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能办出一流的大学吗? ——访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西北联大对西北教育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西北大学的校长,您认为西北联大对西北大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方光华(以下简称方):西北大学实际上是由西北联大改名过来的,它和其他大学不太一样,西北联大1938年分立为五个学校,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只有国立西北大学是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更名而来,在国民政府当时的文件中,都是把西北大学当做西北联大的大本营。西北大学在精神上与西北联大的联系很清晰。第一,在学校的办学理念上,西北联大要放眼世界、立足西部、传承文明,现在的西北大学基本就是按照这个理念去办学的,就是要扎根西北、传承文明、放眼世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校训是一个学校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精神,各学校都有校训,西北大学的校训“公诚勤朴”,也是1938年8月西北联大定下来的,传承至今。当时文学院的院长黎锦熙对“公诚勤朴”有一个解释,“公”就是“以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最高的理想;“诚”就是“不诚无物”,就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有至诚之心才能感动万物;“勤”就是要勤奋、努力;“朴”就是要质朴,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质。第二,西北大学现在的整个学科的框架、格局、结构、特点,是从西北联大传承过来的,当初西北大学从西北联大独立出来时,有三个学院,一个文学院、一个理学院、还有一个法商学院,到现在西北大学还是这样以文理为核心,工科很少,这个学科的框架在西北联大就定下来了。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的话,比如我们的历史学系,当时西北联大的历史学科就立志搞清楚中华民族的发展,研究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同时也要搞清楚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我看现在西北大学的人文历史学科就是这样做的,通过研究中国思想史来认识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对西北地区历史以及中亚、中东、北非的研究来认识中华文明与欧亚大陆的联系,在这些方面,西北大学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我们的考古学科,追溯源头,最早就是张骞墓的发掘,就是在城固时期的1938年7月。20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在全国高校较早设立考古专业,与西北联大的传统是有联系的。历史与考古的许多工作是西北联大学术传统的发展与延续。著名考古学家、西北联大历史系教授黄文弼对新疆的考察,王子云教授对甘肃、青海的考察等,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等到丝绸之路、到中亚国家去考古,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的中东研究团队深入到阿拉伯北非,就是鲜明的例证。地质学科就更不用说了。地质学科是西北联大比较有影响的学科,西北大学的地质学科在生命起源、黄土高原、秦岭造山带研究方面有影响,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一段时间在全国相关行业担任最主要的领导职务,这与西北联大的地质地理研究传统是有关系的。张伯声教授提出的波浪镶嵌理论,后来王岐山副总理在美国演讲的时候,还引用这个理论说明中美关系必然像太平洋的波浪一样以最简单的方式运动。高校的学科没有传统和基础,想凭空办起来是比较困难的。第三,西北联大对西北大学的影响还表现在校风上。西北大学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学校,老师有自由探讨的氛围,学生有自由发展的空间,管理和作风比较民主,这点可能与西北联大多校合一,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关系。这点我深有体会。 记:您提到西北大学有着比较自由的学风传统,能不能深入具体地讲讲? 方:西北联大是以三所高校、一个研究所为主体组建的,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大义面前,学校自然凝聚出五湖四海、崇尚真理的传统。校风追求民主,学术崇尚自由。当时为学生开的课程很多,学生的学习风气是好的。这个传统在西北大学得到延续。拿西北大学的人才培养来说吧,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西北大学培养的人才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共性:一是很有文化品位,二是能融会贯通,三是敢于创新。西北大学的大多数学生是有文化理想的,是有文化批判意识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有个性。学校很注意传授学生一些真才实学,让学生将学习的知识转化为智慧。学校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自由发展的的机会,西北大学的学生活动五彩缤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学生也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些都是西北联大作风的发扬。 记: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自从来了西北联大,西北地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西北联大是在日寇入侵的条件下、被迫迁移到西北的,而且战后还回迁回北平、天津一部分。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就不会有西北联大落户西北,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是在外力的逼迫下,被动发展起来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方: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或者说一个问题吧。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很差,这么大一个国家既要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又要应付强大的外部挑战,不能不集中力量干点事情,把外在压力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是所有被迫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必然采取的途径。你想不慌不忙地搞现代化,外部环境不允许。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不服务于这个大势。东部沿海集中了中国现代产业的主体,也聚集了当时最有影响的高等学校。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做过一些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设想,希望在西北地区渐进式地发展一些高等教育,但还来不及构建一个稳定的、持续的、有竞争能力的西部高等教育。组成西北联大的几所高校到陕西以前,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还不能说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西北联大这些学校,在北京、天津时已经发展得很好,它们来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包含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师范,刚搬到西安的时候就有106个教授,都是鼎鼎有名的教授,这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推进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后来他们大部分都留在了西北地区,这个时候,西北高等教育很快就成熟,有了可以跟东南、平津相抗衡、相媲美的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上海、西安三个地方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重要中心。西部地区虽然人口不多,但面积差不多占到中国国土面积的56.8%,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西部安天下安、西部宁天下宁,所以叫西安、西宁,如果这里的自然资源开发不出来,人口素质上不去,对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利的。当时由于时局逼迫,所形成的发展西部高等教育的这种长远的战略谋划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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