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转)

十三、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未领先世界
　　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灿烂的文明，但是文明和物质的发达不等于科技的发达，中国有四大发明已经被大家熟知，并且广泛的宣传，而四个发明起源于中国还是外国人提出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李约瑟。
　　我们看中国的四大发明就会发现，中国这些发明最后灿烂的发展的都不是中国人，造纸在中世纪后欧洲就领先了，火药更加如此，中国经济还领先世界时就要依靠西方的红衣大炮了，指南针和印刷术也是如此，中国的发明是点，而不是面。而这些与之类似的点西方有没有呢？
　　我们对于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发明却很少提及，这很不正常的，不久前的《汉武大帝》的电视提到了汉武帝发现匈奴的宝刀比汉朝的好进行仿制的情节，这还引起众多人的质疑，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过古罗马的雕塑，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雕塑没有精致的钢制工具是不行的，同时雕像武士的武器也明显为钢刀，这些均远远早于中国，炼钢也应当是不低于中国四大发明的重要发明，同时还有著名的科林斯瓷瓶、大流士金币等等，所以陶瓷冶金也不是中国最早。所以光以一点的超出就说明国家的领先，是没有道理的，就如现在中国有一个科技的较大发明就说现在中国科技赶超了世界一样的可笑。
　　在这里我们要区别科技领先与文化、文明、知识、经济的领先的区别，中国的文化领先我不否认，中国的儒家治国在国家的管理方面早早的领先世界，中国是统一集权的大国，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的条件下管理这样大的国家不是分封而是中央集权是需要高超的管理技术的，中国古代在很多知识上的领先我也不否认，中国的经济的领先就更不用说，在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远远超过当今的美国，综合了文化、知识、科技、经济的文明的领先，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单单就科技而言，中国古代从来没有领先于世界，因为科学是系统的实验验证和明确的理论体系，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爱因斯坦明确说过，科学与古代中国无缘（见《走近爱因斯坦》许良英、王瑞智编辑，由本人投资出版，当年被评选成为影响中国的100部好书之一）。
　　对于世界的认识，中国古代基本是点，中国没有逻辑学的概念，所有的知识在感性的阶段，并没有通过逻辑推理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比如勾股定理，中西方就是明显的例子，勾股定理在中国的表述是勾三股四玄五，而西方是两直角边的平房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是多大的差别，再如在建筑学上，中国的古建是按照营造法式做的，而工程人员依据的也就是简单的梁、柱、掾等的比例关系，并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是无法与西方的建筑精密的几何学计算公式相比的。再如中国的长城，除了明代长城外，早期的长城基本是土夯的，长城的建造体现在工程量上，而不是工程的难度，就是把一段城墙的长度延伸下去，是复制，所以科技含量是不高的，而这个工程量正体现了中国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是经济能力的象征，也可以是文明的象征，但是科技含量却成为不了举世卓绝的象征，而罗马大竞技场的伟大才体现在其科技的含量上，其规模本身比现在中国的奥运体育场还要大，完全用石材精密的建造，而且经过了二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伟大的建筑存在，中国现在修复太和殿、祈年殿的施工队我本来以为怎么着不是特一级资质也要有个一级资质，最后我发现这个施工队是二级工程总包资质，因为我们的太和殿建筑面积只有2000平米！它的雄伟是要依靠前面的广场尺度来衬托的，如果是单体的建筑与西方的神殿和大教堂比起来简直是噤若寒蝉。而圆明园最大的建筑大水法，也是依靠西方工程师才建成的。对于西方的科技的发达还有一个东西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故宫的一个钟表，该钟表到时会有一个小人出来，蘸墨写下“八方向化、九土归一”两行八个字，字字笔墨饱满，而这全部是由机械实现的，这个钟表的时间在17世纪，足以说明当时西方技术的发达，现在我们国家的机械制造技术能否达到这个水平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科技是否领先，在于这个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在于这个国家的精英的科技水平，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科技水平，而不是是否有个别超凡脱俗的科学家，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非常的落后。中国的学者说中国的科技领先时总爱举例中国的伟大的技术发明者，但是对于中国当时社会人群的整体科技现状却避而不谈，这里我要说的是古代中国的精英和统治阶层均沉浸在儒家文化中没有起码的科技知识。最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进士们连最普通的加减乘除都不会的，从而中国从上到下的官员也不会的，会打算盘算术的是钱谷师爷。中国常说的一句俚语叫“谁谁心里有一个小九九”，意思就是说谁会算计，而这个小九九，实际上就是九九乘法口诀！中国的数字书写方式是无法进行笔算的，会打算盘也只是少数的账房先生会，所以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洋学堂的小学生也可以看不起进士了，而能够成为进士是每年全国才有100人，与现在高考的全国前100名可比，是一个省市的高考前三名的水平，是绝对的社会精英，这样的精英群体远离科技，怎能说中国的科技领先呢！所以对于读书人基本不会算术的国度，更别说掌握逻辑推理的方法了，科技哪里有发展的土壤！
　　中国人非常爱吹嘘自己的祖先，谁成功了都要给自己攀附一个名人祖宗，中国非常爱炫耀自己国家古代的强大，掩盖落后和惨痛的历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蒙古对于世界的大屠杀，只有中国把蒙古变成了正统的皇朝，所以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问题上，也有意的进行了夸大，刻意混淆了文明、文化、经济等与科技概念的区别，但是中国的这种传统，这样对于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恰恰阻碍了社会对于自己的反思，阻碍了中国认识自己的问题，阻碍了中国今后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发达，可以是富国但是成为不了强国，当年鸦片战争时中国是富而弱，所以任人宰割，所以富强需要科技的发展，在中国建立发展科技的适合中国的体制，这需要有对于历史深刻的认识的。

十五、 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所以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晋升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们散馆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

十七、 贪官与贤相的辩证关系
　　在人们的眼光中看来，贪官与贤相之间肯定是对立的关系，奸相与贪官才是一对，但是熟读历史后，就会发现居然也有著名的贤相是大大的贪官。
　　这个贪官加贤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敌国的，而且操守也有问题，他与朋友一起做生意，却自己卷款独吞，他上战场，却逃跑在前，但他却是公认的贤相，他缔造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还有一个这样著名的人物，就是张居正，他是明朝中兴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要升职也得买了名妓给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轿子，轿子里面有文案和书童丫鬟。但是张居正也是公认的贤相。
　　最后要说的就是陈平这个人，不仅贪污，而且还没有政治操守，支持封吕姓为王，而且还有个人作风问题，但是历史上谁也没有怀疑他的贤相地位。
　　细想起来，这些贪官为什么能够成为贤相呢？关键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兴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他们的那一点的财产大得太多了，所以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行为就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历史上抄没官员的财产，是不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的，其实很多官员的财产来源还在于官商行为，比如和绅就是垄断经营米、丝绸等行业，和绅的巨额资产大部分是他的经营所得。
　　以前官员的收入比现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为有基本合法的陋规收入，官员收取陋规的所得，一般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在陋规方面，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当于税收的十分之一，这笔钱全部归官员个人支配，是非常可观的。陋规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红包等等。
　　古代针对官员的腐败有一点与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为贪赃枉法和贪赃不枉法二类，如果是贪赃没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赃或革职，而且革职还会有机会再次启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为，就是重罪。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只要受贿就是大罪，无论是否枉法，反而如果仅仅是徇私枉法没有受贿，在中国却是非常轻的事情，而且经常是集体领导而不了了之。
　　所以对于古代的官员，是轻易不敢有枉法行为的，因为那时候是皇帝的王法，官员枉法有可能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自己掉脑袋不说，而且还要连累家人。因此官员是轻易不敢越枉法的雷池的，尤其是官员合法的收入就非常高的情况。中国古代的问题是没有法，法不健全，而现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却是没有的，因此对于老百姓之间的问题还是基本公平的，不平在于百姓与皇家贵族之间。

官员只要不枉法，虽然有一定的贪，但是对于老百姓的基本底线还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吏的贪污机会不多，而且吏贪污就视为官员贪污，控制住了恶吏的贪污和枉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多了，毕竟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多的还是各种吏。
　　现在吏的贪污是非常厉害的，某市的规划局，一个项目在窗口只是收取文件的人员与规划局局长的红包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给他足够的钱，他就挑你文件的毛病，你多少亿的项目，被他挑二个月的毛病利息怎么受得了，知道的就乖乖的拿50-100万去，他没有任何审批签字的权利，而真正审批的局长只要符合政策，倒是用不了拿什么钱。还有自来水公司的查表工，利用其调表改表的权利，本来是最底层的工人，一年下来也可以贪污到100万以上。
　　现在这些恶吏的贪污行为他的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基本是缺位的，现在老百姓的情绪也主要来自他们，那些、公安相当于古代的衙役，那些工商、税务相当于钱谷师爷，那些法官相当于刑名师爷，等等。古代能够成为贤相的，均很好的控制了吏的贪污枉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有力的控制了恶吏，所以关键在控制与老百姓基本生存密切相关的人不枉法。
　　中国有坊间的说法是部级官员贪污1000万以内不追究，局级干部贪污200万元以内不追究，初听起来非常令人愤怒，但是细想一下，为官10年1000万，不过是百万年薪而已，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部长，百万年薪一点不为过，而一个局长20万年薪也合理，关键是官员有没有违法和创造价值，像红塔集团储世健董事长那样的贪污犯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去做公务员的人都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一般是子承父业，而高干的子女也多经商，每个进入政府机构的人均有改变自己和家族经济条件的重任，均要经过长期的论资排辈消磨了棱角，同时枉法的处罚还不重，所以即使自己不贪，也给家人徇私枉法，这也与以往有很多贵族、书生为官的情况不同。
　　同时有一点要说的是历史上的王安石、海瑞等人，历史的争议是很大的，他们的正面形象时间并不太久，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吏的管束是有问题的，虽然他们清廉的不得了，各种陋规都不要，使自己的吃穿都很拮据，但是要不是他们这样的清廉，他们早就被政敌搞死了，这也不失为一种保身之道。同时还有近来提及比较多的一个人物，就是温宰相温体仁，他的个人操守也是非常好的，口碑极佳而且非常亲民，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李自成的做大、洪承畴的战败，现在已经有人把明朝亡国的责任加到他身上了。
　　因此控制贪污没有控制枉法重要，没有比确定责任重要，一个在法制盛行的社会，贪污的土壤就少得多，评价一个官员也是多方位的。

二十三、 缙绅文化和家乡父老
　　所到家乡父老，现在中国人都是字面的理解，就如见家里的家长乡亲，但是当年项羽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不是今天这样简单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社会，父老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中国的家乡父老实际上是特指乡间各个宗族的族长的，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是很强的宗法社会，宗族中有自己的家法，中国的政府和皇帝也是承认这些私法的效力的，同时中国能够统治这样大的帝国，本身也要利用宗法和家族进行基层管理，一个县的官员也就是县令、县承和教官，以及他们雇佣的一班师爷、衙役，而师爷衙役是吏不是官，总的管理人员是很少的，而由于有宗法存在，古代法律中的罪责株连也就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各个宗族均要严格管理控制自己的子弟。
　　而作为族长，就需要有带领大家的能力，在历史上这些族长们形成了中国的缙绅阶层，他们与中国的上层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这些人中很大比例就是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当朝官员的亲属，他们在做官时见过大世面，同时他们也培养和资助族人子弟成为未来的官员，包括读书，也是组织子弟一起学习，经常是家族的祠堂平时就是家族子弟的学习场所。对于贫寒读不起书又非常出色的孩子，他们还提供金钱上的帮助，相当于家族奖学金了，当年的岳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才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过去的告老还乡制度，造成了从乡间到城市再到中央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和物资的循环，乡间的士子科举做官，到老了还要归于乡里，他告老还乡的同时，他的见过世面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来了，他在外面做官积攒的财富也带回来了，而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循环，乡间的能人和物资只有向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没有返回乡间的过程，从而造成我们的乡间越来越贫困化，这样的贫困不仅仅是财富，更关键的是人才，美国的农场主是富裕的和有才干的，这样的社会不均，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这些缙绅在中国的乡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保证了乡间的稳定，也是最基本的基层组织，他的职能、作用等等远远比现在的村委会公平、合理，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乡间是非常稳定的，这样朝廷的官吏人数就大大地减少，每个县的朝廷命官没有几个，费用降低到了最小。
　　中国缙绅得历史，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士族的历史，在宋以前，中国的士族是很强的，比如唐朝的大姓崔、卢等等，这些士族成为社会的贵族，与皇家世袭贵族不同的是他们要推举自己的能干的代表人参与社会活动，士族之间也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以前的推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这样情况的体现，当年的袁绍、曹操等人也是出身于这样的士族。

在社会上士族成为了皇权的一种有效的制约，隋末的大乱就与士族的造反有关，而东晋和南宋能够偏安，也是离不开江南士族的支持，但是历史到元朝，蒙古灭南宋最困难也与士族的抵抗有关，所以蒙古大力打击这些士族，朱元璋登基后极度的加强皇权，甚至把这些士族杀光，差一点的也登记造册，增派徭役，最后破家，朱元璋打击士族的结果，就是明末天下大乱时没有士族来勤王，而满清过江也没有士族来组织有效的民间抵抗，满清占领天下后，也是大力打击汉族士族的势力，同时发展满蒙贵族为新士族，但是这与汉族有民族矛盾，这样的民族矛盾不但成为不了社会的稳定器，还给社会带来了新矛盾。
　　到了民国后，由于不断的人才、财物从乡间流入城市，士绅已经离开了乡村，中国的乡间变得彻底的贫困化了，同时到了城市的缙绅们成为了新政权的掠夺对象，现在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了，而当权者多为兵痞流氓出身，根本没有为一个国家的责任感也没有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很类似，只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领先世界，否则中华民族就会和其他的文明古国一样，只留存于记忆中了。
　　有这样的缙绅阶层的存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这些缙绅在他们所在的乡土有超越物质的利益所在，他们才最热爱他们的乡土和国家，而他们不存在了，造成现在的中国人是哪里挣钱去哪里，当然国外比国内好，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均以能够定居国外为荣，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家属子女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造成这样社会的原因是应当反思的，一个高端人群都在想着到外国生活的国家和民族，谈什么爱国和凝聚力都是空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贵族的存在，就没有维护这个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高端人群和贵族世家也是很厉害的，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人在国外可能事业很成功，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上流社会，中国人的上流社会应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上流社会就是中国的缙绅阶层，现在中国需要的也是要有这样的阶层。

二十五、 古时的大赦的社会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经常会有大赦天下的国家行为，在改朝换代、新皇登基和重大灾害后，皇帝一般会颁布大赦的诏书，而现在中国的法律当中只有特赦没有大赦了，在大赦的情况下，各种犯罪行为都不追究了，那么多的罪犯不受法律制裁，对于守法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啊！那么古代为什么要大赦呢？
　　中国人的司法观念里带有非常强烈的复仇思想背景，所谓的杀人偿命，重在偿字上，也就是赔偿的意思，这样的背景就是惩治罪犯的目的便成了受害人向加害人进行复仇的手段，因此在中国废除死刑，民众是比较难于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背景，使中国的有些犯罪的处罚非常的过分，已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当年对于强奸以死刑为主，其结果就是强奸犯在犯罪后就把受害人杀害，因为没有受害人的指控，想抓住罪犯是非常困难的，而抓住的结果强奸与杀人差别不大，所以用重典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用的。
　　但是我们如果把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便成了复仇的手段，本身司法的正义性就有折扣了，同时忽略了法律最根本的社会意义，法律惩治犯罪，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大赦与社会稳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什么联系呢？放纵了那么多的罪犯不追究，怎么还能够符合社会稳定的要求和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从犯罪的微观情况分析起，罪犯也是希望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就很难金盆洗手了，他就会一直的犯罪下去，即使罪犯不再犯罪，但是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也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会有大量的人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走向犯罪，我们的坦白从宽，在实际执行起来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坦白了，怎么从宽呢？最后的结果经常是坦白反而从严，罪犯是不敢坦白自首的。所以对于罪犯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动荡时期，如果不能有效的进行大赦，社会就一定要继续动荡下去。
　　比如在大灾荒的时期，饥民抢劫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没有大赦，这些饥民就会彻底的成为盗匪和反政府的武装，会把他们逼反，中国历史上的流寇很多就是这样造反的；再如在改朝换代中，失败者的残余力量得不到赦免，那么他们就会抵抗到底，还会联合起来，造成死灰复燃，历史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中的王允，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也是这样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最后在外族侵略中，有气节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量的为了个人的苟且而为侵略者做事的人，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他们反而会更加投靠侵略者，或者他们自己成为了新的造反者。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成功大赦的例子，二战后法国赦免了希特勒占领法国时期的伪政府的全部人员，法国战后的社会就特别平稳，凡是想要清算侵略者伪政府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内战，并且这些汉奸们还投向了政府的反对者，并且有反对者取得了胜利的情况，想清算汉奸的罪行，结果却是汉奸们帮助反对者得到政权，反而转为正统的主人了。
　　大家都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在众人普遍违法的社会环境中，不进行大赦，那么你的打击面就过于重大，你根本无法推行法制，中国当前热衷追诉很多民营企业起家的原罪，结果就是大量的民营资本的外流，民营资本发家后就到国外躲避，挣了钱就想方设法的存到外国，中国的财富就这样流失了，但赦免他们既使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有害，也是中国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是内部问题，财富在国内，而且他们在国外也不受中国的追诉，在这里就是需要大赦的，只有大赦后，既是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有害，也是中国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是内部问题，法制才能建设起来，大赦后对于再犯法的，就不是法不责众了，而是孤立的出头鸟了，因此在企业普遍经济违法的情况，不大赦是建立不了法制的。在这一点香港70年代的做法很值得借鉴，香港对于所有官员的贪污进行了赦免，然后建立了廉政公署，香港从此由贪污横行的殖民地进入经济的腾飞和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赦免，所有贪官们同流合污，你建立法制他们集体反对，不搞一场革命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但是就中国人的心理，让这些贪污犯以前的行为都不受追诉，是太难以接受了，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宽容的思想。
　　所以大赦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中国的古语十恶不赦，就是指谋反、杀父、杀夫等十种特别的恶行不在大赦的赦免之列，在大赦的背景下，十恶的帮凶得到赦免，帮凶没有了，十恶才更加容易追诉，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历史上大赦的社会意义，在近代的血雨腥风中，人与人的斗争空前激烈，中国的法律没有赦免，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宽宥，秋后算账成为惯例，导致各种斗争没有妥协只有你死我活，造成了多少的社会动荡，是需要大家反思的。
　　中国的近代历史，为了某些利益团体的争权夺利，以各种手段把社会矛盾激发到极点，利用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进行渔利，而中国的社会也处于一个基层权力真空的时期，在皇朝年代，朝廷的命官是只到县的，县以下是依靠宗族宗法来维持的，而近代的社会变革，宗法社会被摧毁，再灌输各种的斗争和复仇情绪，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一个社会的繁荣，是依靠的宽容而不是制裁，中国能够融合世界最多的民族，也就是这宽容的胸怀，而大赦在更高的层面上是一种宽容的社会态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