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转)

二十二、 宦官专权为什么一定是黑暗
      　　中国有多次的宦官专权的历史时期，而这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统治最黑暗的时期，那么大家是否仔细考虑过宦官专权就一定是黑暗的时代呢？
      　　很多人认为宦官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识有问题，宦官只生存于宫廷，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下，对于苦读的贫寒仕子，在边远地区，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识又有多少？宦官虽然有大量的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但是对于司礼太监这一些人，在宫廷所接受的教育，所见到的世面，均是之外人所不能比拟的，而且这些人从多少万的阉人中脱颖而出，必定有过人之处。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宦官是刑余之人，人性是扭曲的，这点对于每一个阉人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能够爬到专权的高位的人，必定是有着超人的控制力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一个成功的人均应当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影响，因此宦官的心理问题肯定有影响的，但是这样的影响有多大是需要探究的，能够爬到高位的宦官控制自己的心理的本领都是超人的。
      　　宦官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宦官没有信仰，因为宦官自己成为宦官在中国文化中已经不能被接受了，自己后世没有香火，当然就要极度的享受今生，宦官的问题再一个重点就是权力的继承问题，宦官没有后代的，就算过继，由于不是宦官也无法继承应当属于宦官的权力，所以古代通行的世袭是做不到的，如果自己的权力没有与自己明确血缘关系的继承纽带，那么自己的行为就没有限制，从不考虑给后世继任者留下什么局面，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可以了，也没有后代需要自己负责任，人伦的基本责任是缺失的，因此专权的宦官均是穷奢极欲的。但是这样的理由造成普遍的无一例外的宦官专权黑暗，似乎还是有欠缺的，因为穷奢极欲的管仲、张居正等人可是开创时代的贤相啊！
      　　所有这些都是从宦官的个人因素来说的，而我们的社会也确实是有通过学习和自身修养的提高而脱离凡尘达到较高的境界的，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让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不是个人就能够创造的，所以这里我认为要摒弃个人主义的分析，更多的从体制上找问题。
      　　我个人从读史的心得对于宦官问题的认识是：宦官的问题是价值评价问题，即对于宦官的好坏和升迁的评价标准上，这是一个体系和系统的问题，实际上宦官体系的权力产生也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是皇帝的个人喜好，而背后如果没有宦官整体的努力和支持，一个小宦官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皇帝，哪来的皇帝的宠信？宦官在宫廷中早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体系了，老宦官以师傅的身份带徒弟，再让这些徒弟伺候皇子和皇帝，那十岁左右开始能够跟着皇子的小太监，将来皇子继位后能够专权，实际上在他10岁时跟在皇子身边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宦官系统的一个棋子了。
      　　宦官的价值评价是极其低层次和道德的，因为宦官都是伺候人的，对于宦官的要求是满足主人的意愿而不是自己创造，宦官的晋升也是依靠服侍人服侍得好，依靠揣摩和溜须拍马，依靠裙带关系和利益交流，依靠献媚、谎言和排斥异己，而不是依靠自身的才干和业绩，在这样的体系下，一定是把人性最黑暗的方面展现出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纵然可能有某个宦官有不同，但是整个体系他是脱离不了的，他的权力基础和羽翼均无法离开宦官体系，他只能服从群体的意志，否则他就必定灭亡。所以说宦官的问题，是一个群体的问题，只能是抛开个人，看群体的特征。
      　　一个群体的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他的价值评价体系，因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均遵从这样的评价体系谋求在群体中的地位，低层次低道德的评价体系，产生的群体的代表人物一定是恶劣的。
      　　而宦官的专权，本身的专权者就是在宦官这样的评价体系中产生的，他专权后又把宦官系统的恶劣的评价体系推广向整个官僚体系和全社会，造成全社会以这样的体系标准来行事，社会不黑暗才怪呢！
      　　所以说宦官专权就一定黑暗的关键是宦官的评价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专权宦官的个人问题，因此才造成只要是宦官专权，就无一例外的黑暗。而我们今天要争取光明的未来，也要从评价体系上做文章，让真正的好人能人成为领袖，从政治上到学术上都需要如此。

二十三、 缙绅文化和家乡父老
      　　所到家乡父老，现在中国人都是字面的理解，就如见家里的家长乡亲，但是当年项羽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不是今天这样简单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社会，父老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中国的家乡父老实际上是特指乡间各个宗族的族长的，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是很强的宗法社会，宗族中有自己的家法，中国的政府和皇帝也是承认这些私法的效力的，同时中国能够统治这样大的帝国，本身也要利用宗法和家族进行基层管理，一个县的官员也就是县令、县承和教官，以及他们雇佣的一班师爷、衙役，而师爷衙役是吏不是官，总的管理人员是很少的，而由于有宗法存在，古代法律中的罪责株连也就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各个宗族均要严格管理控制自己的子弟。
      　　而作为族长，就需要有带领大家的能力，在历史上这些族长们形成了中国的缙绅阶层，他们与中国的上层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这些人中很大比例就是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当朝官员的亲属，他们在做官时见过大世面，同时他们也培养和资助族人子弟成为未来的官员，包括读书，也是组织子弟一起学习，经常是家族的祠堂平时就是家族子弟的学习场所。对于贫寒读不起书又非常出色的孩子，他们还提供金钱上的帮助，相当于家族奖学金了，当年的岳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才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过去的告老还乡制度，造成了从乡间到城市再到中央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和物资的循环，乡间的士子科举做官，到老了还要归于乡里，他告老还乡的同时，他的见过世面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来了，他在外面做官积攒的财富也带回来了，而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循环，乡间的能人和物资只有向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没有返回乡间的过程，从而造成我们的乡间越来越贫困化，这样的贫困不仅仅是财富，更关键的是人才，美国的农场主是富裕的和有才干的，这样的社会不均，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这些缙绅在中国的乡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保证了乡间的稳定，也是最基本的基层组织，他的职能、作用等等远远比现在的村委会公平、合理，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乡间是非常稳定的，这样朝廷的官吏人数就大大地减少，每个县的朝廷命官没有几个，费用降低到了最小。
      　　中国缙绅得历史，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士族的历史，在宋以前，中国的士族是很强的，比如唐朝的大姓崔、卢等等，这些士族成为社会的贵族，与皇家世袭贵族不同的是他们要推举自己的能干的代表人参与社会活动，士族之间也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以前的推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这样情况的体现，当年的袁绍、曹操等人也是出身于这样的士族。
      　　在社会上士族成为了皇权的一种有效的制约，隋末的大乱就与士族的造反有关，而东晋和南宋能够偏安，也是离不开江南士族的支持，但是历史到元朝，蒙古灭南宋最困难也与士族的抵抗有关，所以蒙古大力打击这些士族，朱元璋登基后极度的加强皇权，甚至把这些士族杀光，差一点的也登记造册，增派徭役，最后破家，朱元璋打击士族的结果，就是明末天下大乱时没有士族来勤王，而满清过江也没有士族来组织有效的民间抵抗，满清占领天下后，也是大力打击汉族士族的势力，同时发展满蒙贵族为新士族，但是这与汉族有民族矛盾，这样的民族矛盾不但成为不了社会的稳定器，还给社会带来了新矛盾。
      　　到了民国后，由于不断的人才、财物从乡间流入城市，士绅已经离开了乡村，中国的乡间变得彻底的贫困化了，同时到了城市的缙绅们成为了新政权的掠夺对象，现在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了，而当权者多为兵痞流氓出身，根本没有为一个国家的责任感也没有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很类似，只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领先世界，否则中华民族就会和其他的文明古国一样，只留存于记忆中了。
      　　有这样的缙绅阶层的存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这些缙绅在他们所在的乡土有超越物质的利益所在，他们才最热爱他们的乡土和国家，而他们不存在了，造成现在的中国人是哪里挣钱去哪里，当然国外比国内好，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均以能够定居国外为荣，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家属子女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造成这样社会的原因是应当反思的，一个高端人群都在想着到外国生活的国家和民族，谈什么爱国和凝聚力都是空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贵族的存在，就没有维护这个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高端人群和贵族世家也是很厉害的，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人在国外可能事业很成功，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上流社会，中国人的上流社会应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上流社会就是中国的缙绅阶层，现在中国需要的也是要有这样的阶层。

二十四、 历史上刑讯逼供的制度错案多吗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就是很多人向往的法制文明世界，似乎全部是无罪推定和沉默权，但是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随着很多反恐审讯过程的曝光，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而且如果是对于美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了解的话，会知道对于金融犯罪美国实施的是有罪推定，出现金融犯罪嫌疑是先抓人再找证据的！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不彻底的进行无罪推定而是保持着例外呢？原因就是有罪推定和刑讯在维护大多数人和社会根本利益上有它不可替代的好处。
      　　有罪推定和刑讯的好处就是它的效率特别高，能够保持非常高的破案率！但是它的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里先看看它的坏的一面，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最大的问题是审讯者的权利没有控制，它的错案均是由审讯者的错误而产生的，且不说审讯者有意的陷害，即使是无意的过失也是不能够容忍的。再者就是在此制度下，每一个嫌疑人不论是否有罪，均要受到残酷无情的肉体折磨，这是当今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国际上的虐囚事件才会有如此大的反映。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讯的制度问题，大家对于这个制度的了解一般停留在戏剧电影的表现的水平上，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现实过程中在中国古代发展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中国古代的司法有刑狱和诏狱两大系统，分别对应于今天的公安系统和国家安全系统，对于审理谋反大案的诏狱系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之惨烈，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于刑狱系统，为了更好的统治需要，还是相对公正的，从而有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刑狱审理案件是要公开审理的，它这个审理与现在的案件审理是不同的，包括现在案件的侦查、审查和庭审，私设公堂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审问的官员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就直接用刑，围观者会起哄，严重的会被御史参劾的，即便不被参劾，如果出现错案，是要反坐的，也就是说你把他错定了什么罪你就是犯了什么罪，不像当今最多是清除出政法队伍等行政手段处理，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判错案杀错人可能要抵命的。
      　　同时律例中对于用刑也是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清律里就规定两次大刑的时间必须间隔30天等等，对于重大案件，还要进行三堂会审，如果是死刑的案件，需要呈报六部十三司，因为人命关天须天子才有权力，等经过皇帝勾决，拿到批文才能执行，就算是罪大恶极需要立即执行，也是要请出来王命旗牌，也就是我们戏剧中说的上方宝剑。封建时代很多惨无人道的刑罚冤狱多出自诏狱系统政治斗争的结果，但那是政治不是刑事。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罪推定和刑讯在效率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它比西方现行制度中的陪审团审判的错案要低得多，大家试想一下，嫌疑人的供述是由社会随机产生的12个人来判断的准确率高，还是在极限心理生理压力下的供述由一批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准确率高呢？这个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使用12个人作为判断的样本，按照统计学的原理，就是把理论上的平均错案率控制在十二分之一以下，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制度理论上允许的错案率达到接近十二分之一，约8%多，这个错案率是很高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效率，我们经常讲做贼心虚，在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情况下罪犯和无辜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这一点有审讯经验的人很容易分辨，尤其是随着审讯时间的流逝，这种心理上的差别会造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变化，消耗大量的精力，从而变得非常明显，除非这个人受到过特殊训练，而且即使进行过这种特殊训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与无辜者相同。在长时间的审讯下，尤其再有肉体上的折磨，罪犯精神崩溃而招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再要说明的是有罪推定是指嫌疑人负有对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并不是说司法机关就没有举证责任，而且嫌疑人在举证的过程中为了证明自己无辜或罪轻，会提供很多为破案有益的证据，但在无罪推定时嫌疑人没有举证责任，那么为了私心就有可能不提供能够证明真正罪犯的证据了。
      　　再进一步我们要看看有罪推定和刑讯是如何避免错案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说得是在夹棍的大刑之下什么口供都能够得到，但是这样随便抓住一个人就能够通过刑讯逼供把他审成罪犯，即使是在黑暗的年代，除非是政治斗争需要，否则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也是坚决不能允许的，那么是如何限制滥用刑罚的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错案者需要反坐的，这就是说给你审讯用刑的权力的同时，也让你担负反坐的巨大责任，比现在的错案责任要重很多。
      　　同时在取得口供后还要找证据，尤其是依据口供找到与口供相吻合的物证，口供还要与侦察的勘查笔录和已知证据相吻合，这些证据刑侦机关掌握多少嫌疑人在审讯时是不知道的，能够吻合是不容易的。这些都符合才能足够定罪。所以如果不是有意的陷害，即使是在刑讯时嫌疑人“生不如死、但求速死”的情况下，想屈打成招也是不容易的。
      　　对于嫌疑人可能存在的翻供，还要有进一步的措施保障口供的真实性，我们要看到，在极端心理和生理的压力下，进行的招供时如果是编造的内容，所编造的细节嫌疑人是记不住的，就和人喝酒后第二天记不住当天的事情一样，再次审问的时候嫌疑人甚至会记不得自己已经招供，还要进行抵赖呢！所以在古代对于重大案件需要三堂会审，现在是三批以上的不同警察进行审问，把更多的人的责任捆绑在一起，就极大的增加了串通的成本，从而大大的降低了共谋的可能。杨乃武德案件能够牵连那么多的官员，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清朝的会审制度。同时这些审讯者彼此不知道审讯的过程和招供的内容，审讯结束后再由刑侦专家进行分析比对，只有细节相互吻合，才能确认口供有效，在制度上也进行了约束，而且这些口供是否一致，也是庭审过程中出现翻供情况时如何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
      　　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应当明白在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情况下，出现错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反而在陪审团制度下，由12个社会人员就嫌疑人的情况进行判断，证据也没有有罪推定和刑讯来的多，专业和经验也与刑侦专家没有比，实际的错案是远远高于有罪推定和刑讯制度的，但是为什么陪审团制度下就没有诟病呢？原因是陪审团的制度虽然有错案但是保证了公平，陪审团的成员是嫌疑人自己挑选的，如果认定有错也是嫌疑人自己挑选的问题，怨不得别人，所以在西方的司法界陪审团是永远不会错的；而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每一个错案一定有审讯者的过错而且后面一定是一个血泪斑斑的控诉，如果再艺术家的渲染，必定是一个社会事件，即使是在封建年代也是如此。
      　　再进一步讲，我们当今的社会经过了文革，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整人到了极致，最后整人的人也被整，在社会的知识阶层没有被整的人是极少数，在当年人整人的年代，刑讯逼供成为整人最有力的手段，把刑讯逼供的缺点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了对于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各种制度限制，造成全社会对于有罪推定和刑讯切肤的痛很，所以在推动无罪推定和沉默权的进程时所有人均热情空前高涨，在推动无罪推定和沉默权的进程忽略了配套法律的建设，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对于惩治犯罪无疑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的刑事诉讼由于没有心证和陪审团制度，所以在实行了无罪推定后口供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口供是把各个证据关联起来的纽带，而在陪审团制度下这个纽带是由心证来完成的，如果没有口供，即使有十个人证指证，姑且不论他们集体故意陷害，长相相像集体认错人的情况也是很可能的，如果是双胞胎，一百个人集体认错人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一旦实行无罪推定，就必须有口供。只要必须口供，就一定要有逼供！
      　　因此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是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来保证错案很低的，远远不是现在的影视文学作品的渲染，而即使是现在，很多案件要挖出幕后的黑手，也必须有口供，所以美国在对待恐怖主义和金融犯罪上，也使用刑讯逼供的，包括我们宣传很多的迫害革命人士的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所以即使是在美国，也只有一般的刑事案件，才有我们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一幕。

二十五、 古时的大赦的社会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经常会有大赦天下的国家行为，在改朝换代、新皇登基和重大灾害后，皇帝一般会颁布大赦的诏书，而现在中国的法律当中只有特赦没有大赦了，在大赦的情况下，各种犯罪行为都不追究了，那么多的罪犯不受法律制裁，对于守法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啊！那么古代为什么要大赦呢？
      　　中国人的司法观念里带有非常强烈的复仇思想背景，所谓的杀人偿命，重在偿字上，也就是赔偿的意思，这样的背景就是惩治罪犯的目的便成了受害人向加害人进行复仇的手段，因此在中国废除死刑，民众是比较难于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背景，使中国的有些犯罪的处罚非常的过分，已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当年对于强奸以死刑为主，其结果就是强奸犯在犯罪后就把受害人杀害，因为没有受害人的指控，想抓住罪犯是非常困难的，而抓住的结果强奸与杀人差别不大，所以用重典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用的。
      　　但是我们如果把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便成了复仇的手段，本身司法的正义性就有折扣了，同时忽略了法律最根本的社会意义，法律惩治犯罪，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大赦与社会稳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什么联系呢？放纵了那么多的罪犯不追究，怎么还能够符合社会稳定的要求和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从犯罪的微观情况分析起，罪犯也是希望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就很难金盆洗手了，他就会一直的犯罪下去，即使罪犯不再犯罪，但是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也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会有大量的人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走向犯罪，我们的坦白从宽，在实际执行起来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坦白了，怎么从宽呢？最后的结果经常是坦白反而从严，罪犯是不敢坦白自首的。所以对于罪犯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动荡时期，如果不能有效的进行大赦，社会就一定要继续动荡下去。
      　　比如在大灾荒的时期，饥民抢劫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没有大赦，这些饥民就会彻底的成为盗匪和反政府的武装，会把他们逼反，中国历史上的流寇很多就是这样造反的；再如在改朝换代中，失败者的残余力量得不到赦免，那么他们就会抵抗到底，还会联合起来，造成死灰复燃，历史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中的王允，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也是这样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最后在外族侵略中，有气节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量的为了个人的苟且而为侵略者做事的人，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他们反而会更加投靠侵略者，或者他们自己成为了新的造反者。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成功大赦的例子，二战后法国赦免了希特勒占领法国时期的伪政府的全部人员，法国战后的社会就特别平稳，凡是想要清算侵略者伪政府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内战，并且这些汉奸们还投向了政府的反对者，并且有反对者取得了胜利的情况，想清算汉奸的罪行，结果却是汉奸们帮助反对者得到政权，反而转为正统的主人了。
      　　大家都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在众人普遍违法的社会环境中，不进行大赦，那么你的打击面就过于重大，你根本无法推行法制，中国当前热衷追诉很多民营企业起家的原罪，结果就是大量的民营资本的外流，民营资本发家后就到国外躲避，挣了钱就想方设法的存到外国，中国的财富就这样流失了，但赦免他们既使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有害，也是中国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是内部问题，财富在国内，而且他们在国外也不受中国的追诉，在这里就是需要大赦的，只有大赦后，既是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有害，也是中国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是内部问题，法制才能建设起来，大赦后对于再犯法的，就不是法不责众了，而是孤立的出头鸟了，因此在企业普遍经济违法的情况，不大赦是建立不了法制的。在这一点香港70年代的做法很值得借鉴，香港对于所有官员的贪污进行了赦免，然后建立了廉政公署，香港从此由贪污横行的殖民地进入经济的腾飞和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赦免，所有贪官们同流合污，你建立法制他们集体反对，不搞一场革命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但是就中国人的心理，让这些贪污犯以前的行为都不受追诉，是太难以接受了，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宽容的思想。
      　　所以大赦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中国的古语十恶不赦，就是指谋反、杀父、杀夫等十种特别的恶行不在大赦的赦免之列，在大赦的背景下，十恶的帮凶得到赦免，帮凶没有了，十恶才更加容易追诉，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历史上大赦的社会意义，在近代的血雨腥风中，人与人的斗争空前激烈，中国的法律没有赦免，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宽宥，秋后算账成为惯例，导致各种斗争没有妥协只有你死我活，造成了多少的社会动荡，是需要大家反思的。
      　　中国的近代历史，为了某些利益团体的争权夺利，以各种手段把社会矛盾激发到极点，利用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进行渔利，而中国的社会也处于一个基层权力真空的时期，在皇朝年代，朝廷的命官是只到县的，县以下是依靠宗族宗法来维持的，而近代的社会变革，宗法社会被摧毁，再灌输各种的斗争和复仇情绪，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一个社会的繁荣，是依靠的宽容而不是制裁，中国能够融合世界最多的民族，也就是这宽容的胸怀，而大赦在更高的层面上是一种宽容的社会态度的体现。

二十六、 中国没有主和的英雄是历史的悲哀
      　　我从小就被历史上的众多民族英雄所感染，产生过很多为国杀敌的梦想，长大了仔细的读过历史后，发现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各国当今对于中国的近年来的快速崛起感到不安，中国威胁论与日俱增，我们第一感觉就是他们无端的指责中国，不愿意中国与之竞争，但是这样的想法对于美日欧逻辑上讲得通，但是对于一向在历史上侍奉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国家的担心比当年日本战后崛起时所表现的担心还要强烈，这里的问题就要思考了，日本可是在二战刚刚侵略过他们的啊！
      　　我们再看他们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论据，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主和的英雄，每到重大历史时刻，主战的一定是英雄，主和的一定是奸臣，而且在中国的历史，开疆扩土永远是追求的个人历史功绩，从帝王到将相再到有责天下兴亡的匹夫莫不如此。
      　　中国没有主和的英雄，难道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需要和解的时候吗？凡是求和成为英雄的，一定要有实际的求和需要，而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就没有需要求和的历史时期吗？
      　　记得十年前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这本书能够在香港回归的前夕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实在是不易，因为这本书以春秋笔法写了与我们历史主旋律不同的东西，而对于奇善这个人也重新进行了评价。
      　　在鸦片战争时代，西方的步枪已经很先进，一场交战，中国死几千人英军死几个人，比美国打伊拉克的死伤比例还要悬殊，这样的情况只有求和，而务实的求和奇善的结果是斩监候，导致以后的官员不敢求和也不敢交战，中国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是按照穿鼻条约而不是南京条约，中国的损失小多了。
      　　我们一直很贬低南宋，原因就是他的屈辱求和，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在曲笔的翻案，首先南宋是经济极度发达的，政府的财政收入有5000万，而边境贸易的各种收入是500万，这里把数字比较一下，南宋屈辱的和约给金的是50万，只占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一，但是如果战争，一般情况是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赶不上一年的军费的，同时在贸易上宋可以不买金的任何东西，但是金必须购买宋德丝绸和茶叶，如果没有这50万，金的经济无法维持，一定是要战争的。
      　　我们再想一下，宋朝为了防止节度使的反复造反是把自己的所有军事力量放在首都的，北宋灭亡后实际上全国就没有可以用的兵了，以后的岳家军等等大多数是由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而南宋可以独保。相反地对于南明，明朝一直是南北两个朝廷，一直在南京保持这军事建制，一直是两京制，但是南明确灭亡了，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没有恰当的进行议和。
      　　南宋开始的议和也备受非议，原因是金不久就撕毁了和约，宋高宗避难海上，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正面的评价这次议和，因为他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岳家军的发展也是需要时间的啊！而在此期间岳家军成功平定钟杨叛乱，收编军队近10万，金肯定对于当时没有乘胜拿下江南肠子都悔青了。
      　　就如长平之战后秦军没有立即进军拿下赵国一样，不久后再进军就大不同了。实际上这个议和以及海上避难的效果和46年国共议和以及后来的延安撤退是一样的，只是南宋的议和的主导人物后来的历史评价太臭了。
      　　反之南明的主战态势没有及时把力量从黄河一线回撤并且团结各种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后导致大溃败和扬州的屠城，史可法的死虽然壮烈，但是对于民族来说，是偏安一隅好还是被灭亡屠城被亡国好呢？因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话是对个人说的，对于国家民族是不能说的，更多的是应当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
      　　中国现在所处于的历史环境是一个中国快速发展又列强环伺的局面，在此局面下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快速增强自己的实力，反而是国际的竞争者希望中国进行战争，这样对于他们有利，因为他们现在的实力比中国强而中国发展的比他们快，尽早开始战争是他们希望的。
      　　因此我是支持中国在国际上忍耐的，虽然我不愿意，但是为了中国的长期利益，这是壮士断腕所必须的，因此无论在钓鱼岛还是江东六十四屯（建州或者海参崴），中国都只有忍耐。在那些愤青们一片喊打的时候，他们可曾知道，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中国最大的军舰是哪一艘？答案是：我们邓世昌大人的定远舰，当年的北洋舰队是太平洋上最强大的舰队，强于俄罗斯的远东舰队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定远舰是德国制造的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而中国现在还没有巡洋舰，没有远洋作战的能力，如何开战？因此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和平环境，尽快地发展经济，发展实力，求和不一定是卖国，也要有成为英雄的时候。
      　　最后补充一点，就是中国近代的屈辱，很多都是主战的人不切实际惹的祸，比如在1858年已经战败的情况下，议和也基本成功，却搞了偷袭使团的行动，直接导致圆明园被烧毁；后来中国还纵容指使邪教分子攻击使馆，杀害大使，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但是这样的事实却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人在青年报上说了点实话，就出现了冰/点事件，而南联盟的中国使馆被炸，人家也是翻出中国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来说它们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为中国首创和赞扬，外国为此拒绝道歉，理由是中国首先要对于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和更改教科书。

二十七、 辛丑条约对中国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太多了，有大量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赔款最多的就属于辛丑条约了，有这个条约，实际上把中国从世界上的最富裕国家的宝座上打了下来。
      　　但是事情的结果到底的问题在哪里，在哪个环节上有问题，事后要想清楚，造成辛丑条约，是中国的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导致的损失，但是在这样的国难背景下能够有辛丑条约的结果，却是在外交上的胜利，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错在哪里，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在19世纪的富裕，是很多历史学家所不愿意提及的，因为他们的理论为执政者的要求是需要中国当时贫穷落后的背景的，而事实上是从慈禧的同光中兴开始，中国自己种植鸦片，中国的经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流入，在当时的金银本位的货币系统下，中国的财富又在增加，而且加上清朝几百年的积累，中国积累的社会财富总量是世界第一的。
      　　而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富不等于强，由于中国的富而不强，反而成为了强盗们觊觎的目标，而此时中国又决策失误，统治者误信邪教，搞起来了刀枪不入的迷信活动，并且不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公然支持邪教分子杀害外国驻华大使，支持邪教分子攻击使馆，向全世界宣战，最终导致滔天巨祸，中国的权利系统完全被摧毁。而中国还有执政者对于这样的攻击使馆杀害大使的行为大加赞扬，直接导致中国的使馆被炸弹攻击后人家也依据中国的这个写进教科书的说法拒绝道歉。
      　　在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甲午战败，1898年又是列强瓜分的狂潮，中国的版图被列强划分了势力范围，内部由于戊戌变法的纷争，矛盾也日益激化，在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必须说的是此次与1860年大大的不同，当时的木兰秋狝，皇帝等中央控制体系是健全的，而到
      1900年，太后、皇帝几乎是乔装只身逃跑，国内上下在一段时间内是不知道太后、皇帝所终的。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国际战争的常识的话，中国是要亡国的，中国的命运基本上就是被列强瓜分，国家将不复存在，中国四分五裂成为各个列强的殖民地，就如历史上的30年战争后的日耳曼帝国，以及土耳其、波兰等国家一样的，中国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亡国和被瓜分的命运，而且只有赔款没有割地，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是弱国外交制衡的巨大成果，因此李鸿章在国际上是享有东方俾斯麦的美誉的。
      　　在具体层面上，李鸿章等人首先搞了一个东南互保，又在外交上按照西方的规则，声称中国没有宣战，是太后被人挟持后有人矫诏，而外来的“友邦”是来帮助中国“平叛”，那么既然是平叛，当然就只有赔偿军费以及叛乱中的友邦损失，绝对没有割地的理由。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说法，事实到底是什么列强谁的心里都是明镜一样，但是怎样认定事实却是实力说话，这里的问题在于要瓜分中国列强的利益又不平均，其中英国占有的势力范围比较模糊，不容易落到实处，而美国还没有占到划分的势力范围，因为1898年的时候美国与西班牙在打仗，所以这样的刮分列强之中又矛盾重重。
      　　李鸿章利用的列强的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对手得到的心理，最终让所有列强接受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要求，其中美国是最支持中国的，而英国觉得瓜分结果自己吃亏也支持了美国的意见，最后其他列强就不得不接受了，原因就是英国国力最强，而美国的举国军事精锐均刚刚打完美西战争，军队集结就在近在咫尺的菲律宾，而且休整充分伺机行动，一旦列强们为了瓜分中国分赃不均而打了起来，谁也来不及调动足够的军队与美军抗衡，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这样保存了下来，后来美国还把中国给美国的赔款用来建设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医院。
      　　能够在亡国巨祸面前，维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比之下再多地赔款也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从外交谈判的角度上来说应当属于重大胜利，而实际上立有大功的李鸿章，又由于推翻满清政权的需要，在历史上被极大的丑化，事后沙俄还不甘心要威逼李鸿章割让辽宁，李鸿章力拒，在沙俄的威逼中吐血而死，致死没有答应，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国际与国内是根本颠倒的。而中国是不允许有主和的英雄存在的，历史上的北宋开国功臣潘美，在当时比得上秦琼对于李世民，但是后世被丑化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潘仁美，中国不能正视历史，悲剧还要重演下去。

二十八、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说起清朝的入主中原，汉人再次沦落为亡国奴，第一罪人就要数吴三桂了，大有把所有的原因都变成他的开关了，但是我们要再仔细的想一下这个大家一致认定的问题，难道就是他的开关就能够让满清统治中国吗？我们是不是再次陷入个人历史英雄主义了？我们在批判历史英雄主义时有一个不自觉地趋向，就是成功了有背后的经济背景，失败了找替罪个人的原因，这样带着感情色彩的不客观的思考问题，连我们的学者也不能完全避免，中国的认识水平又如何提高？而且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前满清实际上是突破过长城的，曾经还攻破了济南，这里我们还要反思一下背后更加深刻的原因背景才对。
      　　我们的文学作品，早已经把吴三桂描写成为了只为了女人而不顾其他的人了，包括他听说家产被抄，他不急，听说老爸被抓，他也不急，就是听到老婆被占，就不顾一切的投降满清了。但就是这样的史实背后，我们还是有问题要想一想。
      　　吴三桂为了父亲的拼命，是有历史记载的，他16岁的时候，其父吴襄带500士兵巡城，被皇太极的主力4万骑兵包围，而皇太极采取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引诱救兵歼灭，此时的主帅祖大寿知道是计只有忍痛了，但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吴三桂这个16岁少年带领几十家丁，竟然可以拼死杀入敌阵，居然在万马军中愣把父亲救走了，其英勇可比当年长板坡的赵子龙，三国是演义，而这是史实。
      　　吴三桂对于其父其家的问题不着急，很可以理解，历史上两军对垒扣押对方的家眷是很正常的事情，占有查抄敌方的财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吴三桂认为他归降了就可以送还释放也是合理的，但是占有他的妻子，问题就不同了，因为占有老婆是没有办法归还的，除非要杀了他，否则这个雷池是不能越的。敌我双方交战，即使是在战场上互相打死了父亲或兄弟，将来都可以和解，因为那是在交战，但是在准备招降时抢占对方的妻子，那么这样的招降就成问题了，应当理解为骗局，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抢占老婆的问题，因为对于吴三桂的敏感性，谁都应当知道这样做背后的后果是什么。
      　　在野史中，李自成的部队杀降是很厉害的，有记载说他们用战俘的血喂战马，以至于战马上了战场闻到血腥就眼睛发红，这时如果招降是骗局，那么就不是吴三桂一个人的生死了，而是他的几十万人的生死了，中国历史上杀降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按照明朝的建制，他们的部队由军户产生，还有很多的家属随行，这样的几十万人，对于已经人数众多的李自成军队，是没有更多供应吴三桂部队的粮食的，将来的屠杀是非常有可能的，历史上的项羽、白起等人的杀降，很多人说是个人的残忍，实际上粮食问题相当关键，后来李鸿章在苏州的杀降也是如此，刚刚的电影《投名状》里面还有反映，这个问题我前面的文章分析过。
      　　而对于李自成，自己已经有40万大军，军队已经足够庞大，没有再收编吴三桂的军队增加军力的必要，反而有裁军的需要，同时北京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问题，明朝的时候的北京的粮食就靠江南的漕运皇粮支持，明朝灭亡了，就不会再有粮食漕运到京，同时北京又增加了李自成的几十万军队，粮食负担可想而知，所以李自成等要以追赃的名义审问北京的各种人等搜刮粮食，这样的背景，诱降杀降的利益驱动是明显和直接的。
      　　同时李自成败退时，北京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坚城，但是李自成要放弃逃走，就是粮食不足。后来他不据守潼关而是要出关决战，也是粮食不足，因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败退后实力大大的不如满清和吴三桂的军队，进行决战是九死一生的冒险，从而也印证了李自成粮食极度紧张的情况，这样的情报吴三桂是应当能够知道的，他对于招降骗局的担心是很合理的。
      　　吴三桂的军队是没有后方的，在北京沦陷后，他的军需供给的依靠就没有了，他只能选择倒向一方而无法自己拥兵自立，在选择方向上李自成是他所效忠的皇帝的仇敌，而满清是他一直的对手，这两方面都不是他想投靠的对象，但是他还是优先选择了李自成，在李自成的招降有理由被认为是圈套后，才与满清合作。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招清兵，开始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有很多的政治要求的，比如要立东宫太子为皇帝，恢复明朝等等，在历史上为了平叛招引外族入境，并且让外族在首都肆意抢掠的事情不是没有，而且干这样的事情的人还是被称作英雄呢！想一下安史之乱的吐蕃和回纥的作为和对于郭子仪的评价就知道了。
      　　对于南明政权的灭亡，把吴三桂彻底的逼到满清的一边，实际上是和南明政权的某些民族英雄的错误分不开的，在当时，如果南明宽容的看待吴三桂，争取他的支持和自立，争取与满清的议和，清兵不要说是过江，就是过黄河也是很困难的，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起码是和满洲军马可以抗衡的劲旅，吴三桂的态度不支持，清兵就有顾虑的。而南明或者说明朝的体制，限制了宽容的情况发生，体制接受不了他，中国接受不了他。
      　　而我们的南明士大夫所干的事情，就是拼死的谩骂吴三桂的卖国，而不体会他当时的处境，也不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士大夫的谩骂的背后，一方面是谁骂得多就显得谁最忠君，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借吴三桂来给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把国家的山河破碎中他们的腐败的内因，说成是吴三桂的外因上，而吴三桂起码在这些士大夫腐败的时候，是在边关浴血奋战呢！此外的原因就是吴三桂如果被招安回来成为好人，那么给他什么职位呢？他的实力会功高震主，会专权，会影响到现在在南明当权的人的利益，而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吴三桂逼到满清敌人的那一边，才是最大的民族罪人，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当今许多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是民族英雄。
      　　南明政权对于吴三桂的态度，决定了他只能是投降满清，从后来的吴三桂对于南明皇帝的仇恨到要亲自勒死他的地步和吴三桂后来的造反来看，吴三桂的心态很有可能是带有无奈的心态投降满洲的，如果是个人可以不计荣辱，但是他是一个要为几十万人的生命负责的统帅，我们不是当事人，拿事后的民族大义来说他确实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反过来那些本来可以争取这个力量却为了个人私利排斥的人，虽然有人表现出了个人的气节，当然大多数人连气节也没有，他们应当更加受到谴责。
      　　最后明史是清朝编写的，在编写明史的时候，汉人这些投降分子，需要一个更加罪恶的人物掩盖他们投降的龌龊，而满人由于吴三桂的造反，也把他列为罪恶，后来的政权由于自身的性质又有把李自成革命化的需要，这样一来，吴三桂的历史评价就这样产生了，也很难公正了。
      　　我们有过社会经历的人，都应当知道人是多重的、复杂的，很难以简单的好与坏来区分，因此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的教科书、戏曲等公开渠道给我们的那些直线条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过了大量的粉饰、删改后为统治者所需要的形象，历史的真相只有自己思考了。

没人愿意看吗？我觉着这个资料对学经济的人有用。开阔视野

二十九、 宋高宗害怕二帝回来的背后
      　　南宋与金的议和，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南宋的皇帝赵构害怕把宋徽宗、宋钦宗二个皇帝给放回来，影响了自己做皇帝，所以南宋的皇帝要在战场占据优势的时候与金进行议和，但是我们要是深入地想一下，问题还有另外的方向可以解释。
      　　南宋的赵构担心自己的皇位的正统性的确是不假，但是如何使自己正统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正统没有比禅让更说得过去了，为什么不把二帝先迎回来控制在自己手中，搞一个皇权的禅让仪式，一切就完全正统合法了。所以赵构的行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是赵构昏庸，他周边的人也一点不傻，否则不会在北宋灭亡后再次建立起新政权，我们把一个长命的朝代的创始皇帝和他的宰相说成是君昏臣奸，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也会认为是笑话，但是这样的笑话在大家重复了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以后，谁也不去想这个问题了，把它公理化了，这就是洗脑的威力！
      　　我们对于历史，总是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有靠说当时的英雄或枭雄智力低下才能够解释得通，而且这样的智力问题不是偶然一回，还要多次重复，同时把这些历史决策的复杂性，变成一般愤青就能够指点评论的事情，这些历史问题的背后，一定掩盖这更加深刻的历史真相，有关当事者和后世当权者不愿意讲出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宋以前的唐玄宗，就唐明皇的历史功绩和威望即使是有晚年的昏庸，也绝对在宋徽宗之上，但是安史之乱后太子自立为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这个历史是可以比较的，对于唐明皇来说太子就如篡位，而宋徽宗当年就把皇位禅让了出来，宋钦宗当皇帝也不是自愿而是不得已，他们的复辟之心与唐明皇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势力已经被金打击殆尽，朝廷中枢被全部摧毁，因此现任对于唐明皇的担心远远要胜过对于宋徽宗的担心的，但是唐明皇的太上皇的日子就如坐牢一样，是等死的时间问题。
      　　当时南宋是自己组建的政权，是在南方士族支持建立起来的政权，赵构的皇权的权威是有限的，主要是依靠地方的支持而不是自己的实力，这与马上打江山的皇帝或者坐稳天下官僚系统齐备的皇帝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这样的皇帝在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只是地方豪强的一个牌位而已，象征意义多于实际的权利。所以同样是皇帝，权力是大大不同的，其差别可以由汉武帝和汉献帝的差距，所以对于皇帝的行为，我们要深刻的体会他实际处于的权力环境。
      　　宋高宗能够把自己从牌位逐步到取得权力，协调豪强们形成对于金的有效抵抗，再取得对于豪强们的控制权，直至把拥有占有优势的私人军队的强势军阀从肉体上消灭，不得不说他拥有过人的政治手腕，这样的手腕是循序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这样的过程连值得史官写上一笔的历史事件都难于发现，因为如果这样的事件多了，地方豪强也不是傻瓜，不会心甘情愿的让皇权做大的，在南宋初创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环境下，赵构的皇帝早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史书上看不到记载，流水无痕反而说明了赵构的厉害，也说明了赵构长期任用的宰相等文臣的厉害。
      　　赵构之所以能够取得实际权力，除了在血统上的优势外，更主要的是维持各个豪强之间的制衡关系，让他们之间彼此限制权利，让自己的权力坐大，因此维持豪强之间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就如一个股份公司，两个大股东都是49%的股份，他们的意见不一致，结果造成只有2%的小股东的权力最大。
      　　在此背景下，二帝回来的关键是不能打破这样的平衡，二帝如果回到朝廷，在权力中枢的话，赵构能够控制二帝，他们回来一点不可怕，反而能够通过禅让等手段巩固现任皇帝的权威，但是这二帝如果到了某些居心叵测的军阀或豪强手中，对方来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问题就麻烦了，国内的政治平衡就彻底打破了，内乱不可避免。
      　　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把二帝交给谁的手中，决定权在劲敌金人的手里，而史书中说的不能让大将在外建立功勋来劝金兀术的人，很多细节是不写的，应当提到利用手中二帝的牌做文章才对。对于金肯定也是巴不得宋的内乱的，这样才可以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因此金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不安定因素给扩大化，这才是宋担心二帝回归的真正原因，而且这样的担心也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其他没有希望控制金放归的二帝的豪强也是一样的，他们与赵构形成合力，才是问题的经济基础，任何历史结果的发生，最主要的还是要由经济基础所决定。
      　　我们说宋的问题，更多的是为了影射当今的问题，中国人不愿意承认内部的经济问题，更愿意把责任说成是一个人的失误，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没有多少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文人愤青一样的抒情，那些文史大家的豪情之作，其结果只是比愤青的怒骂和流行歌曲的煽情更能够激发人的感情，但是在物质和经济上对于整个社会于事无补，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更多的是这些软的差距，因为这些软的问题才是经济、财富、科技等在中国近代与世界的硬差距所产生的环境基础。

三十、 对于岳飞的反思（上）
      　　岳飞的问题近来热起来缘于我们修改历史教科书，把岳飞从民族英雄的行列中剔除了出来，具体的解释说岳飞是由于抗金，现在金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但是具体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远远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的简单。
      　　岳飞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首先就是岳飞是否能够在战争中取胜，由于岳飞的撤军和当时战场的优势，大家都一致的认定胜利就是唾手可得，但是如果你了解军事的运输和作战半径的限制，就知道问题不简单了。
      　　我以前就说过，北伐与南征的问题，古代作战一样有一个重要的作战半径的问题，这样的半径可以以一头牛拉一车粮食和草料，这些粮食和草料足够拉车的牛和赶车的车夫走多远，以这样的距离除以二，就可以大致知道作战半径在哪里了。
      　　而南宋如果讨伐金，金的起源在白山黑水之间，在黑龙江流域，在隋唐征服高丽的战争，导致隋朝的灭亡和李世民的重大挫败（当时的高丽比现在的朝鲜对于我们不可同日而语，边境威胁非常大，为了与朝鲜的国际友谊，史书上说的少，说直接了就是鲜卑人政权，鲜卑人怎样威胁中原，大家就清楚了，朝鲜的含义是朝贡的鲜卑人，他们的朝贡，是五代以后的事情了），均是由于这样的供应问题，所以宋军在朱仙镇可以大胜，但是战线再一拉长，是否能够取胜，就很有问题。
      　　而且宋军以步兵打骑兵，问题就更大，战线一旦拉长，战略纵深有了以后，骑兵的机动穿插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很容易被骑兵突袭后方，尤其是突袭后方的运输补给线，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战例，比如官渡之战。在古代北京到济南的路程人至少要走10多天，但是骑兵可以2天内到达，这样宋军就必须分兵把守后方，兵力分散继续攻击的能力锐减。
      　　对于这样的战线和运输补给，岳飞是想学霍去病等人的做法的，所以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的诗句，这诗句可不是简单的豪情壮语，是有实质内涵的，但是对于理学发达的宋朝人而言，这样的野蛮举动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的一点就是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征服是一个蚕食的过程，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汉朝对于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是汉武帝耗费了文景之治二代人积累的财富和他本朝增加巨额税负的财富，同时付出了汉朝一半的人口后换取的，南宋在赵构登基后，是一个北宋灭亡后新建的王朝，并且多次被金劫掠，财力远远非汉武帝所能够比拟，应当是根本没有能力支撑这样的消耗战的。
      　　而且还要说的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和他的弟弟，都是在多国混战中统一天下的一等一的马上皇帝，战争水平和经验远远超过南宋的赵构，即使这样他们北伐辽国的时候，也是讨不到什么便宜，北宋也是签署了赔款的条约，这些也是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和探讨特别少，经济根本没有形成学科，所有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儒家思想和经验积累，理论知识是没有的。
      　　还有一点宋与汉不同的地方，就是汉武帝时期汉朝统治已经经历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再到武帝多代，统治根基极其坚固，而南宋就不同了，是北宋灭亡后新创的王朝，皇帝也不是马上取得的皇权，支持皇帝的是地方豪强们，这些地方豪强们需要一个领袖来抗击金对于他们自己的地盘的经济利益的劫掠，所以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支持赵构，但是要北伐收复失地，在经济上没有他们的好处，利益上要他们支持付出，这样的事情就会有豪强的一致反对，汉武帝能够征集到的战争资源，南宋的赵构是绝对做不到的，汉武帝能够做到的耗费中国一半的人口，到了隋炀帝时期就已经造成隋朝的灭亡，而隋朝时马上得到的江山，隋文帝统治20年太平盛世，隋炀帝征服南陈是是军队的统帅，所以赵构的权力远远比不上杨广，所以即使不说岳飞的没有胜算，也是速胜不可能，消耗战南宋没有这样的经济支持是打不起的，长期战争对于宋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的战争成本也是根本不同的，宋朝与金的议和和撤军，本身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我们就是讲理论的时候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一到具体事例，就全都是在上层建筑层面上说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