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永祥: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转载

（转载）漆永祥: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时间:2005年3月9日 作者：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 来源:学术批评网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在这里将这件事情奇奇怪怪的来龙去脉叙述如下，请读者朋友们天断，苏图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武大郎开店”？是不是一种“霸王”行为？同时，也请大家来感受苏图在一个普通读者面前摆出的所谓“尊严”。

                                             一

笔者研究清乾嘉时期学者江藩与他的名著《汉学师承记》十有余年，从事《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也有了八年抗战的历史。《汉学师承记》一书，纂成于嘉庆后期，因此对嘉道及以后从事汉学的学者未能撰传，于是后来陆续有好事者对该书进行续补与注释的工作。我多年来舟车南北，勤访通人，出入各大图书馆，孜孜矻矻，终于搜访到了清人何秋涛、赵之谦、张星鉴、谢章铤以及民国间梅毓、曹允源等人续纂此书的史料，可惜的是他们有的未纂成书，有的只存一篇序跋，唯有赵之谦的《汉学师承续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残稿本三册，谢章铤的《汉学师承记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残稿一册而已。但笔者却无意中在去年九月间读到《苏州图书馆藏善本图录（经部）》，该书著录清季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

这一信息几乎让我兴奋莫名，以至无法平静。我觉得上天真是开了她那闭合太久的瞎眼，知道我这么多年来不停地追踪蒐觅，终于给了我以最大的回报和安慰，使我在课题即将结项时，能够掌握到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史料。我当即决定：前往苏图，希望将此书复制或者钞录出来，与赵书（已经为笔者整理发表）、谢书一起刊布于世。因为这几种书不仅对于我的课题研究，而且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尤其是目前正在从事的《清史》人物传记的编纂，都将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二

我的心早已飞到了苏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苏州图书馆，也没有熟人在那里工作，如果冒昧前往，恐怕不妥，最好还是事先联系一下为好。于是，我就在网上搜索到了该馆的电话号码，接着便迫不亟待地打电话。我在电话中先简单地说明了我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然后说从贵馆《图录》中发现了曾文玉此书，非常非常非常想复制或者钞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叫孙中旺，是善本部的负责人，而且说我整理发表的赵之谦书他已经看到，总体感觉曾书价值没有赵书大。我说价值大小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如何以尽快的方式让曾书整理刊布，以供学界研究是我最关心的事儿。他说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钞录。我听了之后一愣，接着又问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得到此书，比如说收取底本费之类是否可行？对方说我们不在乎钱，但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而且说要向馆长申请，但馆长现在出差不在馆里。我说请您向贵馆馆长转达我的意向，希望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值国庆节前，我说我在节后再打电话。

可怜的我，在全国人民“七天乐”的时候，却为一部书稿而镇日不安，毫无乐趣可言。好不容易捱过节日，到了十月中旬，我又打电话给孙先生，他说馆长已经知道了。当然电话中说的话要多些，但总体起来无外乎还是：不许拍照，不许复制，不许钞录！我说那上次您说合作的方式该如何进行？孙先生说我们可以自己整理发表，我说你们整理那就不存在“合作”二字，但对我来说更欢迎你们自己整理，既方便又准确，但是我希望是最近，越快越好，因为我的课题快要结项，我亟需看到此书。对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只是又吱唔了两句，说将全书供我复制或者钞录，有点儿有点儿……。我放下电话后想，他如果把话说全了，应该是“有点儿心疼”或者“有点儿舍不得”吧。

恰好在此后不久，一位南方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有事来北京，我向他说了此事，并且请老先生出面帮忙，先生说你不要着急，等我回去就联系。而稍后又通过一位热心前辈的帮助，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主动说能帮上忙，可以与苏图方面疏通。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心想这真可谓是“双保险”！然而，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几乎同时传来消息，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结果就是比我自己打问的要略好些，苏图方面答应：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钞录，仍然坚不允许。“双保险”失灵，让我才觉得此事远非我想像的那样简单。苏州学术界的一位朋友说：要不他先去把书借出来，帮我将大致内容记录一下，可以了解此书的梗概。我说：打住吧兄弟！现在无论任何人去看此书，只要提到“曾文玉”三字，苏图都会高度警觉，将此书与漆某人联系在一起。你去万一弄崩了，以后你还得到那里看书，你如何得罪得起他们呢！

                                         三

这样托来倒去就到了年底，这部书简直让我难得安宁。越是看不到，就越想看！我想直接去苏图碰碰运气，但一想到又是“春运”又是春节，就只好蛰伏在家，耐心等待。好不容易过了春节，我想苏图方面大概还是耽心声名全无的我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旺先生与馆领导。我说我研究与追寻《汉学师承记》多年，国内研究此书的成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日本学者近藤光男教授却研究此书数十年，取得了令我们国人汗颜的成就。可以欣慰的是，我所得新材料比近藤先生还多，可以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所以非常希望得到贵馆的理解与帮助，我又列举了一系列这些年来我从国图、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及其他地方得到的稿本、钞本、书札等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有关江藩的史料多种。我说如果能得到贵馆所藏曾文玉此书，对我而言就太完美了。我在信的最后说：
  　就贵馆之情形而言，不同意全部复制，我完全理解，因为无论稿本、钞本，存世仅一部，其珍贵可想而知。上述国图所藏之赵氏《续记》、江氏《乙丙集》以及上图《伴月楼诗钞》等，亦是如此，我亦是部分复制，其他全部迻录钞校。如蒙贵馆能同意部分复制（比如三分之一），或者全部钞录，我亦无意见，将在春间请假往贵馆钞出，至于手续费用等，一切皆按贵馆常例，由我支付，非常希望得到贵馆的助益。倘蒙应允复制或钞录，请问是如何收费标准？我何时前往贵馆较为方便？凡此等等，万望先生与贵馆领导相商，无论贵馆如何办理，皆请近期内在百忙之中赐示为盼！
　　因为贵馆为国立公共图书馆，非私人藏书家，故特提此要求。且国图、上图、北大所藏有关诸书，亦皆为海内外孤本，与贵馆相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古人著书，其目的在于刊板行世，化身千亿，为世所读。因诸种原因，或散佚无存，或蒙尘插架，原是万不得已之事。倘曾氏之书蒙贵馆襄助，整理刊布，则不仅为曾氏之幸，亦为学林之幸。想如此善举，贵馆当能应允，亦我所深愿焉！

我之所以写此信，是想给苏图方面传达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我是一个认真严肃的读书人，而不是江湖骗子。第二，我亟切亟切亟亟切地想得到此书，以供研究与整理之用。第三，既然国图、上图、北大图以及其他图书馆与文物部门，我可以复制或者钞录，而且也是海内孤本，那贵馆似乎也应该如此。第四，贵馆是国立公共图书馆，你没有理由不让我前往钞书。

此信发出后，我就觉得似乎不妙，但仍存了一点儿念想。在我等了将近两周后，孙中旺主任终于赐了回信（电子邮件），对方显然也明白了我的“春秋”笔法。但如果说我的去札是极其恭敬之外，略有点儿提醒他们的话，对方的回信则不仅将我的一丁点儿念想完全掐死，而且隔着千山万水，在我脸上搧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四

孙中旺先生的回信，不愧是来自文献故里，堪称一篇绝妙的小品文。为了使读者不失去一次难得的欣赏佳作的机会，也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我先将此信全文一个标点也不少地迻录如下：
   尊敬的漆先生：
   大札收悉。知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研究领域已经取得部分成就，足以和东洋人相颉抗，本馆同仁颇为欣慰，望先生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为吾辈大陆学人争光。
   关于先生所提出的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愿望，很遗憾不能为先生实现，因为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制度一经颁布，无论学者丐者，贤与不屑，都应该一视同仁，无条件遵守，这也是本馆尊严所在。国图、上图诸馆关于善本规定之严格在业界颇负盛名，若其如此轻易破例，视规章如儿戏，实不足为本馆楷模。
   本馆为地市级公共图书馆，面对的读者层次千差万别，所定制度，仅为更好保护善本书而已，非有任何经济目的。其他图书馆大多有偿调阅善本古籍，而本馆均为无偿。本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从不屑于以所藏牟利。
   先生所言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馆一直谨遵勿废。数年来本馆一直致力于馆藏古籍的整理和刊布，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参加了国家图书馆发起的文献缩微工作，为地级市图书馆中唯一。另外还花巨资编纂了《馆藏善本书提要》诸书，在馆藏古籍的整理和刊布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当然这也是本馆基础业务及基本使命所在，也不用动辄以嘉惠天下学者为言。
近期事务繁多，故未能及时回复先生，深感抱歉，望先生海涵。
   谨致春安
                               孙中旺 敬上
                            2005年2月28日

我的信是写给“苏州市图书馆善本部孙先生并烦转贵馆领导鉴阅”，因此我就将此信看作是苏图方面对我的回答，而不是孙先生的个人行为。既然是一篇妙文，本着“奇文相与析”的态度，我们解读一下苏图这封大札的寓意：
　　
第一，因为我们“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而且是“无论学者丐者，贤与不屑，都应该一视同仁，无条件遵守，这也是本馆尊严所在”。所以别拿你是北京大学的人，就给我们说事儿，你即便是亟需，也照样没门儿。

第二，国图、上图等将古书复制给学者，或者让学人钞录，“视规章如儿戏，实不足为本馆楷模”，应该树为反面典型。

第三，我们面对的读者，有大雅典范，也有地痞流氓。你是天神地鬼，还是魑魅魍魉，不好甄别，所以我们把书藏起来，是“为更好保护善本书而已”，免得被你糟蹋。

第四，因为我们“非有任何经济目的”，“从不屑于以所藏牟利”，所以你提所谓“底本费”与“收费标准”，简直是玷污了本馆名节，罪莫大焉！

第五，我们“一直致力于馆藏古籍的整理和刊布”，且为他人提供了那么多的底本，此足见我们的大公无私，胸怀天下，所以你少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来唬人。

第六，我们藏书丰富，“为地级市图书馆中唯一”，因此见多识广，不要以为你比“东洋人”（我觉得像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日本人说“支那人”的感觉）多见到几种书，就夸自己有能耐。

第七，我们“花巨资编纂了《馆藏善本书提要》诸书”，但我们却“不用动辄以嘉惠天下学者为言”。此种高风亮节，天下所无，也堪称“唯一”！

赏析至此，我们不禁在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要扼腕感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好威风、好霸道、好“高尚”的“尊严”！

                                     五

我在受了一记耳光之后，在“敬获命矣”的“唯唯喏喏”中，实实在在地领略到了苏图善本部的厉害。然而我从孙主任的妙文中，同样也读出了其他的信息。试质问如下：

第一，既然贵馆“制度一经颁布”，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动这些善本，何以又“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续书》与《存目》是国家项目，而我的课题也是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为什么不一视同仁？难道贵馆对读者也有等级与层次之分？厚彼而薄此？这岂不是在自毁“尊严”、自掴其面么？

第二，既然贵馆为了保护善本，因此严鐍高锁，深纳不出，那此百余部底本不是复制扫描，难道是贵馆通过发功或默念的形式凭空将它们烙印在纸上？

第三，既然贵馆“从不屑于以所藏牟利”。那么敢问一句，贵馆提供的此百余部底本，莫非一个子儿都没收？

第四，既然国图、上图为“视规章如儿戏”的反面典型，那么国图、上图等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是不是也应该将善本书悉数锁起，蒙尘插架，以利更好地“保护”？

第五，既然贵馆“编纂了《馆藏善本书提要》诸书”，那按我们凡人的看法，其目的就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信息，告知读者本馆有某某书，可以前来查阅甚至复制与钞录，而且在曾文玉此书的《提要》中，孙先生们也说“后之研核是学者当有助云乎哉”（140页）。可是，今天果有学者想前来“研核”，却又生生拦住，那莫非编纂此书仅仅是为了炫耀贵馆藏书之富，以晕乎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几册善本书的下里巴人乎哉？

第六，既然花了纳税人的“巨资”，你就往好了编，别糟贱了百姓的血汗钱啊！可是请大家看看苏图的“巨著”。就曾文玉此书而言，孙先生们竟然水平高到不知道《汉学师承记》这部名著的作者是“江藩”，而硬给说成是“江沅”（140页）。不知江沅（1767－1838）是江藩（1761－1830）的老师江声（1721－1799）的孙子，二人不仅不是一人，还岔着辈份呢。这部“巨资”打造的“巨制”，此类笑话不少，读者自可参寻。如此《提要》，误导读者，可谓不浅。所以孙先生说他们“不用动辄以嘉惠天下学者为言”，这句话倒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味道在里头，我看你们还真受不起“以嘉惠天下学者为言”这样的高评。

                                               六

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钞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因为我从朋友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中，得知孙中旺先生也是一位爱书的人，请看孙先生的另一篇鸿文，在这篇题为《我的图书馆情缘》的大作中，孙先生说道：
    毕业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犹豫，我早早选择了图书馆作为自己的归宿，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读书，喜欢和读书人在一起。……
　　工作以来，我一直服务于古籍部，所以特别喜欢线装书，尤其是看到好版本的书，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
    工作之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在高高的书架中徘徊，随手翻翻可以摸到的书，即使和自己的研究方向无关，但是看看这些书也很有踏实的感觉。如果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就象不期而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激动而快乐。徜徉在书的海洋中，和古往今来许许多多高尚的人物对话，确实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的爱好和工作能够合而为一，从这方面来讲自己真的是幸福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来说，还有什么会比坐拥书城更加幸福呢？……

读到此处，用前哲的话来说，我真是有点儿“出离愤怒了”！！如果我不是一个学人，不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师。行文至此，我真有点儿忍不住想用粗口甚至粗手！

原来这些善本并不是只有空气可以看得到，只有尘埃可以摸得到，而是能“随手翻翻可以摸到的书，即使和自己的研究方向无关”；原来孙先生也“特别喜欢线装书，尤其是看到好版本的书，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就象不期而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激动而快乐”；原来孙先生也感觉到读善本书“确实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原来孙先生也“喜欢读书”，且因为“坐拥书城”而“更加幸福”。如此爱书的孙先生们，按理也应该能理解与体味到另一位同样的爱书人，而且想看的书是“和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的爱书人的心情，可是却遭到他们冷血般的坚拒与无情的奚落！读了孙先生的妙文，我只能联想到两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词儿：“枕中秘”与“武大郎”！古代的一些藏书家，搜罗到一部善本，就藏在枕头下，只供自己把玩，直到最后人亡书亡，及身而散；而武大郎开店，总觉得自己的面饼最大，一副自得自大的样子。但这些藏书家是自己花钱买的，他当然可以私秘而不示人；武大郎的店也是他自个儿开的，我们也不能过多的说他什么。但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钞书。钞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钞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得到了极大的“享受”与“尊严”，却严拒读者复制与钞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七

我是一介书生，游览过的名山大川很少。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每到一地，我首先去光顾的就是当地的图书馆与书店。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像孙中旺先生一样，“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钞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做为读者的尊严，而这些馆中的工作人员似乎也没有因为复制书给我，而失去了他们的尊严。

即使在国内，除上述国图、上图、北大图外，我也到过很多著名的图书馆，也从来没有遭到像苏图这样拒绝我钞书的事情发生。我在十几年来，向国内外的学者、图书馆、文物部门写过数十通的信札，向他们请教或者求助，其中的绝大部分都热情地回信，包括提供给我资料。尤其让我感佩的是，80多岁高龄的近藤光男先生，因身体的原因，不能亲自写信，遂命他人代为回信给我，并提供我所需的材料。安徽旌德县县志办公室，无偿赠送给我《江氏宗谱》5大册。这如果在孙中旺先生们看来，肯定是不仅无有尊严，而且是颜面扫地，甚至应该绳之以法了。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遇到过像孙中旺先生这样蛮横无理的负责人。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钞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的返回。当我们小心翼翼甚至低三下四地向孙中旺先生请求之时，孙中旺先生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至高的尊严，而我们做为一个学人、一个读者、一个共和国公民、一个纳税人，却得不到一星半点的尊严。我不知道，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中国，为什么有的部门竟还是如此僵化与滞后，这种现象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钞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尊严是双向的、互利的、平等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而不是单向的、自利的、不平等的、阻碍学术发展的，甚至是由一方践踏另一方而获得其高高在上的所谓“尊严”！

                                             八

我还记得2002年的冬天，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召开的“赵之谦《论学丛札》研讨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柳曾符教授当场感慨地说：赵之谦（1829-1884）虽然没有完成他的《汉学师承续记》，这是一件很让人遗憾的事。但残稿本在他逝世之后一百多年，由漆先生整理发表。而原由罗振玉先生收藏的赵氏与胡培系讨论《续记》编纂的三十九通书札，也由崇源公司从国外征回拍卖，公诸于世，赵之谦今年真是“交了大运”。我也开玩笑说：赵之谦在给胡培系的信中称“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这话真让他说中了，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应该是赵氏百余年后的知己！

相对于赵之谦而言，曾文玉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汉学师承续记》不仅是完稿，而且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然而曾氏更是不幸的，因为他的这部心血之作，不知何故流落到了苏州图书馆，可惜所藏非地，所主非人，使我们无法成为曾氏的知己！我不禁要问：莫非曾氏的知己，还要再等上一二百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或者这部书稿永远也难见天日？直至澌灭无存？我更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中国学林与图书馆界的耻辱！

最后，做为一个酷爱古籍的人，我也向狂傲的孙中旺先生进一言：正如我信中所说，古人著书，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刊刻，得到其稿而视为珍秘，深藏不出，这是违背作者本意，也违背学术道德的事，任何一位作者，都希望自己的著述为世人阅读。同时，保护古籍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此书整理发表，让其化身亿万，才不致于湮没于世。因为古籍是脆弱易碎的纸张，不是坚硬难损的金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拍着胸脯说他手头的一部孤本可以保存千年万年，这样惨痛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苏州在明清时期是人文渊薮、文献故里。即清中叶至民国期间，我们随便列举，就有像惠栋、江声、余萧客、黄丕烈、顾广圻、袁廷梼、潘祖荫、王欣夫、顾廷龙这样的大学者与大藏书家。孙中旺先生们应该明白，正是这些可敬的先贤们，用他们毕生的精力来收藏与刊刻书籍，才有了苏州图书馆的“地级市图书馆中唯一”的风光。孙中旺先生们应该做的，是将先辈们的业绩与风范发扬光大，这样才不致于辱没先贤的名声与苏州这块山清水秀、地杰人灵的宝地。如果仍是以武大郎开店的方式，来维护其所谓的“尊严”，那我敢肯定地说，你们将永远也得不到应有的尊严！

我现在将我的E-mail地址及通信地址都注在文后，我热切地期望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朋友、法学界的朋友以及有和我同样遭遇的朋友，将你们的感受与想法能告诉我，我想收集这方面的事例，想听听朋友们的看法，我想受到如此待遇的也绝不仅我一人，这样的事例也绝不仅此一例。同时也期望大家都来关注与讨论以下问题：

其一，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霸王”行为，我们可不可以起诉他们？

其二，古籍与文物收藏机构收取的各种过高的费用，到底合不合法？

其三，即便收费，总得有个对比度，有个说法，能不能漫天要价？

其四，善本古籍的复制与收费，各馆做法不一，能不能有个可行的统一法则？

其五，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

其六，做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保护我们的权利？

其七，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等等。

作者E-mail：65396@pku.edu.cn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

(感谢李万生先生推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3月9日

人在矮檐下，奈何不低头？

话说漆老师写了这篇文章以及《别把古籍活活掐死》后，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的。现在他的江藩及《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的成果都出来了，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