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

第四节 元朝的社会矛盾及其灭亡

一、治国方针存在的问题

1 、汉法推行的停滞：

忽必烈曾推崇汉法，并建立了元朝，但是，推行汉法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因为，蒙古贵族在新王朝的统治地位是依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如果彻底推行汉法，势必取消这一类民族特权，这当然是蒙古贵族所反对的。因此，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上仿照中原王朝以往的作法建立了一套典章制度以后，迅速向保守的方面转化。他们对推行汉法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拒绝改变一些蒙古族原有的落后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热衷于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刮财富，使元初刚刚缓和的社会矛盾很快便激化起来。

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初，已将王朝的创建原则定为“祖述”（继承蒙古旧制）和“变通”（进行汉化改革）。他曾大力引用汉族上层人士参预政权。但是 1262 年（中统三年）爆发的李璮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情绪，因此，另一支政治势力——色目人官僚集团乘机崛起。汉人在政权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一般由蒙古人为长，其下参用汉人和色目人。有影响的汉人纷纷被从要职上排挤出来。随着政权的渐次稳定，有关汉化的重大举措屡议屡置，悬而不决。如科举。如修订法典迟缓等。

2 、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

由于推行汉法的停滞，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被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有：

①投下制度。

②斡脱制度。

③赐赉制度。

④怯薛制度。

⑤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对地方政治、对司法体制均有破坏作用。

3 、频繁的对外战争：

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完成灭宋，统一中国的事业后，并未偃兵息武，而是继续对外扩张，先后对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动了战争。如至元十一年攻打日本遭遇台风而大败回，后，又在至元十八年特设征东行省（日本行省），负责其事，兵分两路 14 万人， 4400 艘战船，也是因日本防守严密、再次遭遇台风而大败，得还将士仅 1/5 。

向南，则有两次对安南（今越南北部）发动战争。也以失败告终。又将征伐矛头指向爪哇。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等。

频繁的战争，超出了尚未完全复苏的社会的承受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元朝中后期的统治危机：

大一统的完成，是元朝国运的顶峰。与此同时，中衰的因素已逐渐孕育起来。前代大一统王朝在统一后，往往都统历一个上升阶段，鼎盛时期持续较长，被史家称为“盛世”。但在元朝，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盛世”并未出现。大一统带来的各种促进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元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汉法推行的迟滞和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使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长期难以弥合。统治者的苛剥敛财和对外战争等都促使统治危机在元朝过早地出现了。（其表现就是至元年间江南就爆发了一系列大小规模的反元起义）。

1 、政治危机：

①元朝的政治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

②其次，大臣专权局面的存在。

③其三，皇帝的怠政和权臣当政，其恶果便是政风极度腐败。

2 、社会结构、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A 、民族等级制度

B ：南北方土地关系的差异

C ：生产关系的倒退

3 、财政危机：

与其他王朝类似，元朝在中后期，也长时间为财政问题所困扰，财政开支巨大，入不敷出。而同其他王朝相比，元朝的财政支出制度尤为混乱，缺乏章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财政开支的主要名目也多少带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①皇室费用的支出相当巨大。

②元朝财政支出的另一大项是赏赐。

③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军费、官俸、赈济等。

三、元朝的覆亡

1 、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

从成宗即位到顺帝在位时期，元朝的统治大体上一直维持着稳定。但在稳定的表象之下，社会又始终孕育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各地的武装反元起事绵延不断，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先后在江西赣州、广西、江南、西南、河北沧州、江西宁都州等等地方都有较大规模的起义反抗。

顺帝在位初期，权相伯颜把持朝政，此后，地方政局不稳的状况日益严重。起义更多。虽有脱脱为相时略加整顿，但已无法挽回颓势。

在此期间，自然灾害也更加严重。黄河决口使河黄河中下游南北广大地区均受其害，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使元朝财政收入大减（殃及运河漕运及治海盐的生产）。为了挽回财政收入，元廷采用大臣建议，发民工 15 万、戍卒 2 万开始整治黄河，工程持续数月，从至正十一年（ 1351 ）四月至十一月完工，河归故道。

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把民不聊生的穷苦百姓集中在工地上，又为反抗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这次治河工程遂与至正十年的变更钞法之举共同成为元末大起义的导火线。

2 、白莲教与反元大起义的爆发

3 、元末的中枢政局

在各地反元浪潮的冲击下，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江淮的动荡局势阻断了南方赋入的征收和北运，中央政府财政已无法支撑，大都一带的粮食供应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加上饥荒和疫病流行，百姓大批死亡。

同时，最高统治者元顺宗却长期怠政，沉溺于游宴淫乐。皇帝不作为引发了皇后与太子及其他拿权大臣之间的权力倾轧。顺帝在位后期，宫廷斗争又与军阀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元末大动乱中，以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义兵”为核心，在北方形成了几支新的军阀集团。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残杀，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此时，新崛起的红巾军别支朱元璋已统一南方，对内江不断的元廷发起了最后致命的一击。

4 、元明嬗代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

一、哲学

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朱理学，在金元之际北传。金朝儒士最早是通过南宋使臣的出现得见南宋理学著作的。大约在 1219 、 1220 至 1232 年间，张九年的《道学发源》在金境公开刊布。蒙古窝阔台时，蒙古军伐宋， 1235 年灭金之次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其僚属姚枢随军攻南宋，受命在俘虏中搜求儒、道、释、医、卜及酒工、乐人等百工技艺之人，“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其中，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分贡进士儒士赵复被俘虏到北方，蒙古大臣杨淮中遂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延请赵复在其中任教。赵复本是理学信徒，人称江汉先生，他在大都的讲学、著述等活动，第一次使北方学术界比较完整地接触到了程朱理学的基本内容。此后，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其中许衡、刘因号称元朝前期北方两大儒。因此，赵复，被称为北方理学的开山祖。

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布，是和忽必烈的兴学方针与许衡的学校制度分不开的。忽必烈一即帝位，便在中统三年（ 1262 年）创设诸路提举学校官， 1271 年以后在京城及各地办学。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祭酒，编写了多种浅近的理学著作用于教学，大大扩展了理学的影响，被后人尊奉为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但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对程朱理学加以简化、通俗化、普及化，缺乏创新与深度。刘因在其所阐述的理论重点上与许衡略有不同，但其学术造诣也不很高。

元灭南宋以后，理学著述大批流入北方，对旧学风冲击很大。在此前后，元朝的学校制度逐渐定型，“一分一社皆有学”。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元朝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时制定的，教读之法完全取自朱熹。元朝地方学校继续兴盛，至元二十八年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和各县学内普遍设立小学，后又推广至全国。“由京师达于郡邑，海隅缴塞，四方万里之外，无不立学。”（黄 溍 《金华集》卷 9 ，《重修绍兴路儒学记》）私人所办书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元朝政府对地方学校（包括书院）的控制和管理相当严格，其学制基本模仿国学规制。书院山长由政府任命，遂使书院官学化，成为州县学之补充。于是，程朱理学首先在教育界获得支配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统一教科书，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理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直接导致它在后来开设的科举考试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元儒对经书的进一步注释，对明初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理学，虽在学术上没有明显创新。但也有其时代特点，其较有特色的地方是：调和朱、陆的倾向或称“朱陆和会”。南宋末年，程朱之学大行于世，但同时陆九渊的心学派影响也未减弱，陆九渊创所谓“心学”，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标榜“存本心”，这样，则此心自灵，先天而无所不及的理也便自明，从皆可循此而致圣贤，以此六经皆我注脚。其易简工夫，批朱学为支离事业。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问题。其中朱熹后学吸纳了不少陆九渊心学的观点。

如朱熹强调读书穷理，由博返约，常人为之难以统御，往往失之支离。其后学遂有援引陆九渊“发明本心”之说以救其弊者，这在元朝中后期的南方学术界颇为常见。南宋后期，陆九渊的弟子章节夫，兼取朱陆之异同，由朱入陆者首推汤巾（晦静）及其子汤汉（东涧）。最著名的当属吴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吴澄在师承上与朱熹有传承关系，毕生钻研诸经，著述繁富，其学术成就在元代理学家中当居首位。但同时他对陆九渊也十分敬仰，推崇他发明本心，“反之于身，……不待外求”的修养理论，希望吸取陆学合理因素，在传授朱学过程中用作方法论的补充。

另一方面，陆学传人兼采朱学者也不乏其例，意在吸取朱学缜密、笃实之功，以补陆学空疏弊病，如史蒙卿、郑玉等，另有程端礼著《读书分年日程》，以博学穷理为原则指导后学读书，循序渐进，本末有序等等。

元朝（南方）理学界调和朱陆，折衷理、心，可以看作从宋末理学到明朝心学此消彼长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元朝的理学在宋、明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二、宗教

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其统治者阶层本身又有较浓厚的宗教信仰基础，所以，其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兼容并蓄。

蒙古人最初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统治者接触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他们认为，这些宗教都能凭借各自的不同途径，与“长生天”对话，为大汗“告天祝寿”。由于这种观念，也出于统治更多不同民族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入元以后，蒙古皇帝最终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但同时对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不排斥，允许其合法存在和传播。

1 、佛教：

（ 1 ）喇嘛教（喇嘛者，同梵语之“都多罗”，乃上者之义，用以称“长老”之语）

（ 2 ）禅宗：唐宋以来，内地佛教宗派很多，大的主要有禅、教、律。“祥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

入元以后，禅宗在民间广为流行。（北方流行曹洞宗、南方流行临济宗）。

（ 3 ）白云宗

（ 4 ）糠禅（头陀教）

二、道教：

1 、全真教：（丘处机学于王重阳）

全真教创始人是金初咸阳人王喆，又名中孚，字知明，“任气而好侠”，应文、武科举均未成，于是概然入道，以佯狂垢圩之行，惊世骇俗，人称王害风，自号重阳子。有七六弟子（丘处机为其中之一）号为七真。田其庵名全真，故其徒皆号全真道士。其教很风行，徒众遍及河北。（创于金主完颜亮时）。他们自造的师承关系为：老子――（汉）钟离权――唐进士吕岩――（南宋）辽进士刘操――宋之张伯端――石泰――薛光道――陈抩――田玉蟾――彭相――（北宋）岩――金之王喆――七弟子。

全真道所长通过苦行与忍耐，摈去一切物欲忿争，就可以返其真元。即“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静无为而已”。以苦行来折欲是全真所标榜的修持要义。

（金初战乱与民族压迫下，北方汉族人民消极逃避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北宋末道流批判的产物）。

2 、正一教（张宗演传其祖道陵之学）

3 、直士教（郦希诚学于刘德仁）

4 、太一教（萧道辅学道于萧抱珍）

第十四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叙说

一、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1368-1644 ； 1644-1840 ）共 472 年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迹。而中国在世界范围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就综合国力而言，处于鼎盛时期的明前期、清前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人口数量和疆域辽阔稳固等方面均较历代皇朝明显提高，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仍属头等强国，至少明前期在世界范围仍保持领先地位。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方显露资本主义曙光也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曾程度不同地在东西方同时显现。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明末农民战争高潮与清兵入关前夜，从此明显进入两种不同轨道。清皇朝封建专制极权体制更趋强固，自然经济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对外更加闭关自守，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仍属于黎明前的呐喊，本质上未能超出对封建制度的“补天”范畴，在科学文化方面也失去了晚明蓬勃向上的活力。而西方则实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特权，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并通过产业革命向工业文明转轨。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何以会发生这种分途，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应该说，明清鼎革的动荡与清初的逆转确曾使资本主义萌芽遭受严重摧残，但中国近代化因素未能顺利发育成长有着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明清时期在专制集权统治和儒家纲常礼教的维护下，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乡土宗族血缘网络再度胶合强化形成的混凝土结构，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更新、变革。中国高度成熟的封建制度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又是传统封建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人口压力过大、密集型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产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过程。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盛极而衰是在世界范围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封建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封建社会并未走到天然尽头。但这时封建制度下取得的繁荣，已经远远不能和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的巨大飞跃相比。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明清之际殖民势力的东来和“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高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先进文明相遇。即使是封建制的强盛也已抵挡不住新兴资本主义的挑战，降至周期性盛衰低谷的清中期，这种强弱对比的反差更为鲜明。在这次东西文明碰撞较量中，清皇朝无可挽回地败退衰落。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打乱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人民将面临更加艰巨悲壮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缓慢踏上更为曲折复杂的独特的近代化道路。

二、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历史发展大势

公元 1368 年至 1840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按其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明前期： 14 世纪 60 年代至 15 世纪 30 年代，即明太祖洪武初年至明宣宗宣德末年。是明代政治形成、确立并稳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君主极权政治最终形成。长期征战使阶级矛盾尖锐。通过洪武、永乐两朝废除丞相、创内阁、设厂卫、加强对基层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控制、迁都北京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大大提高皇权，奠定了有明一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明初统治者在元末农民战争猛烈扫荡旧生产关系落后环节的基础上，实施了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使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发展。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成为中国历史又一鼎盛皇朝。郑和下西洋开辟亚非海上通道的壮举，表明了明朝对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2 、明中后期： 15 世纪 40 年代至 17 世纪 20 年代，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至明神宗万历末年。总的形势是，大明帝国繁荣强大的时代已告结束。政治上官方势力抬头；法制日益松驰，官员更加腐化。财富争夺日益激烈化。①皇权的绝对权威被削弱。皇权的集中与巩固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要有法律制度作保证；皇帝本人具有治国治民的素质和本领；皇帝能勤政。制度由人执行，所以关键是后两条。而恰是后两条在明中期后有问题。②权力之争与财富之争并行。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封建贵族地主疯狂兼并地土地，“皇庄”遍畿内；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大量扩张，遍布各地，都是权力的变生物。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不断激起暴动抗争。小农经济遭受破坏，也使政府财政陷于困境。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败坏，导致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加上北方鞑靼、瓦刺崛兴，屡屡破关南下劫掠，东南沿海倭寇不断登陆骚扰，明皇朝内外交困，国力渐衰。后半期，（嘉靖到万历）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使明中朝的社会危机得以缓解，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江南等地工商业市镇勃兴，局部先进地区的个别手工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改革使社会秩序由动荡转为安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内阁权重至极。世宗时，夏言、严嵩选用事，赫然为真宰相。万历时张居正。尽管明后期政治腐败加剧，皇朝愈趋衰落，江南市镇经济仍保持相当的活力，市民工商阶层随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礼教的思潮，通俗文学繁盛，科学巨匠迭出，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呈现出逐渐求变、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社会转型的特征：①专制极权——挑战君权至尊的思想存在。②新旧生产方式并存；③官僚地主操纵国计民生，但反抗呼声高；④闭关自守——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日益深入等。

3 、明末清初： 17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即明熹宗天启年间至清圣祖康熙初年。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皇朝统治，是明末社会危机加剧的必然结局。明末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的周期性危机，明末农民战争依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镇市民力量还很微弱，这次起义尚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制度的轨道。清兵入关击溃大顺和南明政权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以及清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在生产关系上的倒退逆转，使长年内战中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扼杀、中断了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趋向。清初进步思想家继续对暴君制统治展开猛烈批判，但却提不出建设新社会的切实可行方案。

4 、清前期： 17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40 年代，即康熙初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清初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加快了野蛮征服者被先进文明征服的进程。明末土地与劳动力分离的根本性危机早已被农民战争扫平，从而为清前期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调整创造了良好条件。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很快便达到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峰，资本主义萌芽也相应有较大增长。在此基础上，清前期有效抵御了沙俄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壮大。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统治，使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因素难以发育。晚明以降，传教士来华带来的“西学东渐”，一度传入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雍正年间耶酥会士被逐出国门，中断了这一进程。但闭关锁国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乾隆末年承平日久后必然要出现的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等封建社会周期性痼疾再次复发，道光中期处于衰败阶段的清帝国终于无力抵挡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劫掠，未能避免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厄运。

社会特征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阶段。明中后期以至清前期，在唐宋封建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和突破（例如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并在此基础上明显出现了工业文明萌动的迹象和近代化的趋向。所谓近代化是指产业革命的孕育阶段，即从农耕文明中分离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发育成长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鲜明趋向。明中后期以降，局部地区在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背景下，城镇经济发达、市民工商阶层壮大、手工工场作坊中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合发生了近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通俗文学繁荣，意识形态相对活跃，兴起一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诸种内在关联因素的同时涌现并非偶然，它标示着烂熟的封建农耕文明母体并非万古不变，新因素的萌芽已经在为产业革命的启动准备条件，即使清初的逆转和满族统治的某些特点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也未能完全扭转这种萌芽发展的趋向。为此我们可把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视为中国封建社会高度成熟的后期阶段和走向近代的端倪。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是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特别是清前期在抵御沙俄和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背景下奠立了今天疆域的基础，更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清前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边远地区设置行政和军事机构实施有效管辖，以及边疆和内地经济愈益联为一体，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这一切都表明明清前期的大一统，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历史的所未曾达到的。清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后盾，有其历史依据，反过来又保证和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专制集权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恢复发展封建经济方面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在镇压人民、钳制思想、影响科学技术发展、遏制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阻碍社会变革以及闭关锁国等方面带来严重恶果。

、基本史料

明清时期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十分丰富。考察这段历史依据的文献资料，除官修正史、方志外，还包括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碑刻资料以及野史笔记、私人著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明史》、《明通鉴》、《国榷》、《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东华录》、《清实录》，侧重典章制度方面的有《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续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 900 多万件官方原始的历史文件，经整理公布的有《明清史料》、《史料丛刊初编》和不定期刊行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此外还有《清代文字狱档》、《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专题档案资料集。碑刻遗存经汇集整理出版的则有《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选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多种碑刻资料集。《全国地方志综合目录》所录 8000 多种地方志，绝大多数为清代所修，对地域性考察具有特殊价值。明清时期私人著史蔚成风气，明人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搜集了明初至嘉靖年间的私人历史著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清代笔记丛刊》汇集此类资料较为完备。明清时期大量诗文著述文集也包含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第二节 明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明初的开国制度

1 、政权机构的改革

①废中书省、丞相制和设立内阁

②改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监察机构

④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⑤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2、创立卫所加强军事统治

3 、编定《大明律》

4 、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5 、加强对民间基层的控制管理

6 、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重肃吏治）

7、镇压反对势力树立皇帝权威（屠杀功臣）

①胡蓝之狱

②限制和打击豪强大族

③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二、从“靖难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难之役

2、永乐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

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初的经济十分凋敝，犹以中原为最。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明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继续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② 鼓励垦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还以强制命令督促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④大力兴修水利。

⑤明初重视地方仓储建设，规定地方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所“预备仓”，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 赋役制度

3　社会生产力即（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就。

①史称：“洪（武）、永乐、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元明这际战乱造成的户口减少等问题逐步解决：首先户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余户增至26年的1600万余户；口由洪武14年的5980余万增至洪武26年的6千余万。永乐元年（1403），口数更达6660万。

其次，垦田数字增长更为显著。洪武时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见教材）洪武七年（ 1374年）92万余顷；十二年增加27万余顷。（洪武元年到13年，新增180万余顷。）二十四年时，全国官民田数为387.4万余顷，其中一大半是明朝建立以来新开辟的耕地。

其三，由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明廷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 14年，全国征粮2610余万石；26时增至3279万石。12年间增加600多万石。屯田收入由洪武后期的500万石到永乐时已达2345万石。一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经济价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广棉花种植的成就最为突出。布帛、丝绢、棉花绒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所收折色钱也由洪武时的400余万锭增至永乐后期的1500万锭。

②手工业也大为发展。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造船、制瓷、织染、军器、制盐等行业，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人身依附关系比元朝缓和，南京城北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此外，潮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明州、山东临清、登州、河北直沽、辽宁金州、海州等地，造船业都很发达。北京的宝源局（铸钱）、军器局、铸钟厂、苏州的织染局、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见书 P252-253）的御制瓷厂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矿冶、制瓷、织染等。突出的是棉纺织业。初由官办设13处铁冶所。洪武28年，改为民营税1/15。官矿衰、民旷兴。产量在以永乐到宣德升7倍。

③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明初整顿驿站，设立递运所、急递铺等官方交通设施，永乐时疏通运河，均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除南、北两京处，江南的苏州、杭州，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都成为比较著名的城市。宣德时，全国 33个城市增收商税，府、州县皆有税课司、局，反映出商业逐渐繁荣的情况。

四　明朝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1 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英宗正危机，流民已遍布全国，多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困扰政府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一 明中期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宦官专权：

2　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

3　边防残破

4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5　农民起义　

二、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只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不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遂以首辅的身份“任法独断，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1、整顿吏治 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边防新政）整饬边疆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隆庆四年（ 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在张居正执政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3、兴修水利：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但是，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隆庆万历之际，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曾经恢复过海运，但以失败告终。海运失败，运河又成为必治之道。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张居正采纳了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响。

4、清丈土地：嘉靖、隆庆时期，边疆军费消耗巨大，皇室贵族又奢侈浪费，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张居正当政后，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尽量压缩政府开支。对皇室的奢费，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5、经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祜竭，所谓“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主要目的是复旧额。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三、明后期的社会危机

1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2 东林党议

第四节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

1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南方地区，人口繁衍，土地开发，商品市场更加繁荣。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农耕工具增至 122种，渐臻完备。明末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反映了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进步，成为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突出标志。在此基础上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福建（闽江三角洲）、浙江（长江）等地水稻早晚间作，一年两熟，广东（珠江）甚至出现三季稻，“连岁三四收”。水稻品种繁多，占城稻等优质稻得到推广。江南水稻一般亩产二三石，有的高达五、六石，甚至个别地方岁收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产量相当可观。北方、北直隶地区也开垦了更多的水稻田；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等地区，麦、豆、玉米或谷子或黍或稷的二年三熟制已成为一种基本耕作制度。明代轮作夏种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清前期在江南一带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产量继续提高，湖广的黄梅、荆州以及浙江、福建、四川的某些府县，上田亩产至五六石或七八石。）除稻米外，明清时期北方黍粟类产量也有所提高。特别是玉米、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意义更为重大。蕃薯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开始在闽粤、江浙四省种植，因其耐旱且高产，口味也好，“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逐渐向北移植，至清代已推广到全国，“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原产美洲的玉米（正德以前即传入中国），也于明嘉靖年间经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并逐渐移植内地，并未受太大重视，明后期，主要在西南和东南少数分散的地方种植，并渐渐成为山区人们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明末，它成了长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汉水流域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清代于全国范围普遍种植，“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于减轻人口增长压力、增强抗灾能力起到积极作用；并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粮，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为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条件。

2 粮食生产区扩大：（长江中游、汉江流域）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湖北平原由于长期社会动荡，人口较为稀少，大量土地未被开垦。整个西南山区，广东、湖广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还有未加系统开垦的可耕地。明中叶，北方地区的农民困天灾人祸（如黄河多次泛滥）纷纷从河南、山东、淮河等地迁出，他们中一部分迁到江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山区，一部分则来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也此同时，江财、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劳动者，也开始较大规模地移居到湖广地区，尤其是江西省人，在湖广地区垦种土地者人数最多。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流民，则滞留在汉水流域的荆襄山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垦荒围湖，渐渐定居下来，开广耕地，使湖广地区成了明朝新兴的粮食产量。

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贡漕粮任务繁重，特别是这一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粮食已供不应求，而必须仰仗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于是宋朝的“苏湖塾，天下足”，变成了明中后期的“湖广塾，天下足”。这是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3 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政策的引导，明中后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无论种植面积、品种、产量都有明显提高。除了桑叶、棉花、茶叶、蓝靛、甘蔗、药材、果树外，油料作物花生于明中后期开始引进种植，烟草也于万历年间由吕宋引进闽广，成为明代后期福建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清代康乾时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继续扩展，形成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著称的专业地区。例如晚明开始在福建种植烟草，康熙年间已传至湖南、广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清前期福建所种茶、腊、苎麻、蓝靛一类经济作物占到全部土地 1/3），烟草占地则至6／10～7／10，对传统农业结构有所突破。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相对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

二 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明中后期的手工业，尤其是民间手工业高度发展，无论行业种类、数量、规模、产量，还是工具、生产技术、质量经营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纺织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

1 明代手工业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织业。

2 明代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地位。

3 与此相应，明代官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匠役制度出现互解现象。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1 商品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如江南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业之家”，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而日夕治丝”。各种民间手工业正是在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絍而寡于艺”，于是“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以丝织织锦著称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无一株桑”，原料来自“家种桑而人饲蚕”的阆中。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商品种类众多：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手工业著名产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北方如北直隶河间府“行贾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铁者，斑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南方即如江西广信府属偏僻的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掏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尉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 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其间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铱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而且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如福建产糖区，“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给于浙直小贩”。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3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与商业资本活跃：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唐宋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明初曾实行纸钞，一度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田税、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银折纳，官吏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贵金属已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古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人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据《农政全书》记载，湖州养蚕 20筐！佣金银1两；缫丝，每日佣金银4分。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还出现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货币地租，湖北汉川县就有万历年间农民向地主交纳白银、实物各半的记载。至清前期此类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他们以多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徽商、晋商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闽商、粤商、洞庭商、宁绍商、龙游商、吴越商、关陕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回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这些商帮，在此厉数个世纪中，一直操纵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有的徽商雇佣劳力从事铁冶开采，如处士朱云治“从兄贾闽，盖课铁冶中山，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另有闽商“货潮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贾“贸丝织缯绮，通贩贸易”，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4 商业中心区广泛出现：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的城镇经济空前繁荣。首先老城市商业更加兴盛。有一类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以及诸王封地开封、武昌、潞安等主要因政治、军事因素形成，此刻因工商业兴盛而格外繁华。如北京“天下财货聚于京师”，“四方之人威鳞集焉”。其次，新市镇大量涌现。沿运河的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沧州等，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商业性城市。由于长江上游的开发，长江在东西交通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沿江兴起了芜湖、九江、汉口等城镇，成为商业中心。其中汉口日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江浙地区的新兴市镇星罗期布。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大多是因为拥有特种手工专业以及商业往来频繁而兴盛，成为某种手工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并因此聚集众多牙行、商贾和行会。手工业的比重在城镇经济中明显增加，这是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和传统城市经济最大的不同。如盛泽镇“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嘉善的千家窑镇则“民多业陶，甓植繁兴，贸迁日伙”。仅江南苏、松、杭、嘉、湖 5府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镇市即达30多个。而且这批市镇大多于明中后期以降新建或扩充兴盛。盛泽镇明初仅为50户～60户人家的小村，因丝绸业而发展，成化中至300家～400家，万历后成为烟火万家拥有5万人口的大镇。吴江县弘治前属有3市4镇，嘉靖时上升为7市4镇，万历后发展至10市7镇。湖北汉川县治之北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率成巨镇。四方商贾辐凑，烟火连井，舟楫连津，徙附之民，视昔加众，气象巨丽，顾逾于县”。迅速增加的人口，主要为外来的商贾、手工业者和定居从业的流民。清康乾时期不仅恢复了明后期许多城市的繁华盛况，而且又形成一大批中小城镇。无锡、芜湖、景德镇、郴州、济宁、宣化、厦门等工商业城市颇具规模，远较明代发达。尤其西北各地如库伦、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打箭炉、伊犁、哈密、阿克苏、叶尔羌等商业城镇，纷纷在清前期兴起，或主要在清前期得到重大发展。乾隆年间，松江府嘉定县已从明代的7镇发展至19镇，而上海县则从明代18个市镇增至35个市镇。大批中小商业城镇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兴盛的重要标志，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推动商品经济吏加繁荣兴旺。

5 对外贸易发展：

明中后期，占主要地位的外贸是私人海外贸易。主要通东洋。

四 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演变

1 地主经济的多元化倾向与经营地主的出现

2 农民经济的商品化倾向与佃户、雇农身份的提高

3 租佃经济的发展与地租形态的演变

五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1 明中后期民营手工业部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①含义：资本主义萌芽是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

②条件：正是在局部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背景下，明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丝织、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开始明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③表现：

④局限性及缓慢原因：

局限性：

A 商品经济虽发达，但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地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根基不厚）

B 封建的生产仍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农业上，大部分是封建地主役使佃户的方式，手工业方面，占优势的农民的副业、各类小商品生产、官办工场生产，即居于封建经济范略的各种生产。

C 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单位里，封建残余大量存在。作坊主兼有封建主身份。农业主既用长短雇工又用奴婢。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单位里，封建残余表现有：长年雇佣工人尚未取得法定的自由人身份，介于自由人和奴婢之间。只所以存在这些局限性，最根本的一条是：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摧残。（英国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等）都是利用国家权力，即利用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一种经济力，是摧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可见，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起来，非有国家政权的帮助是不行的。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正是中央集权形成之时，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以战胜与中央集权相对抗的封建领主。所以二者结合，使资本主义实现了迅速发展。而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早已形成它不用争取唤期才产生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对工商业者进行疯狂掠夺。此乃资本主义萌芽不成熟的基本原因。掠夺摧残的表现：重税；低价收购、借用、搭窑、任意派索工商业者；形形色色的禁令；盐、茶。

2 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3 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禁锢与束缚

总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能是在强大封建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地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运动；但它毕竟在漫漫封建长夜里露出了一线曙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4 市民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会风尚的变迁




第五节 明清间的战争与明朝灭亡

一、满族的渊源和清政权的建立

1．满族的渊源

满族形成于明代后期，其族名 1636年才正式出现，但该民族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见于古籍记载的：西周时期的肃慎，两汉、三国时的“挹娄”，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辽宋金元明时的“女真”都是满族的先人。元朝时，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已被视为广义的汉人，而当时东北边远地区的女真部落还大体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到了明朝，由于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各部争战以及对邻近地区和朝鲜交换、掠夺的需要而频繁南迁，明初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明中叶又迁徙分为建州（5部）、长白（3部）、东海（5部）与扈伦（4部过去的海西）四大部分。作为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起初活动于黑龙江北岸，明初是奴儿干都司辖下的主要居民，后几经迁徙定居到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辽宁新宾）一带，至正统七年形成建州三卫。明政府于洪武年间接替了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并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正统年间先后建立建州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作为统一设立的行政区划，明政府对建州女真实行有效管辖。当地官吏的任免升降由朝廷决定，统一调动管理。明政府授其酋长官职官印、敕书，实行间接管辖。对触犯明律的女真人，也统一按明政府法令处置。成化年间建州卫都督董重羊等70多名女真人即曾因反叛罪被充军福建。在经济上，朝廷定期收取土特产贡赋。朝廷除直接派兵至奴儿干轮番戍守外，还委派地方守。建州女真与内地经济上保持着密切联系。万历时的马市几乎成为日市，女真各部入市者有时多至上千人。山东、山西、苏杭等地商人经常云集抚顺马市收购建州运来的人参、貂皮、药材等土特产品；同时内地大批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也源源流入建州，使其对内地经济依赖性加大，相需相靠，成为互相补充、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双方互利，有无相济，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明朝在对东北“羁縻”的同时，又实行“分而治之”与武装镇压的政策，若女真部一部势力坐大，或犯明之边境，必兴师问罪，加以裁抑。如势力强盛的建州三卫 在成化年间即被明朝打得惨败。万历三年，明朝边将李成梁又诱杀了势力壮大的建州右卫的首领王杲，并于万历十一年杀其子。但是，随着万历十九年李成梁罢职，辽东军备废驰，努尔哈赤应运而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和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

2．后金建立：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终年67岁，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六世孙）。祖父觉昌安（叫场）、父塔克世（他失）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为养子，经常随同出入京师，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受汉文化影晌很深，后从征作战有功，先后被明政府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左都督、龙虎将军（万历23年），称赞他“保塞有功”“看边效力”。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之前和朝鲜交往时，自称“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用建州左卫之印，表明自己是明政府建州卫地方官的身份。不过明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政策，与对内地的管理还是有所区别。而且随着中央政权的盛衰和地方势力的起落，关系时紧时松。但就其性质来看，始终是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明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统一女真各部，成为当地人民的强烈愿望。在这种形势下，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即 1583年起兵，历经40年奋斗，终于结束诸部争雄的割据局面，至1625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鸭绿江，女真“诸部始合为一”。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不断建立、完善统治体制。还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创制成满文。（老满文无圆点满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女真各部基本统一、满族新的民族共同体大体形成的基础上，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宣布脱明独立，称“英明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历16年统一建州各部，万历41年，明人才觉察到，努尔哈赤已势大难控。

万历二十八年（ 1601年）努尔哈赤初建旗制时设黄、红、蓝、白四旗。每300女真壮丁编为1牛录（汉语“箭”的意思），首领为牛录额真（汉译为佐领或主子）；5牛录为1甲喇（队），首领为甲喇额真（参领），统领1500人；5甲喇为1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1固山即为1旗，共7500人。各固山以不同旗色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又扩建为八旗，“以初设四旗为正（整字俗作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为八旗”。八旗定制时总计6万人，其后总人数增加，只扩大甲喇数目，牛录和固山的编制数目不变。八旗旗主为和硕贝勒或曰固山贝勒，各置官属，统辖臣民，最高统帅为努尔哈赤。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逐层下达，“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辨理争讼曲直事”。八族制度把分散的女真各部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有利于保持高度战斗力、促进生产发展，推动了初期满族社会的发展，在其崛起之际发挥了重大作用。

努尔哈赤势力的兴起，对明皇朝在辽东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明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后金的发展。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1618年），努尔哈赤遂以“七大恨”，即明杀其祖父；杀害使臣；夺其土地；助叶赫以阻碍其统一等）为名正式誓师攻明，明军节节败退。随着对明作战的胜利，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为了适应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满族社会形态迅速发生更迭变化。本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奴隶制已经得以确立和发展，奴隶制“拖克索”庄园经济已很典型。进入汉族地区之后，与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产生尖锐矛盾，促使努尔哈赤进行政策调整。该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将辽南地区30万日（垧）土地“计口授田”，天命十年（1625年）又颁布《庄田谕》，规定“每庄十三男，七牛，田百日（垧），其中二十日（垧）交纳官粮，八十日（垧）自已食用。”开始向农奴制庄园经济转变。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大举征明，兵败宁远城下，含恨死去。

3．清政权建立：

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是为清太宗，次年改元天聪，皇太极即位伊始，便下令压缩庄园奴仆数目，并把“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实际上成为个体依附农民。这是生产关系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加快封建化进程，和原明辽东封建生产关系大致相同，汉族人民和后金政权的矛盾有所缓和，上层官僚更成为后金的有力支持者！在上层建筑方面也仿明制，于天聪、崇德年间不断设置和健全政权机构，建立起皇帝直接控制的咨询和办事机构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理藩院，合称“八衙门”。皇权不断加强，旗权逐渐削弱，“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崇祯九年（ 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定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已基本奠立。

二、明清间的战争（萨尔浒之战 1619；辽沈1621；广宁之战1622；宁远、宁锦之战（明朝取胜1626年努尔哈赤战死）；入口之战1626；松锦决战1641）：

三、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皇朝的灭亡

1 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明末万历、天启之际，陕西连年灾荒，官府“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已经开始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天启七年（ 1627年），澄城县知县张斗耀坐堂比粮，愤怒的饥民以王二为首拥进公堂杀知县抗粮暴动，正式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陕北地瘠民贫，赋役苛重，起义爆发后，“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加上陕西边兵索饷哗变及大批被裁撤驿卒失去生计，也纷纷铤而走险，“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起义爆发的初期，势头迅猛，往往各地饥民同时揭竿而起，但因组织松散，互相缺乏联系，易为官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崇祯三年（ 1630年），明廷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调集大军追剿陕西农民军，各路义军纷纷转移至山西，得到当地贫民支持和响应，并逐渐趋向于联合，次年共推梁王自用为盟主，号称紫金梁，相继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冬，在明政府军重兵围剿下，起义军接连遭受挫折，于是以伪降为掩护，乘敌不备，1633年趁冬季黄河结冰时，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渑池渡河主力部队进入中原作战。农民军在河南得到重大发展。

荥阳大会（ 1635）：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闯王高迎祥等率农民军主力军东入安徽，攻占颖州，并乘胜一举攻克中都凤阳，打出“古元真龙皇帝”大旗，焚毁皇陵享殿、龙兴寺，挖掘皇帝祖坟，给明朝以沉重打击。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农民军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的两大势力。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罗汝才等部转战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年，明廷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加饷，十面张网，加紧围剿镇压起义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等部于陕甘连遭挫折，陷入困境。

崇祯九年之后，张献忠部拥兵 20余万，攻占襄阳，顺江东下，势达淮、扬，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伤，次年于湖北谷城接受明廷招抚。罗汝才等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多数义军也相继接受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罗等部于谷城、房县再次起义，转战四川，十四年（1641年）二月奇袭襄阳，明襄阳王朱翊铭被活捉斩杀。

与此同时，李自成乘张、罗等部拖住官军主力的机会，于崇祯十三年率部挺进河南。河南地处明王朝腹心地区，一省分封七个藩王，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加上连遭天灾，官府仍旧变本加厉追逼钱粮，阶段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反抗情绪普遍高涨，起义形势最为成熟。李自成入豫之初，兵力不足 1000人，当地饥民争相归附，迅即燃成燎原之势，发展成几十万人的大军。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投身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经多年磨炼，领导集团素质提高，更加成熟、坚强。农民军军纪严明，并提出“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平买平卖”等口号，严厉镇压王公、贪吏、地主豪绅，开仓济贫，保护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小商人利益，切中时弊，深受欢迎。这一口号是针对着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两大弊病而发出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得到土地与减免赋税的普遍要求，因而足以激动人心与号召民众。而此刻，因张献忠、罗汝才等部积极活动，牵制了政府军兵力；为对付清兵侵扰，明主力又撤出河南，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李自成农民军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进而围攻开封，又于次年多次击败明军主力，军势大盛。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众50万，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标志明末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起义军与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明皇朝覆灭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2 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

李自成农民军略定河南（在河南全省之后），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巨大胜利，杀死及收降明军十几万人。于崇祯十五年挥师南下，进军湖广，接连攻占襄阳、荆州、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县）等地，李自成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农民军从联营作战向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过渡，除张献忠部外，都统一接受李自成号令，为推翻明皇朝，建立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崇祯十六年（ 1643）初，李自成发布《剿兵安民檄》，历数明朝“昏主”罪状，表达了“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的决心。农民军并改襄阳为襄京，正式建立政权机构。接着，李自成率军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后，又乘胜攻破潼关、占领西安、相继拔除官军西北地区据点，为推翻明皇朝夺取全国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奠定了坚实基础。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进一步发展完善襄阳政权，以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开始了渡河东进向北京进军的征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正面进攻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刘芳亮等人率偏师攻取黄河以北大部郡县，从而形成战略大包围，向北京展开钳形攻势。大顺军一路扫荡，所向披靡，只在宁武打了一仗，消灭负隅顽抗的总兵周遇吉部，其余官军已成惊弓之鸟，望风归附。三月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十八日夜占领外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于宫内煤山（今景山）上吊自杀。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明皇朝覆亡。大顺政权所辖范围，包括整个华北、西北、山东、河南全省，以及湖北、江苏部分地区。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军纪、稳定社会秩序；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机构，并派员到各地接管地方政权；严厉打击厂卫特务机构和宦官集团；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财产，继续执行对贪官污吏追赃助饷的政策；着手筹备即位典礼，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同时抽调部分军队南下，为南征完成统一大业预作准备。

与李自成在北方节节胜利的同时，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五月玫占汉阳、武昌，称大西王，也建立起与明王朝对峙的农民军政权。十七年正月再入四川，一度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后大顺军被清兵击败，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张献忠于八月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政权，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明末农民战争先后卷进几百万起义民众，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几起几落，持续将近 20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政权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①这次农民大起义直接摧毁了腐朽黑暗的明皇朝，扫除了社会发展的严覃障碍。②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土地占有情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扫清了道路，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作用。③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纲领性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导致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标志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买平卖”口号的提出也曲折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少体现出一些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要求。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未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势力还很微弱，促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制度轨道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失策：①追赃助饷扩大了打击面，树立更多敌人（追赃七千万两银、涉及所有官吏，并严刑拷掠）。②进城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事了。（有人开始掠劫、害民）。高官忙于登极大典，军民上下松弛，斗志下降。③对关外清军缺乏警惕性。没有解决好吴三桂的问题、导致吴三桂开山海关门引清兵入关。起义军遂开始走向失败之路。

第六节 明代思想文化

一、哲学思想

明朝哲学思想从总体看，相当活跃，出现了多位在哲学上影响重大的思想家。

1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他一方面创制立法，重建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则标榜儒学，尤其是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他甚至认为“治本于心”，“其用无穷”，思想统治比创法立制更重要。所以，明一建国，立太学，就“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学校规定：“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朱元璋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闲中古今录摘抄》）。明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继续提倡程朱理学，为了防范“天下士所为学，言人人殊，俗异而政无统”，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编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异端予以排斥。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主要有瑄宣为主的“河东学派”、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吴与弼、江西崇仁人，号康斋），两人并称南北两大儒。他们所讲理学基本上只是绍述朱熹的思想、没有大的创获。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非朱氏之言不尊”，圣道已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内容陈腐，在学术上完全失去了创新精神。面对明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于是，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学者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从程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率先开创“心学法门”。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著《白沙子》。他寻求心与理的合一，主张通过心的静养，使善端呈露。该主张把向外格物穷理，转变为向心内寻求，可以说开王阳明心学之先河。弘治、正德之际，王守仁顺应“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思潮，进一步集宋元以来主观唯心论之大成，创立发展成新的哲学体系——心学。

2 、心学崛起：王守仁的心学

①他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洲的“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②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

③“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论

④王守仁的社会政治思想

3 、泰州学派

4 、李贽的进步思想

5 ．宗教

①道教：明统治者也利用道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在京城，设“道录司”，地方府、州、县分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掌管各级道教事务。他认为其为信思想诞妄不可信。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方、吹捧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并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但他对道教长生不老之说并不信。

明世宗朱厚聪笃信道教，嘉靖年间，道士相当活跃。但没有士大夫拥戴。因为元朝以后，道教日益重视设斋打醮，士大夫以为粗俗，不信仰之。特别是嘉靖 45 年，（ 1566 ），朱厚聪服丹药丧命。不得支持。

②佛教：朱元璋当过和尚，所以注意扶植佛教，并利用它来为统治服务。

洪武元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理佛教。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下设多官，由礼部任命。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也曾以和尚姚广孝为谋主，所以他也积极扶持佛教。永乐时，“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他自撰《神僧传》 9 卷，共列 208 个僧人，始于东汉终于元朝。以上二帝仅是利用。

明代皇帝对佛教达到迷信程度的要算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二年（ 1507 ），一日之内“废僧道四万人”。正德五年六月，皇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他甚至常穿僧人衣服，在内厂演法。

明代皇帝排斥佛教最厉害的是明世宗朱厚聪。因为崇道，他焚佛骨、刮佛金，其余诸帝多是佞佛者。

宗派：律宗，宋代以杭州为活动忠、元衰，明朝正流以后复兴。

华严宗：隆兴、万历时因洪恩大力弘法，一度兴盛。

天台宗：万历时的无尽传灯，中兴之。明末清初、智旭最大家。

唯识宗：又称慈恩宗，真可发扬光大之。

以上诸宗影响都不大。明代在社会上盛行的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

净土宗，简易通俗，亦称莲宗。 宏（ 1535-1615 ）影响最大。

禅宗：最盛。专修安静，止息杂虑。

明初有五位知名禅僧。

明朝中叶以后，更盛。名僧有德宝、真可、德清等。

③士大夫也热衷于佛教研究。

贽报禅宗、著佛学著作；翟汝稷、焦竑

2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清前期的反理学思想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天翻地覆巨变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黑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特别是明末农民战争“武器的批判”带动了批判的武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对专制统治和纲常礼教的怀疑批判。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反映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重科学、讲实际，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当时著名的学者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人，其中尤以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影响最大。

二 考据学、历史学和文献学

1 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这一学派实实在在地考据典章制度，研究小学训诂，朴实无华，不事虚玄，亦称“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清代考据学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重证据，“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但却并不泥古、独尊汉学，而是强调通经致用，从古代寻找变革的根据。稍后胡渭、阎若璩远离现实，但敢于怀疑古代经典，长于考证辨伪，做出显著成绩，正式为考据学派奠基。乾嘉时期，清政权更为巩固，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情绪已趋淡漠，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一头钻入故纸堆中，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些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愿附和理学浊流，也埋头学术考证，算是一种消极的抗议。清统治者在理学日渐衰微的情况下，乐得更多地提倡考据、整理古籍，以笼络文人，巩固统治，粉饰太平。从学术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积累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加以系统的总结清理。考据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经书，而要解经治史又须借助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各种学问都汇集到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考据学因此而大为兴盛。

当时的考据学者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的著名学者尚有惠栋的学生余肖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俱为苏南人，该派特点是尊崇汉儒，“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皖派与吴派的区别在于“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主流，皖派的成就更为突出。戴震之后，门生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专重音训考据；另一派以汪中、阮元为代表，音训考据与义理之学并重。乾嘉学派在古文字学和古韵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对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后来学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尤其皖派戴震，坚持唯物主义，反理学，企图从经学中寻找出路以求变革，成就更大。乾嘉学派的缺陷也很明显，特别是吴派，脱离实际，厚古薄今，思想闭塞，支离破碎，至嘉庆后逐渐衰落。

2 历史学和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朝廷沿例官修《明实录》、《清实录》、《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等之外，私人著史之风颇为盛兴。其中较为突出的，编年体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笔记有王世贞的《笄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地方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私人撰史之风肇兴于晚明，是社会变动、市民阶层崛起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政局动荡特定时代的产物。“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地方志修纂迅速发展及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也是这种“将求其实用”观念的体现。今传方志 8000 余种，绝大部分为清人所修。由于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大大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史的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努力，则在历代史书的考异、注释、续补和辑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是乾嘉学者章学诚，他不但在校雠学上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大师，对方志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且提出修史要具备“史德”，要有正确的“史意”（即史观），他认为六经皆史，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拘于成法，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被公认是与刘知几《史通》前后辉映的“双璧”，登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高峰。

明清鼎盛时期奠立的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控制思想的政治需要，学术文化长期积累发展后亟需进一步总结整理的要求，以及考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切使明清时期对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得到空前发展。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等组织 2000 多儒臣文士编辑《永乐大典》，将“散在诸书，篇帙浩穰”的古今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以便查索利用。该书共 22937 卷，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书成后未曾刊印，抄录正副两部分别收藏。后南京原本毁于火灾，北京所存两部也相继散缺，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抢掠、焚毁殆尽。 1960 年中华书局曾将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清康熙、雍正两朝，命陈梦雷主持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6 编，每编又分门别类从古今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搜罗宏富，共 1 万卷，是《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时，清政府又命纪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大批名流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该书将当时所存重要典籍甄选之后完整抄录，编为经、史、子、集四部，凡 44 类，共收书 3457 种， 79070 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参加编辑的学者还对全部入选书籍及未抄录而仅存其目的另外 6760 种书籍的内容、学术源流、版本异同详加考证，并对其优劣得失做出评论，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学著作。明清时期大规模整理编纂书籍的工作，对于保存文化遗产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曾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寓禁于征”，对全图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规模查禁、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悖逆”和“违碍”书籍。乾隆时抽毁书籍 402 种，全毁书籍 2453 种，累计“将近三干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而且在统治阶级“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的威慑恫吓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即使收入四库的书籍也有不少字句内容遭到删改。这不啻是文化典籍史上的又一场臣大浩劫。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鲜明反映了清朝文化政策中保存发展文化与控制禁锢思想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三 文学艺术

明清时期，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体裁渐趋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通俗文学勃兴，小说、戏曲等大众化形式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取得巨大成就。

四 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航海、纺织、制瓷、印刷、造纸、造船、冶铸、建筑、水利等生产技术普遍发展和提高，晚明还一度出现飞跃，诞生了一批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又总体上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而且差距不断拉大。明前期以航海、造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仍居于领先地位。郑和远航最远抵达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东岸的摩加迪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将近 90 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 93 年。而且哥伦布远航仅 3 艘船，载 90 人，最大的旗舰长 24 ， 5 米、宽 6 米，达·伽马船队也只有 160 人；而郑和一次出海就多达 2 ． 7 万多人，大船 62 艘，船长 151.8 米、宽 61 ． 6 米，规模、水平要高出许多。但因其封建贡赐贸易的性质，对国计民生并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重剥削动摇经济基础，最终被视为弊端而遭废止，成为绝响。相比之下，哥伦布、达·伽马远航却因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而推动航海事业突飞猛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明清时期总体上没有超出封建经济范围，是导致科学技术相对停滞、很少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囡。基于同样的原因，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引发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社会需要加上先进知识分子讲求实学思潮的兴起和西方科技传入的刺激，也曾推进晚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

对晚明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有李时珍、朱载靖、徐光启、徐宏祖、宋应星等人。万历年间出版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积 30 年努力穷搜博采、考察辨正编成的医药学巨著。全书收药物 1892 种，药方 11097 则，附图 1100 多幅。《本革纲目》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备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其中还涉及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李时珍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医药科技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广泛流行。朱载靖是明仨宗朱高炽六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他辞王让爵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万历年间发表大量著作，涉及数学、天文学、音律学、计量学、物理学以及音乐舞蹈、乐器制造等广博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以精密的计算为基础构筑起一套科学的音律体系，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干多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对欧洲近代音乐产生了有力影响。此外他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值、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中期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崇祯五年（ 1632 年）入阁参与机务。他学识渊博，重视科学实验，并曾“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 历算、火器，尽通其术，遂遍习兵机、电田、盐笑、水利诸书”，所著《农政全书》初稿完成于天启七年（ 1627 年），后经陈子龙整理出版。全书共 60 卷，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12 目，系统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自己科学实验的结果相印证，从而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从万历中期 22 岁时开始直至崇祯十四年（ 1641 年），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徒步考察了当时的 14 个省区。所著《徐霞客游记》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备地的经济、行政、风土民情，而且还准确地记录下他对山川源流、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生态等方面的详细观察。该书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徐弘祖曾先后考察过 100 多个岩洞，对洞穴的结构、方位、形态特征和成因做了精确的描述分析，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菪溶地貌的宝贵文献。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的大面积广泛考察，比起欧洲最初进行的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崇祯十年（ 1637 年）宋应星写成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明代以及此前历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巨著。该书详细总结记载了备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种植加工和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制造过程，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确切数据，并附有 123 幅插图。在撰作过程中，宋应星十分重视调查、试验，虚心向农夫、工匠请教，对一些关键技术和操作要点每每亲自实践体会。他对金、铜、银比重的描绘和对黄金咸色的测定、对油料出油率的统计以及对生产器具和产品长、宽、高、深、重量、容积、比率等技术指标所做精确记述，无一不是运用数量、比重等数学、物理方法亲自“穷究试验”的结果，并由此把劳动者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概括阶段。《天工开物》作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百科全书，不但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所未见，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科学技术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学转变的潮流中也居于前列，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是江南等局部发达地区工商业繁盛刺激的产物，此刻尚有一些科学巨匠跻身世界先进潮流。英国学者李约瑟即曾盛赞朱载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天工开物》是 17 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天工开物》传入日本在学术界形成“开物学派”，推进了明治维新。但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并未能冲破传统封建体制的束缚，仍停留在积累整理资料和总结经验为主的传统轨道，或体现在商用数学、珠算技术等实用技术方面，和西方以实验和数学研究结合发现一些重要定律的近代科学相比，已明显逊色、落后。而且晚明已经取得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也因受封建制度束缚，不能和社会生产结合，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朱载靖的重大发明在当时便“未及实行”，以后又长期埋没，徐弘祖等人的研究成果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入清之后，活挨贵族入主中原，专制集权统治的再度强化，文化专制、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以及社会经济长期未能超出封建制范围，这一切使科学技术不可能得到重大发展。清前期较有影响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王锡阐、梅文鼎、梅彀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的著述，农学与水利学方面有鄂尔泰等人编修的农书《授时通考》、张履祥编《补农书》和水利学著作《陈潢河防述言》，医学方面的进展仍局限在传统中医学的范畴，其中以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较多新意。有清一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更加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复再现晚明时期的短暂辉煌，未能涌现站在时代前列的世界级科学巨匠。

第一节 清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确立

（清兵入关和各地人民的抗请斗争）

崇德八年，皇太极病卒，睿亲王多尔衮首倡拥立福临即帝位，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时年 6岁，由叔父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郎左右辅理国政，改明年年号为顺治元年。次年，明朝灭亡。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逝，遗诏立8岁的玄烨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逮治鳌拜、康熙亲政。从顺治入主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这四十年间是奠定国基之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一、 清兵入关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1. 清史的时代特征：

清朝创业走过了漫长的艰难道路，创造了清以前历代王朝创业的新纪录。从 1583-1644-1661。长期艰难的创业、33年血战促成了满族从女真族中脱胎而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清朝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与历朝历代有着鲜明的差别。它从古代而进入近代，监界现代；它经历的社会由奴隶制而封建制，再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等等。其经历不同时代的跨越，和社会的激烈转型，在历代王朝中，也只此一朝。满族作为统治民族，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此前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不可比的长治久安。

清朝坚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坚决反对分裂，为实现统一，巩固统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三藩、台湾、东北。三北、康熙三十年即 1691年，罢修长城。西南废土司。）

其政治制度对明朝有继承也有增添独创。制定并实施了较为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同汉、蒙等各族的关系。清朝一面严惩含官污吏，伴之以思想转化，一方面大力表彰清官廉吏，倡导“大公”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清代政治的又一大特色。

重建封建经济秩序，使经济从残破中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清代的文化，明显地分四个阶段（明清之际、盛世、嘉道、晚清）。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彩，人才辈出，成就卓著。继承、发扬、总结传统文化，可以说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各领域硕果累累，超越前人。

存在问题：对西方科技文化盲目拒绝；

政治与思想专制，高度发展，人们的思想受禁锢，蠕动中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萌芽被压制，不能自由发展，也就无法形成新思想的启蒙运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变革。后来被迫行新政，但顽固势力太大，而失败。

清史中存在的分歧与争论是断代史中最多的一个朝代。争论的问题主要有：①世纪的始终及其历史分期问题。②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后金时期是封建农权制？封建社会完成于何时？③关于明清战争的评价。犯上作乱；掠夺战争，反抗民族压迫，统一的正义战争？④关于清入关之必然或偶然的问题。⑤关于清入关是否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一百年的问题。⑥关于“三藩之乱”的提法是否恰当？称“吴三桂之乱”更恰当。尚之信曾假降吴三桂，但从未出一兵一卒与清交战。⑦清朝是否有过盛世——“康乾盛世”。⑧关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和再评价。⑨关于人物评价的分歧众多。入关前后的人物：降清的明臣；入关后的皇帝等等。分歧多，是学术研究繁荣的表现。

2、山海关之战与清兵攻占北京

崇祯末年，正当李自成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之际，清政权的最高决策人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积极为乘乱夺取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进占中原、统一全国加紧准备。在这之前，清军虽曾多次深入中原腹心地区，但终因扼制东北进窥中原咽喉要道的山海关固若金汤，迫使清兵绕道入关，战线拖长，行动滞缓，难在内地立足，从而无法全面颠覆明皇朝。这时镇守宁远至山海关三百里防线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部，是一支拥精兵 4万、地方地主武装8万～9万，为明廷、农民军、清军三方所关注的举足轻重的劲旅。大顺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即派居庸关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吴三桂见明廷大势己去，父亲吴襄等家属又在北京，为保住身家产业决定投降，率部向京师进发朝见李自成，领受新命，山海关防务则由唐通部接管。三月下旬，行至玉田，传来吴襄追赃被拷“索饷二十万”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占的消息，盛怒之下率部折返，向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夺占山海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亲率大挥携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前往山海关招抚平叛。吴三桂自知无力与大顺军抗衡，为逃脱覆灭命运，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立即乘农民军立足未稳大举兴师“伐明”。原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吴三桂使者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裂地以守为条件乞援，大喜过望，旋即招降吴三桂，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兵赶到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大顺军己于当日早于清兵抵达山海关，对吴军实施包围，昼夜展开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山海关北翼城被攻破。正当吴三桂全军行将崩溃之际，以逸待劳的清兵骤然向大顺军发动猛烈冲击。经历长时间鏖战的大顺军将士已经精疲力竭，遭此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敌兵猝不及防的偷袭，损失惨重，很快便被击败。李自成被追连夜撤退，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鉴于分驻各地的军队短期无法调集，北京新占领不久还很不稳定，在强敌紧逼的情况下不便据守孤城，大顺军决定放弃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放火焚毁明宫殿和各门城楼，主动撤离北京。

多尔衮得知大顺军撤离北京的消息，迅即派兵紧追，同时亲自率军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的旗号赶往北京。在向北京进军中，清军改变以往“攻掠兼施”的做法，严明军纪，并采取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宣称“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严肃，必不汝害”。五月二日顺利进人北京。九月顺治帝从沈阳迁入北京，定都北京。十月初一日，郊祀天地，重即帝位。

3、清兵入关后的政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清兵入关后的政策表现出维护满族贵族利益，进行圈地、投充、逃人、迁海、剃发等弊政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策略的双重性特点。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顺治元年（ 1644年）十二月，清颁布圈地令，把近京各州县原明朝皇亲贵戚、达官、太监被大顺军镇压或逃亡后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至顺治四年正月，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达16·6万多顷。这些土地经明末农民战争扫荡，大多已归农民耕种，许多地方连同房产一块圈掉，换给一些很远的老荒不毛薄碱地，这实际上是对汉族劳动人民的野蛮掠夺。被占之地多抛荒，政府多次令停，真正到康熙八年才停止。与此同时，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仅顺治三年“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为此，清廷颁行“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徒边远”。圈地和投充法都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把农奴牢牢束缚在庄园里，被清廷视为事关根本的国策。

清初因浙江、广东、福建沿海集聚了一些抗清武装，清政府还曾颁“迁海令”，强制东南沿海所有居民内 30里-50里，使捕鱼、贸易为生者失去生业，大大激化了矛盾。

此外，顺治二年清政府还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清兵人关后推行的一系列弊政，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单凭满族贵族的力量根本无法确立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因此清初政策中又体现出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的一面。尤其入关初，首当其冲的对手是大顺农民军，满族贵族充分利用农民军与地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竭力煽动明官僚地主对农民军的仇恨，打着“为尔君父报仇”、“代为雪耻”的旗号，分化拉拢汉族官僚。进京后礼葬崇祯帝，服丧三日，明官一律留原来的官爵，降清者升级任用，文臣衣冠暂用明制，剃发令暂缓实行。而事实上，清廷于崇祯十七年正月，还曾致书大顺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富贵共之”，冀图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皇朝，分享胜利成果 。对比之下，清的策略手段十分灵活，其真正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为了缓解人民反抗，清兵入关后也曾表示要免去三饷加派，实行减税，奖励恳荒，除明积弊，用以收揽人心，稳定政局。当时由于地主阶级中枢神经已被打乱，北方地主在清的拉拢引诱下，把恢复失去天堂的希望寄托在清政权上，纷纷投降，寻求庇护，并为共同镇压农民军而和满族贵族进一步合流。南方地主阶级为维护原有统治，确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也把镇压农民起义视为首要问题，因而对清把主要打击矛头对准农民军的姿态表示欢迎。清的策略大体上起到了预期效果。

总的来看，清初政策的矛盾性、摇摆性很大，有的是出于变换策略的考虑而反复无常；同时也和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逐渐适应，调整有关。但总的来看，清初一些根本性的政策都带有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性质。清统治者用高压手段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等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本身既是阶级压迫，又带有民族压迫性质。而强行剃发易服，对汉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践踏，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超出了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入关初，明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暴露得不充分，而表现出以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军的阶级矛盾为主。顺治二年（ 1645年）清在潼关打败大顺军后，多铎一路很快移师南下，根本不理睬南明和议的请求，五月占领南京。南明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为争压统治权和反对超出阶级斗争范围的民族压迫起而抗清。六月清在江南颁布剃发令后更激起大规模反抗，社会矛盾转化，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