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部分文章分析题解

《通鉴•秦晋淝水之战》
双方战略指导和战术运用得失辨
淝水之战作为前秦和东晋究竟鹿死谁手的殊死决战，本来应该是一场大战，一场恶战，一场鏖战，然而写入历史巨著《通鉴》中的，却是秦军移阵稍却，不可复止，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晋军乘势渡水掩杀，一直追击到青冈。这种战争奇观的出现，原因很多，而秦晋双方在战略指导和战术运用上的得失，即为其一。
就战略指导而言，秦主苻坚在战略思想上是以大吃小，急于求成。为此制定了五路大军水陆齐进、直捣建康一举灭晋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把淮南作为主战场，把长江中下游和淮北作为包抄区，以苻融部为先锋，以亲领大军为中路，以凉州之兵为后援，以蜀汉之兵为西路，以幽冀之兵为东路，夹击策应，对东晋京师重地建康构成了铁桶似的包围态势，不能说不正确。所谓“都下震恐”的情状，桓冲“吾其左衽”的慨叹，特别是身在秦营心在晋的朱序的预见:“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苻坚以大吃小的战略构想，的确咄咄逼人。然而急于求成又造成了两项重大失误:一是水路进攻薄弱，没有布置一个方面军由襄阳直扑建康的西部桥头堡夏口，只是派遣慕容垂部夺占郧城，实际对整个战局没起任何作用。所谓战后“慕容垂将三万人独全”，即为明证。二是战线拉得过长，五路大军虽同时进发，但距离不同，速度有快慢，因而彼此之间无法相互呼应，协调行动。这就给晋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面对“大敌垂至”的严峻形势，东晋主帅谢安在战略思想上是以弱抗强，积极防御。为此制定了确保水路安全、固守淮南阵地的战略部署。在这个部署中，宁肯虚京师也实西藩，又选三谢率兵八万在主战场抵抗秦军先头部队，派遣胡彬以五千水军增援寿阳。这一部署是很得当的。一来可以免除水路之虞，二来可以卫护建康，三来可以伺机打反击。
就战术运用而言，前秦背离了预定的战略决策，把速决战打成了防御战，把相持战打成了退却战。苻融兵克建康北大门寿阳之后，本应以自己所率四倍于晋的二十七万大军乘胜推进，直接同八万晋军主力一决雌雄，即使晋军以一当三，同归于尽，苻融仍可挥师三万兵踏建康。即使退保硖石的胡彬水军从腹部掩袭，分兵一万也足可阻击。然而苻融却丢掉西瓜捡芝麻，把目标盯在了硖石，而且抽兵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这就作茧自缚，使自身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苻坚接到苻融关于胡彬粮尽的驰报后，本应至少从中路八十七万戎兵铁骑中调遣六十万大军速赴寿阳，与苻融会合，一面吃掉硖石守敌，一面与晋军主力决战，然而却仅仅亲率八千轻骑兼程赶奔寿阳，八十万之众仍旧留驻项城空耗粮草。二苻一个组织防御，一个停止不前，这就由进攻战变成了防御战，拱手把主动权交给了晋军，导致洛涧失利。洛涧失利后，秦军“逼淝水而阵”，与晋军隔水相持。减掉梁成五万被歼步骑，还有二十三万人马，仍为晋军三倍。如果二苻力执“持久之计”，等待蜀汉方向的水师与桓冲搅浪击浆，等待凉州和幽冀方向的陆军会集淝水西畔，战局如何发展虽然不可臆测，但秦军起码“可以万全”。这是前秦诸将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倘若另换一种打法:兵分三路，中路仍与晋军隔河对垒，吸住晋军，同时分遣左右两路各六万五千人马在上游和下游渡河，从两侧包抄晋军，那么，晋军该会怎样应付这种局势呢？必然是留下一部分兵力防止秦军中路渡河，分遣两部分兵力迎击登临东岸的秦军。我们承认晋军素质比秦军强，秦军军心涣散，但要知道，登岸秦军已是背水为战了，人到这般地步，就是韩信所说的陷入死地而后生了，何况北方少数民族素以勇悍著称呢！可以说，采用这种打法，灭晋无疑。三个换一个，还有项城八十六万大军可以在几天之内调到前线呢？而晋军却所剩无几了。建康城的大门难道还不会向二苻打开吗？糟糕透顶的是，二苻却无视内部不稳等危险因素，在晋使激将法的迷惑下，来了一个主观想象中的“欲擒故纵”，在勍敌面前主动退让，“麾兵使却”，这就由相持战变成了退却战，把绝对优势转化成了绝对劣势，落得个全军崩溃、主帅马倒人亡、身中流失、连云母车都被缴获的惨败结局。
与二苻相反，东晋三谢把防御战打成了奇袭战，把相持站打成了歼灭战。三谢抓住前秦“诸军未集”的战机，派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突袭洛涧。首战告捷后，又水陆继进，形成隔河对峙之局，致使苻坚“怃然始有惧色”。进而利用苻坚既惧更欲急于求成的心态，觑准秦军缺乏凝集力的弱点，诱使二苻以阵前退让为代价决一胜负，待至二苻上钩后，又“引兵渡水”，实行脚跟脚的追击，并继续扩大战果，“复取寿阳”，赢得了淝水这场关系到东晋存亡的大战的彻底胜利，从而在中国军事史上创造了以战役进攻完成战略防御任务的出色战例

《续通鉴长编》陈靖所提对策评判

《续通鉴长编》卷四十载录了北宋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的两道奏疏。这两道奏疏针对赵氏皇朝建立三十七年以来所呈现的经济凋敝局面，提出了农业对策。就对策本身看，崭露出三个特点:
一是具有敏锐感。陈靖历官中外，在兼任计司判官和出使四方的过程中，既从宏观上对全国土地“未耕”的总体情况有所把握，又从微观上对州县“膏腴坐废”的严重程度有所了解。并且“颇得其由”，这就是:公税私债的双重重压，徭役差役的纷至沓来，乡县胥吏的额外敲诈，迫使农民逃亡流徙，和土地分离，同农耕脱钩。这与奖励垦荒政策形成了强烈反差，进行着逆向运动。其结果，不仅畿外地区“汙莱满目”，“未能遽获其利”，就连畿内二三十州，也是“地之耕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连锁造成的危害是:“赋额日减而国用不充”，反转来，“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此其一。其二，“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接下去，“寇盗杀伤无所不至矣。”如此恶性循环，又怎能保证封建制度的稳定呢！我们随着陈靖视角的多方移动，不能说陈靖的观察不深切，陈靖的触觉不敏感，陈靖的剖析不锐利。
二是具有统筹性。陈靖对症下药，提出了自己所设计的所谓“敦本化人之宏略”。这个宏略从理论基础上突出强调:“稼穑农耕，政之本”；强干弱枝的途径，“必先富实于内。”立足于此，拟定三条措施:一要切实对鼓励垦荒采取倾斜政策——制田三品，按人丁授给，诱民归业耕凿；三五年内免税，不充差役；官借缗钱，解决流民和浮客有关口粮种粮、耕牛农具等面临的燃眉之急；有意识地协调农桑和园圃以及家庭副业并行发展的关系。二要强化乡村管理——给授桑土，潜拟于井田；营造室居，便立于保伍；三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既有深识远略的大臣“典领于中”，又有才智通明的农官通判“执事于外”。以上三条措施，是重本抑末思想的具体化。既考虑到怎样使流民由生计荡然过渡到生计成立，又考虑到怎样对奸心既萌的流民加强控制；既考虑到怎样使闲旷的各色田土得到开垦利用，又考虑到怎样组织一套人马申以劝课。因而不能不说这种“宏略”确实“宏”在统筹兼顾上了。
三是具有适应力。陈靖所提对策，尖锐地触及到北宋初期农业经济的萧条现象，基本上理顺了奖励垦荒和征发赋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特别是流民和浮客的利益与愿望，也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州县乡官和高利贷者的巧取豪夺，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驱民南亩”亦即流民同土地重新结合的根本问题。这在需要改变五代以来经济残破状况的宋太宗看来，也是“甚谙理，可举而行之”。所谓举而行之，正表明陈靖对策的适用力是较强的。
需要指出的是，陈靖的经济眼光尽管比当时上书讨论农田利害者都高出一筹，但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围绕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来旋转的。“民顽已久”的喝叫，“张皇纷扰”的贬斥，“何所不至”的怒责，难道还不是一副皇室清道夫的嘴脸吗？而一俟逃民生计得立，甚至“宽乡田多”，就按捺不住“计户定征，量田输税”的欲望了。这又显出陈靖到头来仍就是在充当赵记金库提秤人的角色。关于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无须我们再饶舌了。

《宋史纪事本末》中
吕祖谦所谓王安石变法之“蕴”究竟何在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专以“王安石变法”为题，集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并在摘述王安石《万言书》之后，引用了南宋理学家兼史学家吕祖谦的一段评论:“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其学不用于嘉祐，而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盖有在也。”这段评论中关于王安石变法之“蕴”问题的提出，既耐人寻味，又发人深思。我们不禁要跟踪追击，问一个:“蕴”在哪里？究竟指何而言？
《说文》:“蕰，积也。从艸，温声。《春秋传》曰:蕰利生孽。”蕰即蕴，传文见《左传•昭公十年》，意谓:积聚利益就生出妖孽。由“积聚”本义引申开来，所谓蕴，常指学说的奥妙之处而言，也指事物的内在要素和深层结构而言。具体到王安石变法之“蕴”，吕祖谦是依据《万言书》来加以揭示的。《万言书》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宣言书，预先描绘了十一世纪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改革运动的基本蓝图。我们按图索骥，就不难看出吕氏所谓“蕴”之所在了。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指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寥寥十五字，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北宋中期社会问题的症结。财力就经济痼疾而发，亦即司马光等人所说的“国用不足”而又“设法夺民”，乃至“头会箕敛”。风俗就政治病态而发，一是社会性的，即王安石对神宗问所言:“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二是集团性的，即上至宋仁宗，下至在位之人，如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唐介、孙固等，“苟且因循”。问题的症结抓住后，王安石又揭示根源:“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在这里，先王之政系指尧舜以下奉行的经过孔孟理论化了的仁政。而所谓法度，则是仁政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运用。它包括国家政权范围内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其中能够适应和对付当前局势的法令、政策、方针、措施的制订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以为患，哪能会使“社稷之托、封疆之守”没有“一旦之忧”呢？由此可见，症结和根源的挟剔，正是王安石变法之“蕴”的表现之一。
症结抓住了，根源找到了，接下来必然是如何加以救治。而救治首先需要确定指导思想。王安石在《万言书》中强调:“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和两汉以来所有地主阶级的改革家一样，王安石在寻求理论基石时，不会也不可能超脱于儒家思想之外，反而更需要高举先王遗规和先圣遗训的旗帜，即其对答宋神宗所宣称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这决不是唐介眼中的“泥古”，而是扣住精神实质，加以“改易更革”。所谓“法其意”，就是效仿先王的施政原则，原则就是宽猛相济，“利以和义”，使民众得到一线生路，扭转北宋政府在火山口上的危情险态。这表明，确立“法其意”的指导思想，乃是王安石变法之“蕴”的表现之二。
指导思想既已确立，怎样付诸实践呢？或者说，制定何种方针才算得上是“法其意”呢？王安石审时度势，概括为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变者，矫治之谓。矫治由来已久的政治病态，迫在眉捷；制定一系列“合于当世之变”的法令制度，刻不容缓。如果说“变风俗”是“立法度”的前提，那么，“立法度”就是“变风俗”的保证。变风俗，昭示着法度之立有的放矢，立法度，推动着风俗之变激浊扬清。这种根本方针的提出，正是王安石变法之“蕴”的表现之三。
根本方针需要采用相应的主要措施来落到实处。换言之，把什么作为突破口，风俗才能为之一变，把什么作为支撑点，法度才能确立起来呢？王安石选择的是经济，侧重的是理财之道，所以在《万言书》中恺切地申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也就是说，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一举而两得；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既能稳定百姓的生活，又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这种以理财为中心的主要措施的拟定，则是王安石变法之“蕴”的表现之四。
理财为中心的主要措施是为六字方针服务的，六字方针是由法先王之意的指导思想决定的，而指导思想又是从北宋中期社会症结和孔孟仁政学说的撞击中形成的。这样形成的指导思想具有通变性，六字方针具有针对性，主要措施具有侧重性，无怪乎吕祖谦叹之为“蕴”了。
当然，仁政和理财在私有制社会不可能达到高度统一，“议变旧法”和“议行新法”归根到底，是换汤不换药。这类蕴外之蕴，又绝非封建学者吕祖谦所能涉及的了。

《明实录》铁榜“铁”在何处？

《作铁榜申诫公侯》，原载《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四。榜文内容，在现存各种明代著述中均无雪泥鸿爪可循，仅见于此。其以铁榜形式出现，表明所作的“申诫”具有绝对不可更改的权威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那么，铁榜到底“铁”在何处呢？
公元1368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在南京称帝，随后大封功臣。这些功臣大多数是和朱元璋同乡的淮西人，跻身国公列侯之后，成为新权贵，成为大地主，也成为和平环境下对朱氏皇朝构成潜在威胁的主要力量。从榜文来看，公侯之家同朱氏皇朝在以下几个方面呈露出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经济领域，公侯之家有的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以及金银铜场、冶炼作坊；有的虚钱实契，侵夺庶人田地、房屋和牲畜；有的接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为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发放通行证，提供保护伞。这不仅使朱记国有财产直接受到损失，更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赖以运转的输油管——即赋役制度，无疑是在掏挖明王朝的经济墙角。
在政治领域，公侯之家有的通过馈赠金帛、衣服和钱物，维系并加强其与京师内外各级军官的袍泽关系及私人感情；有的非奉特旨，便私役官军；其中属于“跋扈之臣”者大有人在。这就为武装反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朱氏皇朝的中枢部位布下了具有倾覆性的危险因素。
在社会生活领域，公侯不但纵容各色家僮豪奴欺殴人民，侵夺田产财物，而且为他们提供安全区，设置避难所，这就严重破坏了朱氏皇朝的法纪国典，加深着城乡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战争创伤尚未治愈的社会动荡程度。
以上诸种矛盾及其表现，集中到一点，就是:公侯滥用特权同朱氏皇朝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面前，朱元璋亮出了自己的双刃剑。从榜文内容来看，一是晓之以君臣大义。朱元璋以史为鉴，总结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四种情况:君贤明而臣忠良，君臣善始善终；君不明而臣忠良，君臣有始无终；君贤明而臣跋扈，君臣有始无终；君失察而疑臣，臣失检而怨君，君臣有始无终。对第一种情况，朱元璋的表态是:“朕甚慕焉”，由此向公侯提出了希望；对第二种情况，朱元璋的表态是:“诚可悯也”，由此向公侯发出了感召；对第三种情况，朱元璋的表态是:“此臣下自取之也”，由此向公侯发出了恫吓；对第四种情况，朱元璋的表态是:“可谓君臣两失之矣”，由此向公侯提出了警告。警告与希望相交织，恫吓与感召相配合，都是对公侯“攻心”。攻心旨在一石两鸟:“尔等各宜谨守其身，严训于家，以称朕保全始终之意”，此其一。这是在心理意念上对公侯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其二，为颁布铁榜，惩治公侯确立历史依据，潜台词是，尔等恃功骄纵，休怪我手下无情。
与晓之君臣大义相并行，朱元璋又约之以九条律令。九条律令逐项宣布相应的惩办对象和处治条例。其中对公侯以三犯为限。所谓免罪附近、减禄停俸和比同一死折罪，既是对公侯特权的限制和削夺，又是“不得已而戳”的前奏。其中对公侯奴仆“一犯即用究治”，或刺面、劓鼻、籍没家产，杖一百全家充军，直至处斩，一方面是罪有应得，另一方面也是打狗给主人看。其中对军官三犯即处死，士兵一犯即杖责发配则是强行割断公侯与旧部的关系，孤立公侯，削除反叛的隐患。至于对胆敢影蔽差徭的民户施以极刑，则是拦腰切断公侯的其他经济来源，增加皇朝的赋税收入。一言以蔽之，九条律令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公侯“攻身”。攻身与攻心交相为用，借以解决朱氏皇朝和公侯之家的矛盾冲突。然而朱元璋的这种企图并未大奏其效，铁榜榜而不铁，随着冲突的逐步升级，所谓胡惟庸案、蓝玉案就接踵而至了。我们依据这篇榜文，既能较全面而具体地探讨明代立国之初公侯与皇朝的矛盾状况，又能明了朱元璋遏制公侯所采取的恩威并用的手段，同时也可窥见二者恶性发展的来龙去脉。

《明儒学案凡例》
与黄宗羲的“学有宗旨说”和“学贵自得论”

《凡例》是黄宗羲对《明儒学案》所作的总说明，其中既包括全书的主体内容，也包括全书的编写体例，还包括作者本人关于治学之道的卓越见解。可谓文约而事丰，言简而意赅，这里我们需要讨论和明确三个问题:
一、明代理学的突出特点:这就是牛毛茧丝，无不辨晰，发先儒之所未发，尤其对佛教理论的指擿，更鞭辟入里，不乏超迈前修的新见解。
二、黄宗羲的学有宗旨说:宗旨这个名词，是南北朝时期从佛教中传过来的，本来是指佛教各个宗派的主要教义。其后作为外来词被吸收到汉语之中，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一是指主要的目的和意图；二是指某一学说或学派所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核心思想与主要观点。黄宗羲所说的宗旨，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的。在黄宗羲看来，“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这从立说者和求学者两个方面强调了学有宗旨的极端重要性。得力处，是强调立说者所立之说应当具有独特的概念、范畴和体系，具有新人耳目的社会效应，具有内在生命力，具有历史性价值，如此方为学有宗旨。反之，讲学而无宗旨，即使不乏独到见解，也象乱丝一样，了无头绪，难以卓然成家，难以跻身特起者的行列。入门处，则是求学者研习某种学说的突破口和主攻区，只有自觉抓住这种学说的宗旨，才能排闼而入，才能拾级而上，才能登堂入室。否则，即使阅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周海门的《圣学宗传》，之所以扰金银铜铁为一器；孙钟元的《理学宗传》，之所以杂收而不复甄别；编辑先儒语录的人，之所以只会摘抄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都是因为抓不住各家宗旨的缘故及必然结果。   
立说者学有宗旨，求学者得其宗旨，这是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这是立说于前和评判于后的关系。二者殊途同归，都是环绕“宗旨”二字来构筑思想学术的里程碑和中继站。然而立说者究竟如何才能学有宗旨呢？求学者到底怎样才能得其宗旨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黄宗羲的学贵自得论:宗旨，又被黄宗羲称作“其人一生之精神”。无论立说者确立其精神，还是求学者抓住其精神，都是做学问的过程。黄宗羲认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这就提出了治学和求学的原则与标准。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贯彻这一原则、达到这一标准的具体途径:要“作切实功夫”。所谓切实功夫，就是进行独立钻研，深入探索而求自得。对立说者来说，只有这样，才能把天下的无穷义理，定以一二字，约之使其在我，确立起本人或本学派的宗旨。“夫子既焉不学，濂溪无待而问，象山不闻所受”，便是范例。退一步讲，只要功夫做到，勇于开拓，确有独到之处，哪怕是“一偏之见”或“相反之论”，也占一席之地，依旧远在“附会源流”者之上。对求学者来说，一要广为搜罗，二要纂要钩玄，三要着眼理会其不同处，四要苦思，这样才能得其精神并区分其宗旨。反之不管是立说者，也不管是求学者，都必须把倚门傍户、依样画葫芦引为大忌，把以水济水当作大敌。
黄宗羲的学有宗旨说和学贵自得论，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你要学有宗旨，必须学贵自得；你要学贵自得，必须不离宗旨。这对我们今天治学、读史来说，仍然颇有启发意义。

谢谢楼主！！！！！！！！！！

很不错啊，可以好好看看

楼主真是牛人，不过能不能把它并在一起？这样也好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