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对华观念的主要模式批判

一、引言

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研究囿于战略和国家层次的对策研究，没有或很少有人从人文的角度思考，从文化的角度总结。本文旨在丰富这方面研究的内容，反对教条化地研究倾向。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其中国研究学者的影响，研究代表性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可以具体地梳理美国对华观念的演变历程，从而为历史地、宏观地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思路提供有力的证据。美国人对华的观念并不是僵化的一块。为此有必要从人和人文主义的角度深刻反思美国对华观念的来源。

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他的学术经历是现代美国中国研究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中美现代关系的一个侧面反映。研究费正清这个人物是开启中美关系研究的一把钥匙。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起源于新教传教士，但真正的发展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1876年耶鲁大学在美国首先开设了汉语课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次年，哈佛大学也步其后尘。20世纪初，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1928年和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其成就之一就是培养美国的中国研究人才。费正清就是得益于此而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第一人。其他还有赖肖尔(Reischauer, Edwin O.)等。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秉承了其他西方著名中国学研究者如马士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从海关问题入手，逐渐拓展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研究。二战时他直接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战后回哈佛大学，并于1955年创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他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著述颇丰（例略），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对华研究。

费正清研究中国问题，不只是从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而且从更实际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全面的社会问题入手。例如他主编《剑桥中国史》和《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即是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角度深刻地挖掘中国的研究。

费正清不仅是学者，而且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极力倡导者。他一度受到台湾、美国和中国三方的攻击和怀疑，但他比较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革命，他的对华政策研究和主张显然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政府的主要对华思路。研究他的对华政策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渊源。

研究中美关系可以有很多的角度。目前处于显学位置的是美国对华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这些研究很有必要，但如果不能从历史地角度把握中美关系，是不能真切地把握美国对华战略的精髓的。而选取一个处于学术和政界边缘的人物作为个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文献回顾：

1，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研究了10多年费正清，所著《费正清看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是研究费正清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充分肯定费正清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对他的评价还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费正清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的认识和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有关论述有时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无论把费正清作为历史学家看待，还是把他作为政策问题专家看待，其最重要的贡献都不在于他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学术思想和哪些具体策略上的意见，而是在于他所探索的课题和开拓的事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费正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要了解并改善中美之间存在的文化冲突。在他看来，影响中美关系的种种因素中关键是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主张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竞争来取代军事上的敌视和对抗，并希望这两个国家和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能够共存。

对于埃文斯的看法，本文认为有待商榷。其实，费正清所做的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仅仅具有在课题上具有开拓性，而恰恰是在具体的学术思想上具有相当深刻而系统的见解。例如，费正清的对华观念首次提供了思考中国问题的系统的、宏观的视角。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的模式中展开。西方的冲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他认为传统的中国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念”(the Conception of All-under-the Heaven)。这两个模式是从来没有人系统地论述过，费正清的论述为我们思考中国从天朝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提供了宏观的视野。

2，其他一些学者攻击费正清在研究中国时具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比如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倡导“中国中心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强调“东方批判”，德立克（Arif Dirlik主张“思想文化研究反思”，华裔学者黄宗智提出“中国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论”等都是对费正清中国研究范式或直接或间接的质疑。以柯文为例，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全面地回顾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批判了这一过程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传统与近代框架”和“帝国主义框架”。他指出，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就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这给历史学家带来了负面影响。按照“冲击——回应”与近代化模式的思路，史家势必主要只选择那些不是促进就是阻碍“进步”、“发展”与“近代化”的历史侧面。费正清的研究范式有明显的弱点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正如一切带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的取向那样，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循环推理，因为它们最后在庞大复杂的历史现实中所发现的现象恰恰就是它们一开始就要寻找的对象 。

对于柯文的观点，本文持支持态度，并且将从历史发展的自发逻辑和中国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证明西方并不是中国的目的。但是，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早期研究确实肯定了西方对中国的示范作用。但在晚年，尤其是他编完《剑桥中国史》后，他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公开承认“使人失望的是，那里人们的社会行为以比我们美国人所想象的更大的惰性按照既定方式坚持下去。我们那未开垦的大陆给予我们永恒的经济发展和法定改革的前程，但现在却面临限制。不管是我们还是中国人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社会准则和民族风格，根本不愿迁就对方”。“我们不应该设想，作为早已现代化了的美国人能够成为中国人的典范。在一些方面，我们的范例是什么不该做；而在另一些方面，我们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恰当的榜样” 。

三，对费正清研究中国的两个主要模式：朝贡体制和“冲击——反应（回应）”模式的批判：

（1） 朝贡体制的批判：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中的地位是无人怀疑的。但他的“朝贡体制”理论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晚清和西方接触前中国的外交实际，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

关于“朝贡体制”，似乎人云亦云的情况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传统“就是那么回事”了。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别人的成果，我发现费正清的“朝贡体制”理论有些方面是被人误解，有些方面是存在缺陷的。

第一，费正清并没有力图要建立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学术理论，他甚至厌恶抽象的理论。在他的自传中，他曾经提及“通过研究中国以期拯救美国(the salvage of America through Chinese studies)”的教学目的 。从费正清开创的美国的中国学的实践而言，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服务性，他本人也和中国几朝政治势力保持紧密的联系。在他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基辛格的影子。因此，费正清的研究上承传教士般的“使命感”，下启策论者的政策意识，改变了欧洲以法国“汉学”（Sinology）为代表、强调中国文化本体地位的传统，开创了地区研究中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中国成了“研究和制订对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他的出发点，那么他的“朝贡体制”论则不具有为中国数千年外交史定下基调的地位。它只是费正清研究中国的一个副产品。之所以被奉为圭臬，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对自身的独立思考。

第二，丰富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和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强大并统一的时候，则“朝贡”得明显，而在中国软弱的时候则不仅“朝贡”衰落，中国一些朝廷本身还得向别人朝贡。而中国统一的时间，在数量关系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以葛剑雄的统计，如果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为统一的计算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为81年（1759-1840），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宁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950年。以秦灭六国（221BC）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前者的统一时间仅占4%，后者也只占45% 。在分裂的状态下，作为“朝贡”载体的中国统一王权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贯穿中国历史的“朝贡”实践呢？实际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还占领过长安，并强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关系。因此，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和“四夷”的特殊关系。汉、唐的和亲政策就不能用“朝贡”来衡量。而通常，费正清认为“朝贡”体制是中国国内“同一原则的外化” 。

第三，传统东亚的国际关系，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以中国为中心，另一条是以所谓“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为平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另辟蹊径，他研究了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认为“地域经济”在东南亚和东亚（而这正是传统上朝贡国最集中的地区）所起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朝贡体制的地位，塑造了一个强调民间、非国家、共同体、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换言之，中国沿海和这个经济区的历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经使中国部分地国际化了，朝贡体制只是存在在最上层的统治集团的意识中。滨下武志明确的断言：“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 。虽然明、清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从来不能阻止海上贸易和移民的发展。因此，“朝贡体制”这一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官史”的风格，只看到中国历史似乎一成不变的一面，没有关注到民间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及周边历史的多样性缺乏应有的分析。

总之，“朝贡体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但绝不是唯一的解释。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这种一元化的倾向，乃是基于“冲击——反应”这一模式的。而“冲击——反应”模式又深刻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2）“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模式与中国历史的自主性

长期以来，一般对晚清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皆不能摆脱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在美国，战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受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已经停滞。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才发生“千古变局”，转向以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按照美国另一位主张中国中心主义(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学者柯文(Paul A. Kohen)总结，西方中心观在研究中表现为三种思路：一是“冲击—反应模式”。二是“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认为西方是“万世师表”(Norm),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化国家只能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目标。三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认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时间社会崩溃、民族灾难因而社会停滞发展的祸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占中国主流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模式，在柯文的理论中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样板。仔细分析，不无道理。目前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在中国（华人）的研究中存在两个典型的倾向：一个是“帝国主义”理论。这种观念貌似理直气壮，却因为指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民族的灾难都是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而一方面容易忽略中国文化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把中国内政和社会的变迁乃至政策的变化，都和西方帝国主义紧密联系，以至于在逻辑上陷入西方为因，中国为果的困境。丧失了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主体地位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应该强调的是，帝国主义（还有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其在全世界的体现确实具有共性。但作为一个可以和西方文明等量齐观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到来前一直是独立的发展，其内在的规律和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并不因为西方的冲击而彻底地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历经数次革命，仍然是“中国的”即为明证。再者，中国在成为西方侵略和扩张的“对象”的意义上，和非洲或美洲的被压迫民族还是有根本的不同，即中国是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强大、非常独立、具有强烈自主生存能力的文化实体而和西方发生碰撞的。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和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关系对等（印度文明虽然发达，但没有中国强大）。因此，中国虽然是被侵略和被“半殖民化”，但中国文明还是顽强地调适过来了。不能忘记屈辱的历史本身没有错，但过多的强调“受害者情结”会扭曲国人反观自身和观察世界的思路。

另一个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是中国近代遭到西方冲击后士子和学人在文化上作出的自我调适的反映。其基本点即强调中国文明的独立性本来没有西方倾向，甚至是很本土化的。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开导出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的争辩却在逻辑上先验地以西方的现代价值观作为具有正当性的参照。从理论上而言，他们内部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论点。比如早期新儒家张君劢、钱穆等人是强调中国的民主与科学“古以有之”的，而牟宗三则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两样东西原本是缺乏的 。当代新儒家如杜维明和余英时，则强调慎重对待西方文明的普遍性的问题 。但是在东亚经济腾飞的近几十年来，新儒家以亚洲“四小龙”或“四小虎”为蓝本，宣扬“儒家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而“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有明显语病的词语(Misnomer)则已经公开反映了新儒家既要赞同西方观念的普遍价值又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矛盾心理。

西方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冲击—反应”模式，在思维上是简单的二元论逻辑。它对思维的开放性产生了禁锢。类似的简单的二元论概念还有“传统—现代”，“进步—落后”，“侵略—被侵略”，等等。从这些对立的概念出发，我们容易轻易地得出一些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如：西方是侵略的，所以西方是坏的，坏的就应当抛弃，或者西方的具有普遍性，所以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应该全盘接受；晚清政府是“卖国”的，所以晚清的外交应该全盘否定。逻辑上的简单化，堵塞了进行进一步实证研究和进行多元化思考的可能性。尤为有害的，是在社会上形成容易导致激进主义的精神气质(Ethos)。

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时间里，一直进行着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也是全球化的过程。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全球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远没有达到所谓“历史的终结”的地步。在全球化的历程中，普遍的价值还远没有真正的形成。而这个过程也决不简单的是一个“冲击”与“反应”的问题。诸文明的碰撞是相互的，不是单相的。我不否认近代以来中国一次次被迫对外来的冲击作出反应 。但中国的“反应”本身已经构成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的一部分。正如下文要论及的，中国人在近代的“反应”无论从目标还是从手段，都是典型的中国本土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张力和中国人的自主选择最终决定中国的命运。换言之，西方（或外部）的冲击能影响中国的进程，但不能决定中国的前途。

四，总结

费正清的对华观念建立在历史主义（即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该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也是有目的的，并且人们可以通过掌握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为自己服务。费正清即假定了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走到了现代化的开端，并且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以西方价值标准为目的的变革。这种观念忽略了历史发展自身的不合逻辑的一面，容易让人陷入非“中”即“西”的思维困境。

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之一的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其发人深省的“开放社会”观，其从证伪主义对科学的解释，以及他对所谓“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无疑具有相当高的人类理性价值。波普尔对所谓“历史决定论”进行的批判，对于分析中国为什么“特殊”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首先，费正清以西方历史发展具有普遍性为前提，才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展开，这是典型的 “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 。

他宣称他已经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反驳，并且业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人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他运用一个典型的三段论，逻辑地阐述了他的论证过程：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人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人们不能合理地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这就是说，人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虚妄的和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他的结论是：“历史决定论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并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但他的问题在于无人能改变社会发展” 。

西方现代化的一些普遍价值观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面前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中国的历史发展存在自身的逻辑，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说明本土历史本身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如果不是规律也至少发挥“路径依赖”的效用，割裂历史的、民族的特性形成的过程将使我们陷入不可知论。我们可以有限地承认算命先生式的历史决定论在确立某些党派为改造社会而设立的政治理论中的积极意义，但不能否定每个单一的历史个案本身的、内在的逻辑。

现代化是近15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一致的终极关怀。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实践。现代化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的动态过程，其基本标准确实来自西方首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因而西方标准成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唯一明确的目标，但是，由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性的作用，西方标准也在由绝对的普世意义向相对的普世意义转化。中国现代化也是在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中展开。一方面，中国应该放弃“中国特殊”的思维，接受基本的现代化标准。同时，当代中国现代化面临两个传统：2000年的传统文化（大传统）和100年的现代化遗产（小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都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决定中国的发展特色和方向。费正清虽然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但不能理解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辑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导致他的研究存在较大缺陷。

注释：
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前言第5页。
2.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552页。
3.由此，实际上引申出另一个命题，即美国的“中国通”在多大程度上真的了解中国？笔者在1998年百年校庆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经问香港学人黄枝连教授（他曾经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的许多关于中国传统外交的理论看来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外交史的实际，我问他该如何办？他说：“不行就抛弃它。”的确，学术的进步在于勇于突破，而我当时可能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实力。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之深刻是不容质疑的。后来人只是发现旧有的理论可能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当代美国的策士对中国的认识，与费正清相比，他们则更不怎么了解中国，往往基于表面的现象而轻易得出结论。比如，颇受关注的Michael Pillsbury (白邦瑞)在《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中译名：《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中，对于西藏问题的论述表明他并不了解中国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在哪里。又如，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兴起的“中国可以说不”和“美国遏制中国”的论调，据笔者对一些作者的了解，他们在很大程度是想利用中美关系“炒作一把”。现代媒体、传统图书和当代炒作气氛的奇妙结合，使得美国的智囊多少高估了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当时的真实的对美态度。由于早期对中国有深刻认识的美国人的故去，不能不说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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