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参考材料

巴以冲突的历史由来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地区，成为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公元前13世纪未，希伯莱各部落迁入巴勒斯坦，并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此后巴勒斯坦又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及罗马人占领和统治。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战胜罗马帝国接管巴勒斯坦后不断迁入，并被当地土著人同化，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地的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将其分为两部分：即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约旦王国），西部仍称巴勒斯坦（即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此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开始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在犹太人纷纷涌入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犹太人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却未能诞生。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以之间爆发了5次大规模战争。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长期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犹太移民政策，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力求通过改变其占领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成立，其目标就是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多年的战争使双方认识到，谁也无法消灭谁，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开始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在阿以和谈中，巴以和谈是构成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1993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以来，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然而这些协议由于以历届政府的有意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尽管根据有关协议，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自治，但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却因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棘手问题上分歧太大，巴以双方至今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2000年9月，以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巴以流血冲突，特别是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由于沙龙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巴勒斯坦一些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人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致使以色列采取了强烈打击报复，巴以双方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珠三角都市圈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成为我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及全球生产基地。珠三角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五个地级市及若干县级市，共计14个市、县（区）

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必须结合未来港澳与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在CEPA推出之后，加快一体化整合及明确发展潜力所在是粤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是香港的强项，市场环境的自由度高是深圳的突出优势，而以广州为中心展开的珠江两岸已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之一。以香港的强大服务能力与珠三角的创新、创业环境相结合，成为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创新、创业中心之一，并力争成为有影响的技术专利交易中心。同时珠三角应以新的优势吸引外资大规模进入，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打造世界加工生产基地的影响和效果。

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将是：珠三角是以产品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而长三角是以产业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

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性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光电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国内外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大型企业相继在这里设立组装点，珠三角的发展内容将主要是多出企业，通过技术引领、人才和资本吸引，形成相当规模的集聚效应，加快发展步伐。

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缺陷缺乏更多的具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产品。珠三角要加强内部的互动：以港深联手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基地，以技术创新推动珠三角加工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以这一效应吸引全球更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珠三角的集聚，并逐步增强珠三角产品的加工生产能力对周边地区及全球的辐射。

大珠三角都市圈发展成为一个具加工生产、现代物流、金融和专业服务、旅游娱乐以及信息资讯中心等综合性优势和功能的经济区域。

珠三角都市圈：结合区域内各方的优势，以创新、创业中心及高科技加工生产基地为其发展目标，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产业发展向“轻（轻型产品）、新（新型产品）、外（外向型出口产品）”发展。在市场服务业方面，借助香港的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新技术向实用产品的转化。

广东的突出优势是其开放度相当高，特别是其外向型特征明显。广东的创新能力也不弱，市场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是有助于创新活动的。

广东的发展主要是外资拉动的。这是一种政策导引的产物，同时还在于广东濒临港澳，地缘和人缘相近。特别是香港的服务业与珠三角加工制造业的结合、与创新冲动的结合，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倍增动力。

2.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动向
　　
珠三角在努力推进自身的功能整合、协调发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积极推动与其他区域的融合，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提高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内地实施CEPA的过程中，珠三角地区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在CEPA的框架下，珠三角与港澳层面的合作不仅有着大量的机会，且两地经贸合作的具体形式将更加多样灵活。两地的合作可以不限于取消关税，而是在跨境区域合作、区域发展规划、基础建设配套、人员交流、通关便利、经济政策协调等多个方面，开拓更广阔的合作领域。
　
　第二，第六次粤港联席会议上，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珠三角和香港就功能分工达成共识：珠三角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关系。粤港两地将建立联合对外推介机制，通过公共媒体宣传、联合举办论坛、招商、推介等活动，联手推介“大珠三角”区域经济概念；广东为CEPA框架下的港澳服务业进入广东打开方便之门，实行本地居民待遇，简化工商手续，下放审批权限；加强口岸建设，提高通关效率；加强粤港双方在高科技产业、教育培训、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准许广东居民以个人身份赴港澳旅游等。

　　第三，CEPA签订后，粤港联席会的合作架构和机制更完善。考虑到粤港两地制度的不同，在政府层面，研究层面和商界层面都做出了新的安排。在政府层面，粤港联席会召开时由粤港双方行政首脑出面主持。同时建立工作会议机制、督导机制、通报机制三大工作机制；在商界层面，粤港各自成立商界合作组织，实现两地企业、行业和商会之间不定期的交流；在研究层面，粤港各自就两地经贸发展合作进行深入研究，就粤港经贸发展的广泛领域分课题进行合作研究。

第四，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合作机制初步建立。广东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以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并初步建立了较完备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合作宗旨、合作原则、合作领域，以及每年举行一次的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及日常工作机构和部门衔接落实制度等，形成了合作与发展框架协议、论坛和经贸洽谈会三大交流与合作平台。

2.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趋势

第一，        随着长三角竞争力的迅速提升，珠三角发展速度放缓的趋势将延续。其主要原因，一是珠三角的发展以外资为主要增长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借助地理位置优势，通过与港台投资与经济贸易关系，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成长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但随着长三角的迅速崛起，外资不断向长三角转移，珠三角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减少，发展动力减弱，必将减缓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速度；二是珠三角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多为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挑战，以及科技竞争力相对较弱等原因，导致经济发展动力后劲不足。
　　
第二，“大珠三角”的一体化发展将助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珠三角与香港进行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完善，两地功能分工的进一步明晰，是珠三角和香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必将推动两地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香港发达的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会为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有力的资金等支撑，香港为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结国际提供了重要平台。“大珠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会助力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提升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层次，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益的“前店后厂”。
　　
第三，“泛珠三角区域协作”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将为珠三角的发展拓展腹地。但合作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解析海尔的组织结构设计
80年代，海尔同其他企业一样，实行的是“工厂制”。集团成立后，1996年开始实行“事业部制”，集团由总部、事业本部、事业部、分厂四层次组成，分别承担战略决策和投资中心、专业化经营发展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职能。

　　事业部———由集权向分权制转化的一种改革

　　事业部制是一种分权运作的形式，首创于20年代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它是在总公司领导下设立多个事业部，各事业部有各自独立的产品和市场，实行独立核算。事业部内部在经营管理上则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决策，分散经营”，即总公司集中决策，事业部独立经营。这是在组织领导方式上由集权向分权制转化的一种改革。

　　海尔的事业部制，外面一般认为是学习或模仿日本的体制。实际上，它更多地学习参考了美国GE的管理体制。海尔在很多方面带有明显的GE痕迹。

　　美国GE的组织机构变迁经过了3个阶段：一是60年代的分权运作，促进了主业的增长和经营的多样化；二是70年代根据公司总财源的分配来安排下属单位的战略需求，让各下属公司建立战略事业单位，使全公司扩大了规模、增加了产品的种类并使利润持续不断地增长；三是到80年代进入战略经营管理时期，对前两个阶段的组织模式不断进行修正。

　　张瑞敏认为这种高度分权对市场销售具有有效刺激，但又发现，这种个体户式的拼杀，会造成各事业部之间盲目竞争，竞相重复使用内外资源，于大局不利，有可能形成单位销售额上升而集团整体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局面，不利于集团重点扶持未来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因此，海尔对分权的大小、多少有自己战略性的考虑。对“夕阳型”的产品尽可能分权划小经营单位，让其随行就市；而对“朝阳型”的产业，如未来的数字化家电，则要集中人力和财力，做大规模，确保竞争力。

　　果然，GE后来发现，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度增长了，但每股的红利并没有随着增长，与此同时，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下降了。

　　从超事业部到脱毛衣

　　1972年起任GE董事长的雷金纳德·琼斯于1978年再次改组了公司的体制，实行“执行部制”，也就是“超事业部制”。这种体制就是在各个事业部上再建立一些“超事业部”，来统辖和协调各事业部的活动，也就是在事业部的上面又多了一级管理。在改组后的体制中，董事长琼斯和两名副董事长组成最高领导机构执行局，专管长期战略计划，负责和政府打交道，以及研究税制等问题。执行局下面设5个“执行部”，每个执行部由一名副总裁负责。执行部下共设有9个总部(实为集团)，50个事业部，49个战略事业单位。各事业部的日常事务，以至有关市场、产品、技术、顾客等方面的战略决策，以前都必须向公司最高领导机构报告，而现在则分别向各执行部报告就行了。

　　张瑞敏说，海尔的事业本部有些像GE1978年实行的“超事业部制”，它管了不少事业部，事业部下又管了不少项目和经营单位。像GE的5个执行部归副总裁领导一样，海尔的几位副总裁也分别领导着几大事业本部，总裁只管横向的几大中心，如财务中心、规模发展中心、资产运营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和企业文化中心等等。

　　韦尔奇接替琼斯后，对组织结构又作了大幅度的重新设计。他把组织的层级比做毛衣，当人外出穿了四件毛衣的时候，就很难感觉到外面的天气有多冷了。因此，韦尔奇撤销了事业部之上的管理机构，废除了战略事业单位，使自己能够和事业部的领导人直接互动。这个新秩序的主要效果，就是赋予独立自主的事业部主管以权力，特别是大幅度扩大他们在资本配置上的权力，而这是管理上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改革以前，GE的组织就像多层的结婚蛋糕，改革后它像一个车轮，在中间有个轮轴，其外有轮辐向外延伸扩大。

　　有序的非平衡结构

　　在企业的运作方式上，海尔集团采取“联合舰队”的运行机制。集团总部作为“旗舰”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协调下属企业。下属企业在集团内部是事业本部，对外则是独立法人，独立进入市场经营，发展“市场经济”，但在企业文化、人事调配、项目投资、财务预决算、技术开发、质量认证及管理、市场网络及服务等方面须听从集团的统一协调。用海尔人人都熟悉的话说，各公司可以“各自为战”，不能“各自为政”。张瑞敏说，集团所要求的，你必须执行，有问题我来负责、我来订正。你可以提出建议，但绝不许阳奉阴违。

　　从本质上说，海尔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直线职能式结构到矩阵结构再到市场链结构的三次大变迁。直线职能式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下面是最普通的员工，最上面是厂长、总经理。它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地控制到终端。直线职能在

　　企业小的时候，“一竿子抓到底”，反应非常

　　快。但企业大了这样就不行了。最大的弱点就是对市场反应太慢。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海尔改用矩阵结构。横坐标是职能部门，包括计划、财务、供应、采购；纵坐标就是不同的项目。对职能部门来讲，横纵坐标相互的接点就是要抓的工作。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发展多元化的阶段可以比较迅速地动员所有的力量来推进新项目。

　　在论述海尔组织结构的变迁时，张瑞敏再次强调了“有序的非平衡结构”：“整个组织结构的变化缘自我们组织创新的观点，就是企业要建立一个有序的非平衡结构。一个企业如果是有序的平衡结构，这个企业就是稳定的结构，是没有活力的。但如果一个企业是无序的非平衡，肯定就是混乱的。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平衡时就要打破原来的平衡，在非平衡时再建立一个平衡。就像人的衣服一样，人长大了服装就要改，如果不改肯定要束缚这个人的成长。”

　　此信息来源于互联网

另述
海尔集团是在原青岛电冰箱总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家电为主，集科研、生产、贸易及金融各领域为一体的国际化企业。为了营造使企业不断创新的机制，保持企业的高效运作和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其组织形式始终处于有序的非平衡状态。下面以海尔在各种不同的宏观背景、不同的发展战略下，组织结构的调整来分析海尔战略化发展中组织结构所发挥的作用。

  一、名牌战略（1984－1988）

  当时国内仍是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冰箱等家电产品还是奢侈品。尽管如此，国内电冰箱生产企业林立，争相挤占商场有限的柜台，很难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一般家电企业有“捞一把就撤”的想法，大搞进口散件组装。海尔经过调研发现，尽管冰箱品牌很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名牌冰箱”，于是张瑞敏果断提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争第一，创名牌”。由此确立了专业化名牌发展的道路。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的设备和技术，生产出“琴岛－利勃海尔”牌亚洲第一代四星级电冰箱，并以高技术、高质量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因为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主要地位，计划经济体制有巨大惯性，海尔只是专心于冰箱一种产品的生产，所以在组织结构上只需划分职能，采取垂直式集权领导是适合的。

  二、名牌战略（1988－1991）

  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质量、服务、价格等市场要素逐渐培育成形。国内企业习惯于只抓产品产量，不在乎产品质量，因此一碰上市场疲软就产生积压，只好靠降价来度过难关。海尔在创业伊始就重视产品质量，创市场名牌。而当其它企业开始抓质量时，海尔又把战略重点转向培养服务意识和市场信誉上，成功走完了名牌战略阶段。

  其中，海尔的OEC管理模式（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海尔重视质量，仍不免遇上管理普遍对过程控制不细的问题。OEC对每个人每一天每件事进行控制，每天的工作每天完成，每天的工作质量都有一点提高，对以质取胜的海尔顺利实现名牌战略有巨大推动作用。

  三、多元化发展战略（1991－1995）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的热潮。同时海尔集团正式成立，并于1992年初次在白色家电圈作多元化尝试，生产冰柜、空调、洗衣机，开始超常规发展。

  企业慢慢发展壮大，不免会出现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大企业病。海尔在1993年进行“权力分散化”，在原工厂制（直线职能制）基础上，推进事业部制，总部集中筹划集团发展目标，集团下属是事业部，已经形成规模效益且管理机制较完善的称为事业本部，未达到标准的称为事业发展部，对各事业部兼并的企业，集团有最终决策权。这样海尔集团与事业部之间，事业部与各分厂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相当明晰，初步呈现出分权化，扁平型的组织结构特征，适应了规模扩张和多元化经营的要求，调动了集团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

  四、全球营销网络布局（1995－1999）

  全球化、新经济是这个时段的显著特征。海尔1997年进军以数字电视为代表的黑色家电，1998年进军米色家电，坚定多元化发展道路并制定了挺进世界500强的发展目标。进500强首要条件是要有一流的内部管理，虽然海尔组织结构整体上是分权化、扁平式的，但对于冰箱本部而言，仍是集权式直线职能型。这种结构对于以前单一的冰箱产品是适应的，但对于餐饮，冰箱、小家电等多种产品齐头并进的快速扩张形势则显得缺乏效率。

  海尔集团于1996年开始实行事业本部制，1997年又在事业本部基础上，采取了“细胞分裂”方式，使整个组织结构形成四个层次：

集团总部是投资决策中心，事业本部是经营决策中心，事业部是利润中心，生产工厂是成本中心，各个层次各负其责，允许各事业本部各自为战，但不许各自为政。这种组织管理模式称为“联合舰队模式”，

海尔把这种组织模式延伸到营销体系中，各事业部设有营销公司，负责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口和海外建厂工作。集团总部设有营销中心，对各本部销售公司和进出口公司的工作实行监督控制和指导，这样既能发挥各本部销售公司和进出口公司的战斗力，又能进行整体进攻，很好配合全球营销网络中多元化发展的要求。

  五、国际化发展（1999年以后）

  当时中国即将加入WTO，瑞士达沃斯年会召开。报告称21世纪企业生存有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二是有一个全球化的品牌，三是要有一套能够在网上销售的战略。

海尔为实现发展战略就必须适应多变的市场及“新经济”兴起后网络销售的挑战，张瑞敏为此提出三个方向的转移：

1市场方向的转移，从国内市场向国外市场转移；

2产业方向转移，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3管理方向转移，从直线职能型管理彻底向业务流程再造（BPR）的市场链转移。即形成创新订单支持流程3R(R＆D－研发,HR－人力资源开发,CR－客户管理)和保证订单实施完成的基础支持流程3T(TCM－全面预算,TPM－全面设备管理,TQM－全面质量管理)。

产品本部在3R的支持下通过新品研发，市场研发及提高服务竞争力不断创新订单；产品事业部在3T支持下将商流获取的订单和产品本部创造的订单执行实施；物流本部搭建全球采购配送网络，实现JIT（即时采购，即时配送和即时分拨物流）订单加速流；资金流搭建全面预算系统，这样形成直接面向市场的，完整的物流、商流等核心流程体系和3R、3T支持流程体系。  这种结构实现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网络相连，使企业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将外部市场的压力传递给每一个员工，使他们把压力变成动力，最大限度地追求顾客满意度最大化，从而实现海尔三个“零”的目标：质量零缺陷，服务零距离，流动资金零占用。

  六、海尔组织结构创新的启示与思考

  海尔集团国际化历程，实质上是对组织结构不断选择的过程。此过程不仅从实践角度证明了组织结构的合理选择对企业国际化经营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为我国其它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启示：

  1、组织结构不只是消极适应经营战略，组织结构的发展能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2、组织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动态化。张瑞敏把组织的有序平衡结构转向有序非平衡结构，使其运作模式不断创新正是如此。

  3、组织结构适当虚拟化，有利于企业整合外部资源，弥补自身不足。海尔在建立和发展国际化经营组织结构中，已经借鉴了西方跨国公司组建虚拟企业的经验。

  4、集权与分权授权的矛盾可以调和，关键要把握好两者结合的“度”。海尔在处理集团总部与各事业本部的关系中推行“联合舰队模式”，最终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市场效应。但在权力分散后，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责、权、利问题，二是各独立公司一把手的素质问题。

  关于决策该不该授权：1下属人员获取信息有限，对公司综合情况掌握有限，对于市场信誉和诸如人心、士气等无形的东西把握有多大底数，一把手应该明白。2下属主管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水平，也影响权力分散的程度。3企业组织是由小而大的，则集权程度高不妨，若主要由合并而来，则可考虑分权。4组织在扩展中可分权，组织在稳定中则宜于集权。5组织之间控制技术和手段是否完善，也对集权或分权的选择有关系。6企业外部环境紧张，竞争加剧等因素，也会使管理向集权制靠拢。

  5、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创新，必须保持和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海尔和著名跨国公司相比，论资金、技术、规模，海尔都没有优势，但海尔有比较优势，那就是速度。经销商们提出一个要求时，我们会以比那些老牌跨国大公司更快的速度满足他们的要求”。正是不断强化这一优势，海尔对其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和创新。

  6、专业化与多元化。多元化和专业化实际上都有风险，关键要看自身的能力，或者说关键看品牌和市场发育度。

  看一下海尔的产品结构，会发现用国际化来概括目前海尔的战略是不全面的。因为海尔在计算机、手机、生物制药、家庭整体厨房之类的投入，明显从多元化产品领域进入了多元化产品经营的格局，而这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增长之路。因为在多元化期间的业务模式，只有两种出路：第一，谋求业务转型的多元化，这要求海尔接下来要出售或关闭其家电部门，在新业务上选取一点成为行业老大，就像当年NOKIA一样。第二，是像GE一样，通过卓越的战略控制，在各个点上成为行业老大，成不了的就撤销。

  7、大与强。只有“强”才能良性地发展“大”，要多强的人才做多大的规模——人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提高在前，规模扩张随后，效率强，规模才能够大。做大是手段，求强是目的，在没有强大人才和管理支撑下，盲目扩张是致命的。

  8、后张瑞敏时代。海尔真正的国际化道路必须在后张瑞敏时代开始。靠建立一流的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管理体制和系统化的国际运作来实现海尔的再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高管的优秀这些层面上。后张瑞敏时代海尔的组织结构仍应以信息化、虚拟化、扁平化的有序非平衡结构为基准，不断创新实现由强做大，由大变强的国际战略。(□文/王　健)

京津唐都市圈
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和5个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万人。

以政治、文化、科学中心为其发展目标，其内涵为：

首先，在全国来说，京津唐都市圈位于首都所在区域，当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其次，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京津唐都市圈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制造业功能适当减轻，并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天津转移和集聚。京津唐区域的加工制造业相对地向天津和唐山集聚，并借产业疏散之机来适当分流人口压力。并加强环渤海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协作联系，作为烘托首都北京的强大经济基础。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是以形成全国性的科研体系，组织科研项目，瞄准重大基础性技术突破为目标。优越的政策、资源、人才、科研优势

第三、调整北京目前所承担的过多的功能，明确以营造环境为目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旅游景观、城市形态、会展设施及能力、文化氛围和市场、大商贸、科研体系及立体式交通枢纽等。

第四、在北京至天津之间全力打造一条密集型城市带和产业走廊，并提高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各方面联系强度和深度，大幅度增强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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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塘科技新干线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以京津塘高速公路为主干线，中关村科技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科技园区为依托，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产业带正在崛起，并逐步成为促进京津冀新兴产业联动发展的主干线。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已落后于长三角都市圈和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京津唐都市圈内的各方联系松懈，优势不互补，导致整体实力不强。京津冀的各项指标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弱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上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在未来产业发展上，北京将突出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的制造业。天津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并发挥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优势。河北则将对自身传统优势产业进行优化升级，并在新兴产业上依托京津，形成联动。因此，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潜力不可小视。

京津唐都市圈各方对区域协作的认识都有明显的提高，协作步伐在加快。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的加深，区域协作意识的强化，并且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渐增强，特别是国家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的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将成为必然，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质性步伐加快。这主要体现在：北京的高新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推广；跨行政区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跨行政区的产业链配置初步形成；京津冀“无障碍旅游共识”已初步达成；长途客运开始联合；在机场、港口、跨行政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合作；在公共交通业、商业贸易、房地产业、通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人工影响气象、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雪天道路交通应急保障体系等方面也初步显现一体化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机遇，对该区域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规划、调整和建设，京津唐都市圈将以全新的面貌成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地。

　3.京津冀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动向

政府合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一是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

二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推进，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是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尽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议定合作重大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地区政策和措施；联合设立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

四是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
五是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等活动。

3.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发展趋势

第二，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近年仍将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难有跨越式增长局面出现。这北京、天津自身经济尚处于极化发展阶段，对外扩散能力有限，自身产业升级和实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京津冀经济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发展步伐缓慢，经济运行的活力不足，同时，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还不高，从而使地区间紧密联系难以形成，合理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尚需时日；京津冀经济圈地区间发展存在巨大落差，除京津外缺乏一定数量发达中小城市的有力支撑，区域整体经济发展难度较大；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主要依赖于产业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地区一体化发展行政藩篱的解除和一体化发展机制、体制的建立需要逐步培育，短期内不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大的推力。

目前及未来的区域经济协作经济社会文化高地：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部（以武汉为核心）都市圈、及长江上游（以重庆为核心）都市圈。

我国区域经济协作:

首先应形成更为有效的区域性产业结构。

进一步突出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及产业的组合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寻找自己区域的正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贡献区域的力量，为区域对特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创造更为有利的状况；

第三，区域经济通过协作联动及整体优势的进一步营造和发挥，并通过对全球资源要素及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得这一优势体现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中。

杭州湾跨海高速公路建设对我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一、对我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对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

招商引资能力就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外资总量有大幅度增加，而且资金来源和投向也将发生变化。一是增加利用上海间接引资的机遇。二是增强国内外客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使我区经济产生“极化效应”和与周边城市(区域)形成联动发展效应。三是资金投向发生变化。加工制造业、都市农业、现代物流业和与大桥相关产业(仓储、快递、加油、汽车修理等)将更加成为投资热点。

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高速公路对土地地价的影响是巨大的。土地随着大桥的建成通车将大幅度升值，园区建设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技术将急剧向高速公路优势区域流动，尤其是向互通出入口方向集聚。并通过区际道路形成城市化的辐射链。

对文化和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影响

1、使我市融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主要城市的“两小时旅游、文化圈”

2、快捷、便利的交通条件影响着旅游业发展。使我区与上海这个国际旅游大城市对接。

3、物流业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将大加快物流业的发展。

二、依托高速公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建议

1、依托高速公路,优化提升产业结构。要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的功能，主动接受长三角经济辐射。特别要按照上海龙头经济的布局和市场的需求，适时调整区内经济、产业、产品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挖掘人文历史景观（点）旅游资源。要跳出制造业的圈子。

2、建立高新技术园区。建议依托杭州湾跨海高速公路，规划建设我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或中心，区域位置最好设在前洋互通立交交通枢纽附近。

3、依托高速公路，推进涉及区域城市化进程。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新进行规划布局，合理规划高速公路沿线地块开发，吸引有关企业、城镇、农村人口向高速公路出入口周围转移。

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出入口是最具有发展潜力，最具有吸引力的区域，有许多地区利用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出入口的“聚集效应”兴市建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依托高速公路，整合旅游资源。在物流业的发展上，要紧紧抓住市物流副中心建设的机遇，一是要把物流业的发展布局与高速公路枢纽互通出入口布局结合起来。建设物流园区与高速公路服务区结合起来。二是构筑时效性货运通道运输网络，形成快捷连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物流走廊。三是大力培育和壮大现代物流主体，要充分利用高速公路带来的发展机遇，抓紧改造提升传统运输产业，树立物流品牌，培育现代物流企业。

5、依托高速公路，建设生态、旅游观光农（林）业。

6、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策支持，营造优良环境。

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应采取的对策
1.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是实现产业化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从基础应用研究到实现产业化的连续过程。它大体包括高新技术的发明与研制、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新产品实现大规模商品化生产即产业化三大阶段。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最终目的在于产业化。而高新技术产业化又有三个基本点。一是企业规模生产，即某种高新技术产品在单个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并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二是产业整体扩张，即高新技术产品出现从事专门生产的企业群体，进而形成产业。三是产业多方渗透，即高新技术产品、工艺和技术与其他行业相融合，实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实现高科技化。

    将产业化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并不是否认基础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性，而是要特别强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对当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作出定位。首先，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是产业化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新的产业不可能形成和发展。但是，真正使高新科技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尽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即实现产业化。从这一点出发，要求科研开发从一开始就要从能够商业化生产的角度出发，进行选题、立项、技术设计和开发，并按照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来运作。

    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企业群体，是产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明显不足。只有进行更加根本和深刻的企业制度改革，更加深入的经济制度市场化推进，企业才能真正发挥实现技术创新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的作用。同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不改变这种状况，高新技术产业化就缺少坚实的基础。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核心是产业的扩张。在战略选择和政策支持上要特别重视以下几方面：一是技术相对成熟、具有较大市场空间、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带有基础性作用的产业，加快其发展并不断扩大规模，例如电子信息业；二是对能够带动全局、产业关联度大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集中攻关，重点突破；三是培育新兴产业，对处于起步阶段向规模化扩张的行业和重点企业，扶持其尽快跨跃进入规模化生产的临界点，达到规模化生产。

    最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个整体，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基础上，既要注意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兴门类和产品，又要注意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只有全面推进这两个方面，才能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从整体上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素质全面提高。

    2.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必须正确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更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削弱政府的主导作用。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实现赶超战略。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提升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赶超行为。实现这种战略性的跨跃，要对发展战略、重点领域、技术政策以及各种重大关系作出选择，同时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突破。这对企业和不同行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这只有政府才能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上作出安排。第二，发挥政府职能。随着科技进步速度的加快，高新技术及其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加快，产品的经济寿命则相应在缩短，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日趋增大。面对这种风险，大多数企业都会对进行高新技术的研究和产品生产持谨慎的态度。同时，高新技术作为智力、资金、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起步条件较高，初创时期的开发费用远超过其产值，即使进入商业化生产实现盈利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政府承担重要的基础研究，对重点技术和行业进行投入和扶持，通过政府组织协调产、学、研的关系，建立既能减少风险又能促进企业研制高新技术产品的机制和政策环境。对企业来讲，这有利于发挥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体的作用；从社会来讲，有利于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并尽快实现产业化。

    发挥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但是，要使这种主导作用能够对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挥积极作用，也要有相应的约束条件。

    首先，政府的干预要建立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要有超前的战略思想，看准高新技术发展的方向，选择集中突破的重点领域和产品，实施正确的产业化技术路线，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其次，政府的干预要建立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基础上。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干预并不是代替企业来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化，而是要通过政策引导、有效调控和创造需求等措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高新技术产业化最终要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技术创新和经营发展来实现。只有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自我创新的机制和动力，政府的干预才能发挥作用。

    最后，政府的干预要选择恰当的切入点。重点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业和产业进行扶持；抓好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的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建立国家试验中心、工程中心，为产业化提供基础条件；提供促进科研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同时要根据产业化进程适时调整政策。在某一类高新技术发展初期，对其中的企业重点扶持，使其尽快成长，形成产业规模。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具备了自主开发和再度发展的实力，政府的扶持力度应相应调整，让企业自主发展，由市场拉动和技术创新来推动。

    3.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形成新的增长点，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

    首先，我国民用高新技术产业十分薄弱，尚未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8％。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首要生产力是高新技术。我国的科技实力在国际上远高于亚洲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许多一般发达国家或地区。我国有较雄厚的科技实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要以高新技术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形成新产品新工业，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因此，我们要尽快从我国现有科技着手，在生物、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海洋和能源等重点着手，展开攻关，先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再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以此推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其次，高新技术成果向产业转移，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际是指对高新技术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到形成新产业、新工艺、医疗材料，发展成高新技术产业等活动，即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成果通过商品化的途径实现产业的过程。

    以往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弱点，突出的是科研成果与面向经济脱节，高新科技只做到开发阶段，而不做到产业化，就会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矛盾更加深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科研队伍与产业队伍密切结合，从整体来说，应鼓励科技人员走产业化道路，应鼓励科研队伍与产业队伍密切结合。

    目前，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渠道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国家计划推进，例如，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产学研合作；科技企业以及其他转化渠道（科学和技术咨询等）。但是，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统计表明，大企业在推出拳头产品方面有优势，在高技术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面有绝对的的优势，这表明大企业应该承担起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重任，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化、产业化的主体。

    另外，在高新技术转化方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成果要起点高、有创新，从某种意义说，只有创新才能转化；另一点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需要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结合，这是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市场机遇。为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展，国家应选择、扶持有前途的高新技术幼苗，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

    4.以各种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

    研究与开发（R&D），对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种高新技术产业和任何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都是提高生产力的源泉。目前，我国R&D 费用占GNP的比重以及企业的R&D强度（研究与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这两项指标都很低，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一方面应加大R&D的投入， 另一方面应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投入。

    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主要由企业自身承担，企业成为技术创造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调控，依靠科技进步在产业界变成了自觉的需求，达到了良性循环。总的来说，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则企业自身所承担的R&D费用的比例越高， 反之亦然。在工业化国家中，所有国家的企业承担R&D 经费的份额均超过50％，而政府所负担的R&D费用少于总R&D经费的50％，平均都在40％以下。在中国，企业仅占32.4％，另外的67.6％为政府负担（1993），这说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仍然在国家和政府，远未成为企业自身的自觉需求。目前我国技术创新主要来自政府的推动与扶持，企业本身尚未形成对技术创新需求和依靠科技进步的自觉行为。因此政府在推动科技界改善科技供给的同时，更应该以资金、市场和优惠政策方式，千方百计鼓励与刺激企业加大R&D投入， 逐渐把政府关于两个转变的要求，真正落实到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为重心，以企业为基石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去。此外，除了政府应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投资外，企业也应多渠道增加R&D经费投入，使高新技术企业R&D的强度至少达到50％以上。

    5.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市场，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当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突出表现在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企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风险投资基金不发达，这严重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对于当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

    （1）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应提高R&D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推动中国高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建议国家设立高技术产业发展基金。

    （2）企业应努力增加技术开发经费，该经费可按规定列入成本。 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都要安排一定经费，用于相关的技术创新工作。

    （3）在国家信贷计划中增加高科技贷款比例， 支持发展高技术产业。

    （4）建立风险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催化作用表现在：a.实现高投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高投入，而风险投资通过聚集社会各方面资金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投入；b.分担高风险。由于风险投资来源于许多投资者，从而每个投资者承担风险较小；c.共享高回报。尽管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中试与商品化有高风险，但一旦成功便会获得高收益，从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历史看，投资者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一般都能获得较高的回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风险投资是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另一方面，风险投资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5）优先安排高新技术企业上市， 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供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第二板块市场。

    6.发展信息产业，使高新技术企业能获得开发产品和开拓市场所需的各种信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信息保障。

    简单地说，高新技术产业化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高新技术研究成果使之产品化，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能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是产品的创新。生产新产品是一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件新产品的问世，特别是使它成功地进入市场和占领市场，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之一就是信息保障。没有高新技术产业的信息保障。

    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时，必须掌握有关该产品的一些关键信息：首先是该产品需求量的调查和潜在市场开发可能性的调查；其次是消费者对价格承受能力的调查；第三是提高质量的降低成本方面的潜在能力，这主要依靠科技人员通过研究与开发活动来解决；第四是销售渠道的开发；第五是充分掌握竞争对手的情况，特别是有关同种同类新产品的关键信息，才能使自己的产品在占领市场上成为优胜者。我国应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使高新技术企业能获得开发产品和开拓市场所需的各种信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信息保障。

    7.在发展科技工业园方面，在政策上应由区域倾斜转向技术倾斜和产业倾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约化发展。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建立科技工业园区是加速高新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工作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具相当规模。我国在创建科技工业园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样取得了显著成绩。至今全国建立起120 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国家级的有53个，其余为省级高新区，每个高新区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发展政策，并确定了微电子和电子信息、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一体化等11个优先发展领域。

    目前科技工业园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起点。在发展科技工业园方面，政策上应在重点扶持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将优惠扶持政策由于原来的区域倾斜转向技术倾斜和产业倾斜。这样既可以建立新兴产业，促进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又可以利用高新技术有重点在改造国有企业。与此同时，应该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组织协调，增加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资金的集中度，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约化发展，避免造成高新技术产业的粗放式发展。

    8.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掌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加强技术创新工作，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特别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加速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保证。当前，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首先要由过去传统体制下以政府为创新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即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的创新主体。我们必须一方面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另一方面改革现有的科技体制。在提倡产学研结合的同时，科技主管部门要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引导一些科研院所逐渐归入企业，把脱离于企业之外的科技力量组织到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中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弱、科技人员缺乏的矛盾，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主体。为了增强我国企业和重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当前我们要加强一批企业和重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推广一批能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共性技术。此外，要加强“863”计划、攻关计划与火炬计划的衔接、集成， 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作用，合理配置资源，形成若干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有一定经济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

    9.制定人才培养和吸引政策，造就一支多层次、复合型、跨世纪的致力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宏大队伍。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能否蓬勃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中国人才政策上能否有所突破，能否营造涌现高新技术“天才”的机制与环境，能否留住一流的高新技术人才。

    搞好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关键是靠智力投资和人才建设，既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又应有一批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推动技术创新的是企业家。为了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需要造就一批有创新意识、有事业心、有紧迫感的民族高新技术企业家。造就一支多层次、复合型、跨世纪的人才大军，注重建立灵活、有效的用人机制，不拘一格用人，创造出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宽松环境，才能赢得人才竞争的优势。

    10.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经济合作， 重视知识的国际来源，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国际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正脱颖而出，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和引导我国有实力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和集团走国际化道路，除了在国外设立海外销售分部和生产分部外，还应建立研究开发分部，重视知识的国际来源，按照所在国的客户需要进行研究开发，开发出新产品，占领海外市场。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作为科技成果商品，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有条件的创业中心，建立中国的国际企业孵化器，将极大地吸引国外的高新科技成果，使之实现商品化、产业化，这也是我国寻求分享外国科技成果的一种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做了主题为“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 ”的演讲。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因为城乡发展、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城市之间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协调的因素，顾此失彼的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运用科学发展观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一、与区域发展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得到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从1978年的17.9%到2004年的41.8%，26年增长2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92个百分点。但发展很不平衡，出现了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现象，有的人提出了京津唐周边地区的贫困带问题。这是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突出表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很不协调。中国城市化拉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间的竞争加剧，政府投入力度加大；另一方面是市场拉动，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驱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无限扩张。在城市发展中，有些领导不加思索地借用国外已受到批评（过时）的“现代主义“城市发展模式，使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1）工作在市中心居住在郊外，导致交通拥挤，效率低下，集聚效应明显下降，本来需要半小时的路程，却需要2小时以上，加大了参与公共活动的成本，造成心灵上的封闭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在国外“新城市主义”逐渐受到欢迎，“新城市主义”主张同一街区应集合多种功能，如商业、办公、公建、居住和休闲混合布置，避免了单一化与交往成本的加大，也缓解了交通拥挤，这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住一起”的思路是一样的。但有些城市仍沿着“过时”的模式发展。（2）房地产业的无序开发，破坏了城市原有特色，导致城市总体规划无法真正实施，高驾桥林立，进入城市就仿佛进入一座迷宫。其结果是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无法统一；（3）城市与区域间的农村差距拉大，“繁华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更加明显化；（4）城市的无限扩张与房地产的无序开发，侵占了大量的肥沃耕地，导致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拥入城市谋生，沿海地区农民工在二产从业人员中达57.6%，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达80%以上，但这些人口又不能融入城市，导致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的产生。
上述种种问题，反映了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城市与区域矛盾的焦点，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很好的解决。
二、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的问题
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必须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谓城镇体系，就是指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要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中心镇）组成的城镇网络，只有内在的城镇网络，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以出现“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现象，不仅仅是区域经济不协调的表现，更是城镇体系不完善的体现。
在交通比较发达，信息现代化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的发展不一定放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开发成本和交易、居住成本都比较高，而城市的臃肿和效率低下已十分明显，合理的工作与居住之间路程是半小时之内，而北京要达到1.5—2小时,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行上,哪里还有效率?由此可见，当区域中心城市过于臃肿时候，其功能和人口要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转移，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建制镇（中心镇）。中央十五规划期间，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就是让人们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城镇。像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比较发达，其发展重点应放在中小城市和镇，而中西部地区，有的地区城市首位度还不高，其辐射力和吸引力不强，应重点发展大城市，就避免了过去城市发展政策的“一刀切”。城市化与城镇化，一字之差就给地方留下较为主动的发展决策权。
应当指出：构建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协调的基础，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目前在中小城市发展中严重浪费土地资源，土地利用率不高的现象较为普遍，从完善城镇体系角度讲，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城市布局的调整，合理配置土地资源，解决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问题，是“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
三、城镇化与房地产开发问题
房地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城市个性特色和城市规模的扩大，都要靠房地产业的开发和创造。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对城市发展方向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房地产的开发，必须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及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会把城市搞乱。应当看到：一方面房地产的开发对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市景观面貌、提高环境质量，推动城市化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利益的拉动也会出现许多无序开发，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城市规划部门之间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不同，双方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就产生了较多矛盾和冲突，直接导致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之间的非协调发展，对城市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进行指导和控制。首先是搞好国土资源区域利用规划，用土地指标控制房地产的无序发展；其次，是运用金融政策和税收杠杆调控房地产的炒作和非正常发展，抑制住房价格的迅速提升，为普遍百姓创造改善居住环境的条件，使房地产开发限定在规划范围内有序发展。
目前，房地产开发由于大城市的利润高，国内外的不少资金都拥向大城市房地产开发，拉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升迁，并导致结构性的不合理继续发展。一方面使大城市的臃肿难以消除，“城市病”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及区域发展落差加大，因此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区域间作出整体性发展规划，运用金融和土地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以推动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都拥向大城市，最终还要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来吸纳绝大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城镇化的基本方向。因此，房地产开发商也不能光从眼前利益出发都拥向几座大城市，中小城市房地产开发从长远看，有广阔的开发空间和前景，也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走势。目前一些聪明的房地产开发商已向二、三线城市迈进，这是应该鼓励的。
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的创新点，是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节约省地型住宅，全面推广节能技术、制定并强执行节能、节材、节水标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建设节约型城市，“十一五”末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这是针对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重的问题提出的，突出体现了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必要性。
应当看到：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基础和条件，电厂的煤碴制砖，污水处理后用中水浇地，以及各种废物资源的再利用，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我国城市发展所利用的土地资源和产生的GDP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东京是北京的10倍以上，其他资源的消耗量也比发达国家高出30-40%以上，这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所在。 (刘维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首都经济圈与京津冀大城市群的现状、趋势与问题
1、京津冀大城市群是我国的三大城市群之一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

第一，区域发展板块和城市群形成的大背景，是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最终消费的升级与结构调整，使工业化的驱动力大大加速，这是形成新阶段的一个主要内因。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钱纳里模型概括的工业化的第三阶段，即以资本品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快速发展时期。

近些年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对重工业提出了巨大需求，也为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在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中，下力气抓机遇，为现代制造业在我国的兴起，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应该说，我国在进入工业化化新阶段的过程中，比较稳步地增强了我国的工业竞争力，同时，制造业的定位，已经站到了全球化这个平台上，瞄准的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这种战略定位是迎挑战、抓住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的结果。

世界制造业中心要求有一批世界性的行业顶级企业。他们必须具有可以在世界竞争中立足的核心竞争力。而产业的区域集聚则是现代制造业形成这种顶级企业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第二，我国城市群形成的另一大背景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加速。

预计在今后的20~30年内，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将会转移到城镇。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将形成一个人口总数为3亿的高密度空间

区域经济和三大城市群必须具有相应的城市功能和产业集聚的支撑，才能承载大规模转移的人口。我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要求新阶段的工业化为其提供产业支撑，而城市化形成的大规模人口的空间集聚，也为新一阶段的工业化准备了产业集聚的条件和空间。

总之，农村人口对现代生活模式和水平的渴望，将和城市人口对更高收入水平的追求，形成现有城市群和新城市群发展的力量。总之，我国的城市化加速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城市群快速成长的重要内在推动力。

2、京津冀大城市群与首都经济圈形成中存在的的最根本问题

京津冀大城市群主要指的是以京津唐为骨干的城市群或城市圈。应该说，这一大城市群目前已经具有北京大城市圈和天津大城市圈，和唐山城市圈。但是，大城市圈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

①北京虽然已经形成了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格局，但是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还未完全确立，其与第一、二产业的高效链接与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培育。所以首都经济与京津冀其他城市的差异性尚未展开，其独特的辐射力还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②除北京外，其他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形不成具有层次结构的产业集聚。

③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区划意识还比较强，跨行政区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制目前尚没有形成。

④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国有经济比重比较大，私营和民营经济的成长较长三角、珠三角弱得多。目前国有经济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最活跃的私营和民营经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由下向上打破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行业集聚和整合。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不成互联互动的城市群。在环黄渤海的64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密集的四大港口（天津、秦皇岛、京唐和黄骅港）的扩建问题。这四大港口目前都吃不饱，但仍在进行“大跃进”式的扩资和重复建设。这不仅造成了吞吐能力的闲置和浪费，还必将形成区域内的恶性竞争。

为了适应加入WTO以后的竞争格局，以产业集聚为支撑的区域联动和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世界竞争舞台的主体。长三角和珠三角中的各大城市都在找准各自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寻找区域合作的路径和空间，用合作博奕替代恶性竞争，加速区域经济的优化和提升

二、促进首都圈与京津冀大城市群加速形成的政策建议

1、北京、天津等大都市圈的规划与建设，都应当放在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基点上与以考虑。这是一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加剧形势下审时度势，在发展理念的重要变化

如果把北京放在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说首都圈要因“势”而动，而这一“势”就是：
①首都的发展正在形成了强大的聚集、辐射功能；
② 首都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梯度转移；
③ 首都的发展需要产业集聚；
④ 首都的发展需要区域联动；
⑤首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的优化。
首都圈的规划与建设要全面考虑以京津冀大城市群为龙头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这不仅有利于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大都市发展中出现的城市病，更重要的是还将奠定北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地位。

2、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

在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中，抓住制造业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转移的机遇，发展现代制造业，构造世界性的制造业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首都大城市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期，构造区域经济的制高点

在与世界经济大调整的互动中,我国经济结构与空间布局也在进行调整。在这种迅速发展的动态中，三大经济带都有一个功能性战略定位问题。但是，我们认为，首都大城市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发展有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非常不同的特点；区域性合作和协同发展，从观念到实际操作，都比长三角和珠三角要慢一些，也和对这种特点的认识有关。

①北京作为首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已经从一个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变为全国唯一一个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2002年超过60%的城市。在全国领先团队步入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即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阶段之时，北京不可能再重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回头路，那么战略性步代该如何迈出，又如何在首都大城市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发挥龙头作用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北京为了支撑首都的功能，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开始显露出某些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但是，即使如此，它也是先头兵，不可能完全脱离进入重工业化过程的主力部队。它的第三产业将以为后续大部队服务的新型第三产业为主导。

②如何审视新兴第三产业在未来经济中的作用：

一是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随着分工的细化，各经济部门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性的强度也加大了。体现各部门内部相互联系的一个个专业性很强的服务部门逐步从生产各阶段自然分离出来，形成新的服务行业。生产的全过程都有这种专门服务的分离。比如生产的“上游”阶段，分离出来的专业化服务有：投资和新产品生产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品牌设计；市场接受程度与容量的研究、咨询服务等等。在生产的“中游”阶段，与生产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有：质量控制；设备租赁；后勤供应；保存和维修服务等等。与生产并行的有：会计、人事管理、电信、法律、保险、金融、安全服务等等。在生产的“下游”阶段，有广告。运输、销售、售后服务等等。5可以看出，这其中已经包括了众多的生产性服务。与生产现代化并行而兴起的这些服务业称为新兴服务业，以和仅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传统服务业相区别。总之新兴第三产业的崛起是科技革命促进社会分工逐步细化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第三阶段，这种分工细化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同时是一个国家科技现代化的标志。

二是如果仅仅看到诸多生产性服务从生产性企业分离出来，融入了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流，认识到此还是不够的。从近年来的趋势看，第三产业所复盖的领域，有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技术流、人力资本流等等，这些社会资源在新兴第三产业的运作中已经逐步流动化，这些活化的资源在新机制驱动下的聚集和流动，不仅囊括了生产领域各部门内在联系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已经彻底改变了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地位。区域经济的迅速突起，也将得益于资源的活化和配置上的高效。

三是“知识经济”或称为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的“新经济”的兴起，对第三产业的作用更要拭目以待。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在进化中不断地演变：从自然资源、劳动，到资本，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则逐渐转向科学技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在世界各国取得重大进展，引发了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技术进步的主导作用在明显提高，并以强劲的态势推动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也将向更高层次演进。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日益起着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能力，强化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这些顶尖服务的人才的流动和聚集则直接关系着高科技中的核心技术掌握在那些国家的手里，哪些国家可以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四是新兴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特别是信息和金融，涉及国家的主权、机密和安全。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到重要的战略高度。

总之，第三产业已经不再是仅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一些传统行业，其中新兴服务业，不仅包括居民由于生活提高而新产生的一些消费的服务需求，还包括生产性服务，而且其已经逐步上升为第三产业的主体。同时第三产业还在活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上起着独特的作用。

现代制造业需要新型第三产业服务相匹配。预计新世纪的头二十年里，北京第三产业将完成内部结构调整。新兴第三产业的布局也将快速适应现代制造业的布局。

③随着传统产业的世界性梯度转移，发达国家将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展开新一轮的竞争和市场争夺。权威人士预计：以IT为主导的的信息产业将从技术创新转向技术扩散；而下一轮技术革新的制高点将在生物技术产业。到2002年底，全世界生物企业主要分布于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和瑞士八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有印度进入竞争行列。在这一领先行列中，仅美国的生物企业就拿走了全球收益的3/4。

预计首都将以其深厚的研究力量和高科技产业的实力，在新一轮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中找准目标，奋起直追。

④在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与其他城市将显示出较强的差异性。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北京将以第三产业的辐射力见长。新兴第三产业对跨入工业化新阶段的区域经济协作，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集聚的领航以及保驾护航作用，将使首都经济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以崭新的面貌和实力，步入世界区域竞争的行列。

3、战略：整合“双子星座”，形成京津冀地区区域龙头

从目前大城市群或区域产业布局的发展规律来看，以一个大城市为核心，若干个具有专业化产业分工的中小城市或镇形成外围状的幅射区域，从空间上看，宛如一种鸟巢状的分层结构。区域资源按照产业链合理配置。

但是，京津唐地区却有两个直辖市，人们称之为“双子星座”。吴良镛教授称之为“双核”。权威人士认为，大城市群的活跃与世界级竞争力的形成，关键在于是否有世界级的超级城市作为龙头或内核。所以只有“双核”共同协手，共筹共建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唐大城市群，才能争取尽早进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天津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应该强化这种差异，并在这种不同构的情况下形成优势互补。

应该看到，我国北方大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迫切需要整合，需要在历史已经奠定的基础上，整合我们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形成有利于大城市群形成的社会协调机制。

4、强化城际间的交通网络

在整合“双子星座”，形成京津唐、环渤海地区区域龙头的大战略已定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强化京津唐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迅速完善大城市群之间的交通功能。同时，推动要素资源沿这些交通网络便利而有效地流动起来，形成“点线布局”大中小城镇相结合的经济带。

应该尽快形成以通勤铁路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为主的高速轨道交通体系。城市群是以区域内各主要城市的城市圈的扩大，经济的幅射力加强为基础的。近年来北京的交通网络及其功能有了迅速的发城际间的交通网络是形成大都市圈的基本条件，京津唐城际间的交通网络的完善与强化，将成为京津唐经济迅速整合的加速点。

5、弱化行政区划，强化市场功能，培育新的经济区划的合作机制

在阻碍大城市群形成的因素中，行政区划已经成了各界具有广泛共识的最重要因素。原因在于：

①我国各级行政区划划分严格，行政管理以行政区划为限，已经成了一种定式。
②政府对区划内的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过大。即使在经济改革已经深入的今天，由于京津唐地区国有经济份额较多，国有经济改革难度较大，从而使得行政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难以降低。
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从利益机制上刺激了地方对经济的控制管理。从地方的经济利益考虑，以财权为中心的各自为政自有道理。

在这样的体制下，我国的地区经济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属性也就不奇怪了。大城市群要求各大城市圈的功能有科学地分工，在分工基础上形成紧密地协作。这些分工与协作并不以地域属性为界。这就要求打破这种长期形成的以行政区划为资源配置限界的体制，在大城市群的建设中引入、培育区域合作机制。应该说，这种新的合作机制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必须进行大胆探索。既要考虑市场运作机制，也要考虑非市场运作机制，因为市场也有失效的领域，不是万能的。

6、促进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与产业带的形成是大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目前京津唐地区并没有形成能够凝聚本地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带。

形成产业带的基础是专业化分工。目前这个地区形不成专业化分工的原因主在有两点：

一是群龙无首。虽然北京和天津都想成为龙头，但是都不具有龙头式的企业或行业，经济幅射力不强。两个“双核”又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动机，互补合作的动力不足。这状况如不彻底改变，就会形不成核心城市，带不起这一地区的城市群。

二是在核心城市缺失的情况下，虽然环渤海地区围绕京津唐的诸多城市都处于城市开发的热潮中，但是都还没有从区域经济，从大城市群的角度去审视和规划，仍盲目地以能源和重化工为主，形成结构雷同，相互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这种内耗式的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两大问题是京津冀城市群成长不起来的关键。而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牛鼻子，是京津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变内耗式的竞争为合作式的竞争，把单打独斗变为京津唐城市群的真正的“双核”。

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以积极的姿态，冲破行政区划，打造跨区域经济带，撑起“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京津冀也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7、产业整合与集聚，要同时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的生态产业链的形成
华北地区是水资源的匮乏区。水资源是制约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硬板的约束条件。建议：

①产业集聚的战略要以生态产业链的形成为基本条件。为不仅要求主导产业的上、下游之间，整体与零部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之间相互依存、合理衔接，还要求其以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符合生态平衡的产业链。

②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产业的集聚要考虑相关带动的人口集聚。因此，空间格局以及空间规模的经济，首先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性给予充分地计算和考虑，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和人与生态的关系。

③在充分认识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性的同时，要看到华北地区水务市场的重要性。大城市群的建设，可以首先协同培育水务市场。这一领域与区域高速交通网络的形成同等重要，而且商业前景要比前者更为看好。

④以人为本，通过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合谐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观要作为一种根本的理念深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8、以信息化促进区域规划和决策的科学化

在城市化激流澎拜的形势下，以信息化促进区域的战略规划和区域决策实现科学化、使资源配置合理化，是当务之急。以地理信息为主的大城市群基础信息系统不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是在人的大规模迁移，形成区域聚集，城市的发展快步加速的情况下，城市的、以及城市之间的人口管理、地籍管理、交通管理、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动态的确切信息，如果信息系统不能走在前面的话，势必影响城市群的战略选择和正确决策。

由于城市与城市群的有关信息大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定位特征，所以，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与城市群的信息系统，应该说是城市与城市群社会、经济活动的神经网络，是现代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只要记住若干组数据就可以大致明确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势的话，在大规模的人流迁移，城市建设十分快的今天，以往惯性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了。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信息系统，从80年代初期在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立项，到首先走向沿海城市；从面向土地资源管理到面向城市规划，再到面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磨合，不断创新，成为不仅具有存储、查询、检索功能的空间信息载体，还具有了模拟、评估和科学预测的功能7。显然，这对于现代城市或城市群的建设与管理是一种必要的智能工具。

从目前多数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来看，还局限于土地资源管理。虽然在交通、通讯、火、气管网等方面，已经从静态记录开始走向动态监测与模拟，但是对于动态人流、物流这样一些城市的最基本经济、社会元素的空间布局，还没有定式。

我们认为，这方面的探索具有广濶的前景。在大城市幅射力逐渐加强，周围卫星城市环绕，城市群落由产业带的联系渐渐形成，龙头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必将辐射所及腹地。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区域经济走向同步的时候，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信息系统，也将通过联网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信息系统，并逐步具有宏观调控的支持功能。

建议：北京强化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信息系统。这对于北京在华北城市群，即京津唐城市群中的核心作用是相一致的

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及功能定位分析
从战略视角深刻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协作趋势

由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所引发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并且呈不断深化之势。我国目前对区域经济协作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侧重于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比较。当然，这一方法比单个城市之间的比较显得有深度和厚度，但是这种比较仅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是有缺陷的。

缺陷在于缺乏战略的高度，更没有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和谋划。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如果脱离了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其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并且对区域经济协作的推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区域经济协作过程中，如果缺乏清晰目标的引领，我国刚刚起步的区域经济协作将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不但区域之间、而且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也进行相互抑制性的竞争，并且乐此不疲。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区域经济协作是服务于经济全球化中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区域经济，更不是服务于区域中的某一城市。

那么，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如何推进？以什么目标来引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迹象为，在经济全球化势头日益增强的环境下，在不断加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我国将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分散化发展倾向，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上对地区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规模化、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并加快营造若干具强劲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高地，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发展具有若干层次性要求。

第一层次为区域内的合作。以目前发展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城市和地区为核心，在我国搭建若干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区域性高地，使其不但具有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而且应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对外拓展，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层次为区域间的协作。以若干区域性都市圈为节点，建设和形成功能互补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其意义在于都市圈和区域经济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国民经济组织水平和竞争能力，是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资源要素组合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区域经济协作并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是在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中各自封闭地进行，而是首先进行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整合，然后把这些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以功能建设为导向，再进行更具开放性的经济协作整合。

区域经济协作应是开放性的，而不能封闭性运作。所谓的开放性其含义在于产业结构的动态性调整和组合，区域经济协作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产业组合重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平台。区域经济协作的实质性意义是通过集聚和辐射进行要素资源的优化重组：集聚是内敛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而辐射是开放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区域经济协作、或者是都市圈建设的意义不可能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和辐射仅仅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协作中，资源要素优化重组的集聚和辐射范围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第三层次，通过若干优势明显的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高地的组合，功能互补，从而构筑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系。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向全球市场拓展的产业体系。

对前面的分析作一个简要总结：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协作联动、都市圈建设是为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操作平台、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大的竞争能力。这一视角将对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产生更深刻的思考及更合理的举措。

二、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分析

1、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基本情况及比较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的共有１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这１6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１％，人口占全国的５．８％，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８．7％，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２２％和全国出口总额的２８．４％。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珠三角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五个地级市及若干县级市，共计14个市、县（区），土地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人口2365万人。目前，珠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总量的9.2%、9.1 %、34.6%和27.1%。


――京津唐都市圈：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和5个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万人。

虽然我国的都市圈主要是经济圈的概念，但在目前行政性区划体制下，就功能定位来说，还要就目前各行政区划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都市圈经济基本上占当地行政区划经济的极大比重。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些都市圈的行政区划范围来讨论其功能定位。


（注：括号内数据为该区域占全国的比重）

下面以2002年的数据，对三大都市圈所属的行政区的经济基本状况进行比较。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人均GDP水平看，长三角区域的江浙沪为最高，广东次之，京津冀最低。江浙沪人均GDP为全国水平的2.13倍，广东1.83倍，京津冀为1.52倍。

（2）开放度

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广东最高，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5.61％，江浙沪为184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29.78％，而京津冀仅为819亿美元，占13.2％。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江浙沪为17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33.25％，广东113亿美元，占21.48％，而京津冀仅为40亿美元，占7.75％。

（3）创新能力

在各区域的专利申请方面，江浙沪为50310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4.47％，广东占全国总量的16.7％，京津冀则占全国总量的11.96％。

根据以上对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主要的判断为：

（1）江浙沪无疑为全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但人均GDP全国第一，而且开放度、创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这一区域经济实力强劲，基础扎实，发展潜力雄厚。

（2）广东的突出优势是其开放度相当高，特别是其外向型特征明显。广东的进出口总额一省压倒江浙沪二省一市，能力超强。同时，广东的创新能力也不弱，就人口总量分析，专利申请广东是2287人/件，而江浙沪是2713人/件，京津冀是3726人/件。表明广东地区创新活跃，其市场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是有助于创新活动的。

（3）京津冀的各项指标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弱的，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外向型和开放度方面的指标，与其他两个都市圈之间的差距十分大。2002年京津冀仅吸引外资4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75％，而江浙沪为其的4.37倍，广东为其2.82倍。这些指标可以表明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作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三大都市圈中，长三角所属的江浙沪发展潜力最大，该区域不仅有上海这一龙头城市，而且周边地区的发展成熟度高，协作配套能力强。由于外资逐步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与江浙沪的完备产业体系相结合，长三角、江浙沪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和动力。

广东的发展主要是外资拉动的。而大量外资进入广东、特别是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根本原因在于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这是一种政策导引的产物，同时还在于广东濒临港澳，地缘和人缘相近。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外资进入更看重区域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加上广东总的来说其产业基础不够深厚，因此，广东吸引外资有相对趋缓的势头，外资大量向长三角集聚。但由于CEPA政策的推出和实施，使得广东与香港将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可能迎来第二轮发展浪潮。特别是香港的服务业与珠三角加工制造业的结合、与创新冲动的结合，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倍增动力。

京津冀区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中上游水平，其目前的发展势头远远不如江浙沪和广东。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京津冀地区的协作联系深化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在正确的目标导引下，加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其发展潜力同样是巨大的。

2、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趋势

（1）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该区域发展目标指向是成为世界性的市场和服务中心之一，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高地。其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以金融市场和航运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为手段，加快资金、资本和货物流转，在这基础上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层次，特别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大规模吸引外资，在这一区域奠定世界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产业的发展基础，成为推进和提升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产业布点区域。

因此，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应成为吸引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成为中国的产业高地和经济中心。长三角区域要下一个决心，明白一个宗旨，长三角要做的产业必须是在全国一流的，是领先的。特别是上海，目前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经过进一步的整合，长三角都市圈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装备产业、信息产业、造船产业、能源设备产业等，将在全国做成一流水平。

长三角今后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打造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并逐渐把产业的控制部门和高端部门留在中心城市，而把协作配套业务向周边地区及全国扩散，并借此延伸长三角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辐射半径和影响区域，把产业做大增强作为服务业扩张的基础和依托。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中心和产业布局重心，已经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上海必须实行“双辐射”战略。这是上海成为市场中心和服务中心的重要条件。

所谓的“双辐射”战略是：我国主要以大市场的优势和充分供给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接受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和充裕资本的辐射。这种互补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各方面水准，其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主要瞄准发达国家市场，而我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则主要是瞄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以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辐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实行互补，如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对外投资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等，这是我国在特殊国情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样，一方面是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辐射及与其互补，另一方面是我国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辐射和互补。但在同时，国内也在进行着这种“双辐射”的互补动作，即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及互补。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沿海地区的集聚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发达地区也将产生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总的态势将是：就国家间的经济协作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对周边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辐射和互补；就国内来说，一方面是我国沿海地区接受跨国公司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在接受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后，将大规模地展开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在这进程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无疑是处于“双辐射”的枢纽转换地位。

只有在产业和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其辐射能力才能体现和实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应该有意识的加快“双辐射”模式的运作：如以上海深水港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港口资源的整合；以上海资本市场为核心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上海汽车产业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汽车产业的整合及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以上海宝钢为核心对周边地区及全国钢铁产业的整合；以上海石化产业为核心对国内石化产业的整合等。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以上海及长三角的制造业能力、金融实力、相对技术优势的组合，形成综合性的开发能力，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辐射和互补，并积极开拓对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辐射和互补。

以此为目标，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是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翼的产业现代化和配套能力为支撑，而江苏和浙江的发展应该以做大、做强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为其长远发展的依托和动力。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各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我国经济格局的演变为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考虑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协作联动，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培育和突出区域经济特色和优势。

长三角都市圈确定以上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是有基础的。

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该区的加工工业具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对国外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及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同时，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快调整，以上海金融、航运中心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金融保险、通讯、信息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正趋向高度化，向生产者服务业方向提升。这样的产业发展态势为长三角区域、为全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产业的系统支撑。

长三角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在占全国土地面积1％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7．25％的城市(地级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及所管辖的70个县(市)与上海经济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上海增长极的经济扩散。

同时，长三角区域历史上的经济联系纽带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联系和经济纽带。这不同于珠三角。珠三角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的经济布局和产业联系，而长三角则分属两省一市，虽然相互间存在着各种竞争关系，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其所达到的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在国内各区域间是水平最高的。

从全国层面来看，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建设的目标是要在全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中起到整合性、龙头性的作用。目前三个都市圈，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功能上的组合，从而形成更为合理有效、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民经济整体框架。由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如果长三角都市圈的功能定位能够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区域协作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将对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起到整合和带动作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可能形成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心、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北圈为南北两翼的发展态势。

（2）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成为我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及全球生产基地。

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必须结合未来港澳与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在CEPA推出之后，加快一体化整合及明确发展潜力所在是粤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是香港的强项，市场环境的自由度高是深圳的突出优势，而以广州为中心展开的珠江两岸已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因此，珠三角的功能定位来源于这样的设想：以香港的强大服务能力与珠三角的创新、创业环境相结合，成为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创新、创业中心之一，并力争成为有影响的技术专利交易中心。同时珠三角应以新的优势吸引外资大规模进入，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打造世界加工生产基地的影响和效果。

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将是：珠三角是以产品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而长三角是以产业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性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光电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国内外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大型企业相继在这里设立组装点，目前在珠三角集约了5万家零部件生产厂家。根据珠三角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珠三角的发展内容将主要是多出企业，通过技术引领、人才和资本吸引，形成相当规模的集聚效应，加快发展步伐。

但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也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普遍性缺陷，那就是缺乏更多的具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产品。因此，珠三角要加强内部的互动：以港深联手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基地，以技术创新推动珠三角加工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以这一效应吸引全球更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珠三角的集聚，并逐步增强珠三角产品的加工生产能力对周边地区及全球的辐射。

我们认为，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视为大都市圈进行功能定位的分析是合理的。将大珠三角都市圈发展成为一个具加工生产、现代物流、金融和专业服务、旅游娱乐以及信息资讯中心等综合性优势和功能的经济区域。

（3）京津唐都市圈：成为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科学中心。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应该借助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之一，为中国参加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基础，作出贡献。

在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上，京津唐都市圈应该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营造。其内涵为：首先，在全国来说，京津唐都市圈位于首都所在区域，当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次，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京津唐都市圈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专家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科研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唐比肩。

但在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我国北方未来的工业化重镇将是东北地区，随着振兴东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及改革开放深化，东北地区将重新崛起，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因此，京津唐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减轻发展成为工业基地的压力，着重营造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

第二、京津唐区域的加工制造业相对地向天津和唐山集聚，并借产业疏散之机来适当分流人口压力。特别是利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带中的中心地位，更多地承担制造业发展的任务，并加强环渤海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协作联系，作为烘托首都北京的强大经济基础。

第三、调整北京目前所承担的过多的功能，明确以营造环境为目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旅游景观、城市形态、会展设施及能力、文化氛围和市场、大商贸、科研体系及立体式交通枢纽等。使北京成为既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深蕴、又富现代气息的大国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

第四、在北京至天津之间全力打造一条密集型城市带和产业走廊，并提高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各方面联系强度和深度，大幅度增强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

应该承认，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已落后于长三角都市圈和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京津唐都市圈内的各方联系松懈，优势不互补，各自为战，导致整体实力不强。非常可喜的是，京津唐都市圈各方对区域协作的认识都有明显的提高，协作步伐在加快。特别是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机遇，对该区域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规划、调整和建设，京津唐都市圈将以全新的面貌成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地。

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的基本分析总结如下：

――长三角都市圈：以市场服务业中心及制造业高地为其发展目标，主要功能定位于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尤其是提升工业化基础――装备业水平。其产业发展将经历由“重（重化工业）、套（成套设备）、全（产业链）”转向“轻（高端部门及产业服务）”的较长过程。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产业发展的系列技术创新突破为主。在市场服务业方面，主要建设和发展以金融和航运（资金流和物流）为主体的市场服务体系。

――珠三角都市圈：结合区域内各方的优势，以创新、创业中心及高科技加工生产基地为其发展目标，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产业发展向“轻（轻型产品）、新（新型产品）、外（外向型出口产品）”发展。在市场服务业方面，借助香港的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新技术向实用产品的转化。

――京津唐都市圈：以政治、文化、科学中心为其发展目标，以环境营造为抓手，建设和发展与大国地位相适宜的首都景观和氛围。制造业功能适当减轻，并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天津转移和集聚。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是以形成全国性的科研体系，组织科研项目，瞄准重大基础性技术突破为目标。

三、国家战略规范下的都市圈发展导向

从我国目前及未来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趋势看，将产生以下经济社会文化高地：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部（以武汉为核心）都市圈、及长江上游（以重庆为核心）都市圈。

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导向是为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加快发展服务的。区域经济协作首先应形成更为有效的区域性产业结构。即在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较以前更合理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外辐射拓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突出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及产业的组合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寻找自己区域的正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贡献区域的力量，为区域对特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创造更为有利的状况；第三，区域经济通过协作联动及整体优势的进一步营造和发挥，并通过对全球资源要素及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得这一优势体现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中。

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及都市圈的建设来看，与以上分析是十分吻合的。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游（武汉）都市圈和长江上游（重庆）都市圈分布在我国的南部、东部、北部、中部和西部，它们首先承担起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同时，这些区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营造在国内的突出产业优势和经济功能，为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同构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些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必须基本配备的，是为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发展基础和基本手段，如商贸、轻加工业、甚至是一些在目前条件下合理的重加工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业的发展，而是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于建立和发挥本区域的什么经济功能？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对国民经济整体优化发展有害的是经济功能的同构，如各区域都要成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制造业高地、研发中心等。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研发的支持。但这仅是一种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是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支持。而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建设是有条件的，在一国内不可能是多中心的，这方面的同构是一种功能的严重冲突和社会经济整体效益的巨大损失。

比如我们说北京是我国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并不是说只能是发展政治文化，这很明显是不合理的。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定位主要是突出政治文化功能（当然，这里的政治文化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制度变革的超前、政策突破的引领、文化产业的突进、科学事业的突破等），这将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贡献出区域所特有的优势。

如果我们以这一战略视角来审视我国目前正在展开的区域经济协作和都市圈建设状况，那么我们的有些做法和认识是有缺陷的，是比较短视的，缺乏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和长远发展思路。特别是对推进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城市来说，提高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区域的中心城市目前的状况似乎都在考虑如何在自身狭窄的范围内建设全面的产业体系。但是，区域经济协作不是一种简单的地方经济的叠加凑合，不是地方经济总量的加总。这种认识和做法有害于区域范围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有害于产业分工协作深化，更无法创造出区域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突出区域的经济功能。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竞争力提高是不利的。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中心城市的加快发展同样是有害的。在一个恶性竞争、各自为战的区域内，所谓的区域中心城市是缺乏基础的，站不住的。区域协作的低水平将无法烘托中心城市的高度。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进一步增强协作联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如何营造具有全国性、全球性的区域突出优势和功能。特别是这一优势和功能是与上海向世界城市的发展相吻合、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吻合、与中国赶超型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相吻合、与中国快速增强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要求相适应。

（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靳嘉春、姜婷、孟啸华为本文的写作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理。）
（陈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