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

作者：王振忠 阅读次数：588 发布时间：2006-2-7    [大 中 小]  　
  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
王振忠

      
       内容提要：少林武术蜚声远近，但徽商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却未见有人专文论及。本文收集族谱、文集、笔记及契约文书等，对明代徽州武术大师程宗猷（冲斗）的生平事迹作了细致的考证，从商业史的角度对《少林棍法阐宗》作了新的阐释，并讨论了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指出：在明代，徽州至少出现过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两位武术大师，他们分别前往少林和峨嵋学术武术，这与徽州当地的尚武之风及明代中叶以还经商风气的日益炽盛密切相关。明清以来，徽州虽然也出现过一些镖师，但却始终没有形成镖局那样的组织。相对而言，信局和信客的活动更为频繁，这与徽商经营的重点区域及中国南北人文风气的差异有关。
　　

      “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奇”[1]，少林武术虽然闻名遐迩，但徽商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却未见有人论及。笔者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始于十数年前在安徽省图书馆阅读到的《休宁碎事》中的一则史料。继而于数年前，又在皖南书肆经眼一精美的少林棍谱（明代徽州文书抄本），唯因书商索价极昂，故虽摩挲久之，却终未能购藏。2003—2004年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日以阅读珍稀文献为课，偶然间看到该馆所藏的两种少林武术资料，恰与先前所见、令人难以释怀的史料颇相接近，遂结合公私收藏的其他文献，对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作一简要的探讨。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少林武术资料，其一为刊本《少林棍法阐宗》，三卷，明程宗猷撰，十二行二十二字，一函三册，书末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章。[2]该书前有婺源大畈人汪以时、陈世埈和程子颐的序，后有程宗猷兄弟叔侄程同、程胤万、程胤兆[3]和程继康的跋。上卷和中卷为棍谱、棍图、枪式和棍势歌诀等，详细叙述了各类棍法的招式，列举了五十五种执棍姿势，每一种都配有精致的插图，并缀以解释性的歌诀。下卷为问答四十条。此外，该馆另藏有《少林棍谱》一种[4]，该书显然是以前者为母本的抄本，只是更为简略而已。
本文首先分析程宗猷的生平事迹，其次对少林武术与明清徽商的经营活动及少林武术与徽州社会的关系等，加以较为详尽的探讨，最后则是简短的结论。

一、有关程宗猷生平事迹的几点分析
      《少林棍法阐宗》成书于万历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5]该书题作：“新都程冲斗宗猷著”，据此，程宗猷当字冲斗。[6]参校该书者有他的两位叔祖、两个弟弟和两个侄子，另有三位甥孙和三位侄子“阅梓”。其叔程继康在《〈少林棍法阐宗〉后序》指出：
……余侄冲斗生负奇气，智勇性成，凡与闻人秘艺遇，靡不习之，靡不精。嗣入少林，遇异僧号按囗[7]堂，艺出诸家之表，从游岳寺，未尽其奥，乃千里秣马，迎请至六安，敬事忱恳，无二所亲。僧高冲斗谊，亦授无余隐。后即囗禅麻埠之广福寺，未几寂化。冲斗为心丧，偕同门弟子叔新明为龛垅焉，于是冲斗得以尽其法而超悟之。素负雄力绝技者，远相访谒无虚日，一交臂间，辄索然如小巫而去。故声走海内，闻者亦避舍逊焉。昔倭虏寇朝鲜，颖兵宪詹公数使军中教师讽冲斗出。万中丞镇天津时，藉冲斗甚，介王都司折柬招之，人皆以此时冲斗当为知己用矣，辄谢曰：“古之报知己者无如聂政之于严仲子，政以老母在，此身尚不敢许，吾安能效温太真作绝裾事？”皆不就。辟道途之警，横槊赴敌，群盗侦知其名，辄遁去，其先声夺人类如此。然赋性仁厚，崇礼让，有以武艺请者，率谢不能。余侪于暇日强试其奇，见坐作击刺之方，即山崩潮激未足谕其勇也，烈风迅雷未足谕其严且整也，环相咋曰：“技至此乎，而以为祀、为养之故，未及勒功燕然，以光吾族。”余曰：“不然，冲斗以深沉之资，负绝世之学，非炫一时名，其将有待也。”越兹《棍法阐宗》成，不致广陵散绝响之叹。……
      从上述的序文可见，程宗猷自少年起即志向远大，为得神功绝艺，凡听闻有名拳师，即不辞千里前往讨教切磋。这里有几点颇值得注意：
       一是程宗猷的出身及其学艺过程。从《少林棍法阐宗》等书中，我们并没有获得关于程宗猷身世的多少直接记载，所见的史料也大多比较笼统。如程氏族人称赞程宗猷为“族之奇士也，磊落魁伟，慷慨然诺，真古侠丈夫风。且孝多淳笃，恂恂儒也。儒不授，转而试武” [8]，等等。不过，我们从笔记史料中却看到：程宗猷首先是到少林寺习学武艺，据载：“少林例：学成者能打散众木偶，方许出寺；否则必欲去者，乃由狗窦出耳。宗[冲]斗学既久，独能打散木偶”，[9]所以顺利走出山门。根据上文《〈少林棍法阐宗〉后序》的描摹，程宗猷似乎没有完全学到本领，或者确切地说是他对所学到的并不十分满意，而是精益求精。他千里秣马，将异僧迎请至六安[10]专门授课，以期求得真传。从这一点上看，程宗猷必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事实上，据《怀秋集》记载：“休宁程宗[冲]斗弱冠好枪棍，祖付三千命贾，宗斗携往河南少林寺学武艺，罄其橐。”关于习学武艺的费用，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技勇类》中指出：“少林寺拳法著于世，学者先存赀若干，衣食之费皆取给于赀之息。学成将行，从庙后夹弄出。门有土木偶，触之，即拳杖交下，能敌之而无恙，可安然行矣。行时，僧设饯于门，反其赀。不然，仍返而受业。有数年不成者，即越墙逸去，赀亦不可得矣。”[11]对照《怀秋集》的记载，应当可以说明此种惯例行之久远。程宗猷在少林学艺十余年，后又迎请少林异僧至六安，因此，他为学艺而花费不赀，显然是可以想见的。在明代中后期的徽州社会，“中人之产”的标准是“十金”。“数千金”至“万金”的资金规模，则是“上饶之家”。[12]因此，“三千（金）”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见，程宗猷原先是要出外经商，应是一名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徽商，或者至少是典型的徽商子弟。
      二是程宗猷的师传。嵩山少林寺为少林武术之传播地，隋末少林寺僧助唐太宗征讨王世充（俗称“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其后，少林寺遂以武术闻名遐迩。及至明代，出现了一种传说——元至正初年，红巾军围困少林寺，危难之际，原在厨下负薪烧火的僧人持一火棍挺身而出，大喊“吾乃紧那罗王也！”遂以拨火棍击退红巾军。故此，相传少林寺棍法源出紧那罗王，为神传之技。明万历九年（1581年），著名学者王士性游少林寺时，看到“寺四百余僧，……僧各习武艺俱绝”。[13]可见，当时的少林拳棍就已颇为有名。不过，此类武功“相传甚秘，自非趾其门者不授也”。[14]根据程宗猷的自述，“余自少年即有志疆场，凡闻名师不惮远访。乃挟赀游少林者，前后阅十数载。始师洪纪师，溷迹徒众，梗概粗闻，未惮[殚]厥技。时洪转师年逾八十耄矣，棍法神异，寺众推尊，嗣复师之，日得闻所未闻。宗想、宗岱二师，又称同好，练习之力居多。后有广按师者，乃法门中高足，尽得转师之技而神之，耳提面命，开示神奇。后从出寺同游，积有年岁，变换之神机，操纵之妙运，由生诣熟，缘渐得顿，自分此道，或居一得。至于弓马刀枪等艺，颇悉研求，然半生精力瘁矣”。由此可见，程宗猷到少林寺练武十余年，初拜少林寺武僧之首——洪转为师学习棍法。洪转枪棍俱精，著有《梦绿堂枪法》一书传世。程宗猷又与宗想、宗岱两师习武练棒，以后还从广按（广按是法门中的高足，尽得洪转之真传）谈拳论棒。
       程宗猷到少林寺拜师学艺，又四方寻益友，在吸收众家之长后独创一法。在《少林棍法阐宗》“问答篇”中，他指出：
       或问：长枪则有杨家、马家、沙家之类，长拳则有太祖、温家之类，短打则有绵张、任家之类，皆因独步神奇，故不泥陈迹，不袭师名。今子棍法通玄，不让枪拳诸名家，即谓之程家棍，非夸也，何斤斤以少林冠诸首哉？
      余曰：惟水有源，木有本，吾虽不敢列枪拳之林，然一得之见，莫非少林之所陶镕，而敢窃其美名，背其所自哉？
在问答中，问者设问――程宗猷的棍法已自成一派，亦可称为“程家棍”，不必冠以“少林”二字。而答者则以为此棍法源自嵩山少林寺，冠以“少林”二字，实以明其渊源所自。其实，“棍艺擅少林，四方尸祝久矣”，[15]程宗猷将自己的棍法标为“少林棍法”，以表明衣钵传承之有自。他认为：“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此少林为棍中白眉也。” [16]少林棍中白眉，是指少林棍为棍法中的翘楚，后人将程宗猷所传棍法称为“少林白眉棍”，[17]实际上是不了解上述一文（尤其是“白眉”二字）的含义致误。
     除了少林高僧洪转传授的棍法外，程宗猷还有被人誉作“无不精绝”[18]的诸般技艺。其双手刀法得自浙江刘云峰，枪法得自河南李克复，弩法则是其游寿春遇土人、得穴中铜机而创。程宗猷鉴于“火器之便于负荷者莫如铳，恨施发为迟，乃潜心古制”[19]，他的弩法，吸收了火器的一些优点（如照门等），经过改造，“弩身不满尺七，而担稍有加，或支诸腰，或悬诸肘，携带似于甚便，力较擘张，而雄张较腰开而速，临敌似于甚裕，张不藉于多人，……用力收效，又似于甚捷”。他的改古新制铜弩，对初学者以及实际使用上均颇为方便，“中力即能挽，下愚亦可习。……朝学可以暮成”。[20]
     综前所述，程宗猷枪棍俱精，兼及弓马刀弩之术，心手俱化，随心而应，诸般武艺皆有造诣，卓然成家。
      三是程宗猷学习武艺的目的，主要是为其家族的经商保驾护航。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出兵援朝抗日，此役沿续了七年之久。官府屡次希望程宗猷出山教授武艺，但程宗猷似乎不为所动。他的绝世武功，看来主要还是为父辈经商提供保护。据《怀秋集》记载：程宗猷出少林寺后，“惧祖责，不敢归，父遣人访得之，闭诸室，不令他游。后父挟重赀，偕之往北京，道遇响马贼，父惧甚，匿草间，宗[冲]斗独敌数十人，皆辟易。响马惊拜曰：神人也！邀其父子至山，宴而后归其橐，宗[冲]斗从之。方半酣，偶闻门外喧哗，急跃起如飞鸟掠檐间，忽不见。群盗惊甚，少顷，自门外从容来曰：吾乍闻喧，将试吾拳勇，乃下人噪杂，不足辱一挥也。盗皆色然恐，还其行装，送其父子归。其父亦讶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后恐其将入匪类，不令出游，遂以商贾终焉。”这段史料与前揭程继康之《〈少林棍法阐宗〉后序》中的“辟道途之警，横槊赴敌，群盗侦知其名，辄遁去，其先声夺人类如此”的描述颇相接近，只是《怀秋集》的结尾称：程宗猷中以经商而终其天年。对于他的后半生，程子颐的《小序》指出，程宗猷“声震南北，当路者屡物色，而欲爵之，终不应。余尝诘之，曰：‘人稍抱一长，即企以干世，如公绝技，而固深藏，何哉？’公曰：‘吾方以老母在，而不敢出，又以吾未嗣，而不容出，姑置之。’”不过，休宁知县侯安国的《耕余剩技叙》对于程宗猷的后半生，却有另外不同的说法。他说自己曾劝程氏应募，“群答云：家事颇饶，囗（？）为自保身家计，实不欲仕出。……逾月，天津巡抚李公闻其名，羌官以礼币聘之，且以书相托。余即命陈簿同其官持币往，程生自来谒，辞语犹如昔日”。后来因侯安国发怒，斥之为“食肉麋、饱糟醴无用之匹夫”。程氏受此一激，方才答应以身报国，遂父子兄弟并带其家丁八十人，自携粮饷赴军门从戎，以所创强弩及刀枪诸法日夜训练津兵，颇见成效。程宗猷被授以佥书，子颐以守备，诸子弟皆把总等职，休宁还建有“义勇可嘉”坊以彰圣宠。虽然，侯安国叙文提及程宗猷的后半生与《怀秋集》的说法有所歧异，但程氏习武的最初目的，却是为了“保身家计”，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家事颇饶”，则显然与其为经商之家有关。

       二、武术与明清徽商与徽州社会
      前文提及，除了《少林棍法阐宗》这样的刊本外，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少林棍谱》抄本一种。而在皖南，类似于《少林棍谱》这样的抄本实不在少数。前述笔者在皖南书肆所见明抄本徽州文书，与《少林棍法阐宗》的内容大同小异。另外，在歙县南乡等地，笔者经眼的有关棍法之文书抄本，亦不在少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少林棍法阐宗》在徽州各地的影响。程同在《〈少林棍法阐宗〉跋》中指出：“此集一行，海内豪杰之士阅图抉秘，则人各干城，国足御侮，虽功不在一己而在天下不朽。”类似的评价还有不少，如汪以时的《〈少林棍法阐宗〉集序》指出：“程君冲斗负奇节，遨游梁、楚间，憩少林者屡矣，遂师交其魁杰，得尽其技。已复精思悟会，更为阐发，图会成帙，各缀以诀，向所谓秘莫问者，披阅瞭若指掌，都人士尚武者缮写服习，竞景附之，甚有冒其名以诧四方。君不知，问且曰：是代吾广布者也。”如果说这还只是友好亲朋的赞美，那么，著名军事家茅元仪的评价，应当更为中允且权威。《少林棍法阐宗》刊行后不久，他即评论道：“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故特采之。”[21]茅元仪对《少林棍法阐宗》一书称赏备至，认为所有的武术器械皆以棍法为宗，而棍法则皆以少林为宗。鉴于程冲斗的《少林棍法阐宗》叙述棍法极详，可谓前无古人，茅元仪将其全文（还有《蹶张心法》等）收入自己所著的《武备志》中。清人吴殳（修龄）在其《沧尘子手臂录》自序中亦指出：“余所得者，有石家枪敬岩也，峨嵋枪程真如也，杨家枪、沙家枪、马家枪，其人不可考。少林枪，余得者洪转之法。汊口枪则程冲斗也，有《耕余剩技》、《少林阐宗》、《长枪法选》诸书刻印行世。此七家者，其法具存。……今就七家之言，真如一门，而入一师而成一于纯者也。……少林全不知枪，竟以其棍为枪，……少林去棍则无枪也。然少林尚刚柔相济，不至以力降人，冲斗止学少林之法，去柔存刚，几同牛斗，而今世冲斗之传江南最盛，少林犹不可得，况其上焉者乎。总而论之，峨嵋之法既精既极，非血气之士日月之工所能学。沙家、杨家专为战阵而设，马家、少林、冲斗，其用于战阵，皆致胜之具，惟江湖游食者不可用耳。……”[22]吴殳对程宗猷的棍法颇多评论[23]，并将“程冲斗枪法十六势”附于《手臂录》后，并称之为“程家枪法”。尽管吴殳对少林武术及程宗猷多有微词，但上述一段话却也说明程宗猷的《少林棍法阐宗》一书，在江南各地有着广泛的影响。
     《少林棍法阐宗》等拳术械技之作的出现，与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背景，有着一定的联系。
      明代中期以还，外则边徼骚扰，内而萑苻窃发。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乃至内陆腹地均遭受倭寇侵扰。譬如，通州“当江之委，而浮于海漘，南直吴会，北汇淮泗，外屏岛夷，内疏漕道，岁收醝利，以给大司农九塞，其为地也甚重”。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因倭寇蹂躏，“城下之庐不遗甓磶，城中民溢食匮，有如处釜，几糜烂焉”。[24]当时，倭寇的进犯，给通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百姓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岛夷自越突新都，且薄芜湖”，也就是倭寇从浙江突袭徽州，将到达芜湖。“芜湖故无城，守土者束手无策”。当时，在芜湖经商的歙县岩镇人阮弼“倡贾少年强有力者，合土著壮丁数千人，刑牲而誓之，……寇侦有备，而宵遁”。[25]另一份传记也提到，嘉靖年间，“时吴越间奉倭，旁及吾郡（徽州），郡中故无备，警至，率襁负入山，长公（休商程锁）宣言曰：‘吾以岩郡阻上游，寇未必至，至则境内皆倭也，何避焉？’乃勒里中少年，召三老豪杰，分据形胜，列五营，长公军中军，营立一强干者为之长，乃分部伍，聚缑粮，诹日为期，长公执牛耳，盟忠壮祠下。……由是悉遵约束，人人幸自坚。顷之，寇略郡东，寻遁出境”。[26]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前后，倭寇进袭扬州，端赖于流寓扬州的数百名西北贾客（山西、陕西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守城自卫，扬州城才免于遭难。[27]倭寇进犯杭州，胡宗宪“委山阴尉巡檄关外。尉急，自计贼势张，安能以空拳抵饿虎之喙。椎牛酒，悉召城外居民市户及新安之贾于质库者，皆其乡人也，醵金募土兵可数百人，劳以酒食，具为约令之，众酒酣，扬兵出，罕遇倭，直前，薄其垒，倭骤出不意，小却，我兵贾勇大奋，倭各鸟窜散”。[28]综上所见，倭寇对于东南各地的侵扰，使得活跃其间的徽商西贾，不得不面对着保卫财产和生命的严峻考验。于是，实用的商人也开始留心于防御攻取之间。
      程宗猷的“小弟”（可能是族弟）程胤万即曰：“余自秦入燕，归而有城守火器战车诸十数辩，苟非仲兄（引者按：指程宗猷），余将抑郁谁语？”[29]有理由相信，程胤万对于城守火器战车的关心，与当时的形势有着一定的联系。事实上，程宗猷的《单刀法》，即吸收了倭刀的长处。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福建建宁府推官陈世埈在《〈少林棍法阐宗〉集序》中亦曾指出：“今北虏未靖，南夷方张。”程宗猷的侄子程儒家跋曰：“……今边鄙多定，征书四至，公雅不喜筮仕，尝忆公著书之时，当东事未动之先，每谓余曰：成平已久，武事废弛，吾侪今日之讲求，未必非他日之实用也，汝曹其志之！何其事之即起，尽如公言哉。”这些都说明，《少林棍法阐宗》之撰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确有着一定的关联。不过，除了这种时代特征外，徽州武功典籍及武术大师的出现，也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它与明代徽州习武之风的炽盛密切相关。

1、武术与徽州社会
      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的时代，徽州当地就有“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的记载[30]。程胤兆的《少林棍法阐宗》跋指出：“吾族自晋、梁、唐、宋以来，理学文章之外，间以武功显。即有未显，而不乏其人，说者谓是亦山水有自钟者。”近人许承尧也有类似的说法：“武劲之风，成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31]在明代，徽州各地都组织有乡兵。据歙西《重订潭滨杂志》下编“乡兵”条记载：“前明之末，吾邑村落皆习乡兵，保守闾里，各自为社，争延武师以教子弟。”潭滨亦即潭渡，据该书记载，当时潭渡黄家雇有樊塘人“程一腿”，擅长用腿，前后左右开弓，神妙异常。黄吕（《重订潭滨杂记》之作者）的叔叔黄琬，年纪仅十三岁，就学到了这一绝活，并能挥舞单刀，而当时他的身体还不及单刀的长度。基于各种现实需要，延师习武在徽州民间屡见不鲜[32]，故而徽州文书中屡有延请拳师的“拳关”，兹举十数例如次：
（1）学拳关书序
      今夫人莫贵于闱身，围身即能守身，守身即为孝心也。予尝闻奔走之劳人，行经险道，遭难微躯，小则发肤丛伤，大则身体致毁，非无手足，莫能围身焉。惟习乎拳，斯身可围，身可围，即身可守，身可守，将我有发肤，其谁伤之耶？我有身体，其谁毁之耶？三牲虽未备，而孝心庶乎无愧耶！爰表芳情于卷端，兼列弟子于简右。[33]
（2）投师文
    立投师文人Δ都图某姓名，自愿将身拜到某师傅名下，习学武艺，听凭教训。面议几年为则，出师之日，谢礼银若干。其银面付一半，仍至技艺精通找足，不致爽。倘工艺不精，师留不传，乃师之惰；身好游不练，乃身之过。自立投师文之后，二各毋得反悔，如有此情，甘罚银若干，与悔人受。恐口无凭，立此师文存照。
（3）拳关
    立关书人ΔΔ，今邀到左近邻居戚友兄弟叔侄人等，各人自愿，敦请拜到ΔΔ西宾名下，习学武士拳、枪榜[棒]，二项俱学，训诲日期，随时教诲。习徒者朝夕舞扬不歇，训师者昼夜传教扳扌敖。倘若师留不严，乃师之惰；弟子好嬉不练，乃身之过。望开茅塞，而吾感激无淮[涯]矣。[34]
（4）关书
    立关书人△△△等,窃惟持己接人,守分为奉；止奸御盗,用武防身。以故风淳俗美,在乎发政施仁；治乱持危,必也文兼武备。遇文王用礼乐,世以兴仁忍让之风；逢桀纣动干戈,诚有不得不然之势。由此观之,国以甲兵而卫外,民以拳棍而防身。此上下相同之理也。余等生居于世,守分安农。无如积弱成懦,事事受人欺凌；法远山高,每每被强掖制。法条虽肃,有理难伸；弱莫强何,含冤受气。诚有不立不生之势,常怀家倾事败之忧。是以无可奈何,爰集同人,敬请△△先生,恭迎敝舍,教演拳棍,惟冀循循善诱,俾得武艺高精,谨之防身,可使出人头地,庶几奸盗之辈,莫生觊觎。而持接之间,当存恻忍也已.[35]
（5）学武关书
     立关书人OOO等,盖闻文学足以辅世,武事可以防身,武之一事,人生所不可少也.我党青春之辈,虽无文质,可立武功.如不修治,必流放荡,是以邀集青春十数位,会议集成亻辛资OO元正,恭请OOO先生降舍训练一场,以为薪水之劳。但愿投样之后,各遵教训,同里毋许参商,如有此情,凭师严责不贷,恐口无凭,书此为序.
（6）学武关书
    立关书人OOOOOO等,窃思文可定国,武可安邦.诗曰:清清多士,为国之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近世学堂,文有体操一科;武备学堂,每星期有作文一课,是知文武,固国家之要紧关头也.吾辈天姿不敏,不能习文,则必习武,是以敦请OOO武先生降临草舍,训诲武力一厂[场],为徒者虽聪明,不善教,不能得其法,但愿教者诚意,学者专心,俨如桃李得春风,花枝畅茂,仿佛为亩逢时雨,秀实者多,是为序.
    （7）学武关书
     立关书人OOO,窃以文为经邦之略,武多保卫之方,然民国以来,各府州县,所以有文学武备学堂之设也,文学有体操一科,武备有作文一课,是知国家于文武之端,即为重要务也.吾党青年,天姿不美,文不能习,武可以为,特以邀集数人,合集亻辛资,敦请O处OO武先生降临寒舍,训练武功。为先生者虽有善教,不勤学,不能得其术,即为徒者,虽其聪明,不用功,不能知法.总之,教者努力,学者专心,日有就焉,月有将焉.所谓赳赳武夫,亦可以干城矣,是为序.
生徒芳名束修于后.[36]
（8）学武关书
      立关书人△△等,今因地方蛮横,山窝犷野,凶徒刁恶,三五成群,八九为党,故意生端斗扭,如此不合,是以邀集有能少壮之人,自愿拜到△△老师为徒,专学武事,各各防身后患。如有寒冬雨雪闲慢月来,务使用心精教,不可大略。如若不习,乃身之责；教之不精,是师之惰。其有供膳，轮流挨次,毋得推却。……谨陈徒弟俸资名列于左.[37]
    （9）关书
     盖窃思善人教民，务农讲武，诚以武之不可不讲，亦犹文之不可不教也。况吾辈之人，冲幼之时，未获诗书，致成人而后，徒然玩愒光阴，静而思之，则问男儿之节，不亦有愧耶？爰是慕善，……诚心立学，至于有勇知才，亦不至贻讥于宫墙外望也。议订束修，以应耳提之劳；豫言却礼，聊慰面命之劳。卜以来春，训徒一载，定如此日，矢口子钧，恭请△△老夫子设帐。
    谨将人束修列后。[38]
    （10）习武关书
     昔者圣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盖益友宜当相近，而损友切莫相交。故居必择邻，交必择友，毋得辱焉。今集益友几人，敬拜某某先生名下，习学防凶武艺，仰祈不靳真传，惟愿声应气求是望，不可虎头蛇尾，庶免孙庞之辱，恒以诚思之诚。[39]
（11）学武关书
     尝闻司徒造士，原尚文谋，而善人教民，亦兼武备。此非独戎行之列，亦以是为守望之须也。我村僻处乡闾，远离城郭，倘不素娴武艺，则遭贼盗，何以戒不虞也哉。适有△△先生武功出众，拳法无双，是以邀同比户，会集连庐，自愿习学。一年谨奉修金△两，庶有备无患，不惟可保乡里无虞，亦足以为熙朝升平之一助云尔。[40]
     在民间日用类书中，类似的“拳关”或“学武（拳）关书”不胜枚举。上述的《学拳关书序》，首先以儒家伦理立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于是顺理成章地引出人以护身、守身为要，守身即为孝心的逻辑。外出经商奔走，行路多难，只有习拳练武，方能护身以恪尽孝道。而习学的内容，则有武士拳和枪棒等。
     以汊口程氏为例，据陈世埈指出：“新都程氏甲于邑里，其族数千人，多业儒，取甲第，朱轮华毂相望。即去而善贾，亦挟儒以行。”[41]由此可见，程氏以业儒和经商为主，故而程宗猷将《少林棍法阐宗》等四种，合称“耕余剩技”付梓。另外，《少林棍谱阐宗》一书题作：
新都程冲斗（宗猷）著
叔祖云水（廷甫）、伯诚（宗信），弟同物（同）、侯民（胤万），侄君信（儒家）、涵初（子颐）  校
甥孙广微（致广）、观其（时澜）、仲深（时氵通），侄禹迹（时涞）、德正（时泽）、观正（时浈）  阅梓[42]
      以上圆括号为笔者所加，内中应是作者的名字。程宗猷在《纪略》中自述道：“余叔祖武学生云水，侄君信，太学生涵初，昔曾同学少林者。”这几位无论是武学生还是太学生，全都在少林习武。程涵初在书前还作有《小序》，其中提及自己曾游淮阴，“讲艺于云水公之门。云水公与公同源（引者按：指程宗猷）而长者也，习攻杀击刺之法，疾若鸷鹰，徐若游龙，一段摧坚靡锐之气，直令万夫辟易，技至此已谓极矣，然犹不能忘情冲斗公也。”此外，《少林棍法阐宗》由程胤万“为之点定”，[43]书前有程胤万和程胤兆的题词，书后则有程同和程胤万的《〈少林棍谱阐宗〉跋》。在跋文中，程同指出：“予少习丘坟，妄控武备，日从冲斗仲兄游，见与四方之士较量，无变色，无留难，而果如弩发机，如鹰博兔，……令当者吐舌，观者骇心。人莫不高之，予亦同声和之。”这些都说明，程氏家族中习武者颇不乏人，而且，对于武术有兴趣的更是大有人在。
     事实上，在汊口程氏一族，父子兄弟辈中的许多人都能少林棍法。县令侯安国曾令他们在当地的衙门内表演武术：“程氏子弟十余人，各手持其器至，刀戟犀利，鞭简皆重数十斤，始命之独舞，再对舞，继之群舞，飘花飞雪，回若旋风。”后来程宗猷率八十人应募，“上奉圣旨有‘义勇可嘉’等语”。天津巡抚李公称：“宗猷所携子弟兵虽仅八十人，可当数千之用，使非门下教习有素，恐有闻钲鼓而思逃者矣。”[44]对于程宗猷及其兄弟子侄的战斗力，当时的军事部门有着极高的评价。
     徽州的尚武风气，一直沿续到晚清、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编纂《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王集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吾庙子山村民，乾嘉以前无儒士，而以侠自奋者，盖皆以义起。”[45]他在该谱中的“武士传”及“农人传”中，多列有当地人习武的记载：
1、兆盛公讳灶宝，一讳灶祥，知次子。性忼爽，喜弓马刀剑。年十四五，恒裹利刃袜中，每人静月明，入荒场提之，作剑舞，银光闪闪。间复凝睇自喜，或纵步作势为刺状，曰：咨咨。咨者，刺人之呼声也。十六、七从人学为少林术，既而术精，数十人不能敌。洪杨之乱，匪据绩溪县城，分赴四乡搜山，村人纷避地，兆盛恒为之殿，匪将及，弱者惧不免，则回顾兆盛而相慰曰：灶在，吾辈无忧。兆盛亦自负，曰：吾庙子山王灶也，逆吾者以头来试。一日，兆盛行经前村碓，突遇一匪荷矛而前，兆盛击以腿，中其小腹，匪扑地大呼而毙，十余匪闻声踵至，围攻之，矛落如雨，兆盛预格点闪无少失，间伏地纵步潜进，伤匪一人，匪胆慄辟易。兆盛遥见余匪甚众，知终不可敌，且战且退，抵小溪，拔步越溪，以利刃自解上衣，赤其膊，怒发上冲，叱咤而言曰：来来，一个个葬鱼腹耳。匪惧，又以溪阔水深，不敢渡，乃退。自是匪无不懔王灶名，辄不敢犯。[46]
2、（农民王兆和，太平天国以后）勤耕作课，植蚕桑，业稍振。愤邻村之欺侮也，使子安灿习武艺，卒获售，为邑武生。[47]……（王安灿）身躯瘦悍，习武艺极精，尝树的百步外，于败簏中检得“嵩”字粘于上，张弓告人曰：杀其头。矢发而的破，视之块然存者“高＊”也，观者以为快。后一试为邑武生。初，王氏自应元公迁庙子山，生四子，号四房，王氏第四房满琮子社宁，迁居一都扬溪，其后人口渐繁，至是亦有考武者。安灿、邦锡并赴府城，为之摒挡试事……[48]
3、（王邦锡）生性豪旷，喜弄弓马。一日，邦锡行经广场，有习武艺者俱在，邦锡张弓发矢，矢贯的。又驰马，亦步勒有序，若熟习然。群惊曰：寄大可考武秀才。寄大者，邦锡小名也。于是邦锡发奋习其业，期年技熟，光绪间赴县试获前列，府试亦如之。及院试，邻村有无赖某姓者嫉之，宣言庙子山王氏从无考者，欲阻考，邦锡觅廪生曹立浩保，立浩者，汪村前人也，……亟保之，遂与试，案发入泮，为武学生员。[49]
4、（农人王兆明，太平天国后归家）生子安烈，使习武艺，获售为武学生员。[50]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习武的目的，除了应武举一途外，直接的刺激则是民间纠纷中那些门祚低微、丁少人寡之家常受的欺侮。如第2例的王兆和，就因受邻村欺侮，愤而令其儿子习武。这恰恰印证了前引第四份关书所提及的：“余等生居于世,守分安农,无如积弱成懦,事事受人欺凌,法远山高,每每被强掖制,法条虽肃,有理难伸,弱莫强何,含冤受气,诚有不立不生之势,常怀家倾事败之忧,是以无可奈何,爰集同人,敬请△△先生,恭迎敝舍,教演拳棍,惟冀循循善诱,俾得武艺高精,谨之防身,可使出人头地,庶几奸盗之辈,莫生觊觎,而持接之间,当存恻忍也已”。[51]而第1例中的王兆盛，从人所学者即为少林术，这是相当值得嘱目的现象。
      具体说来，徽州人苦练拳脚，主要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在地方社会，练习武术是自保身家的一个重要手段。从程氏家族的情况来看，《休宁县兵防志序》曰：
      休宁之为邑，崇山邃谷，深林密箐，拥蔽周遮，其中则一水荥萦于砑参怪石中，百折迂回，以达于杭。其四出之道，亦皆溪涧盘互，岭嶂重叠，以此险巘，宜无事于守矣。乃界连江、浙，唐宋以来，萑符之聚，往往而有。粤自苏寇方戢，继以黄巢，厥后宋有睦寇、江东寇、常山寇，元有蕲黄寇，明有姚源寇。盖自元以前，无防遏消弭之兵，虽宋有郡守谢采伯调兵以御衢寇，而不能专卫乎邑。明巡抚何执礼设操兵于五城，邑虽有兵，顾积弛而媮，转为民累。……[52]
       程胤万《〈少林棍法阐宗〉跋》云：“吾郡在万山中，四方多羶其沈，而汊川又当邻郡之界，族人士因得仲兄指授以来，略无标劫之警，阴受其福久矣。又得此书（引者按：指《少林棍法阐宗》），面承讨论，传之不替。设年岁不获，而萑符多虞，若有以此技奋义如先世，岂特为皇家保生民，而桑梓得藉以安敉宁也。”汊川亦即汊口，上述这段话的意思是——此处地当要冲，但因程冲斗传授的棍法，不少人多有武功，遂使当地较少匪警。诚如程宗猷自称的那样：“山野之民，警寇是惧，亦惟以此寓于从禽角猎之间耳矣。”[53]从禽角猎，意指田猎。
      除了防范盗贼外，增强在地方纠纷中的实力，也是人们谈拳论棒的一个重要因素。徽州人彼此畛域分明，故而田地、山场和林木方面的纠纷相当频繁，虽然徽州人素有“好讼”之名，但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纠纷的解决，除了依赖官府外，还有民间的调解，以及纠纷双方实力的较量。曾有生员王国贞呈控，被告则“恶恨切齿，声言：‘你有好笔头，我有好拳头。’”这让原告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狭路相逢，必加惨害”。[54]这种担心，其实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在僻远的乡间，官府虽有声威，但毕竟无法事事躬亲，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处（即前述第四份《关书》中所称的“法远山高”）[55]。拳头即是强权，在某种程度上仍是真理。[56]歙县南乡的诉讼教科书称为“蛮词”[57]，“南乡蛮”则远近闻名。《默识刑例》抢掳类：
白昼劫抢，法纪昭彰，拦途打劫，脉络难通。
狭路相逢，不能躲避，半路截抢，目无法纪。
沿路纠抢，藐法难堪，藉棍无赖，扰抢为生。
拦路夺抢，藐法滔天，纠夥打劫，犯法弥天。
黑夜强抢，器皿一光，地棍夥掳，强狠莫制。
凶徒刁狡，搅抢横行，恶棍刁猾，劫掳孤庄。
纠众藉出，横抢耕牛，聚众截抢，道路难通。
狭路阻劫，（血瓜）道无行，横行盗抢，绝路凶打。
恃强欺弱，白日劫掳，倚势强蛮，抢掳截凶。
纠党聚众，沿河强抢，党恶为非，夥抢藐法。
劫抢孤庄，农民难活，假扮强抢，法律难甘。
夜黑涂脸，妆盗打劫，白昼抢夺，法律昭彰。
势横强蛮，截抢窜逃，恃势欺孤，劫抢山庄。
诈扰为生，殃害无休，刁强逞夥，打劫凶殴。
撞骗夺抢，恐遭不测，诱断围抢，躲匿难防。
断路劫夺，财命两绝。黑夜闯门，捆殴掳掠。
素残凶毙，呈叩偿填，残暴不仁，扰害滋生。
暗害难妨，屡遭莫测，阻抢凶殴，命悬难保。
捆抢杀命，藐法欺天。
      前引第八条《学武关书》中提及教演拳棍的原因，就是“地方蛮横,山窝犷野,凶徒刁恶,三五成群,八九为党,故意生端斗扭”，与上述的情形颇相类似，故此需要邀集少壮，拜师习武。而一旦发生宗族械斗，人多势众、武功高强者自然能够占据上风。新发现的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詹鸣铎著）记载：民国元年春节，“西山下人，赤膊着，在那太阳之下，学拳习武，……查西山下余姓，系早年跳梁的逆仆，所谓‘与我同壤，而世为寇仇’。他本在（詹氏）九姓（世仆）之内，他去年请拳师来教授，将来要与我詹姓对垒交锋，今朝天气晴和，闲暇无事，故在那操习武功，比较武力”。“至初八日，他们忽然纠众，登碧茂公家前次结讼的坟山，强斫荫木。碧茂公的侄辈荣富与他格斗，大被棍伤。他们把荣富二人，打得头破血出，挑而投之于水，甚至（？）逢人乱打，耀武扬威，看他情形，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我詹姓的人向来如散沙，畛域各分，秦越相视，经此一激，忽然通体集合起来，万众一心，剑及屦及，是日大队出发，直将西山下人家所蓄养的池鱼十一塘，一扫而空。村内人人捕鱼，个个吃鱼，此也鱼来，彼也鱼往，闹得下半日两阵对圆。我村有名富祥哩，肩荷鸟枪，长驱直捣，且到该处牵得一牛来，要将他宰割分吃，势焰之盛，可想而知。西山下人至此，虽然学拳习武，却无抵抗能力。后到旃坑多请力士，亦不过能保巢穴，要想出而制胜，万万不能。”[5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一些儒生亦习武练棒。《我之小史》中的婺源思口人程光棨，“英年入泮，才思翩翩，且习拳术，自夸武力”。黄宾虹笔下的“雨墩先生”，“才美焕发，艺兼文武，凡经史子集、九流三教之书，无所不通，骑射拳勇、蹴踘弹唱之技，无一不习”。[59]可以说，称戈立矛，引弓击剑，练武风气在徽州各地均相当盛行。
      除了大姓外，小姓也颇多习武。如前述“脱壳”[60]的小姓——西山下余姓，即是一例。至于依附大姓的世仆，更有专门的拳斗庄。据叶显恩先生的调查，祁门县十五都，俗有“查湾三千郎户，八百庄”的谚语，郎户即充当家兵的佃仆。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1949年前。凡年龄十六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均在应服拳斗劳役之列。每年冬天，由武艺高强的师傅负责教习武艺，每期四十天。郎户亦称“拳斗庄”，以服家兵劳役为主要内容，负责守卫山场、财产，防备外界和越界开山种粮或其他不测事件。发生械斗时，这些人总是被驱作充当打手。而在主人外出经商时，则往往是作为保镖，以保护主人的生命及财物不受侵犯。[61]

2、镖师与徽州行商
      对于徽商而言，外出行商，经常会遇逢道路不靖，为魁悍武桀的响马所劫夺。前述程宗猷与其父亲挟重资往北京经商，即曾遭遇响马。天启六年（1626年）出版的《士商类要》，记录有不少从商经验。如“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坠便湾泊”条即指出：“不论陆路、水行，俱看东方发白，方可开船离店。若东方冥暗，全无曙色，寒鸡虽鸣，尚属半夜，若急促解缆陆行，恐堕奸人劫夺之害，不可不慎。至于日将西坠，便择地湾船投宿。俗云‘投早不投晚，耽迟莫耽错’也。”[62]又如告诫商人“逢人不可露帛，处室亦要深藏”，指出：“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瞧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殆由于此。”[63]再如，“客商慎勿妆束，童稚戒饰金银”条则指出：“出外为商，务宜素朴，若到口岸肆店，服饰整齐，小人必生窥觊，潜谋劫盗，不可不慎。”[64]《士商类要》一书中，也有不少有关盗贼的直接描述。其中，尤其是对船户的描摹特别之多：“雇船如小买之由，要看人船好恶。……船家乃暗贼，往来介意提防”。[65]“谚云：‘十个船家九个偷。’……张家湾、河西务车脚，甚是能偷”。[66]“苏、杭、湖船人，载人居上层，行李藏于板下，苟不谨慎，多被窃取。”[67]此外，《买卖机关》中有：“卸船无埠头，防生歹意。”意思是说：“凡卸船，必由船行经纪，前途凶吉，得以知之。间有歹人窥视，虑有根脚熟识，不敢轻妄。倘悭小希省牙用，自雇船只，人面生疏，歹者得以行事，以谓谋故，无迹可觅，为客者最宜警惕。”[68]明隆庆年间徽商黄汴所编的《一统路程图记》[69]中，更具体指出诸多盗贼和响马活跃的地点：

编号 路程 治安状况 卷帙
1
  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
驿路 自北京至徐州，响马贼时出，必须防御。 卷1，页146
2 南京至广西水、陆路 本府（桂林府）由平乐府水至梧州等府，瑶贼恶甚。 卷2，页157
3
  本司（广西布政司）至柳
州府、庆远府路 瑶贼恶甚，水陆皆难。 卷3，页165

4
  柳州府至田州府、泗城州
路 瑶贼恶甚，水陆皆难。 卷3，页165
5 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 贼有盐徒，晚不可行，船户不良，宜慎。 卷5，页182
6 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 船户谋客可防，虽有船伴，亦宜谨慎。 卷5，页183
7 瓜洲至庙湾场水路 小安丰至朦胧五十里，盐徒卖私盐为由，实为强盗，谨慎。 卷5，页184
8 巢县由汴城至临清州路 自颖州至大名府，响马贼甚恶，出没不时，难防。 卷6，页189
9 淮安府至海州安东卫路 右路晚亦可行，盐徒甚恶，…… 卷6，页190
10 扬州府至山西平阳府路 自宿州至汴城，有响马，宜慎。 卷6，页191
11 徐州西至汴城路 马牧（徐州至此，响马多。） 卷6，页194
12
  嘉定州平羌镇至峨眉山
路 自湖广至仪真，强盗出没不时，有夹洲处，贼尤甚。夏港口有斜沙入江心，未过沙而转尖者浅，其沙上货无粗细[70]，一例而掳掳。凶年贼多。 卷7，页200
13
  大江上水，由洞庭湖东路
至云、贵 草鞋夹中，虽谨慎，无风浪之防，夜偷摸，粗细货皆要，日调包，闻贱休买。 卷7，页202
14
  江西城由广信府过玉山
至浙江水路 江西至玉山，水缓，夜有小贼，可防。 卷7，页202
15 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
路 盘门、五龙桥、八尺、王江泾、大船坊、塘栖小河多，凶年有盗，艐船无虑，早晚勿行。 卷7，页203
16
  杭州迂路由烂溪至常州
府水路 烂溪、乌镇无纤路，水荡多，人家少，荒年勿往，早晚勿行，……平望鹰脰湖中，风、盗宜防。……自常州至浙江，牙行须防，价值难听，接客之徒诓诱，阊门市上货杂，不识休买，剪绺宜防。 卷7，页203
17 陶桥至各处 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过客无风、盗之念，铺家有白日路来强盗之防。……由泖湖双塔船至苏州，有风、盗、阻迟之忧，船大人多。……泖桥东去黄浦，西去黄泖，南往嘉兴，北去松江，早晚多盗，宜防。 卷7，页206
18 衡州府到岳州府水路 自衡州至长沙，日无强盗，夜宜谨慎。 卷7，页207
19

  湖口县由江西城至广东
水路 自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而有，江中强盗得财便休，惟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北入吴城，南入赵家围，风、盗渐可省。……浈江多滩无石，上难而下易，船大无虑，峡中山蛮宜防。 卷7，页208
20 广东至安南水、陆路 濛江口。（有贼） 卷7，页208
21
  湖口县至广信府玉山县
水路 康郎山（……山在湖中，前后多盗，谨慎……） 卷7，页209
22
  江西由休宁县至浙江水
路 江西至饶州，湖中贼出不时，荒年尤多。……富阳之下，有潮有盗…… 卷7，页211
23 祁门县至湖口县水路 饶州牙行用筐子船出湖接客，好恶难分，必不可上。 卷7，页211
24 吉安府至茶陵州路 自吉安府至路江，每处十里。……中途土豪口称“粮长”，每挑索银五分，不与即打，有司不知，过客甚受其害。 卷7，页212
25 扬州府跳船至杭州府
水路 嘉兴至松江船，昼去而夜不行，此路多盗。 卷7，页213
26 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
路 冬间，夜有盗。 卷8，页222
27 徽州府至崇安县路 沙溪有盗，宜慎。 卷8，页223
28 休宁县由几村至扬州水、
陆路 自呈坎至几村，不可起早，日调包，夜偷摸，打闷棍常有者，冬有强盗，谨慎。 卷8，页224
29 芜湖县至徽州府路 自芜湖县至徽州府，每处十里，早有闷棍，日有调包，夜有盗，宜慎。 卷8，页225


      从黄汴所编的《一统路程图记》来看，虽然该书记录了全国的商业路程，但书中述及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盗贼状况及车匪路霸的条目，明显多于其他地方，但这并不表明长江中下游的治安状况比其他地方更差，而是因为：这一方面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故而对于这一地区特别熟悉，更能知危识险。另一方面更说明，南方的广大地区，治安恶劣之处远少于北方，故能一一详列。而北方则险处丛生，除了少数路线（如到开封的各条路程）外，徽商也相对地不那么熟悉，故而只能笼统地指出：“自北京至徐州，响马贼时出，必须防御。”所谓“响马”，是指结伙拦路抢劫的强盗。因马身系铃，或抢劫时先放响箭，故有此称。清人褚人获《坚瓠乙集》卷1《各省地讳》：“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如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胯，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又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夏言，言即答以‘响马能空冀北群。’”[71]李时、夏言，均为明人，“响马”竟成为畿辅一带之地讳，这说明早在明代，响马贼是陆路沿途商卖中的顽症。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指出：“窃谓此地为畿辅要害，而去州县稍远，响马大伙多盘据其中。无守令弹压，任邱各大家，又为之窝主，几不可诘问。”[72]明代徽商方良材曾让人从开封携带千金同其他的商贾一起到杭州买货，中途却被“暴客乘快响马尽夺之”，只得向官府报案，几经周折，才将罪犯缉拿归案，并追回脏款。[73]官府衙门虽有缉匪捕盗之责，但并不是每个案件均能侦破。因此，长途行商，需要武功高强的人方能保住性命及财产。不难想见，倘若没有技击泰斗程宗猷的保驾护航，程父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人财两空了。
可见，在明清时代，无远弗届的徽商在外出经商时，常常历经艰险。特别是在盗匪横行的地区，往往需要加强自我保护。徐野君所作的《汪十四传》，记载了非常精彩的故事：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详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骑射，有燕赵之风。时游西蜀，蜀中山川险阻，多相聚为盗。凡经商往来于兹者，多辄被劫掠，闻汪十四名，咸罗拜马前求护。汪许之，遂与数百人俱拥骑而行，闻山上嚆矢声，汪即弯弓相向，与箭锋相触空中折堕，以故绿林甚畏之，商贾尽得数倍利。无几时，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弓矢之勇，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所贵也！”因决计归，归则以田园自娱，绝不问户外事。而曩时往来川中者，尽被剽掠，山径不通，乃踉跄走新安，罗拜于门外，曰：“愿乞壮士重过西川，俾啸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壮夫其许之乎？”时汪十四雄心不死，曰：“诺！”大笑出门，挟弓矢连骑而去，于是重山叠岭之间，复有汪之马迹焉。绿林闻之，咸惊悸，谋所以胜汪者，告诸神，当以汪十四之头陈列鼎俎。乃选骁骑数人如商客装，杂于诸商之队而行。近贼巢，箭声飒沓来，汪正弯弓发矢，而后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际一挥，弦断矢落，汪忙迫无计，遂就擒，入山寨中。贼党咸持金称贺，犹意在往劫汪之护行者，暂置汪于别室，絷其手足不得动，俟日晡，取汪十四之头陈之鼎俎以酬神。忽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诚豪杰，何就缚至此？”汪曰：“毋多言，能救我则救之，娘子军不足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后，汝则如饥鹰怒龙，夭矫天外；而我凄然一身，作帐下之鬼，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无策甚矣。吾行百万军中，空空如下天状况，区区贼奴何足当吾锋哉。”美人即以佩刀断其缚而出之，汪不遑起谢，见舍傍有刀剑弓矢，悉挟以行，左挟美人，右持器械，间行数百步，遇一骑甚骏，遂并坐其上。贼闻之，疾驱而前。汪厉声曰：“来！来！吾射汝。”应弦而倒，连发数十矢，应弦倒者几数十人。贼无可奈何，纵之去。汪从马上问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为兰省给事中，现居京国，今年携眷属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诸婢子尽杀，独留妾一人，凌逼蹂践，不堪言状。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见严君。又私念世间或有大豪杰能拔人虎穴者，故踌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严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赐，京华虽辽远，当担簦杖策卫汝以行。”于是奔走数千里，同起居饮食者非一日，略无相狎之意，竟以女归其尊人，即从京国返新安终老焉。老且死，里人壮其生平奇节，立庙以祀，称为“汪十四相公庙”，有祷辄应，春秋歌舞以乐之，血食至今不衰。[74]
      这是一个美人救英雄，而义风侠骨的英雄又千里走单骑、护花至京城的动人故事。此段文字后收入徐珂《清稗类钞·义侠类》，作《汪十四送美人归》。[75]徐珂的文字与上文颇有出入，最大的一处是“闻汪十四名，咸罗拜马前求护”，而《清稗类钞》则作：“闻汪名，咸聘为镖师。”另外，文末亦并无汪十四临终前受到祭祀的记载。
     《汪十四传》出自笔记，颇具传奇色彩。笔记的作者是徐野君，亦即徐士俊，此人为钱塘人，与徽州出版商汪淇（憺漪子）关系莫逆，俩人经常合作出版书籍[76]。汪淇曾说：“野君好观优伶演剧，终夜忘倦。”[77]徐野君作有《曲波园传奇》，因此，徐野君敷演的故事，传奇色彩可能在所难免，不过，有鉴于他与徽商汪淇的交往，《汪十四传》应当有着历史的影子，也反映了特定地域一定的真实状况。
      从故事情节来看，汪十四及诸商人活动的舞台是在西蜀，而在明清时代，的确有不少徽商活跃于西蜀各地。如明嘉靖时人许尚质，“负担东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翁既居蜀，数往来荆湖，又西涉夜郎、牂  、邛笮之境”[78]。《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徽商程德瑜，“专一走川陕，作客贩货，大得利息”。[79]徽商许朴庵“少游江湖，久客西蜀，精于奇赢，居积致富”。[80]黟县人汪国偰“与蜀客贾于荆襄间，白莲教匪扰，转徙入蜀”，后至重庆府。[81]婺源秋溪人詹文锡，入蜀经商，于惊梦滩凿山开道，方便过往商贾，人称“詹商岭”。[82]这些，都是徽商在西蜀一带活动的背景。徽州有对汪公（华）及汪华诸子（相公）的信仰，不过，一般认为汪华九子，故通常在文献上仅见有汪公大帝及汪公九子的信仰（最常见的是“汪九相公”，其次为“汪七相公”，再次则为“汪八相公”），而未见有汪十四相公庙。此处的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商人崇拜的一个极佳例子。
     明清以来，在盗贼横行、治安状况恶劣的商路上，徽商往往需要有相当的武艺防卫身家。前述程宗猷保护父亲的故事，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所谓“辟道途之警，横槊赴敌，群盗侦知其名，辄遁去，其先声夺人类如此”——身怀奇技的程宗猷之事迹，与此处的汪十四故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程宗猷保护的徽商是自己的父亲（或者也可以说是经商的合伙人），而汪十四则是职业的镖师。关于职业镖师或镖客，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中，还记录了一位徽州镖客的经历：
      徽州汪某以勇称，有大贾延之为镖客，卫之入陕，道逢显宦挟重资，约同行止。抵旅舍，甫解装，有童子来投宿，系骑于门外，趋至汪前，曰：“若囊中物，皆攫取而来，予当攫取而去。明旦君若缓发，恐见骇也。”汪讶而不敢言。夜过半，呼起行，诿为倦，请后，约去远，乃就道。十里入山径，见车驮狼藉，童子坐岩上，指溪以示汪，皆死人也。汪大骇，童子曰：“此去山路恶，可速行。”汪叱众急趋，以贪程，失住处，彷徨谷中。见山堰有草庵，求栖宿，一比邱尼年四十余，引至堂东小室曰：“栖此，夜间多虎狼，勿乱窥，骡马置苑中，无妨也。”一更许，闻扣门，徐闻尼曰：“取不义物也，馘其魁，何得多杀人，忘我戒。”即闻以杖击物声。汪众悚惧，未及晓，束装，谢尼而行。[8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关徽州镖客的例子，其背景均在中国西部及西北的川陕一带。

       3、武术与徽州坐贾
       除了行商外，徽商坐贾也经常受到地痞流氓的骚扰。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人口社会流动的增加，各地都滋生出一些“地棍”，他们凌弱暴寡，无恶不作。[84]徽州人曾以对联的形式，勾勒此色人等的的丑态：“老我生涯鹰攫肉，生计全凭三寸舌；问谁敲吸豹褫皮，贪谋欲吸万人脂。”[85]譬如，明代嘉定南翔镇上侨寓徽商丛集，从事棉布贩卖， “百货填集，甲于诸镇”， 经济日趋繁荣。万历中，徽商受“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86]在明代，江南的“打行”颇为活跃。明末侯峒曾指出：“吴中为奸民者有二：一访行，一打行也。明旨禁访行者，或跳而他匿矣。打行薮慝，敝邑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昨岁郭门之外，有挺刃相杀者，有白昼行劫，挟赀乘马，直走海滨者。”[87]侯峒曾即为嘉定人，他的描摹可信度应当较高。及至晚清时期，现存的苏州府碑刻中仍有《禁止地匪棍徒向安徽码头及凉亭晒场作践滋扰碑》、《吴县禁止各船户在安徽码头楼下砌墙摆摊并添竖柱阻碍船户上下之路碑》等[88]，这些，显然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徽州客商在异地所受的滋扰。
      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为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往往亦须习练武术以求自卫。明代徽商、休宁由溪人程天宠，“挈重赀，贾浯溪，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于是尽读阴符黄石公诸书暨孙吴兵法，日与诸豪士试剑校射，群英咸集，乃跃马三试之，皆中鹄贯革，海宁诸武胤咸吐舌推毂”。[89]徽商詹鸣铎自传《我之小史》提及婺源城中著名的拳勇程佑生，“一生孔武有力，曾与保卫队斗殴，手擒二人，如打大钹，抛而远之，连擒连抛，见者无不吐舌。城中下流如朱剌等，索债剥衣，强项之至，一逢佑生司，则避之惟恐不及焉。邑中夜摆诗摊，朱博士某公来打诗条，摊上劝以勿打，某公报称我已输了，摊上道：你输了，我给你铜元二枚好了。当时取以给之。既而警察来索取陋规，例给铜元四枚即去。后佑生司来打诗条，摊上连忙立起，孝敬铜元二十枚，请端去吃吃酒。故曰：博士不如警察，警察不如程佑生”。《我之小史》的作者詹鸣铎，在婺源县城开设振记小店，“曾有异地镳客来投名刺，打布施。佑生司走来，提其镳口向外，镳客连忙收拾，望望然去之。佑生司言：兴孝坊一带，上自振记，下至信诚庄，劝你少走为妙云云。”可见，武艺高强的拳勇往往能阻止地痞流氓、镳师剑客的骚扰。许承尧的《歙事闲谭》也记载：“汪霖，字雨苍，号榆园，歙西岩镇人。身工不满七尺，英毅精悍，虽强武者遇之，皆自失。尝游武林之西湖，众无赖子弟数十百人，方劫持一新安客，势汹汹张甚。君视之，故人也。怒，奋臂直入，翼故人纵横出。数十百人，咸自荡击颠踣，有僵不能起者。君顾视大笑，徐把臂去。……于是人争传君材武，有愿奉千金请授技者，君麾之去。”[90]这些，都是徽商习武御侮的例子。
      广义而言，商界也是江湖，投身商界，亦即闯荡江湖。在某种场合，武术功底与从商技能相互结合，才能为自己营造出良好的商业环境。在侨寓地，有时出于对各类资源的争夺，对某种利益的独占和追求，极易引发纠纷乃至激烈的械斗。根据武术史籍，湖南麻阳人滕黑子，少年以操舟为业，耽嗜拳击技艺。对此，杨杏农的《江汉琐言》记载：
      当道咸年间，湘人之业木商者称极盛时代，其木料以运至武汉消[销]售者为多，每岁木排之抵汉者，约数千张。（聚集木料数百根，用竹绳扎为一张，故名，木排每排需十数人驾使之。）惟以彼时汉镇泊舟码头，俱为川鄂人以强有力占尽，湘人几无插足地。故木排抵汉时，只能湾泊于鹦鹉洲上流一带，而下流则不准湘人越雷池一步，偶有误泊者，则必遭川鄂人聚众殴击，湘人不敢与较也。滕氏素以驾木排为业，因挟技击奇术，平日义声颇著，故舟人俱崇奉之。彼时适抵汉，因江水暴涨，木排断缆，流至鹦鹉洲下，川鄂人遂将木排扣留，更聚众欲斗。滕氏乃约舟子中之健者十余人，并慷慨相告曰：吾湘因无泊舟码头，日受川鄂人之欺侮凌践，至于忍无可忍，然彼等所恃者，人众而心齐，故敢肆其横强，吾湘则人虽多，竟以身旅客地，而心怯不敢与较，致日任川鄂人之殴责而无了日，未免为湘人羞，今吾拼此生命，一雪此耻，诸君且随我来，毋庸畏怯，彼等人纵多，只须我一人足矣。舟众闻滕言，皆奋发欲与川鄂人一决。滕即率此十余人，至鹦鹉洲上游，命将木排夺回。川鄂人见滕人少，遂群起持木棍攒殴，滕即腾身而起，霎时间，川鄂人被抛入江者数十人，余均鼠窜以去。迨次日，川鄂人呼群而至，人约千余，滕更空拳出而相搏，当之者无不抛掷数丈外，且奋斗时，人只见滕氏如怒鹘横空，往来搏击，捷若闪电。此役也，川鄂人之被击及沈没江心以死者约百余人，并经控告，官吏以川鄂人以众殴寡，先有不合，遂判湘人得直。滕氏之名大著，而鹦鹉洲乃归湘人独有焉。 [91]
      这是在汉口上演的一出“打码头”的流血械斗。根据武汉地方史的研究，清代嘉道咸时期，徽商与湖南帮为争夺对“宝庆码头”的控制而展开了血腥的械斗。据载，嘉庆初年，宝庆帮（来自湖南宝庆府所属邵阳、武冈、新宁、城步、新化等县来的船民）在长江汉水交汇处、龟山头斜对面的汉口岸边辟有码头，即宝庆码头。另在月湖堤、鹦鹉洲、白沙洲，宝庆帮亦建有码头。汉口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即为徽帮所据。嘉庆中叶，宝庆帮在同乡官僚的支持下，圈占了部分地区，作为宝庆码头用地及同乡船民住地。徽帮并不甘心，数次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咸丰六年（1856年），宝庆帮在湘军将领曾国荃、刘长裕等人的支持下，纠合船民，大败徽帮，并乘机扩大地盘。此后，械斗持续不断，直到1949年方才告终。[92]由此可见，《江汉琐言》中湘人与川鄂人的争端，其实应是与徽商的纠纷。在这里，除了官府势力作为后盾外，拳勇股肱之力亦有相当的作用。
       类似的例子在上海、景德镇等地也都有发生。《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20《世传六·侠义传》即载：“祥株公……天性豪侠，从人学拳术极精，少习木业，为细作佣于上海。是时上海徽人极少，漫无团结。故有徽宁会馆，宁人尤无多，旧日传遗基业，十六七为外商所占，屡争不回。一日勘官议界，外商人众，而有大力，徽宁人不能敌。桂率同夥十余人趋前力争，外商皆挥去之，桂不为动，于是遂启争执。外商围之数重，桂率同夥徒手与角，众尽披靡。勘官知不可侮，乃谕改期。及期，双方均以代表至，外商情无可遁，遂恢复。”[93]光绪以后，庙子山一带外出经商、特别是前往上海经商的男子相当之多。文中有徽宁人与“外商”（其他地区的商人）在上海旧传基业的争执中，拳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迫使对手让步，而且也折服了勘官——这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例子。而詹鸣铎《我之小史》续编卷2，也提及婺源著名拳勇、段莘人汪伯海在江西景德镇“义救詹詹[兆]林”的故事：“盖詹兆林即我的林叔公，向伙景镇南货店，亦以拳勇著名。店中白糖桶，打叠安放，林叔公每举重若轻，店中同事，多服其神力。且南货店友多从司务习拳术，讲到林叔公，无不崇拜。那年适江西会馆万寿宫演戏，林叔公往观。戏台之下，偶言这戏演得不好，江西人素来蛮横，有一人翻驳，谓：没有人请你看，好你就看看，不好你就不要看便了。林叔公大怒道：这是会馆演戏，你叫我不要看么？要叫我不要看，除非到你家老婆房里去演。那人反唇相讥，冲突起来，两下举手斗殴，江西人纷纷扰扰，都来帮打，棍棒交下，板凳继起，砖头瓦石，抛掷不绝。一时喊叫声，辱骂声，妇孺号哭声，闹成一片，戏场大乱，台上停锣。林叔公夺得一棍，左冲右突，被江西人困在垓心。时汪伯海在门外，听得人人喧嚷：打灰[徽]州老！打灰[徽]州老！……急忙赶进一看，见大家攻打林叔公，这还了得？当下夺得一棍，即与林叔公以背贴背，各舞其棍，八面威风。无论棍棒板凳，砖头瓦石，一触其棍，即成反击，打得落花流水，东倒西歪。二人徐打徐出，到了大门之外，疾驰而去。江西人众大败，是役也，伤者百数十人，重伤者七八十人，因伤致死者六人。……”[94]这是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事，由此可见，拳棍是民间争斗中最常见的武器。《我之小史》中还提及有一次江西人“打了灰[徽]州会馆，六县公呈，蒙省派委员董公查办。董安徽人，断令修理会馆，做戏请酒，凶犯荷枷台前示众。彼时五县人都已认可，惟黟县人不遵，谓打了朱子牌、万岁牌，何等重大，必杀两颗人头悬挂石狮方可。后来缠讼，多延时日，反至蹉跎”。正是因为有诸多纠纷，所以景德镇“南货店友多从司务习拳术”。即使是在徽州本土，由于某种原因与客民亦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95]在这些冲突中，人多势众、武艺高强者自然能占据上风。

三、结语
      自宋代以来，火器开始应用于军事，“达远洞坚，遏冲御突”。及至明代，火器的使用更加普遍。作战时，冷热兵器往往根据各自的特点相互协调，配合使用。虽然近距离搏杀，冷兵器仍是唯一的重要手段，但明代火器在其功能及发挥作用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近远距离作战的传统拳术械技。[96]故此，戚继光指出：“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之艺入门也。”[97]
民间武艺的重心不是武器，而是拳术。《少林棍法阐宗》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武术技艺，到火器已广泛应用的晚明，此类技艺诚如程宗猷及其族人一再声称的那样，谈拳论棒主要是自卫身家。程宗猷将弩制与长枪、倭刀及棍法合而行世，他自称：“余草莽之臣，耕余所得者也，因目为耕余剩技。”[98]其中，他所辑的棍法，“授诸桑梓，为异日保障丘墓之备”。[99]这些，都绝不是自谦的说法。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其主要用途具体表现为在乡里的抵御欺侮，异地行商时的强身自卫，为贸易保驾护航。至于其后为官方所赏识，并逐渐运用于实战，从而从民间武术转化为临阵杀敌的军旅武术，应当并非程氏的初衷。以往对于程宗猷及《少林棍法阐宗》的研究，多是从后者（也就是武术史或军事史的角度）加以探讨，而从商业史角度的分析则实不多见。
      本文的结论是：程宗猷“数十余季极力苦心”[100]钻研武术，与徽州当地的尚武之风及明代中叶以还经商风气的日益炽盛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以下将进一步申论。
      明代中叶以后，各地商帮此起彼伏。行商坐贾以长途贩运、以有易无为主要经营特点。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转，一些商人不得不苦练本领，或雇佣武艺高强者保护自己。尊我斋主人所著《少林拳术秘诀》一书，剖析少林拳术的源流变迁（并不全面），其间勾勒了一些武林高手的生平事迹，从中可见，拳击与商业，实有着密切的关系。[101]他在谈及“南北派之师法”时指出：
       南北之区分，究以北地为胜，其中有关乎天时地理者，非人力所能为也。盖以燕赵齐秦之郊，多豪侠奇绝之士，且北地苦寒，生于其间者，筋骨实较南方为强，而饮料食物之中，米与麦又大有悬殊。吾尝周历幽燕长城诸地，广漠平原，一望无垠，每至秋冬之交，而南人之初至其境者，已有瑟缩萧索之意，迄至北风怒号，寒飚裂骨，南人之不能撑支，更无论矣。北人则习惯成性，毫无畏缩，虽层冰盈丈，雪花如掌，而鞍马纵横自豪，此北方人之筋骨较诸南人为强健者，乃天演界中之生成的优势，不可讳也。益以北地最重镳客，人之所以此谋生活者不可胜数，因其地绿林豪客，所在多有，其中盗首贼魁，亦常有挟奇技异能者，不可以寻常视之。而商贾之出于其途，欲保持其财物者，势不能不顾聘镳客，此等镳客，必须操极精之技术，而后可以保他人之财物，与自己之生命，此中精微，洵所谓真实本领，而丝毫不可假借，故凡欲以充当镳客为生计者，平日秘密之练习，先必求其普通，而后习其专门。总须择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及者，朝夕以求之，必臻乎至精极熟之境，始可出而应镳客之选。此盖由于一生之生活关系，乃以技击一道，为第二之生命，是以操术之精，有非南人所可几及者，正以此也。[102]
      尊我斋主人没有提及程宗猷等人的事迹，从其叙述中也颇有重北轻南之势。其实，在明代，与武术结缘的徽州人还不止程宗猷一人。除了程宗猷外，吴殳还非常推崇“峨嵋枪程真如”，在《沧尘子手臂录》一书之后，附有程真如的《峨嵋枪法》。其书题作：“峨嵋僧普恩立法，海阳弟子程真如达意，古吴后学吴殳修龄辑。”吴殳有《评程真如峨嵋枪法》一文：“徽州程真如所著峨嵋枪法，……卓哉绝识，枪家之正法眼藏也。”[103]“海阳”亦即休宁，这说明——在明代，徽州休宁至少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位武术大师，他们分别前往少林和峨嵋学习武术。因书阙有间，我们对于程真如的生平事迹并不十分清楚[104]，本文主要以程宗猷的例子，说明徽商与少林武术以及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在明清时代，南北最具势力的商人是徽商与晋商。晋商与走镳护院的镳客及镖局（亦作标局、镳局）之关系以往多有人论及，根据卫聚贤的研究，“标局是雇用武术高超的人，名为标师傅，腰系标囊，内装飞标，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标师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镳，某人武艺高强，不可侵犯。重在旗帜，故名‘标局’。标局分春夏秋冬四季运现，至山西太谷县，名‘太谷标’；又运至祁县、平遥、汾阳，名‘太汾标’；此时名为标期，又称过标”。卫氏引证万籁声之《武术汇宗》并综合民间传说指出：山西有行意拳法，祁县传为戴大旅（廷桓）、戴二旅（廷（木式））所创，据称此法从岳飞传下，兄弟二人在河南从老道人中学习，后来在十家店经商，有一、二百里土匪抢掠，被兄弟二人赶走，由此而出名。[105]戴氏兄弟二人与形意拳的关系，与程冲斗之创设少林棍法之情形，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徽商与镖局并无密切的关系，更没有组成镖局那样的组织。然而，徽商与少林武术却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这显然与明代徽商的经营特点及其时代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代，北中国有很多徽商活动的踪迹。如山东临清，有诸多徽商聚集。而河南开封附近，更是徽商经营的大本营。当时，江南与华北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运，[106]在这一过程中，徽商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汴梁购置木棉，再到江南贩买棉布。此外，四川一带亦是徽州人重点经营的地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在华北和西南出现了程冲斗和程真如那样的技击泰斗。及至清代，徽商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也有像汪十四那样的镖师，但较之北方[107]，南方一带的治安从总体上来说相对较好[108]，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相对严密，而且，相对而言，南北方盗贼作案的手段也有不同，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总体上更倾向于诡计巧取，而非暴力豪夺，故此，徽州虽然也出现过类似于汪十四或汪某那样的一些镖师（均以西南或西北为其活动背景），但却始终没有形成镖局那样的组织。在徽州及南方各地，信局的活动似乎更为普遍。[109]



      本文原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编《徽学》第三辑，2004年。注：原文前之英文摘要为该刊蛇足，非笔者手笔，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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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唐顺之：《峨嵋道人拳歌》，转引自无谷、刘志学编《少林寺资料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7月版，页419。
[2]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Hollis catalog作“明天启元年（1621），FC4876（1058），耕余剩技本”，但胶卷上则作万历年间，后者可能是根据序跋所署的年代著录，误。《少林棍法阐宗》于天启辛酉（1621年）与《蹶张心法》、《长枪法选》及《单刀法选》合刊行世，名曰《耕余剩技》。1919年，周越然将之改名为《国术四书》石印出版。最近，《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子部”收录程宗猷的《耕余剩技》（据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天启元年程禹迹等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计4册，前2册即为《少林棍法阐宗》。该版颇有缺字，字迹、图幅漶漫不清，印刷极为粗糙乃至低劣，完全失去了中国传统善本的神韵，可谓但见“再造”之名，而无“善本”之实。哈佛燕京图书馆另藏有《程氏心法三种》，见陶湘所辑“百川书屋丛书续编” 第五册，庚午、辛未涉园陶氏影印本。“百川书屋丛书续编本”虽未列入善本，但却远较《中华再造善本》精致。
[3] 程胤兆辑有《天都阁藏书》，天启间刻本，一函6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4] 索书号为：T 6976  9440；FC2114。
[5] 程胤万：《耕余剩技叙》。
[6] 关于程宗猷，此前仅见有陶孝忠《程冲斗和〈耕余剩技〉》一文（载休宁县文化局编《海阳漫话》第三辑，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12月版）。该文简单介绍了程冲斗的事迹（文中虽未见有任何注释，但资料均出自《休宁碎事》及《耕余剩技》序跋），作者将程冲斗定位为“少林武术家和武术著作家”，主旨则在于“把他的事迹掏献给读者，希望能为爱国爱乡教育提供点素材”。（页280）
[7] 此下有数字无法辨识，以“囗”表示。
[8] 陈世埈：《少林棍法阐宗集序》。
[9]见清徐卓辑《休宁碎事》，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海堂书巢刻本，卷1，页3 上—3下。因程宗猷字冲斗，加上“宗”与“冲”颇为相近，故此处的“程宗斗”应即程冲斗。
[10] 程冲斗的父辈即有在六安一带活动的踪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90册，收录《程仲权先生诗集》，该书是由程可中（仲权）之子程胤万、程胤兆二人所编。程可中笃信佛教，孜孜以“念佛”、“东林西寺，寻僧问法”为念，（页160）写下不少与佛教有关的疏、记等。如卷5有《仰山伽蓝碑记》，称仰山伽蓝为“新安丛林第一寺”。（页115）《程仲权先生诗集》卷8为疏，收录其人所作的《灵隐寺建造两廊中塑五百罗汉像募缘疏》、《南京刻续藏经募缘疏》、《珠泉修寺募缘疏》、《祝禧寺精舍疏》和《六安州菊花店建茶庵募缘疏》等。除此之外，书中有关佛教者还有不少。其中《六安州菊花店建茶庵募缘疏》曰：“古者十里一亭，三十里一舍，所以为行旅之居停，耒耜之憩止，暴雨烈日之暂避，传餐寄饮之少依，而先王善政所以亟亟焉眷于兹也。菊花店者，其要则簦屩之所必趋，饷饁之所恒系，而平陆莽苍，广野辽阔，风雨之不时，寒温之乖候，露处宵征，仓皇踯躅，前村尚遥，近关未钥，故茶庵之建，所以为济物之慈也。比丘某首立弘愿，顶礼檀那，爰度地宜，并鸠材植，上以奉玄天上帝香火，下置茶灶，以饮涂旸，洌泉香涌，露茗春芽。龙凤成团，韵辍林中之杵；旗枪始战，涛翻竹下之铛。舌本凉生甘露，喉间香溢醍醐。一椽业举，片瓦功高。一缕一丝而皆可，盈千盈百以何嫌。敢告十方，同发一念。”（页132—133）建茶庵的做法在徽州极为普遍，而且，茶庵供奉玄天上帝。这条资料可能说明休宁汊口程氏在六安一带颇为活跃，故程冲斗才会将异僧迎至六安习学武艺。
[11] 徐珂：《清稗类钞》第六册《技勇类》“以摸钱掷石习拳法”条，中华书局，1986年8月版，页2929。
[12] 参见拙作《〈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载《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页70。
[13] 周振鹤编校：《五岳游草》卷1《岳游上·嵩游记》，《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版，页32。
[14] 汪以时：《〈少林棍法阐宗集〉序》。
[15] 程继康：《〈少林棍法阐宗〉后序》。

谢谢楼主讲解！！

于考研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