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8年后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

金融危机为中国创造的最大的历史机遇就是可通过创新性的路径彻底改造中国的货币体系。 南山/CFP 资料

近期国际金融界流传一则议论，认为世界银行请了中国人做首席经济学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传统上由欧洲人担当总管的机构也将邀请中国人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显然，这两个组织的目的不在于请什么中国人出山任职，而意在让中国为全球经济复兴出钱、出力。

由此也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管理外汇储备能力的讨论，实际上，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股票的规模，美国政府的网站有所披露。据此，3月16日，位于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经济学家Brad Setser有保留地“测算”，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损失可能已超过8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5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9年中央财政的科技投入（1461亿元）的三倍多，这个钱也可以为中国制造100艘航母，还足以使一个中等的欧洲国家破产。倘若如此巨大的一个舰队损失了，一定会引发举国讨论，一定会写进世界历史。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危机损失，欧美国家比我们的损失还大。

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评价

周小川行长的动议意义重大，它可以作为一种创新战略测试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推动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也可以为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元体系中撤出部分奠定舆论基础，SDR可能不是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但可以是一个诺亚方舟。

也许是痛定思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之前，周小川行长发表了创建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言论。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回应，认为没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

小川行长的动议并非首创，类似的观点远一些的有凯恩斯，近一些的有蒙代尔。

从1870年的139年以来，人类建立了三个国际货币体系，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从1870年英国建立金本位制开始到1933年美国大萧条；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从1945年签订《布雷顿森林协定》到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三个国际货币体系从1971年美元成为纸币体系至今。

值此微妙时期，小川行长强调：“SDR（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

倘若依小川行长所言：“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那么，SDR大厦的支柱也就理所当然包括美元、日元、英镑和卢布，如果美国和英国的货币体系出了严重问题、甚至坍塌，这个SDR大厦还能稳定吗？如果GDP可以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那么日本和美国都是靠国家高负债支撑的GDP需要鼓励吗？SDR是基于实体经济之上，还是海绵上，确实需要考虑。

笔者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的M3（泛指存款）货币总量大约不过六七十万亿美元的价值，这个价值造就的2008年全球GDP达到了五十万亿美元，SDR如果成为这个六七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要求权、流动性来源和债务凭证的集合体现，其整个体系的战略缺陷就是没有一个统一财政的支持，因此，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将是一个由不确定财政支持的货币体系，SDR更多的将是形式权利，这个SDR既可能被欧洲人出卖，也可能被美国玩于掌心。

而且，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在人类第一通货——纸币通货体系基础上构建的，美国完全有能力建立第二通货侧击它，届时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必将腹背受敌，一个仁川登陆至今使国人难忘，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不能使我们再次“难忘”。

笔者认为，目前人类正进入第四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沿，就是构建纸币通货与能量通货双本位制的时代。能源权利正从能源资源的裂变中提升出来，美国正历经能源从物质资源到基本通货的转变，能源作为一种基本通货将对美国扭转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推动美国在新的全球分工重组中获得巨大套利空间，美国已确定的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标志着美国正逐步进入纸币体系和能量体系双通货本位制的时代，这个转变对全球能源改革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能量本位制将再造国际分工，也将改造中国的发展资源和创新力量。（详见3月11日东方早报B10-B11《奥巴马如何以“能量本位制”拯救美国》一文）

因此，小川行长的动议意义重大，它可以作为一种创新战略测试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推动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也可以为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元体系中撤出部分奠定舆论基础，SDR可能不是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但可以是一个诺亚方舟。

笔者认为，中国在当代国际通货市场的追求可以包括如下使命：其一就是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其二就是营建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主的国际货币的平衡的体系本位制；其三就是加快营建能量通货，推动世界进入双通货时代；其四可以推进以SDR等国际货币工具作为国际结算工具和部分确立其储备功能，而且这个储备功能需要与能量通货有所整合。

笔者将能量通货本位制定义如下，即：它属于一种有管理的通货制度，是以国家发行的能量要求权作为金融要求权和债务凭证的一种通货体系、运转价值和市场权利形态。它作为一种金融要求权可以流通，需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主权，也是一种新型的信用通货，是从能源的物质资源中提升的一种能量权利，由此，它能够成为将其他商品连接起来的通货，成为在商品和服务支付及债务偿还时被一定范围内接受的债务凭证或金融要求权。而且，这种通货具有多途径释放和运转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开局意义

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说明，通货体系本位的实质应该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不可能是社会公义的契约；国际支付不可能是平等的，为此，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或修正的核心是相对合理地解决支付的汇率制度。

1971年11月27日，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的商墓中出土的保德铜贝，将人类使用金属货币的历史提前到了3000年前，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保德铜贝建造了货币这种通货的基本功能，即作为衡量商品和服务记账单位的会计学功能，以及交易媒介的贸易学功能，这两个功能也是此后人类建立任何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和训诫。

保德铜贝诞生3000年以后，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870年英国开始推行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 System），1879年经过银储备到金储备套利转换的美国等工业国家也开始实行这种制度，由此构建了第一个金本位、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是，由于黄金储备的生产能力有限和市场经济景气周期性的运转，通过降低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和货币贬值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就成为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理想办法，为此，1931年9月的英国和1933年3月的美国停止实行金本位制度，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自然解体了。

这个体系的终结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一个因应国家力量大小而组合起来的等级制的利益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就是需要国际货币本位币作为基础，这个通货体系本位的实质应该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不可能是社会公义的契约，维护这个本位运转的力量之所在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之所在。其二，国际贸易需要国际支付，国际支付不可能是平等的，为此，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或修正的核心是相对合理地解决支付的汇率制度。其三，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是永恒的，但国际货币体系是可以解体的，过度的经济繁荣和危机都是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和修正的倾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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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造就的美元体系需要不断转型

当代美国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之上的超真实的联合组装体，大脑是美国的，心脏可能是中国和日本的。负债创造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营造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低利率和金融工具的活跃惯习，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金融魔法创造的增长，这个增长应该改变，美元体系必须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全球经济自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市场，这个体系的最大优点就是自立门户的运转，不存在一国发生危机别国为之买单的问题，因此，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主要是依靠美国自力更生修复的。这个体系的最大缺点就是分散的市场太寂寞了，具有移船就岸的联合要求。因此，谁掌握了能将这个市场有效联结起来的工具，谁就可以控制世界，谁就可以拥有国际经济的强权。

历经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1929年“大萧条”惩罚的激励促使美国第一个深刻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经济的秘密捷径，就是可以用美元作为一种通货将国际经济联结起来，并形成等级制的国际分工，居于这个分工顶端的国家就可以大方拥有全球收入分配的主导力量和核心利益。为此，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以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主导建立了20世纪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手段，这就是运转美元本位制。60年来它已历经了两个阶段：

其一，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的复式美元本位制体制。

1945年12月27日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的复式体系，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由此形成了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也第一次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渠道成为国际经济的神经系统，并促成世界经济的互动。这个体制的本质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度。因此，这种以金属为本位制的体制对于美国的货币发行有明显的储备纪律约束，不利于大规模地拉动经济体系成长。通过复式本位制推动美元成为世界通货，这是美元历史上的最大收获，也形成了各国货币、美元和黄金的三级“捆绑”的等级制运转的体系架构。

其二，美元与美国信用挂钩的纸币本位制体制。

伴随着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消耗和海外持有美元的增长，美国已经无力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了。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美国开创性地将美元纸币体系确立为债务凭证、金融要求权和流动性来源的新货币观，并重组了美国经济，构建了新型的美国经济体系。它包括：美元纸币体系核心运转+消费经济+国家负债管理和减税刺激+高技术高服务经略+全球增长管理+危机管理的六级经济结构，从其实质而言，也就是造钱、花钱、借钱和圈钱的纸币体系运转。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的最高经济成果。这种以纸币为本位制的货币发行有了根本性提高，对美国的美元发行几乎没有纪律约束，这是一种浮动汇率制，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革命性扩张。

这个纸币体系也同时解决了美国以高负债的形式推动经济扩张的发展模式。当代的美国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之上的超真实的联合组装体，是世界上的负债大王，大脑是美国的，心脏可能是中国和日本的。负债创造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营造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低利率和金融工具的活跃惯习，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金融魔法创造的增长，这个增长应该改变了，美元体系必须转型。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国际货币体系应是代表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力量50%以上的若干大国的主权货币的整个体系，这种本位制，我称之为体系本位制，而且作为补充还可以通过国际机构或多国组织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体系，与其协调运转。

金融海啸的危机重建行动激发了整个世界探索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巨大热情。眼下关于设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争论的本质，就是到底全球需要建立一个世界货币，还是需要保留各主权国家管理的货币本位。联合国就是一个联而非国的组织，其政治权利连一个小国亦不如，世界货币是否也将是一个难以运转的支付证明？

就货币的政治学而言：我们处在一个民族国家和国际联盟混合的时代，主权国家统筹着自身的财政，其主体也就理应是各种通货的最终责任人和相关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因此，目前的主权财政形式也就决定着主权货币必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形态，任何一个没有主权税收的国际货币都是不可靠的。也许在未来的一千年内，人类还不可能进化为一个统一国家，这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和联合货币将是一个长期没有直接财政保证的货币，也就意味这种国际通货和货物商品必须维持分立运转的格局，这也违背了通货本身追求的购买力和生产力的核心功能。但是，世界货币和联合货币可以借鉴特别提款权的先例，发挥局部的特殊目的的国际货币作用，补充主权货币体系的缺憾。

就货币发行和运转管理的角度而言：国家实力决定国家货币总量，金融市场决定货币周转效率。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都必须有纪律约束，这种约束不但应该有发行国的政治程序保证，也需要发行国承担其货币体系失误的代价。而世界货币和联合货币的发行总量管理难以建立一种效率体系，由此也类似欧元区个别国家，为了实施危机救赎，违背财政约束，亦难予以惩罚。此外，全球经济体系更多的不是需要流动性，而是货币的周转效率，这个效率也需要以主权国家自身的金融市场运转解决，它保证了小国、弱国也可以通过改革成为货币大国和强国。

也正是基于此，主权货币与世界货币和联合货币可以形成一个互补关系，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本质是大国、强国利益的分配，而不是新的货币学说的理论实验。为此，需要修正目前将美元和欧元作为一种通货而不是通货体系互动的方式以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它应代表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力量50%以上的若干大国的主权货币的整个体系，包括其货币、货币管理、货币市场、货币与商品的定价关系和国家或区域的债务等体系性的良性运转及互动，这种本位制，我称之为体系本位制，而且作为补充还可以通过国际机构或多国组织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体系与其协调运转。这个本位制对于改造国际分工，推动美元和欧元体系进化为一种更具市场和国际约束力的新的体系也具有重大意义。

体系本位制应该成为下一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架构

体系本位制诞生的最大的奇观就是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并列竞争的局面，到了这个时代，国际资本将从帝国转向民主化，那种认为采用金融技巧就永远不用还付国债的时代必须修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三家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提供的近三年的GDP总量的统计比较，世界经济正出现新的经济中心化的趋向，美国、欧盟和中国依序分列世界三强，它们的国力占据了全球GDP一半以上的份额。其中，美国和中国的GDP总和接近全球GDP的1/3份额，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因此，目前从全球经济总量来划分，目前世界已经形成了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和英国运转的多中心体系，这五个中心经济体的互动也是当代国际经济的主体架构，反映着国际经济体系的纸币体系与商品的基本关系。国际货币本位币种类应由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中心的货币构成，目前全球经济中心正在进入历史上最大的重构期，多极点的国际货币本位币将与多极化的全球经济中心形影相随，以提高全球经济的动力、机遇和稳定。

有鉴于购买力平价理论能够包涵通货膨胀和生活消费等诸多因素，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生存标准，实际上反映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加权指数，代表了全球货币和商品的购买力比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货币和商品的实际比价关系，这一结构也反映了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的三个稳定中心，它们的货币体系也理应成为具有全球功能的国际货币主本位币，这是全球权力、收入和信用的合理分配调节。而其他的较大的经济体系的货币，例如日元、英镑、卢布等则应该成为次位的国际货币本位币，并且这种次位货币越多，世界的货币和商品的交易结构越稳定。

体系本位制诞生的最大的奇观就是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并列竞争的局面，到了这个时代，国际资本将从帝国转向民主化，那种认为采用金融技巧就永远不用还付国债的时代就必须修正。它将制造全球货币市场新的激励机制，也就是体系套利作用，而消费者的选择将永远集中于强大一些和便利一些的货币体系，一个体系出现问题必然导致资本涌向其他的体系实现利益转换。它将直接导致全球商品的定价机制从美元体系定价演化为多个体系共同定价。

而且，这种体系本位制不但可以充分体现纸币体系作为债务凭证或金融要求权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也解决了货币的会计功能，即它是衡量商品和服务的记账单位，也保证了货币的贸易学功能，即它是交易的媒介，由此这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在渐变中实现最大规模的改造，这个改造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

正确把握人民币的国际化路径是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博弈的直接要求

目前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国际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汇率波动是该等国际经济体通过汇率政策获取世界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是当代版的“特洛伊木马”式国际金融互动。

金融危机为中国创造的最大的历史机遇就是可通过创新性的路径彻底改造中国的货币体系，革命性地建造支撑未来三、五十年的货币体系的运转方式和国际货币的比价体系。由此，我们必须制定战略，将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力量投送到国际货币体系最高端的水平，并在5到8年之内，应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造就一个稳定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以拉动国际经济的再次崛起，如此一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及其与此有关的市场集群构建，可能造就国际金融复兴的新引擎。其中可将重商主义导致的庞大外汇储备进行战略调整，转为通过提供人民币资本的国际输出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实现这个货币体系和社会资源的国际置换必将使中国的现代化脱胎换骨。

截至2009年1月全球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业损失80万至100万亿美元，这将造就未来3至5年内全球金融体系内流动性严重失衡和快速的体制转换，而目前中国拥有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保障作用，使人民币和以其计价的资产事实上成为国际储备的力量，这就更需要中国科学地预览国际货币体系的主体走向，创造性地实现人民币体系的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国际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汇率波动是该等国际经济体通过汇率政策获取世界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是当代版的“特洛伊木马”式国际金融互动，其中美国和欧盟都将最大限度利用美元、欧元的国际本位币的体系运转，修补自身经济，能发的财不发这不是市场经济的传统，也不是欧美国家经济制度的本质。

但是，这对以美元、欧元等为主的中国外汇储备和国际资本积累体系是非常不利的，也是它们可以绑架中国外汇财富的最有效的传导途径，它可以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缩水、减少收益，并变相补贴美国和欧盟。伴随着国际纸币体系的汇率变化，如果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贬值10%左右，这种补贴的价值就将接近2000多亿美元，就相当于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也相当于2008年中国一亿多农民的年收入。为此，这个博弈是死生之道，不可不察！中国目前既没这么富裕，也没这个必要。这也就要求我们开创一条成功的市场化之路，解决中国的人民币对冲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转移问题，由此也同样需要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路径积极有效地化解和套利。

因此，正确把握人民币的国际化路线，是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博弈的直接要求。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条件和战略运转路径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应该在未来5-8年之内通过整合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币，也就是应该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本位制的基础，三者之间的互动应该成为体系本位制的主要结构和规则。

到目前为止，由于还没有缔结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国际公约，因此一国或一个区域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主要依靠该区域的综合实力，这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提供了非常好的突破机遇。

笔者认为，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一般条件应该包括如下：1.稳定运转的纸币体系并值得信赖；2.金融创新能力；3.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体系；4.完备的国际化的货币市场工具和资本市场工具；5.足够的市场交易量，能够合理地解决流动性问题；6.具有足够的经济体量和经济增长能力；7.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或区域事务管理；8.货币可自由兑换；9.具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力量；10.具有良好的财政纪律约束和货币管理能力。

就此，对美元而言，这个体系的财政纪律约束和金融市场监管不足；对欧元而言，这个体系拥有统一的货币而没有统一的财政，由此增加了这个体系的不可靠性，2008年这个货币曾经急剧对美元贬值20%即是明证；对人民币而言，其不足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完备、国际化的货币市场工具和资本市场工具、货币可自由兑换和法律体系和法制力量等方面。但中国之不足并非以上五个方面皆为空白，其不足主要体现相关方面的个别或局部因素，实属此唱彼和，声应气求之状，这是通过建立和完善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解决的。例如关于货币可自由兑换，目前中国的经常项目是可以兑换的，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资本项目之兑换也是可以运转的。同时由于中国拥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以上五个方面的不足又打了折扣，大多可以得到弥补！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货币市场的主要能力，也初步具备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条件，这个行动应该加快列入国家改革计划。

因此，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应该在未来5至8年之内通过整合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币，也就是应该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本位制的基础，三者之间的互动应该成为体系本位制的主要结构和规则。

对于中国而言，若以8年时间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应关注如下问题：

其一，要避免在中国发生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或较大的金融动荡。如果国际上发生类似的危机，中国应力争尽可能减少损失。

其二，要强化中国的内需增长能力。

其三，必须完成发达的金融市场的构建，力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立足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体系之上。人民币纸币体系要国际化，没有人民币运行的发达的虚拟经济市场（整体性包括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外汇市场）是万万不可的。

其四，应注重通过国际协议，推进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这个途径包括：大型的货币互换协议；以人民币认购国际债券；以人民币在国际上发行债券对冲外汇储备风险；建立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现货、人民币期货的全球结算系统和完善人民币的其他市场。大体上运转重点可因循先港澳台和周边国家，再主要贸易国，最后进入全球市场之程序。

其五，8年之内应避免与美元、欧元、日元有较大的汇率之争，并有效防止人民币过大幅度的升值、贬值。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路线图

实施营建人民币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战略步骤应该是：初期三年内可限于经常项目和有管制的资本项目的结售汇；三至五年内应放宽资本项目的结售汇；八年左右的时间，应努力实现除特殊项目外的资本项目的全部兑换，并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

从2002年到2008年的7年内，中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10万亿人民币，达到了102398亿人民币；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00670亿元。若以近几年中国GDP平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水平，再过4年，到2011年中国GDP将超过36万亿人民币；再过6年，到2014年中国GDP将接近50万亿人民币；2016年将超过60万亿元人民币。

以这个经济体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大约5至8年之后，人民币经济体将发生三个重大变化，其一，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其二，人民币将通过经济事实和经济增长推进的日元模式而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其三，届时人民币必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构建成一个紧密型的区域经济体，也就是具备了建立一个与美国、欧洲并列的大型经济体的可能。所以，中国GDP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力也决定了经过8年左右的时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而且未来8年左右的时间也是中国建立特大金融中心的时间表。倘若不以前瞻性的战略推进这项工作，就相当于我们在推进一个缺少发动机的经济快车高风险地前行，车毁人亡是早晚的事。

这大概也应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事实时间表，也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路线图，为此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汇率、流动性过剩、外汇储备构成都应该尽快实施总体改革，并果断地实施转型，以拓展更大的金融生存空间。

实施营建人民币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战略步骤应该是：初期3年内可限于经常项目和有管制的资本项目的结售汇；3至5年内应放宽资本项目的结售汇；8年左右的时间，应努力实现除特殊项目外的资本项目的全部兑换，并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

营建人民币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突破时机选择有两个可能：其一是作为革命者，择选大规模经济危机、经济调整之时进行，由此构建成本较低；其二就是作为一个建设者，推进人民币有序的转型。依据欧元的构建经验而言，应该选择稳步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币的战略。

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币，将使人民银行成为全球性的发钞银行，获取全球性的铸币税收入；将全面减少中国对外经济的汇率风险和降低外汇储备持有量；将有效降低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贸易成本，建立中国的逆差融资能力，高效平衡国际收支；将促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投资，并使中国的金融机构进行全球化的扩张，获取丰厚的金融收益；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货币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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