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

第二节 战国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水利工程的兴修

战国以后，水利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魏文侯曾任用西门豹治邺。《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门豹治理漳水，使邺地的盐碱地得到改良。至魏襄王时，任用史起为邺令，又引漳水对河内地区进行灌溉，使邺地的土地上能够生长稻梁。《汉书·沟洫志》载有：“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说明水利兴修在邺的重大成就。

当时，各国之间通渠挖沟，并利用原来的河道，组成水利网。《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 ( 鸿 ) 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这些水利网的开发和利用，既便利交通，又可用于灌溉和排除水患，给生活生产带来颇大的好处。

战国时期，各国均开始了对黄河的治理，大量地修筑堤防。《汉书·沟洫志》载：“盖堤坊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弱自其宜也。……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战国时期，位于黄河两岸的诸侯国都开始治理自己境内的那段黄河。黄河东岸的齐国与河西岸的赵魏各筑堤距河 25 里。由于黄河中有大量的泥沙，只有距河岸较远的地方修筑河堤，才能有效地适应黄河河床不稳、滚动的特点，这种堤防是科学的，是根据黄河的特点而修筑的。由于黄河水距堤较远，人们还可以在河滩种植庄稼。这说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了解黄河，并掌握治理和利用黄河的科学的方法。

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还有李冰父子领导修筑的都江堰。岷江是四川境内一条大河，发源于四川西北部，经常泛滥成灾。秦克巴蜀后，四川成都平原尽入秦国版图。秦孝文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守，以治水患。李冰是魏国人，战国后期投奔秦国。他通晓天文地理，到四川后，与儿子一起沿岷江实地考察，对岷江进行系统治理，组织人民在灌县修筑都江堰。李冰将灌县西边的玉垒山凿一大缺口，把岷江水分为两股。缺口被称为“宝瓶口”；玉垒山被分出来的石堆叫“离堆”；通过宝瓶口的一股江水叫内江；岷江本流叫外江。都江堰具有调节水流的功能。《史记·河渠书》云：“蜀守冰，凿离堆，壁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又《华阳国志·蜀志》卷三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名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李冰父子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泽被后世，变水患为水利，使成都平原千里沃野，成为“天府之国”，而且还可以通航以行舟船。当地人民修庙纪念李冰父子，称为二王庙，历代香火不断。

秦王政元年 ( 前 246 年 ) ，秦国并吞天下之心已暴露无遗，而韩国则为首受其害之国。韩为延缓自己的灭亡，派出水工郑国西入秦，建议秦国兴修水利，被采纳。郑国乃从今陕西泾县西北引泾水至瓠口 ( 今陕西泾阳县 ) 并通北山，进入洛水，全长 300 多里。在施工过程中，秦发现了郑国的目的是为了“疲秦”，欲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27] 秦王以为很有道理，于是继续修渠。《史记·河渠书》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西门豹引漳水治邺、李冰父子治都江堰以及郑国修建的郑国渠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对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有重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在水利兴修方面亦有很大成绩。在楚大夫子思的主持下，修建芍陂 ( 今安徽寿县西南 ) 。芍陂是淮南地区著名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水经注·肥水》卷三十二：“ ( 肥

水 )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故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芍陂方圆约百里，受益范围约三百多里，灌溉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间数万顷土地。后世称芍陂“水旱之所不害。”楚国东迁之后，芍陂的兴建与楚国后期的经济繁荣有重要的关系。

《越绝书》卷二曰：“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去县二十五里。”《大清一统志》云：“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寻，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对吴越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楚不仅利用了原来夫差所沟通的江淮之间的运河，而且利用江南丰富的水利资源，因地制宜，整治陂田堤堰，发展水利。

战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开发、兴修和利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人民有了更稳定的生活条件，对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晚期，铁器出现了。如前所述，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工具，铁器的出现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战国中期以后，铁制生产工具更加普遍。迄今发现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有斧、锛、凿、刀、削、犁、钁、锸、耙、锄、镰等，铁器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了，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不少地方的战国墓中都用铁农具作为随葬品，甚至在墓穴的填土之中也能发现废弃的铁农具。如郑州二里岗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十多件铁农具；石家庄市庄村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占 65% 。 [28] 河南辉县战国时期的魏墓中，出土 58 件铁农具。河北兴隆县发现的战国后期的燕国冶铁遗址，有铸铁的范 87 件。

有的诸侯国还设有管理铁业的职官。《管子·海王》记有：“今铁官之数。”铁官就是管理铁的官员。

齐国临淄故城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 6 处，小城两处，大城 4 处。其中小城西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150 米，东西约 100 米；小城东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70 米，东西约 60 米。大城西部的炼铁遗址，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大城南部炼铁遗址，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东北部炼铁遗址约 3-4 万平方米。齐都临淄发现的 6 处炼铁遗址，总面积共有 90 余万平方米， [29] 反映了齐国冶铁业的发达和兴旺。临淄故城还发现有铁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钁、铲、锸、凹形铁口锄等。

河南新郑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有鼓风管、炼渣以及铸铁铲、铁刀、铁钁的陶范等遗物。 [30] 登封的铸铁遗址也发现了熔铁炉、鼓风管和铁器等遗物。

东周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铁工具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斯曾把铁器时代称为“英雄时代”，也就是说，铁器的产生和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遍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产四倍，即六石；中熟三倍，即四石半；下熟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七斗，大饥只收三斗。 [31] 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市亩，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市石，即二市斗。如果折算起来，现在三分之一市亩的土地，那时候可生产合今三市斗的栗，最好年成可以生产四倍，合今一市石二市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合今三分之一亩的土地，生产粮食合今一市石二市斗八市升。这在 2000 多年前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三、商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商人非常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32] 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不避艰难险阻，到处经商，出现许多富商大贾。

赵国的卓氏、宛地的孔氏皆以铁冶致富。赵国富商吕不韦玩弄权术，帮助秦公子楚，搞政治投机，从而使子楚继承秦国王位，他自己出任相国，攫取秦国的最高政治权力，可见当时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白圭。在楚国，鄂君启率领的庞大的商队，每次行商可出动商船 150 艘，或货车 50 辆，或马牛 500 匹，或肩挑背负的脚夫 1000 人。 [33]

由于商业交往的活跃和频繁，“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江南金锡”等，远销北方，北方的器物也运到南方。《楚辞·招魂》载：“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楚与各国经济往来非常密切。考古发掘还证明，楚国的帛通过中原远销到今西伯利亚一带。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质地、花纹 ( 龙凤纹 ) 风格、丝织工艺 ( 锁绣 ) ，都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战国楚墓中的龙凤刺绣相同。 [34] 这些丝织物很可能是当年楚国、郑国，或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携往北方出售的。

西周时期，贸易主要还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如裘卫以毛皮、堇章等与矩伯交换田地。战国初期，农学家许行所戴的帽子，所用的炊具、农具都还是“以粟易之。”《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刀币，是从工具刀而演变的，主要流通于齐、燕等国。

布币，其形状像耒耜。主要流行于三晋，即韩、赵、魏等国。

圆钱，有孔 ( 方孔或圆孔 ) 。极有可能是仿古代的纺轮发展而来

的，主要流通于秦和东周。

蚁鼻钱，亦称为铜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面有文字，多不可识。如“各六朱称鬼脸钱。这是楚国的钱币。

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银币。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的银币，有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实首布又有短、中、长三型。空首布和短首布约在春秋中、晚期出现。中、长实首布可能在战国时期出现。

楚境盛产黄金。《诗·鲁颂·泮水》有所谓“南金。”《管子·轻重甲》曰：“楚有江汉之黄金。”《战国策·楚策三》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这为楚国使用和流通黄金货币提供了物质条件。

楚国的金币在河南扶沟、湖北江陵、安徽等地均有出土。出土的有方形的金板和圆形的金饼，上有“郢爯”、或“陈爯”的字样。

1979 年，湖北江陵雨台山 410 号墓出土一件铜环权 ( 即砝码 ) ，时代在春秋中期。湖南长沙、常德、衡阳等地也多次出土称量“郢金”的天平和成套的铜环权。环权量值以倍递增，从一铢、二铢以至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黄金价值较高，在交换中要求称量准确，天平和砝码都是适应黄金货币在商业上的流通需要而产生的。考古材料中还多见春秋战国楚墓有天平、砝码随葬。从应用到随葬需要一个过程，可见楚使用天平砝码的时间较早。由此也可推知楚国似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使用金币。 [35]

战国时期，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当时的粟已用货币作价，每石值 30 钱。 [36] 官府征税亦有刀、布之敛。 [37] 刀、布已经是一种贮存财富的手段。 1954 年山西长子县出土一窖战国货币，重 200 多斤。在战国墓中往往能发现几百几千个刀币，说明战国时期货币在生活中已占重要的地位。

四、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和山东定陶都被称为“天下之中”，乃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繁华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据说有 7 万户人家，能征 21 万兵卒。《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些语言虽有纵横游说之士夸张的成分，但也不是虚构。考古发现，当年的临淄城有 11 座城门 ( 《齐记补》记载 13 座 ) ，城内有 10 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与城门相通。 7 条大道，宽 10 余米至 20 米。可以想见，当年临淄城的规模。 [38]

楚国也出现一些商业贸易城市，如郢、陈、寿春、长沙等。这些城市规模都很大，江陵纪南城现存的战国时期的古老城垣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城内发现铸造作坊遗址和多处址水井遗迹。这些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郢都人口非常稠密。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郢都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楚顷襄王时，秦人攻破郢都。楚东迁到陈，“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是一个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中心。长沙、衡阳曾是楚国集散黄金的市场，长沙一带出土的大量的天平砝码可做旁证。楚失去郢都后，把江北的豪华之气带到江南，长沙亦成了一个大的城市。以后，楚又迁都寿春。“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39]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较大者，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 ( 公元前 311 年左右 ) 。城东西长 8 公里，南北宽 4 公里。城内北部一线排列着高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其中以南端的“武阳台”和北端的“老姥台”最大，都是 100 米见方，高 11-12 米。东北、东南和西南，又有一些建筑群，形成燕下都的宫殿区。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城外有古运粮河和壕沟。宫殿区以西，分布着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和其他手工业遗址。 [40]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下都是北方商业交通的枢纽和重镇。

三晋地处“天下之中”，其繁华景象更胜一筹。魏国的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 [41] 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魏国的大梁，是战国文人学士、纵横家、政治家聚集的地方。土地肥沃，人文会萃，也是当时官员权贵和富商享乐的消费都市。

周的都城洛阳，自周公东征后营建；周平王东迁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中心。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朝，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42] 仍是一个人文和经济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从而出现了这些大的都市、都会。城市的形成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第三节 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用于战争的武器更加进步，矛、戟、剑等逐渐改为铁制弩机、云梯、钩拒皆是新的武器品种。在兵种方面，战车部队退居次要地位，而步兵、骑兵，成为先进的兵种。战争的方式规模也逐渐升级，如魏惠王包围邯郸达三年之久，赵武灵王以 20 万军队攻打中山，五年才结束战争。一次战争往往投入数十万军队，“旷日持久数岁”， [43] 才结束。

战争的加据，使诸侯各国更加注意边境的防卫。各国都修建了长城。秦的长城筑在今甘肃、东北、宁夏东南、陕北等边地。赵的长城筑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阴山山脉，直到内蒙乌拉山西段。燕的长城西起今河北怀来县，东到今辽宁省辽阳市。

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不再是争霸战争，而是对土地的兼并，以割城灭国为目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战争是兼并战争。

一、魏国独霸中原时期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吴起推行武卒制，等改革之后，国力迅速增加，开始向外扩张。

魏国强大以后，魏文侯欲伐中山，向北扩张。公元前 408 年，魏文侯命乐羊为将，越赵国而伐中山。公元前 406 年，魏灭中山。但是中山国与魏国的国土不能相连，中间隔着赵国，魏文侯就使太子击守中山，以赵仓唐为傅。 [44] 《说苑·奉使》载：“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 ( 太子 ) 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凫献於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魏文侯召回太子击，改派少子挚驻守中山。《史记·魏世家》云：“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太子击即位为魏武侯。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曾为魏相。《战国策·魏策四》云：“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中山由于与魏境土不接，但关系密切，故中山恃齐、魏而轻赵，结果赵亡中山。《战国策·魏策四》鲍彪注：认为齐、魏代楚就在这一年，即楚襄公十八年 ( 公元前 290 年 ) ，郭人民先生的《战国策校注系年》，亦同此说。说明中山国因恃魏轻赵，最终为赵所亡。

魏国在灭中山的同时，又向西发展。公元前 409 年攻占秦的河西地。《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曰：“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吴起曾为魏将，以守河西之地。据《吴子·图国》记载：吴起“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魏国团结韩、赵两国，三晋相联，乘齐国内乱以伐齐。三晋在廪丘 ( 今江苏徐州一带 ) 大胜齐国，“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 [45] 把齐军士兵的尸体堆成“二京”，即两个大的尸丘。三晋迅速向外扩张，韩灭郑国，占领了河南中部；赵攻取了卫国的 50 多个城邑，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三晋败齐军后又南攻楚。魏武侯五年 ( 前 391 年 ) ，三晋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 [46] 魏国攻占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及其外围襄陵 ( 今河南睢县 ) 。公元前 371 年，魏武侯又攻占楚国鲁阳 ( 今河南鲁山 ) 。魏国占领了河南中部之地，拥有绝对的优势。

另外，田齐之所以名列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魏文侯、魏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魏所领导的这些国家 ( 韩、赵、齐等 ) ，已与春秋小国不同，魏不能取得贡纳聘享的利益。所以，《吕氏春秋·举难》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魏惠王为了便于统治东方，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业，于公元前 362 年 ( 一说前 365 或前 353 年 ) 迁都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 [47] 故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这个时期，齐、秦虽渐次兴起，但还不足与魏国抗衡。如《战国策·齐策五》载：“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魏文侯在位 50 年，武侯在位 26 年，魏惠王承祖父之业。在战国初期的 60 年内，魏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当时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皆受魏之攻击。公元前 353 年，魏攻破了赵之邯郸，并连续占领两年，目的是想统一三晋，作霸主，继承齐桓、晋文的事业。《史记·魏世家》《索隐》云：魏惠王十四年 ( 公元前 356 年 ) ，“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

魏惠王二十六年 ( 前 344 年 ) ，魏惠王召集 12 国诸侯在大梁北边的逢泽会盟。《战国策·秦策五》曰：“梁王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史记·秦本纪》曰：秦孝公十八年 ( 即魏惠王二十六年 ) ，“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史记·赵世家》载：“肃侯四年，朝天子。”

逢泽大会是魏国霸业发展的顶点。魏惠王打着“朝天子”、“尊王”的招牌召集诸侯盟会，实际是以霸主自居。

二、齐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

魏国自魏惠王开始，三晋关系破裂，力量大大分散。《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即位的次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 [48] 三晋关系由团结一致到相互攻伐，大大削弱魏国。

魏国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人才的摒弃。魏文侯选贤任能，使魏国出现了独霸中原的强盛局面。魏文侯死后，自魏武侯就开始了对贤能之士的排斥。此时魏国相继走了吴起、商鞅、孙膑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到了其他诸侯国后，成为魏国强大的对手。

《孟子·梁惠王上》云：“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 ”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魏惠王连连败于齐、秦、楚等强国，但他并不知道原因何在。其实，魏国摒弃人才的政策，当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魏国迁都大梁以后，地处中原，无险可守，魏国遂成为天下之兵的攻击目标。而此时，齐国经过齐威王的改革发展壮大，开始成为魏国的强敌。

魏齐争霸战争实际上在魏惠王的逢泽之会以前就开始了。公元前 354 年，赵国为了扩张，占领了卫国的刚平之邑，卫臣服于魏。次年，魏号令诸侯以伐赵国，攻破邯鄣。赵国在国都被占领的情况下，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以救赵国。孙膑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对兵法有极深的研究。孙膑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即齐军以兵攻魏之襄陵，魏

军虽然攻破邯郸，但却不得不紧急收兵保卫魏国，以击齐兵。魏、齐二国军队在桂陵 ( 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 相遇。魏国从邯郸至桂陵已行军几百里，长途跋涉使魏军士兵疲备不堪。齐军则早已至此，以逸待劳。两国交兵，齐国一举打败魏军，重创魏军。

桂陵之役魏国虽然被齐打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于是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韩国竟然没有参加此会，这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战国策·韩策三》云：“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勿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九里”，鲍彪注曰：“九重 ( 当作里 ) ，谓王城，欲城之，先盟其众。”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辩》认为“魏王为九里之盟”，与魏王的“逢泽之会”当为同一事件，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344 年。由于韩不参加会盟，因此，魏惠王在逢泽会后大举攻韩。《水经·渠水注》引《纪年》：“穰苴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韩国战败以后向齐求救。“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 [49] 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将军庞涓和太子申率领 10 万大军迎战。庞涓素来骄傲自大，孙膑利用庞涓这一弱点，令齐军佯做逃遁，采取“减灶”的策略，引诱魏军深入。孙膑则在马陵 ( 山东荷泽一带 ) 的险要地带设下埋伏，全歼魏军，庞涓自杀，孙膑从此显名天下。魏国元气大伤，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齐国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以大国的姿态登上战国的政治舞台。

三、秦国的崛起

春秋时期的殽之战后，秦在强大的晋国的打击下，不能东向，转而向西发展，独霸西戎。

三家分晋之后，强大的魏国又进一步攻取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秦孝公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50] 魏国的强大不仅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严重地损害了秦国的利益。如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 魏居邻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51] 秦、魏之间的斗争，水火不能相容。

当魏国全力与东方的齐、赵等国斗争的时候，日益强盛的秦国当然不会放弃侵袭魏国的机会。商鞅将兵以伐魏，魏派公子卬以迎敌。两军对垒，商鞅派使者对公子欢说：“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52] 魏公子卬信之，前去与商鞅会盟，商鞅暗伏甲士以虏公子卬，遂破魏军。

秦还攻陷了魏的河西重镇少梁 ( 今陕西韩城县 ) ，又渡河攻陷魏旧都安邑，严重地打击了魏的西部地区。《史记·商君列传》云：“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魏国在秦国的打击下，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商鞅也因此封于商 ( 今陕西商县东 ) 。但此时，秦国的力量还不足与魏抗衡，只是利用魏在东方与齐、赵战争之机，对魏袭击。而当魏稍得喘息，认真对付秦时，秦国立即讲和，认为“以一秦抵大魏恐不如”，并即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主持的逢泽之会。

秦孝公死后，惠文君即位。惠文君立后，车裂商鞅，以泄私愤。商君虽死，但其法仍施行于秦。公元前 330 年，秦公子邛在雕阳 ( 今陕西 鹿阝 县 ) 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斩首 8 万，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又渡过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 ( 今山西河津西 ) 、汾阴 ( 今山西荣河北 ) 、焦 ( 今河南陕县南 ) 和曲沃等地。秦惠文君与魏惠王相会于应 ( 今河南鲁山 ) 。魏慑于秦的压力，于公元前 328 年纳上郡 ( 今陕西绥德一带 )15 县于秦。至此，秦终于打败魏国，扫清障碍，向东发展。

四、合纵连横格局的出现与五国伐秦的失败

秦惠文君十年 ( 前 328 年 ) ，魏人张仪来到秦国，被任为秦相。公元前 325 年，秦惠文君称王 ( 是为秦惠王 ) ，并于公元前 324 年改元称元年。这时秦国国力昌盛，有“并吞八荒”之心，张仪入秦，奔走呼号，大倡连横之说，拆散东方诸国联盟，游说各国事秦，声称这样才能免受秦国的威逼征伐，以求安宁。张仪是自商鞅以后，对秦国的发展扩张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是并行的。魏人公孙衍，号犀首，乃是合纵的倡导者。合纵，即号召山东六国联合，以抵抗秦国的蚕食和吞并。

合纵、连横的轴心之国是魏国，魏国都于大梁，地处各国之间，交通便利，是各国攻伐征战的必经之地。魏只有依靠与诸国合纵才能生存，而秦只有拉住魏国，建立连横，才能抽去合纵的核心而拆散合纵，所以魏国始终是合纵、连横的焦点。 [53]

张仪来到魏国，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境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韩、楚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最初，对张仪的游说，魏襄王不肯听，认为“秦岂能有爱于我哉 ? 兵不来除道，何为以说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迷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无忧哉 ? ” [54] 张仪见此，暗暗使人到秦国，让秦攻魏，魏国大败。于是魏国“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魏献上郡 15 县于秦。魏、秦连横，张仪相魏。张仪相魏，实利秦国，欲一摇而动天下，使各国仿效魏国与秦连合。

与此同时，公孙衍、陈轸等主张合纵的政治活动家也积极地策划于密室，奔走于廊庙，大倡合纵，以制张仪抗强秦。他们代表各国的利益，纷纷登场，往来于六国之间，游说各国国君合力以抗秦。他们陈明观点，晓以利害，使这些国君知道只有联合抗秦，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生存。合纵与连横，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秦国逐渐发展强大后，对山东六国构成威胁。在公孙衍、陈轸等人的奔走组织下，齐、楚、韩、赵、魏五国联合起来，以伐秦自保。

“五国攻秦”之役，由于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所以当三晋联军打到函谷时，秦出击，三晋战秦不胜退回。次年，秦庶长樗里疾与三晋联军战于修鱼 ( 今河南原阳 ) ，秦大败三晋联军，消灭 8 万多人。

第一次五国合纵伐秦，由魏国发起。楚怀王虽为五国合纵伐秦的纵长，但在攻秦战役中并不卖力，合纵攻秦的五国心又不齐，各怀私心，所以这次五国伐秦之役以失败告终。

五、楚国由盛而衰

“五国伐秦”之役以后，秦国对韩、魏加紧进攻。公元前 313 年，秦在雕阴击败魏将龙贾的四万五千士卒，魏的河西地尽入于秦。次年，秦又攻取了魏之汾阴、皮氏和焦。魏的上郡 ( 丹、鹿阝延、绥等州北至固阳 ) 尽入于秦。同年，秦又与韩发生了岸门 ( 今河南许昌西北 ) 之战，大败韩国，迫使韩国向秦屈服，秦、韩、魏结成暂时的联盟。

“五国伐秦”之役中，齐、楚并未积极参战，在韩、魏被迫向秦靠拢时，齐、楚也相应地结成了联盟。

秦国在逐渐强大之时，开始有并吞天下之心。特别是当秦攻灭了巴蜀之后，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认为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方能打击、削弱楚国。为了离间齐、楚关系，秦派张仪前往楚国。秦假意要把侵占的楚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归还于楚国，其条件是楚必须闭关绝齐。商於之地是秦、楚之间的军事要冲之地，楚怀王听说无举兵之劳而复得商於之地，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到齐去宣布绝交，另外派使者到秦接受土地。

楚使者跟随张仪到达秦国后，张仪佯装从车上跌下来受伤，称病三月不出，楚使者不能得到土地。这时，楚国仍然没有意识到已受秦国的欺骗。楚怀王道：“以吾绝齐为尚薄邪 ? ”乃派一勇士宋遣前往齐国以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彻底与楚绝交，并与秦结成盟国。

当秦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仪才出见楚使者。秦国毁约赖地，对楚使者说：“子何不受地，

从某至某，广袤六里。” [55] 楚使者将此消息归报楚王。楚怀王才知受骗，但与齐绝交，且辱齐王，绝之甚深，楚悔之已晚。楚怀王大怒，在毫无准备、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对秦发动进攻。在丹阳 ( 今汉中地区 ) ，秦人大败楚军，斩甲士 8 万，生俘了楚大将屈�—！Ⅰ越�军逢侯丑，楚“通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尽发全国之兵袭秦，战于蓝田 ( 今陕西蓝田县境 ) ，又大败。秦国完全占领了南郑、汉中地区。

接二连三的疆场惨败，使楚国闻风丧胆。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在连破楚军后，又投书楚怀王，要与其会于武关 ( 今陕西西安东南 ) ，以结盟好。楚怀王见秦王书，犹豫不决，前去，恐见欺；不去，又恐秦怒。大臣昭睢说：“王勿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大臣屈原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勿行。”只有楚怀王的一个庶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欢。”於是，楚怀王怀着恐惧的心理前往武关会秦王。 [56]

秦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冒充秦昭王，待楚怀王一到，则闭武关，劫持楚怀王西至秦都咸阳。秦昭王态度傲慢，对待楚怀王如同藩臣，威胁他割巫、黔中二郡与秦。楚怀王想先结盟，秦则要胁他先割地后结盟。楚怀王大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遂坚决拒绝秦国。秦国也因此扣留了楚怀王。

楚国无主，国内不安。公元前 298 年，楚将昭睢赴齐接太子横。齐湣王与其相乘机要胁楚国，如接太子，需割送楚的下东国 ( 今淮北一带 ) 与齐国。昭睢答应了齐国的条件，迎回太子横，立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秦得地不成，而郢都又立新王，使秦的企望破灭。秦昭王大怒，即刻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 5 万，攻取楚国的析 ( 今河南内乡西南 ) 等 15 城，秦国逼近了南阳盆地，这是一个直通楚郢都的要塞地区，楚国一片恐慌。

次年，楚怀王从秦逃出。秦立即派兵封闭通往楚的各条道路。怀王从山路绕道赵国，赵不敢收纳。怀王又想往魏国，被秦兵捉回秦国。楚怀王悲愤交加，遂发病，客死于秦。

公元前 280 年，秦将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鄢邓二城，公元前 278 年，白起又攻取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继而攻破了楚国的郢都（今湖北荆州）。秦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

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战。楚国贵族除一小部分通过水路退居江南长沙等地外，大部分贵族随楚顷襄王仓皇逃往陈城 ( 今河南淮阳 ) ，迁都于陈，故陈城又称郢陈。

这一次战争，楚国失去国都以及江汉流域的故地领土。楚国的上国之兵及保卫国都的王室主力被击溃，楚遭到沉重地致命打击。从此，楚国的盛世成为历史，楚国开始走上衰败灭亡的道路。

六、燕国破齐

当秦把楚当做进攻的重点时，而把齐当做拉拢的对象，采取与齐连横的政策。因当时诸侯国君皆称王，因此王号就不那么尊贵了。公元前 288 年，秦与齐相约称帝。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后来，在诸侯国的激烈反对之下，秦、齐又被迫放弃帝号，说明秦尚未有压倒诸国的力量，称帝条件还没有成熟。

燕国在发生“禅位子之”事件而内乱时，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劫掠了燕国宝物重器和城池，使燕臣事于齐。燕昭王即位后，思欲报仇。他一方面招纳贤士，任用乐毅、剧辛等，另外又派出苏秦到齐国去做反间，游说齐国攻宋，而放弃对燕国的注意，即“代燕不如代宋之利。”

恰逢宋国的末代国君偃荒淫暴虐，“淫于酒，夫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 [57] 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与楚、魏伐宋。腐朽而虚弱的宋国不堪一击，宋王偃出逃，死于温。齐、楚、魏三分宋地，齐国得到的最多，占有宋的大部分领土，齐国势力大大增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似乎有吞并天下之志，诸侯各国都感到威胁，天下共同攻齐的形势出现了。

公元前 284 年，秦、魏、韩、赵、燕五国伐齐。燕国经过 28 年的准备，民殷国富，士卒勇战。五国攻齐之时，燕乐毅率兵参战，并成为战争的重要指挥者。齐军很快被击溃，各国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秦得定陶，魏占故宋，赵取济西，楚国也得到了淮北之故地。各国相继罢兵，而燕国遣返了诸国军队，率师长驱进入齐国都临淄，尽取齐国之重宝，焚烧齐之宫室宗庙。《战国策·燕策二》云：燕国的“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於宁召。蓟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元英、历室，燕宫殿名。半年之间，燕攻下齐国 70 多座城市，除聊、莒、即墨外，齐城皆属燕国。齐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六年之后，齐国在将军田单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一举赶走燕国军队，恢复了齐国。齐虽复国，但复国后的齐元气大伤，永远失去了强国的地位。

七、秦与韩魏的伊阙之战

秦昭王时期，魏国贤士范睢在魏受到迫害，几至於死，逃到秦国以见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说秦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 ? 王不如收韩。”又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因举兵而伐之。” [58] 秦昭王任范睢为相，开始进攻韩、魏。

公元前 294 年，秦昭王首先派将军向寿伐韩，攻取了韩的武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河北邯郸县西南 ) ；派左更白起攻新城 ( 今河南伊川西南 ) 。在此时，魏亦感到恐慌，于是派军队与韩一起守卫伊阙 ( 今洛阳市南 90 里，即龙门 ) 。公元前 293 年，秦将白起与韩、魏大战于伊阙，斩韩、魏士卒 24 万。韩、魏惨败。秦俘获了魏将公孙喜，并攻获魏国五座城池。

伊阙之战，秦斩杀了 20 多万韩、魏的精壮之士，韩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史记·魏世家》云：“ ( 魏昭王 ) 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新垣，曲阳，皆在今河南济源县一带。伊阙战后，魏国把河东四百里割给秦。秦在战国初年曾得到河西地，而至此又得到了河东，而且还攻拔魏国的众多城池。从此，魏国开始“以地事秦”，即对秦国割让土地以求苟安的政策。秦攻拔了魏国的怀、郪丘。继而“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以继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 [59] 魏国灭亡之势已成。

伊阙之战，韩国同样遭受惨重的打击。《史记·韩世家》云：“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以后，秦攻战韩的城皋、荥阳、上党郡。韩国已沦入秦的掌握之中。

伊阙之战，韩、魏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在秦国的猛烈进攻之下，韩、魏毫无还手之力。大量城池被秦攻占，韩、魏只好割地求和以苟延残喘。

八、秦、赵长平之战

赵惠文王时 ( 公元前 298 年～前 266 年 ) ，赵任用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上将，君臣和睦。其士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成为当时诸侯各国中最先进的军队，可谓兵强马壮，成为秦国兼并过程中最强的敌手。赵“尝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60] 公元前 270 年，赵在阏与 ( 今山西和顺 ) 大败秦军，大大挫伤了秦国的锋芒。秦国意识到，如果想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击败赵国。

公元前 262 年，秦攻取了韩的野王 ( 今河南沁阳 ) ，把韩的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隔绝开来。韩国恐惧，割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守不愿降秦，反把上党 17 县献与赵国。

秦国因上党郡守不降秦而降赵，大怒，派白起、王齕进攻赵国。赵派廉颇迎敌。秦、赵双方在长平 ( 今山西高平西北 ) 展开了自战国以来空前的大战。廉颇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家。秦、赵在长平相持三年，秦军终不敢前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回了廉颇，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一反廉颇的军事布置，更换军吏，对秦军全面出击。秦将白起佯装败走，然后纵奇兵，绝粮道，两路夹击赵军，赵军被围，绝食四十多天。赵军数次出击，均不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作战，被射死。公元前 260 年，赵军 40 多万士卒败降于秦。由于赵军曾经受过胡服骑射的训练，多为英勇善战之士，白起害怕赵卒复为赵国所用，于是灭绝人性地将 40 万赵卒活埋。赵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国力大大地削弱了。

长平之战，秦国的损失也是惨重的，“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61] 而秦王却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于公元前 259 年，又兵围赵都邯郸。赵国经长平之战，赵人之死者不得救，伤者不能疗，涕泗相哀。秦坑赵卒 40 万，赵人对秦国再也不存任何幻想。当秦军攻伐邯郸之际，赵国人民作了英勇的抵抗。与此同时，魏国信陵君无忌窃兵符以救赵国，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将军景阳率大军救赵。在赵军、魏军、楚军的夹击下，秦军大败。秦将郑安平以 2 万人降赵，这是秦自阏与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败。

邯郸之役的胜利，使战国晚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战役把各国又联系在一起，使秦国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进攻，减轻了山东六国的压力。但山东六国并没有乘强秦的暂时失利而休养生息，励精图强，而是又隐入互相争战之中。楚向北灭鲁，魏乘机灭卫，燕国认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于是起二军，车二千乘以伐赵。“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赵又起用廉颇为将，破杀燕军，虏燕将军乐间、卿秦。 [62]

秦、赵战争，使兼并战争后期唯一能够对秦起抑制作用的赵国被削弱，再也无力与秦抗衡。

九、秦统一中国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即位，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63] 名义上的周天子也不存在了，秦国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在必然了。

山东各国也已清楚地看到，秦攻伐不已，自己迟早会被灭亡的。公元前 241 年，山东各国又相谋合纵，为了保护自己，再做一次努力。这次合纵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负责具体的指挥。

然而，此时山东诸国的情况已不能与战国前期相比了。秦在与诸国战争中采取杀伤有生力量的措施，使诸侯各国元气丧失殆尽。公元前 293 年，秦与韩魏伊阙大战，秦将白起斩韩魏士卒 24 万，并攻占 61 座城，魏割让河东地四百里，韩割让武遂地 200 里。公元前 274 年，秦攻至魏国大梁城下，斩魏卒 4 万，攻占四城。公元前 273 年，秦攻三晋，斩首 15 万。

公元前 312 年，秦与楚有丹阳之战。秦人败楚，轩楚甲士 8 万，俘虏大将屈丐等。公元前 300 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 2 万。公元前 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为了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经过胡服骑射训练的赵卒不再为赵所用，坑杀赵降卒 40 万。在前后 30 余年的时间里，就大战被斩首山东壮年男子将近 100 万，如果连同小型战争计算在内，则 100 万之多，严重地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有生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诸侯列国的合纵伐秦，犹如群羊围攻猛虎，其失败是必然的。当诸侯兵至函谷关时，秦国出兵，山东各国也就不战而退，相继败走了。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在雍蕲宫举行加冕礼，亲政。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王政、肃清了嫪毐、吕不韦等内部的反对势力，把政权完全控制自己手中，为秦国荡平宇内，并吞八荒扫清了道路。

秦的统一战争始于灭韩。公元前 230 年，秦派内史腾进攻韩，俘虏了韩王安，尽收韩地。秦国得韩地而置颍川郡。

公元前 229 年，秦派大将王翦、杨端和率兵伐赵，这时赵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如李牧、司马尚均为名将，而且赵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故秦军攻赵不下。秦人乃使反间计，贿赂赵国宠臣郭开，诬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及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急赵国之所急，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然让人杀掉李牧，废除司马尚。公元前 228 年，秦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赵公子嘉率其族人数百奔代郡，自立为王。代王与燕联合以自守御秦。

公元前 227 年，秦军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六国，燕国君臣一片惊慌。燕太子丹派出刺客荆轲，前去刺杀秦王。荆轲带上秦国逃亡将军樊于期的人头 ( 樊于期自刎，将首级献上，以助荆轲 ) ，还加上督亢 ( 今河北涿县东南 ) 的地图为礼，以秦午阳为辅，前去秦国，共行大计。结果，荆轲行刺未遂被杀，计划落空。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 226 年，秦王大举攻燕。秦大将王翦破燕都蓟城 ( 在今北京市一带 ) 。燕王及太子丹率其余兵走保辽东。秦大将李信追之，燕王被迫杀太子丹以献秦。当时正值辽东大雨雪，秦军无法前进，于是退兵。

公元前 225 年，秦大将王贲包围魏都大梁，掘开圃田泽水以灌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出降，魏国灭亡。

秦在灭了三晋、燕以后，挥兵南向，进兵楚国。公元前 225 年，秦王政问大将李信曰：“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 ? ”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又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不可。” [64] 秦王政认为王翦年老力怯，于是令李信及蒙恬率 20 万军队伐楚。李信攻平舆 ( 今河南省平舆县 ) ，蒙恬攻寝 ( 今河南省固始县寝丘 ) ，楚军在淮北败走，但当李信与蒙恬在城父 ( 今河南省郏县境 ) 会师时，楚人摄其后，“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大败。 [65] 由此说明楚国还具一定的有生力量。

秦王政听到李信失败的消息，立即亲自去请王翦。王翦率大军 60 万南伐楚国，楚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到楚国后坚壁而守之，养精蓄锐，不肯出战，任楚军挑战，终不出。楚国只好引兵而东，于是王翦派兵追其后，大破楚军，攻取了陈城以南至平舆的地方，俘虏了楚王负刍，秦王也随即亲到郢陈以庆胜利。

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秦又派王翦、蒙武攻楚，在淮南大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秦国乘胜略定楚国城邑，平楚地以为郡县。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国，设立九江郡、长沙郡。秦又以楚地为基地，南征百越之君。公元前 222 年，秦降服越，设立会稽郡。

公元前 222 年，秦又派王贲率大军进攻燕，俘虏燕王喜，燕亡。王贲回军途中，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赵国最后灭亡。次年，秦兵挥军向南攻齐，俘齐王建，齐国灭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从秦灭韩起，共用 10 年时间，秦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战国封建割剧局面结束，一个新的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秦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学术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周天子东迁雒邑，地位衰微，诸侯霸主国兴起。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相继改制变革，以谋求富国强兵。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转变更为残酷和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诸侯各国都争用贤能之士。

诸侯国君的礼贤下士，无疑给贤能之士一个上升的机会，并造成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诸侯国君为了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他们不惜重金，招纳天下的贤能之士为自己所用。知识分子成为诸侯国君最欢迎的人物，於是一些下层的“士”，开始刻苦攻读，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著书撰文，陈明自己的观点，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代表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发表演说，以求他们政治理想得到实现。我国思想史上的出现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在这个时期，先秦思想家们从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到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深刻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其博大精深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墨家和墨子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墨子。《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又《荀子·修身篇》唐人杨倞注曰：“墨翟，宋人，号墨子。”这些记载云墨子是宋人。《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云墨子为鲁人。现有学者认为墨子，“鲁人”之“鲁”，是鲁国 ( 今山东省邹县 ) ；亦有学者认为“鲁”，是今河南省鲁山县。

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很有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

墨家学派是手工业者利益的代表。墨家学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要人与人互相亲爱，不要互相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66] ? ”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67]

墨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攻伐。当楚国将要攻宋时，墨子“裂裳裹足，十日十夜不顿舍”， [68] 亲到楚国去说服楚王不要攻宋，并亲派弟子为宋守城，使楚王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

墨子有尚同的思想，“即令民与上同意也。” [69] 墨子还要求尚贤。墨子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70] 墨子所尚的贤，不分贵贱，包括“农与工肆之人”，代表了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呼声。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节乐，反对厚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厚葬表示不满。《墨子·节葬下》云：“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墨子·节用上》云：“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作为一个平民阶层的学者，对贵族收括民财以奢侈享用，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对事物的认识方面，墨子提出“三表法。”《墨子·非命上》云：所谓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祭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是客观的，唯物的，就是用古代圣王治国治民的史实，用国中百姓对国君所实施政策的看法，并观察现行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断政策的正确性。“三表法”，就是判定事物的三个原则。他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道家和庄子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曾为漆园吏。”庄子象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的《马蹄》、《胠箧》皆是论述其“无为而治”思想的。在《马蹄》一篇中，庄子以马为例，指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这皆是马的自然之性。而一些称善治马者，如伯乐，将马蹄“烧之，剔之，烙之，连之以羁挚，编之以皂栈，”结果许多马因不堪其苦而死，这是因为马失去了自然之性。如果想让马活得很好，很健康，就一定顺马之本性。同样对待人民也要顺其本性，让他们纺织而衣，耕作而食，无党无私，就是“素朴”，“素朴则民性得矣。”只有无为而治，顺民之自然，才能使民繁荣发展。

庄子鄙视富贵，对上层贵族统治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71]

庄子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明晰的思辩，他把先秦时期的唯心主义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道，道是万物的本体，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出于一个源。一个物被破坏，但它又成为一个新的物体。而每当一个新物体形成，它必将破坏一个旧物体。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 [72] 即事物的成与毁，皆归于一，但是，只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的变化。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复通为一，而没有看见事物的发展，这是庄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老子和庄子皆是代表小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侵略，鄙视富贵，主张均平，反对压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张小国寡民，公社复归，并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不尚贤，反对儒家提倡的礼制。从主流上说，老子、庄子都是反封建压迫的哲人。在哲学思想上，老子、庄子都认为天下万物出于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他们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庄子是我国最早提出完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学者。

儒家与孟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 ( 今山东邹县 ) 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孟子一生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 3 岁丧父，是在慈母仉氏的教育下成长的。

孟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即王道政治。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73] 孟子主张给百姓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 [74] 让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孟子反对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 [75] 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76] 孟子认为，那些热衷于战争者都应受刑。

《孟子·尽心下》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之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把民看得最重，其次为社稷，再其次为国君，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把“民”看得高于国君，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灿烂的火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是继孔子以后儒家学说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学说以等级为内容的礼制思想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是维护王权的理论；但其主张仁政治国及王道政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除孔、孟外，先秦早期儒家，还有孔子弟子曾子的仁孝思想，子思的中庸思想及以诚为本的思想，亲亲尚恩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

荀子本是儒家学派的后裔分支。《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其中的“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荀”改为“孙”，是后人为了避汉宣帝刘荀之讳。

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法家学者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承儒启法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曾三次为“祭酒”，是当时地位很尊的学者。他晚年在齐受谗，至楚国，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令，终死在兰陵。

荀子认为，礼、法都是治国治民的根本。《荀子·强国篇》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 [77] 他认为一国之内，君主必须实行集权，不准有分散国君权力的情况出现，他说：“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78] 又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79] 荀子主张以礼治国，隆一而治，王权集中，天下必分贵贱之等级，这正是礼制的内容，并带有法家思想的倾向。

荀子主张尚贤，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80] 荀子具有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对待百姓，应“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君人者，爱民而安。” [81] 荀子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 [82] 荀子认为，以民为本，才能国富君安。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

荀子思想最光辉的是其唯物主义思想。《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先有天地等物质，才有礼义等制度和道理。物质是形成万物的基础。

荀子认为，天，即大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83] 天之规律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去改造自然。荀子说：“从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84] “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的又一个光辉的哲学命题，表现人类战胜自然的意志和魄力。荀子不迷信，不相信灾异，认为天行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这种规律，使之为人服务。这在战国时期是最进步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认为，认识事物必先用目、耳、口、鼻、体等得到最初的感性印象；然后再用心去综合分析这种感性认识，从而得到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在综合分析时，要不受故、欲、恶、始、终、远、近、古、今、博、浅等现象与感觉的蒙蔽干扰，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

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 [85] 在对事物的观察、了解过程中，从学习到参与，才能真正了解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荀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科学的。

法家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战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多是政治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在诸侯国中为卿为相，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政治制度的实施。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韩非子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师事荀卿，善著书。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见之，甚悦，乃急攻韩，索取韩非，韩王乃使韩非使秦。但是在秦国，韩非遭李斯、姚贾的谗害而死。

韩非子主张，国君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证这种权威，韩非子提出国君驾驭臣下的“七术”，指出威胁国君权有“六微”和“八奸。”韩非子认为刑、德之权必需掌握在国君手中，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86] 也就是说，国君必须牢牢握住生杀予夺之权。

韩非认为赏、刑必须严格依法。《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

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

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法皆是国君统治必须掌握的工具。

《韩非子·有度》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认为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国君用法，要不阿贵，不挠

曲，使智者不能开脱，勇者不敢争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法家的理论，虽然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但是有些理论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在哲学思想上，韩非子与老子有共同之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

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子与老子一样，认为天下万物之本是“道。”韩非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87]

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88]

韩非子赋予“道”更多的政治性。如《韩非子·主道》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89] 韩非子研究“道”，是为了让国君以知“万物之源”、“善败之端。”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

韩非子对世界的认识论方面是唯物的辩证的。他反对龟卜蓍筮。如《饰邪》一篇记载，赵国攻燕，“凿龟数筮，兆曰大吉。”赵国取得胜利。燕攻赵，亦卜筮大吉，但是却遭到失败。

韩非说：“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持之，愚莫大焉。”“用时日，事鬼神，信小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90]

韩非子认为，把复杂的事物比较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韩非子·杨权》云：“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还说：“智术之土，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91]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92] 如何把对事物的认识转移到对人的认识，韩非子提出，国君必须烛私明察，不要只听其谈，而要观其行，责其用，全而考察，才能真正地得到人才，他的认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其特点是与政治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