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质疑《中国文学史》研修书目（杜泽逊）

按：杜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在学生和老师中间的口碑是很好的，山东大学文献也非常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

质疑《中国文学史》研修书目
　　
杜泽逊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主编。该书四卷，每卷之后都开列有"研修书目"，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书目一向被认为是治学的门径。这部《中国文学史》开列"研修书目"绝非泛泛之举，与《后记》中所说的"给希望深造的学生指出治学的门径"是完全吻合的。

　　开列推荐书目，有两个通行的原则：一是要推荐本学科最重要的书，而且要与特定读者群的程度相契合（具体到本书，即要与大学生水平相符）。二是要推荐这些重要书籍较为精善而又通行易得、便于研读的版本。关于第一原则，专家之间可以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允许有见仁见智的选择余地。关于第二原则，则往往是由客观标准决定的，带有专家特色的弹性不能说没有，但比第一原则要小得多。我们今天选择读本，显然应当运用最新成果，也就是经专家精心校勘、标点或注释的本子。因此，在开列重要书籍的同时，还要开出适用的版本，而且一定要把版本表述准确明白，否则就达不到指示门径的目的。显然，开列"研修书目"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它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某一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

　　本着以上原则，我们来看看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研修书目"，就不难发现它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失误，不能不予以指出。


　　不应列而列 应列而未列

　　有些书籍似乎不应列入。例如《金文编》，是一部金文字典，如果不是研究古文字，连一般研究生都难得用上这部书，就更不必说大学生了。《殷墟卜辞综述》也是如此。再比如：已开列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就没必要再开《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张河间集》；已开列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就没必要再开《诸子集成》本《吕氏春秋》。诸如此类,无论就内容的完整,还是就校勘、注释、标点，以及通行易得等方面，前者都基本可以取代后者。有的书内容跨度大，如《六十种曲》在第三卷、第四卷重复出现是不妥的。《六十种曲》所收基本为明传奇，本书第三卷止于元代，为什么要列入明代的《六十种曲》？

　　有些书，从"研修书目"的体例看，似应收入，而未予开列。例如：已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文》、《全宋诗》等，不应不收《全唐文》。已收《元文类》，亦应收《唐文粹》、《宋文鉴》。已收《宋诗钞》、《元诗选》、《明诗综》，亦应收《列朝诗集》、《晚晴簃诗汇》。其他如《文镜秘府论校注》、《文苑英华》、《唐宋传奇集》、《敦煌变文校注》、《王焚志诗校注》、《瀛奎律髓汇评》、《清诗纪事》等似亦应收入。


　　选本不善 表述不清

　　至于在版本选择和表述方面，这个"研修书目"问题更多。

　　首先是选本不善。例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981年排印本问世后，1986年作者进行了认真修订，1990年5月出了第二版。显然应推荐1990年排印本，而"研修书目"仍推荐1981年本。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诸子集成》本，显然不如1990年中华书局排印高流水点校本。《史记会注考证》日本昭和九年排印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昭和本，显然不如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因为后者附有日本人水泽利忠的《校补》，而且容易买到或借到。《洛阳伽蓝记校注》"研修书目"开出"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其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才开始出书，1958年还没有这家出版社。事实是，该书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再版，1981年重印时又增《校注补》、后记、白马寺照片一幅。显然以1981年版为善。

　　其次，就是版本表述不清，体例混乱。例如《四部丛刊》所收各书，是影印的善本，之所以受学界重视，在于底本重要。在表述这类影印本时，理应说明影印的是哪朝哪代刻本或抄本。但"研修书目"大都只说"影印本"或干脆只说"《四部丛刊》本"。这样的表述仅得其表，未得其实。其实查看《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四部丛刊》条，都可弄清这些书影印的是何时的刻本或抄本。问题是，有少数《四部丛刊》本已表述清楚了。如《唐甫里先生文集》下注"《四部丛刊》影印清黄丕烈校明抄本"，《文选》六十卷下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六臣注本"。如果体例稍许统一，那《四部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影印本的底本均可交待明白，其信息量和准确度显然要高得多。

　　有些版本的表述既罗嗦，又不明白。如《吴越春秋》下注："上海涵芬楼借乌程刘氏嘉业堂影印本，《四部丛刊》影印涵芬楼本。"这26个字别说大学生看不懂，就是一般研究人员也弄不懂。原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次印本是影印的乌程刘承幹嘉业堂藏明万历刻本，二次印本则改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藏明弘治刻本，后者是前者的祖本，显然应取后者，只要表述为《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刻本就可以了。"研修书目"实际上把两个本子都开出来了，可是一个本子也没讲清。

　　有些版本的选用自相矛盾，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本子，《贾长沙集》下注："明娄东张氏刊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善化兰田张氏重刊本。"意思大概是说善化兰田张氏重刻明娄东张氏刻本，即光绪十八年善化兰田章（章不作张）氏经济堂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而《张河间集》和《蔡中郎集》又开出"清光绪五年信述堂重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两页之内，同是《百三名家集》，而开出不同版本，究竟是什么标准呢？其实两个光绪本都以明末刻本为祖本，理应推荐明末刻本。至于《乐府诗集》，第一卷"研修书目"推荐"汲古阁本，中华书局1979年据汲古阁本翻印本"，而第二卷"研修书目"推荐"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玉台新咏》，第一卷推荐"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据向达藏明寒山赵氏刊本影印本"，第二卷则推荐"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玉台新咏笺注》，也有莫名其妙之感。

　　不少版本的表述显然是错误的。例如：《山海经笺疏》"巴蜀书社1985年排印本"，应作："1985年巴蜀书社影印清光绪十二年上海还读楼刻本。"《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实际是据郭沫若手写本影印。《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也是手写影印的。《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据汲古阁本翻印本"（见第一卷）。且不说"翻印本"概念本来不清楚，此本根本不出自汲古阁本，而是中华书局据影印宋刻本点校的本子，点校时曾用汲古阁本参校过而已，怎能说是"据汲古阁本翻印"？


　　著录粗疏 排校错误

　　另有不少错误属于著录疏误或排校错误。例如：《周易注疏》"［三国魏］王弼、韩康伯注疏"，真是闻所未闻。根据年份推测，这是1989年影印的《四库易学丛刊》本，当然应作"［魏］ 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排印本"。按：1977年版书名作《春秋左传集解》，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重印时改名《春秋经传集解》。因此这条书名与版本是矛盾的，应以1988年本为准。《国语集解》"徐元浩集解"，"浩"当作"诰"。《孟子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新编《诸子集成》）。"实际上是《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一种，应表述为"1983年中华书局排印《四书章句集注》本（《新编诸子集成》之一）"。我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一个整体收入为好，没必要单搞出《孟子集注》。《吴梅村全集》"［清］李学颖集评标校"。（按：李女士是今人，1930年出生，怎能说是"清"人？）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这部《中国文学史》所开"研修书目"是相当粗糙的，这样的书目提供给大学生，是不合格的，很难达到"指出治学的门径"的目的。这反映了近50年来传统学科对文献学（尤其目录、版本、校勘学）知识的忽视或排斥已经发展到了危及基本研究与教学的地步。因此，诚恳地建议对这份"研修书目"进行全面修改，使它真正成为大学生研修古典文学的门径。
http://www.cc.org.cn/zhoukan/xueshuxunxi/0204/0205101014.htm

说实话 我真不觉得这套书编得好 有点惟题材论

四廢兄所說的文章就是這篇吧。

杜先生還真是個有心人。這些作者可能就是憑自己記憶隨便開了幾部書，不想問題百出。《書目答問》的作者張之洞先生自己也說是憑自己記憶開書目，但參考了《四庫總目》的地方還是一一交代了。能力先不說，態度不一樣，結果就不同。

順便提一句，記得年初跟老兄去聽王老師的課，他提到了《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陳雲堂，黃山書社，1985）。後來查了下，作者叫陳玉堂。麻煩老兄查查自己的筆記，若是我錯了，讓我也錯得心服口服，呵呵。

关于袁本《中国文学史》有很多人都予于批评，我的一位老师甚至挑错挑了一本书，说要拿去发表，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好，影响同行间的关系。至于书后的研修书目，更是令文献学的专家不敢称是，我的文献学老师就多次提到过，曰，此书目开列得极为外行。第一版简直没法看，第二版虽好一些，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仍很不合格。是故，治学不能没有文献学之知识，文献学之知识亦不能随随便便就用来敷衍了事。

学习了，呵呵，有时候想想也是啊，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