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很多搞文学史研究的学者都对夏志清态度暧昧，呵，既不否认他的可拓之功绩，但也不会做过于神圣化的评价，就如宋诗对唐诗，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吧。
   
     从我的个人体会上讲，这本书给了我一种西方文学史视野，《三十年》做的很专但不博，已经偏离了三十年代清华学者所提出的“中西兼长”的治学原则（好像
高教版的在谈到某个作家的时候会一笔带过讲其与外国作家相比较）。《三十年》的历史观比较鲜明，受的是王瑶的所偏向的政治意识形态描述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它
仍可称作集大成之作，听老师说《三十年》里面已经化了很多夏志清的观点，不知大家可有体会，别说《三十年》，就是凌宇搞沈从文研究搞了那么多年，仍然绕不开
夏志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志清究竟何德何能，夏志清以下的李欧梵、王德威等人也对其推崇备至，这两人的学术成就本身就已经让国内很多学者高山仰止。

     看过几遍复旦版删节本的，今天终于买到香港版的了，今后会陆续贴出我的一些心得，也希望看过这本小说的朋友也能发表一些你的体悟上来。

[ 本帖最后由 xiyezhe 于 2009-2-19 11:50 编辑 ]

很好的提议啊，我记得以前也有人在论坛发过夏这本书的讨论贴，我过几天找找，看能不能翻出来。

期待楼主不断更新，我现当代一塌糊涂，就不插话了。

·片段一
    王德威认为，夏志清深受李维斯的理论及新批评的影响，他曾师从布鲁克斯门下，他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和美学精髓，他认为中国作家不像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康拉德等人一样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关怀中国的问题，无情的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感时忧国），他遗憾鲁迅的温情主义及对“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默许，夏一再强调作家唯有把握艺术尺度，才能透悉人生百态，他强调文学形式内蕴道德意蕴，其写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开山之功，其站在现代派的角度的批评，影响了一代学人。
   这一段论述，可作为我们了解夏志清的突破口。

   ·片段二
   我认为一个批评家的成就不仅在于其著作更在于其学术渊源，在于其人格魅力，文如其人，今天看来仍不为过，有人认为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臣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但钱锺书先生认为，“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这一论断是相当精辟的，夏志清先生与其兄夏至安都是热衷肠之人，快人快语。夏志清就是一个道德素养非常令人敬佩的学人，他一生治学，从不疲倦，提拔后学更是尽心尽力。联想他对吴組湘的认同，更让我坚信他真是文如其文。

   ·片段三
   张爱玲一方面鹤立鸡群，另一方面由于拙于交际，为世俗所不容，第一次文代会后的出走也是必然。在人生境遇上，夏、张等人的心理感受都是一样的，但这不能构成夏之所以如此推崇张的理由。夏认为，张对人性弱点的细腻描摹及“苍凉”的历史和美学观是独特的，以及她对人生无常的生存情境的感喟，区别于主流作家的史诗野，这些都是夏称道张的理由。有人评价张爱玲，着重强调其鸳鸯蝴蝶式的趣味，张的确说过一生最爱海上花列传，的确她深受此作的影响，并曾经将《海上花列传》中的吴方言用精准的红楼梦式语言翻译出来，并且张很多部小说中的故事结构深受《海上花列传》的影响（张的小说有一个套式：红楼梦式的语言以及海上花列传式的故事结构），但这只是表象，我们不能用表象来对其艺术成就进行定论，夏志清还说了，“她能和简•奥斯丁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山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书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 本帖最后由 xiyezhe 于 2009-2-21 12:44 编辑 ]

四废太过谦虚了吧。
你考文献学，真让我钦佩。

等考上研究生，我一定好好看看你的那些书目

呵呵，所谓术业有专攻。尽管我还是个初学者，不过从复习角度来说，这句话应该也能成立了。
我对于文学的兴趣其实很有限，大学里没好好读几部作品，所以作品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短处。尤其是现当代，就连课程都听得很少，不少基本的常识都没掌握。惭愧了，呵呵～！

袭夜兄若想专攻现当代的话，文献学的东西其实也离得挺远的了，不看也罢，腾出精力多看本方向上的东西，可能更好。

顺便问下，你是长沙的？

从你那些书目看来，你对这一学科已经非常用心了，其实南大的古代文学非常看中文献学，从胡小石先生，程千帆先生到如今的张伯伟、巩本栋等教授，都非常重视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工作，很多同学都非常不解，认为这是非常守旧，非常保守的一种做法，所以南大中文系很多同学非常愿意去考复旦，他们认为复旦相对于南大的治学传统来说，是动态的，过去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在听巩本栋的明清文学时我会觉得枯燥无比，他会花大量时间来讲版本，讲本事，讲藏书，讲治学传统，而我们所想听的艺术分析，却常常居于次位，这在当时是非常不理解的。余时英曾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应回到先人的治学方法上去。

   我考的是古代文学，但今后可能会往现当代文学方向发展，我非常崇敬你们学校的谭桂林与凌宇两位教授。

   我是耒阳人，但住在长沙：）你是长沙人吧，今年还在学校吗？

[ 本帖最后由 xiyezhe 于 2009-2-23 11:37 编辑 ]

说到文献的话，我复习时虽然用了不少专著，但也用了不少概论性质的书。后者对于接触、了解某门学问的确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并不能提高自身的水平。
文献学讲究功力和识断，前者需要靠长年累月的接触文献本身才能提高，而后者就更难了，不光要靠功力支撑，还得要求一定的天赋和长期的对某一问题的思索。说到这两点，无论哪头，我都欠缺得很远。

南大的传统，我是有所耳闻的，程先生所编的纪念季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我大二时认真读过。这本书对我最终选定古典文献学这个方向有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其实，研究问题，注重文献也好，注重理论也好，本身并没有错。但凡大家必然是两条腿走路，只是结合到个人的具体特点而有所侧重罢了。后学才识有限，但择其一端发展，而流弊生焉。

现当代、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等，我不是很了解，不能多说。不过民国以来，传统学问日益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季刚先生曾以蜂腰自况，颇有横渠先生所言“为往圣继绝学”之气度。国朝以降，传统学术的整体水平又不如民国远甚。至今日，吾小子穷毕生精力，岂敢及季刚先生万一？功力远不足，哪敢奢求识断？惟奢求把前人的东西尽量学扎实了，做些整理工作，为后人多保存一些传统文化，至于发展国学的重任，但愿将来有人能承担起来。宾四先生之“守先待后”，无乃是之谓乎？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古典文献学的一些小想法。

[ 本帖最后由 四废书房主人 于 2009-5-14 20:52 编辑 ]

我在长沙，现在一般住家里。
凌、谭二位的课，我都没听过，专著也没看过，呵呵。现当代，一般都逃掉了。
我倒是很崇敬余先生，不论是学术、为人还是政治。

夏志清“反共”倾向十分明显，凡是和共产党关系不大的作家，他都是赞誉有加呢

夏志清整天讽刺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家，他自己不也一样。
一整本书都是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另外，他对鲁迅的评价使我相当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