条约。
此后，列强争论的焦点，是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
德国故意提出惩办祸首作为开始和议的先决条件，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当瓦德西到达中国后，德国也就不再坚持原议。但惩办哪些主要罪犯，及如何惩办，列强之间意见分歧。以俄国、美国和日本为一方，从不同的目的出发，讨好清政府。他们坚决主张免去“懿亲”死刑，法国追随俄国表示赞成；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英国四国，坚持重办，凡列入名单者均应处以死刑。为了联合德国，反对俄国，英国甚至表示，即时因此而疏远美国，亦在所不惜。英国、俄国在惩办凶手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实质上为了挑选各自的代理人，这是争夺对清政府控制权斗争的继续。俄国极力想保全西太后，英国企图废除西太后，拥立光绪帝。俄国曾建议清政府迁都盛京，使之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英国则考虑强迫清政府迁都南京，使它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最后列强同意日0本的意见，对“懿亲不加刑”，端王载漪等可定为死刑，但皇帝可酌情宣布减刑，流放到新疆，永远关押；如果他们从流放地回来，就立即处死。其余被指定为祸首的王公大臣，由清政府以各种方式处死，已经死亡的追夺原来的官职，撤消恩典。为了迫使清政府同意，瓦德西下令各国军队进攻山西，并故意让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清政府终于屈服，于1901年2月，根据各国提出的祸首名单及处理意见，判决支持义和团的一些保守派或者自杀，或者斩首，或者革职。
惩办祸首问题解决后，赔款问题便上升为最主要的问题，成为全部条款中困难多、费时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赔款问题上，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鲜明地反映出它们贪婪的侵略本质。
赔款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它们都想趁机大发横财。德国皇帝在瓦德西来华前夕，要他“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其主张”，其目的是要用这笔赔款来建设海军，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沙俄企图用赔款来弥补国库亏空和加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巩固它在远东和中国东北的地位。英国和美国一方面进行勒索，一方面又主张赔款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避免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造成对它们对华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害。大体说来，这种对立存在于在中国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国、法国、德国与拥有较多的经济利益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
为了确定中国赔款的数额，列强需要了解中国的偿付能力。最后列强主要根据赫德提供的数字，认为中国能够负担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他们主张用抵押债务后的海关税余额、常关税、盐税以及关税提高到切实值百抽五等作为赔偿专款。
赔款总数确定以后，列强任意提高要求，竞相提高赔款数量。俄国因中国拒绝在由它控制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恼羞成怒，把赔款一下子增加到一亿三千万两，比任何国家都多。德国原来打算掠夺三亿马克，此时增加到四亿马克。英国和美国的赔款数目也增加了很多。
 赔款问题确定下来以后，1901年9月，列强的代表与李鸿章、奕劻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就是《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勒索巨额赔款。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
二、拆毁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
三、迫使清政府承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按照条约规定，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从王公大臣以下，地方从巡抚以下被监禁、流放、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发生反抗斗争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五、修订新的商约。
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进一步加深。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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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工具。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使馆区，设立兵营，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为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侵犯和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拆毁大沽炮台，列强在北京附近驻扎军队，使北京的门户洞开。不准中国输入军火和生产军火的材料，使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生产能力，削弱到更底的水平。
清政府派亲王、重臣赴德国、日本赔礼认罪，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种作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士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合理、合法，助长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的气焰，使他们更加横行霸道。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五年文武考试，目的是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利的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利，强令清政府将其改为外务部，使之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加影响。
其次，帝国主义的勒索，使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按中国人口数量，是每人一两。但实际的赔偿数字比这要大得多。加上利息，和当时全国的货币白银贬值，再加上不少的地方性赔款，清政府只有增加各种税收，这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经济。


第七章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虽然内容复杂，但主要是三种力量在中国舞台上活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革命派提出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清起义，是其主要活动内容。立宪派参加、策动清末立宪运动，最后由于对清廷立宪的失望，最后促使立宪派走向反清的一面，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走向联合。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主要贡献，是策动“和平独立”，加速了清廷的崩溃。
革命派方面的问题：
1、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
2、 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日知会、光复会的理论
3、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两派的合作与论战
4、 同盟会武装斗争的策略分歧及对同盟会中部总会、日知会的评价
5、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及其性质
改良派方面的问题
1、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的海外保皇活动；自立军起义；
2、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改良派
3、 对立宪派策动各地和平独立的评价
清廷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清末新政和清末立宪运动
1、 清末新政的起源、内容及经济活动、军事活动、警察活动的评价；
2、 清末经济政策的变化；
3、 日俄战争对立宪运动的刺激；
4、 立宪运动中的谘议局、资政院及其活动的评价
5、 辛亥革命时期的外交关系：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日俄战争时期的中立，武昌起义时清廷、革命派及列强的关系
思想文化领域
1、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一节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东北和邻国朝鲜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发生于1904-1905年，而在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时就已经埋下火种。1900年俄军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使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形势日益紧张，经过三年半，战争终于爆发。
俄国对中国东北三省的武装占领，激化了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俄国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俄国与英国、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俄国和中国的矛盾是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俄国依靠军事实力，俨然成为东北三省的实际统治者。它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极力扩大侵略权益，扩大中东铁路的管理范围，并在此范围内驻扎军队和警察，设立法院，征收地税，兴建房屋等。中东铁路总站的哈尔滨，成为俄国在东北三省侵略的枢纽。因此，要求俄国撤军，是中国当时强烈的愿望。
英国和俄国之间在东北三省存在矛盾。当时英国在中国东北的实际利益虽然不是很多，主要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一些权益，如借英国资金修筑的京奉铁路利权、在营口的商业利益，以及赫德控制的中国海关在东北的部分所带来的利益，但英国从侵略中国的全局出发，不能容忍俄国独占东北，从而威胁清朝的统治中心京津一带和整个华北地区。
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比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要激烈得多，它涉及重大的实际利害关系。甲午战争后，日本受到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威胁，被迫退出辽东半岛，是不甘心的。后来俄国夺取旅顺和大连，建立海军基地，更增加了日本的忌恨。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而进行的扩军计划从1896年就已经开始。俄国占领中国的东北，是日本以朝鲜为基地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从此双方争夺朝鲜和争夺东北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日本统治者此后多年叫嚷的所谓“满韩问题”。
美国和俄国之间也存在矛盾。美国想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从而使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俄国想独占东北，竭力在东北实行门户闭关政策。
因此，英国、日本和美国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支持，又分别指使清政府抗拒俄国对东北地区的独占。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前，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一方面与俄国一起对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东北问题上支持中国抵制俄国。《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体矛盾得到解决，俄国独占东北这一局部性问题的地位突出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英国和日本迅速走上正式结盟反对俄国的道路，这个同盟就是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是帝国主义相互斗争的新形势促成的。英国为了对付俄国，最初想同德国结盟，但最后没有谈成。在远东，自甲午战争后，英国和日本的勾结成为明显的趋势。日本竭力靠拢当时称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国，1901年曾一度向英国提议，两国共同保证，以武力为后盾，支持清政府抵抗俄国。反过来，日本因在远东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受到其它列强的重视。从1901年起，德国屡次促使日本出面，在远东组织日、英、德三国同盟。法国也不断与俄国密谈，想把日本同英国方面引开，实现日本、法国和俄国三国合作。在日本国内，联合英国抗击俄国的一派逐渐得势。1901年10月，在《辛丑条约》签字后不到一个月，英国和日本为缔结同盟，在伦敦举行正式谈判。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签字，即日生效。
根据英日同盟，如果日本与俄国一个国家作战，英国就不介入，并尽力防止法国加入俄国一方；如果法国或其他国家参加俄国对日战争，英国就应给日本以援助，共同作战，共同媾和。双方还秘密约定，平时两国海军协调行动，并在远东海域保持优势。英日同盟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货朝鲜内部出现的类似义和团那样的反帝运动，二是同俄国和法国等国家争夺中国和朝鲜。英日同盟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它的缔结，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开始重新组合以来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前，英国在国际上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方针，不同其他大国结盟。英日同盟后，英国的这个方针宣告结束。日本得到英国的支持后，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提高，气势大增，在侵略中国及朝鲜问题上不必再担心三国干涉还辽一类事件的重演。
英日同盟对俄国来说，是一个晴天劈雷。事有凑巧，在同盟条约订立的第二天，美国向中国、俄国及其他列强发出一份备忘录，强烈反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独占。这等于配合了英国和日本。俄国急忙拉住自己的盟国法国，一起发表声明，宣称如因第三国的侵略行为或因中国再度发生动乱，从而对俄国和法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时，俄国和法国为确保自己的利益，对于应采取何种措施，保留磋商的权力。这个声明同英日同盟是对立的，担调子显然要低得多。
清政府得知英日同盟的消息后，对于英国和日本随时可能借此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有所担心，但整个说来，他们认为这个同盟有利于促进对俄谈判。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机，出兵中国的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按规定，俄国应从东北撤军，但它却一直赖在东北不走。为此，清政府屡次同俄国谈判，但没有结果。英日同盟签订后，俄国不得不作出一点退让的姿态。中国和俄国终于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终于同意分三期从东三省撤军，但其中仍然包含一些苛刻的条件。但第一期撤军后，俄国就不再履行条约。这时，俄国政府内部一个有极端侵略性的派别开始得势。这个派别以别佐勃拉佐夫为首，以一小撮地主、贵族和军官为主，从十九世纪末形成以来，一致对中朝边境一带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报有野心。这个派别主张在远东采取积极的侵华政策，大力与日本对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开始在撤军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刁难，并提出了七项新条件。根据这些新条件，俄国不但要继续控制东三省，而且还要控制蒙古以及整个中国北部，同时规定在东三省，不容许英国、日本和美国插足。为此，俄国不但不在东北撤军，而且还重新布置军队，极力贯彻以巩固在东三省的独占为目的的所谓新方针。
俄国的七条要求传出后，在中国国内和国外产生很大的震动。中国国内的拒俄风潮迅速兴起；在国际上，俄国也成为众矢之地。清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俄国不得不将七条要求压缩为五条。清政府在日本等国的压力下，将五条也加以拒绝。于是俄国一方面停止同中国谈判撤军问题，一方面继续强化它在东三省的侵略地位。并设立远东大总督，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进一步控制东三省，统一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步调。在俄国首都则设立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由沙皇本人任主席，各主要部门的大臣参加，以监督远东大总督的职务，协调侵略远东的方针。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操纵在别佐勃拉佐夫集团手中，而远东大总督和这个集团的对华政策一致。
俄国的七条要求在列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它促使美国在远东与英国和日本合作，使美国几乎成为英日同盟的一个未签字的成员。日本的反应更加强烈。它一方面对清政府采取进逼姿态，一再告诫清政府对俄要坚决，同时与俄国直接进行谈判。它还秘密通知英国，日本已决定改变此前对俄国的容忍政策。这说明，日俄矛盾已经濒临战争的边缘。1904年2月5日，日本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三天后，日军向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攻击，10日，日俄双方互相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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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要求清政府，如果日俄发生战争，希望中国中立。对清政府来说，在当时的处境下，它也没有别的出路。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如果中国追随俄国，那么日本就会用海军攻击中国的东南沿海，如果追随日本，那么俄国就会攻击中国的西北地区，因此，他建议，日俄发生战争，中国应当局外中立。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的规模很大，战斗很激烈。日本动员的兵力有110万，俄国动员的兵崐力超过日本。陆地上的战争主要有辽阳之战，沙河之战、奉天大会战和旅顺口围困战，俄军接接败退。海上的战争主要是对马海峡之战。结果俄国由波罗地海舰队组成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经过将近七个月的航行后，被日本海军一举消灭。俄国败局已定。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扑茨茅斯开始谈判，最后签订了《扑茨茅斯条约》。规定旅顺大连租借地及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让给日本。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南部取得优势地位。这对后来的中国政局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节 清末新政

清政府的所谓新政，以1901年发布的变法上谕为开始的标志。在上谕中，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致法”，同时声称，“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这就是说，清政府的统治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是不能改变的，但一些具体的治理措施却可以改变。这就规定了清末新政的原则，只能是点点滴滴的改革，并不触动清政府的既定统治秩序。清政府随即设立督办政务处，任命奕劻、李鸿章等人为督办政务处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先后加入，具体处理新政的各项事宜。接到变法的上谕以后，一些官员纷纷递交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递交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简称江楚会奏。第一折中提出兴学育才四条办法，第二折中提出应该整顿变通的一些办法，第三折中应当采用西法的一些具体措施。后来的新政措施，很多就是从江楚会奏而来。
新政主要有下面一些措施。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裁撤冗衙，节省浮费。为了节省开支，减少重叠和虚设的机构，陆续裁撤了一些旧衙门，如河东河道总督、湖北和云南巡抚、粤海关、福建水师提督、詹事府及通政司、广东巡抚衙门等等，省以下的机关，各省也裁撤了一些。
裁汰书吏差役，整顿吏治。裁撤各部书吏，命令各级官员自行办理政务；革除差役；不准捐纳麦官；等等。
恤刑狱，结民心。1905年，经过沈家本等人的建议，废除一些苛刻的刑罚，如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用罚款代替鞭打，无力交纳罚款的，也可以用工作来代替。
准许满汉通婚。废除浙江堕民籍，准许入学堂读书，毕业后给予出身。
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1901年，停止武举考试，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营中挑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一律练习新式枪炮。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1902年，推广北洋、湖北训练新军的经验，令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迅速选派人员到北洋学习；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地选派人员到湖北学习。此外还从八旗军队中选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训练。1903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以袁世凯为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1904年，确定新军以镇（师）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旅），设协统。每镇有军队1.2万人。遇到军事行动，以二至三镇为一军。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36镇。由于缺乏军饷，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到清朝灭亡时，全国编练的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16镇，其余的大多只有一协或者不满一协。
编练巡警。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北京和天津一带原来维持治安的军队早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袁世凯于是从新建陆军中抽调年龄较大，应该退伍的士兵，委派赵秉钧统领，加以短期的训练，在北京站岗，维持治安。1902年，袁世凯又招募三千人，暂时住在保定。等到接管天津时，列强通知清政府，天津二十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于是把这三千人派段芝贵统领，用警察的名义进驻天津，并于同年在天津设立警务学堂。同时，张之洞也在武昌创办警察，同时派人到日本学习。同年10月，清政府认为袁世凯设立的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很妥善，通令各省督抚仿照办理。于是，各地陆续设立巡警和警务学堂。1905年，清政府感到巡警关系重要，决定设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管理巡警事务。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新政时期，清政府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首先是成立各种专门经济机构，发展近代经济。1903年4月，清政府命载振、袁世凯和伍廷芳筹划组织商部。9月，商部正式成立。下设四个司：保惠司，主管贸易和商业学校，负责向商人提供保护，发布专利权；平均司，主要负责农业和林业方面的事务；通艺司，主要负责工业规划、机器制造以及铁路、开矿等事；会计司，主要负责税收、银行等事。由于与原由的机构在管辖范围方面存在重叠之处，商部的业务周转颇为不灵。1906年，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业务划归邮传部。
商部和农工商部成立后，其主要成效，是成立各种经济机构及制订各种经济法规。1903年，公布商会简明章程，制订奖励公司章程；1904年，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奏定矿务章程；1905年，设立劝工陈列所和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颁布奖给商勋章程；1907年，农工商部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制订大清矿务章程；等等。
根据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于新发明者，分别给予五十年到十年不等的专利；根据1903年的奖励公司章程，集股五十万元至五千万元以上者，分别聘为商部级别不等的议员或顾问官，议员或顾问官有向商部就商务事宜提供建议的权力；根据1906年的奖励商勋章程，对于拥有发明权或仿制权者，分别给予级别不等的“商勋”奖励； 根据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集股二十万元至二千万元以上者，分别被聘为农工商部级别不等的议员或顾问官；根据1907年的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无论独资、合资或附股兴办实业能够“开辟利源，制造货品，扩充国民生计”，并达到一定规模，即可得到级别不等的奖励。这些奖励规定，由于要求的条件过高，因此没有多少人符合条件，其实际意义不大。这些规定，更多地是形成一种鼓励兴办近代经济的气氛和政策。同“官督商办”强调官方控制相比，这种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的作法，无疑是清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大变化。
在清政府新政时期的经济措施中，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举措。
根据《商律》中《商人通例》的规定，商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设立流水帐簿，并每年将帐目盘查一次。按照《公司律》，公司分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四种。合资公司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以一个公司名称集资营业者；合资有限公司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并声明以所集资本为限者；股份公司指七人或七人以上集资营业者；股份有限公司指七人或七人以上集资营业，同时声明资本若干，以此为限者。《公司律》`还规定了公司的成立办法、股东权利及应遵循的制度等。
在商部（包括后来的农工商部）的鼓励发展实业活动中，劝办商会，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西方列强在华商人很早就在中国成立商会组织。1847年，广州的英国商人成立广州英商会。1864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成立总商会，同年，德国人也在上海成立德国商会。1887年，天津的外国人成立商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天津外国商人成立的唯一组织。天津外国人商会在创办时，共有16个会员，其中英国7个，德国4个，俄国3个，法国和美国各1个。二十世纪初，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加入，成为这个组织唯一的中国会员。虽然外国人在中国成立了很多商会，但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成立自己的商会。
中国传统的商业组织，是按照行业形成的行会和按照地域形成的“帮”（或“公所”、“堂”、“会馆”）之类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关心的地域或传统的利益，而较少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地域色彩非常浓厚，与近代的商会关注整个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明显的不同。梁启超曾形象地指出，“一埠有一埠之会馆，商会者，即合各埠之大会馆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规，商会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规也。一帮有一帮之公所，商会者，即合各帮之大公所也。”
传统性质的行会之类组织，在直隶，以北京为最多。清代北京共有大大小小的会馆445所，其中光绪年间还存在的有387所，名存实废的有58所。其中，属于省一级的会馆，一般是一个省或两个省组成；属于府一级的会馆，一般有一、两个府或州组成；此外，还有若干属于县一级的邑馆和行业性会馆。在这些会馆中，绝大多数按籍贯组成，主要供本籍人士来京或参加科举考试时居住，对外籍人士一般不开放，即所谓“非土著（同乡）则不可，僦于人亦不可，例也。”这类会馆，大多与工商业无关。
在北京的众多会馆中，纯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约占北京会馆总数的5%弱。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工商业会馆，仅占北京会馆总数的2%强。北京还有按行业组成的行会组织。据统计，1840-1911年间，北京共成立行会20个此外，天津和保定等地也有类似的会馆和行会组织。同光年间，天津有会馆、公所11个，保定则有外省人设立的会馆10多个以及类似于行会组织的行会事务所。
1903年，商部提出设立商会的建议，认为商会有“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轨，有信誉而无诈虞”的功能，并指出，设立商会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剔除内弊”，即消除中国商业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是“考察外情”，即设立公司，抵制外来产品输入。商部同时指出，各地设立商会的具体细则，由各地商人自行处理。商会仅制订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作为总的原则。按照商会简明章程，在商业繁荣的地方，设立商务总会；在商务不很繁荣的地方，设立商务分会，隶属于商务总会。后来，商部对总会和分会之设又作了详细规定：“设立总会，均系商务繁富较著之区。至分会，则各府州县均应设立。”一些村镇，亦可设立商务分所。商会有保护、振兴商业的责任。商会可办理商人内部纠纷，也可代商人向地方当局办理案件。商会按年将各地的商务情况，报告商部，以备考察。涉及商务重大事件，商会可随时报告商部。商会章程还规定商家应设立帐簿，建立财务制度。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了商部提出的建立商会的建议。此外，商部还制订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发布商部劝办商会谕贴，鼓励各地兴办商会。到1908年，全国建立了58各总商会，其中海外总商会有19各，商会分会有223个。到1912年，商会总数增加到794个。
为了达到劝办商会的目的，商部首先在北京成立商会，“以为各省之倡”。经商部劝说，北京的金银号、汇兑庄首先建立公所，由商部发给凭证，接着，北京的茶业、丝绸、布业也陆续仿照成立。公所成立以后，“均能声气相通，渐臻融洽。”于是，又在商务公所的基础商成立商务总会，并选举出总理和协理。
直隶最为重要的商会，是天津总商会。
1902年，天津被中国从八国联军设立的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收回时，市场萧条，金融危机。天津的一些商人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仿照天津外国商会，成立统一的商业组织的建议，并得到批准，于是有天津商务局的设立。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和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分别被任命为总办和帮办。但天津商务局官方色彩很浓，办事不力，引起商人不满。1903年，天津行商上书袁世凯，要求设立商务公所，得到批准。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后，提出挽救天津市面的四个办法，即推缓新旧欠、倡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举。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天津市场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天津30多个行业的商人上书商部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将天津商务公所改为商务总会，得到商部同意。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以王贤宾为总理，宁世福为协理。
成立后的天津商务总会会员，来自天津的32个行业，有工商户581家。天津商务总会是在原有行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行会是商会的主要成员，并起着商会基础组织的作用，致使商会这一较为近代性的团体中，包涵着大量的传统性的小团体，而成为一种近代与传统的结合体。当然，“行会与商会结合的结果，不是商会迎合于行会的传统性，而是行会在商会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向现代性过渡”。
1904-1912年间，天津商务总会共有会董31人。从它们所属行业看，天津商务总会在人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一，从事盐、粮、钱业等封建性行业的旧式商业商人数量很大，有11名（其中粮商5名，钱商4名），占会董事总数的36.6%。盐业在清末还没有未加入商会，因此，盐商会董只有2名。但是，商会一职却由担任长芦纲总的王贤宾长期位居，这反映出盐业在天津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在天津总商会会董中，洋行买办有9人，占30%；洋布洋货商8名，占26.7%，若二者相加，则是17名，占全部会董的半数以上。这是金出口贸易在天津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反映。其三，在会董中，有候选县令以上职衔的共计28人，其中有五品州官以上职衔的12人，占42.8%。这反映出官僚在天津商会中的地位之重要。其四，会董中，仅有3人投资于近代民族工业，这说明，近代民族工业，在天津经济中的比重，还很低。这些特点的出现，是天津经济的反映。说明天津正处在由传统的漕运、盐务为主要经济支柱，逐渐地向近代的商业贸易和工业为主的城市的转变过程之中，是天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过渡型城市的一个反映。
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不但自身成员迅速增加，而且还推动了直隶各地纷纷建立商会。据统计，1905年，天津总商会中的入会行业有32行，商号581家；1906年增至38种行业，813商家；1910年，增长为56行业；1911年，又增加到64种行业。在天津商务总会的影响下，直隶各地有50多个州、县、乡、镇建立了商务分会或商务公所。
废科举，办学校。1901年，清政府以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1902年开始，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1903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建议清政府，科举阻碍学校，请将科举选中的人数，按年递减。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感到科举一日不听，士大夫有侥幸得第的心理，学堂就没有兴起的希望。建议从1906年开始，所有的乡试和会试一律停止。流行数百年的科举制度到此全部废除。
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下令举办学堂。1901年，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令各省的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州的改为中学堂，县的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学堂中，除学习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等课程。1903年，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的学制，将学堂分为七级，即蒙养院、初等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大学中又设通儒院（相当于研究院）。此外还有各类实业和师范学堂。北京陆续设立农、工、医、法政、师范各高等专科。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荣庆为学部商书。
但是学校教育毕竟周期漫长，为了解决人才急需问题，又在北京设立仕学院、进士馆，各省设立课吏馆。仕学院吸收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等部门的官员学习，课吏馆各省官员学习。一些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到进士馆学习。1902年下令整顿翰林院，令其中的人员研究古今政治及中西学术。此外，还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鼓励自费留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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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17
从表面上看，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内容大抵和戊戌变法差不多，但它并不是戊戌变法的重现。其性质大体上是洋务新政的翻版。在新政措施中，比较有成效的是编练新军、设立巡警、废除科举、鼓励留学、成立商部等措施。其中振兴实业的措施，显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学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西学的传播，一批同封建士大夫不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堂和留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一些扩散的园地。
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和北洋务军阀的崛起，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1895年被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小站练兵”，这是袁世凯有军队七千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袁世凯将军队扩充到一万七千人。新政时期，袁世凯进一步扩充实力。到1905年，袁世凯的部队扩大到六七万人，编为六个镇，即后来著名的北洋六镇。在训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士兵的选拔和奴化教育。在北洋军队中，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天命令士兵磕头行礼，使军队逐渐养成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使这支军队完全成为袁世凯的私人武装。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部将的培养和笼络。在部队中，他成立学堂，一边训练新军，一边培养部下。后来北洋军队扩建，军官大多是从这些学堂中选拔的。因此，北洋部队中的军官，既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他的门生，彼此之间，又存在一般的同学关系。袁世凯通过这些手段，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笼络了一些文臣武将作为自己的骨干。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第一号亲信。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军事骨干。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外交干将。周学熙和梁士诒是北洋集团的理财专家。赵秉钧和杨士琦是北洋集团的警察和特务头子。
这样，北洋新军就同其他省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新军有重大区别。北洋新军中门户之间很深，如果不是从袁世凯辖属的学堂中毕业的，就很难插足，甚至在其他省份很受重视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如此。北洋新军中风气闭塞，控制严密，成为一支非常反对的军阀武装。其主要倾向是敌视人民革命，充当镇压革命的工具。而长江流域等地的新军多数没有形成派系，因此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比较容易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力量。

第三节 孙中山和兴中会

孙中山是广东中山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山位于珠江三角洲，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多年侵扰，鸦片走私猖獗的地区，也是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一个重要地区。1878年，孙中山十二岁时，到达檀香山，投靠他的大哥孙眉。当时孙眉在那里开办农场。在檀香山的生活，开阔了孙中山的眼界。此后，他断断续续地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在香港，孙中山接受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目睹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夏威夷歧视和残骸当地土著居民和华侨的暴行，又对欧美资产阶级殖民制度深感愤怒，并对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的斗争寄予同情。由此，孙中山对中华民族遭受西方的侵略感到愤慨，并相应地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人民的强烈愿望，开始走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大大激励了孙中山改良祖国的政治热情。1886年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在那里，他经常同陈少白等人评论时局，抨击清政府的统治。由于言辞激烈，被人们称作“四大寇”。他曾经写信给同乡官僚郑藻如，建议学习西方，兴办农桑，禁绝鸦片，普及教育，并希望能运用自己的学识，加以推广。他也曾与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通信，交换意见。郑观应把孙中山写的关于采用西法改良农业生产的文章《农功》一文予以修改，编进《盛世危言》中。孙中山的言行，受到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的较大影响。1893年，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在广州筹划成立一个团体，取名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但没有提出具体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计划。此后不久，孙中山又去从事一件与上述宗旨相违背的事情，即给李鸿章上书。孙中山先拟订稿子，然后到上海走访郑观应，并结识了另一个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王韬，由王韬写信介绍孙中山去天津找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设法见李鸿章，当面陈述自己的见解。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阐述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革新主张，并表示要游历国内外，参观考察。但到达天津后，李鸿章正忙于甲午战争，没有接见孙中山。
从孙中山的上述行动看，他的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改良主义，但也包含着一些革命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反清革命逐渐成为他的思想主流。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的成员，主要是华侨。从有姓名、籍贯可查的178人看，其中商人96人，工人39人，农牧业6人，此外还有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学生，还有12个会党。这大体可以看出，兴中会已经不同于以破产失业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结合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这个团体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正式成立。
兴中会成立不久，在广州发动起义，遭到失败。1896年孙中山到达伦敦。清政府驻英使馆得到驻美使馆的密电，知道孙中山到达英国，即着手布置抓拿。后来被抓住，但消息走漏，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认为清政府使馆私自逮捕和囚禁政治犯，已经超出享有的外交特权的范围。孙中山得以脱险。后来孙中山将这一段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从此孙中山名声大震。
在伦敦居住期间，孙中山专心致志地钻研政治、法律、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并且仔细地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思想面貌，思想上受到很大启示，形成了自己的民生主义理论。
孙中山感到，需要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把中国引向既象欧美那样文明富强，又不致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免除欧美各国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这样，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关于“土地国有”的主张，引起孙中山的注意。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亨利·乔治的学说，更受到他的重视。
亨利·乔治著有《进步与贫困》等书，提出单一税主张。他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进行革命，也不用实行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要将土地都收归国有，把属于地主的地租作为国税征收，用来造福社会，就不难解脱无产者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贫困处境。孙中山后来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其来源就是这种单一税学说。
在这段时间，孙中山也曾经努力和康有为等人合作。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到日本。孙中山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因此寻求两派合作。但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万木草堂师弟，仍然对清政府表示效忠，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是封建文人通过学习西学，接受资本主义影响，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种势力，尊孔忠君的思想相当牢固，不容易抛弃君主立宪思想。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影响很大。他们看来，只要西太后一死，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他们就立刻有出头之日。另外，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实际上就是把他康有为自己当成当代教主。如果转向革命，康有为的这种地位就会受到挑战。由于上述原因，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合作。
虽然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合作，但是曾经参加维新运动的湖南人唐才常和兴中会成员毕永年，却向孙中山建议，两派联合发动武装起义。于是，孙中山派毕永年等人到湖南考察会党的力量，作起义的准备。同时，唐才常等人也开展联络会党的工作。唐才常等人和康有为不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逐渐走向反满。这样，他们同康有为万木草堂一派保持关系，同时和兴中会在排满问题上立场一致。这样，改良派和兴中会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暂时的合作。但是，梁启超等人利用这种合作关系，用“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手段，在檀香山蒙骗不少兴中会会员加入他们的保皇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唐才常等人在原先成立的“正气会”的基础上，改名为“自立会”，准备乘机起事。康有为的保皇会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于是唐才常把原来起义的宗旨作了一些改变，加入了“请光绪帝复辟”这一条，自立军起兵勤王的宗旨非常明显。但很快，自立军受到张之洞的镇压。
到二十世纪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启超也经常宣布主张暗杀、主张破坏，主张讨满主义，万不能不革命。这些言论，就不仅迷惑了一些华侨，就连他的老师康有为也迷惑不解，一再责骂梁启超是叛党。其实，梁启超主要是想借此稳住阵脚，同时恐吓清政府，以便借此获得权力，其目的仍然是君主立宪。由于采用这种手段，因此保皇会的影响大增。各地华侨大半倾向保皇会。兴中会则狼狈不堪，几乎所有地盘全被保皇派占据。孙中山发表《警告同乡书》等文章，分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同时在华侨中继续宣传革命，到1905年，革命派的影响已经超过保皇派。
综上所述，自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并开始重视社会问题，探讨在中国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这样，后来称为三民主义的理论，这段时间就有了一定的设想和雏形。孙中山坚持反清的精神，也嬴得很多人的同情。最初他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不少人把他当成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但后来人们逐渐改变看法，对他产生好感，并为他反清起义失败感到惋惜。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孙中山争取康、梁一派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成效，但是改良主义思想却逐渐为人们抛弃，革命思想的影响日益广泛。这说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初步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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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18:17
第四节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现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个群体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这个知识分子群中的进步分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相联系，但也和清政府的新政有密切关系。在新政中，清政府开办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学堂出身和留学归国的大多数人，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西学的影响，不少人转化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关于清政府1901年后开设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大城市确已粗具规模。如在武昌，原来的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等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湖北的各类学堂有一定的基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很快，有各类学堂99所。其他各省的学堂也在陆续兴办。1905年以后，办学堂的风气更加盛行。到1910年，全国的各类学堂达到四万多所，到1911年增加到五万多所。随着学堂的增加，学生人数也在迅速上升。1903年，全国有学生数万人。到清朝灭.亡前夕，全国的学生总数达到156万多人。
当然，上面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处。因为官办学堂，大多是书院改头换面而来，其中有不少不够近代学校的资格。就象当时有人指出的，改者为少数，不改者为中数，似改而实非改者为大多数。而且，这些学堂大多是小学，高等学堂和各类中学堂所占比重教小。由此可见，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也可看出，上述数字仍然大体反映了近代学堂日益代替科举、书院的历史趋势，一批新式的青年学生已经涌现出来。
与国内兴学情况类似，出国留学也盛极一时。十九世纪末，全国留日学生不过一、二百人，到1903年达到1300多人。1905-1906年间，又达到八千多人。其中以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为最多。
学堂和留学，培养出一批批的资产阶级小资阶级知识分子。
当资产阶级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国内整个舆论阵地仍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掌握。人们读得得是四书五经，灌输的是三纲五常。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受到严厉的排斥和阻碍。戊戌变法前，中国从西方引进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和新思想。但是，戊戌变法以后，改良派片面地宣传君主立宪的言论，对革命派进行攻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一二年中，海外华侨中间的舆论阵地基本上为康有为等保皇派所掌握。
早在1898年底，康有为便在日本发行《清议报》，宣传挽救清朝，包含光绪的观点。《清议报》出了一百期，到1901年停刊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重在开启民智。该报有梁启朝任主编。梁启朝文笔很好，他用通俗的语言，即所谓“报刊体\"，把自己的观点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在当时影响很大。
1900年后，革命派在国内掀起创办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热潮。江苏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行《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书籍，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己任。由改良派转化过来的秦力山等人创办《国民报》，提倡革命排满，反对保皇。湖南留日学生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湖北留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后来改名为《汉声》。浙江的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等等。
革命刊物的发行，在日本最多。由于作了大量宣传，美洲、南洋一带华侨中的舆论阵地，基本上为革命派所掌握。在国内，广州、上海和港澳是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的阵地。上海原是改良派的舆论阵地。早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时务报》、《昌言报》等都是在这里创办的。后来革命派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在上海大量发行，情况才有所改变。1903年，湖南人陈范接办的《苏报》转化革命，在当时影响很大。
革命派在发行报刊的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这些革命书籍，主要有几大类。一是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政论性文章。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等。二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三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四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小说，等等。在这些书籍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关于其主要内容，教材中都有论述。
在革命书籍的传播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苏报》案”。
《苏报》最初是由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很平庸的小报。1900年，湖南人陈范承办。陈范曾经在江西任知县，因为教案事情被清政府革职，他的哥哥因为参加维新变法，被清政府逮捕入狱。因此陈范就想发表一点言论，于是就出资购买了《苏报》。在经营《苏报》的过程中，陈范走过一条从变法到保皇，从保皇到革命的道路。1902年，随着爱国学潮的不断兴起，《苏报》开辟“学校风潮栏”这一栏目，专门刊登学生运动的消息。不久，《苏报》聘请章士钊担任主笔，连续发表革命的文章。在一些文章中，称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称清政府是“野鸡政府”，而且还以大量的篇幅，向人们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因此引起清政府的愤怒。两江总督魏光焘当即下令封闭《苏报》，并捉拿邹容。勇于章太炎为《革命军》作过序，因此也被捉拿，被关押在上海公部局。
租借对这一案件进行审理。清政府竟自甘下贱，竟然作为起诉一方向租界当局控告《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这不仅遭到邹容和章太炎等人的驳斥，而且清政府在租界中同老百姓达官司的行为，引起国内外的义愤。租界迫于舆论的压力，屡审屡停，未能判决。清政府要求印度，租界不敢答应。经过辩论，一直拖到1904年5月，才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在监禁中，邹容病死。
由于作了大量的宣传，革命思想得到传播。从1904年开始，国内外也陆续成立一些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江浙的光复会。
华兴会的创办人是黄兴。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人，现在属于长沙县。湖南风气比较闭塞，黄兴早期主要受到太平天国历史的影响，也受到湖南人王夫之等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影响。这一派比较强调夷夏之辨。1898年，黄兴由岳麓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被张之洞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黄兴逐渐转向革命方面。1903年，黄兴在湖南长沙开会，决定成立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的纲领和章程。成立以后，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其成员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和在国内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华兴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联络会党方面，主要又是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不久他们发动起义，遭到失败。大批华兴会骨干逃到日本东京，这为后来同盟会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
科学补习所成立于湖北。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是吴禄贞。湖北的留日学生比较多，其中的师范生大多曾经就读于两湖、经心、江汉三个书院，因此互相之间联系比较多。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发起创办昌明公司，秘密印刷和输入革命报刊。公司购买幻灯片放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观众很多，影响很大。后来湖北的团体日知会成员，大多是参与放映幻灯片的人们。
1904年，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在武昌开会，讨论革命的方法。认为发动会党比较容易，但很难成功。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能动摇全局。军队中，军官大多利欲熏心，比较起来，还是新军士兵更为可用。他们总结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军队不可，并且不要轻易发难。此后，他们着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湖北的新军在招募、编制、训练等方面的某些变革，也给革命派的加入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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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除从八旗中直接选派一批人改编为新军外，全国训练的新军士兵，一般是从民间招募。招募的方法，大体上模仿西方国家的征兵制，在各地分配名额，并且不准选派散兵游勇和市井游民。因此，新军士兵基本上不同于那些世代当兵的八旗和绿营，他们多数来自比较清贫的家庭，或者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比较容易激发其反抗意识，灌输反清思想。
第二，选拔新军士兵，一般要求有一定文化。文化高的人，提拔快。新军的待遇比旧军队高，因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也报名应征，其中有很多科举时代的童生和秀才。这使他们比较容易接近资本主义民主思想。
第三，新军中排长以上的中下级军官，多数是从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中选拔。于是，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并且利用合法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04年，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科学补习所。表面上以研究科学为宗旨，实际上是革命排满。科学补习所的最大特点，是一开始就侧重于在新军内部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
光复会成立于上海。早在1900年，一些江苏的留日学生在杭州组成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叫浙会。1903年，江苏的留学生又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宣传反清革命，批判保皇派。同年，部分浙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回国策划武装起义。他们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到上海和湖南，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江浙留学生的回国活动，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成立。同一时期，江浙地区的革命思潮也在迅速传播，但是，还缺少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来作为聚集各种反抗力量的中心。陶成章回浙江以后，一方面联络会党，一方面吸收骨干，为光复会的成立作了大量的工作。光复会的直接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联系。军国民教育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暗杀团，制订的规章比较严密。这时，原来中国教育会的会长蔡元培到达上海，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加入。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陶成章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在陶成章的影响下，绍兴的青年志士和会党头目纷纷加入。徐锡麟、秋瑾和章太炎等人也加入光复会。但是，由于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控制很严密，因此光复会不易获得大发展。光复会便转向浙江。1905年，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光复会在浙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按照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章太炎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从表面上看，这个纲领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反清复明”纲领差不多，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是，在他们发表的告示中，又把光复、复仇与新国、共和联系在一起。就是排满之说最为激烈的章太炎在解释“光复”一词时，也进一步指出，“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这就说明光复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小团体。
在光复会成员中，以知识分子及会党头目占大多数。有不少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会党。这使光复会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的领导人和骨干很多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而且不少人还是刚刚从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所以较多地继承了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传统的思想语言，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另一方面，由于它通过会党与一部分下层群众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其政治主张和宣传内容有时又显得比较激进。

第五节 反美爱国运动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二十世纪初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给运动带来新的历史特点。
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排斥华侨事件。1848年美国西部加尼福利亚州发现金矿后，有大批的华侨到达那里。此后，华侨对美国的农业、工业和矿产业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美国修剪横贯东西的中太平洋铁路，华侨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华侨与美国白人移民在工作机会上发生竞争。美国国内的排华运动日益激烈。同时，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力量比较均衡，大选的结果经常取决于美国西部的几个州，因此，为了取悦于白人选民，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都采取排华政策，是排华运动从美国的西部扩展到美国东部。1880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限制华工的条约。此后，美国国内限制华工的条款日益严密。1904年，中美签订的限制华工的条约期满，应当签订新的条约。但是，美国国会却决定，过去签订的一切排华法案继续有效。因此，从1904年开始，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要求废除禁止华工的条约，重新签订新的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强烈。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政府谈判签订新的条约，但美国政府坚持原来的条约不改变。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还用恐吓手段，威胁清政府同意旧的条约。这就导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运动的爆发。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以抵制美货为主要手段，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迅速扩展到全国。所谓抵制美货，就是不进美国人的货，不用美国人的物。1905年5月，上海总商会召开大会，会议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主持。在这次会议上，除要求清政府反对在美国限制华工的条约上签字外，还决定了抵制美货的具体步骤。即以两个月为期，到时如果美国不肯修改条约，就实行抵制美货，并通电全国二十一个通商口岸，呼吁采取一致行动。此后，广州、天津、北京、福建、南京、杭州、苏州等地都发生了抵制美货运动，使由抵制美货开始的反美运动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反美运动刚刚发生时，美国政府一以为然。但是，运动的迅速发展，首先使美国商人感到恐慌。美国国内以制铁业为主的亚细亚协会，多次派代表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商会代表也上书罗斯福，陈述中国反美运动给美国的危害。于是，美国政府加紧采取手段，威胁清政府镇压反美运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上海清地方政府，要求抵制反美集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还召集上海的绅商开会，为美国的排华行动辩护。辩护不成，就照会清朝外务部，要求各省督抚一律禁止反美运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也四处活动。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反美运动已使美国在华权益受到冲击，也开始恐慌起来。在美国的策动下，列强纷纷进行干涉。上海的欧美资本家也致电清政府，指责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在种种压力下，清政府要求各省督抚镇压反美运动。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在天津行动，不准成立反美团体，不准支持上海的反美运动，禁止报刊发表反美文章。并下令铁路、邮电部门不准发送支持反美运动的报刊《大公报》。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天津商会只得发出通告，进行照常贸易。上海和江苏是反美运动的中心。两江总督周馥为美国的行为辩护，并对反美运动施加压力。在广州，两广总督岑春煊按照美国的意思，下令停止罢市和机会。
在反美运动中，买办资产阶级竭力破坏反美运动。例如，在上海，以贩卖煤油、洋布及其它洋货的大商人、大买办集中的沪学会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提出，将“不用美货”与“不定美货”分开，要求将已经定购但未到的美国货物退回，但将已经购买的美国货物继续出售。实际上，他们在继续购买美货。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因此，到10月以后，大规模的反美集会就逐渐停止，美货的销售又逐渐恢复。
虽然反美运动失败了，但是其意义是重大的：
一，这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美运动，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二，反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期间和此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受打击最大的是美国的纺织业和煤油。中国的棉纱、面粉等工业有所发展。三，反美运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

第六节 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东京设同盟会本部，在各地设立分会。本部的机构，分为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这是模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评议、司法两部一直形同虚设，崐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执行部中，又分成六个部门。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庶务、书记、会计三个部门。本部的机构实际比较简单。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向历史舞崐台。我们可以把它和兴中会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第一，兴中会有很大的地域性。它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同盟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中国大陆十八省中，除甘肃外，都有人参加。其中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最多。这就突破了原来那种地域性的限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了。
第二，兴中会成员以华侨为主，其他大多是国内发动起义时临时参加的会党分子。华侨商人虽有爱国心，但不少人胆小怕事，支持革命主要限于经济上的资助。会党分子又多数是临时被吸引参加起义活动的，政治认识比较模糊。学生参加兴中会的很少。同盟会的情况就不同。成立时，它的成员大多是留日学生。这些留日学生，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或多或少具有近代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无论在革命宣传或组织工作中，都能起一般华侨商人和会党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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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兴中会的组织非常松散，平时几乎没有固定的领导机构和经常的组织活动。孙中山常常是个人行动，最多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在旁，看不到多少有组织的活动。同盟会成立后，这方面的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尽管它的组织还然后松散，但本部和重要的分会还是有一些经常性活动，并且有比较经常的宣传机构和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了自己的战斗核心。
同盟会成立的意义还在于：
第一，它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誓辞中规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秘密地流传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第三，它使人数众多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
在同盟会成立时，黄兴的作用非常重要。黄兴有两个条件是孙中山不及的。第一，他长期生活在国内，受过比较多的传统教育，还中过秀才，以后又到日本留学。这种经历和教养，同当时的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是相似的，从而同他们保持着更直接的联系。第二，黄兴是湖南人，又曾在湖北求学，和两湖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留日学生特别是革命分子中，两湖籍的学生人数最多，而孙中山过去同他们的联系却非常薄弱。因此，在孙中山到日本前，黄兴是留日学生中威望最高的人物。但黄兴很谦虚，他积极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同盟会中，黄兴又被推任为地位仅次于总理、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的庶务。所以黄兴在同盟会中起的作用很大。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成熟。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崐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的纲领，最初是十六字誓辞，即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它们归纳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关于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教材中有叙述。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孙中山的这种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对它应该如何评价？可以这样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历史特点，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明确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辛亥革命就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发生的。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实现民族独立、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民主制度这三大目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较明确地体现了这些目标。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为出发点的，但在它的纲领中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没有正确地、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并且在实践中幻想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清政府来对中国实现控制的。

第七节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其它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把武装起义放在重要地位。首先在那里发动起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兴中会时期，其成员主要由广东人组成，因此它发动起义的地点都在广州或广州附近。华兴会的成员主要是湖南人，因此它发动起义的地点主要是湖南的省会长沙。现在，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的成员几乎遍布各省，那么，它发动起义的地点应当选择在哪里？孙中山认为，发动起义的地点，应该“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同黄兴反复讨论这个问题，终于选择两广作为武装起义的发难地点，并且准备把广西作为起义后首先夺取的根据地。这个选择，主要考虑海外人力物力、特别是武器容易获得。最初，黄兴曾设想在长江流域作为首先起义的地点。此前黄兴曾在那里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起义，但起义失败后，和会党的联系中断。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武器不容易运进去。所以黄兴最终还是同意孙中山在两广发动起义的建议。当时广西境内的中越边境地区，活跃着一些游勇队伍。孙中山对此非常注意，认为可以利用。当时广西兴办新军，黄兴同其中的某些人有一定联系，一些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也加入了新军。因此，同盟会认为，一旦武装起义发动后，清政府内部可以响应的力量，也以广西最雄厚。广西靠近越南，不少华侨同情革命，在广西发动起义，也容易得到越南华侨的支持。这就是同盟会决定在两广特别是广西发动起义的原因。
1906年，萍浏澧起义爆发。萍浏澧指江西省的萍乡县和湖南省的浏阳光、澧陵两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萍乡煤矿开始大量开采。特别是张之洞开设汉阳铁厂以后，需要的煤几乎全部由萍乡县的安源煤矿提供，因此安源煤矿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煤矿工人也迅速增加。这些矿工由于比较贫穷，很容易投靠会党。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脱离农村，因此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随着煤矿的开采，铁路也已经通车。秘密会党也随之非常活跃。在当地的会党中，力量最大的，是哥老会首领马福益。1905年，马福益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杀，会党的力量虽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但力量却更加分散。浏阳的龚春台等人的影响较大。1906年，同盟会员刘道一等人回到湖南后，开始联络会党，发展会员，发动起义，虽然声势很大，但组织分散，经验不足，很快遭到失败。当孙中山等人得知起义的消息时，也曾派出一批同盟会员赶回国内活动，力图扩大起义的成果。回去活动的目标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时，起义已经失败，长江流域处于严密戒备状态中，不仅新回国的同盟会员难以活动，而且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有的活动基础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湖北，日知会受到打击，一些领导人被捕，日知会无形解散。在南京，也有一些同盟会员被捕。这使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受到巨大打击，一时难以迅速恢复和开展行动，处于低潮状态。这就促使同盟会把下一阶段发动起义的注意力集中到华南地区。一个同盟会员写道，“适逢事败，知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起义，愈益坚定。”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的钦州、廉州、潮州和惠州策划起义，起义的重点是钦州和廉州地区。钦州和廉州处于广东和广西的边境，在这里起义后，可以向广西的南宁进攻，取广西为根据地。钦州和廉州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从越南运送枪支弹药。孙中山等人发动当地的会党、群众和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准备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此前同盟会发动起义，主要利用会党。这时，黄兴等人已经感到，利用会党发动起义，有很大的弱点。在这次起义中，他们采取以会党和军队同时并举的策略，以会党发难，由军队相应，并与当地的群众斗争相联系。这种计划比过去有明显的进步，准备也比过去充分。但是，他们利用会党，主要是联络他们的上层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来号召和发动下层会党群众参加，同时给他们提供武器，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单凭这些方法，是很难长期地利用会党的。往往起义开始时，声势很大，但不能持久。对于军队，同盟会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少数军官，并没有在士兵中花多少力气。而军官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常常表现得反复无常。当形势好时，他们支持同盟会，但当形势不利时，他们就推托，不肯发动起义，甚至反过来出卖同盟会，使整个起义计划流产。
当孙中山等人集中精力在两广发动起义时，一些光复会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而成。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光复会和同盟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孙中山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光复会侧重在反满。它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它的会名称作“光复”，也反映了这一点。二，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全国各省的人，光复会却有浓厚的地域性，会员大多是浙江人，多数又是绍兴人。
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具体处境是不同的。那时华兴会因策划起义失败，组织遭到破坏，其主要成员都逃到日本。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首先联络的对象，就是这些华兴会成员。以后大多数华兴会成员都参加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光复会的情况就不同。它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国内的浙江、上海等地。华兴会起义失败时，光复会也受到牵连，但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主要成员仍在原地，没有逃亡到日本。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员参加的人很少，它的重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人都没有参与同盟会成立事情。因此不能说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的。
光复会的灵魂，主要是徐锡麟和陶成章两人。两人都是绍兴人。光复会的活动中心是绍兴大通学堂。学堂用学校体操的名义，购买了一批武器。陶成章把学堂改为师范学校，设体操专修科，不论哪里人都可以入学。结果有很多会党头目入学。学校成立后，徐锡麟和陶成章前往日本学习军事，没有成功。后来徐锡麟通过关系，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而陶成章则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徐锡麟到安徽后，想通过他担任巡警学堂会办的身份，发动起义，夺取安徽。1906年，他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以被捕，遭到杀害。这次起义，给清政府造成很大震动。由于被刺杀的是安徽巡抚恩铭这样的封疆大吏、一省最高军政长官，而革命党的首领又有着道员身份，并担任巡警会办这样的要职，因此使清政府感到革命党人神秘莫测，几乎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从而陷入惊慌失措的地步。
徐锡麟起义失败以后，直接牵连到浙江大通学堂。秋瑾被杀。秋瑾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903年到北京居住。1904年到日本留学，并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1905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其宗旨是唤醒广大妇女。1907年主持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也在浙江被捕被杀。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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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中山等人在两广发动起义时，同长江流域一带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会员，于1907年发起成立共进会。这些人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人。这些人主张在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对同盟会的誓约作了一个重要的更动，就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中，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他们容易接受。共进会的成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同盟会忽视在长江流域开展工作的崐不足。后来的武昌起义，也主要是共进会发动的。
1908年，长江流域的一个革命团体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岳王会是安徽的一个革命组织，他们认为，南宋的岳飞抗击金国，至死不变，由于满清和原来的金国来源于同一个民族，因此岳王会要继承岳飞的志向，抗击满清。岳王会成立后，把活动的重点放在新军中。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之一，是熊成基，他被推举为总指挥。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但可看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策略的变化。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主要利用会党。安庆新军起义，主要利用新军。此后，革命党人虽然仍注意利用会党的力量，但侧重点已经转移到新军方面。此后，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得到发展。
在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中，以黄花冈起义的影响最大、最重要。但是这次起义，由于组织有缺陷，也遭到失败。

第八节 清末立宪运动

一、 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

1905年秋，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到东西洋考察政治，准备实行立宪。但在出发的当天，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袭击，出洋考察只得推迟。12月，清政府再派载泽等人出国考察政治。考察分两路。一路由载泽等人访问日本、英国等国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等人考察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考察的重点，是载泽那一路。他们考察的重点，是日本和英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在日本，考察团认为，日本的大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民间的意见也能够畅通，其根本是普及教育。然后，考察团留下一部分人，在粱启超的帮助下，以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为模式，起草考察报告。考察团的主要成员到英国考察。在英国，考察团认为，英国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手中，行政掌握在大臣手中，法律掌握在司法手中，然后由君主进行总体裁定。因此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就是到了实行民主政体的法国，考察团也认为，法国虽有民主的名称，统治权实际与帝国相似。这可以清楚地看出，考察团的目的，无非是要找出这样的办法，在君主立宪的名义下，实行中央集权。1906年，考察团先后回国。回国后，他们上奏折，建议清政府用五年的时间，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先编撰大清帝国宪法，公布地方自治的规定，制订集会出版言论方面的法律，为立宪作准备。同时，北洋大臣袁世凯也建议清政府，预备立宪应该让五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国家政务，作为上议院的基础；各地的绅士参与地方事务，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端方等人又建议，宪法请仿照日本，兵农工商请仿照日本和德国。
但是，清政府内部一些人担心，实行君主立宪，会妨碍君主的权力，而且立宪对汉人有利，对满人不利。于是载泽又单独上奏折，力主君主立宪。在奏折中，他列举了日本宪法中规定的君主的权力，认为日本君主的权力非常严密，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认为，宣布立宪，不过是表明宗旨，为立宪作准备，维持人心，使他们不致走到革命的路上去。至于实行的具体时间，可以宽立年限，从长考虑。针对所谓满汉之说，载泽认为，宣布预备立宪正是有利于满族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载泽的建议，使西太后很感动。于是，清政府召开会议，讨论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后提出的建议。九月，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从考察团回国到宣布立宪，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孤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革命火焰。二是安抚日益强烈的立宪舆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三是加强统治能力，巩固中央集权。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就是说，在一些政务方面，可以听听个方面的舆论，但权力必须掌握在朝廷手中。二是“必从官制入手”，就是说，宣布预备立宪后，要视具体情况再决定实行的期限，目前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改革官制。
上谕发表后，清政府派载泽、袁世凯等人起草官制改革方案。整个起草工作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们拟议的改革方案是，撤消军机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以此作为行政的总机关。以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副总理，这样，内阁的权力就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这个方案传出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这样做将导致大臣独揽大权，皇帝大权旁落。到十一月，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上谕正式颁布。它首先宣布，军机处决不能裁撤，内阁、军机处的一切规章制度，照旧执行。其余各部尚书均为参与政务大臣。这样，军机处不撤，大权自然掌握在君主手中，袁世凯的计划就落空了。同时规定，军机大臣中，除外务部外，不能兼各部尚书及其它差使，这样，同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等人不得不退出军机处，袁世凯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都大大削弱。而且，改革方案本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规定外交归外务部，财政归度支部，军务归陆军部。这样，地方督抚的权力就大大削弱。袁世凯手中原来掌握军队和邮电等权力，也随即受到很大削弱。

二、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改良派非常高兴。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结束，今后应当研究的，是如何实行立宪。但是，改革官制的方案公布后，改良派的希望受到很大打击。粱启超却没有就此丧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政党的主张。他随即联合杨度、熊希龄倒退人进行组党活动，并把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看作是他们组织政党的最好机会。这时，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在国内很难活动，梁启超必须另外寻找新方法。他最初的想法是，除海外的保皇会外，再在内地设立另外一个组织，把张謇、郑孝胥等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康有为等暗中主持。但不久，梁启超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认为，建党活动还是应从日本的东京做起，然后再在上海等地发展。同时，梁启超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革命派，而不是清政府。“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在他们看来，革命派已经造成一种举国若狂的局势，是心腹大患。因此，与革命派作战，自然要放在第一位。当时，清政府已经丧失人心，如果不反对清政府，会失去人心，助长革命党的声势。因此，他们也要与清政府死战。到1907年春，由于杨度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后来改名为宪政公会），梁启超就积极创办政闻社。要创办政闻社，梁启超认为，应该从创办报纸入手。这份报纸，就是后来的《政论》。政闻社的宗旨有四条，一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是改革法律，巩固司法独立；三是确立地方自治，区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力。政闻社成立不久，其中心机关就在马良的组织下从东京迁到上海，由马良等人主持。
这时，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是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张謇、郑孝胥等人成立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就在宪政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其成员包括江浙工商界的许多重要任务，也有一些现任官员。从开始，这个组织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赞助。预备立宪公会的政治色彩比较温和，其实际内容，是以传播立宪知识、使国民养成立宪资格为重点，极少批评清政府。它的机关报是《预备立宪公会报》。
经过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等一步一步的推动，请愿早开国会的活动在国内逐渐开展起来。
最早提出要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个目标上来的，是杨度。后来，杨度组织宪政公会，推熊范舆为会长。1907年，熊范舆等人最早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速开国会。从1908年起，河南、广东、江苏等省，陆续有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早开国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也致电清政府，要求早开国会。这些立宪团体随着请愿活动的逐步开展，逐渐联合起来，由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共同成立国会期成会。此后发生一个意外的事件。有一个头脑顽固的大臣于式枚上奏折，痛斥立宪，反对召开国会。在清政府中担任职务政闻社的一个会员陈景仁致电清政府，要求将于式枚革职，三年内开国会。清政府大怒，反而将陈景仁革职，又下令查禁政闻社。政闻社不得不宣告解散。

三、放逐袁世凯

1908年和1909年之交的两个月内，清政府内部发生两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变动。一是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二是袁世凯被放逐。这使清政府内部一片混乱，整个政局动荡不定。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亡。清政府匆忙宣布，以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不满三岁的儿子溥仪为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第二天，西太后也接着死亡。光绪皇帝只有37岁，过去有人怀疑是袁世凯或西太后毒死的。现在根据清宫廷内部的医疗单，认为光绪皇帝还是病死的。他和西太后在两天之内，一先一后地死亡，纯属偶然。
光绪皇帝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他的死，对康有为等保皇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皇帝都死了，还保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政局而言，光绪的死亡，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影响。西太后的死亡，影响就很大。在死亡之前，她独自掌握清朝政权四十年，富有统治经验和权术，能够控制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派系。她死后，清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这使日益衰落的清政府逐渐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其原因，是清政府内部对袁世凯权力太大不放心，满族王室和汉族集团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的产物。早在1907年，西太后就对支持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奕劻不满。当时，袁世凯和奕劻的主要对手是军机大臣瞿鸿机和曾经担任邮传部尚书、两广、云贵总督的岑春煊。西太后准备免除奕劻的军机大臣职务。但是，袁世凯实行手段，伪造岑春煊和康有为的合影，激怒西太后；奕劻又向西太后告状，说岑春煊和瞿鸿机等人想恢复光绪皇帝亲政。这打动了西太后，结果岑春煊被调离北京，担任两广总督。瞿鸿机也被免除职务，回家休养。这个事件，被称为“丁未政潮”。在这次事件中，虽然袁世凯等人取得胜利，但还不能消除西太后对他们的疑心。不久，袁世凯被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任军机大臣，解除了兵权。
1907年8月，西太后和光绪死前两个多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其内容看，大纲实际上规定了君主专制。按照大纲的规定，君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布法律、召开和解散议院、设立官职、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以及司法等大权，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和外交大权，议院根本不能干预。这个宪法的宗旨，是巩固君主的权力。同时，使君主的权力，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反映了清政府内部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大权旁落的愿望。
西太后临死前，对支持袁世凯的奕劻不满更加明显。西太后死后，清皇室准备杀掉袁世凯。但是由于奕劻和张之洞的反对，袁世凯才免于被处死。仅仅是被免除职务。但是，通过训练军队，袁世凯的部下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势力仍然存在。袁世凯被放逐，使清政府内部更加分裂。袁世凯被免除职务后，满族大臣中无一人能取代他的作用。列强也对清政府免除袁世凯的职务，非常不满。袁世凯被免除职务后，一些满族亲贵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这些满族亲贵大多是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得军事。陆军改由荫昌统帅。荫昌实际依靠的是良弼。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当时清朝在各地编练新军，良弼大力主张重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的意图是想在军官中形成一股由他掌握的力量，以便代替并排挤袁世凯的势力。但是，这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的还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被派入新军，很快得到提升，有的还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武昌起义后，纷纷在各地发动起义，又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四、各省谘议局

1907年7月，清政府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办法，让各省督抚迅速办理，在一年之内办成。这样，建立谘议局的活动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在这次请愿中，资政院起了很大作用。资政院是按照预备立宪的步骤开办的。议员定额为两百名，钦选和民选各占半数。钦选议员是清政府指定的，大多缺乏能力，在会场上不起多大作用。民选议员从各省的谘议局中选出，不少人年轻有为。资政院没有任何实权可言。但作为一个民意机关，第三次请愿活动得到它的支持，声势显得更大。
这次请愿还得到不少地方督抚的支持。在总督中，计有东三省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伊犁将军、察哈尔都统；在巡抚中，计有吉林巡抚、黑龙江巡抚、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新疆巡抚、江西巡抚、湖南巡抚、广西巡抚、贵州巡抚等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国会。在督抚中持反对态度的，只有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18省督抚联名要求速开国会和内阁，自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十月，第三次请愿活动开始。代表团分别向摄政王载沣和资政院递交请愿书。又遍访王公大臣，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开会讨论请愿书。在会上，速开国会的意见占压倒优势。资政院随即上奏清政府，要求提前设立上下议院。
此时，清政府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清政府谈论立宪，其目的是趁机实行中央集权，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立宪派要求立宪，目的是通过立宪取得部分参政权，组织革命的爆发。这样，两者之间显然存在很大矛盾。十一月，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利弊，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利。但他们又害怕，筹划中的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他们设想的一些措施还没有实行，一旦国会成立，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牵制，其中央集权的目的也不容易实现。于是，他们就既同意提前召开国会，又不能在明年立即召开，而是要他们留出时间，解决上述问题。最后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时间缩短为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即1913年。
这个决定公布后，立宪派内部立刻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召开国会的日期提前三年，请愿就算取得一定结果，可以就此收场。也有一些人不满意，要求继续努力，再缩短年限。立宪派也没有再发动第四次全国请愿。但有些地区仍然群情激昂，以东北三省和直隶最为激烈。东三省代表向总督锡良递交请愿书，要求明年召开国会。锡良上奏清政府，也请求明年召开国会。但清政没有同意。直隶代表向直隶总督请愿，也没有什么结果。资政院也上奏，提出同样建议。到12月，东三省的代表又到北京递交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下令把他们押解回原籍。天津一个学生代表提议全国罢学，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把他发配新疆，严加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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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立宪派发起的请愿活动宣告结束。
立宪派以请愿形式发起的立宪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制革命。但是，革命派和立宪派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代表，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代替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是采取的手段、策略和预定在变革后建立的政体形式有很大不同；无论是按革命派的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按立宪派的愿望实行君主立宪，都无损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只是共和制更有利于中下层的发展，君主立宪制更有利于上层的发展。因此，把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执看成是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对观点，是错误的。
就中国革命的影响来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清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清政府并没有立宪派的诚意。因此，对立宪的不足也应有所估计。
立宪运动是立宪派全部活动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事过其它一些活动，如收回利权，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即时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运动，也由于立宪派广泛发动集会请愿和舆论宣传，从而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传播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观念。

五、皇族内阁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新的内阁官制，撤消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组成新的责任内阁，在13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只有4人，满族占9人。在满族的9人中，皇族又占5人。因此，这个内阁被成为皇族内阁。它表明了清政府实行皇室集权的野心。同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借国有的名义，把中国的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于是，立宪派要求真立宪和清政府坚持假立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达到破裂的程度。
皇族内阁暴露了清政府立宪的虚假。立宪派气愤异常，他们召开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皇族内阁。在路矿主权得失及其经济利益的争执上，也导致立宪派和清政府之间关系恶化。
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矿山等权益起，一些中国人就看出它的危害，把它称作帝国主义的灭国新法。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矿等权力，开展收回利权的斗争，在当时被中国人民看作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创办商办铁路和矿业公司，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斗争成果。而商办铁路，是20世纪初大多数省份保护利权的主要内容。据统计，1903-1907年间，有15个省先后开展铁路公司，开始募集股份，修建铁路。尽管各省铁路公司一般是通过地方当局和富绅通过赋税附加等方式募集股份，但股份中也有不少是各种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的投资，并因为它具有同买办官僚借奴役性的外债的方法具有对抗的意义，因而属于民族资本的性质。到1911年，集股成效较大的四川川汉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等。
随着铁路公司的增多和集股成效的日益明显，与铁路有关系的一批地主官绅很快向资产阶级转化。公司的经理等主要官员一般是由地方督抚根据士绅的推荐，上报商部委派的，因此，这些通过办铁路公司起家的资产阶级同清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铁路公司的兴办，一般都是以维护利权为口号的，集股筹款后，有可能被清政府用专制手段加以掠夺，因此，他们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要求，并竭力争取开议会，立宪法，实行地方自治。所以，这些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上层。
通过铁路产生的资产阶级上层在立宪派里非常活跃，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比较微弱的省份，他们是立宪派的重要支柱。象江苏铁路公司经理王清穆、协理张謇，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四川保路同志会首脑蒲殿俊，等等，都是立宪派里边屈指可数的人物。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所有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质，是把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力取消，以国有的名义将铁路卖给帝国主义。首先被清政府借国有的名义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铁路。于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掀起保路运动。由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立宪派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他们向革命方面靠拢的迹象，日益明显。立宪派开始考虑对策。6月，全国谘议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定下了推翻现政府的目标；为此要在全国造成普遍舆论，使人人憎恨政府，必推到之而后已；同时注重实力，利用现有的汉口及上海商团为中坚，联络各地商会参加这一斗争。
立宪派要推倒的政府，主要是皇族内阁。他们主观上想摹仿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模式，来一次倒阁运动。但是，当内阁是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时，推翻内阁就意味着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推倒现政府的方针，客观上使它迟早必定与革命派合流。
立宪派还决定大办民兵。同时决定组织政党。这表明，资产阶级上层正走向反抗清政府的道路。

第九节 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一、 武昌起义与全国响应

1911年10月，革命者在武昌的军事起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先后响应，推翻了清政府。辛和革命能首先在武昌发生，有着复杂的原因。
第一，湖北的经济近代化发展较快，资产阶级力量较大。
中国的近代化中，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基础。中国近代化进程，各地区不是齐头并进的，在发展程度上有强有弱。就总的趋势而言，沿海地区近代化进程的发生早于内地，呈现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波浪式推进的格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之中，东西之间。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每一种变化的演变进程，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都影响到湖北，并在这里交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北的经济近代化速度快于其它地区。
中国经济领域的近代化，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特征是卷入世界市场并依附于世界市场。第二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其特征是使用机器。湖北的经济近代化进程，以189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60到80年代，主要表现在商业、金融性质的变化。汉口是内地进出口贸易的最大口岸。汉口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通商口岸。商会发展很快。汉口、武昌都有商务总会。到1911年，湖北共成立商会30个，会员9500多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湖北的工业近代化发展很快。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引人注目。从1902年到1910年，武汉新建立的工厂有二十多家，其发展速度仅次于上海。因此，武汉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强大。
第二，湖北革命党人的工作比较扎实。从科学补习所开始，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革命排满，日知会和文学社都是如此。共进会将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因此湖北的革命党人只接受“二民主义”。在民族和民权主义的宣传方面，湖北革命党人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个字。在革命运动中，湖北的骨干力量是新军士兵。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湖北革命党人就得出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的结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因此，自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其不少领导人加入新军。日知会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共进会和文学社主要发展士兵。在发展新军的同时，他们采取谨慎策略，不轻易发难，注意保存实力。经过长期的坚苦的工作，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了五千多人，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在学生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批的革命志士和同情者，因此，武昌起义的的革命力量比较充足。
第三，湖北革命党人对起义的部署比较周密。在起义之前，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的详细的军事计划；随即又在新军中整编了原有的革命组织，便于起义行动。在政治方面，推定了起义的负责人，同时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还派人到湖南和本省各地联络，以便在起义后能得到各地的响应。这样认真的起义准备，不同于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的轻率发难。
武昌起义后，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立宪派发生分化。他们对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大体采取三种态度。
一是与革命派一起，发动武装起义。如上海立宪派控制的商团和云南蔡锷等分别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和昆明起义。二是坚决反对革命，勾结封建官绅屠杀革命党人，他们是立宪派中最反对的。三是以和平独立方式，表示赞成革命，拥护共和。湖南、山西、江西、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以及山东等省的立宪派曾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和平独立，就是劝说督抚或其他官员宣布脱离清朝中央政府，成立拥护共和的军政府。立宪派赞成和平独立，意味着放弃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与清政府决裂，附和革命。
在14个宣布独立的省份中，11个省的立宪派进行过和平独立活动。由于各省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力量对比不同，督抚的态度不同，江苏、广西、安徽、广东、四川实现了和平独立，山东宣布独立十天后又取消独立，其他省份因督抚拒绝，或因革命派不同意让权给清朝官员，举行了武装起义。
立宪派举行和平独立，对革命的发展有利。从当时力量对比看，革命派声势很大，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清政府虽然腐败不堪，但是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官僚地主对地方的控制相当稳固。如果各省督抚和其他文武官员为捍卫封建阶级利益，进行拼命抵抗，革命无疑会遭到挫折。立宪派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控制着各省的谘议局、商会、教育会、自治公所等机关，有一批清朝官员、地方绅士、工商界和教育界人士跟他们走。立宪派利用他们与各省官员的密切关系，劝阻其抵抗革命的活动，从而大大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比如安徽巡抚朱家宝原来准备对革命军抵抗到底，宣布“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一面解散被认为受革命派控制的新军，一面调集军队进驻省城，下令搜捕革命党人。当地绅士童挹芳和安徽谘议局副议长窦以珏当面劝说朱家宝，朱家宝不得不撤消对抗革命军的措施。浙江谘议局议长陈介石苦劝地方军队不要抵抗革命军；福建立宪党人请闽浙总督交出八旗军队的武器弹药。因此，各地革命军起义时，大多没有遭到抵抗。立宪派劝说一批督抚宣布独立，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就实现和平独立的江苏来说，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全国已有八个省武装起义，宣布独立，革命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清政府垂死挣扎，正组织力量分别向各地的革命军进攻，江南提督张勋死守南京，负隅顽抗。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处于相持状态，不少绅士正在观望。江苏的独立，支援了上海和武汉的革命军，稳定了局势。在江苏的带动下，广西、安徽、广东、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和平独立。清政府在各省的代理人，不是宣布脱离清朝归附民国，就是弃甲逃跑。结果，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清朝政府陷入孤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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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20:41
三、 袁世凯夺取政权

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对中国情况了解较深的一些帝国主义者就已经预见到汉口将会发生兵变，但是，他们不可能了解事变的确切时间和声势。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以及由此造成的声势仍然给帝国主义造成很大震动。武昌起义后，帝国西方列强纷纷调集军舰到汉口水面。西方列强纷纷增加租界的驻军。列强调集军队，名义上是保卫租界、领事馆以及侨民的生命财产，实际上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监视革命，就近观察革命军与清军的战况，并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革命者从起义的第一天起，在涉及外国人的事情上就非常小心，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使革命不带排外性质。并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有特权和地位，换取列强保持中立，及承认革命当局为交战团体。清政府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期望外国的不是中立，而是同他们站在一边，对革命进行干预。
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公然站到清政府方面直接阻挠中国革命，他们都采取了中立政策。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方，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并形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使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远东，只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中国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国，由于中国革命最活跃的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战火扩大势必对它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和损害，所以它迫切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使局势安定下来。紧临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其基本利益在中国的东三省和中国北部其他地区，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也都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清朝统治。俄国一度考虑联合日本，援助清政府，干涉辛亥革命。但他们很快看到，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中国的南北对立以及各省分裂更便于他们从中取利。日本的方针是乘机在中国树立优势地位，着重于保持并发展在东三省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关系措综复杂，他们中间的任何一国都不感轻率地独自采取行动，破坏列强之间在中国形成的均势局面。就中国内部的情况来说，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革命的发展来势迅猛，形势的发展还难以判断。革命党人也完全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和威胁。这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既无必要、也无借口去镇压中国革命。这也是他们采取中立政策的原因之一。列强的这种中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一切联系，但避免卷入清政府对革命的武力镇压；适时地与革命当局建立事务联系，但拒绝承认革命方面为交战团体。在这个大范围之内，各国由于处境不同，利害关系不一，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革命方面和清政府的态度往往有所不同。
与中立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加强了磋商，为共同对付中国而协调一致。列强之间的协调一致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待清政府提出的借款要求。最初，列强之间的态度不一致，经过协商，列强都同意不给中国任何一方贷款。因此，列强没有向清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而当孙中山在欧洲为革命政府谋求借款时，也遭到列强的拒绝。
随着各省宣布独立，长江以南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天下。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通商口岸，表现得更加明显。础汉口外，宜昌、长沙、上海、芜湖、重庆、南京等地发生革命时，列强的军舰就很快赶去。在一些地方，有的国家还以保护领事馆和租界为名，派军队登陆。
上海的革命引起各国最大的重视。列强纷纷在调集军队在上海登陆。同时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权利，改变上海会审公廨（音xie，指官吏办事的地方）的地位。同时夺取所有中国口岸的关税管辖权。帝国主义还派人保护京津铁路的交通。帝国主义者还从政治上加强对中国事态的干预。这种干预就是扶持袁世凯。
在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时期，袁世凯曾被赶回河南养病。帝国主义者对此非常不满，盼望袁世凯能尽快复职。武昌起义发生后，列强希望清政府能有一个象袁世凯这样的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控制局势。1911年10月，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去镇压武昌起义。但是，这个职务对袁世凯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借故不出。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帅前线军队。袁世凯才到湖北前线。但是，这个职务仍然没有满足袁世凯的权力欲。11月，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到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者对此感到高兴。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得到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这样，清王朝高层只剩下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所谓孤儿寡母。袁世凯就更加容易独揽大权。
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首先从军事上打击革命。他派军队夺取了汉口和汉阳。但武昌起义后，各地形势发展很快，袁世凯单纯使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于是又展开谋和。谋和的作法符合英国的愿望。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希望不仅武汉一带，而且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11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向黎元洪转达袁世凯愿意停战的愿望。于是，一条以袁世凯──朱尔典──葛福──黎元洪的谋和线路就建立起来。12月，交战双方以葛福为中介，决定在武汉地区听战三天。停火的期限虽然很短，时间有限，但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成为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转折点。11月底和12月初，革命各省的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讨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题。决定如果袁世凯反正，就推举他为大总统。12月，革命军攻占南京。这使袁世凯认识到，革命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朱尔典因势力导，把停火变为停战，由停战导致和谈。12月，他与袁世凯拟定延长停火的新条件。12月，停战条件正式成立。内容有三条。一是停战十五天。二是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讨论大局。这个议和条件一签字，从整体上说，辛亥革命的武装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结束。由于停战协定后来一再延长，所以，这次停战也就带有最后的性质。另一方面，停战条款规定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政治解决的大门也就正式打开。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一手促成的，英国同袁世凯的联系日益密切。12月，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同革命方面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展开谈判。
和谈的主题是讨论大局，即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集中起来就是，保存清王朝，还是推翻它？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怎样确定中国的政体？革命方面坚持推翻清朝帝制，确立共和政体。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原则。但为了使这个目标易于实现，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拿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把袁世凯吸引过来。袁世凯在各种场合都不厌其烦地地声称，要维护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但是他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武昌起义后就主张，清王朝体面地退位，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他并且把自己的主张明确地告诉了朱尔典。朱尔典一眼就看出，这个主张一定会导致建立共和政体，很可能已经得到袁世凯的默许。这是上海谈判开始时双方当时者的基本立场。双方很快取得基本谅解：袁世凯方面不会反对共和，但还不能公开宣布；革命方面声称只要对方承认共和，一切办法都可商量，不反对开国会以定国体。双方没有严重的分歧。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没有一个国家积极支持中国实行共和。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共和制对中国不适宜。但是，由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对列强的利益没有影响，所以他们不想对此进行干预。他们关心的是，使上海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为此，他们对南北和谈代表施加压力，促其尽快达成协议。同时，英国也宣布，不论中国处于何种政体之下，都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这等于宣布英国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全国统一于共和总统袁世凯之手。英国的这一表态对南北议和是一大推动，注定了清政府被帝国主义抛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这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于是，和谈出现一些波折。但是，由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再表示，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他准备随时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逐渐相信了孙中山的诚意。于是，袁世凯开始策划迫使清廷退位。2月，清帝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灭亡，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
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怎样统一。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基础上组成，还是由袁世凯在北京建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提出三项条件，以对付袁世凯。一是临时政府的地点在南京，不能更改；二是新总统必须到南京任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接着，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世凯希望在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在北京也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特别是使馆区地位特殊。北京到天津的铁路线上有外国驻军，使列强随时可对中国的政治中心施加影响。但在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特权和方便。所以，他们同袁世凯一道，不西文中国的首都迁到南京。到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世凯精心策划了一场兵变。2月29日晚，驻扎在北京的北洋陆军突然暴动，展开抢劫，并发展为全市性的骚乱。专使的驻地也被抢劫。兵变很快蔓延到天津和保定。天津的破坏超过北京，保定的商业区成为一片废墟。但兵变对外国人都秋毫无犯，表明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是证明北方果然有不安定的因素，袁世凯必须坐镇北京。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革命者只得对袁世凯妥协。南京参议院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织内阁。重要的内阁部门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4月，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成立南京留守处。同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中国南北两方实现了统一。

四、二次革命

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二次革命，时间虽然不到两年，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决定着推翻清王朝之后，中国究竟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还是任凭袁世凯巩固他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统治。围绕这个问题，以袁世凯为首的“袁派势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表面上介于二大势力之间，而实际上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原君主立宪党人，彼此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落在袁世凯手中。其最大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势力比较强大。以袁世凯为首的袁氏集团，这时已是一支强大的反动势力，它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着北洋军队，手下有一批为他效劳的官僚政客，而且有着极其狡猾的政治权术。更重要的是，这时袁世凯掌握大总统的职位，处于合法的地位。这样一支反对势力，与革命党人相比较，显然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原立宪党人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十分薄弱，缺乏有力的领导，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松散。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失败的原因所在。
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从来不认为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的制度。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之所以承认共和，完全是为了窃取政权。可是，他也懂得，要取消革命党人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取得的民主共和制度，恢复专制独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上台之后，一方面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巩固扩大其反对力量。一方面拉拢、欺骗、分化、削弱革命党人的力量。同时，采取各种狡猾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裁减军队，退出政府。一旦到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就公开武力镇压，直到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立宪派是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表面上看，它仿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差不多，都有爱国思想，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所不同的似乎只是手段上，一个主张用改良的办法，实行君主立宪；一个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已。在民国成立后，原来的分歧似乎应该不存在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并没有排斥立宪派。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更是和他们的头面人物张謇、汤化龙等推诚相见，以为立宪派是可以和革命派合作的。可是，事实并费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宪派成为袁世凯的支持者，继续与革命派为敌。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立宪派在这场斗争中，不去支持革命派，而去支持袁世凯？这与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长期尖锐对立，彼此间存在着敌对情绪有很大关系。但是，袁世凯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也是积怨很深，但在辛亥革命后却能重归于好。因此，理解立宪派不去支持革命派，而是支持袁世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由于立宪派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旧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相当复杂，它不仅包括已经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地主、官僚和大崐商人，而且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正在转化和企图转化的地主、官僚和大商人。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封建地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封建的科举考试中得过功名，拥有官职。他们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与原来的旧秩序有着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尽管清王朝已经堕落的洋人的朝廷，但立宪派仍然坚决反对革命运动，因为革命将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带来损害。因此立宪派一致以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抵制革命的手段。
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所领导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平行发展。在立宪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立宪派通过成立谘议局、谘议局联合会，特别是要求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政府的大请愿，不仅成立过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而且和清政府的部分官僚无形之中结成类似于一大政党的组织。武昌起义后，不少立宪派打起拥护共和的旗号，出来组织政党。他们既然要与革命党人争夺权力，恢复其旧日的势力，那么，作为旧势力总代表的袁世凯，自然成为立宪派支持与依赖的对象。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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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20:41
为，袁世凯有力量来恢复已被革命打乱了的社会秩序，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就可以达到排挤革命派、并从袁世凯那里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
立宪派本来想通过支持袁世凯来排挤革命派，使他们在议会中取得优势地位。但是，事实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当他们帮助袁世凯完成专制独裁统治之后，他们自己也被袁世凯抛弃。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派代表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不少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上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开始革命的。他们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比较多地停留在反满和政权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是把这些人当做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在起义取得成功后，如何对待立宪派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制订对待立宪派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同时，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团体同盟会，早在武昌起义前就趋于分裂、涣散。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利用革命党人的一些弱点，加以拉拢和分化，使同盟会组织涣散和意见分歧的情况更加严重。同盟会内部也分为稳健和激进两派。稳健派认为，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了完美无缺的中华民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此后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国家。对于袁世凯，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激进派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已经失败。因为已经让袁世凯作临时大总统，中央政府得不到一点改造，谈不上胜利。他们反对袁世凯。
稳健派和激进派在政见上虽然存在尖锐对立，但认为法律万能，企图用法律来和袁世凯进行斗争，则是一致的。稳健派认为，可以让袁世凯作总统，而用约法、议会和责任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搞独裁。激进派主张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又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最后还是想依靠法律，通过选举，把袁世凯从总统的宝坐上拉下来。
这三大力量的特点，规定了民主与法制和专制独裁之间的斗争，成为这段历史的中心内容。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前，提出了限制袁世凯的三个条件。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在正式的宪法产生以前，约法的效力和宪法相等。从此，袁世凯为头子的“袁派势力”和革命党人之间，就围绕破坏约法与维护约法的问题，展开长期的斗争。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增强自己的权力，削弱同盟会的力量。同盟会则希望尽量保持自己在内阁、参议院和地方上的力量。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的斗争，首先在三个方面展开：
一、内阁。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从策略上考虑，一时未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决心控制内阁，使责任内阁制有名无实。袁世凯推荐自己的亲信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但同盟会希望由自己的会员担任总理。立宪派从中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在内阁成员中，除农林、教育、工商、司法四个部门由同盟会员担任总长外，其余的要害部门，全部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表面上看来，在十个内阁成员中，加上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因此，这个内阁被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二、参议院。袁世凯组织唐绍仪内阁后，下令改选参议院议员，作为削弱同盟会力量的一个步骤。原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虽然是由各省督抚选派的，但当时处于革命高潮中，所选派的多是革命党人，所以同盟会会员占很大的优势。袁世凯下令从各省临时议会中改选参议院议员。各省临时议会，是武昌起义后由谘议局演变而来，议员大多为立宪派分子。这次改选，增强了立宪派在参议院中的力量。
三、各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迫不急待地想尽快把北方各省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同盟会在南京附近有十万军队。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表面上是重用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解散军队。黄兴大力压缩同盟会的军队。结果，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集中的十万军队，有的被遣归原籍，有的被解散，有的被所编。袁世凯削弱南方革命党人军事力量的愿望初步实现。
袁世凯组织唐绍仪内阁后，本想乘机控制内阁。但内阁中的同盟会员，却想根据责任内阁制的规定，对袁世凯有所限制。这种限制，是袁世凯不能容忍的。于是袁世凯寻找借口，逼走唐绍仪，迫使同盟会内阁成员退出内阁。袁世凯组成陆征祥内阁。
1912年，发生了沙俄侵占中国蒙古的事件。武昌起义后，在沙俄驻库伦领事馆的策动下，蒙古王公中的少数叛国分子，赶走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并自行宣布成立“大蒙古国”。这些叛国分子在沙俄的支持下，于1912年攻占了满洲里等地,造成中国边疆的严重危机。沙俄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变蒙古为沙俄的殖民地。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国各阶层的极大愤怒，全国掀起主张征蒙抗俄的热潮。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原来国内对立的各个党派，纷纷表示联合一致，共同对外。但袁世凯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他想的是，如何摆脱革命党人对他的限制，以加强其统治。袁世凯的这种态度，很快使人民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内政方面。
1912年底，国会议员的选举揭晓。国民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此后，围绕选举正式总统问题，国民党和袁世凯展开激烈争夺。就袁世凯来说，他认为自己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的，势在必得。但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人，却不愿意让袁世凯担任正式总统。但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则仍然主张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特别是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在内阁中掌握实权，同盟会员不担任总统，但暗中却有拥护黎元洪取代袁世凯，担任正式总统的活动。1913年初，宋教仁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说，攻击袁世凯。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经过追查，证明主谋实际为袁世凯和他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于是，全国震惊，袁世凯与国民党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国民党内部在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上，形成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武力解决，一派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而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二人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在国民党当权的省份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武力解决，尽快出兵；湖南和广东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军队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没有一个全党统一的决策，从而丧失了利用宋案真相暴露初期出兵讨伐袁世凯的大好时机。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积极准备用武力来对付他们。为了筹集战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非常苛刻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五月，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内阁代理总理，成立实际上的战时内阁。不久，袁世凯确定了用兵计划。七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讨袁，并与北洋军队在湖口、九江地区展开战斗。很快，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但从实际力量对比看，袁世凯在军事上明显占有优势。安徽、江西等地相继被袁世凯的军队攻占，福建、广东、湖南也自行宣布取消独立。这次发生在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史称二次革命。至此完全失败。
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之间的一次大较量。这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十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相当活跃。尽管它在政治舞台上始终没有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但对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曾经有过直接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中，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得出结论的。他们的原则是个人绝对自由。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早就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无政府主义又逐渐活跃起来。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俄国逐渐进入高潮。在日本的社会党内部也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是在西欧、俄国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法国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支持下传播进来的。
1903年，出现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潮流。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最初，它的重点是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其主要的用意，是认为借助这种宣传，可以激励人民去从事革命。他们虽然知道虚无党的哲学是无政府哲学，但对这种哲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却知道得很少。但是这种宣传，自然会引起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不久，报刊上就大量出现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次对虚无党人的介绍和赞扬，除在思想上产生影响之外，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一些原来想从事暗杀活动的激进分子，立刻把思想转化为行动。1904年，一些革命党人从日本携带炸弹去北京，准备炸死西太后，没有成功。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携带炸弹，暗杀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苏报案以后，众多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向革命。他们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纷纷转入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去。一些原来从事文字宣传工作的激进分子也大批转入实际的革命组织和发动工作，文字宣传工作反而有所放松。1903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很多刊物，大多数不再继续出版。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有关战争的消息和评论占去大量的篇幅，对虚无党的宣传已经很少了。
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以后，在着重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还注意翻译介绍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报》中涉及无政府主义的部分，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宣传俄国虚无党的活动，其中包括刊登虚无党人暗杀活动的照片、著名虚无党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历史与传记等。
二是把无政府主义作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来进行介绍。
1907年春，在东京和巴黎的中国革命党人中，分别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派别。在东京的，以张继、刘师培、何震和汪公权为代表。他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天义》半月刊。在巴黎的，以张静江、李煜瀛、吴敬恒和褚民谊为代表，他们出版了《新世纪》周刊。从1907年6月开始，《天义》和《新世纪》东西呼应，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
这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与二十世纪初年，东京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相崐当流行有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初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思想，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1901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成立社会民主党，但刚成立就被禁止。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但是，这个新成立的社会党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的分歧。以片山潜等人为一派，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和议会的多数来实现革命；以幸德秋水等人为一派，完全否定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用无政府主义的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现革命。1907年，两派正式分裂。片山潜等成为软派，组织社会主义会；幸德秋水等被成为硬派，组织社会主义金耀（星期五）讲演会。
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影响了原先已经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人。1903年，张继曾经翻译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著作，1906年，他又将幸德秋水翻译的意大利人的著作《无政府主义》翻译成中文，他本人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久，张继又认识了幸德秋水，双方往来不绝。刘师培、何震到东京后，很快也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时，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刘师培要借此改组同盟会，但因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而失败。于是，他就和张继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互相呼应，造成一定声势。
在巴黎出现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别，也和东京一样，是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结果。在巴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有几十种。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张静江和李煜瀛，都结识不少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密切的交往，在思想上也直接受其影响。他们创办的《新世纪》周刊，直接取名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新世纪》的报社也就在法文《新世纪》编辑部的楼上或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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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20:42
1907年，在东京和巴黎的革命党人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创办的刊物《天义》和《新世纪》，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在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尽管各有特点，但他们宣传的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点是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科学的真理狂热地加以宣传。
二是宣传无政府革命优于民族民主革；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以暴易暴”；主张在反满革命成功之后，不再另设政府，就实行无政府。
三是揭露帝国主义，批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宣传国内外的革命形势。
四是宣传用各种手段，包括以下层群众的武装斗争来实现无政府革命。
《天义》和《新世纪》除有上述共同特点外，各自还有一些特色。
《天义》较多地反映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激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同情农民，注意农民问题，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幻想在革命后立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农工结合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派别还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声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
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并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他们还突出妇女解放问题。
《新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
与《天义》派相比较，《新世纪》这一派相对说来是比较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除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外，自己的发明创造不多。不过，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反对国粹主义，主张尊今薄古和“行孔丘之革命”。

无政府主义流派及其特点产生的根源：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出现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并具有各自的特点，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下，由革命派所处的具体环境及本身条件所决定的。
二十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社会问题日益尖锐，所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这自然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并促使向欧美学习的中国革命党人，去寻找“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新的革命途径。但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西欧有很大的不同，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展开，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样，中国的革命派，必然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一些城乡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资产阶级的专横怀有很大的恐惧。他们憎恶强权，渴望个人的绝对自由，这是促使在日本和法国的少数中国革命党人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原因。
至于《天义》和《新世纪》所宣传的内容虽然都是无政府主义，但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原因何在？
总的说来，《天义》宣传的无政府主义，较多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愿望。而它之所以形成前面所说的特点，又与他的主要任务刘师培所处的环境、他的教养和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曾经中过秀才和举人。他比较注意农民问题，称陈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从古未有的英雄”，具有“军人革命”和“农党革命”的双重特色。这说明，刘师培对中国历史上农民的作用和力量有所认识。他后来提出“实行农民革命，消灭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是有思想基础的。
可是，刘师培这种反映农民小生产者要求的思想，却是和激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来完成无政府革命、实现他的人类均力说幻想结合在一起的。
刘师培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有中国农民和小生产者中长期流行的平均主义思想，有老庄的虚无思想这一类传统观念；也有外国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颂扬小农经济，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和代议制的无政府主义，对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托尔斯泰对中国问题积极发表意见。其观点大致如下：第一，他对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很久以来就是羡慕的。第二，中国决不应学习西方的一套。第三，中国决不能学习西方的代议制度。
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刘师培的影响很大。他的托尔斯泰的观点大为赞赏。托尔斯泰的消极的无政府主义，也为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古已有之，提供了理论依据。托尔斯泰认为，东方各国人民比西欧各国人民稍有自由，而中国人民又比东方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这种观点，正是刘师培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中国最易”的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还有他自己独特的根源，那就是他的国粹主义思想。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一种思想，它在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教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他们鉴于当时的欧化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试图从中国过去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中，总结出某些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东西。由于国粹主义者都是从旧学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受旧学的影响较深，因此往往容易陷入故纸堆中不能自拔，被落后的东西拖住后退。国粹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制度作不伦不类的比较。刘师培是当时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既然已经接受无政府主义，为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寻找历史根据，自然要拿无政府主义来和中国历史上的东西来作比较。这样，使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天义》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些作品。但《新世纪》却完全没有。这是因为，在欧洲，自从第一国际将无政府主义开除之后，无政府主义就建立自己的组织，长期同马克斯主义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会再介绍马克斯主义。西欧包括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斯主义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影响到《新世纪》。因此，《新世纪》出版将近三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斯和恩格斯的名字，更不用说介绍他们的作品了。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幸德秋水等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原来曾经学习和宣传过马克斯主义，只是后来才接受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仍然翻译和介绍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天义》介绍、宣传马克斯的一些学说，同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天义》还比较注重妇女问题，也是受日本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谈论妇女解放问题。何震本身是妇女，自然有亲身的感受。于是，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仇会”。刘师培为了帮助何震“出名”，也帮助何震写文章。刘师培本人有时也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一时弄得“名声很大”。
至于《新世纪》宣传“厚今薄古”和“行孔丘革命”的思想，客观上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急待批判。这种客观的历史要求，在当时革命派的一部分报刊中，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天义》最初也是如此，只是由于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推翻清朝政府的问题，吸引了革命党人主要的思想和精力，以至于对这个问题放松了。《新世纪》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感到革命派一些人的国粹主义思想，妨碍人们接受无政府主义，于是便一方面批评国粹主义，一方面宣传“厚今薄古”，“行孔丘革命”。这就形成了《新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
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虽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推翻清朝统治这个问题上，所以，无政府主义在国内的影响不大。辛亥革命后，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统治和社会的腐败日益厌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在痛苦中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宣传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就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刘师复成为当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最积极、影响最大的人物。
刘师复原名刘思复，后来贯彻其废姓主张改称师复。1912年，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后来，又出版自己的刊物《晦鸣录》。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但是，刘师复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没有超出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内容。不过，师复通过发行通俗性的小册子，和解答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疑问，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比较严格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师复也有所批判，但其深度不如《天义》和《新世纪》。师复也没有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思想。但是，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天义》和《新世纪》在海外发行，国内很少流传；同时也与民国初年的社会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有关。

对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如何评价？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初期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并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只是到五四运动后，马克斯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无政府主义的消极作用才日益明显。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可分为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两个阶段。
在辛亥革命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两个方面，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共同的要求，而且是进行积极宣传的。虽然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揭露和批判，是和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结合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同时，还应该指出，他们在如何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如何完成反清革命这两个主要问题上，就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而言，提出过比较深刻的思想。如，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不仅有害于弱小民族，而且对本国人民也有害；认为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应该互相依赖、互相支持。指出佃农制度是中国农业不进步的原因。他们还提出“农民革命”和“劳民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逐渐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提高农业生产力。他们还对‘封建迷信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祖宗革命”、“女界革命”和“三纲革命”。这些观点，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
至于无政府主义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起了什么样的影响，也要具体分析。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无国界、无政府等观点，以及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国方案是“以暴易暴”等观点，确实不利于当时的革命斗争。但是，无政府主义宣传的这一套，当时对人们的影响并不大。同时，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对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也还是积极支持的。孙中山也并未感觉无政府主义对他领导的革命有多大的危害性。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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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开来。但是，无政府主义也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什么作用。
到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许多人把它看作新思想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那些看起来很激烈、很彻底的主张，一开始很容易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因此，在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无政府主义占优势。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早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到后来，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把他们的矛头指向马克斯主义，因此，发生了马克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时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思潮。不过，即时如此，无政府主义也始终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第八章 北洋军阀

第一节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护国运动

袁世凯加强独裁统治，复辟帝制的最大障碍有两个，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掌握着部分军队；二是国会和临时约法。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随后便着手准备对付临时约法和国会。但是，这时的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要当正式大总统，必须经过国会选举，所以袁世凯不能不暂时利用国会。这时，在国会内部，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梁启超的进步党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袁世凯让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内阁。在新组成的内阁中，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这几个人当时被看作“名流”，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第一人才内阁”。其实，名流也好，人才也罢，并没有危机北洋军阀的统治。且不说进步党本来就是支持袁世凯的，就是当时的外交、陆军、海军、内政等总长，仍然由北洋军人担任。但即时如此，袁世凯对这个名流内阁仍然不放心，嫌这些名流先生们作起文章来斯斯文文，不够干脆，延误时日，于是就指使梁士诒组织了一个所谓“公民党”，作为袁世凯选举总统的工具。这个公民党，实际上是袁世凯自己的党。
根据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政府和临时总统，正式的宪法才能选举正式的总统。袁世凯早就对临时约法和临时总统的名称不满意。进步党准备通过国会起草一个宪法，以便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通过和袁世凯合作，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袁世凯迫不急待地要当正式大总统，因此，他等不得“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安排，指使“公民党”和他的爪牙大叫大嚷，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进步党只好表示同意，国民党议员也无力反抗。于是，1913年，先指定宪法中关于选举总统的部分，名为《大总统选举法》。在选举总统的时候，袁世凯派出军警、地痞和流氓数千人，把选举会场层层包围，名义上是保护国会，实际上是威胁议员。但是，前两次投票，袁世凯都没有获得通过。这时，地痞和流氓就大喊大叫，表示，除非将公民希望的总统选出，否则不许选举人出会场。这样，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崐点，那些投票的国会议员忍饥挨饿，经过第三次投票，袁世凯才获得多数票，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国会便成为他独裁的障碍。于是，他寻找借口，首先取消国民党，解除国民党人议员的资格。这样，350多个议员被取消了资格。但是，剩下的国会议员仍然超过一半的法定人数，可以照常开会。于是，袁世凯又下令，即时原来已经脱离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也要取消资格。于是，又有80多个议员被取消了资格。这样，剩下的国会议员就不足半数，不够开会的法定人数。于是，国会无法活动。在国会无法活动的情况下，袁世凯组织了一个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经过这个会议的讨论，认为解散国会的理由正当。于是，袁世凯下令停止现有国会议员的职务，国会于是完全解散。这样，国会从成立到解散，只有九个月。它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然后就被袁世凯一脚踢开。随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这样，象征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东西，从中央到地方全部遭到破坏。随后，名流内阁也宣布垮台。
解散国会以后，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结果，约法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在短短的四十天之内，就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约法》。根据这部约法的规定，总统享有外交、军事、财政、制订宪法、任免官吏等一切权力。国会没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同时，也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这样，根据这部宪法，总统的权力实际上等同于皇帝。不久，袁世凯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根据新的办法，总统的任期为十年，但是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孙为总统候选人。至此，袁世凯已经集中了全部权力，为帝制复辟扫清了道路。
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还大造舆论，在全国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一上台，就大肆提倡尊孔读经。1912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和麦孟华等人，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支持下，与清朝遗老沈曾植、粱鼎芬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袁世凯立即予以批准，并聘请陈焕章为总统顾问。这个孔教会在各省、市成立支会，出版《孔教会杂志》和《经世报》。同时，会长康有为又创办《不忍》杂志，作为孔教会的另一个舆论阵地。
1913年，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但是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没有得逞。
与孔教会活动的同时，袁世凯的亲信在北京成立“孔社”。各地的尊孔团体纷纷出笼。太原、济南、上海、北京、长沙、扬州都有类似的团体。
一些西方传教士也闻风而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组织了“尚贤堂”。一些传教士象李提摩太、丁韪良以及前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康格都成了尚贤堂的永久会员。
在国内外一片复古声中，袁世凯举行祭天和祀孔仪式。同时，要全国的学校恢复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得到列强的支持和默许。日本首相表示，中国应该有皇帝。德国皇帝表示，将在物质方面给袁世凯大力援助。俄国外交大臣表示，俄国不反对在中国实行帝制政体。英国表示，中国随时可以实行帝制复辟。美国表示，盼望帝制运动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公开的鼓吹帝制，他以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名，说什么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要比共和制好。否则，不会有好结果。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说什么君主比民主好，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动员袁世凯出来做皇帝。
1915年，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杨度、严复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研究君主和民主政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并且很快得出结论，还是君主立宪好。鼓吹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否则，中国就要灭亡。“筹安会”是公开宣传复辟帝制的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化。到1916年，袁世凯这个跳梁小丑居然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炫然大波。筹安会出现后，很多人认为杨度背叛民国，并要求杀掉杨度等人，以谢天下。孙中山毅然举起反袁斗争的大旗。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善民国为宗旨，从事武装反袁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领袖黄兴，虽然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投入反袁斗争的行列。1914年，李根源等人在日本组织爱国团体“欧事研究会”，黄兴实际上是欧事研究会的名誉领袖。欧事研究会虽以研究欧事为名，实际其注意力仍在国内问题上。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黄兴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起桥梁作用。欧事研究会的成员，最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一致支持袁世凯。但是，粱启超也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不满。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拒绝袁世凯二十万元的高价收买，无视各种威胁和陷害，在1915年8月31日，发表一篇长文章，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示反对帝制。此文一出，震动很大。
这样，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情况下，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以及受革命情绪影响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在反对袁世凯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反袁联合阵崐线。
反袁联合阵线的形成，引起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动荡和分化。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对帝制活动持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与袁世凯往来，权衡利害。即时在袁世凯的家庭内部，也引起了不安。袁世凯的第二个儿子袁克文，流露出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忧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说明，袁世凯政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至于护国战争的首先爆发于云南，是因为云南有它的特殊条件。一，云南位置偏僻，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与云南相连的四川的军队非常混乱，四川将军陈宦一时还不能统一起来。二，云南原有两个师的陆军，约1.8万人，在辛亥革命后几乎是全国唯一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队。其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中下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和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因此民主思想比较浓厚。三，云南陆军的武器比较先进，基本上都是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的产品，枪炮火力之强，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因此，曾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的说法。四，云南当时的几个当权人物，原先多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士，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五，此时的云南，北洋军阀的势力还没有达到，因此，北京政府对云南有鞭长莫及的感觉。由于云南有这些特殊的条件，使它有可能成为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最理想的地方。
云南反袁起义是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的中下级军官，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后爆发的。自从筹安会出现以后，云南的中下级军官就以三五人为一组，暗中商讨反袁计划，先后召开三次秘密会议，决定反对帝制，并且制订了武装讨袁的具体计划。云南将军唐继尧虽然十分犹豫，但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考虑到自己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不可能从袁世凯称帝中得到多少好处，于是，他秘密招集云南军队中团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窥探动静，结果全体投票，一致反对帝制。唐继尧又派人到各地考察对帝制问题的反映。等到获悉蔡锷要来昆明的消息，以及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也表示，如果云南发难，他就接着起事的消息，唐继尧才最后下定决心。
1915年底，蔡锷等人到达云南。蔡是梁启超的学生，曾经担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在全国反对帝制的浪潮声中，蔡逐渐下定了反袁的决心。蔡和梁启超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等袁世凯下令称帝后，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贵州在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在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南和贵州的力量攻占四川，以广西的力量攻占广东。蔡到达云南后，云南军队将领在蔡锷和唐继尧的参与下，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等人致点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并限25日上午十点钟答复。结果，袁世凯到期没有答复。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并组成讨袁护国军，向贵州、四川和广西进军。于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爆发以后，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的称帝，使北洋军阀其他头面人物，也失去了爬上最高统治地位的希望。因此，他们有的不愿为帝制活动卖力，有的干脆持反对态度。例如，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不肯腑首称臣而告老退休；段祺瑞则在一旁冷眼观看，闭门不出；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互通声气，并联合北洋军阀系统的几个将军，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这使袁世凯颇为难堪。
更是袁世凯感到被动的，是列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帝国主义国家本来是支持帝制的。但是，随着反袁斗争的激烈，列强也不得不考虑对袁世凯的态度。1915年10月，日本要求英国和俄国一起，对袁世凯提出口头警告。袁世凯给了答复，但日本不满意，再次质问，此后，日本反复干涉，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也加入了对袁世凯的警告，结果，三国警告变成五国警告，并决定对袁世凯实行监视的态度。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中，不敢登极。接着又下令取消帝制。但是，当皇帝不成，袁世凯还想当大总统。但是，西南方面表示非去袁不可，并要求袁世凯早日退位。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几个省份成立军务院，这样，中国实际上出现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1916年，陈树藩在陕西宣布独立，陈宦在四川宣布独立，汤乡茗在湖南宣布独立。陈宦和汤乡茗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是袁世凯特意派到四川和湖南去坐镇的。他们的独立，使袁世凯深感绝望，从此一病不起。到6月，袁世凯病死。
袁世凯一死，护国战争也就失去了目标，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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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军阀一般有三个特征，首先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它总要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方；大的可以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军阀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也不讲“法治”。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期，是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而且控制了清政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时期，北洋军阀才完全表现出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
北洋军阀以及所有的近代军阀与古代军阀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都近代化了，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根据他们近代化程度的不同，北洋军阀时期的近代军阀称为旧军阀，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军阀称为新军阀。近代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代表。近代军阀大多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台，有的军阀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北洋军阀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 采用外国兵制。
二， 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来源主要是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入。
三， 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来自破产农民或其它劳苦群众，也有些无业游民。
四， 北洋军阀不仅不能长久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最后发展成为各个派系，各据一方，连年混战。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去了一个代理人。列强为了争夺中国，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就要进一步寻找新的代理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各自的代理人。其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形成很多派系，这些派系分别得到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再次，在护国战争中，有的地方军阀趁机宣布反袁独立，袁世凯死后，他们各自割据一方，形成了新的地方势力。这些新的势力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既有矛盾，也有联系。最后，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也没有瓦解产生军阀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样，各派军阀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进行长期的混战，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北洋军阀分裂为三个主要的派系：皖系、直系和奉系。其中，皖系和直系是北洋军阀的嫡系，即所谓“小站系”。
皖系军阀的头子是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和北洋军队的骨干。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段祺瑞一致担任陆军总长职务，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并控制着华北部分地区及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份。皖系军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
直系军阀的头子是冯国璋。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心腹和北洋军队的骨干。二次革命时，冯国璋率军进攻南京，并以南京为基地，进行扩张，与段祺瑞一南一北，左右中国的政局。袁世凯死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和直隶等省份。
奉系军阀的头子是张作霖，是奉天海城人。张作霖原先是一个马贼（又称“红胡子”），和北洋军阀本来没有直接关系。日俄战争后，他开始和袁世凯的北洋派拉上关系。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带领北洋军队出关，并以此为基础，扩建成东北新军。张作霖的军队也被改编。后来，张作霖大力扩张地盘，占领了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个省份。奉系军阀以日本为靠山。
在北洋军阀内部，除直系、皖系和奉系之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他们或从他们当中派生出较小的军阀或派系。例如，直系军阀中后来派生出保派（曹锟，常驻保定）和洛派（吴佩孚，常驻洛阳）；洛派中又分出冯玉祥的国民军系和孙传芳部；还有依附于直系的宁派（江苏军阀齐燮元）。皖系中有浙派（浙江军阀卢永祥）和陕西军阀陈树藩，还有所谓交通系、安福系等。奉系也有新旧之分，还包括一些小的派系，象直鲁派（直军李景林，鲁军张宗昌），以及郭松龄部，等。
依附于北洋军阀的还有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期间，任山西都督，后来投靠袁世凯。袁世凯死后，他依附于皖系军阀段祺瑞，继续占据山西。
各派军阀的头子都是大地主、大买办，有的还大资本家。皖系军阀的头子段祺瑞，在东北占有大片土地，还是几个企业的大股东。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在苏北和张謇合开盐垦公司，占地达七十万亩，在南京等地设有几个钱庄。徐世昌在河南占地五千亩，还是几个大企业的股东。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并且在东三省的一些企业中有大量投资。其他的大小军阀，也有类似情况。
在南方六省，存在着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西南军阀。
西南军阀是指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时候，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有六个基本上不属于北洋军阀的省份，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形成相对独立的若干地方军阀集团。在这些地方军阀中，势力最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
以滇系、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形成于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从历史上看，所谓滇系和桂系的称呼，也是在护国战争以后才出现的。在南方六个省份中，湖南的地位比较特殊，它处于南北军阀争夺的中心地带，其北部主要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其南部主要控制在西南军阀手中。
南北军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存在许多不同之点，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
孙中山有一句话，叫“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对于南北军阀的共同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南北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一致的。封建的、分散的自然经济给军阀割据带来可能性，列强在中国物色各自的代理人，为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第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掠夺和压迫人民，是南北军阀的共同特征。第三，拥兵割据，战乱频繁。
南、北军阀各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可以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
南、北军阀产生的具体条件不尽相同。北洋军阀产生于清朝末年。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淮军）也全面溃退。清政府成立新建陆军，并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北洋军阀就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发展起来的。西南军阀产生于民国初年。滇系和桂系利用护国战争的声势，扩大势力，并正式形成地方军阀。
南北军阀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关键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经历却不尽相同。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基本上是清末行伍出身的反对军官，他们先是与清政府结合在一起，后来又反对民国。但是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中，有的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有的还加入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他们的前半生或多或少是有功绩的。
南、北军阀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但二者的权力是不一致的。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权，可以利用中央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但西南军阀仅仅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而已，没有什么统一的机关可言。
南北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但投靠的程度不一致。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而西南军阀由于力量有限，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不很密切，也比较间接；有些较小的军阀，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时期之内，还会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然而当他们的势力发展以后，投靠帝国主义又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南北军阀最终都被推翻，但被推翻的方式与具体情况不同。北洋军阀的主体是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被消灭的，少数则统一于国民党之下。而西南军阀的结局则要复杂得多。西南军阀的主体滇系和桂系是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被吞没，但随之而起的新滇系和新桂系，虽然加入了国民党新军阀，但有的头面人物，出于爱国的民族气节，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成为起义将领。还有一些人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表现了进步性。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担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实际权力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从1916年到1920年，是皖系军阀在统治中国的时期。
段祺瑞一上台，就企图破坏临时约法，恢复1914年袁世凯制订的约法。1916年袁世凯死后，关于总统继位问题是按照袁世凯的约法为依据的，即“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据此决定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
但是，西南军政首领虽然同意由黎元洪担任总统，但是在法律依据上，却反对根据袁世凯的约法“代行”大总统。西南方面在反袁斗争中，根本不承认袁世凯的约法。他们依据的是临时约法中的《大总统选举法》，“总统缺位，副总统继任”。于是，在黎元洪的总统资格问题上，便发生了所谓“代行”与“继任”、“临时约法”与“袁世凯约法”之争。
段祺瑞自己也感到，他们主张的“代行”，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代行”只能是三天，超过三天，则仍然要进行选举。但是，这时国会早已被解散，没有选举机关，而且在三天之内选出新总统，也不可能。于是，北洋军阀有意含糊其辞，时而说黎元洪是“代行”，时而说他是“接任”，有意混扰临时约法和袁世凯约法的界限。
与新旧约法同时争论的，还有国会问题。临时国会和临时约法一样，是袁世凯非法废除的。所以南方各省在主张恢复临时约法的同时，也主张恢复临时国会。但是，在如何恢复国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恢复临时国会，只能重新选举。但是，重新选举国会议员，一则需要时间，二则当时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为北洋军阀控制，选举只会有利于北洋军阀。另一种意见认为，袁世凯解散临时国会时，国会议员的任期只有三年，不满法定的五年，差的两年，应该补足。
正当南北争论不休的时候，海军宣布拥护临时约法，对北京政府独立，并声明在临时约法和临时国会恢复，正式内阁成立之前，海军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何命令。海军的独立，严重威胁北洋军阀在东南沿海各省的势力。段祺瑞政府被迫接受南方的要求，声明遵守临时约法，召开国会。到八月，国会召开，临时国会恢复，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新旧约法之争暂时获得解决，南北表面上和解。这次和解，被看作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南北统一。
临时国会恢复以后，国会中党派林立。这些党派，不是拥护段祺瑞，就是拥护黎元洪，成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之间所谓的“府院之争”的工具。
所为府院之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的反映。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走的是日本路线；黎元洪在美国的支持下，走的是美国路线。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机扩大在中国的利益。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力图效法袁世凯，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段祺瑞飞扬拔扈，视黎元洪为魁儡，国务院的一切事务，都不允许总统黎元洪过问。总统府成了国务院的橡皮图章。但是，黎元洪却不甘心自己的魁儡地位，也要争权夺利。因此，国务院和总统府之间由暗斗发展到明争。到1917年，在中国参加世界大战问题上，终于趋于白热化和表面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当时，英国、俄国和法国曾建议，中国参加对德国作战。但是日本认为，中国参加对德作战会妨碍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因此坚决反对。当日本进攻青岛时，北京政府建议中国进行协助，也为日本拒绝。1917年，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使用潜水艇政策，美国即宣布对德国绝交，并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中立国家都对德国绝交。美国还表示，如果中国对德国宣战，美国可以免除庚子赔款，中国实行关税自主，美国取消治外法权，等。黎元洪幻想依靠美国的援助，以抵制段祺瑞，当然愿意接受美国的邀请。日本也看到，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占据优势，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为日本服务，所以也支持中国参战。于是，段祺瑞政府就向德国提出抗议，表示如果抗议无效，就绝交。日本既掌握了段祺瑞，又利用英国、美国等也希望中国参战的愿望，和他们签订秘密条约，使他们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并规定，英、美等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作为日本赞同中国参战的条件。
日本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使美国感到孤立。于是美国改变了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干脆主张中国不参战。黎元洪就赶紧起来反对对德国绝交和宣战。于是，在参战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日益尖锐。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反对参战；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极力主张参战。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国会和一部分内阁成员支持总统府，而研究系和北方军阀则支持国务院。孙中山和南方倾向于不对德宣战，以反对北洋军阀以参战为借口，扩张实力。
1917年，段祺瑞主持的国务院通过对德国绝交提案，但黎元洪不盖章。段祺瑞和全体内阁成员到总统府向黎元洪请愿，也无效。段祺瑞愤而离开北京，到达天津，联合北洋系统的将领，威胁黎元洪。黎元洪被迫暂时屈服。但是，黎元洪的屈服是有限度的。他仍表示反对参战。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依附于北洋军阀的张勋等人也表示反对参战。于是，段祺瑞决定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军事会议，统一督军意见，压迫国会。督军开会后，一致签名，赞同段祺瑞的外交政策。五月，当国务院召开会议时，二十多个督军和代表，闯入会场，喧宾夺主，争先恐后地发言，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提案。内阁成员无人敢反对，对德宣战通过。但是，黎元洪再次拒绝盖章。当国会审查对德宣战提案时，段祺瑞以每小时七八个铜钱到半个银元不等的价格，雇佣一批流氓，包围国会。结果，内阁成员纷纷辞职，只剩下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议会在内阁改组之前，也不讨论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利用群众反对段祺瑞的要求，加上英国、美国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但是，在段祺瑞的鼓动下，安徽、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督军先后宣布独立。于是，北京政权陷入瓦解之中。黎元洪四处派人求救，一筹莫展。最后，他要求张勋进京调解。针对黎元洪的做法，段祺瑞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让张勋复辟，然后借“反复辟”的名义，再打倒张勋，掌握大权。这样，各派政治势力都把希望集中到张勋身上。而张勋则欣然表示，愿意调停。而张勋调停的结果，就是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复辟，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旧贵族、旧官僚。主要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一是以张勋等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复辟势力。二是以溥伟、善耆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复辟势力。三是以康有为、劳乃宣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和清朝遗老。但是，民国以后，复辟不得民心。于是，张勋复辟来得快，失败得也快，前前后后只有12天，比袁世凯的83天短得多。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段祺瑞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总统则由冯国璋代理。但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积极扩军备战，更加蔑视临时国会和约法，使中国变成军阀横行的世界。这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他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开始筹划反对段祺瑞军事独裁的护法运动。就在这时，北洋海军总长程壁光，因不满北洋军阀的横行霸道，率领舰队到达上海。孙中山一方面加强与海军的联系，说服他们首先起义；同时与西南各省联系，呼吁他们参加护法。这样，就开始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但是，西南军阀唐继摇和陆荣廷对护法运动并不热心。护法运动的参加者内部也发生了矛盾。孙中山于1918年发表通电，表示滇系和桂系对护法并不热心，中国的最大的祸害，是军人割据，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即时声称护法的省份，也不肯遵守法律与民意。这说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在本质上并无两样，依靠南方军阀反对北方军阀是不可能的。要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这对于孙中山的思想转变是有积极意义的。滇系和桂系军阀看到孙中山的这个通电，大为愤怒。唐继尧在孙中山的通电上批示“无耻已极”；唐继尧的秘书长也在电文上批示“一片胡说”。
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尾声。它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护法运动仅仅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且又是希望依靠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既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发动群众，所以失败了。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建立后，中国在政治上进入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以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后期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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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yaya    时间: 06-4-6 20:42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在新的形势下，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试图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找出救国的新道路。他们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而不能坚持下去，主要原因是国民精神没有得到解放和提高，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的批判不彻底，没有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因此，他们着眼于对旧思想旧道德的猛烈批判，对新思想新道德大力的提倡，为民主共和制扫清道路。这就是从1915年到1919年间的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一。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面旗帜。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在五四前，主要是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有巨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比辛亥革命前进了一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骨干和代表的《新青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影响崐和李大钊相等，当时有所谓“南陈北李”的说法。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移至北京，改名为《新青年》。从这时起，陈独秀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逐渐增大。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也先后在北大任教。这样，在《新青年》周围，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是陈独秀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体和主流。
首先，他热情称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大胆地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挑战，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向青年呼吁，要从封建思想束缚造成的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树立积极、进取、追求功利、科学、民主的思想。陈独秀还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及其创造的灿烂的文明文化，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自由、平等、博爱，是这种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国的传统封建制度及其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佛教还是法家的思想，都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相对立。他还强调，国家、政治、法律，都应以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原则，提倡自由的、自治的国民自治，反对军阀和官僚的专制的统治。
其次，是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陈独秀认为，实现民主共和的重要条件，是废除封建宗法道德，树立新道德。他尖锐地批判“忠孝节义”一类封建的道德，他指出，封建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是损坏个人的独立、自尊、意志自由和人格的，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陈独秀提出，要以“勤、俭、廉、洁、诚、信”的新的道德规范，代替忠孝节义的旧道德。
最后，陈独秀最早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坚决捍卫了科学与民主思想。他认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和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且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批判封建礼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必须反对纲常名教。批判封建礼教比较突出的，是吴虞。吴虞是四川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前，吴虞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通信和文章而知名。在这些通信和文章中，吴虞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宗法道德、儒家学说和道统，批判了八股和旧教条，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一定的反响。他的反传统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吴虞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是要求改革旧文化，但正面的论述较少，缺乏更积极的主张和见解。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批判封建的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吴虞认为，以封建礼教为规范的封建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是害人的、吃人的。他赞成鲁迅对封建礼教罪恶的揭露，认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认为，改革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实现共和制的前提。因为封建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全是靠礼教来维崐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反对礼教的总的倾向上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
吴虞认为，整个封建国家制度的基础是“忠”，封建家族制度的基础是“孝”。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孝道。他认为，孝道即是家长对子女的独裁专制，也是一夫多妻、祖先崇拜等的理论依据。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提倡忠孝两全，他们把忠君、孝父联系起来，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家族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吴虞认为，这些封建礼教是吃人的，是与人的独立自主的人格不相容的。因此，吴虞大声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人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可见，吴虞反对君主、反对圣人、反对礼法的思想是比较鲜明的。
第二，批判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吴虞认为，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点来看，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应该废除。他指出，等级观念、等级制度，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原则之一。长期以来，为统治阶级、独夫民贼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在政治上，为巩固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服务，思想上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束缚。吴虞对提倡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孔子和儒学，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孔子本人就是最大的民贼，而且由于儒学被定为国学，一些尊孔复古分子，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
第三，揭露和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吴虞指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愚弄群众，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吴虞指出，孔子指责小人喜欢犯上作乱，不合儒家道德，是从根本上排斥反抗者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上定一尊于孔子，根本上排除了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吴虞进一步揭露，儒学独尊，儒学专制，特别是腐蚀了儒生们的身心，使他们一个个成为追求名利的人。他还认为，那些靠尊孔读经追随袁世凯的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袁世凯本人，鼓吹尊孔读经，目的在于窃国，复辟君主制。可见，文化专制是为政治专制服务的。
第四，揭露“永恒道德”的虚伪性，批判封建旧道德的不道德。
吴虞认为，世界上没有万古不变的、任何时代都适应的永恒的道德。时代变了，社会不同了，道德也得变，也不同以前。此外，一个社会之内，不同社会集团、不同学说观点的人，对道德的看法、标准也不是一致的。甲认为是道德的事，乙、丙、丁就认为未必是道德的。
第五，反对孔学教条，希望人们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要怕被戴上“名教罪人”和“非圣无法”的帽子。他指出，历代的统治者，直到袁世凯，都以名教罪人、非圣无法的帽子恐吓老百姓，其实，使用这个武器的人，不过是要达到个人的野心，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吴虞认为，这些教条本来是没有根据的，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人们还要受它的束缚呢？显然，吴虞希望人们孔学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有启蒙意义的。
吴虞在五四前，顺应历史潮流，解放思想，积极参加了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对封建宗法制度、旧道德和儒学的批判，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唯心史观，找不出旧道德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因此不能揭露儒家道德的本质。其二是形而上学方法。他的一些观点的根据，不要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用历史类比、形式逻辑的推理，以至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和前进。这是五四时期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通病，吴虞只是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五四运动以后，他未能冲破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日益消极，最后默默无闻。
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是安徽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1910年到1917年，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时，跟随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回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他的其它著作还有《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及《留学日记》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宣传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良而知名。1916年，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提倡文体改革。后来它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chu）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的意见得到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把文体改革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文学革命的主要对手，是桐城派旧文学。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显著、最普遍的成果。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一文，抨击封建制度。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技巧和风格上。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和缺陷是：它在性质上没有脱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还是进化论与机械唯物论，并受到唯心史观的严重影响；它没有与群众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此外，形而上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片面地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崐展的必然结果和反映，是新文化运动新阶段的开始。

二、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早年，他投身辛亥革命，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但并没有脱离政治。在思想上，他反对旧思想，欢迎新思想；反对文化专制，提倡学术自由、民主。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但却是倾向前进的。他提倡文化改革，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主张。
一是反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提倡平民教育。蔡元培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受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反对封建专制、愚昧对人性的摧残。他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培养新的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蔡元培提倡新教育，反对旧教育，是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的。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强调“学而优则仕”，为封建统治培养官僚。这样的旧教育，不可能培养出自由发展的人，而只能培养唯命是从的奴才。蔡元培主张，新教育应当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教育要脱离政治”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观点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因为，它的内容是，反对学校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反对反对势力对学校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
蔡元培非常同情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受不到教育的愚昧状态，不满有权势有钱财的人对教育的垄断。因此，他积极鼓吹平民教育。所谓平民教育，就是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平民教育历来被看作超阶级的口号。实际上，从蔡元培总的政治倾向和他关注的目标来看，平民教育主要在于容纳社会下层，争取社会下层受教育的权力，反对把劳动人民排除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反对统治阶级对教育的操纵、控制和垄断。它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派生出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人民性，在客观上是符合教育的社会性规律的。
二是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主张各派兼容，新旧并包。针对北洋军阀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摧残新思想、压制进步刊物、镇压进步青年的活动，蔡元培极力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1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组织评议会，教授会等，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允许学术上自由研究，鼓励师生向学校提出建议，学生可以自治。这些主张和措施，有利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推动了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三是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反动文人向新文化运动猛烈反扑。蔡元培面对北洋军阀的高压，明确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例如，当时的一些反动文人称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蔡元培写了一篇文章，叫《洪水与猛兽》。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想，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锰，把旧日的习惯都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到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户都扬荡了。”至于猛兽，蔡元培认为，“恰好做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得了不得；别种好好做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五是同情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倾向空想社会主义。蔡元培早年受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希望消灭旧中国“贫、病、恶”这三种毁坏劳动人民身心的坏事。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要消灭贫、病、恶这三种坏现象，而消灭贫是最主要的；因为贫是病、恶之源，消灭了贫，病与恶也就随带着消除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有了广泛的传播。这时，蔡元培表示厌恶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不满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恶现象，同情劳动人民穷困、愚昧的生活遭遇。他赞美劳工神圣，并且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希望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改革社会经济组织，使人人都成为劳动者，整个世界都成为互助团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民主义、大同主义的世界。这些言论表明，蔡元培曾经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并试图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持。
蔡元培的最大贡献，还是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原则。1917年初，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到北京。蔡元培又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纂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聘请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但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人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逮捕后，刘师培也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激进的、保守的都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也爆发新旧思想大论战。1918年底到1919年初，保守势力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比较著名的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文言小说，叫《荆生》。小说塑造了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陈独秀）、金心异（钱玄同）、狄莫（胡适）。荆生把三人斥责一番后，将他们赶走。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保守势力的挑战。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用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用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通过论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后，王韬将有关报导编成《普法战纪》一书，其中介绍了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1899年，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刊登了一篇《大同学》的文章。该文作者是英国人颉德，译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国人最早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附带提到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要点，以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派别，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李大钊的几篇文章，比较有名，象《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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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ys3674    时间: 06-8-20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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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总统    时间: 06-9-5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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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iaoseng    时间: 06-9-6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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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极冰    时间: 06-9-7 11:15
标题: 不易啊！
真的谢谢啦！
缘份啊！
坚持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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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olfflying    时间: 06-9-7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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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tian0908    时间: 09-8-7 13:37
谢谢楼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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