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教育整理：维新教育

三人行—考研 · 发表于 11-6-28 09:49:00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
　　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在他们的社会观念和治国方略中，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他们都认识到，改革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如郑观应，他明确提出了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思想。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 全面学习西学
　　早期改良派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马建忠在1884年指出，洋务运动热衷讲求的“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者也”。郑观应之后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内容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派在考虑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已经突破了民族的范域和封闭自固的观念。
　　● 改革科举制度
　　随着新式学堂的产生和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阻碍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第一，中国教育近代化主要是学习西学，而科举考试重经史，严重阻碍了西学的传播和课程化。第二，近代教育强调培养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人才，而科举考试以选取单一的政治人才为目的。早期改良派虽猛烈抨击科举制度，但并未彻底否定，在他们设计近代学制时还考虑到与科举制度接轨。
　　● 建立近代学制
　　在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郑观应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人才。他通过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而西方教育是“无事不学，无人不学”，可谓一语道破近代教育多样化、职业化、普及化的特征。在此认识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仿照西方学制，并结合中国按行政区划设学的传统，分别在京师、省府、州县建立大学、中学、小学的三级学制系统，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还建议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成为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学制中的“小学”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初等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这种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粗糙，且明显有和科举挂钩的痕迹，但它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系统地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实践的水平，克服了洋务学堂孤立、分散和应急性的特点。
　　● 倡导女子教育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只对男性开放，与女子无缘。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认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能服务于社会，是“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同时还出现了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女教》等集中讨论女子教育问题、倡导女子教育的专篇文章。
二、维新教育实践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迅速转化为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维新运动要求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教育实践活动是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 兴办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
　　万木草堂：1890年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讲学授徒，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等，1893年冬，选定仰高祠为正式讲舍，定名为“万木草堂”，学生达100余人。教学内容包含了各类西学，包括政治学、群学等，成为酝酿、研究、宣传维新理论的场所，造就了一大批维新人才，梁启超即是典型代表。
　　湖南时务学堂：1897年，维新运动趋向高潮，湖南一些倾向维新的官员在谭嗣同的推动下，创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在教学中着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倡导民权学说，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
　　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著名者如：
　　北洋西学堂与南洋公学：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呈请在天津开办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奏请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以后逐年开办了师范院、外院（小学程度）、中院（中学程度）、上院（大学程度）和特班。民国后发展为交通大学。这两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形式，分初、中、高等级，相互衔接，按年级逐年递升，具有三级学制的雏型。虽为洋务派人物创办，但维新观念已寓于其中。

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1897年，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倡议在上海设立女学堂。经正女学作为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其他如北京的通艺学堂、绍兴中西学堂、浏阳算学馆等也都较为著名。
　　● 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如1895年8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并于同年11-12月间，成立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分别作为两会的机关报，南北呼应，形成甲午战争后维新宣传活动的第一高潮。此后，各地宣传维新的学会和出版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如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广西的圣学会和《广仁报》，湖南的南学会和《湘报》等等。各地林立的学会除通过集会、演讲、印发书报等形式传播维新思想以外，还聘有教师定时讲课、收藏图书仪器、广招学生（会员），形成维新变法的政治团体。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
　　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开始以中国为宰割对象，国家面临瓜分危局。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存。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维新变法，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宣告夭折。在这103天中，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
　　● 设立京师大学堂
　　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

为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八章，对大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课程、入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及使用都作了详细规定。
正值京师大学堂筹办之际，发生了“戊戌政变”，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由孙家鼐筹办，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与原《章程》的规划相比，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其封建性明显加强。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
　　● 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
　　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里所说的《四书》文即八股文，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经济特科区别于明清的进士科，分为六项：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紧密了。
　　● 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
　　“百日维新”开始时，光绪皇帝在明白宣示：从今以后，王公大臣、士子以及庶民百姓，都要兼习中、西学问。嗣后，又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中、小学所用课本由官设书局统一编译印行。势在造成一种“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的局面。
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
　　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冲击。这些措施在推行中遭到抵制和拖延，大多未及施行，即被守旧派宣布废止。但是，由此激荡起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放眼世界，渴求新知风尚，已不可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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