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转)

十二、 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缺陷与当今的问题
      　　中国的哲学长期局限在儒家思想下，相对是框架枷锁很强的，很多人都怀念先秦诸子的时代，似乎在那个时期什么先进的思想都有，实际上仔细思考一下，中国的哲学还是有致命的缺陷的。
      　　中国的哲学缺陷在于中国没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们找出的白马非马论作为我们有逻辑思想的说法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这点取巧的辩论给说成是逻辑学，更准确地说是诡辩就作为我们有逻辑学，只能是让人更加鄙视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真正的逻辑学的概念、推理、命题等概念是非常明确的，并且有明确的规则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学者在这点上很爱自欺欺人。
      　　中国的语言产生逻辑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语言没有时态、语态、主格、宾格等等，在逻辑学上界定判断、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我们常用的单词，如：是、否、如果、但是等等在以前的文言文很少，在白话文里也很少，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不适合逻辑学的发展的，这些单词是在科学进入近代中国后才逐步产生的。语言有巨大额阐释的空间，中国的经典怎样注释差别极大，这在逻辑上就是歧义百出，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所以没有这些单词，在语言本身就给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中国比较流行的是非常模糊的哲学，如道可道非常道，如仁义礼智信等等，一切的办法是大而化之，归结为阴阳五行，这一点非常适合辩证法在中国的流行，而辩证法另外一个西方贬义的名字叫做诡辩主义。
      　　我们中国的教育和思想界对于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关系这一个重大问题是一定要回避的，因为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矛盾的，辩证法违法逻辑学的排中律，使用逻辑学的思考和推理方法是可以轻易的把辩证法的核心命题给证伪的！这里我们举例说明，就拿“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来说吧！
      　　我们使用逻辑学中经常使用的反证法来证明，即假设“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也是相对的，这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一个绝对真理，如果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本身成为绝对真理。这两种情况均与自身的命题矛盾，所以根据反证法的证明，“真理是相对的”为谬误。
      　　我们现在再就一个命题谈逻辑学对于我们的哲学认识的影响，这个命题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关于自身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真理，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实践来检验，但是如果你使用实践来检验，等于你在验证的时候已经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给承认了，就是把要检验的命题的一部分给承认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就不能用实践去检验它，而你要证明这个命题却在著名的过程中或过程前已经把这个命题承认了，并且使用这个命题的结论去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这在逻辑学上是循环论证！只有是反证法可以，即如果有矛盾是反证法，肯定命题不成立，但是正命题正确否命题不一定正确，所以如果没有矛盾却不能说明问题已经被证明，所以这样的方法只有要证明命题是谬误时可以使用，是存在根本的逻辑错误的。同时如果还有其他方法证明这个命题，本身就与命题的“唯一”二字矛盾，所以使用实践去证明是循环论证，不使用实践证明有与唯一性矛盾，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循环论证是不可证明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很多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类似的命题是无法证明的，这个问题就是逻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歌德尔定理，该定理说的是一个理论体系一定会存在一个命题，就是你不能证明它是对是错。也就是因为这个定理的存在，才彻底平息了对于几何学第五公理的争论，解决了非欧几何的地位，现在我们平时使用欧氏几何，但是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使用非欧几何来描述的。
      　　那么对于一个逻辑体系中无法使用逻辑证明对错的命题，如果大家还要一定相信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只能是公理，但是对于存在大家公认不用证明的公理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唯心的，所以黑格尔在搞辩证法的时候，就是唯心辩证法。
      　　而对于唯心和唯物，也远远不象大家中学学习政治学课程所讲的那样简单，我们的政治课本上讲世界是唯物的之理由，说的是我们的望远镜能够看多远没有发现神，显微镜能够看多小也没有发现神，而且意识的载体是物质，但是这里面也是有逻辑问题的，如果我拿“如果我没有发现就认为没有”这个问题来问你，你一定会告诉我这是唯心的方法，但是我们的课本说世界是唯物的恰恰是使用的唯心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认识世界的本源问题又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课本是回避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我们说意识和物质一定要一方决定一方的话，这就是一元的，如果认为意识和物质是独立的二个世界，那么就是二元的，如果认为世界还有独立于意识和物质之外的冥界，那么世界就是多元的，许多宗教实际上是多元论，神界、天堂等是另外一元。而在相对论中“彼此相对速度超过光速的世界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世界”的理论，也给很多世界是多元的追随者以理论基础。这些事物只能是自己内心的确信，中国要思想界只有一种思想，回避了世界是几元的问题，也让老百姓思想更加简单，尤其是破除宗教的势力特别有意义。
      　　再说对于世界的认识，命题的起源认识在哪里，而辩证法强于辩论，大而化之的矛盾论是原则的论述没有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但是怎样找到主要矛盾的方法却没有，而要讲到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就是必须可以定量分析的、可以重复和反复使用的方法，而提供这样方法的哲学，也就要提到形而上学了，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形而上学，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形而上学是什么，只是一大堆什么僵死的、静止的、孤立的等等形容词，而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价值巨大的，所谓形而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形而上学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认识提高的方法。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几何学的点线面是没有粗细厚薄大小的，而当时使用几何为了丈量的土地、物品却都有粗细厚薄大小，而把这些具象的物品抽象到几何学的点线面，再使用几何学的规律进行运算，其结果与实际相符合，这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
      　　而在中国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没有的，因为形而上学是唯物的，从现实世界抽象而来，但中国历史上都为唯心的，均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相反地对于辩证法倒是很有渊源。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是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课本是有问题的，辩证法给领导者提供了自己永远不会错误的理论，辩证法是可以正反两面解释怎样解释由领导者引导都永远不会错误的，因为逻辑学与我们要教的辩证法矛盾，为了辩证法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居然没有逻辑学的教育，为此我们加大了几何学，以几何的教育弥补逻辑学中的不足，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应用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在思想上德高度就不足了。我们了解国外教育的就知道，考GRE的主要部分就是语言、数学外就是考逻辑（分析部分），由此可见逻辑学在西方教育中的重要，就如政治课在我们教育中的重要一样，而几何学确是选修的。
      　　同时我们一定要求大家以唯物为信仰，其目的也是为了人去造反、革命等反社会行为没有意识上的负担，而形而上学的存在，对于希望通过洗脑进行愚民教育是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元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所有学生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本身与当年儒学的思想禁锢道理是一样的。我父亲是在解放后接受的教育，那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歌德尔德逻辑学都是禁书，强迫记忆的政治课本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老父亲别看是搞理论物理的博导，但是也是满嘴辩证法一点也不知道他天天使用的逻辑学与辩证法是矛盾的，更不知道逻辑学中的歌德尔定理等逻辑基本原理，他只知道在具体的学科应用逻辑学，却对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没有了解，对于搞理论物理的人来说是很可悲的。中国解放后在科学界没有产生大家，虽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是对于哲学认识方法的束缚教育，也应当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思想界为了统治者的君权神授和愚民的需要而没有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因为老百姓要是掌握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愚民政策就无法推行了。现在中国的教育还是不加强孩子分析问题的能力，把分析能力作为高考的重要方面，将来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是要有大问题的。我们总讲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但是考试还是最公平的方法，我们的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数学、语文、外语和综合，美国的GRE等却是数学、语言词汇和分析，一看就知道中国的考试是以记忆为主而不是国际的分析思考，我们不考分析考外语，也不给学生教授逻辑学，而体现素质与应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逻辑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论你学习什么学科，文科还是理科，均离不开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能力不是靠应试突击能够简单培养的，这才是应试与素质的区别。中国哲学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十三、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未领先世界
      　　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灿烂的文明，但是文明和物质的发达不等于科技的发达，中国有四大发明已经被大家熟知，并且广泛的宣传，而四个发明起源于中国还是外国人提出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李约瑟。
      　　我们看中国的四大发明就会发现，中国这些发明最后灿烂的发展的都不是中国人，造纸在中世纪后欧洲就领先了，火药更加如此，中国经济还领先世界时就要依靠西方的红衣大炮了，指南针和印刷术也是如此，中国的发明是点，而不是面。而这些与之类似的点西方有没有呢？
      　　我们对于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发明却很少提及，这很不正常的，不久前的《汉武大帝》的电视提到了汉武帝发现匈奴的宝刀比汉朝的好进行仿制的情节，这还引起众多人的质疑，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过古罗马的雕塑，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雕塑没有精致的钢制工具是不行的，同时雕像武士的武器也明显为钢刀，这些均远远早于中国，炼钢也应当是不低于中国四大发明的重要发明，同时还有著名的科林斯瓷瓶、大流士金币等等，所以陶瓷冶金也不是中国最早。所以光以一点的超出就说明国家的领先，是没有道理的，就如现在中国有一个科技的较大发明就说现在中国科技赶超了世界一样的可笑。
      　　在这里我们要区别科技领先与文化、文明、知识、经济的领先的区别，中国的文化领先我不否认，中国的儒家治国在国家的管理方面早早的领先世界，中国是统一集权的大国，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的条件下管理这样大的国家不是分封而是中央集权是需要高超的管理技术的，中国古代在很多知识上的领先我也不否认，中国的经济的领先就更不用说，在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远远超过当今的美国，综合了文化、知识、科技、经济的文明的领先，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单单就科技而言，中国古代从来没有领先于世界，因为科学是系统的实验验证和明确的理论体系，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爱因斯坦明确说过，科学与古代中国无缘（见《走近爱因斯坦》许良英、王瑞智编辑，由本人投资出版，当年被评选成为影响中国的100部好书之一）。
      　　对于世界的认识，中国古代基本是点，中国没有逻辑学的概念，所有的知识在感性的阶段，并没有通过逻辑推理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比如勾股定理，中西方就是明显的例子，勾股定理在中国的表述是勾三股四玄五，而西方是两直角边的平房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是多大的差别，再如在建筑学上，中国的古建是按照营造法式做的，而工程人员依据的也就是简单的梁、柱、掾等的比例关系，并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是无法与西方的建筑精密的几何学计算公式相比的。再如中国的长城，除了明代长城外，早期的长城基本是土夯的，长城的建造体现在工程量上，而不是工程的难度，就是把一段城墙的长度延伸下去，是复制，所以科技含量是不高的，而这个工程量正体现了中国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是经济能力的象征，也可以是文明的象征，但是科技含量却成为不了举世卓绝的象征，而罗马大竞技场的伟大才体现在其科技的含量上，其规模本身比现在中国的奥运体育场还要大，完全用石材精密的建造，而且经过了二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伟大的建筑存在，中国现在修复太和殿、祈年殿的施工队我本来以为怎么着不是特一级资质也要有个一级资质，最后我发现这个施工队是二级工程总包资质，因为我们的太和殿建筑面积只有2000平米！它的雄伟是要依靠前面的广场尺度来衬托的，如果是单体的建筑与西方的神殿和大教堂比起来简直是噤若寒蝉。而圆明园最大的建筑大水法，也是依靠西方工程师才建成的。对于西方的科技的发达还有一个东西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故宫的一个钟表，该钟表到时会有一个小人出来，蘸墨写下“八方向化、九土归一”两行八个字，字字笔墨饱满，而这全部是由机械实现的，这个钟表的时间在17世纪，足以说明当时西方技术的发达，现在我们国家的机械制造技术能否达到这个水平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科技是否领先，在于这个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在于这个国家的精英的科技水平，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科技水平，而不是是否有个别超凡脱俗的科学家，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非常的落后。中国的学者说中国的科技领先时总爱举例中国的伟大的技术发明者，但是对于中国当时社会人群的整体科技现状却避而不谈，这里我要说的是古代中国的精英和统治阶层均沉浸在儒家文化中没有起码的科技知识。最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进士们连最普通的加减乘除都不会的，从而中国从上到下的官员也不会的，会打算盘算术的是钱谷师爷。中国常说的一句俚语叫“谁谁心里有一个小九九”，意思就是说谁会算计，而这个小九九，实际上就是九九乘法口诀！中国的数字书写方式是无法进行笔算的，会打算盘也只是少数的账房先生会，所以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洋学堂的小学生也可以看不起进士了，而能够成为进士是每年全国才有100人，与现在高考的全国前100名可比，是一个省市的高考前三名的水平，是绝对的社会精英，这样的精英群体远离科技，怎能说中国的科技领先呢！所以对于读书人基本不会算术的国度，更别说掌握逻辑推理的方法了，科技哪里有发展的土壤！
      　　中国人非常爱吹嘘自己的祖先，谁成功了都要给自己攀附一个名人祖宗，中国非常爱炫耀自己国家古代的强大，掩盖落后和惨痛的历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蒙古对于世界的大屠杀，只有中国把蒙古变成了正统的皇朝，所以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问题上，也有意的进行了夸大，刻意混淆了文明、文化、经济等与科技概念的区别，但是中国的这种传统，这样对于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恰恰阻碍了社会对于自己的反思，阻碍了中国认识自己的问题，阻碍了中国今后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发达，可以是富国但是成为不了强国，当年鸦片战争时中国是富而弱，所以任人宰割，所以富强需要科技的发展，在中国建立发展科技的适合中国的体制，这需要有对于历史深刻的认识的。

十四、 科举培养读书人的是什么
      　　中国的科举已经废除百年，科举的八股文也被当作束缚读书人思想的工具，四书五经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被抛弃，但是近年来随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四书五经有重新被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所重视，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我所理解的科举设计者统治阶级要培养读书人什么。
      　　在考秀才的时候，主要是靠小学，考据、对对等，这是一个检索自学的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考试。考举人的时候是四书五经，考的是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考进士是要考策论，策论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进士对于统治者的揣摩。
      　　古时的读书是悬梁苦读，读书以强记为开始，读书人要分开读、开讲和开笔三个步骤，开始的时候就是朗读，不给孩子们讲其中的内容，发展的是读书人的强记能力，参与科举的人均要熟记整个四书五经，将来考试的时候是抽取这些经典中的一句为题，需要你按照这一句的前后背景做文章的。记忆力是需要锻炼的，考试对于这方面要求非常高。
      　　过去的考试，对于文字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八股文的严格限制文体，写作起来非常困难，最后的殿试，文章连字数都是规定好的，这样的考试写作难度不在于文章阐释什么内容，而在于格式，这些格式的要求，实际上是带有某种智力测验的味道，这样的考试是在考读书人的智商水平，因为这是记忆解决不了的。
      　　在中国古代教育读书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揣摩，要读懂春秋笔法，孔子写春秋，就一句“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就要讲上半天，要让读书人从这些历史典籍和文件中读出真实的内容，因为中国是历来文字狱的，是要真事隐的，要从各种诏书、案卷中得出背后的意思。所以科举的考试，揣摩当今的用意就是最重要的，科举的命题本身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气息。
      　　另外考试也锻炼人的含沙射影的能力，考试的命题是四书的典故，但是考生是不能把典故明说出来的，比如曾经有考题为：四个为人，典故为为人均、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但是文章中不能出现君臣父子的，连止于敬、止于慈的句子也不能出现，但是文章却要围绕君臣父子进行阐述，阐述得好才是好文章，由于文章很难写，所以考生骂考官有一首打油诗留下：考官本性猪（当时考官姓朱），君臣父子无，为人怎样讲，荼毒圣贤书。所以从古人的考试情况，很多文字狱的捕风捉影也不是象现在那样听起来那么荒唐。
      　　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考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读书人学习和准备考试的时候对于读书人进行洗脑，让他们成为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的卫道士，这样的洗脑在中国进行过很多次，包括传销的洗脑，洗脑的必要方式就是需要让人强记和揣摩，在强记和揣摩得氛围中形成一个人的思维习惯。
      　　这样的洗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必要，尤其是学习外语，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但是对于其他学科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学习哲学思想，只在一种思想氛围里面，无论你是否接受，也是很难跳出这些氛围框架的。我们学习政治课，就是要求大家强记，大家在记忆中，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很多内容，结果大家都只用辩证法来思考了，自动就忽视了其中的逻辑学，逻辑分析就没有了。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利用考试来洗脑都是特别有心得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说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也离不开考试，关键在于考试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考试是类似于GRE的考试，分语言、数学和逻辑分析三部分，依靠死记硬背的就困难得多，现在的考试是语文、外语、数学和综合，明显的记忆的成分居多。但是在统治者选拔自己的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就有大量的依靠智商才能够得分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高考就不是这样呢！所以素质教育首先是要有素质考试。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度来看它。

十五、 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所以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晋升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们散馆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

十六、 古时的官与吏的控制体制
      　　说到官吏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官和吏的区别，官吏已经成为了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在古代官和吏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中国古代，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对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官应当是需要选举的人员，吏就是公务员。而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官吏的概念分的不太清楚。
      　　中国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牵制的，首先是在责任上，由于吏为官所直接雇佣，所以一旦这个吏有什么过失，承担责任的是官，这个责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责任，绝对不是什么领导失察的问题，吏贪污就是雇他的官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都明确到个人，因为是谁的吏谁的幕府是很清楚的，绝对不是什么集体领导找不到负责人。所以官对于吏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在没有了这一层限制后，恶吏是怎样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吏的来源是很复杂的，很多没有科举能力的人开始从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最著名的就是绍兴的师爷，而师爷是高级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级的了。我以前说过，对于基本的算术中国的进士是不会的，而治理一方水土是离不开的，因此科举成功成为官就一定要雇佣师爷的，主要的有刑名、钱谷和书办等，他们掌握专业的法律、人口、文书等，这里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为中国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钱谷师爷世代掌握，而法律中国是支持习惯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是离不开当地的师爷的。
      　　为了避免官与当地的吏过分的勾结，中国古代还有非常严格的回避政策，对于县官，辖区必须离开家乡150里，对于州官，辖区就必须离开300里，如是巡抚一级，辖区就必须离开家乡500里了，同时还规定在任内不能娶当地女子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连任超过两任，这样当官不在自己的家乡当官，为官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样在地方的裙带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与现在的地方官，尤其是基层的地方官基本均为本地人有极大的不同。
      　　古代所实行的以禄养廉，是对于官说的，对于吏可没有，这样国家和地方的财力才有能力支持，官德禄才能够足够高到养廉。按照清代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那十万雪花银的购买力是要相当今天过亿元的，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两纹银，一两银子可以换1000个铜板以上，不到10个铜板就够孔乙己喝顿酒了。官在此高收入的基础上，谁会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犯案呢？而且他的吏犯案他要负全部责任，他当然要控制好自己的吏。当然他这个10万雪花银也包括他雇佣师爷的费用，在收入上官与吏也是互相限制的，因此官员是不会多雇不必要的人手的。
      　　从幕后当了师爷后，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然也有例外，一般是从官员一起参加作战获得军功，这一点在清末是很突出的，师爷是没有什么操守的，大量的师爷从湘军、淮军等幕府出来成为官员后，腐败大增。
      　　中国的这个官吏体制在古代远远比现在想象的严密系统，所以能够在那样交通通讯的情况下统治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这一点上中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欧洲的大帝国一般是环地中海，地中海没有什么风浪就如大内湖，海上交通很便利，而且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管理方式是分封不是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的高效率还在于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中国古代这个比例达到了900：1，不要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可见其管理的效率。一个政府如果没有限制，一定是膨胀下去，而官与吏之间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有效的控制了官吏数量和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当英国开始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管理体制，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从英国学习，到中国改革开放相学习西方这个制度时，结果是从日本到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的大清朝，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好的东西早已砸烂了，连找文献都要到外国去找了。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度来看它。

十七、 贪官与贤相的辩证关系
      　　在人们的眼光中看来，贪官与贤相之间肯定是对立的关系，奸相与贪官才是一对，但是熟读历史后，就会发现居然也有著名的贤相是大大的贪官。
      　　这个贪官加贤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敌国的，而且操守也有问题，他与朋友一起做生意，却自己卷款独吞，他上战场，却逃跑在前，但他却是公认的贤相，他缔造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还有一个这样著名的人物，就是张居正，他是明朝中兴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要升职也得买了名妓给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轿子，轿子里面有文案和书童丫鬟。但是张居正也是公认的贤相。
      　　最后要说的就是陈平这个人，不仅贪污，而且还没有政治操守，支持封吕姓为王，而且还有个人作风问题，但是历史上谁也没有怀疑他的贤相地位。
      　　细想起来，这些贪官为什么能够成为贤相呢？关键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兴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他们的那一点的财产大得太多了，所以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行为就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历史上抄没官员的财产，是不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的，其实很多官员的财产来源还在于官商行为，比如和绅就是垄断经营米、丝绸等行业，和绅的巨额资产大部分是他的经营所得。
      　　以前官员的收入比现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为有基本合法的陋规收入，官员收取陋规的所得，一般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在陋规方面，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当于税收的十分之一，这笔钱全部归官员个人支配，是非常可观的。陋规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红包等等。
      　　古代针对官员的腐败有一点与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为贪赃枉法和贪赃不枉法二类，如果是贪赃没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赃或革职，而且革职还会有机会再次启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为，就是重罪。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只要受贿就是大罪，无论是否枉法，反而如果仅仅是徇私枉法没有受贿，在中国却是非常轻的事情，而且经常是集体领导而不了了之。
      　　所以对于古代的官员，是轻易不敢有枉法行为的，因为那时候是皇帝的王法，官员枉法有可能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自己掉脑袋不说，而且还要连累家人。因此官员是轻易不敢越枉法的雷池的，尤其是官员合法的收入就非常高的情况。中国古代的问题是没有法，法不健全，而现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却是没有的，因此对于老百姓之间的问题还是基本公平的，不平在于百姓与皇家贵族之间。
      　　官员只要不枉法，虽然有一定的贪，但是对于老百姓的基本底线还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吏的贪污机会不多，而且吏贪污就视为官员贪污，控制住了恶吏的贪污和枉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多了，毕竟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多的还是各种吏。
      　　现在吏的贪污是非常厉害的，某市的规划局，一个项目在窗口只是收取文件的人员与规划局局长的红包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给他足够的钱，他就挑你文件的毛病，你多少亿的项目，被他挑二个月的毛病利息怎么受得了，知道的就乖乖的拿50-100万去，他没有任何审批签字的权利，而真正审批的局长只要符合政策，倒是用不了拿什么钱。还有自来水公司的查表工，利用其调表改表的权利，本来是最底层的工人，一年下来也可以贪污到100万以上。
      　　现在这些恶吏的贪污行为他的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基本是缺位的，现在老百姓的情绪也主要来自他们，那些城管、公安相当于古代的衙役，那些工商、税务相当于钱谷师爷，那些法官相当于刑名师爷，等等。古代能够成为贤相的，均很好的控制了吏的贪污枉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有力的控制了恶吏，所以关键在控制与老百姓基本生存密切相关的人不枉法。
      　　中国有坊间的说法是部级官员贪污1000万以内不追究，局级干部贪污200万元以内不追究，初听起来非常令人愤怒，但是细想一下，为官10年1000万，不过是百万年薪而已，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部长，百万年薪一点不为过，而一个局长20万年薪也合理，关键是官员有没有违法和创造价值，像红塔集团储世健董事长那样的贪污犯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去做公务员的人都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一般是子承父业，而高干的子女也多经商，每个进入政府机构的人均有改变自己和家族经济条件的重任，均要经过长期的论资排辈消磨了棱角，同时枉法的处罚还不重，所以即使自己不贪，也给家人徇私枉法，这也与以往有很多贵族、书生为官的情况不同。
      　　同时有一点要说的是历史上的王安石、海瑞等人，历史的争议是很大的，他们的正面形象时间并不太久，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吏的管束是有问题的，虽然他们清廉的不得了，各种陋规都不要，使自己的吃穿都很拮据，但是要不是他们这样的清廉，他们早就被政敌搞死了，这也不失为一种保身之道。同时还有近来提及比较多的一个人物，就是温宰相温体仁，他的个人操守也是非常好的，口碑极佳而且非常亲民，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李自成的做大、洪承畴的战败，现在已经有人把明朝亡国的责任加到他身上了。
      　　因此控制贪污没有控制枉法重要，没有比确定责任重要，一个在法制盛行的社会，贪污的土壤就少得多，评价一个官员也是多方位的。

十八、 古代中国的国家和官僚控制体系
      　　古代中国这样辽阔的帝国，交通和通讯的不畅，要控制这样大的帝国，需要怎样的手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兴起前，均采取的是分封的方式，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的国家普遍比较小，而且对于外面的殖民地，管理方式更像分封，而中国管理这样的大帝国，是有独到之处的。
      　　所谓帝国，就是一切重大政令出自中央和官职由中央委派，共和国是地方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由于历史上要套用西方马列的模式，从来没有好好的给中国人介绍帝国的概念，西方的帝国是在近代兴起的，所以有我们特别欣赏的人在反对帝国主义，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是帝国体制了。
      　　中国的第一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给社会精英一个合理的上升通道，让社会的精英均在努力的走这样的独木桥，开始的时候是地方推举孝廉，后来被更好的科举所替代，这样就把社会主要的能量吸收上来，造反的因素就被抹杀了很多。
      　　中国的第二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政治运动，古代的党争是非常残酷的，但是皇帝搞的政治运动只局限于官员本身，没有扩大到全社会，也就是中国的士农工商中只波及士，这是必须的尺度，就如武则天的酷吏政治但是经济照样高速发展，依靠政治运动使官员互相监督，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贪污和枉法。但是近现代有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扩大到了全社会，就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因为现在士农工商的分野不像古代那样的泾渭分明。
      　　中国的第三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官僚控制体系，这个问题前面说过，官与僚的关系和制约，制度化是非常强的。
      　　中国的第四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舆论体系，舆论监督也是很厉害的，那时的舆论受体是皇帝，实际的情况更像我们的内参，给皇帝的奏章很多时候是内容相对公开的，并且有专门负责的官员。我们现在面对老百姓的舆论监督是没有用的，老百姓还没有选票，还是要领导看报道。
      　　中国的第五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愚民政策和道德体系，这样的方式就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思想，把老百姓的思想束缚在儒家或其他某一家的学说上，并且进行洗脑，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
      　　中国的第六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宗法制度，通过家族的纽带来管理，而且责任也是在家族内株连的，同时还承认家族的私法，比如家族如果确定犯了奸淫要沉江，那么家族的人这样干就不算是杀人，政府是不管的。
      　　所有这些政策虽然有效地管理巨大的帝国，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做法是牺牲了社会的发展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在中国古代经济远远超过世界，没有外来威胁的时候，稳定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世界群雄竞起的时代，这样做是要威胁民族的生存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政策是需要反思的。

十九、 中国朝代更迭的动力在哪里
      　　中国的朝代更迭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特别的，世界各国都没有中国这样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改朝换代总是社会的巨大的破坏，为什么总是每几百年要改朝换代呢？
      　　中国的地域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周边的环境造成的隔绝只与周边的一些蛮族接触，与世界的其它文明交流是很受限制的，中国的改朝换代总是从内部开始，即使是五胡乱华、金元灭宋、清灭明等等，也都是中原的王朝自己先出现问题的。
      　　首先大家想到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一定人口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的减少，这样的结论有一定的道理，每次中国的内乱，均起于饥荒，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国人口变化有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清朝人口远远多于其他朝代，中国历史上长期人口在盛世也就不超过6000万人，一般在
      4000万人左右，但是清朝在康乾盛世就超过一亿，到民国达到4亿，虽然有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进入中国，但是粮食的产量也没有增加那么多倍，因此在古代发生战乱和朝代更迭的时候粮食并没有达到极限。
      　　而且在经济发展后社会也可以产生控制人口的机制，方法就是增加孩子的抚养成本，因此当今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还实现了负增长，所以实际上粮食问题最终会导致朝代的更迭，但是国家控制粮食问题也是可能的，方法就是增加抚养人口的成本，生孩子养不起，就不养了，中国历史上杀婴从来就不是什么罪恶，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孩子出生哭出来灵魂才投胎，西方是受精就是生命的开始，堕胎在天主教看来是谋杀，所以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外备受争议。
      　　还有人会想到外患，确实很多朝代是最后被外族统治，但是这些情况都是在国家内部先出现了问题以后才被外患所侵略，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这样的外患反而会增加国家的团结，外患带来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人会想到吏治的腐败，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消除腐败，腐败从王朝的开始就一直存在，比如在康熙盛世，腐败也非常严重，而且互相勾结的非常紧密，最后雍正即位后整顿吏治根本无法下手，只能采取暗杀的下策。而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是空前的强盛，但是管仲富比齐桓的生活肯定是腐败横生的。
      　　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的最大理由就是这些因素在世界其它各个国家业都存在，其他世界各国就没有中国这样激烈的朝代更迭，所以必定其中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我对于王朝更迭个人读史的认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权利不受限制，导致权利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系统的崩溃。
      　　中国的王朝一旦建立，皇权就在不断的加强，皇帝被不断的神化，全国的忠君思想也在国民中越来越强烈，皇帝有几乎无限的生杀大权，这与外国的皇帝、国王实际上是很不同的，外国的皇帝本身受很多限制，地方也是分封的，著名的例子是国王出现经济问题还要破产，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所有人对于皇帝实际上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
      　　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就会不断地膨胀，在膨胀的背后是官僚体系的人员不断的膨胀，国家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明朝，太祖的后裔到明亡时就达到了4万人，这些人都是天潢贵胄，他们的俸禄是极高的，比一下清入关的20万人口和灭亡时是300万人，就算满清的满族人是人人国家养着，他们的总支出也远远少于明朝享受王侯待遇的4万朱元璋子孙，而且还不算其它的明朝贵族。清朝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不同任何朝代的世袭递降的继承制度，铁帽子王只有六亲王二郡王，对于爵位控制极严，所以清朝容纳的人口也远远高于任何朝代。
      　　古代的以禄养廉，其基础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人数是很少的，一个县一般官员就县令、县丞和教官，这样能够吃皇粮的是非常少的，每多一个官，给老百姓的负担绝对不是那个官员的一点点的俸禄，这官要找出各种他存在的理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即使他不贪污也会如此，因为他要证明他的这个职务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一个朝代权力膨胀导致的崩溃实际上体现在其官僚体系的膨胀上，国家的官员在不断的增加，各个级别候补的官员在不断的增加，在一个县下又有带有很多个办差事的委员，不入流的官员和吏大大的增加。
      　　权力的膨胀更主要的是各种监查的职务出来了，权力多了更多的是产生了大量监查权力的需要，当监查膨胀后又需要再监查负责监查的人，如此循环就没有头了。仅以明朝举例，先是各种御史类似的监查官员，然后是锦衣卫，还有宦官掌管的东厂、西厂等等，这些监查的人在监查的过程中也要致富，其致富的过程给社会的危害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怕寡而怕不均，权力的膨胀不受制约，社会的不均和不公就产生了，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即使是饿殍遍地，也不会崩溃，从楚汉战争后的灾荒到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政权还是稳定的，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的励精图治和东林党人的理想下，实际上腐败已经比魏忠贤当政时好太多了，国家也没有免除灭亡的命运。
      　　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受限制的膨胀下去，权力在国家的政治上没有限制的体制，无限膨胀的结果一定是会产生更加强烈残酷的限制，最后社会就一定能够产生这样的机制，这就是破坏力极大的朝代更迭，把一切都推倒从来。中国今后能够长期发展，跳出朝代更迭的历史大破坏，就一定要产生限制权力的机制，否则无限膨胀的权力总有让国家崩溃的一天。

二十、 流寇的掠夺生存机制
      　　中国历史上流寇给社会造成的民族灾难是举不胜举，在这些惨痛的灾难的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和流寇的历史运作机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虽然历史上的流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被美化成为农民起义等等，但是流寇给社会文化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是每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的，每次流寇的作乱的结果均是人口损失大半，社会财富消耗殆尽，这些流寇又是如何的运作的呢？
      　　流寇的运作首先是要有一个精神的因素，带有邪教的背景，从张角的黄巾，到朱元璋的明教，在到后来的拜上帝、什么主义等等，这些邪教的东西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原来的真善美的认知，把人们的推向杀人、抢劫等等成为合理、有理的思想认知，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精神统治形成巨大的流寇群体力量。
      　　在精神完成了以后，物质的来源就是抢劫了，而抢劫的对象只能是有钱的人，穷人是没有钱好抢的，抢劫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古时的武器是比较简单的，有吃的就不怕，但是光抢粮食只是一般的盗匪，成不了威胁整个社会的流寇，流寇成患还有另外的关键的因素。
      　　流寇发展的关键是要胁迫穷人与之一起进行抢劫，流寇围住一个村庄后，首先把人分成两类，有钱有粮可抢的和坚决不愿意抢劫的为一类，另外就是有可能参与一起抢劫的。有钱有粮可抢的当然是要被抢了，是异端、反革命等等，那些坚决不愿意抢的，就是狗腿子了，把这些人要基本杀掉。而有可能愿意抢得，就要给他们用已经有的精神因素进行洗脑，让他们参与抢劫变成认同的事情，同时也要他们手上沾上鲜血，要他们动手杀人，例如：均贫富、剥削等等呢个，然后把抢来流寇又无法带有的东西分给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土地和房产，还有可能是有钱人的老婆，所以就有打土豪分田地了。
      　　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天，政府肯定要恢复被抢劫地区的社会秩序的，恢复秩序的还乡团来了，流寇就要跑了，这时另外一个关键是要带走所有被他们胁迫抢劫的村里青壮年人，这些人跟着流寇的所作所为按照当时社会的法律已经成为了杀人、抢劫、强奸犯了，他们是无法不跟流寇走的。
      　　这样的结果是流寇在村子里面不但要抢劫到财务，还要带走村里的人，流寇的队伍就壮大了，这样的过程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进而是几个村庄，然后是一个县，再就是几个县，这样的发展是雪崩性的发展，而且在流寇的发展过程中，被抢劫的有钱人也有识时务的人，在他们可能被抢劫和杀害前，他们会主动迎合流寇，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自己加入流寇，叫做毁家起义，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他们加入了流寇后会极大地完善流寇的组织管理，使流寇能够成为巨大的军事组织。
      　　在古代交通通讯不利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要有反映，报告皇帝再征调军队，时间有二个月，就足够流寇的发展了，等待军队到达时流寇可能已经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了，而开始有流寇的报告政府派出的军队经常是有限的，这样赶来的军队人数赶不上流寇的发展速度，根本不是流寇的对手，再派军队时间又很长，这样的结果是流寇很快就可以发展到局面不可收拾。流寇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掠夺社会的财富，又迫使被掠夺的地区的人口成为流寇。
      　　历史上情况就是这样，当年李自成的18骑在商洛山，一出山没有一年就是几十万的人马，所以这些流寇一旦懂得了怎样当流寇的方法，有了他们的精神依靠，对于社会是无比可怕的，所以在政治斗争中原来的流寇头子提出要重新上起家的某某山干革命，谁都怕他。而中国把这些流寇作乱的理论和方法推向世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游击队、恐怖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的圣经，造成世界的不安定，使中国的国际交往遗留了各种问题，成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障碍。
      　　还有必须要说明的是：流寇采取上述的方式作乱，是不受自然灾害、政治压迫等等因素的影响的，流寇为了自己的合理性总是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压迫和自然灾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流寇发生后就如肌体的癌症，流寇是不自己从事生产的，而被流寇肆虐的地方生产也受到极大的破坏，流寇的人数在不断的扩大，所需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他们和传销一样必须不断的扩大抢劫的范围和规模，所以他们的发展是如游牧民族追逐水草一样，矛头总是指向没有灾害的富足地区的，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东西可以抢劫，而被流寇洗劫后，再富足的地方也成为了人间地狱，所以这些自然灾害、政治压迫等等不一定是流寇产生的原因，但是一定是流寇产生后的结果，本末不能倒置。
      　　在古代朝廷，能够认识到流寇危害的总是少数的有识之士，但是到了一个朝代的末期，官僚体系不断扩大，官僚的斗争日益激烈，这些有识之士总是淹没在党争之中，尤其是对于人数不多的流寇，就如李自成只有18骑后，崇祯就把军队调走了。这样就给了流寇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些流寇可以发展起来，就如病毒总是有的，只是在人体免疫弱的时候发病。
      　　所以不管流寇在历史中怎样写，他们的基本问题大家要明白，因为流寇这些人，比如朱元璋，后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对于他们的行为，能够有春秋笔法式的记录就已经很不错了。

二十一、 历史上剿灭流寇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历史是流寇肆虐的历史，在对付流寇上中国也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流寇的研究登峰造极的应当是在岳麓书院的船山先生，走进岳麓书院的大门，看着实事求是的石碑，但是这个石碑不是我们听到说的最多的那个名人，这是朱熹说的，是书院的院训。在这个书院是有人学好了打流寇，有人学好了当流寇，在此书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的近代名人曾出不穷，均与流寇有一定的关系。
      　　对付流寇首先要防止流寇的发生，这样的做法首先就是严刑峻法，对于流寇是属于谋反作乱的大罪，不论首从均凌迟处死，并且要株连，这样一来，流寇要杀，不过是自己的命一条，流寇也没有功夫去凌迟，所以在如此重罪的威慑下，很多人会选择被杀死也不会造反了。
      　　然后的重点就是防止流民和流民的聚集，在古代聚众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比现在的非法聚集要严重得多，无论你是否有理，均要治罪，而且罪足以致死，很多情况形同谋反，例如著名才子金圣叹就是这样掉的脑袋。而且对于当地官吏，如果让流民出境或者进城，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有灾，大批流民就要被控制在指定的区域，由政府放赈赊粥，这一点食物经常是养不活人的，政府需要的是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希望中不再流动，在等待粥食排队中慢慢的饿死。
      　　再者就是割裂流寇与读书人的联系，对于读书人参与，总是极其严厉，就如曾国藩把接受流寇财物的秀才凌迟处死，留下了曾剃头的外号，流寇如果没有了读书人的支持，没有知识和组织能力，是无法壮大的，而且一般的盗匪没有读书人的点拨，也不会知道如何当流寇的道理。
      　　对于已经发生的流寇，对付他们的方法是首先要围剿，不给他们继续抢劫的空间，他们不生产，时间一长一定会物资不足，不是自己内部发生内讧，就是一定要突围逃跑，只要流寇放弃自己的据点开始逃跑，那么就好办了。
      　　流寇的发展靠流动，消灭也在流动中，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两次攻克长安，但是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黄巢的流动有好几万公里，远远多于长征，流寇无论是逃跑还是滚动发展，都冠以征讨的名目，这也就是成王败寇而已。
      　　对于逃跑的流寇，打流寇的铁律就是只追不拦！因为流寇跑在最前面的是最精锐的部分，如果你拦截他们，他们没有生路，就会产生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是没有谁能够拦截得住他的，谁要拦截一定是损失巨大，除非有特别的天险，如当年石达开那样。
      　　而追击逃跑的流寇，就大大地不同了，流寇们争先恐后的逃跑，跑在最后的一定是老弱病残，而且他们只有逃跑之心，没有抵抗的意志，很容易歼灭，同时这样的追击还是发大财的机会，不仅仅是流寇抢劫来的财物一般会掉在后面，更主要的是可以继续的搜刮，中国民间有这样的民谚流传，叫做：匪过如梳子，兵过如筛子，官过如剃刀。因为流寇的抢劫是很仓卒的，只能抢走表面的浮财；而剿匪的兵来了，对于参与流寇俄人进行所谓的追赃，就可以从容的把当地老百姓的财物均以赃物的名义收缴再据为己有；而官来了，对于老百姓还可以加以通匪的罪名，让老百姓把所有能够拿的、能够借的钱都敲诈出来行贿，免除自己通匪掉脑袋的罪名，所以流寇对于社会恶危害还不仅仅在于流寇本身。
      　　这个道理到了民国期间是各个军阀都明白的东西，对于打流寇都是争先恐后，只要有机会参加就好，而且不要中央的军饷，只有一个东北的年轻军阀不知道，开始时好大喜功的搞迎头痛击，别人都是发大财的事情，而他结果是损失惨重，不但得不到军饷抚恤，还遭大家嘲笑，让他让开别人来打流寇发财，最后此君面子上实在是下不来，年轻孟浪从而反被别人利用。
      　　对于流寇的追击，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间断，绝对不能给流寇以喘息的时间，因为流寇一有时间和机会，就又会重新开始当初滚雪球的抢劫和裹胁人口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个重来的过程会更加疯狂，因为经历了生死打击留下的流寇骨干分子的经验和团结使重建的流寇组织更加牢固高效，当年迫于满清的威胁放弃对于李自成18骑的最后围剿，结果证实李自成这些人的威胁远远大于满洲铁骑。
      　　对于已经足够壮大的流寇，最重要的打击方式就是不给他掠夺的空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掠夺完后，没有新的地方可以掠夺，一定是发生内部的叛乱，比如清朝使用两个大营钳制造成洪杨的内乱，清初围困四川，致使张献忠如困兽，内部开始杀人吃人，实力自然减退，很容易剿灭了，后来打埝军用河防也是这样，埝军就分裂了。这里需要的是以静制动，以静待乱，流寇本来是乌合之众，但是要真打他们，他们就成为了亡命徒，但是只要给他们空间，他们的内斗也是极其惨烈的，这样的斗争的结果，一定就离灭亡不远了，那时候就都盼望着被招安了，至于招安后，成为宋江的例子很多的。
      　　当然流寇也有反击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政府军的守土有责，流寇是可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流寇洗劫过的地方对于流寇没有再把守的意义，但是对于官军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留下城市给流寇让流寇自由的掠夺杀人，而分兵把守就必然分散自己的力量，在运动中自己的机动作战兵力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被各个击破，而放弃城市与流寇运动战，想一下流寇进城就是即使不屠城也要洗劫一空，就知道放弃城市的运动战、野战在政治上不允许了，这就是政党与乱党的最大区别。
      　　流寇取得了政权，对于全国人民痛苦才真正的开始，流寇会以各种方法掠夺老百姓，常见的就是把老百姓的某些资产法定为不能私有，收归国家，比如朱元璋，他以禁止白银流通为由发行宝钞，最后滥发宝钞，导致社会的破产，为此他基本上杀尽了全国的有一定资产的人，并且开始了内部的屠杀，后来又开始了内战，直到几十年后社会才恢复稳定。
      　　等到稳定后流寇成为正统的统治者，新的流寇作乱就又开始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可难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