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写作

（一）为什么要学习论文写作
一、为什么要学习论文写作
1、大学生完成学业的需要

大学期间，除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之外，按规定三年级要完成学年论文，四年级要完成毕业论文（学士论文）。学年论文是大学生在学完三年以后，初次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去分析解决一个学术问题而写的论文，这是一种科研的初步锻炼，所以论文题目不必太大，篇幅也不必太长，通过学年论文的写作，主要是初步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积累科研经验，为以后撰写毕业论文（学士论文）作准备。

毕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毕业前完成的最后一件任务，是大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知识，独立地探讨或解决某一学术问题而写成的论文，是大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程度的一次总测试，它的题目要比学年论文题目大一些，篇幅也长一些，一般要求5000字以上。

因此大学生要完成学业，就必须学会学术论文写作。



2、大学生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和专业训练，应该成为国家的专门人才，应在今后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大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从事本专业活动的基本功。作为高师院校的大学生，它的培养目标是能够胜任中学教学的合格的中学教师，因此教学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学校开设的一些师范类的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和训练这种教学基本功。而要搞好教学必须要学会科学研究。教学和科研决不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而是紧密相连、相得益彰的。大量事实表明，科学研究做得好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学会很好；科学研究做得差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学也不行。所以我们学校提出，不搞科研的教师决不是一个好教师。因此科学研究也应是大学生具备的基本功。只有学会研究我们才能不断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只有学会研究才能向社会贡献出有价值的成果，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会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公布出来、表达出来就是论文写作。如果论文写作的方法不会，我们就不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很好地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都强调，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定要在三方面得到提高：知识、能力、素质。知识一般指我们专业领域里的知识，还有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素质一般指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能力则包括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组织能力、与他人交往共处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就是写作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文写作。所以，作为在大学期间能力的培养，我们一定要注意书面表达能力（主要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3、就业的需要

论文写作也是我们毕业求职和未来搞好工作的需要。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总希望找到一份理想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才就业已不是计划派遣，而是双向选择。我们选择单位，单位也选择我们。据我们对用人单位的了解，单位选择毕业生固然希望知识多、能力强、素质高的人，但在一、二次接触中很难全面考察，尤其是素质，不是一二下子就能检测出来的。至于知识，虽然成绩单能有所反映，但他们却看得未必很重（两个原因：高分低能；分数不真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能检测出来的就是能力：教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书面表达能力）。

有的非教学单位更是特别注重写作能力。我亲身遇到两件事：一是省劳动厅需要进人，希望我推荐人选，但他们特别强调，我们只要“笔杆子”。二是省委宣传部需要进人，我向他推荐两名研究生，他们一要看他的论文，二要参加笔试，写一篇文章，然后再决定是否录用。因此，写作能力强在就业谋职时会顺利、轻松得多。

这是就业时的情况。至于就业后，要想搞好工作，也根本离不开写作能力。大学生毕业后不外几种去向：

一是进中学，当一名中学教师。这是绝大多数同学的归宿。到了中学，首先是要上好课，但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你总得要评职称，而评职称有很多规定的条件。我们经常接触一些中学教师，他们都在积极申报职称。评职称都有一定的要求：上课时数、教学获奖情况、科研项目、教学研究论文。前两项问题还不大，后两项很多人感到头痛，无可奈何。后两项关键是论文写作能力。会写教学研究论文，就能争取到课题、项目。反之，从未发表过一篇教学研究论文，没有前期成果做支撑，就很难争取到课题或项目，可见论文写作能力的重要。虽然教学研究论文和史学研究论文还有点区别，但基本道理是相通的。只要掌握了科学研究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再认真看几遍教学研究论文，很快就会写作。

二是进非教学单位。不管什么单位党政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总少不了文字材料（总结、汇报、报告等），只要从事管理工作，就要学会搞调查研究、学会起草工作计划、总结、汇报、报告等。新来的大学生，而且又是文科大学生，这些文字材料的写作任务，很可能就落在你们身上。而且你们年纪轻，头脑再灵活一点，很可能被选为秘书，这样领导的讲话稿也可能让你起草，几乎天天都要动笔。如果写作能力不强，你就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很多机会就会失之交臂，久而久之，甚至会被淘汰。当然这些应用文的写作与论文的写作有所区别，但其中的基本道理也是相通的。论文写作过了关，其他应用文的写作也不会有问题，只是不同的文体，格式、要求不同罢了。所以一定要在大学阶段学会论文写作。

三是考取研究生，进入高一层次学习和研究，这就更需要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了。研究生、研究生，主要是研究，当然学习期间导师也会讲些课，但与本科生时上课大不一样了。导师只是点拨、指导，主要是训练自己独立开展研究。也有的导师手中还有课题任务，往往还会交一部分任务给你完成。你就要从事论文写作。如果你写作能力很强，在导师的指导下，你会顺利完成某项任务，甚至能够在杂志上发表。这样，做起硕士论文来就不会感到很吃力了。如果你写作能力较差，根本未过关，不仅导师指导起来很吃力，自己也会感到很紧张。现在都要求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要公开发表1-2篇学术论文，然后才允许答辩。如果你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光是发表两篇论文就够受的，更别说写硕士论文了。因为硕士论文2-4万字，要求更高。所以在大学阶段，论文写作能力提高了，你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容易出成果，尽快成才。



4、现实状况提出的课题

我们之所以强调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也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是说这是针对现实状况而提出的严竣问题。

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现实状况如何呢？可以说颇为堪忧！大学四年，基本上都是知识传授，几乎没有什么写作方面的训练。虽然也有作业，但基本上都是东抄西抄，拼拼凑凑而成的。由于班级人数太多，教师也不可能像中学语文教师批改作文那样，连字、词、句、标点符号都改，一般着重看其观点、材料，而且也很少讲评，这样对学生而言，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是论文写作能力很难提高。

如果说平时作业是如此，那么毕业论文（学士论文）总应该要认真对待吧，也不尽然。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学生的毕业论文也是从一些论文中拼凑出来的。一个题目确立后，赶快去找相关论文，甚至同题论文，然后复印下来，再回去搞排列组合，所以每次写毕业论文时，学生的能力没有受到真正的锻炼，倒是便宜了学校的复印社，让他们赚了一笔大钱。

所以作为大学毕业生，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没有经历过、实践过。如何选题，如何构思，如何找材料，如何提炼观点，如何撰写等等，绝大多数同学不会，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知道。更有甚者，在一篇拼凑、抄袭的文章中，错别字有之、语句不通顺有之、逻辑不清楚有之，情形实在令人担忧！

过去大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发表论文是常见的（如蓝翎、李希凡在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就发表关于评价《红楼梦》的论文，轰动全国），而现在已经廖若晨星了。

本科是这种状况，这就给研究生培养带来了困难。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主要不足倒不在于知识面不宽，基础知识不扎实，这都不怕。主要的不足，就是研究能力不强，论文写作能力不强，有的导师还要替研究生改标点、改错别字，更别说其他了。可以想像，这样的学生短期内很难培养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不是无的放矢，或随意开设的。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写作能力提高了，到哪里都不怕，真正是“一招鲜，吃遍天”。

我们这门课主要是介绍论文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学术规范，我还想尽可能通过分析讲评一些论文来加深大家的理解，其中也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这门课开设时间不长，我之所以承担这门课，就是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经验，更有些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讲出来，对大家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当然，史学论文写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决不是上了这门课就能奏效的。好比学游泳，老师讲解一点基本理论、基本要领是必要的，但不是说听了这些要领，就会游了。要学会游泳，还得要下水，要实践。同样，要学会史学论文写作，提高这方面的能力，主要要靠实践，自己动手去写，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实践。

1、什么是学术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7号文给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

① 学术性：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学术”，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所谓学术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具有专门性和系统性，即是以科学领域里某一专业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有的学术问题，仅凭一个专业的知识解决不了，就会由两个或几个专业的专家联手合作研究，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解决一个学术问题，写出学术论文。例如夏商周断代问题，单靠历史学家就解决不了，于是调集古文字学家、天文学家、考古学家等等多学科专家共同研究，再写出科学论著。学术论文从选题上说有很强的专业性。如《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论宋太宗》等单从题目上看就有很强的专业性。相反，如《我所认识的启功先生》、《假期：少儿看电视悠着点儿》等等单从题目上看就没有专业性。

从内容上看，学术论文更是富有明显的专业性。学术论文是作者运用他们系统的专业知识，去论证或解决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有时候，单纯从题目上还难以判断是否学术论文，必须从内容上加以辨别。如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我国主要大报都发表社论，虽然它也谈历史问题，但主要着眼于现实，这就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议论文、政论文。如果某个历史学专家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某个问题就是学术论文了，如《历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发表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源的文章《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分析立宪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在辛亥革命时期在各项革新事业中的贡献，这就是学术论文了。再如关于破除迷信的论题，可以写成政论文或思想评论，但如果由一位地理学家运用地理知识去论证“风水术”的古代科学与封建迷信并存一体的特点，这就不是一般议论文，而是学术论文了。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剖析“算命术”和“占卜术”，也很可能成为一篇心理学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文。所以从内容上看是否有明显的专业性是学术论文和一般议论文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从语言表达来看，学术论文是运用专业术语和专业性图表符号表达内容的，它主要是写给同行看的，所以不在乎其他人是否看得懂，而是要把学术问题表达得简洁、准确、规范，因此，专业术语用得很多。

② 科学性：

科学性是学术论文的特点，也是学术论文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开展学术研究，写作学术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从而促进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学术论文必须具有科学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准确、思维严密、推理合乎逻辑。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首先是研究态度的科学性，这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从大量的材料出发，通过分析材料得出结论。而不能先有结论，再找材料去论证。从事实验研究，就应对课题进行系统的多方面的实验，从大量的实验数据中分析综合，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记之风很盛，尤其是当代人物，某位干部去世了，其子女或许搞到一笔钱，就物色某个人，请他为其亲属写传纪。有的人就为尊者讳，任意拔高，违背史实，歪曲史实，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传记，必然科学性不强。

态度的不端正主要表现为：有的人为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故意歪曲事实，标新立异，甚至伪造事实，提出所谓新观点。如英国一位曾经名扬四海的研究者，“深信理论无误而编造数据”；前苏联的一位女科学家为了使自己声名显赫而虚构“细胞起源”的假实验。也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私人目的，窥测方向，看风写文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专门看权威者的意向，完全以某一权威的是非为是非，这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科学的态度，就不可能写出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来，例如毛泽东同志对李白与杜甫的态度不同，更喜爱李白而不太喜爱杜甫。郭老知道后，在他的著作《李白与杜甫》中，就扬李抑杜，从而使这本著作的科学性就打了折扣。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进行科学探讨。科学性在思唯方式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逻辑性。王力先生说：“撰写论文，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如果没有科学头脑，就写不出科学论文，所谓科学头脑，也就是逻辑的头脑。”（引自《谈谈写论文》见《怎样写学术论文》PS.北大出版社1981年）

有些史学论文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用简单化的方法，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都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评价他，一定要实事求是。有几分功就肯定几分功，有几分过就指出几分过，这才是科学的。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就是先用归纳法，再用演绎法，而不能反过来。要从大量的具体材料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以归纳为基础，再作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对结论还要多设疑问，反复思考论证，凡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的研究，都是反科学的研究方法。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第三是内容的科学性。什么样的内容才符合科学性？这就是论点正确，概念明确，论据确凿充分，推理严密，语言准确。

论点（观点）即学术研究的成果结论，这个结论应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揭示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验证，经得起推敲和逻辑推理。

论文中概念的外延、内涵要有明确性、准确性和确定性，不能模糊不清，也不能随意更换概念。

论据要确凿充分，不能使用孤证就轻率得出结论，更不能歪曲材料，伪造材料。

推理严密就是论据和论点有机联系而无懈可击，假想推断要有严密的逻辑性，有些考证需要类比，也要注意类比的可比性与可靠性。

③ 创新性：

创新性被视为学术论文的特点之一，这是由科学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如果科学研究只作继承，没有创造，那么人类文明就不会前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发现、不断发明也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这个民族就要衰亡。同样，一篇论文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它就毫无价值。

学术论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填补空白的新发现、新发明、新理论。人类的科研活动，主要是发现活动和发明活动。发现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成就。把原来存在却未被人们认识的事物揭示出来，就是发现。如居里夫人发现镭，考古学家发现恐龙化石等。科学发现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财富，使科学得到发展。发明是改造世界的科技成就，运用知识发明出对人类有用的新成果，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如蒸汽机、电子计算机等等。新理论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学说，它对人类的实践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李四光的“新华夏构造体系”、邓小平理论等。

B. 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完善、创新。创新离不开科学继承。有不少研究成果，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也是一种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如日本彩电，继承了三分欧洲技术、七分美国技术，在综合国际300多项高新技术基础上，创造了更先进的日本技术。电子计算机也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创新，不断发展，至今仍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新换代。邓小平理论也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C. 在众说纷纭中提出独立见解。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学术争鸣是不能避免的，参加学术争鸣切忌人云亦云，应对别人提出的观点和根据给以认真的思辨，并积极参与争鸣，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论根据。对活跃思维，产生科学创见做出一点贡献，也是一种创造性。

D. 推翻前人定论。由于人们在探究物质世界客观规律过程中，总是不能一下子穷尽其本质，任何学派的理论、学说，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正确。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他们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即使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但随着历史发展，科学进步，研究手段的更新等，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定论存在着问题。所以，对待前人的定论，我们提倡继承，但不迷信，若发现其错误，就需要用科学的勇气去批判它、推翻它。科学史上这类例子太多了，这也是一种创新。

E. 对已有资料作出创造性综合。之所以这也是一种创新，就在于作者在综合过程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引导人们去解决问题。

当今世界，信息丰富，文字浩瀚，能对资料作分门别类的索引，已经备受欢迎，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整理性论文，不仅提供了比索引更详细的资料，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阅读大量的同类信息过程中，以他特有的专业眼光和专业思维，做出筛选归纳，其信息高度浓缩。整理者把散置在各篇文章中的学术精华较为系统地综合成既清晰又条理的问题，明人眼目，这就是创造性综合。这种综合，与文摘有明显区别。这种综合需要专业特长，需要学术鉴赏水平，需用综合归纳能力，更需要发现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敏锐力。

我们应积极追求学术论文的创造性，为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自觉抵制“人云亦云”或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应自觉抵制为晋升职称而“急功近利”、“鹦鹉学舌”地去写那些重复别人说过的，改头换面的文章。将论文写作当作晋升职称的“敲门砖”，这是学术的悲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篇学术论文的创造性是有限的。惊人发现、伟大发明、填补空白，这些创造绝非轻而易举，也不可能每篇学术论文都有这种创造性，但只要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一点新的东西，提供一点人所不知的资料，丰富了别人的论点，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学术做出了贡献，就可看做是一种创造。

④ 理论性

学术论文与科普读物、实践报告、科技情报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具有理论性的特征。所谓理论性就是指论文作者思维的理论性、论文结论的理论性和论文表达的论证性。

A. 思维的理论性。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思考，不是停留在零散的感性上，而是运用概念、判断、分析、归纳、推理等思辨的方法，深刻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经过高度概括和升华，使之成为理论。

进行理论思维，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这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有的人因时间紧迫，或因畏惧艰难，在理论思维上怯步，以致把学术论文写成罗列现象，就事论事，从而使学术论文失去理论色彩，其价值也就大为逊色了。

B. 结论的理论性。学术论文的结论，不是心血来潮的激动之词，也不是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也不是零散琐碎的感性偶得。学术论文的结论是建筑在充分的事实归纳上，通过理性思维，高度概括其本质和规律，使之升华为理论，理性思维水平越高，结论的理论价值就越高。

C. 表达的论证性。学术论文除了思维的理论性和结论的理论性外，它还必须对结论展开逻辑的、精密的论证，以达到无懈可击、不容置疑的说服力。

在弄清什么是学术论文之后，我们对史学论文就好理解了。



1、 什么是史学论文

顾名思义，史学论文就是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史学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是指对于历史学的某个专门问题，经过深入研究，所完成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独立见解的史学文章。其文体，一般采取论述形式，长短不拘，短则一二千字，长则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如博士论文多为二十几万言）。

史学论文既能反映我们对历史学领域某个专门问题的研究成果，又能反映作者历史学的研究水平，可以这样说，一篇史学论文是作者德、识、才、学的综合反映。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家应有四长：德、识、才、学，非常正确。这是对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史学工作者的德、识、才、学如何表现，它是通过论文（论著）表现出来。

先看史德。所谓史德，就是心术，或者说学术道德。它要求做到：研究历史，一定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历史人物，不隐恶、不溢美，不看风使舵；在撰写时不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不歪曲甚至伪造史料。这都是史德的基本要求。有没有达到这些基本要求，从一篇史学论文中就可反映出来。

次看史识。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见解，或者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你能有所发现，这就说明你的见识高。一篇史学论文，反映了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史识。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论文是最好的反映。

再看史学。所谓史学，就是学问，你的学问精不精，知识面宽不宽，围绕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的知识你掌握不掌握，通过一篇论文也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最后看史才。所谓史才，就是研究历史的才华，语言表述的才华，通俗说就是写论文的技术，主要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文采，文字是否优美、流畅，这都是史才，一篇论文完全能反映作者的史才。

所以，论文写作是一种综合训练，它可全面反映作者的德、识、才、学。

那么，一篇优秀的史学论文应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

香港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有一句话对此讲得很明白，即一篇优秀论文要做到“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孟子》中的一句话：“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严先生认为，这句话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也就是说论文有两个标准，基本标准和最高标准。基本标准是充实，最高标准是充实而兼具“光辉”。

所谓“充实”，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样的论著，才能算得是内容充实的有价值的论著。如有必要，须曲折辩论，达到论证的目标，但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这就比较更难，也更见作者功力。在充实的论著中又有其较高地位。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旧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不过精审充实仍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条件，根本不能跻入著作之林。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显示其有“光辉”。

何谓 “光辉”？严先生说：“光辉比较难以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最基本的条件——精审充实。这样的论著自可当‘光辉’之誉。而此种光辉境界，不一定在大论题上才能显现；若论题甚小，规模也很小，但工作精审，在精审之中能透出作者之有超凡识力，此亦光辉之一面。……但充实的工作做完之后，也要能站在材料的坚强基础上，凌空的笼照全局的说几句话，此亦为显现光辉面之一法。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学术工作要规模恢宏，或组织严密，或有创获都不难，但要兼而有之，则极不易；当然这里面还要包括一个基本条件——内容充实，这就更不易。兼此四者，自亦可当“光辉”之誉。总之，“光辉”总偏向于恢宏与通识，但与通论不同。写通论性论文，固当以恢宏为最基本条件，若不具备此一基本条件，就将毫无学术价值；但恢宏通识却不限于通论性文字。一部大规模的专门性论著，一篇短小精干的专门性论文，皆可透显作者是否有恢宏的意境，通豁的识力，以臻于‘光辉’的境界。”（《治史经验谈》载《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P：61- 62）

在大力弘扬创新精神的今天，我们对史学论文的要求最重要的也就是创新，具体来说是四新：选题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新。

选题新：即一般不要选那些别人做过，而自己没有新见解的题目，否则就是炒冷饭。要勇于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比如说，历史研究，向来人们只注重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事件、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对人类历史上疫病史的研究在很长时期里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即使有，也只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但是有位作者就认为，疫病，特别是瘟疫，并非只是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的社会反应，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所以，南开大学一名年青的讲师余新忠就写了一篇论文《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上，这篇论文选题就很新。

材料新：一篇论文最好能发掘一些新材料，这也是一种贡献。

观点新：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反映你的认识水平，你的见识，没有新观点的论文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方法新：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自然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论文的新，这也是最高标准，全部做到四新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应有一新、二新，如果四新全无，那这篇论文就毫无价值。



2、 史学论文的类型及文体

史学论文的表现形式并非只是一个面孔、一种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如果从文体上区分，广义地说，史学论文可分专题论文、札记、考证、评论（综述）、传纪、随笔等。

专题论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最能反映一个人德、识、才、学的，最能锻炼我们研究能力、写作能力的就是这一种。从字数上要求，一般应在5000字以上，乃至几万字、十几万字，通常在5000-1000字之间，各大历史刊物及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史学论文基本上属于专题研究论文。专题研究论文，根据论文的内容和用途，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基础性研究论文和应用性研究论文。

所谓基础性研究论文，是指以解决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主要任务的论文，这种论文多是对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探讨。比如，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东方专制主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问题、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如何认识和引进现代科学方法问题等等，这种类型论文的特点是：自由度大，涉及面宽，影响大，探索性强，研究周期也较长，难度较大，但一旦取得成功，则影响广泛。撰写基础性研究论文，主要使用宏观方法。

所谓应用性研究论文，是指以解决历史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方法为任务的论文，这种论文多是以局部问题、具体问题为研究内容，如历史中的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军事方面、社会方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揭示历史的规律和本质，但论文本身不是直接探讨历史规律和本质问题。比如，关于某一个历史遗址的社会性质和断代问题，关于夏都阳城的遗址问题，关于商鞅变法的历史评价问题，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倭寇、外国传教士、天朝田亩制度、皖南事变等问题，这种类型的论文特点是：问题具体明确，定向性强，成功把握较大，但影响范围有限，难以取得惊人成就，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札记，也称劄记，这种形式很灵活，最初是指校勘、考证性文字。宋人谓之考，如魏了翁有《古今考》；或称考异，如朱熹有《韩文考异》，清乾嘉诸儒，翻刻古书，一字之异，胪列诸本，考其原委得失，往往著成《札记》附于本书之后，也有题“勘误考异”等名称的。以“札记”作为书名始于清阎若璩之《潜邱札记》。

札记，后来也指把读书心得、体会或闻见所得随时记录下来，累积成篇之称，最著名的札记就是清赵翼的《廾二史札记》，现代有吴晗的《读史札记》。札记由于是记读书心得，只要有一得之见，都可随手记下。这种文体比较灵活，札记短者只有数十字，如《廾二史札记》：

“守节绝域”条：“元史，月里麻思使宋，被囚于长沙飞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于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归。俱见各本传。”（43个字）

这就是一条札记，是作者在读“元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情况，随手记下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①作者不是单纯地摘抄，单纯地摘抄材料还是孤立的，作者把同类材料加以概括抄在一起，就有联系了。②作者冠以“守节绝域”的题目，这就更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再看一条稍微长一点的札记：

“明祖行事多仿汉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也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士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兰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葅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也。

（《廾二史札记》卷32.P:737）

这篇札记不到500字，它根本不是一般的史料摘抄，完全是他地读明史时的心得，是经过思考、比较而写出来的，先是找出了明祖与汉高都是“布衣起事”的相同点，然后通过李善长、姚克仁两人的话，说明谋士劝明祖学汉高，明祖也自觉效法汉高，接着又举了造宫阙、徙富人、封子弟、赐富民、诛功臣5件事说明朱元璋在学习汉高祖，并且得出结论：“明祖行事多仿汉高”。这都说明赵翼在读书时确实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看到了事物（明祖与汉高）之间的联系。

赵翼的《廾二史札记》就是这样日积月累而成的，这些札记对我们今天研究二十二史都是很有启发的。

由于这些札记都还是初步的研究成果，有的也不够深入，今人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某个问题进一步研究，冠以“读史札记”之名，实际上就是一篇篇幅小一点的论文，如吴晗的《读史札记》其实就是论文汇编。至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也常载“读史札记”，试举《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为例，这一期刊载了9篇读史札记，题目是：

①唐代秀才科停废考；②金花银、轻赍与金花籽粒；③两汉妻妾名谓略考；④贡荔枝小考；⑤元朝上都的粮食来源；⑥明代“盗矿”之风颇盛；⑦戚继光《愚之稿》释意；⑧明清江南虎踪；⑨《明史·鲁鉴传》订误。

这些札记基本上就是针对一个小问题，或考证，或辩误，或发微，或综合某种现象，或纠正某种定论，一般来说篇幅较小，它不要求高深的理论，不要求深厚的基础知识，非常适合我们写作。

当然，也有一些“读史札记”就是一篇学术论文，一般在三四千字左右，《历史研究》刊载的“读史札记”就是如此，如《历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载两篇“读史札记”。

①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

②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新传播。

    ——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读后

考证。这也是应用型史学论文的文体之一，即是用考证的方法写出来的论文，即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辩别其真伪，提示其真像的文章。

考证的对象多种多样，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籍贯、行年，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某项制度的行废，某个历史问题的真相，都可作为考证的对象，凡是纠正历史上的错误成说，澄清某个问题的历史迷雾，都是考证性论文。

考证的文章篇幅可大可小，小者几百字，如上述《贡荔枝小考》则主要考证贡荔枝始于汉代，而不时唐代，荔枝不仅来自广东，也来自四川、福建，又考出除了贡鲜荔外，还有贡荔枝制品等。大者有几万字，十几万字，如顾诚的《李岩考》（《历史研究》19 年第   期）、《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99年第一期）均一二万字。著名史学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则有八万字，“此书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陈智超语）

考证性文章主要是凭材料说话，这就需要平时多读书（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扩大知识面，其次要学习一些考证的方法，要善于找出疑点，根据线索去挖掘材料。考证的方法以后专门介绍。

由于考证性文章长短不拘，故短者可作一条“谈史札记”，稍长的可作一篇论文发表，再长的可作一专著出版。

评论（述评、综述）。评论有多种，有对一篇史学论文的评论，有对一本史学著作的评论，也有对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断代、专题）的研究状况的评论，如《中国史研究动态》每期都有大量评论，都有对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界对某一方面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如“2001年明史研究述评”、“2001年史学史研究述评”，（经济史、先秦史……思想史、……）“20年徽学研究述评”等专题研究述评。

《历史研究》从上世纪末就开辟专栏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分专题和断代进行综合评述，专栏题目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二十世纪的隋唐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述评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它起到了一个缩微胶片的作用，能让同行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了解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以便确定自己今后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更可避免重复劳动，所以每一位研究者都不能不看述评。

述评的撰写要求：①作者要对所评对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能有任何遗漏。②要能够指出所评对象的优点、特点、不足之处以及对今后发展的建议。因此，对作者的要求很高，非专家不行。

述评写作训练要选那些范围比较小、时间跨度短的专题研究述评，例如《十年来徽商研究述评》、《十年来陈独秀研究述评》、《二十年来皖南事变研究述评》等等。

述评、评介、综述都属于整理性研究论文，这自有它的价值。还有一种是创造性评论，这种评论不仅是述介所评对象，而且还就某些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更进一步了。如

①《试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兼谈学术批评的规范问题》   包伟民

《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7页）

②《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程美宝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12页）

③《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葛兆光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12页）

传记。我国历史上具有写作人物传记的悠久传统，生逢西汉鼎盛时期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写作人物传记的开山祖。他撰写的《史记》中的“本记”、“列传”，篇篇皆为人物传记，并且把每个人描写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从此以后，历代官方或私人修纂的纪传体史书，无不仿效《史记》的体裁，把“本纪”、“列传”作为主要内容。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传记写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列传的现代传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人物传记的写作状况又有的新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年能出版几百种人物传记。至于人物传记的论文则更多。

文革以前（1949-1966），我国大陆地区共出版500多种人物传记，从学术价值而言，专家们一致认为，吴晗的《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和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学术价值最高，也成了我们现在人物传记写作的必读书。

最近十几年，我国历史学界的人物传记写作非常繁荣，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尤其各代帝王、政治家，都有传记出版，有的人物还有几种传记，如唐太宗传就有三种，孙中山传记有30多种，岳飞传记有50多种，周恩来传记有60多种，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和读者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传记的题材也多种多样，有叙述传主一生事迹的全传，如《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张之洞大传》（马东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有对传主夹叙夹议的评传，如《苏曼殊评传》（李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独秀评传》（李洪钧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有把同一类型人物编写为一书的合传和连环传，如《廉吏传》、《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朱文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还有叙述传主与某一事业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地区相联系的片段传记，如《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王宗仁、史广冉著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丁玲在北大荒》（郑笑枫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等，至于带有小说形式的人物传记就更多了，此不赘。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的成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为了写好人物传记，许多作者在理论准备、资料搜集、文字修饰等方面都作了巨大努力，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一部又一部佳作。一部优秀的传记，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常突出：

一是观点新颖。观点如同灵魂，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必须有鲜明尤其是新颖的观点，没有观点，特别是没有新鲜观点的人物传记，无异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绝对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二是史实准确。优秀的人物传记一般都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而在大量的史料中，不可避免地泥沙混杂，真伪相掺，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例如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史学界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又无中生有地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完全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P： 443-444），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

三是评论公允。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就其功过来说，有功大于过，有过大于功，也有功过参半，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传记作家，对人物应作公允的评论，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都有失公允。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民族英雄，当时他作为钦差大臣在广东严查鸦片走私，焚烧缴获的鸦片，与英国侵略军进行顽强抵抗，其功勋彪炳千秋。另外，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和流放新疆期间，还注重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建树颇多。杨国桢在《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充分阐述了林则徐的这些政绩外，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他青年时代为福建巡抚张师诚的随从，间接参与了镇压蔡牵起义的活动；在晚年署理陕甘总督任上，又直接策划镇压了甘肃、青海一带藏族农奴和贫苦牧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这就使人们全面认识到林则徐的功和过。

又如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对外交涉中以丧权辱国而著称于世。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与俄国签订《中俄条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卖国外交。然而，他在戊戌维新中却同情康有为，对维新派弃旧图新的措施表示赞赏，在慈禧发动的政变时还设法关照“新党”。所有这些，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都有详尽公允的评述。

四是文笔生动。一部人物传记要吸引读者，必须在艺术性上下功夫，力求文笔优美、生动、引人入胜，许多传记在这方面很欠缺，干巴巴的像个瘦削的老人，人们不愿看他。但也有些传记写得非常优美，叫人爱不释手。如田居俭的《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19.4万字，真是哙炙人口的佳作，单看其目录，即可见一斑：

引 言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一章   三千里地山河

      ——远离战乱漩涡的一块净土

第二章   花月正春风

      ——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

第三章   留连光景惜朱颜

——瑕瑜互见的伉俪情爱

  第四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懦怯庸弱的末代君主

  第五章   鸦啼影乱天将暮

——穷途末路的帝王生活

  第六章   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国破家亡后的最后三年

尾 声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更可贵的是这部传记不仅文笔生动、优美，而且完全可以作为一部信史来读，“千百年来，只要提到李煜，人们心目中便会出现一位才华横溢的开山词宗。然而，见诸正史的李煜，却是一个平庸懦弱的末代君主，这种喜剧与悲剧的矛盾组合，曾使人迷惑、惋惜。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援引郭麐的《南唐杂咏》，其中一联便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郭氏之所以扼腕，其因乃在于对李煜的全貌缺乏了解。迄今为止，类似的情况依然存在。”（《李后主新传·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向读者提供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准确的李煜传记，作者利用正史、类书、方志、笔记、年谱、诗话、词话等丰富资料，审慎稽核，精心探研，以哺育李煜成长的南唐兴亡为经，以李煜的家世、生平、诗词、轶闻为纬，交织再现这个集诗家与君主、天才与庸才、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人物全貌，做到事有依据，语有来历，成为一部信史。写人物传记，这部书要读五遍以上。

当然，写人物传记，不能一开始就写这大部头的，应该多练习写单篇文章式的人物传记，由于篇幅短，容易把握，这种传记，既可概括写其一生，也可突出写其一生中最精彩的片段。写这种人物传记，可参阅《文史知识》每一期的“人物春秋”专栏，这一专栏里传记非常适合大学生写，也确实有些传记是本科生或研究生写的。

随笔。这种文体是五四运动以来颇为流行的一种文体，其特点是：不拘形式，借事抒情，夹叙夹议，意味隽永，每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采用随笔这种文体。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史学随笔。

史学随笔是史学工作者以自己的睿智观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和事，点评社会的兴衰得失，扶正被歪曲的历史人物。随笔的篇幅都不长，但却以轻松的笔墨传播着严谨的学识，表达了对时代、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对人们富有启迪意义。近年来，活跃于史坛的史学家们在研究专题之余，也注意写一些随笔类的短文，他们以强烈的参与意识，严谨的治学作风，或对现实问题作出历史的思考，或表达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种种看法。这些文章拈重若轻，娓娓道来，细细评述，贴近现实生活，耐人寻味。尤其在今天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短小精悍的史学随笔更能赢得读者的青睐。

史学随笔与其他随笔不同，一定要与历史有关，更要注意严谨性、真实性和科学性。

史学界写随笔的不多，这是一个遗憾，有几位史学家的随笔写得很好，值得推荐：

来新夏：《冷眼热心》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版）

    《路与书》《依然集》《邃谷谈往》《枫林唱晚》（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春瑜：《喘息的年轮》（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版）

    《土地庙随笔》《牛屋杂俎》（成都出版社 1994年10月版）

马宝珠：《心河帆影》（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1月版）

李 乔：《文史拾荒》（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1月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史学随笔丛书》第一辑五本

1、《豕蹄内外》（郭沫若）①

2、《学海心潮》（翦伯赞）

3、《史镜管窥》（吴晗）

4、《出入史门》（傅斯年）②

5、《国学沉思》（赵吉惠）（陕西师大教授）

注① “豕蹄”是郭沫若30年代中期一部历史小品的集名，直意是“史题”两个字的音变，说明其内容取材于史书。另一层寓意在于说明，典章古籍，尽管文字艰涩，经过作家的再度劳动，也可以使它们便于接受，用《豕蹄》原序中的话说，“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本书真正选自历史小品集《豕蹄》的篇目只有3篇，其余都是《豕蹄》之外的作品，故名《豕蹄内外》。

②傅斯年（1896-1950）杰出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历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最后谈一谈史学论文与教科书的区别。

教科书是“述”很少“论”，史学论文重点是“论”（论证）。

教科书是面面俱到，史学论文是专题研究。

教科书可以吸收、借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史学论文必须是自己研究的真知灼见。

故：教科书称“编写”，论文称“撰写”、“著”。

选题就是选择具体的科研目标，确定科研范围，它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



1、 选题的重要性

选题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选题不确定，科研工作就无法进行；更在于选题不恰当，直接影响科研任务完成得好与差，甚至决定科研工作的成与败。有人说：“题好一半文”。就是说如果选择了一个好题目，就等于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自然科学领域，一些人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果，与他们的选题恰当是有重要关系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文章之所以获奖，甚至获大奖，也是与这些选题好是有重要关系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在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十五”重点出版课题时，有两个课题被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列为“十五”重点书目，一是《徽文化系列》（电子出版物），二是《中国古代服饰》，就是因为选题好。

历史上有很多人由于选题不当而告失败的例子，大物理学家牛顿在力学、数学、光学、热力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有过杰出的贡献，唯在他选择了神学为课题之后，则在30年内无所建树。爱因斯坦耗费后半生30年心血，对“统一场论”进行研究，也因时代条件不具备，所以他的这一课题，直到临终也未能得出有物理意义的结果。大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由于选题不当，而做不好论文的例子太多了。

选题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为何选题呢？



2、 选题原则

①大题与小题：应该小题大做，或选小弃大，切忌大题小作。

题目有大有小，如“论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大题，“试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就是小题，“论朱元璋”（大），“论朱元璋用人之道”（小），“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专权”（大），“论明代的宦官专权”（中），“论魏忠贤专权”（小），“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大），“论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小），“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小），“毛泽东的宗教政策”（小），等等。

面对大题与小题，我们选择的原则应是：宁选小题，不选大题。题目过大，材料难找，也难以驾驭，况且时间也不允许。如果选了大题，材料、时间都不够，结果势必搞成大题小作，毫无学术价值。例如有两位大学生选择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作为学年论文题目，显然太大，结果只能泛泛而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选择小题就不同了。小题范围较小，材料相对容易搜集，凭自己的水平、能力，尚能驾驭，有可能完成。

我们忌讳大题小作，而提倡小题大做。所谓“小题大做”，即从一个小题目引出一篇大道理来。小题目作大文章，可以把问题论述得深入透彻，深入了就有可能是好论文。并非所有小题都能做出大文章，如《洪秀全的胡子》，《诸葛亮的扇子》，《秦始皇的帽子》，《朱元璋的妃子》等等是做不出大文章的。只有小而重要的题目才能做出大文章。有价值的小题目应是看起来很小，实际上反映了重要问题，如能运用所学知识，并扩大、加深对有关材料的理解，往深处去钻研和挖掘，提出一些新见解，抓住要害，从各方面把它说深说透，有独到之处，论文就有分量、有价值。所以论文的轻重不一定和论题的大小成正比。

举一个“小题大做”的例子。赵翼的《二十二史扎记》卷二有一篇札记叫做“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其中写道：“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椽；曹参，狱椽；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輓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布衣将相”，这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一个小题，千百年来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少注意。但赵翼指出这一现象“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说明这件事虽小，但其意义很重要。于是唐赞功先生抓住这一现象“小题大做”，深入进行分析研究，写成了洋洋洒洒一二万字的文章。全文分六个部分：①阐述西汉开国诸臣致身将相者，绝大多数“起自布衣”，甚至连皇帝也是“布衣”，故应称作“布衣”皇帝将相之局。②分析“布衣”为什么能取天下，指出“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无疑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换来的。③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是一大变局，天下是怎样由“世侯世卿之局”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指出推动这一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则是秦末农民起义。④“布衣”君臣是如何拨乱反正，巩固新王朝的。⑤“布衣将相”之局对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影响： a、君臣等级关系，还不森严；b、君臣注意选拔人才；c、君臣比较注意节俭。⑥“布衣将相”之局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色彩逐渐消失，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通过列举种种现象以后，指出，汉初“布衣将相”的腐化与衰败是植根于私有制的一种必然现象，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篇妙文，作者抓住“布衣将相”这个“小题”，大做特做，做出了这样一篇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大文章。今后，我们就要善于抓住这类“小题”，做深入研究。

高敏的文章《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也是小题大做的范例。

②老题与新题：选新不排老，老题新作，新题深作

选题中有时会遇到老题和新题，怎么办？我们的原则是尽量选择新题，因为新题目别人没有做过，不会撞车，也不会受前人的束缚。只要认真去做，所有的观点都是新观点，容易出成果。而且，由于是新题，第一次研究，即使浮浅一点，也会得到谅解，所以选题尽量选新题。

我们提倡选新题，但并非一概排斥老题，老题目并不是不能选，关键是要老题新作，即是说老题目要有新观点，或者有新材料，或者有新方法，或者有新角度，总要有一些新东西，故则“老题新作”。

比如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过去很多人都有过研究，发表过很多论点，你如果要选择这个题目，你就必须有把握提供一些新东西。如果你对陈独秀的评价，有新的观点，而且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题目。如果没有，就不能选，否则只能是“炒冷饭”，毫无学术价值。

再比如，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这也是个老题，如果你又发现了新材料，证明此时确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即使你没有提出新观点，但却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进一步充实了、验证了过去的老观点，也有学术价值，也可做这个题目。

老题新作的范例：胡如雷《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个著名皇帝，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唐太宗。解放后，关于唐太宗的论文非常多，显然是个老题，胡如雷先生选择了这个题目，但他不是评价唐太宗的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民族政策，法制思想等等，这些前人早就论述过了。他完全从新的角度来谈，抓住三个问题：一、唐太宗的特点。二、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条件。三、唐太宗的局限性。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所以是一篇老题新作的好文章。再举田居俭的《论学史》《再论学史》为例。

③难题与易题：选择难易适中

在选题时有时会遇到难题和易题。所谓难题，就是对这个问题自己根本不了解，或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太少，太分散；或者关于研究这个问题所需要的知识结构自己不具备，而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弥补的，这样的题目不能选。如甲骨文研究，敦煌学研究。

至于易题就是不需要花什么功夫就能完成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即便完成了，对自己的锻炼不大，学术价值也不会太高，我们不能图省事，来选择这样的题目。

选题从难易程度来说，应选难易适中的题目。选题就像体育界确定篮球架的高度一样，如果篮球架定在一米左右，一方抢到球后很轻易地就把球投进去了，这有什么意思呢？相反，如果把篮球架定在四米左右，无论大家怎么努力，也投不进去，这也毫无意义。篮球架子定在现在这样的高度正好，只在大家努力，跳一跳，就有投进去的可能，这才有意义。选题的难易适中也就是这个意思，选择的题目应是自己可能写好的，而又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写好的。随手可摘的果子，得到了也不可贵。可望而不可及的果子，再使劲也徒劳。只有跳几下才能摘取的果子，才是自己奋斗的目标。

④偏论与偏史：视情而定

史学论题方面，还有的是偏重于理论的题，有的是偏重于史料的题。偏论：《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选择以理论为主的题目，要考虑到有理可论，而前人对此题理论分析较少，本人又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选作以史料为主的题目，要考虑到该题的有关史料不少，而前人挖掘不够，自己可以从挖掘史料上多下功夫。有一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五四时期留美学生对科学的传播》（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就是偏重史料的文章。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过去讲五四运动，讲民主的多，讲科学的少，讲到“科学”这面旗帜，很空洞笼统。是有关科学的材料太少吗？不是的，材料并不少，原因是过去宣传不够，史料未能认真挖掘。这位学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阅《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以及竺可桢、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杨铨等科学家传记，写成这篇以叙事为主，叙中有议的论文，为中国现代科学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鲜内容。

⑤热题与冷题：不赶浪头，量力而行

史学界常常集中一段时间讨论某个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围绕这方面写文章，从而形成热门话题，例如：80年代初郭沫若去世后，姚雪垠先生写了一篇《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对《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批评，引起了史学界的轩然大波。学者纷纷撰文对此发表意见。有的评《甲申》，有的评姚氏《李自成》，非常热闹，形成热门课题。相反有一些课题长期无人问津，成为“冷门”课题。在热与冷之间，如何选题？我以为应不赶浪头。热门课题，研究的人多，不容易有新的突破。冷门课题，资料少，难度大，但有的冷门课题可以对学科建设提供新内容。我们不能为赶浪头，而去写热门题，也不要企图出奇制胜去写冷门题，结果钻进去，钻不出来，一定要量力而行。

⑥需要和兴趣：服从需要，兼顾兴趣，培养兴趣。

这里所讲的兴趣，是指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产生了研究它的欲望。

在选题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题目从学科建设而言，确实有意义，确实需要，但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没有兴趣，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服从需要，兼顾兴趣，培养兴趣。

所谓“兼顾兴趣”，就是适当照顾兴趣，首先选择那些在学科建设上需要，既有学术价值，而自己又有兴趣的课题。由于有兴趣，就有研究热情和欲望，就有可能克服困难去完成它。

所谓“培养兴趣”，就是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有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之所以无兴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一旦钻进去以后，兴趣就可以培养起来。我一度对政治制度史比较感兴趣，对经济史不太感兴趣，所以虽然是徽商研究课题组成员，但在徽商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不多，成果也不多，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制度史方面的文章。但是集体的任务总要完成，还得要搞徽商研究，一旦当我钻进去以后，兴趣也就逐渐培养起来，感到这里面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研究。所以回过头来，觉得如果当初就转过来，毕业论文就选经济史的内容，可能取得的成果更多。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尽力去培养自己的专业兴趣。例如，解放初期，我国还没有经济史专业，而经济史又是历史学科中的重要分支，我国必须要有人研究。1953年中国社科院决定成立小组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当时8个成员，有的是学经济学的，有的是学政治学的，有的是学历史学的，没有一个受过经济史专业的训练。起初大家都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经过几年的工作，大家对这一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个个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⑦宽泛与集中：集中方向

史学研究课题从范围上说，小到一个村庄，一个人，大到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甚至世界；从时间上说，上下几千年；从学科领域来说，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教育、地理、人物、制度等等领域，课题也难以数计。一个人穷毕生的精力，也不能研究所有的课题，而对这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众多的课题，我们应该如何选题，选题范围是宽泛还是集中？如果作为练习、锻炼，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你现在可以选一个古代史的题目来做，将来再选一个世界史或近现代史的题目来做，这都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考取了研究生，或准备长期不断地进行研究，选题就不能宽泛，而应该集中，学术研究切忌精力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决不会有大成果。

长期的学术研究必须要先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比如选中国史，还要确定断代或门类，比如我想致力于史学史的研究，时间也很长，一般要选择一个突破口。瞿林东先生当初受到白寿彝先生的教诲，先从唐代搞起，然后向两头延伸，白先生的另一名博士吴怀祺就从宋代开始搞起，这样选题就在这个朝代内选。如果我选择明清史，明清史领域也很宽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学术，也不能样样都涉猎，如果选择经济史作为主攻方向，那么选题就应在这个范围内进行。

为什么集中精力主攻某个领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不可能在太多的领域中有所成就。二是集中一个方向，前期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下一个研究课题的基础，也可以给下一个研究课题一些启发，比较容易出成果。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你就取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确定研究方向要有战略学术眼光（可举徽商例子）

在这方面要取得经验，我们可以追寻和跟踪一些学者，看看他们在近二十年或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就会明白了。当然，不包括一些“大家”，由于学术根柢厚，学问大，他们可以在很多领域有所建树。但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⑧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二者兼顾

选题要完成，它取决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因此选题时对主客观条件要兼顾。主观条件主要指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写作水平，要能和完成课题基本适应。这其中知识结构很重要。比如，对舞蹈一窍不通的人，你去研究舞蹈史就不行，对绘画一点不懂的人去研究美术史也不行，对科技完全外行的人不要去研究科技史或历史上的科技人物。当然，知识结构只要是基本适应就可，略有不足，还可以通过学习去弥补。

研究能力也很重要，如果你的研究能力有限，对于十分复杂的问题最好不选，否则你将驾驭不了，而应选那些不十分复杂，自己能够驾驭的课题。

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文献资料、设备、时间、经费、导师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料，有的题目很好，如果资料很分散，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收集，而时间、经费都不允许，你也不要选这个题目，那么如何知道这个题目的资料多不多，好找不好找呢？在这方面要多听听老师的意见。

以上我们介绍了八条选题的基本原则，掌握了这些原则，并不意味着就能选题了，下面谈谈选题的基本途径。



3、 选题途径

①多读深思，发现题目

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发现题目的途径。多读是指多读本专业或自己研究方向的书，既包括第一手资料的书，也包括前人的论著。一般说来，在大致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后，就要大量阅读这个范围的基本史料，比如我对明清史有兴趣，准备将来从事明清史的研究，这时就应该大量阅读明清史的基本史料，如《明史》、《清史稿》、《明史纪事本末》，还有大量的明清史的笔记。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多思，要思考这个问题值不值得研究，如果自己觉得某个题目值得研究，就要随手记到笔记本上，这时你可以不管这个问题学术界有没有人研究过。比如我想从事明代制度史的研究，那就要特别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在读《明史》的过程中，遇到“庶吉士”、“翰林院”、“内阁”这样的名词，就要想一想，这些都应该搞清，都值得研究，都应随手记不来。反正你自己认为值得要研究的题目，你都应记不来，然后你可以去检查论文索引，看看这些题目有没有人研究过，也许你记20个题目，一查有十九个别人已有成果，这也好，毕竟还有一个题目别人没有研究，暂且先保留下来。随着自己知识面的扩大，史识的提高，选题能力也会不断增强。

读书不思考，就会放过很多好题目。前述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一条札记，多少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都读过，可以说都没有引起重视。唐赞功先生读了并深入进行思考，认为这个“布衣将相之局”之所以被赵翼认为 “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肯定是有原因的，值得研究，成了他的一个极好的选题。

读书中要思考，所谓思考，就是多问为什么？还要展开联想，这样就能发现很多题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是抓住一件事，通过思考、联想、发现了很多问题：

例如唐末黄巢起义，曾大杀外国侨民，旧史中仅有“焚室庐杀人如刈”的笼统记载，究竟杀了多少人，不得而知。九世纪时，阿拉伯人所著《中国闻见录》中有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人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禧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陷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就是因为这一段记录，梁启超认为，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而知。由此，梁启超根据这一记载，通过思考、联想，竟然发现有9 个问题值得研究：

1、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

2、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如何？

3、联想到当时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情况如何？其权限如何？

4、通商结果，给当时的国计民生带来哪些影响？

5、当时的关税制度如何？

6、今所谓领事裁判权者，当时是否存在？

7、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中国人是否也乘此向外发展？

8、既然有这么多外人侨寓我国，他们与中国人混合关系如何？

9、中国的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之传入欧洲，与当时的外国人有无关系？

梁启超通过一条材料，开展联想，发现这么多问题值得研究，可见读书多思的重要性，这是选题的根本途径。

读书时还要善于发现疑点，疑点往往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尤其是对同一个问题的记载，不同的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值得研究了。如对某项制度开始执行的时间，某个机构设立的时间，如果两本书记载得不一样，就要进一步研究，很可能就是一个好的题目，做一篇论文。

例如，我在读《二十二史札记》时，其中有一条讲朱元璋惩贪，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被剥皮实草，这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在读《明史》时，明初一大经济案件“空印案”的主犯郭桓（户部尚书）贪污的价值远远超过六十两银子，但《明史》记载只是将其处死，而没有说被“剥皮实草”。这就使我产生了疑问，再查几编《大诰》，这都是朱元璋亲自审理的案件，其中很多是贪污案件，而且远远超过六十两银子，但朱元璋也没有将他们剥皮实草。这就更使我坚定了做这个题目的信心，于是写了一篇《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上。

再比如，我在读《明史》时，看到明政府为了加强监察制度，常常派遣御史巡按地方，称为巡按御史。这些人官品不高，仅只七品，但到了地方后权力极大。这种御史巡按制度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很值得研究。于是就记下来，待以后查论文索引，尚无人研究，于是就写了一篇《略论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发表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上。

再如，我们在研究徽商的过程中，必须阅读徽州人的文集，其中有一本重要文集即明人汪道昆的《太函集》。汪道昆在几处都提到徽州人“左儒右贾”，即把“贾”看得比“儒”还重，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又翻阅了徽州的大量宗谱，发现徽商在致富后又不遗余力地让子弟读书仕进，走“儒” 这条路，这又把“儒”看得比“贾”重，这种现象与汪道昆所说的是一个矛盾。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当时我也无把握，反正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值得研究，于是记下来，后来写了一篇《“左儒右贾”辨》，发表在《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上。

多读书也包括读今人著作，一方面是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另一方面也要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对某个问题，别人论证得是否严密，书中的观点你同意不同意，如不同意，就将它记下来，作一篇论辨的文章。也可发现一些选题的线索，因为书中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物不可能有详细的论述，你可记下来，作进一步研究（如“陆楫”的经济思想）。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同学不愿下苦功读原始资料，即基本资料，这是最大的毛病。不看第一手资料，老是看别人引用的二手资料，就无法发现问题。

②关注现实，引出题目

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史学工作者决不能只埋头于故纸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要时刻关注现实，为现实社会的进步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关注现实，联想历史，就会引出很多题目。

80 年代初期，党的事业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中央号召要从基层选拔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么历史上荐贤选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有哪些经验可以记取呢？这就有许多文章可做，报纸上也发表了很多这类文章。我也感到明史上有一些内容可写，于是写了一篇札记《三杨荐贤小议》，发表在《光明日报》 80.3.19。后来又写了《“为国家爱养人才”——略论张居正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发表在《阜阳师院学报》82.3期上。我院房列曙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现实意义很强，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当国家正式实行退休制度时，也可阐述历史上关于官员退休的一些规定，总结历史上致仕制度的经验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党就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对党内的监督。但是对行政监察，一直没有建立制度。80年代，我国也着手建立行政监察制度，国家成立了监察部，各省也建立了监察厅。由此，我也就想到历史上的监察制度，我的论文《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选题就与现实有关。以后探讨各个朝代的监察制度的论文、论著发表了很多，我想这是与现实有很大关系的。

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的一些学科也逐渐传到国内，公共关系学就是一门新的学科，传入我国后，立即引起各高校的重视，也引起各企业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公关热”。由此我就想到了徽商，并写了篇《明清时期徽商的公关艺术》（载《文史知识》1994年12期）

象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诸如由于关注当代农民打工潮而引起对中国历史上流民的研究；由关注现代的人口间题而引发对历史上人口问题的研究；现代审计制度的建立又引发人们对历史上审计制度的探讨，禁赌、惩贪、倡廉……都可以联系历史做很多文章。

总之，关注现实，引出课题，是选题的途径之一。我们可以翻阅一些杂志目录，研究一下选题，就可知道，很多选题实际上是受现实启发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这种途径并非选题的主要途径。因为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选题范围不能也不断变化，只能在我自己的研究范围内选择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选有现实意义的题目。

第二，从现实引出的课题，一般以札记随笔的形式表现为佳。随笔、札记其文章短，来得快，以在报纸上发表为好。如翦伯赞在解放前夕写的一组文章《贪污列传序》、《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主义》、《末代帝王的下场》等现实意义很强，都是从现实引发的题目，也都是以随笔形式发表的。（见翦著《学海心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大的题目，甚至是论著，如关于市场的论著：《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③触类旁通，诱发题目

即是受他人选题的启发，在自己研究范围内诱发题目。我们应经常看看论文索引，上面全是题目，边浏览边思考，往往会受到启发。比如我是研究明史的，但当我浏览其他朝代的论文选题时，往往会有很多启发，如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监察制度，市场管理，民族政策等等。

④集体任务，接受题目

这实际上是他人命题。既然是集体任务，就应该积极地去完成，《夏燮评传》、《方孝孺传》等都是集体任务，如果是老师的课题也要努力完成。

我写的《方孝孺传》（《中国历代名臣》）、《夏燮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以及《廉吏传》、《贪官传》、《皇子传》中的十几篇人物传记，都是集体的任务。

总而言之，选题最根本的途径是从读书（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中产生，只有确定了一个研究方向，先读基本史料，再扩大到其他史料，做出资料卡片，资料索引，经常翻检这些资料，多思考问题，有时就会触发灵感，发现课题。至于写随笔、札记类文章，就不一定受这样的限制了。

另外，还要时刻关注学术动态，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这样才知道哪些题目别人没有研究过，或已研究过，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而决定自己的选题。

1、收集资料的前提

当你初步决定准备研究某个问题后，第一步就是检索该课题的研究史，主要是检索论文索引，至少 10-20年，长至50年，可查《历史学年鉴》（1979年开始出版，每年一期），《全国报刊目录索引》（第月一期），还有分类索引，主要是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每月一期。还有书目，可查：《全国总书目》（1955-1966，1970-至今）《全国新书目》（1950-1966，1972-至今）《中国国家书目》（北图、网上查找专门史会议的论文集，如《宋史论丛》，《明史研究》、《清史论丛》、外文书籍和港台书籍（北图）通过网上查询。

检索的目的，在于考察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有没有研究。如果没有研究，或虽有研究，但很不充分，就可以定这个题目。如果关于这个课题，前人已经研究得很充分了，而自己又很难有所突破，则要考虑更换选题。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如果你仍然是一般地作宏观研究，既没有新材料，也没有新角度，新方法，新观点，写这个题目就难以成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选题确定和收集资料孰先孰后？这不能一概而论，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读书过程中，由于接触了大量资料，生发出选题；一是先确定一个选题再去收集材料。第一种情况看起来好象是先有资料，再确定选题，但要知道，这时掌握的资料是不完全的，还不足以完成这个选题，需要进一步去收集有关资料。如我选择研究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这个题目，虽然是由于接触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真要撰写这个题目，还得要进一步收集资料。关于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问题也是如此。第二种情况，先确定题目（当然是在科研调查以后），再找资料，如我关于方孝孺、张居正、夏燮等课题就是如此，所以不管上述哪种情况，收集资料这一环节都是不可少的。



2、收集资料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这是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无一例外。“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思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只有当自然和历史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品划分。”（《马思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0页），尤其是史学研究，更是如此。离开资料，一篇文章也写不成。它决不等于小说创作。小说家只要构思好情节，可以不要任何资料就可写成一篇小说。史学研究就不行，离开了资料，多写一句话也不可能，收集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两点：

①炊饭之粟米。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就好比炊饭之粟米，决定论文能否写成。

② 佳肴之原料：有什么样的原材料，才能做出什么样的菜肴。原料普通，如只有青菜萝卜，再高明的厨师只能做出一盘蔬菜。如果原料珍贵齐备，鸡鱼肉蛋、山珍海味、香菇木耳、应有尽有，高明的厨师就能做出一盘盘高档佳肴来。资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能决定论文质量高低，如果你掌握了别人从未发现的资料，你就有可能做出一篇高质量论文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老资料如果用新角度去研究，提出新观点，也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如唐赞功、胡如雷、高敏诸位先生即如此。

正因为资料对论文写作如此重要，所以，大凡有成就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家都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工作。

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至理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坐“冷板凳”就是做资料的搜集、积累和研究工作，就是甘于寂寞，潜心思考。只有甘于坐冷板凳，收集大量资料，才不会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自然科学家有30几岁出大成果的，也有三十几岁的经济学家，但很难有三十几岁的史学大师。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看大量的资料，短期内完不成。

历史学家吴晗对明史研究颇深，做过几万张关于明清史的资料卡片。他研究清太祖努尔哈赤，搜集了有关他及其同时代的各种资料，他为了弄清满族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卡片里记下了满族何时开始使用铁器，矿砂从哪里来，炼铁炉什么时候才有的等等问题。（参见孙世恺《谈谈积累条件》、《写作论》P：232项）

一位学者二三年内发表十几篇论文，别人问他有何诀窍。他说，这是他多年埋头收集资料的结果，他深有体会地说：“写论文就是资料运动，运动资料而已”。

王力先生在讲到资料的重要性时就说：“一个小小的题目，我们就要占有很多的材料，往往几十万字，要做几千几万张卡片。”他又说：“别看写出来的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只有几十万字，这叫做充分占有材料。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够就写不出好文章。”（陈妙云书P：130）

很多专家都认为，收集材料的时间要占全部研究时间的70-80%。材料齐备了，撰写只需花全部研究时间的20%-30%左右。



3、收集资料的形式：

① 卡片：即把有关资料逐条抄录在卡片上，所谓“卡片一万张，学问长一丈”。抄录卡片是通行的最有效的形式。抄录时要注意：a）抄录后要和原文核对，不得有误。当时如果不核对，使用时发现错误，再核对就难了，或者这本书已经还给图书馆了，再借耽误时间；或者你是在外地看的，再次核对，几乎是不可能了。b）材料出处一定要注清楚。作者姓名、书名、版本、卷数、页数、藏于何处等等要尽可能一一注明，不可图方便而省略。c）不要把不同性质的材料抄在一张卡片上，这样不便于排列研究。d）每条材料要冠以标题，以便于构思时归类整理。e）当时如有感想，随时记在卡片上。

抄录卡片的过程就是加深印象的过程，冠以标题或记下感想的过程，就是初步思考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决不能少。有的人为了偷懒，图省事，经常采取夹纸条或复印的办法，一般来说都不可取，纸条夹多了，根本无法排列，资料无法利用。复印呢？如果是长篇资料都有用，可以复印下来保存，但它并不能取代抄录卡片，因为复印有三个缺点：a没有经过手抄，印象不深；b有用无用的部分印到一起，不便于提炼观点（冠以标题）；c不便于整理、排比。

②笔记：把有用的资料抄到笔记本上，这也是一个形式。但其缺点在于不便整理、排比，还是要摘到卡片上来。据我的体会，笔记本以抄录今人研究成果为好。在阅读别人的论著时，可将其中重要的论点摘录下来（而不是抄资料）并冠以题目，打上红线，以示醒目，经常浏览，加深印象。



4、收集资料的要求：精、真、新、全

精：收集资料不能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见材料就抄，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浪费时间。抄录资料要精。所谓精，就是最能说明某个问题的，如果几本书上都讲到了同样的问题，则应抄录成书最早的书上的资料，在卡片后注上××书、××书记载与此同。如果几本书上说的详略不同，则应抄录记载最详细的资料，卡片后面再注明参见 ××书××卷。

真：这是对收集资料的基本要求。但历史资料不少是真假难分的，正误混杂，即有的记载是真的，有的是伪造的，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必须要下一番考证功夫，进行鉴别，这就是正误辨伪。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收集资料时有时没有时间去开展这项工作，可留待撰写时再进行。在收集资料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记载，不妨先抄录下来，在卡片上作一特别说明，留待以后进行考证。

新：材料力求新颖。所谓新，就是别人未发现的资料，被你发现了，这样的材料就十分珍贵。

全：尽可能地将材料收全，最好做到竭泽而渔。为什么要收全，有两个原因：一是每条材料只能局部的反映某个问题的真相，只有尽可能收全资料，才能使我们对事物的全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不全面。举两个梁启超的例子：梁启超想研究春秋以前的小国（他称为部落）分布状况，哪本书都不全，于是他先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60余国；又从《逸周书》中搜录，查到30余国；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搜录，得 70余国；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90余国；其它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者，犹将300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尽 2/3，其中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地。试想，如果资料收集不全，春秋之前我国境内的古国情况就得不到一个全面的认识。

再如，梁启超要研究中印之间古代的文化交流，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的人物，据常人所习知，则前有法显（东晋人）后有玄奘，三数人而已。后来他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105人，其名姓失考者还有82人，合计187人。他初研究时，据慧皎的《高僧传》，义净的《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类者则抄下，经数月乃得此数，于是将此187人查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为种种统计，而中印古代交通遗迹，以及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原因，皆可以大明。如果收集资料不全，就达不到这样的结果。

二是资料不全，极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虽是大史学家也不可免。比如：

自从《水浒》这部小说出现以后，宋江这个人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历史上的宋江，目前知道得很少。宋代公私案牍里只有一些另星的记载，并且互相矛盾，抵牾不合。《水浒》里的宋江是投降了，又去打方腊。历史上的宋江是否也是受招安，然后又去征方腊呢？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争议。早在清代，就有陆次云、汪师韩之争（前者认为受招安、打方腊。后者不同意此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宋江降后见杀，没有征方腊。”（第十五篇下），以后余嘉锡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见余著《余嘉锡论学杂著》）提出与鲁迅不同的观点：“江之从攻方腊无疑。”解放后北大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历史教学》 53.1）严敦易先生的《历史上的宋江》（见《水浒传的演变》第一部分）也都就宋江是否投降征方腊的问题作了考证。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又去打方腊”。这样又把问题提出来了，关于历史上的宋江问题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

1978 年，邓广铭、李培浩同志连写二文《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社会科学战线》78.2）和《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光明日报》 78.8.1），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既没有投降，更没有打方腊。两文发表后，引起一场争论。历史研究所吴泰写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光明日报） 78.6.8）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宋江是投降派，参加了打方腊。

1979年复旦大学陆树仑写了一篇《关于历史上宋江的二三事》（《辽大学报》79.2-3两期上）这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他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

①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问题。他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投降的资料（共有7条，邓广铭认为皆不可信）逐条加以分析，认为要完全否定这些资料，尚缺乏足够证据，在没有发现新材料之前，对上述这些材料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的，但不宜断言这是捏造。

②关于宋江是否打方腊的问题。陆树仑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从征方腊的资料，逐条加以辨析，认为都不可信，所以他同邓广铭一样，认为宋江没有打方腊。

③关于宋江“就擒”问题。陆先生认为，宋江可能是“降而复叛”，最后被宋朝擒杀，但由于没有发现过硬的材料，所以这个结论只是推断，不是定论。

这样又过了两年，1981.1《中华文史论丛》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即马泰来先生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公布了一首重要的诗《捕盗偶成》，终于把关键问题解决了。这首诗共有20句，前8句为：“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参）意气骄，士女姘观犹骇愕。”这就证明了宋江等36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宋朝的招安，然而又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义军而班师回开封时，颁降了“捕草寇宋江”的御旨，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又把他擒获（至于何时、何因复叛，何时被擒，尚不清楚）。

邓广铭对此大发感概，因为邓也曾看过李若水的《忠愍集》，但这只是个残本，只有一卷，有文无诗。当时没有注意到，谁知北大图书馆还有一本从四库本抄来的《忠愍集》三卷本，有诗有文，因为未曾注意，也就未去翻阅，导致失误。所以他很快又写了篇文章《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中华文史论丛》82，4）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误。

通过这件事，我想有两点启示：一是治学之不易，专家都难免失误，我们就更要小心了，一定要详细占有资料。二是史学前辈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勇气，这种可贵的史德真乃大师风范，是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的。

当然，竭泽而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宋以前还基本上可以，宋以后就难了，史籍太多，但即便这样，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不要轻易说“不”，不要轻易否定某种事。史学研究就是这样：对历史上的某个现象，说“有”容易，只要发现一条资料就可证明其“有”，但说“无”就要慎之又慎了。

收集资料的所谓“全”，还有一层含义，即正面的材料要收，相反观点的材料也要收，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严耕望先生举出一例：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云：“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供樵苏……”这是讲北宋汴京燃料的一条极好的资料。有一位当今国际知名的日本学者，从这条材料发挥，引了颇多史料作辅证，认为石炭（即煤）是北宋京师开封府一般人民生活中的主要燃料，认为这是一次燃料革命。这一结论确实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其实这位日本学者只看到了使用“石炭”这一条资料，而没有看到大量的仍使用“薪柴”的材料，严先生光从《宋会要稿》、《宋史》中就找出了若干条材料。例：

a）《宋会要稿》第四十二册《礼》六二，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赐在京诸班直诸军厢主以下至剩员以上，柴炭各有差。……凡柴五百七十八万，炭五百八十五万。”天禧元年十二月，又赐柴炭，“柴六百七十五万，炭七百二十七万”。仁宗庆历五年，“以雪寒，赐诸班诸军薪。”

b）同书第二十三册《礼》二五，熙宁中，宫中见有柴炭库。

c）同书第五十七册《崇儒》七，宣和七年，诏罢贡品，其罢贡尚食者，汜水白波辇运司本贡柴三十六万斤，减二十万斤。

d）《宋史》一七九《食货志》下一，太宗“调退材给窑务为薪”。等等。

严先生指出：“我不是研究宋史的人，宋代的史书文集看得很少，稍稍留意，已见很多汴京烧柴的史料，时间自北宋初期到末期都有，足证通贯北宋时代，汴京城里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宫中也仍有烧柴薪的。”（《治史三书》P31—32，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到，资料要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我们在收集材料过程中，当逐渐形成某种观点时，这时最怕看到反面资料。这不应该，反面资料一定要收集，然后再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5、收集资料的范围

对史学研究来说，资料就是“史料”。什么是史料？一些人一谈到史料，首先想到各种史籍。按四部分类法，就是史部著作都是史料，这当然是对的。但另外三类，经、学、集部的著作也是重要史料，决不能忽视。尤其集部著作，即各种文集，里面含有丰富的史料。如前述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就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所以文集绝不能忽视。例如我们研究徽商，明清文集就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因为徽商与文人交往甚厚，互相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商人死后，其后代往往请一些著名文人为商人撰写墓志铭，如在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就有大量的商人墓志铭，商人传记或祝寿文，其中都要述及商人的身世、事业、情趣，对研究徽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经、史、子、集四部类著作都是典籍，当然是在收集资料的范围内。除典籍之外，其他一切文字记载如：宗谱、方志、帐册、档案、信函、文契、阄书、碑刻等无不是资料。宗谱、方志自不必说，档案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官府档案，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它们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帐册、信函由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可以发现很多在其他史书中没有反映的资料。

碑刻也是第一手资料，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为了将一些文字材料永久保存，或由官府，或由集体将其刻成石碑，这就是碑刻。碑刻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是修建、重建×庙×楼×寺×堂×亭×祠×殿×桥的碑记，其中就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历史；也有的是封建官府发布的各种禁令、告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的是同业或同乡商人共同议定的条规；有的是不同阶级发生诉讼后官府判决的结果等等。这些材料都对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极有价值。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就将这些碑刻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归类出版，供历史学研究之用，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就是其中著名的碑刻资料，里面有不少关于徽商的资料。

对于文学作品，史学研究者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利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映，只要善于利用可以成为很有用的资料。如陈寅恪以元镇、白居易的诗歌和其他历史资料互相印证，写出了他的名著《元白诗笺论稿》，是唐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马泰来利用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解决了一桩多年争论不休的悬案。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三言》、《二拍》、《金瓶梅》等等，内容极其丰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城市生活、社会风俗和各阶层的面貌。尤其是明清小说，由于对一些故事描写得相当具体，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饮食、服饰、礼仪、丧葬、人口买卖、商业经营、寺院活动、妓院、茶馆，乃至物价等等，而这些在其他史籍中是很难看到的。南炳文先生就利用小说资料写了一篇好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也是将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作为史料的。

当然小说的材料一定要和史籍中的材料相互印证，单纯引用小说资料来搞史学研究是不行的。

就是笑话集中也有不少好资料。明清时期有不少笑话书，其中也有不少资料，如明·浮白主人《笑林》载：“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得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han“喊”，口大张貌）’，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

这条材料就很珍贵，这是不是反映徽商吝啬呢？当然不是，而是反映了徽商在创业阶段的艰苦。

另一则“不识货”云：

一徽州人开当铺，不识货，有人拿单皮鼓来当，报曰：“皮锣一面，当钱五百。”有拿笙来当，报曰：“斑竹酒壶一把，当钱八百”。有拿笛来当，报曰：“丝裹火筒一根，当钱二百。”后又拿骑马布来当，报曰：“闻鼻烟使的小手巾一条，当银一两。”伙计说：“此物出此大价，要他何用？”答曰：“他若不赎，留之我擦嘴。”

清·程世爵《笑林广记》（《明清通俗笑话集》P89）

这则笑话实则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徽人开典铺极为普遍。二是徽人开典，也有不识货者，故势必会造成一些损失，所以后人对开典要求非常高，尤其要识得全国各地的千百种货物。

总之，我们不管看什么书，都要留心思考一下这其中的材料，对史学研究是否有用，要养成自己的职业观察习惯，也即史学家的观察力或敏感性，这样就不会让有价值的史料从眼下滑过。

另外，收集资料的面要广一些，与本专题有关的材料也要注意收集。例如研究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当然主要应收集时代的资料，但关于汉代、唐代、宋代、元代、清代的地方监察制度也要收集一些资料，以便于在研究时比较，当然不要太细，但宏观的材料要有。



6、收集资料的方法

（1）日积月累法：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即平时通过大量阅读，做卡片，逐渐积累资料。如关于明代的“庶吉士”、“翰林院”等等，只要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抄成卡片。也许三五张卡片并看不出什么问题，也写不出论文，但如果积累多了，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经过综合研究分析后，也许就能理出个头绪来。平时一定要多积累，这是最根本的办法。

（2）重点搜索法：当手中已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但还不足以写成一篇论文时，就要重点搜索有关资料了。如何抓住重点，这就需要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了。

何为目录学？首先要了解目录，我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如何利用这些书籍，于是后人就根据书籍内容分类编目，以指导人们阅读、检索图书，这就是目录。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

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目录有一书的目录和群书的目录。

一书目录就是把有关的各篇目录汇集在一起。《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它是由大序和小序两部分组成，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兴趣和体例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它是读《史记》全书的钥匙。试举一例：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庆通卿，指卿事将军宋义）救赵（指秦汉之际，赵歇称王的赵，当时秦章邯围赵于钜鹿，诸侯救援，宋义采取旁观态度。项羽杀宋义夺取兵权而救赵），诸侯立之；谋婴（秦孺子婴）背怀（楚怀王），天下非之。作《项羽本记》第七”。

这是一篇出色的目录，前八句是“录”，它概括了全篇的要旨。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业绩，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最后一句是“目”，确定了篇名和篇次，把这样130条篇目集中排在一起，就成为《史记》一书的目录。

群书目录是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的，我国历史上的目录书大约有300余种，可分成这几类：

1、官修目录：如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清《四库全书总目》清纪昀撰。

2、史志目录：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还有一些专史中也有目录部分，如郑樵《通志》中的“艺文略”，马瑞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

3、私家目录：大体上可分①综合目录：如明代高儒撰《百川书志》，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的《读书敏求志》。最著名的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②专门目录：为某一专门学科或某一类有关的图书所编的目录，如释道目录、经籍目录、文艺目录等。

目录学有很大作用：

一是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有人估计可能有15万种左右，如果没有目录学知识，要想检索一本古书犹如大海捞针。有了目录学知识，那就可以利用已有的目录书去了解图书的基本情况。现有的古典目录书，一般说来都是过去的目录学者搜检群书，经过一系列比勘考订、撰录、编目等程序而撰成的。因此一编在握，就可以帮助我们知其归属，这样运用既久，对于古籍的基本状况，就可大致了然在胸。

所谓基本情况，包括①各时代的古籍概貌。官修目录就可反映各朝官藏的图书现状，是比较完备的总书目，因而可以从中知道某一朝代的图书概貌。例如：从《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图书总数是13000余卷。从《隋书·经籍志》则可了解唐初图书总数有56881卷。②古籍的归属情况。有了目录学知识，不仅可以了解图书分为几大部类，更能了解各部细类，各类是何性质，各类所著何书，类有所属，书有所归，也就自然了解学术发展情况。③古书的考辨。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须考定，对于这方面的考辨，无不借助目录。所谓“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的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而不为功。”（余嘉锡《古籍读校法》讲义排印本）余先生还认为，目录学对古籍考辨有六项功用：A. 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假；B. 用目录书考证古书篇目之分合；C. 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D. 因目录访求阙疑；E. 以目录考亡佚之书；F. 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当然目录对考辨古籍真伪有着重要作用，但不能据此而冒然断定真伪，还需有更多的本证和旁证来作最后的确定。

二是了解图书本身情况

古典目录对所著录的每种图书，大都记录了它本身的有关情况，如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提要等，这些记录资料使我们可以了解每一种图书的撰者生平、撰述意旨、图书的简要内容、存亡残整、良本精刻以及学术价值等重要情况。如：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明田艺蘅撰，艺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其中诗谈初编二编各一卷，玉笑零音一卷，大统历解三卷，始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

《四库全书总目》卷128“学部，杂家类存目五”。

三是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我国古籍浩繁，要打开这座宝库，单凭兴之所至地去涉猎翻阅，往往事倍功半，但有了目录学知识，我们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清代学者江藩指出：“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师郑堂集》）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指出：“四库全书，为读群书之门径。”

这种指示门径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题解和附注上，有的目录解题对图书提出了一己的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论《旧五代史》：“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目录学这把钥匙打开古代学术文化的宝库。

重点检索就是根据目录学的指引重点检查一些史籍，比如我写《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一文，在初步确定选题后，首先检索研究史，发现解放以来，一篇文章也没有，就决定写这一题目。

然后，根据目录学指引，重点翻阅《明史》，从头翻到尾，《明经世文编》从头翻到尾，《春明梦余录》、《大明会典》、《明会要》、《明实录》、《明通鉴》、《万历野获编》、《日下旧闻录》等，查抄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大量的卡片。

《明初削藩的悲喜剧》一文重点翻阅《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书》《明通鉴》《罪惟录》《明实录》等。

（3）顺藤摸瓜法

重点检索一些史籍后，虽然能搜集到不少资料，但有时候某本书上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这们并不知道，这时可以通过阅读类似专题文章，看看别人在研究类似问题时引用了哪些书籍中的史料，这样可以受到启发，再去查找这些书。

如：我写《明初削藩的悲喜剧》一文，除了一些基本史料外，还看了别人关于明成祖的论著，关于建文帝的论著，发现别人引用的有些书我还没有看过，这时就要记下书名，顺藤摸瓜，有时会有意外的发现。

在进行徽商研究时尤其如此。徽商的资料十分分散，难以摸清记载徽商情况的所有书籍，所以对他人研究徽商的文章一是要阅读，掌握研究动态；二是要看他引用的书籍，哪些自己没有看过，就要随手记下，想方设法去找到这些书。

④请教师友法：

通过请教老师、朋友，尤其是学术界的朋友来获得一些资料信息。

⑤实地走访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搜集资料的方法。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司马迁写《史记》就实地走访了很多地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曾跨江淮，直抵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越王勾践建都于此），浮于沅湘（湖南的沅江、湘江），北涉汶泗（汶水、泗水），取道楚梁回到关中，历览祖国名山大川和古城重镇。后来，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广泛体察了祖国大西南风土人情和社会状貌，他还亲自凭吊过淮阴侯韩信的墓冢，俯瞰过岷江的离堆，登上蒙恬监修的万里长城，考察了大梁的夷门，瞻仰张良的遗像，看过孔子故里儒生习礼的情景，甚至还亲自参加过堵塞黄河决口的活动。在山东滕县，他调查过孟尝君好士的传说。在江苏沛县，调查了刘邦、萧何、周勃、樊哙、灌婴等人的出身、性格和行为，等等。正是得力于这些感性材料，他才能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我们从事徽商研究，更是要到徽商的家乡，徽商活动过的地方走访。走访主要是访书、访人、访遗迹。主要是访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省博、省图、歙县物馆、屯溪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宗谱、方志、文集，有不少资料都是抄本、稿本、孤本，十分珍贵，其间的工作是很苦的，冒酷暑、战严寒，利用寒暑假牺牲休息时间，才收集了40万字的资料，编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访书之外，还访人、访遗迹，走访一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徽商的情况或他们祖先经商的情况，这都是口述史料。我们还考察了一些遗迹，如牌坊群、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的确能增加不少感性认识。

也许大家感到很繁，收集资料的确是很繁的工作，做学问的功力就体现在这里，写一篇论文收集资料已很不易，至于写一本书就更难了。（举尹韵公治学例）



7、资料鉴别

历史资料丰富多彩，但难免真伪混杂。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只有建立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探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史学大师郭沫若指出：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的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为有害。”（《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 册）所以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前，第一步就是要对资料进行鉴别。

鉴别就是辨伪，所谓伪有两种情况：伪书和伪事。

先看伪书：梁启超说：“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如先秦时期及秦汉之交时期就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已指出很多伪书。以后每朝每代都有伪书出现，为什么有人要作伪：一是为了托古炫名，先秦、秦汉之际，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淮南子·修务篇》）似乎书籍愈古，价值愈高。所以很多时人所著之书，为了引起重视，也多托名古人所著，以抬高身价。例如《周易》托名于伏羲，《本草》托名于黄帝，《内经》托名于黄帝，《礼经》托名于周公等。二是邀赏图利。历代战乱以后，统治者为了标榜文教，往往悬赏求书，有的人为了邀赏，不惜伪造图书托为古代名人所作，献给朝廷。如秦朝焚书以后，至汉朝《尚书》残缺不全，虽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但与相传足本百篇，相差甚远，于是一个名叫张霸的人伪造《尚书》102篇，献给朝廷，汉成帝大喜，遂赏其为博士官。再如隋文帝酷爱《易经》，相传古代有三易，尚有《连山》、《归藏》二本，已佚。于是一个叫刘炫的人伪造《连山》、《归藏》二书，献给朝史，得到重赏。

伪书存在哪些种类呢？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第二章中归纳有十种，主要有六种：

①全部伪。此类书子部最多，经部次之，如《鬼谷子》、《关尹子》、《孔子家语》、《尚书孔氏传》皆是。

②部分伪。这类书最多，几乎每部古书都有可疑之处，如《管子》、《庄子》、《左传》、《史记》等书，都难免有后人窜入之嫌。这类书虽然整部书非伪造，但确有部分文字不可靠，需待考订。

③本无其书而作伪。历代史志、书目均无著录，只因某书中提到其人其事，因而附会作伪成书。比如《亢仓子》、《子华子》之类。

④曾有其书因佚而作伪。如《列子》，《汉书·艺文志》曾有著录，后佚。魏晋间人张湛辑佚若干古书材料而伪托。又如晋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冢出土之《竹书纪年》，至唐中期而佚。宋人因而辑佚作伪，成通行本《竹书纪年》。王国维所编《古本竹书纪本辑较》才是可靠的史料。

⑤ 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性质同，是一部独立的历史书。惟西汉刘歆整理古书时改窜此书，使成为解释《春秋》的《春秋左氏传》，书名改，体例亦改，不过内容基本未改，故仍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关于《左传》一书向来争议较烈，此为梁氏一说而已。

⑥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如《管子》、《商君书》等均系先秦古书，然非管仲、商鞅本人所作。是时人采拾管仲、商鞅之言行，杂之以有关史料而成书。书名系伪托，仍有较高史料价值。

伪书种类这么多，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又如何加以辨别，即如何辨伪呢？梁启超根据自己的治史以验，提出了十二种方法：

①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如明人所刻古逸书忽有《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此类书既不见诸史志著录，亦未闻汉以后人征引，十之八九为伪造。

②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今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如缪荃孙藏明钞本《慎子》，篇数、内容与旧读本全异，盖为伪作。

③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如晋人梅颐所献《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魏晋间人张湛自编自注之《列子》等书，皆为伪造之作。

④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殆可断言其伪造。

⑤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以前事。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非汲冢之旧也。

⑥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如《管子》、《商君子》，《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又各记有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有为后人所窜乱者。

⑦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明言“迄麟止”，而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成以后事，此中必有为后人窜乱者。

⑧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书中尽言诸仙荒诞之事，决非刘向本人所撰。

⑨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关于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述在时间和事迹上都有矛盾。可见《苏秦列传》史料，必须重加鉴别审理。

⑩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作伪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后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决非三代以上之文。

⑾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依据各方的资料，总可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其中有“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这种社会情景在“神农”时代是不可能有的，故班固在自注中断为“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而作。

⑿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此明为墨家思想，在管仲时还不可能产生，因而可定其中必有伪文。

既有伪书，就有辨伪书，历代学者尤其是明清学者做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写了不少辨伪书，对我们今天非常有用。比较著名的辨伪书有：

①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这是第一部有理论有系统的辨伪专著。

②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③清代崔述《考信录》均为著名辨伪专著

④近代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⑤ 近代张心澂《伪书通考》（上下册）是一部总结性的辨伪著作，集中前人的辨伪成果，考辨了1104部书，极有参考价值。该书分为“总论”与“分论”部分。 “总论”对于辨伪之由来，伪书之成因、发现、辨伪之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叙述。“分论”又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类，读者可分部按类检索有关书目，甚为方便。

当然，对以上的辨伪成果我们也不能绝对化，前人的结论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结论也不能说绝对正确。随着一些考古新发现，往往会纠正前人的一些结论。比如《晏子春秋》、《尉缭子》《文子》等书，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把它们看成伪书，但是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出土了简本《晏子春秋》、《尉缭子》，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竹简《文子》，都说明这些并非伪书。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学术界的新发现，不断修正过去的结论。

伪书并非毫无价值，有的托古伪书如能恢复其真实的年代或作者，还是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情况的。比如一本伪书说是先秦时人所作，实际上却是汉代人所作，那其中的内容作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的资料还是有价值的。相对于先秦，此书是伪材料，但对于汉代，此书又变成真材料了。当然，至于那些胡编乱造的伪书自然是毫无价值的。

以上我们说的是对伪书的辨别，即辨伪。此外，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关于同一问题的内容，不同的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我们就要考证这几条不同的记载中，谁真谁伪，这就是考异，也就是考证。对一些真书中的具体材料，也不能条条相信，也要进行辨别，考察其记载是否真实可信，这个过程就叫辨误或考证。

关于考证，史学大师陈垣总结了四条考证的具体方法：

A理证：即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陈垣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比如，他曾举胡三省（元）《通鉴注》中的一条材料的考证：

（通鉴）汉献帝初平元年，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

（胡三省）注曰：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谓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余谓盖勋忠直之士，时卓方谋潜逆，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据《国语》，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毋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史书传写，误以“公”为“丁”耳。卷五九

陈垣指出，此即理校法，先以理斥其非武丁，然后据《楚语》以证其为武公之误。其说精切。

再举一例：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三省）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卷104）

（陈垣）：此以常理证其妄。

（以上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通鉴胡注表微》P：563、56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又：

周郝王五十五年，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胡三省）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陈垣举《朱子语类》一三四，言：“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此理证也，身之（胡三省）之言盖本于朱子。

B书证：即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例如，我写《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一文，要考证有没有剥皮实草之事，既要看《大明律》对惩贪的规定，更要看朱元璋亲自审理的一些案件即四编《大诰》，我觉得这应是最有说服力的。

C 物证：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比如：如果关于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生前所任官职，文献记载互异，这时如果发现死者的墓表或墓志铭，则可视为最有力的证据。如关于夏燮生卒年月过去不详，但发现了《夏氏宗谱》，其中将记载的夏燮生卒年月，应是有力的证据。

（墓表：即墓碑。碑竖在墓前或墓道内，表彰死者，故称墓表。竖在墓道上的又称神道表或神道碑。见赵翼《陔余丛考》三二。

墓志铭：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氏、籍贯、官爵、平放在棺前。）

D实地考察。往往能纠正史书记载的很多错误。例《通鉴》：“唐懿宗咸通元年，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善shan见于地名，另读演yan，锐利的意思），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

（胡三省）注曰：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犹为完壮。卷二五O。

陈垣先生认为，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则知臆说之不足据。剡县为身之（胡三省）所亲历。曰：“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者，元初隳天下城池，剡得幸免耳。（同上：P：570）

以上是考证的四种方法，有时为了考证某个问题，需同时用二种三种四种方法方可，比如我写《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就同时用了书证（大诰、大明律）和理证（明初禁用银、文人无记载等）

关于考证做出突出成绩的恐怕要数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了。他一生从事太平天国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又都是考证辨伪工作。为什么要开展这项工作呢？就是因为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太混乱了，伪作太多，形形色色。有的是同时起义的天地会要假托太平天国名义来号召群众而伪造太平天国的文件；有的是后人为了鼓吹革命而伪造太平天国文件；有的是自己要写太平天国史事，却捏造一个乌有的人，说是太平天国中人的记载，并且编造许多假事迹来证明他自己的说法以骗人；有的是伪托太平天国首脑人物家里的人的著作以见重；有的是为了牟利，而伪造太平天国的钱币、圣钞、墓碑、文件、资料，真可谓五花八门。

面对这么多作伪的史料，如果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不首先加以辨伪，使得真伪史料混同使用，并据此来研究历史，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免不了错误，因此罗先生首先就进行了大量的辨伪和考证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试举二例：

一是关于《石达开遗诗》。自从清末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出版后，很多书都竞相转载，石达开诗名喧嚣一时。而罗先生根据石达开的出身和历史考证今所见石达开的诗，除了庆远（今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一首是真的外，其余全是后人伪造的。1934年罗先生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了他的考据，没有多少人相信，还有人说他不该否认革命英雄的诗歌。直到1939年柳亚子在《大风旬刊》上看见简又文引据罗的考据后，他写了《题残山剩水楼刊石达开遗诗后》和《题卢冀野辑石达开诗钞后》两篇跋文寄给《大风旬刊》，他告诉大家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这部诗集，除《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均为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的，当时集资印了千册，流布四方。柳亚子便是参加刊布的人。从此以后，人们才相信了罗先生的考据。

二是太平天国史料里，有一部最迷人的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署名“武昌沈懋良撰”。作者自称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在武昌被编在赞王蒙得恩部下，后来做了蒙得恩的亲近侍从。直到天京失陷前一天还在天京。书中用了种种障眼法来欺骗读者，使读者深信不疑，接着就肆意虚构了许多太平天国事迹，从而诬蔑了太平天国革命，混乱了太平天国史实。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近三十多年来，凡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没有一人不深信这部书。有的人还根据这部书来考证太平天国的律法与印行的书籍，有的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和省制等等。人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把它作为断定太平天国史事的最重要的根据。即使其他文献俱在，记载分明，千真万确的史事，也因为该书独有不同的异说而引以为疑，真是以假乱真了，影响极坏。

可是罗尔纲先生却证明它是假的，他首先从书中所述赞王蒙得恩的事迹上发现了破绽。据作者说，他是蒙得恩最亲近的侍从，连蒙得恩“内室”情况都知道的那样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可是，他记载蒙得恩金田起义时年仅十九岁，而根据蒙得恩儿子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信等家书》说，金田起义时蒙得恩在金田入营，蒙时雍在平南县花原入营，如果蒙得恩金田起义时才19岁，他哪里能生出个少年儿子蒙时雍出来分路参加革命呢？又因书中记蒙得恩家庭说：“无子，生三女”，而实在蒙得恩不但生了一个蒙时雍（在太平天国晚期与干王洪仁玕\共掌朝政），据蒙时雍家书，蒙得恩还生了蒙时安、蒙时发、蒙时和、蒙时泰四个儿子。蒙得恩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病死的。而此书在太平天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前，还叙述了蒙得恩的种种行动。蒙得恩已死去三年了，他还不知道，可果确如作者所说与蒙得恩那样亲密的关系，他怎么会连蒙得恩的年岁、家庭、死了三年也不知道，甚至连蒙得恩那个在天朝执政的蒙时雍都不知道。这不是破绽吗？罗先生经过认真考证，终于剥去这本书的伪装证实了这是一部伪书。

关于罗先生考证的文章大多收集在他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和《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这两部书可能不太好找。可阅读另一部书《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其中刊载了大量的考证文章。

考证资料，除要考察它的真伪外，还要考察它的史源。史源清楚，材料的价值才能出来。史源学是陈垣大师提出来的。他强调要弄清史料的源流。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他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广弘明集》的提要时说：“《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读到大道教第九代祖师的名字时，他批评《元史类编》、《元书》沿袭《元史·释老传》的错误，仍称为张志清；肯定《新元史》作者能“探究史源”，根据吴澄、虞集、宋濂三家的记载，考为张清志。因为《元史》关于张清志的记载，本是根据吴澄的《天宝宫碑》和虞集的《岳德文碑》。

还应知道，探究到了史源，甚至找到了最早的记载，也未必可靠。这是因为，现存的最早记载，不一定就是这一事件的最原始记录。陈垣先生举了一例，德沛是雍正乾隆间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袁枚著《和硕简亲王碑》，是德沛碑传中刊布最早的，但错误极多，许多人著德沛传，都根据袁枚所著碑文，乃至以讹传讹，因此陈老有 “史源不清，浊流靡已”之叹。另一种原因是，作者记载时为自己的利害爱憎所左右。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引了一例：

汉献帝建安十年，（杜）畿守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胡三省）注曰：杜畿之子为杜恕，恕之子为杜预。其守河东，观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窃谓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卷六四

陈垣认为“此提示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也。”①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① 记载相同内容的资料，要引用成书年代早的史籍，比如研究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是基本史料，由于实录是后朝修前朝实录，成书最早，就这几部书而言，如果都记载 了同样的史实，则应引《明实录》为好。如果《明实录》没有记载，才能引用其他史籍；

②成书年代相同的史籍，则应引用有可能最接近史实的书籍（当事者或最了解情况的人）；

③引用当事者的书，还要分析作者的背景、态度，有没有可能背离事实，从而对史料的价值作出判断，审慎使用；

④对关于同一问题不同书籍的不同记载，一定要经过考证辨误后才能使用；⑤对相反观点的材料更要慎重对待，经过全面分析后才能下结论。

当材料基本上收集齐全以后，就进入谋篇布局阶段。谋篇布局也叫章法，我国传统讲写文章有四法：章法、股法、句法、字法。章法就是一篇文章的整体安排，股法就是段落安排，句法、字法就是遣词造句的方法，现在叫语法。四法中章法最重要。谋篇布局，即构思，也就是预先的构想或



设计，古人在画竹子之前，胸中关于竹子的形状、姿式早就设计好了，故提起笔来就能一气呵成，这就是所谓胸有成竹。写文章也是如此。

构思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步：提炼观点：首先是每条材料都要提炼一个小观点（这条材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将若干个小论点，综合成一个分论点。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观点的提炼是不容易的，只有深入思考，才能从常见的资料中发现不寻常的价值。例如：

明代河北大名府有一巨商，人称董太公，其子董汉儒由科第入仕途，董太公死后，其家人请李维桢写了一篇《董太公家传》，其中云：

……久之，观察（即地方司道官的古称）以高第应征，当授台省（即都察院官）。太公私念：台省者与天子执政相可否，脱不当，责四面至矣。已而除计户部（即户部郎中），乃大喜。既榷税吴关，太公敕以蠲苛政宽商。商更辐辏，所入浮故额。

（《大泌山房集》卷70页）

还有一条材料与之类似，明张瀚云：

余……兼摄（南京）上、下关抽分，余谓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贩悦趋，税额较前反增十之五。”

（《松窗梦语》卷一，《官游记》P67）

张瀚和董汉儒一样都出身于商人家庭。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根据这两条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商人的影响力已开始在政治上露面了，具有商人背景的士大夫，由于对商人阶层的疾苦有比较亲切的体认，他们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多少产生了一些“宽商”的效果。

另外，我们知道，明清时期，商人的墓志铭很多，诚如唐荆川所讥讽的：“屠诂细人，有一碗饭喫，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誌。”

从这条材料，余先生得出这样的认识：墓志铭已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品，整个商人阶层都要求分享这一专利了，商人们通过墓志铭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的社会存在和价值了。

再看三条材料：

①“……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非法无言也，非法无行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非其义也，非其是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

        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

——（《苑洛集》卷7 P6）

②“文显（按名“现”1469-1523）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李梦阳（1473-1529）《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空同集》（四库影印本）卷46 P4

③“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睹其离，翁（倪公）睹其合。此上士之所不能訾，而下士之所不能测也。”

              顾宪成《泾皋藏稿》（四库影印本）卷17

                《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以上三条材料看似很平常，但余先生却看到了它所反映的时代变化，因为从孔子到王阳明，儒家义利观有两个主要特征：一、它是针对士以上的人（包括帝王）而立说的，因为他们是对于公共秩序的直接负责者。至于孟子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利”的一般人民（包括商人在内）至少并不是儒家义利论的主要的立教对象；二、义与利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人或者选择“义”，或者选择“利”，而不能“义利双行”（朱熹驳陈亮语），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与“理”与“欲”、“公”与 “私”相同。

但是，从上述三条材料可以看出，十六世纪以后，义利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①条材料说明义利之辩不是士所能独占的，对于商人也同样适用，商人于“货殖之际”，也照样“义在其中”，承认“孳孳为利”的商人也同样可以合乎“义”，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义利观念予以新的诠释。

而第②条材料的“利以义制”，“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虽利而不汙”，更是反映了对传统义利观的突破。

第③条材料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传统义利观和明代新义利观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义利离”，后者是“义利合”。

总之，十六世纪以后，这种义利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

对一条材料，为什么有的人能看出它的价值，而有的人就看不出来，这就反映了一个人的史识，我们要在学习中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史识。



第二步，升华主题。前面第一步是将若干个小论点综合成一个个分论点，这一步就是将若干个分论点综合成一个总论点，这就是主题。主题就是这篇文章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心思想。例如，我写的《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主要就是揭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从分论点中综合出一个总论点，也就是中心思想，即逢迎、依附、仰攀。具体说就是逢迎官员，依附官府，仰攀皇帝。《“左儒右贾”辨》的中心思想（主题）是阐明徽商“右贾不左儒”、“右贾更右儒”。

当然，主题的升华是不容易的。如何从分论点综合成一个总论点，是要经过冥思苦想的，主题的升华也就是认识的深化，这要有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学者常常引用王国维的“三个境界”说来比喻这个艰苦的思想活动过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一阶段比喻读书之苦，登高望远，广泛搜寻与积累材料。第二阶段：初次接触这些材料，感到杂乱无章，心中茫然无头绪，开始潜心研究，如同害了相思病，眠食不安，形容憔悴。第三阶段，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认识的不断深化，渐趋明朗，一个明确的认识终于形成了，朝思暮想的对象找到了（“阑珊”：乃冷落寂寞之意）。



第三步，谋划结构。当小论点、分论点、总论点（中心思想）都明确以后，就进入第三步谋划结构阶段，这是十分重要的阶段。谋划结构就是考虑文章的组织结构，即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将多个分论点组织起来，集中体现总论点。一篇好的论文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除了论点创新，材料充实外，从结构上说就是思路清楚，布局合理，结构紧凑。

所谓思路清楚，就是作者思想的头绪和脉络要清楚，就象高大的树木，主干（中心思想）突出，枝干（分论点）分明，不能象灌木丛，横七竖八，分不清主干、枝干，看上去一窝糟，理不出头绪来，不知道作者通篇文章要表达什么。

所谓布局合理，就是各个部分所要论述的内容安排得很合理，既不交叉，也不重复。就象一座花园，哪里垒假山，哪里挖水池，哪里盖亭阁，哪里辟花圃，都独具匠心。

所谓结构紧凑，就是文章的各个部分内在联系非常紧密，毫不松散。结构和思路相为表里，文章结构是作者思路的外在表现。

谋划结构，就是要考虑这篇文章要阐述某个中心思想，要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材料怎么安排。

文章的结构如何布局？要依据四条原则：1）以问题的内部联系为基础。2）服从表现主题的需要。3）适应不同的文体特点。4）适应读者需要。

文章的结构没有固定的格式，一般来说，记叙文有所谓“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结合结构”。议论文有所谓“总分式”（主从式）、“并列式”、“递进式”等等结构。

例如，1990.3.7.《团结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再分析》（作者 苏东海），文章的结构分为三部分：

（一）认识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实践。

（二）实现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条件。

（三）保持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力量的较量。

作者把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问题分为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如何实现领导权和如何保证领导权三个方面。同时把这三个方面分别同革命“实践”，实现领导权的“条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的“较量”联系起来考察，作者思考问题的角度确实很新，而且这三个方面安排的顺序：认识领导权、实现领导权、保持领导三个步骤，恰好反映了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对这个“权”的问题，首先是“认识”，其次是“实现”，再次是“保持”，这显然是一个递进式的结构。

再看，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的奴仆》（《历史研究》85.6）文章结构分为五个部分：

（一）“三言”反映了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

（二）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

（三）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

（四）明代奴仆问题的复杂性

（五）和明代奴仆有关的几个问题

这是一种并列式的结构，也非常清楚，布局也很合理，反映了作者的思路十分清楚。

胡如雷《论唐太宗》（《中国史研究》82.2）

全文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一）唐太宗的特点

（二）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条件

（三）唐太宗的局限性

这篇文章角度很新，它不是全面评价唐太宗的历史功绩，因为这方面已经人所共知了，而是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唐太宗的特点入手，探讨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再分析他的局限性，任何历史人物都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就唐太宗而言，这种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本文做了回答，这种结构也可视为递进式结构，先论其特点，再进一步回答这种特点何以产生，再进一步回答唐太宗的局限性，一层递进一层，一层深入一层。



第四步骤：确定提纲。结构只是大的框架，当结构谋划的好以后，还要进一步细化，这就是确定详细提纲。大凡初写文章的同学大多不愿拟提纲，经常是确定题目以后，提笔就写，这样往往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逻辑混乱，裹杂不清。除非是文章高手，他可能不拟提纲，一气呵成，但他提纲虽然没有写在稿纸上，却写在他的头脑里，我们没有这种本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拟提纲。

确定提纲对写好一篇论文极其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两点：

1）便于写作。提纲相当于盖房子的设计图，盖一幢高层建筑，有了设计图，盖起来就方便了，哪个地方应是楼梯，哪个地方是办公室，哪个地方是会议室，哪个地方是卫生间，图纸上一目了然，按图纸施工即可。同样有了提纲，全文分几个部分，清清楚楚，决不会把第三部分的内容写到第二部分，在每个部分中也不会把第四层次写到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写到第三层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篇论文一二万字，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而要延续多少天才能写好。当每次搁笔下次再提笔撰写时，如果没有提纲，思路往往会中断，而有了提纲，思路就不会中断，便于我们继续写作。

2）避免失误，尤其是可以避免重大失误。我们知道，要想审查一篇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文章，指出它的不足，是比较费时，也是比较困难的。而审查几百字的提纲就比较容易了，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总是经过一个由粗疏到精细，由朦胧到明朗的过程，不是一次就成功的。所以我们的提纲拟出后，还要修改、完善，而修改提纲就比较方便，我们可以认真地推敲，反复地修改，重大的不足可以很快发现并加以弥补。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提纲，要养成写文章之前，先拟提纲的好习惯。

提纲一般有两种形式：

1）单句式提纲：将提纲用单句概括出来，一行一行排列出来，全文的结构，层次也就显现出来。很多人都以这种方式草拟提纲。这种提纲的优点是一目了然，也便于修改，缺点是文字过于简略，只有自己清楚，而且时间长了，对某句所反映的内容容易忘记。

2）摘要式提纲：将每一部分，每一层次的内容摘要地反映出来。其优点是能了解每段的基本观点，缺点是比较费时，全文的脉络也不是一目了然。

我主张拟出单句式提纲。

试以《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为例，提纲如下：

一、御史巡按制度的草创

双重监察体制

1、洪武朝，按察司担负着地方监察的主要任务

2、不时派员（公侯、大臣）出巡

3、御史出巡不普遍，不定时

二、御史巡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永乐元年，御史巡按成定制

2、御史巡按制度逐渐完善

①御史选派

②巡按职责

③范围、时限

④出巡规定

3、御史巡按的作用

①举廉黜贪、锄强戡暴，有利于澄清地方吏治

②恤民隐、达下情，兴利除弊

③释疑狱、平冤狱，有助于整饬封建法制

三、御史巡按制度的败坏

1、弘治以后，巡按御史获得对布、按官的考察举劾大权

2、巡按御史侵夺军权、行政权

3、巡按御史权力扩大，产生严重弊端

①考察不实，举劾不公，加速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②巡按御史贪赃枉法，骚扰地方，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③巡按御史恣意凌辱地方官，使其不得展布，导致地方政事荒怠

四、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的特点及败坏原因

特点：1、巡按御史任职时限固定

2、巡按御史的监察职能较前扩大

3、御史巡按制度严密

4、双重监察体制

败坏原因：

直接原因：巡按御史权力的不断扩张

根本原因：封建专利制度腐败的必然结果



再以《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为例：

一、表现

1、逢迎官员：

①交友联谊

②联姻攀附

③行媚巴结

④跻身仕林

2、依附官府：

①捐资报效

②支持政府

3、仰攀皇帝：

①承办南巡差务

②捐助皇室大典

二、原因

1、寻找政治保护伞

2、为获垄断经营特权

3、为扩大影响，提高声望，有利竞争

三、影响

1、耗资巨大，难以向产业发展

2、与封建政治势力结合，加强了对生产者、消费者的剥削

四、余论：钱势之交反映了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低下



练习：1、代拟出《论唐太宗》一文的详细提纲

2、代拟出《从“三言”看明代的奴仆》一文的详细提纲



拟定提纲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认识逐渐明朗、逐渐深化的过程，所以提纲并非是一次成功的，要有一个修改、完善的过程。

同时在拟定提纲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资料的不足，这是很正常的，必须补充收集资料。例如，我在写《略论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一文时，觉得应分析这一制度的特点。所谓特点，总是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所具有的独特的东西，因此必须与其他朝代（尤其是与汉唐两个大统一朝代）相比较，那么汉唐监察制度具体内容如何，当初在收集材料时没有考虑到，这就必须补充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否则，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的特点就难以写出来，这样又花了不少时间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我又想到，如果能找到同时代人或明代以后不久的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就更好了，于是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王夫之和顾炎武的两段话。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九中盛赞“一年一代”的制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三中分析了监察官“特遣”和“专官”的利弊。两条材料十分珍贵，对我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有帮助。



第五步：排比资料，详细提纲确定后，就应排比资料。将手中的资料按部分、层次排比归类，使得每一个论点都有史料支撑。排比好的资料应做上记号，以免错乱。论证同一观点的资料如果有好几条，就应进行精选，将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保留，一般的材料则加以剔除。当这一工作完成后，就可进入下一阶段，正式撰写了。

1、基本格式

史学论文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要遵循基本的格式。一般来说，较长的史学论文的格式如下：

①引言（导言，绪论）。即文章开头，用一段或几段文字表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开宗明义，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一开始就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b) 解决论题中各概念定义；

c) 说明研究背景，点出所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d) 说明研究缘由，点出研究本专题的目的；

e) 论证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f) 摆出所要批驳的“靶子”；

g) 回顾本专题的研究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和不足，表明自己研究的角度和重点。这一条尤为重要，大凡比较重要的课题，引文必须交待本课题的研究史，从交待中就可发现你对这一问题研究史掌握的情况以及认识的高度，从你选取的角度和论述的重点，一般就可判断出这篇文章的价值。因此，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史不熟悉，这段文字就最难写，如果熟悉了，又有较高的认识，这段文字也就不难写。

下面我们摘录几篇论文的引言：



其一，胡如雷《论唐太宗》（《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政治家，开明的封建皇帝。他不但受到古人的同声赞颂，而且在今天史学家的笔下也是一个非常受重视和给予肯定评价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一生的政治成就和政治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远非短短一篇论文所能全部涉及。在这篇文章里，仅就唐太宗的特点、产生这个政治家的条件和他的局限性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这段引言150字左右，三句话，三个意思。第一句话说明李世民是个重要人物，既然是个重要人物，就有研究的价值。第二句话，表明本文不是研究其政治成就和政治思想，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往很多。第三句话说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唐太宗的特点、产生条件及局限性，关于这些方面恰恰是以往几乎没有涉及的。所以读者一看到这引言，就产生了阅读此文的极大兴趣。



其二，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明代的奴仆数量大、使用广，辨明其实际地位与作用，是正确认识明代阶级关系的重要一环。

明代是我国古典小说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也是研究当时阶段级关系的重要资料。在以往关于明代奴仆的研究中，有的历史学家已注意到这些生动、具体的论述，但总的来说，利用的还很不够。最近，我们重新翻检了冯梦龙编辑的短篇小说集“三言”，搜集了其中关于奴仆的资料，并结合其他文献，做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三言”中有关明代奴仆的资料，不仅生动地印证了许多文献的记载，而且起了重要的补充和订正作用，弥足珍贵。现将主要之点缕述如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这个引言分两段写成，第一段说明研究奴仆的重要意义：“认识明代阶级关系的重要一环。”

第二段①简要说明小说中有大量资料。②以往关于明代奴仆研究史虽然注意到了，但利用得还很不够（也许是没有专文论述，故未点出具体文章）。③点出本文的研究角度：从小说中进行研究，而且小说中的材料对文献材料，不仅印证，更是补充和订正，这就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其三，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 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不可置信。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一事的专文，但由于他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怀疑，甚至断为伪造，这又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成效及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这段引言对“杯酒释兵权”的研究史交待得十分清楚，从三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作者都注意到了，而且以往的结论基本是怀疑或否认，而作者在本文中显然是持相反观点，并交待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真实性和成效及其意义。读者一看，就知道本文会提出一些新观点，这个引言写得非常清楚。



其四，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这个引言首先介绍了研究史，指出关于侯景之乱的原因与经过，没有多少可讨论的。但对于“侯景之乱”给南朝后期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专题论述只有二篇，并指出二篇的价值和不足。陈寅恪文章虽首次提出了“侯景之乱”的影响问题，但只论述了“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关系之变动”这一个方面，而未论及其他方面。朱大谓文章对整个侯景之乱的影响论述有所缺漏。指出前人的不足，也就明确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显然是全面论述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



较长的引言（前言）见

其五，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99年第1期）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就提出沈万三值得研究的理由：富翁的代名词、民间的沈万三热。然而，史学界对沈万三的研究严重滞后，举《辞源·沈万三》以及近年来史学著作为例。接着作者指出研究沈万三的重要意义。因为沈家事迹关联着元、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领域，不可忽视。这就阐明了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缘由、价值和意义。



②正文：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全文的精华部分、主要观点、史料都要在这一部分充分展开，学术价值也在这一部分体现，所有的论证过程也在这一部分完成。正文一般都会分好几个部分。



③结论（结语）：一般是全文的结束，或是总论点的归纳，或是中心论点的再次强调，以加深读者印象。

例如：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本文主要针对传统观点而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学界一般认为：北朝时期，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作者通过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认为北朝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仍然存在广泛的乡里制，当然这种乡里制与前代也有一些区别。

全文分为五部分：一、乡里制考实。二、乡里制特点。三、乡里制出现背景的推测。四、乡里与村民生活。五、结语。

在结语部分，作者强调如下结论：①北朝约自太和年间开始在城镇外的村落编制乡里，一直到北朝末，除北齐时畿内不设外，均是。不同于前代，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②乡里编制虽普遍存在，但在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并依托“村”组织活动，官方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③一些日本学者重视研究六朝时代的村落，将它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并强调村落“自治性”的一面，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北朝的情况也表明“村落”与“乡里”并行于此。“村”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社会的变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论并非所有论文均有，也可以不出现。



④余论（附论）：余论所论述的内容虽然不是本文的主题，但与主题有密切的关系，或由主题派生出来的内容，表达出来，能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例如，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本文主要阐述辽朝的国号问题。作者认为，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之汉地称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圣宗和辽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和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全文分七个部分：一、辽朝国号之谜。二、太祖建号“大契丹”。三、双重国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四、圣宗改号“大契丹”。五、辽宗复号“大辽”。六、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七、附论“大蕃”名号问题。

这第七部分即附论，为什么要附论“大蕃”名号问题呢？正文中已论证了辽朝国号先后有“大契丹”、“大辽”之称，契丹文、女真文中又有哈喇契丹和契丹之称，从未有过“大蕃”之称，作者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在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清理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了一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已未”共15字。其中“大蕃”二字，有人认为很可能是辽朝曾经使用的国号之一，而作者又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正文完全是按年代来考证辽朝国号的，关于“大蕃”的论述不便在正文中表述。而这个问题如果避而不谈，又显得不完全，必然会引起学界的疑问，故作为“附论”的形式放在最后论述，最为适宜。作者认为“大蕃”应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大朝’，而非正式的国号。”

当然，并非所有论文都有“附论”或“余论”，有的论文虽有，但不一定标明。如参考资料中选编的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第五部分和明代奴仆有关的几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余论”或“附论”，作者之所以不标明 “余论”（附论）字样，是为了更明确告诉读者本部分的主要内容。



⑤注释：所有专题研究性的学术论文都应有注释，这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很不重视注释，或者虽有注释，但极不规范，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的规范为什么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由注释的功能决定的，一般来说，规范的注释有三种功能：

a) 为学界同行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b) 为文献学研究提供可供分析的样本；

c)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作者的学术功力和人品。因为从你注释的情况，就可看出作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所查阅过、使用过的资料、论著，学界同行一看便知你是否看到过新材料，是否比前人发掘过更多的资料，如果没有，文章的价值就会打折扣。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有特殊情况，即作者虽未发掘更多的资料，但他对已有的资料给予新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也是一篇好文章。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

注释为何又能反映作者的人品呢？因为有的作者在论文中的一些重要资料，或个别观点，明明是引自其他人的论著，或受到某位学者的启发和帮助，但却有意回避，不加注释，不加说明，这就是故意掠人之美，从而丧失了应有的学术道德。所以注释也反映了作者的人品，有的学术道德高尚的作者，在他所写论文的注释中也能闪现道德的光辉。

注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注、解、传、笺、疏、章句等多种形式，一是解释经书的字词，一是阐发经书的微言大义。而学术论文的注释与此不同，它也分为两大类：一是对论著内容、词汇的含义进行解释说明和评论；一是交待所引经典和史料的出处。

根据作注者的不同，注释可分为：原注、编者注、译者注。

根据排版位置的不同，注释又可分为：脚注、夹注、边注、尾注。现在边注已经很少见了。过去，边注常用于译著中，标明译文所对应的原著页码，便于读者进一步核对，这的确是很必要的。

注释又可分为：

题目注释：如朱英《重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题目注释为：“本文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又如：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题目注释为：“本文初稿承蒙章开沅先生和马敏先生教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题目注释往往是针对论著的题名而言的，也可对该题目的研究和写作活动作必要的交待。题目注释往往以脚注方式出现，其基本形式是在题目后面加一个“星号”作注，或者和正文释义性注释一起编号作注。

题目注释的功能如下：

a) 交待发表情况：一般说来，一稿多投的重复发表，改头换面的重复发表都是不规范的行为。不过，有一种重复发表不属此例。大家知道，一本书的形成和写作，往往有较长的周期，把书稿的某些章节先行发表，或者在一系列已发表的单篇论文基础上形成了书稿。这都是正常现象。这里，较为规范的做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交待它们之间重复发表的关系，说明是否修改等。

b) 交待课题：交待课题可暗示其研究或论著的价值。纳入课题管理的项目一般都是经过专家审定的，价值不高的研究很难立项。课题和资助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受到资助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时有义务把它标示出来（除非属于保密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助成效”的反映，这是科研的基本规范。

c) 表达谢意：论文的致谢一般是作为题名注释来处理（也有把致谢纳入论文主体的方式）。接受了资助应该致谢，标明课题就是一种常见的致谢方式。更多的情况是向帮助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的同行致谢。我们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学者会说，某人那篇文章写得不错，不过其中的几个观点或几条重要材料是前些时我告诉他的，文章出来了，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这就是对作者的一种批评。实际上我们不少老专家老学者非常注意这一点，他们从同行朋友那里得到一条新材料，或一点新启示，或者其他什么帮助，一定会在题注中或附记中表示谢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向名人致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抬高自己的作用。得到名人实质性的帮助是应该致谢的，但要实事求是，要避免借名人抬高自己的庸俗做法。

规范的致谢不能使他人受“累”，如果一项研究涉及论点性问题，那么致谢应该特别慎重，应表明自己是“独立研究者”，说明自己对研究结果负责，而不应使他人为自己的过失或谬误承担责任。

另外，给名家当学生或在名家手下做短期访问学者，致谢也不能随意，利用题注（以及其他形式）向学术界表明这种师承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后者的一份荣誉。但是，我们有时还应掂量一下，自己的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的水平是否有资格以题注形式向老师致谢。

作者注释：就是作者介绍，其形式比较灵活，可长可短，但一定要将最重要的基本信息介绍给读者（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称），作者注释具有如下功能：

a) 注明著作权人：这是作者注释的首要功能。署名就是一种特殊的作者注释，它向社会表明：署名者是该论著的作者，应享受该论著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规范的作者注释应是署名人与著作权人相一致。

b) 提高作者知名度：长期以来，我国学术论著的作者注释过于简单，有的甚至仅仅只有作者署名，这种做法欠妥，有一定信息量的作者注释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作者知名度，也为读者了解作者提供了方便。以课题组名义署名的，还可注明课题负责人、课题组主要成员以及执笔人或撰稿人，该论文的联络人等。

c) 提高作者单位知名度：学术论著的作者注释一般要以适当方式交待作者工作单位，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以便于联系和按地区、机构统计文章的分布。在学术论著中注明作者单位是提高学者所在单位学术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自己的工作单位，是他的义务，除非出于特别原因。可是，至今还有些学者及其所在单位对此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引文注释：文献引证注释的文本功能就是交待引证文献的出处，在这一基础上又派生出一系列学术性社会功能。在引文注释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有意不作注、少作注、随意作注、不规范作注和恶意回避不作注以及无关引证、过度引证、以讹传讹转引等。引文注释的功能如下：

a) 尊重他人，为自己的研究定位。引用别人成果是对他人劳动的一种尊重。在学术论著中引用他人成果要作注是学术界公认的规范。但是，有的学者无视他人成果，无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一个话题拈起来就说，似乎与别人的研究毫无关系，缺乏对别人的尊重。

诚实地作注可以把别人与自己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不但是尊重别人劳动的表现，还可以很得体地表明自己的创新所在，使自己的研究在学术文献中有一个定位点。

b) 交待专题研究的学术史。文献引证注释可以起到交待学术史的作用。一个严谨、诚实的学者在从事一项研究时，往往会对这个专题有学术史的考察并在论著中作出必要的交待，说明前人的研究和当代研究的新进展，这些研究还有什么不足，自己的研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何新意等等。交待学术史的论著还可以为其他学者继续研究提供方便。

目前，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学术史的交待上较为随意，不作踏实的考察工作，非常随意地根据自己手头的资料就要下结论：某某观点是谁在何时首先提出的，其结果是把学术上的创新和见解张冠李戴。搞乱了学术界，其危害很大，不仅混淆了视听，而且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c) 为文献引证分析提供基础。文献引证分析既是文献学研究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文献征引分析可以了解一个作者、一篇文献、一种期刊和一个单位的影响力，或一个作者的活跃程度。一般说来，引证率越高，说明其影响力越大，价值越高。而文献引证分析的基础即是学术论著的引文索引。

d) 为科学共同体和无形学院提供联系的网。文献引证反映了学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学者引证同一学科专业和研究领域的文献，为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织起一张无形的联系网，引证为其他学者辨别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提供了线索。

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核心成员组成了“无形学院”，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就是文献引证，无形学院的这些人形成了事实存在的非正式的亚团体，他们的社会交往与学术交流较密切，相互之间的认同度较高。

学者之间的引证是学术交流在科学体制上的承认，有些学者特别是有些中青年学者，有时恶意回避他人的文献，明明引证过某一学者的论著，故意不作注，这是学风不正的表现。

以上介绍了引文注释的功能，而引文注释的方式也有讲究。从很多发表的史学论文来看，虽有引文注释，但极不规范，比如注了《资治通鉴》，不标明哪一卷，哪一年月日，等于没注。又如《徽州府志》卷2，要知道《徽州府志》有不少版本，有明朝修的，也有清朝修的，清朝又有几个版本，不注明版本，读者也无法核实或进一步利用。

2001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修订了文献征引标注方式，以《〈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为题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上，很值得一阅。



2、几种主要方法——论证、批驳、叙述

（1）论证

论证是议论文写作的主要方式，所谓论文就是用论据对论点进行论证。因此，论点、论据和论证是论文的“三要素”，关于这三要素，学界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要求。

关于论点，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点要正确。

②论点要有新意。

③论点要深刻。

④论点要有针对性。

关于论据，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据必须真实。

②论据必须是已知的。

③论据必须典型。

④论据必须充分。

关于论证，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点和证据必须统一。

②论证必须合乎逻辑规则。

论点，是作出所持的看法和主张，也即作者的观点。任何论文，不可能没有观点，没有观点的论文也就不成其为论文。但一篇论文只能有而且必须有一个总论点，这个总论点就是主题。论文不论如何展开，都必须围绕这个论点，这就是紧扣主题，而不能偏离主题（总论点）。偏离了，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题”、“跑题”。那这篇论文就写失败了。

当然，有的论文内容比较丰富，它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包括若干部分，涉及若干方面，还有若干层次，所以在总论点下有若干个分论点，经过论证的分论点就就成了论据，为论证总论点服务。

例如，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本文总论点就是“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论证这个总论点，作者提出了4个分论点：

①促进了南朝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②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③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

④促进了南北朝北强南弱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当然这4个分论点都需要论证，论证以后就成了总论点的依据了，论证了分论点也就论证了总论点，即总论点成立了。

论证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分析法：

分析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因此，它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最重要，最常用的论证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思维方法。人们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不能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总是先认识事物的一个个局部，或一个个侧面或一个个层次，然后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全部、事物的本质，这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因此，我们论文的写作，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运用分析法进行论证，就是要善于把事物分解成若干个侧面、要素、层次，化整为零，化大为小，以便于论证。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要熟练地掌握分析法，就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分析得准确。

例一：高敏的文章就是如上面所说，把“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巨大的影响分解成四个方面。

①兵制的变动（兵户制瓦解，募兵制、私兵制兴起）。②奴隶解放和阶级关系变动。③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④北强南弱格局的形成等。

作者为何能作这样的分析呢？也就是说分析的根据何在呢？当然来源于史料，来源于对史料的深入钻研，来源于作者深邃的洞察力。



例二：南炳文的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既然是“看”，那么作者从“三言”中关于明代的奴仆看到一些什么呢？通观全文，作者看到了四个方面：①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②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③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④明代奴仆问题的复杂性。这实际上是本文的结构，也是一种分析。

再细看，作者如何分析“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的呢？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作者把“明代奴仆使用之广”这个分论点又分解成4个方面，或是从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论证：①奴仆使用者的身份多样；②奴仆的名目多样；③奴仆被役使的领域广泛；④奴仆被役使的地区广和时期长。

每个角度还可以再细分，如奴仆使用者的身份就有：文官、武将、吏员、簪缨之族、暴发户、大地主，作坊主、商人、高利贷者、水盗、妓女甚至上中农等十几种。“奴仆的名目”又可细分为二十多种。“役使奴仆的部门和领域”又分解为农业、家庭手工业、商业（典当业）、家内杂役等多种行业和部门。

关于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作者是如何分析的呢？作者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①人身归属（属于主人），何以见得？作者又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论证：a) 随意出卖、转让；b) 主人迁徙，奴仆跟随；c) 主人安排奴仆的婚姻；d) 主人可以打骂。②身份地位低（对家长、全家乃至同族都低一等或几等）。③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经济）④拥有家眷（但也由主人随意役使）

至于奴仆的反抗斗争，作者将其分解成四种形式：①“奴变”即武装反抗（由于不是三言所写的，故略提，完全不提也会被人误解作者不知道）。②逃亡。③搞“私房”。④告主。



例三，《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在论述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时，作者就把封建政治势力分解成三个要素：①封建官员（封建政治势力的载体）②封建政府（封建政治势力的象征）③封建皇帝（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



②例证法

就是引用具体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作为史学论文，就是引用具体史料来论证某个观点，这是史学论文写作中运用最多的方法。因为史学研究就是要凭史料说话，凭史料说话就是引用史料来论证提出的观点。

例一，南炳文文章为了论证奴仆可以被随意出卖和转让。引了三个例证：滕某、马德、吕喜儿。以下论证主人迁徙，奴仆无条件跟随伏侍，主人可以任意安排奴仆婚姻，主人可以打骂奴仆等观点时都各举了一个例子。

本文通篇都是运用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例二，高敏在文中为了论证侯景之乱带来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作者从反方（侯景方）和正方（反侯景之乱的一方）来分析，侯景一方利用募兵来叛乱，作者引了3条史料，前一条史料证明侯景为准备反叛而募兵，后二条材料证明侯景叛乱中召募奴隶为兵。

反侯景一方也募兵，作者分三个层次：一是禁卫军募兵化，举朱异例。二是地方军募兵化，举了徐盛文、任孝恭、陆襄三条史料。三是陈朝将军以募兵起家：举了侯安都、程灵洗、黄法 、鲁悉达、荀朗、沈众、袁泌、周迪、留异、徐世谱、熊昙朗、陈羽、陈宝应等十几个例证。

最后作为概括：“在侯景之乱中，不仅侯景本人用以发动反叛的兵士多来源于召募；甚至中央控制的禁卫军，也发生了募兵化的事实；至于各地豪绅利用侯景之乱而发展壮大势力者，更是全凭召募兵士以组成的军队。”

运用例证法要注意的是：①引用的史例要有针对性，确实能说明观点的。如胡如雷文，作者认为唐太宗一生的言论，经常突出一个“怕”字，以下引用了4条材料，均有“惧”字和“畏”字，这样的例证、针对性就很强。②要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要有典型性。③要有普遍性，如果要证明一个普遍性的观点，完全引用个别事例的史料就不行了，必须有一个概括性的材料。例如，高敏一文在论证反侯景一方也在募兵时举了十几个将领的例子，最后有一条总括性的材料：“时江表将帅，各敛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这就很有说服力。













③比较法

史学论文写作中常常要用到比较法，即将两个事物拿来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深刻的认识。

例如，胡如雷《论唐太宗》一文就运用了这一方法，在第一部分，他虽没有提到其他皇帝，实际上是将唐太宗与其他皇帝进行了比较，因为历史上的皇帝那么多，治世也不少，为什么唯独唐太宗受到古代历史家的同声赞颂以及当今史学家的重视和肯定呢？经过比较，他才得出结论：唐太宗不仅是个模范皇帝，而且他的治国之道可以垂戒于将来，具有超时间的价值，后人能从两方面在他身上吸取教益和力量。也就是说他既有治道，又有实践，并且取得成效的全面人物，其他皇帝一般只具有一点，不具备两点，他这个结论是通过比较后才得出的。

第二部分是通过一系列比较逐渐深化对产生李世民的历史条件的认识的。

首先，是将隋末农民战争与此前农民战争（秦末、新莽末、东汉末的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结论：“隋末农民起义，不是一次一般的农民起义，而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特别沉重”。从而使唐太宗“怕”字当头，特别谨慎，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出现暴君和坏皇帝”，这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开明、进步的皇帝的重要原因。

其次，作者又将隋末农民战争与元末、明末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结论：元末、明末两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均超过隋末，但明初、清初为什么没有出现象唐太宗这样的皇帝呢？因此唐太宗的出现，农民起义的作用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不代表全部。这种比较、设问，使作者再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作者把唐初和此前各王朝初年相比较，终于找到了两个相似的王朝，即唐初和西汉初。西汉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唐初总结亡隋的教训，通过这种比较，得出重要结论：“如果一个还比较强盛的王朝，主要不是因为土地兼并等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而是由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引起农民战争，那么继起王朝的君臣就特别留心从前朝统治中汲取惨痛的教训。”隋朝就是这样灭亡的，所以唐太宗就特别注意和研究“君道”。

第三，作者又进一步比较，既然西汉初和唐初的情况类似，那么为什么文帝、景帝不能像唐太宗那样呢？由此而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遇到的反面教员有关？于是作者又将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比较，发现“残暴”是两人的共同点，除此之外就不一样了，隋炀帝“骄矜自负”拒谏饰非，生杀任情、嫉才妒能，偏听偏信，秦始皇则不突出，正因为有隋炀帝这样特殊的的反面教员，才造就了唐太宗这样特殊的开明皇帝。

第四，以上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呢？作者又将唐太宗和一前一后的李渊、李治相比较，为什么客观原因完全一样，而李治、李渊就不能成为李世民呢？这就足以说明，唐太宗的政治品质确有过人之处。通过这一比较，又找到了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开明、进步皇帝的主观因素。

总之，作者十分善于作多种多样的比较，通过比较，使作者对唐太宗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达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运用比较法对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遵循“可比较原则”。因为历史比较研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进行的。它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与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这就是“可比较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只有同类事物才能比较，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比较，如果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就无可比较性，如人与树，王安石变法和德国农民战争，岳飞和圈地运动等等，都不能进行比较。

比较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说来有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比较时自然不限于一种方法，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比较方法。

运用比较法也有一定的步骤：①确定可比性主题。②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根本属性。③综合起来比较异同，意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④提出命题假设，寻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⑤验证理论，通过比较研究说明提出的理论的真实性。（赵吉惠书P171）

举两个例子：

一位学者选择严嵩和徐阶进行比较研究，这两个人为什么能比较呢？因为两人都是政治家，而且都是明代中期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具有可比性，传统观点认为一是 “奸相”，一是“贤相”，二者完全不同。但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异中有同，如徐阶的政绩，主要是在严嵩之后改变施政方针，实行宽松政治，还政于六部，乃赢得了人心。而严嵩也有不少政绩，如任用胡宗宗等人讨平倭寇，善于识见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怀念他。严嵩有不少劣迹，众所皆知。而徐阶也有不少劣迹，如纵子为恶，横行乡里。严嵩贪，徐阶也贪，因为严嵩的田产只有徐阶的1/15，表明徐阶也是一个大贪官。在为官之道上，徐阶和严嵩的相似之处太多了：如赞助玄修，迎合世宗；打击政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心黑手辣。经过这番比较，作者得出结论：他们二人都是功过相伴，难以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尹选波《严嵩、徐阶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6）

另一位学者比较了东西方服装审美文化的不同，得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①西方文化起源于海洋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开放，易于融合外域服装文化。

中国文化起源于大陆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封闭，在服装上具有比较固执的“原体”意识，传统服装形制几千年来地位稳定，吸收异域服装相对困难。

②西方文化善于表现矛盾、冲突，在服装构成上强调刺激、极端的形式，以突出个性为荣。

中国文化是和谐文化，强调均衡、对称，统一的服装造型方法以规矩、平稳为美。

③西方文化是一种明喻文化，重视造型、线条、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感，以视觉舒适为第一。

中国文化是一种隐喻文化，艺术偏重抒情性，追求服装构成要素的精神、寓意和文化品位。

④西方文化崇尚人体美，重视展示人体的性差异，不忌讳表现性感，古典模式上衣表现女性第二特征，可露颈、露肩、半胸以紧缩腰围和垫臀来表现女性胴体曲线。现代模式却以简约的形式表现人体的自然身形，以短露和紧身为现代时髦。

中国文化漠视“性”的存在，服装不表现人体曲线，不具备感官刺激要素，宽衣博带，遮掩人体，表现的是一种庄重、含蓄的美。

中式服装的美学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态和文化征貌，中国人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追求闲适、平淡、中庸、追求超出形体的精神意蕴。中式女性严密包裹人体，使人难窥其体，增加了神秘感。中式男装严整修长，洋溢着中和之美。皇帝的礼服，宽博繁复，辉煌壮观。皇帝礼服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人审美观的表现。（吴小峻《中国和西方服装文化的比较研究》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1《新华文摘》2000.5）

比较法在史学论文写作中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大家如要更多地了解史学论文写作中如何运用比较法，还要参阅一部重要著作，马克垚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38万字，此书基本上是论文结集，但是以编章形式出现，每一章实际上就是一篇论文，每篇论文都是运用比较法进行研究的。

运用比较法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是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否则很难进行比较。如前述将严嵩、徐阶进行比较，就必须对严嵩、徐阶要有充分的研究，然后才能进行比较。中西服装文化也如此，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服装，而对西方服装不甚清楚，也不能进行比较。

二是防止流于形式上的比较，比较如果仅仅看到两个事物之间的异和同，这是不够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比如能区别一枝笔和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认识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小逻辑》P：262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而要看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就必须在比较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才能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



（2）批驳

批驳就是对错误观点的批评、批判，或是对不同观点的反驳、驳斥。这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争论，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就免不了反驳对立的观点，只有驳倒了对立的观点，自己的观点才能站住脚，因此要掌握批驳的方法。

批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方法。

①驳论点：在论辩文章中，常常直接用事实或理论证明对方论点的错误：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要想驳倒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事实了。因此，一位学者在文章中列举七个方面的事实，反驳这种观点：一、中国古代的天文记录极为丰富，公元1500年前出现的40颗彗星，其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观测。二、植物、动物、药物的识别分类，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析族、区类、振纲、分目”，表现了科学分类的先进性。三、对空间的测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已相当准确；宋代天文学家测定的28星宿距度误差绝对值平均只有1.5度；人体经络图与现代科学仪器所显示的结果完全吻合。四、时间的测量有对回归年长度、行星会合周期、交食周期、岁差测定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五、演算—祖冲之圆周率求出第七位有效数、明代发明十二平均音律达到尺单位以下24倍。六、参数配合—春秋战国时，中国已有当今世界上最早的一份铜锡合金配方表；康熙、雍正两朝的彩瓷瓷胎的化学成份AC2O3、SiO2等含量都掌握了一定的比例。七、仪器制作—— 北宋沈括制作的浮漏，其读出的时刻值每昼夜误差竟小于20秒。秦汉时期，我国已掌握精确的割图技术、指南车、水运仪等仪器的齿轮。作者在列举了以上七个方面的事实以后说，这些考察是极其粗劣的，“但这些考察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活动领域都呈现很高的精确性。”“所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吾敬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吗》1990.7.23《光明日报》）。

驳论点最有力的就是以事实说话。前述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打方腊问题，之所以各种观点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是因为未掌握过硬的事实材料，后来马泰来先生找到了李若水的一首诗，立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宋江未投降的论点驳倒了。

②驳论据。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驳论文章为了驳倒对方的观点，往往采取驳论据的办法，论据驳倒了，论点自然也就驳倒了。所以我们在撰写驳论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对方的论据是什么，然后想办法如何驳倒对方的论据。

例如：关于宋朝的“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无此事，学术界曾经争论不休。否定此事的学者有两条重要论据（理由）：

第一个论据，也是“最过硬”的理由是：“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三），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及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生于此时，恐难令人相信。”第二个论据是：“有关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记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

王育济为了论证“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必须驳倒上述这两条论据，且看作者是如何反驳的：（略）











③驳论证方法。也有的文章驳论据比较困难，这时可以采取驳对方的论证方法来达到驳倒对方观点的目的。

例一：1990年4月29日《科技日报》上的《唯心主义预测观的荒诞结论——评〈1999年人类大劫难〉一书》（此文作者司有和，《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转载此文），就是用的这种反驳方法。

1558 年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写了一本四行诗诗集《新世纪》，对一些事情和人类的未来作了神秘的预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五岛勉对该诗集中的部分诗篇作了“创造性”解释，来证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99%准确可靠。他特别渲染了这样一个预言：人类将在1999年遭到大劫难，宣告灭亡。他将自己的书名叫作《1999年人类大劫难》。《科技日报》的文章驳斥了这个荒缪的“预言”。文章指出，这种“预言”所运用的论证主法，是任意的，反科学的，为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不取。

首先，五岛勉运用了错误的逻辑推理，他的全书采用了一个演绎推理结构。写成三段论的方式就是：

大前提：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都是应验的；

小前提：1999年的诗是诺查丹玛斯写的；

结 论：1999年的诗也能应验。

五岛勉的推理过程表面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要保证推理的正确，首先必须要求大前提绝对正确，那么它的大前提是不是正确呢？五岛勉从《新世纪》的1013首诗中摘取了16首所谓“应验”了的诗，便作出结论：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命中率高达99%”，“几乎全被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验证”，因此，他的预言“今天还将继续得到应验”。

作者抓住了五岛勉论证方法的错误，指出这是用简单枚举法作出的不完全归纳推理。逻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通过简单枚举法作出的逻辑推理，列举的事件即使件件都是真实正确的，结论仍然是“或然的”，即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若列举的事件不真实不正确，（如他所摘取的那些并不能自圆其说的诗），那结论就肯定不正确了。要保证推理结论的正确，只能大量收集真实资料，即进行完全归纳法的逻辑推理。

《科技日报》的文章接着列举事实，证明五岛勉书中“在科学上、常识上和史实上的错误比比皆是。”说明大劫难逻辑大前提是虚假的。

五岛勉找到1999年天象将会出现“大十字”形的排列，作为人类特大毁灭的根据。所谓“大十字”，指的是太阳系九大行星加上太阳和月亮共11个星体运行到 1999年将会以地球为交叉点排成一个“大十字”。耶酥是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所以行星“大十字”标志着人类的毁灭。《科技日报》的文章用许多天文学的科学知识和十分精确的数字，驳斥了五岛勉荒唐可笑的牵强附会，并且指出，科学的预测（“假设”）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根据已知的客观事实所呈现的规律和趋势，经过理性思维和科学论证而推知的。至于唯心主义的预言必然导致荒诞的结论。（戴知贤书P：137-139）

例二：近年来，史学界曾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评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宋王朝采取“益俸”政策，当时的官员俸禄都很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员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并多以清代史家赵翼《宋制禄之厚》条中所述宋代官员俸禄“给赐过优”，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作为重要佐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代“官吏的待遇并不优厚，在官史中鲜有不穷窘者”，当时，“大多数官员的所得俸禄低于实际支出”，并以宋代史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中引述宋太祖所讲的“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等语作为基本论据。

究竟哪一个观点正确，或者两个都不正确呢？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两种观点的论据和论证方法，发现了问题：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低者，多以北宋初有关官员俸禄的史料，尤其是以那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感叹自己俸禄低廉，有失体面，或生活确有一定困难的官员之所述作为立论依据。相反，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高者，又多以北宋中期不断“益俸”以后元丰时期规定的官员俸禄数额，尤其是以当时待遇优厚的中级以上官员所享有的较高俸禄数量作为立论的根据。由此可知，双方在具体时间性的界定和所指对象的层次上，缺乏同一性，其结论自然有别。

而且，这位学者还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论证的方法也存在问题。他认为，衡量一个时期官员俸禄的高低，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作比较，结论肯定不一，评价自然也有差别。若仅根据宋代俸禄制度中确定的某一时期的俸禄数量对整个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作简单的判断，显然是不科学的。若仅根据当时个别官员生活奢侈，富裕或节俭，则更是欠客观与公正的。实际上，宋代官员俸禄的多少，是一个动态性的复合变量。仅从当时俸禄制度规定的发放数量来看，从宋初至宋末，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多时候都较高；若按折米比较，则有少数时候低于盛唐官员的俸禄水平。从实际含金量或购买力来看，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则随社会的治乱与物价的涨落而有所变化，呈现出时高时低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官员的俸禄水平，不仅随官吏等级、官品大小有高下之分，而且俸禄的发放，在较长时期中，即使按《禄令》所载数量，官品相同，所定俸禄待遇无别，实际收入也因官员是否担任实职、俸禄发放的是实物或货币以及购买力的大小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就是在衡量、评价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时，拟根据宋代各个时期俸禄数量的变化与物价指数的涨落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等，作一些具体的定量的比较分析，力求得出较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由于作者采取了新的方法来研究，得出的总结论是：从总体上看，其官员的俸禄水平大致处于中国历朝的中上等水平，不同时期官员的俸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一时期，绝大多数依靠俸禄为生的官员在整个社会中，都是处于相对富裕地位的阶层。（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历史研究》1997年第2 期）。

上述作者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显然比较科学，所得出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他虽然不是批驳所提的两种观点，但实际上是指出了他们所采取的论证方法不科学，那么，采用这种不科学的论证方法得出的观点自然也是不科学的。

（3）叙述

史学论文中离不开叙述，所谓叙述就是将历史人物的经历、行为以及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叙述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叙述有不同的形式：有顺叙、有倒叙、插叙、概叙和评叙。

叙述最常见的毛病有两个：

一是裹杂不清。一些同学在写作时，思路不清，层次不明，缺乏内在联系，往往有“断气”之感，尤其是段与段之间没有逻辑联系，让人看后不知所以，或者看时非常吃力。

二是详略不当。叙述时该详的不详，该略的不略。叙述详略应遵循的原则是：重要的材料宜详，次要的材料宜略；“新”材料宜详，“旧”材料宜略；人所难言者宜详，人所易言者宜略。

4、遵守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中人们公认的规则和范式。就象游戏中的游戏规则一样，没有游戏规则，任何游戏都玩不成。没有学术规范，更谈不上学术研究。学术规范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及至大家公认并通行的规则和范式，它也是学术道德的一种体现。

学术规范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为人类的知识库等提供（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新东西；发掘新的材料，作出新的解释，使用新的方法，构筑新的范式等等，没有这种求新、创新的精神，一味吵冷饭，学术事业就不能进步。而我们的很多所谓“研究”工作，只是无休无止地在低水平上重复旧的内容，因而就不可能产生正面的效应。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和重视已有的经验和成果，否则就可能重蹈他人的覆辙，或者只是复述他人的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搞清这个问题的研究史，了解前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水平。

第三、在展示成绩的时候尊重（使自己受益的）他人的劳动，尊重合理分享荣誉的原则。根据这一条，不仅在引用他人论著中的观点、思想时，一定要注出、标明，甚至在转引别人论著中的史料时也应标明，抄袭、剽窃更不应该。

第四、在技术上也应遵照通行的规则，文字要规范，标点要规范，注释要规范，数字的写法要规范。

5、论文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本节指写作过程中技术上的注意事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标点符号：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标点使用不准确，有的一逗到底，有的句点用“·”代替，有的不会使用引号。

试看以下几个例句：

a）放假了，究竟是回家呢？还是不回家？（×）

放假了，究竟是回家呢，还是不回家？（P）

b）你吃过饭了吗？王平。 （×）

你吃过饭了吗，王平？ （P）

c）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P）

d）运用双引号，双引号内又有引文就用单引号；如果单引号内又有引文，那就再用双引号。格式如下：

“……‘……“……”……’……”

使用引号要注意两点：

（一）引号里引用的话必须依照原样，一个字都不能改动；如利用的只是原文大意，则不必加引号。

（二）引号里的引文是完整的照录，那么引文的末了的点号就在引号之内；如果引文中只是摘引一个片段，或几个字，那么点号就放在引号之外。

标点符号的写法：（一）标点符号应占一格（二）引号、括号、书名号原则上两端各占一格。省略号、破折号均应占两格。引号和括号当和其他标点符号连在一起时，书写时可以占1/2格。如：他猛地喊道：“不准动！”。（三）所有的标点符号都不能用在第一行的第一格内，遇到回行时，一定要尾随文后，和本行最后一字共占一格。如：

错：，（第一格，下同）         对：在最困难的时候，

”                     “中国的卓别林”

）                     给全校各院（系）

》                     买了《四库全书》

（四）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部分遇到回行时，不得孤立写在本行之末格，应移到下一行的开头，或是一行末再带上一个字，如：

“给     （语     《资

（五）省略号、破折号、不能拆成两行写。

②数字的用法。

史学论文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许多数字，用来表示时间、长度、重量、面积、容积等。数字有汉字和阿拉伯字。什么地方用汉字，什么地方用阿拉伯字，这也有一定的规范。1987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出版局等7单位对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作了规定，在全国试行，我们应该遵守。

这个规定“总的原则”是：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都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有特殊情况，可以灵活变通，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古籍仍依照传统体例。

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有两种主要情况：

a)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

例：公元前8世纪         21世纪20年代       公元前440年

公元841年           1988年5月2日       6时30分

8时3刻           下午5点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

鲁迅（1881.9.25～1936.10.19）

这种情况有四点需要注意：

a 年份不能简写，如1980年不能写作80年，1950—1980年不能写作1950——80年。

b 星期几一律用汉字，如星期三。

c 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

d 中国民国纪年和日本年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昭和16年（1941年）

b）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这种情况有四点需注意：

a 一个数值的书写形式要照顾到上下文。不是出现在一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数字中的一位数，可用汉字，如一个人、三支笔、四条鱼、说了八遍。

b 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原先用“分节号”的办法不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应废止。

c5 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一般情况下，不得以十，百，千，十万，百万，千万，十亿，百亿，千亿作单位（千克，千米，千瓦，兆数等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词头不在此列），如345000000公里可改写为3.45亿公里或34500万公里，不能写作3亿4500万公里或3亿4千5百万公里。

d 一个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多位数不能移行。

应当使用汉字的也有两种主要情况：

a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习惯用语，缩略词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

例：一律 一滴水 三倍体 三叶虫 八国联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二九运动” 十月革命   五省一市 路易十六   白发三千丈   相差十万八千里

b 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使用，表示概数（连用的两个数字间不应用顿号隔开）

例：二三米   三五天   十三四岁   七八十种   一千七八百元   十之八九

③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

详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第181页——185页

④标准较对符号及其用法
--------------------------------------------------------------------------------

①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通鉴胡表微》P：56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原来历史论文有这么多的规矩呀，我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正发愁报考院校要求论文的事情呢，这个帖子对我太有帮助了，真的非常感谢楼主，谢谢。[s:9]

同道中人啊，我也是跨专业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