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总论-----社会思潮及流派
【 文献号 】98102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88～89
【 标 题 】当代社会学
【 作 者 】P.恩萨勒
【作者简介】〔法〕P.恩萨勒
【 正 文 】
我们向读者介绍法国社会学的4种思潮，尽力把它们间的区别和“共同点”都表达出
来。然而，社会科学的理论争辩存在着大量的兼容关系（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政
治的等等），我们因此无法把它视为终结性的分析。作为对这一问题可能存在的观点，
我们想提请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到文化－哲学联系：二是法国社会固有的各种参数
和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4种理论框架，无一不是在新水平上，继承和发展了始自19世
纪的一种与之相应的世界观。同时，其中每一种都与法国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尽管有些联系不能算作“牢固关系”。
比尔·布尔季耶把自己的学术渊源归结于结构主义运动和对机械结构主义的批判理
解上。而结构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19世纪的社会学家，随后迪尔凯姆用其武装了自己，
创建了社会现象学。正是他把社会现实作为客观现实来对待，这种现实可以借助精密科
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手段得以了解。比尔·布尔季耶的研究在这一学术观点基础上，弱
化其实证方面，用康德哲学加以武装，甚至追随马克思之后，但马克思关于认识资本主
义制度的规律，可以直接促成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思想，他又完全不接受，并始终认为，
对各种形式社会决定论的认识是最好的制胜办法。
布尔季耶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结构的重复、再现上。他首先重视的是社会不
平等的再现，其中包括被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被剥夺。该社会学把“揭露”社会体系作
为热点批评目标。诸如以宣传均产主义思想为目的，再现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体系等都包
括其中。为了再现已存的强权控制体制，社会对下层阶级施行隐秘或象征性强制手段正
在渐渐成为批判分析的主要客体。
若尔日·巴兰季耶社会学与比尔·布尔季耶社会学之间的距离明确表现在对结构主
义的态度上。前者不接受后者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偏激，只把其视为解决次要问题的方
法。巴兰季耶在研究1950年到1955年非殖民化社会巨大变化时，致力用“改变”、“突
变”、“摧毁”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和解释农民分化、工业化、都市化过程，而不用“结
构”、“再现”之类的术语。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结构的功能化，而是如何
描述和解释改变的过程以及尽可能范围内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过程。
巴兰季耶动力社会学所展开的研究领域，即使不全与社会本身的转换有关，至少涉
及到有关政治或制度上的改进动向，因此他就像结构主义一样提出，社会研究空间要能
显示出它的相合处和再现性。动力社会学的课题与社会发展时期、时间和节奏有联系。
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认识社会时期，了解处在这段时期变化中的政权状况
及其冲突和妥协。
米舍利·克罗济耶的组织社会学提出更为自信的社会领域研究思想。克罗济耶断言
，当代社会关键性问题表现在组织水平上，在诸如行政机构和企业等的“社会架构”水
平上，因而形成自己全球性社会思想，并由此推翻其他观点。这一思想若明若暗地驳斥
有关社会是社会阶级总和，阶级“划分”是社会发展基本因素的原理。归根结底，该思
想反对在研究社会组织方面，从生产和需求逻辑观点出发的经济动力主义。组织社会学
要求重新审视“社会”概念的总和，看到主要问题不在于阶级斗争，不在于政治保守主
义，而在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功能失调，在于“制度”障碍和组织的不得力，要求实现他
们所宣布的发展目标。
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无论有怎样的差距，两者间总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正如莱蒙·布尔所强调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个人的偏向被看成是
评判社会政治制度最主要的衡量标准。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上述所分析的其他社会学研究方法一样，同某些社会人员有
着特别要紧的联系。首先，坦城布公的个人主义观点把主体个人的自由选择放在高于一
切的地位，这一观点却未必会得到那些有着最优异社会条件的人的响应，恰恰是他们在
主体个人的选择遇到阻力时，有能力加以克服。这种观点也难以在广大劳动大众中得到
支持，因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对集体行为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劳动阶层未必赞同。另外
，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某些潜在接受者之间存有实在联系。例如，那些在经济、文化领域
享有很大自由度的社会主体便存在着理解的可能。
正如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一样，该理论以最多种的形式切断与过去，与文化传统的
联系，要求破除社会生活继承性、再现性的观念，并把如何加以破除的方法摆在首要位
置上。该观点将会对某些社会主体感到亲切，他们不把时代理解为不断破旧，而是不断
修复；不理解为传统的延续，而是选择的结果。
（杨伟民摘自俄《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 文献号 】97109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
【原刊地名】曲阜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56-60
【 标 题 】社会思潮的起源、作用及发展趋势探析
【 作 者 】王家忠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它不仅由一定理
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而且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潜意识是其深层社会
心理基础，它不仅为社会思潮的产生提供主要的感性思想材料，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
决定着社会思潮的社会性、叛逆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征。社会思潮一经形成，就
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社会思潮产生、发展和消亡的
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潜意识涌动、凝聚和分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联系社会潜意识考
察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 正 文 】
如何深入揭示社会思潮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把握其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既是
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笔者试联系社会潜意识，就社会思潮的上述
问题加以探讨。
一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它不仅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
，同时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思潮是介乎普通意识与理论意识之间的一
种中介意识层次。具体来说，社会思潮的构成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突出矛盾的
反映，是特定背景下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产物和表现。清人梁启超说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
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
与呼应汹涌，如潮然。”[①]一般说来，当社会处于正常发展阶段时，社会的信息反
馈机制还比较完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的利益，因而很少有社会思潮产生。但当社会面临重大转轨时期，社会的信息反馈机
制严重失调，旧的意识形态已不能也来不及吸收和处理来自基层的社会信息，势必造
成社会潜意识的大量产生和郁积。在诸种思想观念中，“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
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②]这些潜隐的社会心理因素，既是社会思潮
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社会思潮的基本构成因素。
（二）思想体系因素。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即某一时代的心理。”[③]这就是说，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对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概括。
但社会思潮的直接社会心理基础不是社会普通心理，而是社会潜意识。社会潜意识与
意识形态的背离和冲突，为社会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或一
定阶层的代言人以“弄潮儿”的身份出现，将潜隐的意识因素加以概括和提炼，形成
一定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上进行传播，引起广泛的共鸣，对群众性的思想倾向推波助
澜，从而形成社会思潮。
（三）思想运动因素。思想体系形成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产生强烈反响，
导致社会观念的震荡和变革，势必会演变为思想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时代思
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④]
社会思潮的三种基本构成因素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其中思想体系因素是社会
思潮的“硬核”。这种思想体系硬核是一定社会思潮的理论代表，通常也是人们直接
考察的对象。而思想体系是对社会心理的概括和反映，社会思潮的形成也有着相应的
社会心理基础。但社会心理又有“显”与“隐”两个层次，即社会普通心理与社会潜
意识。社会潜意识是对于缺乏公开表达条件的受到压抑和抑制的诸种社会心理因素的
概括和反映。按照形成机制和深浅程度的不同，社会潜意识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基本
层次：表层为社会前意识，是由于非合理压抑而造成的不能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
心理；中层为社会自觉潜意识，是由于自觉性抑制而造成的不愿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
社会心理；深层为社会自发无意识，是由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自发地支配人的思
想和行为的社会心理。从意识主体的角度，社会潜意识又区分为个体潜意识与群体潜
意识。个体潜意识是通过个人独特的经历和阅历而形成的带有社会性的潜意识；群体
潜意识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阶级、集团、政党、民族等）所共有的潜意识。在诸种
群体潜意识当中，民族潜意识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潜意识。它主要是一定民族
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社会压抑和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各种潜隐的民族心理因素
。[⑤]社会潜意识是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社会思潮的主要感性思想材料
来源。不仅如此，社会潜意识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思潮的某些基本特征。
首先，社会潜意识决定着社会思潮的社会性和群体性。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
中人们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关系的变革
，必然引起人们诸种利益的再分配和各种利害关系的重新分化组合。旧的占统治地位
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正统心理已不能充分表达人们的合理愿望和要求，乃至成为人们解
放思想、变革社会的严重障碍。于是社会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各种不满情绪在一定
群体乃至社会范围内传播和凝聚。各种社会群体由于共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生
存环境，逐渐形成共同的群体潜意识。这种群体潜意识涌动、凝聚，在特定背景下便
迅即转化为社会思潮。
其次，社会潜意识决定着社会思潮的叛逆性和在野性。在社会意识的构成中，社
会普通心理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它们构成了一定社会中主导的肯定
的意识层面；社会潜意识则是与社会思潮相一致的，它们构成了该社会中非主导的否
定的意识层面。社会思潮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叛逆性、在野性，主要是由它赖以产生的
感性思想来源——社会潜意识的形成机制所决定的。社会潜意识的形成机制主要是非
合理压抑、合理性抑制与历史性积淀。社会潜意识总是程度不同地与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和社会正统心理相隔阂、背离和冲突的。在社会变革时期，旧意识形态和正统
社会心理总是要对旧的体制和秩序加以维护，表现出其保守性、僵化性，而社会潜意
识则往往体现基层群众渴望变革的心态和愿望，从而表现出其反叛性、变异性，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潮也必然带有鲜明的叛逆性、在野性。因此，社会思潮往往是以
“异端”的姿态出现，常常是对旧制度的批判与否定。也正以其具有鲜明的叛逆品格
，在特定背景下才更容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再次，社会潜意识还决定着社会思潮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某一民族社会思潮的形
成和发展，难免会受到国际上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民族思潮也必然会带有某些国际
性质。但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之所以会产生某种社会思潮，首先是由于本民族的
经济政治关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变化而引起的，这种社会思潮也正是对该民族特定的
社会存在及其变革的敏感反映。一定民族的群体潜意识，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心
理”结构部分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该民族的思想家以何种方式加工制作思想体系，
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思潮。通常，一定民族的成员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从本民族的群体潜
意识出发，来理解和接纳异族思想文化和外来的社会思潮，使其打上本民族的烙印。
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
，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
昂进之时代也。”[⑥]一个民族面临社会转型时期，必然面对文化的碰撞与选择，社
会思潮正是特定时代文化撞击的产物。
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最早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
两个基本层次。那么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还有没有中间环节呢？回答是肯定的
。社会思潮就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社会思潮是多种社会因素和诸种社会力量综合
作用的产物。它既不同于成熟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也有别于朴素的社会心理，是居
于普通意识与理论意识之间的一种中介意识层次。在此，笔者不赞成有的学者将社会
思潮划归于普通意识的观点[⑦]。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构成中的地位，如图表所示：
（附图 {图}）
社会思潮的中介地位，决定着其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一方面，社会心理尤其是社会潜意识需要通过社会思潮的中介才能实现向意识
形态的转化。社会潜意识的形成机制及其性质，决定了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
直接地实现向意识形态的转化。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思潮的酝酿和涌现，
才能使潜隐的意识因素大量地喷发出来。社会潜意识是一股“潜流”，社会思潮则是
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漩涡”、“浪潮”。社会潜意识正是以社会思潮为突破口而发
泄出来，受压抑愈深，暴发愈烈。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之后，就从一定角度使社会潜意
识因素由“隐”而“显”转化，由感性向理性提升，从而更加集中剧烈地冲击意识形
态，并为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各种思想材料。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也需要
社会思潮的中介而熔铸、沉淀到社会心理特别是社会潜意识之中。社会意识形态必须
沉淀到社会心理之中化作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内心信念，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个
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而实现的。社会思潮不仅使社会心理中潜隐的意识因素
明朗化、理性化，而且汲取了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因素，并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而重新
加以建构。因此，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之后就在意识形态与社会潜意识之间搭起一座桥
梁，使它们之间相互撞击、理解和沟通。意识形态就通过社会思潮得以传播和扩大影
响，并逐渐沉淀到社会心理之中，形成人们的社会心理定势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社会意识形态也正是借助于对社会思潮的调控和引导，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社会潜
意识的存在和发展。
从动态上看，任何社会思潮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始焉其势甚微
，几莫之觉。侵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⑧]梁启超曾将思潮“例分四期”（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其依据是所谓“佛
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⑨]其实，事物矛盾演变的辩证
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潜在、展开、解决），因而，社会思潮的分化和衰落本属于
同一个阶段。梁启超在分析清代学术的沿革时，也没有固守四期说，而认为“清学之
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⑩]因此，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决定和制约，社会
思潮的发展一般经历这样三个基本阶段：（一）潜伏启蒙阶段。经济关系面临变革，
上层统治出现裂痕。社会潜意识大量产生和郁积，社会思潮处于酝酿形成之中。（二
）全盛高潮阶段。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思想派别林立对峙。（三）蜕分衰落阶段。社
会思潮发生分化，或者上升为意识形态，或者融汇成社会普通心理，或者沉淀为社会
潜意识。可见，社会思潮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潜意识涌动、凝聚
和分化的过程。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刚刚确立时，新的意识形态是与新型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意
识形态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上升为统治地位以后，更会受到政治上
层建筑的维护，从而与变化发展着的社会心理产生隔阂。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
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社会潜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尖锐化，势必会引起大的社
会震荡，导致社会的变革。这种社会变革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地产生，还是自上而
下自觉地进行，都会由于社会秩序的新旧交替而引发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意识
形态来不及甚至不可能加以吸收和处理的情况下，诸种社会心理涌动、凝聚并迅即转
化为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以社会思潮为纽带，与社会潜意识进行不断地沟通
、理解、调适，才能保持社会意识的内在活力与良性运营。
三
联系社会潜意识考察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只有考察特定时代的社会潜意识，才能唯物地说明某种社会思潮的起源问
题。对一种社会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往往会产生各种分歧和偏差，这固然是与所考察
对象的复杂性有关，但同时也是由于考察者的方法、立场不同所致。普列汉诺夫曾强
调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思想文化的变迁，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
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
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①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思潮的考察与
评价，同样不能脱离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直接反映的社会心理状况。
其次，只有联系社会潜意识来考察社会思潮，才能辩证地把握社会意识的形成过
程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传统的社会意识理论往往都缺少层次性和中介环节，对于社
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也只注重了横向把握而忽略了纵向探讨，似乎作为社会存在的经
济基础一经形成，就直接制约着作为社会意识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间转化的条
件、机制、形式等都一概被忽视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一文中曾指出，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介环节
”。普列汉诺夫通过深入研究，在经济基础与思想体系之间找到了社会心理这一重要
的联系环节。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社会心理又有社会普通心理与社会潜意识之分，
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还有社会思潮这一中间环节。由此可以把社会意识的
形成描述为一个由低到高、由隐而显的辩证发展过程，即社会潜意识→社会普通心理
→社会思潮→非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与政治
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需要意识形态的中介；经济基础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中介。在社会意识内部，社会普通心理与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构成了肯定的意识层面，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思潮构成否定的意识层面，这两大
意识层面之间以及不同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对立、作用和转化，正是社会意识发展的
内在动力。
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思潮看似来势突然，其实它本身也有一个由“微”而“著
”的过程。当社会经济结构需要变革的时候，首先在群众心理中得到反映，产生各种
情绪、愿望和要求。这些群众心理如果不能以“民意”的形式公开表达出来，便会受
到压抑和抑制，形成“民隐”。群众的合理要求和隐痛长期引不起重视，积久成怨，
酿成“民怨”。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当新旧体制转轨的时刻，郁积已久的社
会潜意识迅速涌动、凝聚，终于酿成社会思潮。可见，社会思潮的产生也有一个由矛
盾潜在到矛盾展开、激化，由量的积累到引发突变的辩证过程。
最后，只有联系社会潜意识来考察社会思潮，才能合理地处理好社会思潮问题，
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我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
的变革，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流和撞击异常激烈，诸种社会思潮涌动迭起，社会信
息量空前膨涨。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的敏感反映，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
了广大群众对改革糠藕拖执侍獾娜鲜丁⒁蠛推兰邸Ｊ?通各种信息渠道，及时
发掘群众心理和各种进步思潮中潜藏着的那些“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东
西（马克思语），有益于充实和繁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一般地，每次社会思潮过后，总有一个析取和沉淀的过程。注意分析和总结我国当
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思潮
都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必须加以调控和引导才能合理地存在和发展。要保障
社会意识的良性运营，就应充分发挥先进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社会潜意识与
社会思潮的调控和引导，坚持社会意识发展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要更好地发挥其
社会功能，也必须驾驭各种社会思潮，使科学的理论原理熔铸、沉淀到人们的社会心
理因素之中，化作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定势。为此，理论工作者不仅要深刻领会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路线，还要深入了解广大群众的情绪、愿望与追求，努
力实现科学的理论真理与群众心理状态的自觉结合。
注：
[①][②][④][⑥][⑧][⑨][⑩]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５４
年版，第１、２、５页。
[③][①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３卷第１９６页；第２卷第２７２—
２７３页。
[⑤]参见拙文《论民族潜意识与民族文化》，《齐鲁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⑦]参见《哲学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 文献号 】99028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50～56
【 标 题 】社会学危机的涵义
【 作 者 】吴小英
【作者简介】吴小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从科学哲学角度对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进行辨析。作者认为，社会学方
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困境都不能成为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因为它们自社会学诞生之
初就早已存在，其根源在于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误解。社会学的危机是伴随着科学主义
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了正统社会学范式的危机，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发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 正 文 】
引言
社会学危机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就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
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学界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
主义，代表了西方社会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种相互适合(fit)。而60年代后各种社会冲
突、运动浪潮的出现，使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及关于秩序和进步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主流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也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社会学危机是以社会本身的历史和
文化变迁为基础的，这至少表明了社会学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想的可疑性，因此
古德纳倡导建立一种“反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来取代传统社会学，尽管他
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帕森斯时代那种将社会学的更新视为社会重建的一部分的传统观念
(Gouldner,1970)。
古德纳的说法直到今天看来仍有意义。此后的学者在对主流社会学理论进行抨击或
修正的同时，都要从理论上、方法上对社会学的传统、现状和目标进行探讨，对社会学
的学科反省已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领域的新观
念、新方法、新流派不断涌现，但是均未能形成大气候。随着帕森斯时代的逝去，社会
学的黄金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社会学上空，关于危机的争论
和探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Sociol
ogical Forum)专门以这一问题为主题在社会学家中展开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Step
hen Cole)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的文
章，指出社会学令人担忧的现状，即无论从制度(institutional)方面还是从智识(inte
llectual)方面看，社会学都没有作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Cole,1994)。前者包括社
会学系和研究机构资金的缺乏，有些面临关闭的威胁；社会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望
的下降；社会学在学术领域中被其它学科轻视或排挤；社会学研究生的教学和分配成问
题，等等。后者包括社会学中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的缺乏；学科中认知统一和统一范
式的缺乏；未能取得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进步；未能有效地解释或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等等。这场延续好几年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或结论，但提出或揭示了一些
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大多牵涉到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角度
就这一问题进行探析，以便理出一条关于社会学危机的真正涵义的可能思路。
一、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
参加社会学危机讨论的学者大多指出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分散和分裂、统一范式和
核心的缺乏、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无能，等等。他们将原因归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
究对象的不同（物与人）、主题性质的不同（稳定与易变）所造成的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要求（实证与理解），认为自然科学所崇尚的实证方法和客观性原则在社会学中无法坚
持到底，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学领域的支离破碎和多元化（缺乏
凝聚力和统一的目标使命），因而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从而丧失了社会支持。
（注：参见SociologicalForum,Vol.9,No.2,1994,pp129-291;Vol.10,No.2,No.3,1995;
Vol.11,No.4,1996的有关文章。）也就是说，他们将社会学的危机主要归于社会学方法
论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核心又在于社会学方法论取向上的内在分裂。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向来有方法论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
论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
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二元论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因而不能盲目效
仿自然科学方法，而要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两种基本观点的论争可以追溯到韦
伯(M.Weber)的同时代人。在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科学主义(scientism)盛行的时
代，德国的新康德学派将精神科学或称文化科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试图确立其独立的
地位，指出自然科学以解释因果关系为目的，文化科学则以个体化的体验和理解方法研
究人的行为。这种争论反映在社会学领域，就表现为社会学中两大研究传统的分裂，即
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传统和人文的、理解的传统，分别以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Dur
kheim)与韦伯为代表。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意识，并且对个人意识具有强制作
用，作为独立科学的社会学要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将因果律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
的普遍研究，才能树立社会学的权威。韦伯则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作
出解释性理解，以便使其前因后果得到相应说明，也就是以理解的方法探究行动背后的
主观意义和价值，力求通过移情作用理解行动者的意义，同时力求把行动同意义和目的
联系起来得出因果性说明。
社会学中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代表了研究社会的两种不同程序。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
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以及社会学的
精密性，由于对这种精密性的追求，许多社会学理论以数学和统计性为取向。相反，人
文或理解的社会学则强调人类行为中那种使人类能唯一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
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
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波洛玛，1989）。这两种传统的争论从社会
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始终没有结果，但它似乎并不妨碍社会学的发展，反而给社
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能。原因在于这种分裂是表面的、虚假的和人为的
，缺乏方法论的依据，因为两种传统共同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误解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1)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方法；(2)正是这种方法
的权威构成了科学权威的基础。因此社会学想要取得类似自然科学的成功，关键在于找
到这种普适的方法。结果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移花接木，照搬具有普遍声誉的自然科学
方法；或者另辟蹊径，挖掘社会领域自身宝藏，创立新的普适方法。两种传统的一个共
同特色是，它们都没有对自然科学模式的优势提出质疑，都将描述与解释、实证与理解
对立起来，只不过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实证的一面，人文主义社会学强调理解的一面，
试图确立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独立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地位，因此
本身也可视为向科学主义的一种退让。
然而，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赋予科学更加丰富的内涵。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
模式和认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进程。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
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
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
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
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然而，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
过程而存在。如波普(K.Popper)所认为，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
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波普，1987）。所谓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绝然
对立，而是相互包含的。因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而问题的提出本身包含着理论预设和
背景知识，也包含着对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不存在纯粹的、中立的观察和绝对的、原始
的事实，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含着解释，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需要用观
察来检验假设，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因此，这种二元对立
元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不成立的。
在社会学中，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这种实证的与理
解的分野导致社会学领域的内在分工。一些人致力于获取社会世界的“真实”信息，描
述有关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实在”，同时为这种描述创建更加精确可
靠的框架和模式。这种实证社会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使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模
式越来越走向数量化、精确化和专门化，给社会学这一关注流行文化和公众话题的领域
，包装上了越来越远离公众的专业外形。另一些人则致力于社会人际交往中行动的价值
和意义的探究，并相信人们的意识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获取这
些意识的认同。这种研究取向也使一些参悟性的精细方法得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其特
有的概念框架，在近几十年西方反主流文化的背景中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空间。然而，另
一方面，这种内在分工也导致社会学内部两大传统之间无谓的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是
方法论上的对立，实际上是文化领域中长期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体现，具体
地则表现为两个阵营之间争夺学科正统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最后集中于社会科学何以存
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合理性的依据又在于对方法论的核心——客观性的认识。
二、客观性认识的陷阱
参加危机讨论的学者大多认为，在社会科学中贯彻客观性原则比自然科学中困难得
多，或者说社会科学根本就没有客观性可言，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有意志的人，有其
独特的行为方式，较自然科学更为复杂；由于研究主体与客体属于同类，他们之间会产
生相互交流、作用和影响，使得主体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客体的反应以及研究结果，
这就导致研究结果的客观性限度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程度。因此，在社会科学
中，它所期待的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普遍性目标从未真正实现过，包括预见性、可控性
、可量化的准确性等。这里同样包含着人们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即将客观性与绝对的
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姑且称之为“客观性认识的陷阱”。
客观性认识的陷阱典型地体现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的“公认观点”中。
他们认为科学的权威就在于认知的权威，认知的权威就在于方法的权威，而科学方法又
以客观性准则为核心。客观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与真理相联系的知识的客观性，即认
为科学是“自然之境”的科学实在论观点；二是保证它得以实现的方法或认知方式的客
观性，即具有笛卡尔式确定性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规则、标准和方法。这种客观性准则要
求研究主体和过程、结果完全排除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因素，按客体未来的面目加
以真实的描述，这就要求主体必须不带任何偏见，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上帝之眼”。
然而，这种科学方法论是不符合科学史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因为科学研究不是在真空中
进行，科学家作为研究主体必然会将个人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带入研究过程，共同体的研
究传统和背景假设也影响了问题的提出、材料的取舍、证据的解释、理论的评价和选择
，不存在不受理论和假设沾染的所谓原始材料或纯粹的观察，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和文化
情境的透明、中性的科学描述语言。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所谓发现的情境与证
明的情境的划分、以及观察与理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几乎已成为
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公认观点”。
客观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在较强的意义上指的是客观性的可达到性(attai
nability)问题，即客观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如何实现；在较弱的意义上指的是客
观性的可想望性(desirability)问题，即客观性目标本身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追求。
无论是实证的还是理解的社会学都没有对后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规范
提出异议，然而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却都缺乏足够的信心。古德纳将社会学传统
的两种取向分别对应于人类知识追求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将知识视为信息(information
)，视为有关实在的经验上证实的论断。如同人们通过物理科学获取自然界信息是为了控
制自然一样，人们希望通过实证社会学获取社会世界的信息以控制人类自身。这样一种
社会学观念假定人是可以像其他物一样被认知、被运用和被控制的，人本身被物化了，
这种模式导致不断增强的实用文化(utilitarian culture)的发展。另一种知识的最终目
标不是为了获取关于社会实在的中立信息，而是与人类自身变化着的兴趣、希望和价值
密切相关的知识；不是为了方便他们控制社会，而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自身在社会世界中
的位置的意识。视为意识(awareness)的知识不关注外在于知者的社会世界的真理发现，
而是将真理看成是在知者与世界的相遇中将自我的体验融合进去而产生的。因此知者关
于自我的认知和关于他人、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社会学观念
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构造，因为没有一种世界的知识不是我们
自己对它的体验并体现了对它的关系(Gouldner,1970,p.491-494)。可见，社会学的两种
传统都不可能达到由韦伯率先提出的学术社会学的最高目标——价值中立，相反，他们
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社会学客观性的破产似乎宣告了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失败，然而这种结果并没
有导致社会科学家对客观性的可想望性的怀疑，而是将怀疑指向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先天差异”。即使像吉登斯(A.Giddens)这样的社会学大家，也
相信“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与它所关注的客体和事件所构成的世界之间是泾渭分明的
，这一点保证了科学知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技术’关系；而社会科学
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其研究主题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关联，它能够参与到对象世
界的构成过程本身，这使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一种“实践内涵”（吉登斯，1998,p.4
89-497）。客观性认识的陷阱就是建立在这种二元论的认识模式基础上，认为真正的客
观性须以主客体的绝对分离、事实与价值的绝然分割为前提，而社会科学之所以未能取
得类似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其先天不具备、后天也难以达到这种二元分离。
虽然吉登斯的这种观念仍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过分理想化的想象基础上，但是他对
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的强调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在对客观主
义的批判过程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即客观性由一种传统的认知标准退化为共同体
的一个实践范畴，强调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神话被一种负载价值的情境化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所取代（伯恩斯坦，1992）。如波普认为，所谓客观性就在于批评
方法的客观性，这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说都是同样的。“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
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
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
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
争的社会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使这种批评成为可能的整个一系
列社会和政治的环境”（波普，1996,p.104-105）。因此在波普眼里，价值无涉的客观
性对于科学家来说不仅是达不到的，而且是扼杀人性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
。所谓客观性只能是一种可批判性、可交流性，社会科学的逻辑可称之为是一种“情境
逻辑”，这使科学方法和认知过程具有了一种社会特征。库恩进一步将这种社会性赋予
“科学共同体”的概念之中，客观性成为一种不排斥主观价值的可判断性，而共同体所
拥有的“范式”替代了抽象的科学方法，成为科学家之间进行对话、磋商的依据。如此
说来，客观性本身若离开了共同体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种
使客观性走出了自身的认识陷阱。
三、社会学危机的文化诠释
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的困境之所以不能构成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在于
它们共同源自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和知识见解迎合了公众的常
识，满足了人类对于普遍性和终极目标的追寻欲望，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前它们就已经存
在。因此，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危机并不能解释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科尔所阐明
的社会学学科在社会建制方面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智识学术方面问题的表现，不如说
是社会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诞生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直接产物，科学主义
的兴衰伴随着社会学的兴衰，因此其危机也可视为科学主义衰落的必然结果。16、17世
纪牛顿—伽利略经典科学的成功所带来的惊喜，不仅仅在于科学对自然现象无与伦比的
解释力使人们消除了对自然界的神秘感，而且在于科学这种具有魔力的东西自身所具有
的神秘色彩。人们希望找到这种能够探求自然法则的奥秘所在，并利用这一奥秘去探寻
社会法则。当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竖起理性的旗帜时，就已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
最高象征。科学不仅能够控制自然秩序，而且能够控制社会秩序，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
福祉。这种科学主义信念，使得科学取代宗教上升到文化的霸主地位，并在知识领域中
表现为以科学模式作为一切知识模式的范例、将科学方法作为权威方法模仿推广的运动
。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设想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其直接目标就是创
立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或者说寻求科学地研究社会的途径。
知识领域的科学主义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分化，在各门学科不断走向专门化、
精细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学科分工所导致的知识分野的日益僵化，甚至两种文化的分
裂现象也在社会科学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中实证的与理解的两种研究传统的
争论就代表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价值取向的断裂，这种断裂本身就是由于科学主
义日益膨胀的结果。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
类生活的巨大变迁，使现代文明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问题和人类
精神上的种种困惑。一种关于科学和文化的忧虑蔓延开来，促使人们对主流科学和科学
观进行重新审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遭到人们的抨击，而且作为
一种知识形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知识领域，科学哲学家的工作结束了以逻辑实证
主义为极端表现的科学主义形式，正在创立多元化的、更具实践意义和人文关怀的知识
理论；在社会文化领域，60年代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使对现代化与科学文化的批
评成为一种时尚，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科学主义正在走向终结；在学科思想领域
，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后现代思潮的泛滥，使作为学科基础的
普遍主义追求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社会学的命运。华勒斯
坦(I.Wallerstein)认为，科学主义的衰落伴随着本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结构内部出现的
两个显著的发展动向，一个是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新发展，使得牛顿——笛卡尔式的
经典科学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调非线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科学与社会
科学中的一些传统不谋而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超级领
域”之间的强硬区分；另一个是人文领域的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使得不同学科出
现了一种语言转向的趋势，后现代怀疑主义正在逐渐取代现代批评，一切宏大理论都遭
到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超级领域之间
的组织分界。这两个发展动向使得“两种文化”的区分失去了现实性和有效性（华勒斯
坦，1997）。这对社会科学来说应该是个发展契机，因为它们从此不再因为游离于两种
文化之间而处在一种内部分裂状态，“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
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
所”（同上，p.73）。
然而社会学危机的呼声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科学主义
的衰败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那种试图寻求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主
张遭到了釜底抽薪式地破坏。因此如布尔迪厄(P.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
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多元化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因为
“对于社会学场的分析很可能会表明：在文化资本的类型与社会学的形式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关联作用，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又把自己所采用的社
会学的形式作为唯一合法的形式来加以维护”，因此不同学派的论争代表着学术市场中
争夺地位的斗争（布尔迪厄访谈录，1997）。为了在学科领域和社会文化中获得类似科
学的合法地位，社会学曾经建立了一种虚假的范式。如今两种文化的融合趋势使得占统
治地位的范式发生动摇，这意味着社会学的不同范式之间必须重新开展为争取学术场中
自身合法性的垄断而进行的斗争。同样，这种融合趋势也改变了学术领域内智力劳动的
内部分工，模糊了各门学科包括社会学的边界，相邻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所
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趋同性和交叉性，也使它们在学术资源上日益趋于共享，因此每一学
科所面临的生存竞争也日趋严重。作为统一学术前提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效
应，而对眼下学术市场中的结构变化和流行话语的生疏和不充分反应使社会学失去了应
有的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危机问题超出了学科环境的有限范围(Henry,1995)
。由华勒斯坦等人组成的一批国际知名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放社会科学”，因为
他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
为可能”，条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
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华勒斯坦，1997,p.100）。在这个意义上，社会
学的危机恰恰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展，用参加危机讨论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的
话说，“社会学的问题所在实际上正是其有利所在”(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i
s actually what'sright)。（注：女性主义是这场有关社会学危机讨论的参加者中唯一
唱反调的。他们批判正统社会学价值中立的标榜和打着普遍主义旗帜的男性中心霸权话
语，指出社会学的危机为来自边缘人群的观念和知识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边缘化学
问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批判，提供了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有价值见解的工具和原动力，形
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对现代社会的更加充分的、多元化的理解。参见Fitzgerald,et al
.,1995.）
【责任编辑】张宛丽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波洛玛，1989，《当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
2 卡尔·波普，1987，《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3 卡尔·波普，1996，《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4 理查德丁·伯恩斯坦，1992，《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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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勒斯坦等著，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
7 包亚明译，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
版社。
8 Cole,Stephen,1994,"Introduction:What's Wrong with Sociolgoy?",InSocio
logical Forum,Vol.9,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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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ouldner,Alvin W.,1970,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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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nry,Paget,1995,"Sociology:After the Linguistic and Multicultural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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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97162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78-82
【 作 者 】胡国祥
【 标 题 】社会力：社会分析的新视野＊
【 正 文 】
社会力是指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所蕴含和表现出来的能量，或者说是社会系统所表
现的功能。在社会力概念中，社会是指“社会有机体”，社会力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
因素，即社会要素、社会系统和社会运动。在社会力的三个构成因素中，社会系统是
主要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社会要素才能形成，社会要素的最显著特征就是
具有系统性。社会运动是社会要素在社会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同时，社会运动产生社
会系统，社会系统又是社会运动的前提条件。
一、社会力与社会客观性
所谓社会的客观性，是指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它是不依赖于社会意
识的客观存在，社会与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
质过程。
社会客观性一般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概念来分析和认识的。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活的有机体，社会客观性本质包含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之中。唯物史观分析
社会客观性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抓住它的最本质的方面，即社会生产力，然后把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从这个有机体的三个方面——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勾划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客观辩证过程。
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整个上层建筑。正如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
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
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以生产力分析社会客观性的
思路。我们知道，社会存在也反映了社会的客观性本质，而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也是以生产方式为主的，其他物质因素都取决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是生产方式中
的主导因素。因此，社会的客观性仍落实、归结到生产力上来。
但是我们发现生产力概念在反映社会客观性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的客观性，实质上是指社会生产的决定性。把社
会的客观性本质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等同起来，这样必定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因
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是相对于社会意识系统来说的，而客观性本身是绝对的，它
没有相对的因素。社会意识系统也有客观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
同时社会意识作为一个系统本身，它也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而这种除社会生产以外的
其他社会系统自身的客观性，是生产力概念表达不了的，只有社会力概念才能既揭示
以社会生产为主的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也可以揭示社会生产以外的社会存在的客观性
。
第二，传统生产力概念在反映社会生产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通过对
生产力三因素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获得物质
生活资料的能力或物质力量，它表示物质生产过程中人同自然界的一种物质交换关系
。生产力作为系统而存在，有其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它是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
程的一切物资的、技术的要素的总和。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对象、以生产
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首先，我们来分析劳动对象要素。劳动对象本来被定义为“人们在生产过程（劳
动）中进行加工的一切对象”，但是我们却往往对这“一切对象”作了一个限定和划
分，认为劳动对象分两类：一类是自然对象，即进入生产过程中的未经过人们加工的
自然资源；另一类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对象，即通常讲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其实，这里
所说的劳动对象，只是传统产业或者说是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劳
动对象。而现代社会中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对象就不再是这种未经过人们加工的自然资
源或者原材料或半成品了。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产业，它们的劳
动对象就是非自然的信息等。与第三产业有关的是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社会越发达
，第三产业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值也就越大。西方国家平均达到６０％，美国则
高达７４％。与此相应的另一个事实是：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社会并不发达，而许多
发达的社会自然资源却并不丰富。如果究其原因，至少从劳动对象这个角度来说，我
们仍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生产的劳动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具体的物质单元为主，
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系统，或者是某一社会系统中的要素，甚至某些社会结构为主。例
如，金融业的劳动对象就是社会系统或流通系统中的资金运行结构。银行正是通过对
这些系统的资金运行结构的渗透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旅游业的劳动对象——旅游资源
则是一个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服务设施、社会环境（政治、治安、民俗民风）
等多要素在内的资源系统。
其次，再来看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工具”这一词的原始意义就是可以
利用的能够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生产工具理解为就是影响社会生
产的一切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影响社会生产的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功能联系。在现代社
会生产中，工具一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定具体的物质形式了。例如在信息产业中，“
作为硬件的技术产品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作为软件的程序设计系统似乎比前者在经济
、政治等诸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并且由软件和硬件构成的有机系统，仅用工具这
一名词是难以表达清楚的。”［②］总之，我们把工具和劳动资料都看作是一种系统
和功能的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功能，就是影响社会生产的系统与生产系统联系，而
这种联系又是系统存在的。
再次，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已不再只限于工人和农民，
广大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也是劳动者。实际上，所有“职员”都是劳动者。
从上面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性，即现代社会的生产已经突破
了传统的生产力概念的范畴；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现代社会生产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
力的内容。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者来论，它们都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存在
。这一问题从另一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社会力概念表明，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概括
地说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具体地说就是某一特定系统——本身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构
成因素。因此，我们说社会力概念具体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实质，即生产的社会
性，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生产的社会性包括了生产的物质性，这是社会客观性的真实
含义。正因为此，我们说社会力概念更准确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性本质，需要指
出的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物质性不是绝对对立的，社会性包括了物质性。社会力概念
包括了生产力概念，社会力概念所揭示的社会客观性本质比生产力概念所揭示的要更
深刻、更广泛。
二、社会力与社会的规律性：社会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这里所说的人
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指它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有其
内在规律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的规律性的一般内容。
规律，一般来讲就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用列宁的
话说，“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④］社会规律就
是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从规律的概念本身可以看出，“
本质”是规律的核心，这点在列宁的论述中已被明确指出。那么什么是本质呢？所谓
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是事物中比较深刻、稳定的方面
。显而易见，规律、本质都是关系范畴，联系是其核心内容。离开了联系，也就无规
律和本质了。社会力概念所揭示的正是社会的联系内容：所谓社会系统就是社会要素
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社会运动就是社会联系。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和社会规律具有相
同的内涵，它们都以社会的联系为主要和核心的内容，只不过社会规律强调的是社会
联系的特征，即稳定性、普遍性；而社会力则强调了社会联系的内容和形式，即社会
系统和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因此，社会力是社会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即社
会联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社会力与社会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存在一些差别，
正是这种差别表现出社会力对社会规律的一个转换问题，即社会力通过对社会系统、
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揭示，使社会联系具体表现出来，成为可认识和把握的对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力是认识和分析社会的方法和途径。
为了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个问题，使这一观点更明确，我们引进“社会技术”这一
概念。社会技术是与自然技术相对应的，它们是本文所用技术范畴的两个方面。本文
所用的“技术”范畴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技术范畴。那种认为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⑤］的观点
并没有反映技术的本质。我们认为技术的本质要素有两个：一个是“使用”，一个是
“范围”。每一个技术物或技术载体都包含一定的技术，因而也就包含有这两个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技术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使用，使用是技术的生命所在。正是对使用
或者操作的要求使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和提高。当我们说技术是某种操作方法和
技巧时，我们正是强调它的“使用”因素和特征。另一方面，一门技术的诞生和使用
，它实际上标志着一个范围和领域的诞生和出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定的操作规
则离开了它的领域就变得毫无意义。规则本身并无意义，只有在和范围联系起来时，
它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是范围赋予规范（操作）以意义。
如果我们把这种“使用”理解为功能，把“范围”理解为系统，那么社会技术就
与社会系统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具体的社会技术是与一定的社会系统相联系的
。社会技术首先使社会要素得以明确和存在，然后使之协同化，并因而使之构成一个
系统。社会技术的“使用”就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所组成的结构及其功能表现；社会技
术的范围就是社会系统本身。社会技术的进步就是社会系统的不断分化和社会系统功
能的不断加强。总之，社会技术是社会力的存在形式，是从操作（动态）意义上看的
社会力。
我们以法律为例来具体认识以上的论述。就法律的社会性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技术。法律有三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它的成熟性（稳定性）、可操作性和有效
性。我们强调法律这种社会技术的典型性，就是指它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法律的操作
性和有效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的法律的操作，指的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
作用，或者说这种操作就是法律的效用显示的过程，而实际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技
术的“使用”特征和“功能”特征。它的使用就是使某一特定方面能够被规范、掌握
并由此产生积极效应。所谓规范，就是找出其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并确定一些具体规则
。一旦我们对某一领域加以整理并确定了具体运行的规则，那么这个领域就成了一个
由法律这种社会技术的操作和使用而成立的范围，也就是因为某种要素的确立，某种
功能的显示、运作而存在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正是社会力概念所包含的要素。
三、社会力与社会整体性
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系统整体不等于各孤
立要素部分之和，系统整体性和功能在原则上既不能归结为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
能，也不能从有关组成部分中推导出来。第二，系统整体所获得的新的特性和功能是
各组成要素在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第三，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是由系统的整体结
构和运动方式决定的，只有当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运动方式构成整体时才表现出
来。我们所说的社会力，就是指这种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社会
系统是社会力概念的核心和基本内涵。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同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
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确，现在我们换个角度，即从“资源”和“劳动”的角度对此作些
分析。
社会整体的力的特征即社会力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
的整体性功能存在，这种资源直接源于社会，应该称作社会资源。首先发现这个问题
的，应该说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以前，经济学总是把价值与某种具体
的物联系起来，或者是在价值问题上出现一种模糊与矛盾的观念。重商主义者把货币
看作是唯一的财富，把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看作是货币的实质。重商学派之后的配
第（１６２３—１６８７）认识到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不一致
，但他仅仅能停留在这一点，并且在另外的场合就把两者混为一谈，说“劳动是财富
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⑥］。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则认为价值是由自然即土
地所提供的，他们将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归结为物质。这种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在亚
当·斯密（１７１３—１７９０）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价值二重学说把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相区分，并且认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
的社会劳动。但是，由于他并不了解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因此，仍然认为价值既是
生产商品中消耗的劳动，又是购买商品中得到的劳动。马克思在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
学中关于价值学说的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学说中，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一般劳动。马克思坚决排除了
以往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即物的因素。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这种劳动价值学说揭
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它不是来源于资本家所掌握的资本和原料，而是来源于工人的
剩余劳动，从而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在价值学说
上能够取得突破，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把价值与劳动联系起来，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远不止是仅仅把材料变为财富，它甚至“是整个人
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⑦］恩格斯并且指出，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不仅是就
人自身的进化（直立行走、语言和思维的产生等）而言的，就人的本质而言也是如此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与
人是同时出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由于随着全面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
因素——社会”［⑧］。人的最后形成和人类社会的最后出现是同一的，它们都由于
同一个机制——劳动。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创造了人，也产生了社会
。社会因劳动而存在。
用社会力的观点看，正是劳动才使得社会要素能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一个社会
系统存在，人的劳动就是社会的运动。劳动是社会系统从人的活动角度来看的普遍的
运动方式。按照前面的分析，系统的整体性由一定的运动方式所决定并通过它表现出
来，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劳动才使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劳动才创造财富。
① 《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页。
② 刘冠军：《认识论透视下的人工自然》，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１９９４
年第２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８页。
④ 《列宁全集》第５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８页。
⑤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７
７年版，“技术”条。
⑥ 转引自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第１０４页。
⑦ 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９、１５
３页。 责任编辑 邓宏炎
＊收稿日期：１９９６－０７－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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